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了理解“真实小说中的真”的含义，金岳霖提出“样式”概念，从而把“真实小说中的真”转换成以人的本性为逻辑主词、以样式为谓词的命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篇小说被称为是真的，意思就是，“在一篇给定的小说中，对于人的本性的概念来说，体现这个概念的样式代表的是一种可能生活”。样式概念主要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概念；除了小说之外，虚构作品还包括诗歌、绘画、戏剧和音乐等等。围绕意境概念，从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中可以勾勒出一个关于“虚构中的真”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回答大卫·刘易斯等人在这个领域中所遇到的一些关键困难，尤其是他们的符合学说中的一一相应问题。
拜伦（Lord Byron）曾说：“真相之离奇，远胜于虚构。”虚构作品主要指小说，通常也包括诗歌、绘画、戏剧和音乐等文学艺术作品。乔姆斯基在《语言和知识问题》中指出，“我们从小说中比从科学心理学中学到更多关于人类生活和人类个性的知识”；意思就是，有的真相最好是通过小说等虚构作品来了解。不过，情况往往如陶渊明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无论如何，从小说文本的语句段落出发，或者从小说整体出发，以探求“小说中的真”或“虚构中的真”（truth in fiction），已经成为当前文学评论、美学、形而上学、逻辑学、语言哲学和形式语义学等领域的共同工作。而要系统地理解“虚构中的真”，则存在着诸多理论困难。
围绕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意境”概念，本文从金岳霖（1895-1984年）的哲学体系中勾勒出一个关于“虚构中的真”的理论系统，以回应当前学界在该领域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第一节介绍金先生提出的“样式”概念，并以“样式”为谓词，把“小说中的真”转换成一个命题，金先生称这个命题的逻辑主词为“人的本性”。第二节指出，金先生提出的“样式”概念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概念，他对样式概念所做的分析，就是对意境概念的分析。一个命题因为与客观世界相符合而为真，第三节围绕“意境”概念，从真之符合论的角度为“虚构中的真”提出一个系统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用来回答第四节中提到的当前学界对“虚构中的真”进行理论化时遇到的一些关键问题。第五节是简要结语。
一、“小说中的真”：从语词到命题
真假是命题的真假。用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中的话说，“真假是命题底值不是‘东西’底性质”，是命题与它所断定的对象的关系所给予命题的关系质。关系质是由于关系而有的质，这个词来自摩尔（G. E. Moore），例如甲是父亲，“父亲”是一种质，这种质就是由于甲是乙的父亲而有的关系质。在金先生的真假学说中，他坚持“符合”是“真”的意义。符合是一种关系，“以真为符合，真是关系质，它是命题与客观的实在底关系所予命题的关系质，不是命题本身底性质”。1937年4月，创刊于上海的英文学术期刊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发表金先生的论文“Truth in True No-vels”（《真实小说中的真》）。金先生在论文中提出：
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真实小说中的真。对于某些流派来说，真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关心它们。每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坚持认为，总是存在着一个关于人的本性的概念问题、一个关系样式的问题、一个关于可能生活的概念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不同的思想流派在关于人的本性的真这个问题上是否一致；我们也并不期望它们能够一致，况且即使它们不一致也没有关系。在关于人的本性的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各流派可以随心所欲地各抒其意，但是，一篇小说被称为是真的，不管是对于一个流派还是对于另外一个流派来说，其含义却是相同的：在一篇给定的小说中，对于人的本性这个概念来说，体现这个概念的样式代表的是一种可能生活。
这段引文中的最后那句话，是金先生为“真实小说中的真”的含义所提出的核心论题，即“在一篇给定的小说中，对于人的本性这个概念来说，体现这个概念的样式代表的是一种可能生活”。这个论题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次分析如下。
首先，命题有逻辑主词和谓词（金先生的命题学说则分别名之为主体和谓念），一旦确定了这两个成分，一个命题也就得以确定。在上述论题所包含的命题中，谓词是“样式”这个概念，而逻辑主词则是“人的本性”这个概念。“人的本性”这个概念也是一篇小说的逻辑主词，用金先生的话说就是：
被认为是真实的小说中，无论有什么概念，它必定是人的本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必定是作为综合整体的人的概念，而不是作为任何特定方面的人的概念，是单一个体词的概念，而不是分离孤立的形容词的概念，是由于人类彼此依赖、相互依存或彼此独立所造成的一致或冲突中的人类品质的概念，而不是仅仅具有对无羽毛的两足动物或理性动物下定义的性质的概念。
