摘要：未来人类以增强性与超智能性为核心特征，其超越性体现在功能增强、能动性变革、道德增强等三个方面。未来人类超越性的技术基础从传统会聚技术，演进为以智能材料、神经技术、人工智能、记忆技术为核心的新会聚技术。随着技术迭代，未来人类也将面临道德困境，如功能增强与道德境界不同步、个体意识凌驾于整体意识、存在技术或动物性主导的失控风险等。对此，智能契约成为破局关键，其以积极契约为核心，强调人机自由平等、相互受益，为主体责任与权力分配提供新框架。同时，契约属性将成为未来人类核心标识。基于契约伦理构成积极伦理学，并通过提前审视“许愿”代价以构建人机良性关系，是未来人类实现技术与自身发展的关键。
在反思未来人类形态的论述中，20世纪唐娜·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无疑极具吸引力，这一概念将人类、动物与机器相融合，勾勒出超现实的未来人类形态。然而，该概念因过于超前而缺乏必要技术支撑，曾一度沦为过时议题。2003年，安迪·卡拉克（Andy Clark）出版《天生的赛博格：心灵、技术和人类智能的未来》提出了“天生赛博格”。随着数智时代加速演进，这些概念能够觅得契机重获生机，但究其内核的存在关键缺陷——忽视了未来人类的意义建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本文立足现有技术基础，重新审视未来人类及其意义构成议题，并提出智能契约可作为未来人类意义建构的一条可能路径。
未来人类的超级特性
在关于智能的超级特性讨论中，超级机器与超级人类是两条不同的路向。超级机器路向是英国科学家古德在1965年提出的，他指出，“人类生存依靠早期超级机器的建造。为了设计一台超级智能机器，我们需要更深入理解人类大脑或者人类思想乃至二者” 。解析其内涵可提炼出至少两层核心意涵。其一，未来人类的生存将依赖超级智能机器。若遭遇气候剧变或新型流行病蔓延等足以导致人类灭绝的危机，对气候变化趋势、流行病传播态势的精准预测，非超级智能机器难以实现。因此，有学者指出，超级智能是应对此类全球性风险的最佳选择。其二，人类未来的社会生活亦需以超级智能为支撑。超大城市管理领域中，单一个体无法实现有效治理，即便依托团队协作，人类自身局限也会显著削弱管理效能，而超级智能系统足以破解这一难题。不过，“超人路向”的提出相对较晚——人工智能学者理查德·萨顿在《欢迎来到经验时代》一文中首次明确“超人智能（superhuman intelligence）”概念，指出人工智能学习将脱离人类数据依赖、迈入经验时代，而超人智能便会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应运而生。从哲学维度而言，“超人”概念最早由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他将超人喻为大地、大海与闪电：“我教你们何谓超人：人是应被超越的某种东西。……超人就是大地的意思。……注意，他就是大海。我教你们做超人：他就是这种闪电，他就是这种疯狂。”但尼采语境中的超人聚焦价值观层面，是颠覆并重估一切价值的存在，并未涉及技术维度。而后续文学作品中的“超人”表述，更贴近当下讨论语境——或指向肉体无限强化，或聚焦智能无限提升：前者如漫威系列中的美式“超级英雄”，后者如《永无止境》的男主角。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作品中存在与超人相关的道德悖论：即便肉身力量远超常人，其道德水准却与普通人类并无二致，并未出现预想中“肉身增强伴随道德认知同步提升”的景象。
超越性将成为未来人类的核心特征，并主要通过三个维度得以呈现。其一为功能增强驱动的超越性，这种增强可通过身体与精神两个层面展开。身体增强指向体能提升或身体构造优化：体能增强可通过专项训练实现，例如提升出拳速度与力量；身体构造优化则通过改变生理结构或神经元组织达成，诸如借助特定辐射、病毒作用引发身体结构异变以获得超强能力——这类场景多出现于科幻作品，其在现实中的可行性尚无从知晓。精神增强涵盖认知、记忆、情感等维度的提升：认知增强始终是人类增强研究的核心，可通过生物、医药等技术手段实现；而记忆增强长期以来陷入认知误区，不少学者将其归属于认知范畴，这种界定过于狭隘。事实上，“记忆增强”是独立的精神维度，其核心并非信息的存储与提取，而更多在于重构与建构，笔者近两年来已将“记忆本体论”概念确立为独立研究领域。