正是由于具有这段引文中所述的特点，小说的样式中所包含的人的本性这个概念才具有特殊性。对于人的本性来说，特殊性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人的本性这个概念可以是抽象的，但是它所体现的素材必须具体地加以研究。这个概念不能仅仅在命题中加以断定。如果把具体性和个性省略掉了，那么普遍性就没有得到说明，就要黯淡无色，因而普遍性可能就空洞无物了。另一方面，人的本性也不能仅仅被描述就了事。因为如果过分强调特殊性，那么就有可能失去普遍性，使得个性和具体性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人的本性的概念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有了这种统一，人际关系中人的本性这个概念就以经纬方式把概念图案和概念系统交织在一起；换句话说，小说就不会只是生活的摹本或者只是生活的抽象。
其次，我们把“体现（embody）”解释为现代逻辑中的“谓述（predicate）”。“样式体现人的本性这个概念”即“样式概念谓述人的本性这个概念”。因此，所谓一篇“真实小说”是真的，是说下述命题是真的：（在一篇给定的小说中，）人的本性（这个概念）是（由这篇小说中的）样式（来谓述的）。
由此，金先生就把“真实小说中的真”转换成了一个命题，而命题是真假二值的载体。对于不熟悉现代逻辑，因此不太习惯这种转换和表述的读者，我们可以举“真的宋画”这个近似例子来进一步说明——金先生经常使用这个例子。假如有人给我们看一幅画，说“那是宋画”，也许张先生说是“假”的，李先生说是“真”的。在习惯上，我们所谓真假似乎是应用到那幅画上去的形容词。按照金先生的看法，真假不能直接应用到所谓“东西”上去：就那幅画来说，它或者是宋画，或者不是宋画，它就是那个“东西”，无所谓真假。金先生的观点是，真假是命题的值，而不是“东西”的性质。在1948年完成的《知识论》中，他详细地解释说，“所谓真的宋画实在是说肯定那张画为宋画是真的命题，所谓假的宋画是说肯定那张画为宋画是假的命题”，虽然“假宋画的确是有的，可是，这不是说那东西是假的，也不是说它是一张宋画而它是假的宋画，这只是说‘它是宋画’这一命题是假的”。
再次，我们都认可命题由句子表达，但需要说明一下，一个句子的语法主语与这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的逻辑主词，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逻辑史上是有变化的。传统逻辑中，句子的语法主语与这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的逻辑主词是合一的，因此，我们常常有语法、修辞与逻辑“三艺合一”的说法。但在现代逻辑中，二者不同。例如，在句子“那张画是宋画”中，“画”或“那张画”是语法主语。但在这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中，“画”不是逻辑主词，这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是“x是画并且x是宋画”（用现代逻辑符号表示的公式是Hx&Sx），它的逻辑主词是x，“画”和“宋画”都是谓词。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对“人的本性是样式”进行逻辑分析。样式是人际关系样式，这种样式体现、谓述了“人的本性（记为x）”。如果用现代逻辑符号来表达，把“样式”视为谓词P，“人的本性是样式”就可以写成“Px”这一函数形式；这个形式虽然是命题的形式，但它本身不是命题，它是一类命题的共同形式。在这个命题形式中，逻辑主词是x也即“人的本性”这个概念，对于这一点，金先生是明确指出过的：
当一篇给定的小说被称为是真实的之时，这个断言的逻辑主词似乎就是在给定的关系样式中体现的人的本性这个概念。
最后，在人的本性这个范围内，谓词“样式”（即符号P所表示者）只有被解释成具体的含义时，整个表达式“Px”才是一个命题，才有真假可言。例如，我们把P解释成素数，x解释成3，函数“Px”就被解释成了“3是素数”这个真命题。金先生把“样式”（P）解释成“可能生活”。“真实小说中的真”遂转换为：命题“在一篇给定的小说中，人的本性这个概念是由这篇小说中的样式来谓述的”是因为与存在的世界中的一种可能生活相符合而为真。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真实小说中的真”的含义是：“在一篇给定的小说中，对于人的本性这个概念来说，体现这个概念的样式代表的是一种可能生活。”
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发表金岳霖先生这篇论文的《天下月刊》是由中国人主办的全英文思想文化期刊，它创刊于1935年8月，旨在向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有组织、有目的地传播中国文化。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考虑论文中的中国文化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中可能会起到的作用。具体到本文的主题，我们认为，金先生的“样式”概念是对“意境”概念的发展。当前关于“小说（或虚构）中的真”的研究，既有从构成小说文本的语句的真假出发的，也有从小说文本（或虚构作品）整体出发的，认为“对一篇小说作品的批评性评价，通常旨在明确它所表达或承诺的命题”。我们会看到，“意境”概念可以用来为这两个进路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
二、意境与样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概念是金岳霖先生提出“样式”概念的主要思想资源。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来看金先生关于“样式”的界定，然后再看他对“意境”做的一些分析和解释。