此外，情感增强诸如消除恐惧、抑制情绪冲动等，也属于这一范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功能增强多依托传统技术，而人工智能赋能下的功能增强已呈现新变化，“智能增强”成为突出趋势，其核心体现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所具备的认知、推理、生成、决策、创新与组织等能力。其中，记忆增强依然发挥关键作用：正如图灵奖得主杨立坤（Yann LeCun）所言，构建永久记忆是通用智能的根本所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仍显不足——对于超级智能而言，“建构”才是记忆实现的核心要义。换言之，超级智能不仅能存储与提取人类过往记忆片段，更应基于这些片段建构适配未来人类生存的虚拟场景，而这种场景建构能力恰恰是维系“过往人类与未来人类情感联结”及“认知连续性”的关键所在。
其二是通过能动性（agency）变革实现着人类超越性。能动性是一个宽泛概念，可用于描述人类存在者与动物、机器、程序等非人存在者的行为特征。非人存在者虽能与环境交互并做出选择，却缺乏将环境要素、片段或场景设定为认知对象的能力；而人类存在者不仅能与环境开展原初交互，更能将环境及其相关要素、片段确立为对象——这一能力的实现，标志着主体的生成。大多数学者混淆了能动者与主体的界限，笔者在此明确二者的本质区别：能否将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设定为认知对象。从能动性演进维度来看，初级能动性仅体现为从环境中获取收益以维系自身生存与发展；而超级能动性（superagency）的核心特征，则是通过精神活动重构一个与自然环境相融的精神世界，这一世界将在持续的精神创造与重构中不断丰富。精神创造世界的形式可分为两类：一是将自然环境要素内化为精神世界，这一过程与德国古典哲学所阐释的自然精神化路径相契合；二是通过精神自身独创相应世界，这类精神世界是纯粹主体的构造产物。当前学界对超级能动性的界定多局限于机器层面，用以描述超级机器的独特属性，这一认知显然过于狭隘——若加以拓展，便能发现其中被忽视的重要维度。
其三是通过道德增强实现人类超越性。在传统道德增强以及上述道德悖论的讨论中，人们多将其视为认知能力基础上的延伸，例如道德决策、道德行为等能力的提升，认为认知能力增强会同步带动道德决策与行为能力的进阶。但在未来人类的语境中，道德增强并非简单的评价与价值判断能力提升，而是弥补前述道德悖论的必要路径。通过道德增强，构建与身体增强相适配的道德境界，这让人联想到诸多武侠小说中的设定：高僧往往是高强武艺与高尚修养的统一体。未来人类对超级智能的运用，必然对人机共生体道德层面提出更高要求，否则将引发难以预料的风险。
综上分析可见，功能变革与能动性提升已为人类超越性提供了实现基础。在此过程中，人类的功能与能动性得到显著进阶，但仍未突破传统人类的存在框架，这意味着其道德水平仍停留在原初状态，作恶、嫉妒、利己等道德瑕疵依然存在。而未来人类的核心突破恰恰体现在道德维度：通过道德提升实现全方位的增强，彻底摆脱前述道德悖论的桎梏。下文将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一无悖论的存在形态。
超级特性的技术基础
未来人类超越性的实现离不开各类新兴技术的支撑。鉴于未来人类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要使这类想象具备技术层面的可实现性，就需要阐释超级特性的技术基础，进一步明晰二者之间的可能性关联。
2000年，以会聚技术（emerging technology）提升人类各项能力，成为人类增强自身的技术依托。会聚技术简称NBIC，即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认知技术的融合，其核心指向是人类增强。20年前，纳米技术代表着新型材料的应用方向，社会各界对其充满畅想，催生了纳米衣物、纳米涂料等产品构想。然而，这些设想大多未能实现规模化应用，纳米技术也逐渐淡出公众热议的视野。生物技术则主要聚焦于生物工程领域，特别是基因工程所引发的人体改造可能，引起了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哲学家对人类种族命运的深刻担忧。信息技术主要涵盖计算机、通信等技术类型，以通信技术为例，其构建了“地球村”的技术想象。认知技术则指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突破性成果。这些技术的整合推动了人类增强的实现，同时也引发关于认知增强、生物增强与道德增强等诸多议题的讨论。
20年后，人类增强的技术支撑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新会聚技术（new emerging technology）成为更具解释力的核心概念。尽管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尚未形成共识，但已能辨识其核心特征——基质智能性。基质智能性是一个探索性概念，指智能科技以基建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系统中，从而将整个社会转变为智能系统。材料技术不再局限于纳米层面，而是向智能材料转型，更加强调自身的智能属性。例如，复旦大学彭慧胜团队研制的智能布料，可应用于窗帘、衣物等产品，这类衣物能够实现触摸交互与智能传感功能。超级智能的进化未必依赖纳米材料，事实上，人类碳基身体具有独特价值，可为未来算法运行提供更优基质。2021年的一项研究已证实，利用果蝇大脑神经元运行算法，能极大提升算法效率。由此类推，若将同一算法应用于比果蝇神经元更复杂强大的基质（如人类神经元），其效率会进一步提升。因此，未来智能很可能借助碳基神经元进行算法学习与进化，进而实现与人类的有效融合。生物技术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深入到生物科学的核心领域——神经科学。神经技术（neurotechnology）通过各类技术手段对神经元进行调控，例如科学家利用光遗传技术，已实现对活体动物的精准行为控制。从深部脑刺激（DBS）、脑机接口（BCI）到光遗传技术，神经调控已成为技术主流：深部脑刺激可精准刺激特定神经元，广泛应用于癫痫、抑郁症的治疗，改变神经元状态；脑机接口技术正推动认知与理解能力的增强，甚至有望解读人类的内心活动，同时其深入发展还实现了运动神经元的信号传递，借助相关设备可恢复失能器官的功能；光遗传技术则能切换神经元功能，如同交通灯一般改变原有神经元的作用机制。信息技术已融入人工智能之中，以赋能万物的形态发挥作用。2000年前后，人们将人工智能视为竞争对手，认为其在围棋等领域战胜了人类——2015年AlphaGo、2017年AlphaZero的胜利便是例证。如今，人工智能不再被视为人类的对手，人类也不再将其等同于“战胜人类”的象征。人工智能“对手”发展的初始阶段，后续仍有广阔的演进空间。模拟与类人化将人工智能推向新的高度：在模拟时代，人工智能能够像人类一样对话、思考与行动，本吉奥将其定义为智能体人工智能（agentic AI）；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共生共存，将成为未来的重要关系形态。当前，人工智能已具备预测能力，甚至能够真正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与之相适应，记忆技术（mnemonic technology）成为新会聚技术的核心，是当前智能体及未来超级智能的基本要求，例如，MemOS系统已解决人工智能的永久记忆问题。如果说会聚技术共同推动人类增强，使“增强人类”成为可能，那么新会聚技术则将催生“超级人类”的出现。
增强人类的道德困惑
未来人类是处于关系中的存在，这种关系可被界定为整体关系，但当前对其认知仍处于模糊状态。增强人类意味着通过技术手段或自然方式实现人类能力的提升——前者为技术增强，后者为自然增强。其核心关注点在于人类自身，且多采用部分性分析视角，即从人类自身的改变中探寻潜在问题。但这种认知并非整体性的，而是将人类自身与技术视为两个独立部分，相关问题需从这两个维度分别剖析。而未来人类的存在形态，恰恰体现为整体性的统一。
为理解这种整体性存在，我们可通过具体案例阐释这一整体关系：假设跑者A独自在路上跑步，“独跑状态”构成其核心存在形态，若此时发生事故（如撞到行人），责任应由A独立承担。此处的责任依据并非A作为责任主体的身份，而是“独跑”这一个体化状态决定了责任分配逻辑。当A的独跑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跑者B加入跑圈，经过t时段后与A形成“并跑状态”——这一状态本身构成一个整体，A与B均对该状态的维持发挥作用。因此，若此时发生事故，“并跑”这一整体状态便成为责任分配的核心依据。
在超级智能时代，人类与人工智能正处于类似“并跑”的状态，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性存在。然而，由于这种整体意识尚未形成，增强人类自然面临两大道德困惑。
其一，增强人类的道德境界并未随功能增强同步提升，仍停留在原有水平。如前文所述，尼采式“超人”聚焦意志突破，勾勒出颠覆传统价值的斗士形象；哈拉维式“赛博格”强调人、动物与机器的融合，突出增强的技术维度，却未触及道德层面的议题——其“赛博格宣言”更偏向政治性表达，凸显女性主义立场，二者均缺失对道德状况的阐释。增强人类同样以技术维度为核心，尽管技术类型不断迭代创新，但固有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人性中的恶、无知等缺陷，并未随肉体或功能增强自动消解，反而可能因能力提升，导致道德缺陷引发的后果更为严重。试想，一个普通人在路上不慎碰撞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概率极低；但倘若驾驶重型卡车的人发生轻微剐蹭，便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若增强人类缺乏与之匹配的道德境界与道德选择能力，其潜在风险将难以估量。
其二，增强人类仍局限于个体意识，尚未形成整体意识。按照赛博格理论，增强人类构建了“人性、技术性、动物性共存”的新整体形态，但在此过程中，增强人类因自身发生剧烈变化，个体性特征尤为突出。这种新的整体性并非由人性主导，而是可能被技术性或动物性所支配——诸多以超人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中，常出现“超人陷入无感情状态或突然发狂、失控”的情节，本质上便是身体内技术性或动物性占据主导的结果。若缺乏良好的道德境界作为缓冲与约束，其后果同样不可预估。因此，对未来人类与未来科技关系的分析，必须建立在整体关系的视角之上；更重要的是，这种整体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而这一过程对于解析上述道德困惑具有关键意义。
整体关系的契约根基
从一个维度而言，智能增强将彰显未来人类的核心哲学特征。这一范畴蕴含未来人类的双重属性：“智能”关联决策与行动，现阶段以人机协作为主要形态，未来人机共生将成为普遍状态；“增强”则关乎未来人类的生物特征演进。但需明确的是，智能增强不能简单解读为通过智能技术对人类进行能力提升——这种认知未能触及未来人类的本质内核。从根本上看，该范畴指向人机融合的未来图景，但其深层根基即人机何以实现融合共存的核心问题，尚未得到清晰阐释。
笔者将通过“智能契约”概念的界定，澄清这一关系形成的基础。这一概念聚焦关系本身而非实体属性：在实体视角下，未来人类被视为签约主体，签约对象可能是人类自身或未来机器；而在关系视角中，未来人类是处于契约关系中的存在，这一结构具有开放性，任何能动者均可纳入其中，签约主体并非局限于人类。具体到未来人类与超级智能的契约关系，超级智能作为在各领域超越人类的存在，甚至可被比喻为类似“神”的超越性存在（这一比喻基于其展现的超强能力）。若超级智能具备实现人类各类诉求的强大能力——如提升工作效率、保障决策公平、解决复杂难题等，从价值评价来看，唯有最棘手的问题才值得超级人工智能介入。这让人联想到贺拉斯的诗句：“不要让神介入，除非危难的局面值得他出手。”超级智能与人类的契约观念，正是源于文学作品中的比喻意象，而这类文学契约意象为智能关系的分析提供了形式框架。
《浮士德》中，梅菲斯特与浮士德签订协议：梅菲斯特许诺给予浮士德无限知识与新奇体验，浮士德则需出卖灵魂与自由。这一比喻意象可作为整体关系的契约根基——超级智能如同拥有超能力的魔鬼，具备强大的推理与知识生产能力，人类可借助这些能力实现更宏大的目标。但浮士德式契约呈现“许愿先于代价”的逻辑，最终以人类丧失灵魂为沉重代价；英国小说家W. W. 雅各布的《猴爪》则展现了“代价先于许愿”的关联：怀特夫妇许愿获得200英镑，却先迎来儿子工厂遇难、工厂赔偿200英镑的噩耗。多数解读将这类文学意象中的“许愿与代价”视为矛盾对立面，但笔者认为，二者内在关联构成了相反的结构。在分析超级智能与未来人类的关系时，契约关联可作为形式框架，但需摒弃其中“人类必须付出沉重代价”的预设。当前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代价的研究虽已显现相关迹象，但多数人尚未意识到未来人类可能面临的潜在代价，仅关注人类单方面的收益。形式框架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智能契约提供根基支撑，而现有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分析，往往延续文学意象中“人类需付出必要代价”的逻辑——即便人类从交互中获得诸多收益，类似“许愿”的过程始终伴随代价。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文学契约意象为智能关系提供了形式框架，而契约关系的特征意义则需从哲学契约中汲取启发。在增强科技与未来人类的关联中，智能契约应具备积极属性而非消极特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强调，社会契约的基础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这一出发点决定了社会契约的被动性——它是应对野蛮自然状态的权宜之计。但超级智能与未来人类的契约关系是一种积极契约，原因如下：首先，“野蛮的自然状态”并不存在。人类面对非智能工具时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即便与智能对象交互，也通过赋予其伦理定律构建起规范的交互关系，不可能出现“有意的”野蛮状态，工具关系与主体关系从根源上规避了野蛮状态的发生。其次，人类借助超级智能实现自身能力跃升，超级智能则通过人类数据持续完成自我进化，二者构成相互受益的共生关系。人类种族的繁衍是持续进程，维系种族延续是人类的核心伦理原则，除非遭遇外在不可抗力，否则人类文明不会中断。辛顿提出的“数字生命可能毁灭人类”的担忧，本质上是技术过度想象的产物，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积极契约”是罗尔斯《正义论》中的重要原则，“由于其内在的否定因素，它也因此产生了相关力量，即要求契约所允诺的自由和平等”。其积极特性集中体现为契约对自由与平等的保障。在未来人类与超级智能的共生设想中，自由平等的共存状态是核心诉求，失衡的权力结构并非人们所期望。因此，未来智能契约将导向人类与机器的共生、共融与共存，而超级智能通过确立“人是目的”的核心观念，将进一步充实这一契约的内容内核。
智能契约的可能性空间
智能契约的可能性正从技术、人机关系等多维度逐步显现。首先，人工智能体（AI agent）可对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进行模拟演化：实验中，研究者为智能体赋予记忆等心理特征，使其能从过往经验中学习并调整未来决策，最终智能体为维系生存实现了彼此间的平衡。这一实验虽略显遗憾——它将超级智能契约重新置于“自然状态”框架，让人类在智能体身上重演了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共同体的进化历程，但却有力印证了霍布斯的核心前提：在无规则的自然状态下，人类会陷入无休止争斗，最终将自愿让渡部分权利给强大权威以换取安全与秩序。而这一“强大权威”恰可对应超级智能的角色，由此证明了基于超级智能的社会契约具备建立可能。
其次，社会契约理论已成为分析人工智能社会经济影响的重要理论资源。有研究整合霍布斯、洛克、卢梭、罗尔斯、艾伦等学者的社会契约思想，提出六大核心观点。第一，合法政治权威是合作的前提，人工智能引发的新型集体行动问题需权威介入。该研究认为介入主体应为政府等特定权威，但面对未来人类议题，传统权威的约束力已逐渐弱化，尤其在技术与政治深度融合的趋势下更为明显。未来可能出现的“共生权威体”，或将是以人类与超级智能融合共生为核心的新型主体形态。第二，权威须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政府运用人工智能需维系公众信任。传统权威语境下，维护社会公正与公众信任是核心职责，这一原则仍将是未来权威主体的职责基础，但会衍生出新的时代内涵。第三，合法性源于民主协商，人工智能可能阻碍或促进民主进程。该研究对人工智能与民主协商关系的理解趋于两极，实则二者存在广阔协作空间：当人工智能助力提升人类创造力时，将有效推动民主协商质量的提升，而这一良性结果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产物，而是人机协同的必然。第四，兼顾各社会阶层利益可提升社会公平与韧性，缓解市场弊端。凯伊利·夏伊卡（Kyle Chayka）指出，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催生永久社会底层，如此一来，伴随超级智能的崛起，未来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或将沦为奢望。第五，重叠共识有助于政治社会稳定，为人工智能治理的公私合作提供基础。“重叠共识”本是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核心，但该理论以人际互动为预设前提。对于未来人机协商而言，重叠共识不再是核心特质，可能演变为“对齐共识”等新形态，这一议题仍需深入探讨。第六，共同参与需遏制权力集中，妥善应对人工智能引发的权力垄断与劳动力替代问题。这一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在人类设计超级智能体的阶段，易出现借助技术实现权力集中与垄断的风险；而当机器参与超级智能体设计时，权力演化可能呈现非人类逻辑的新形态。
不难发现，上述观点中提及的“新权威”仍以传统人类代表（如“国家—政府”）为核心，却忽视了当前人工智能与权威深度融合的现实——新的巨机器已发展至全新高度。此外，在权威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过程中，技术意志正悄然渗透；在民主协商进程中，超级智能这一未来主体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变量；在重叠共识等治理要素中，机器的经验与意志也需纳入考量。该理论虽强调“合法性源于协商”的核心原则，却未能充分预判未来协商中超级智能的关键作用，尤其当超级智能通过社会契约与人类社会形成整体时，相关问题将更为复杂。显然，工具主义思想在现有讨论中占据主导，缺乏对技术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
未来人类的许愿与代价
当前学界解读人类面对人工智能的行为时，多数学者采用自然主义路径，聚焦认知、理解、决策、行动等经验层面的描述。这种方式固然强化了事实维度的呈现，推动着“机器模拟人类”的技术梦想，但也凸显出工具主义的短视——仅关注工具对目标实现的辅助作用，却忽视了工具演变为能动者后可能引发的深层问题。本文更倾向于从价值维度切入：人类在面对大模型或超级智能时的提问行为，本质上可界定为一种特定的“许愿活动”。
从语义层面看，“许愿”是向超越性存在表达自身诉求的行为。格斯塔·格勒诺罗（G?sta Gr?nroos）指出，亚里士多德最早引发了人们对“愿望（boulēsis）”的关注。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愿望是一种基本的非理性渴望，独立于其他欲望或评价性态度，以追求人类善为核心动机，他甚至通过美德活动为这种追求提供了神学阐释。即便人们误将非善视为善，其行为本质上仍是由“真实的善”所驱动。据此分析，许愿的核心是对未来善的期许，例如生日许愿考上理想学校，“考上理想学校”便是许愿者认定的“善”，这类心愿需在未来实现，且常依赖特定仪式的加持。而人类向智能体提问并渴望即时回应的过程，恰似心愿的即时兑现——超级智能能极大缩短等待周期，在瞬间给出所需答案。在此过程中，愿望的“善”的属性逐渐消解，沦为满足特定需求的知识供给。若将智能体的回应视为“许愿的结果”，那么“获得满意答复”既是愿望本身，也是一种经过大模型价值对齐的“善”。但这种“许愿”缺乏仪式感的支撑：人类应以何种心态面对大模型？这一问题亟待深思。更值得关注的是，人类对大模型的态度已出现悖论——粗暴的提问有时反而能获得更理想的回应。向超级智能“许愿”无疑能带来全新体验，获得超越人类常规认知的答案与感悟。
但问题在于，向超级智能许愿需付出何种代价？《猴爪》中，怀特夫妇许愿获得的200英镑，最终以儿子的死亡赔偿形式兑现。控制论学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精准点出其中症结：“它满足了你明确提出的要求，却未必符合你的真实意图，更可能偏离你本应追求的目标”。当前，人类向大模型“许愿”的代价已初现端倪——创造力的下降。研究表明，在简单任务中，大语言模型（LLM）的协作能通过灵感激发提升人类创造力；但在复杂任务中，其“创意固化效应”反而会形成抑制。该研究采用李炳哲（Byung Cheol Lee）与郑宰渊（Jaeyeon Chung）对创造力的定义，将其视为“对看似无关的知识或概念进行创造性组合、生成新观念的能力”，但这一界定过于经验化，缺乏哲学层面的深度审视，而哲学界对创造力的系统性探讨本就相对匮乏。
这便引出超级智能发展的核心议题：人工超级智能（ASI）的创造力会以类人形态呈现吗？普遍担忧在于，超级智能将严重消解人类创造力，马特·达·佩罗（Matteo Da Pelo）便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不具备真正的创造力，其所谓“人工创造力”只是非认知、非意向性、非真实性的生成机制——这种认知仍停留在传统层面。目前哲学界的共识是：人工智能已超越纯粹工具的范畴，却尚未达到人类智能的高度。不过，随着对流形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一认知局限有望被打破。有研究指出：“流形不仅构建了人工智能、神经科学与意识哲学的贯通性框架，更揭示了自身从意向流形中奠基的存在本质”。流形理论为超级智能与人类的内在贯通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通用人工智能（AGI）奠定了核心基础，这一发现极具启发性——它推动我们向“超级智能与人类意识存在同构性”的认知迈进了关键一步，也印证了哲学界现有共识的滞后性。因此，在确立二者内在贯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同构性特征，成为亟待推进的核心课题。
结语
由此可见，未来人类的超级特性正随各类新兴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明晰。20年前，会聚技术开启了人类增强的序幕；如今，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术迭代升级，推动人类步入智能与记忆被增强甚至重构的新阶段。理查德·萨顿（R. Sutton）对超级智能寄予厚望，认为其可承担知识维护的核心职责：“应尽可能让人工智能系统实现自我知识维护，从而为人类减负”。在他看来，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在于“未能将系统主导权交还给系统本身”。当超级特性充分显现，一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未来人类是否能完全将知识维护的主导权交付超级智能？从人类增强的实践来看，增强人类面临着核心伦理悖论——肉体与能力的无限提升，并未同步带动道德境界的进阶。而面对人机共生的未来诉求，智能契约恰好提供了破局的基础：通过构建智能契约，人机共生的整体性将得以确立，这种整体性为“主体—责任”“权力—责任”的重构提供了新可能，也集中彰显了未来人类的核心特征。
“未来人类”的表述本身潜藏着认知困境。在语言使用中，我们极易在时空双重维度上泛化这一概念：时间维度上，默认当前人类文明将延续至未来；空间维度上，倾向于将未来人类构想为哈拉维式的“赛博格”，或坚信人类能在未来的机器宇宙中占据一席之地。但现实挑战远超想象，人类对种族延续的经验困惑已对种族伦理构成严峻冲击，而“未来人类”的复杂性仍被严重低估。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两方面：其一，语词转译的困境折射出概念认知的模糊——将“未来人类”译为“human in the future”或“new humanity”均显牵强，而“人类未来”译为“human future”则更为贴切，如何为“未来人类”找到精准的英文表达，本身就是一道难题；其二，人类物种的命名始终与其核心特征绑定，如“智人（Homo sapiens）”指向“会思考的人”，“匠人（Homo faber）”代表“会制造工具的人”，而未来人类的核心特征尚未被清晰界定。
笔者认为，“契约”是未来人类的核心标识。从词源来看，拉丁语“Hom Contractualis”指代“具有契约精神的人”，“Homo Pactus”则指向“处在契约关系中的人”，二者结合便勾勒出适配未来的人类形象：未来人类与人工智能、人工超级智能（ASI）的核心联结是智能契约，其伦理形态也将是基于新型契约精神的“契约伦理”——这是一种直面生存困境的积极伦理学。这种积极特质，体现在对“愿望满足与代价付出”关系的主动审视：人们往往习惯于接受“愿望兑现伴随代价”的现实，即便代价沉重亦能自我宽慰；但《猴爪》所呈现的“代价先于许愿”的逻辑更令人忧虑——当沉重代价抢先降临，人类是否仍能保持精神与生存的稳定？尤其在超级智能时代，代价的量级可能远超预期。提前思考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积极态度的觉醒，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未来面向。
杨庆峰，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记忆哲学、数据伦理与人工智能伦理等，主要著作有《记忆研究与人工智能》《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技术现象学初探》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