为了把“真实小说中的真”转换到命题，金先生提出“样式”概念作为所得命题的逻辑谓词：
小说批评家过去的惯常做法是把一篇小说分析为下列要素：背景、人物、情节。……但是在现代小说中，还存在某种东西，因为缺乏更好的术语，我们只好把它描述为样式（pattern）。
金先生在这里提出的“样式”，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样式。在这种样式中，一定的人物被置于一定的条件之下。这些条件中的一部分是这些人物的原因，一部分是这些人物的结果，而且这些条件还可以被描述成小说的背景或情节，尽管在这种关系样式的框架中，背景或情节都很难和人物分开。而他对人际关系样式所做的分析，则是通过对创造这种样式的特殊的感觉能力（sensitivity）来进行的。这种特殊的感觉能力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一个小说家必须才思敏捷。这个小说家必须在概念上是清晰的，在思想观念中条理清楚。
第二，一个小说家必须能够通过我们所谓的知觉敏捷，来调节或调和他概念上的清晰。这就是说，他必须能够明晰地感知对象。
第三，除了具有刚才这些理智之外，如果一个小说家还能意识到情感并能够区别它们，同时又没有失去情感上的尖锐或稳健，我们就说他情感强烈。小说家必须具备这种强烈的情感，以便把他感知或感受到的一切传达给读者。
第四，小说家必须具备使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的能力，即进入角色的能力，正是具备了这种能力，小说家才能得到读者主动积极的共鸣。
第五，小说家必须通过写作来过他的人物的生活，因此，他必须具有通过语言媒介毫无保留地表达情感起伏的才能，也即用“活的语言”提出、传达或唤起我们某些反映生活脉搏的东西。
这些方面也是样式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把这些方方面面概括为思想。在《知识论》中，金先生把思想分为思议与想象进行讨论。当然，思议与想象在事实上分不开。想象的内容是意象，我们把上面五个方面中的后三个方面归于想象、意象范畴，思议的内容是意念或概念，我们把上面的前两个方面归于概念范畴，从而归于思议范畴。“小说中的真”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内容。小说家在小说中对样式的构造可能存在程度不同的成功。样式的存在系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而设定。
首先，在现代小说中，大部头巨著不再处于主导地位，而是让位给了短篇小册子，结果就是，现代小说主要以编排紧凑为样式。多卷集的大部头巨著有似照相式地反映生活，但是，我们对经历过的生活不再是一种多卷集的赘述，而是简洁的节本，不再是翔实的模仿，而是有时出于某种选择来修正自己的观点。“符合”不是大部头巨著那种“照相式”的“符合”。
其次，一篇小说描绘出一种样式，而样式包含在小说中，同时又谓述小说的逻辑主词，因此，它是小说和小说的逻辑主词即“人的本性”概念之间的桥梁。
最后，人际关系样式是思议与想象的结果与合一，是概念结构和概念图案的统一，这样，样式概念体现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在具体思想中的综合。
虽然金先生自己没有明言，但是，我们从他各个时期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样式”概念是基于“意境”概念提出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样式”概念其实就是他对“意境”概念的发展。原因在于“表达工具有了改进，思路得以分明的技术发达了，这是不容忽视的。任何一个人，可以仍然有权采取任何适合于他的禀性的哲学，却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他的思想”。在《知识论》的“语言”一章中谈翻译的时候，金先生谈到了王国维先生的用词“意境”——“意境”往往用于诗论、画论和词话：
诗差不多是不能翻译的。诗之所重，即不完全在味，也一大部分在味。即有时我们注重意，我们也似乎是想因意得味。我们可以引用王静安先生底名词说，诗所要传达的是意境。所谓意境似乎不是意念上的意义，而是境界上的意味。这意境更是不能独立于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山河城市……等等。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意识，体会，意境是得不到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诗中的意境大都是“特殊”的。……诗底意境当然可以用普遍的字眼去形容，但是念诗的人所得到的意味，并不寄托在这普遍的情形上面，而实在是寄托在诗对于他所引起的，他自己经验中所供给的，类似特殊的意像上面。即以“千山鸟飞绝”那首诗而论，每一字都有普遍的意义，如果我们根据普遍的意义去“思议”，对于这首诗所能有的意味就会跟着鸟而飞绝了。诗既有此特殊的意境，它底意味大都是不容易以言传的。
我们在前面谈“人的本性”这个概念时，谈到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刚才谈样式的分析时，谈到了创造样式的五种特殊的感觉能力；这些方方面面，同样也是上述这段引文针对“意境”这个概念所谈的。所以，即使诗的“意味大都是不容易以言传的”，但对于“诗中的真”这个问题，就像“真实小说中的真”那样，我们总还是可以应用同样的方法来讨论。作为现代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曾经在1892年发表的论文《论涵义和意谓》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聆听一首史诗，除了语言本身的优美声调之外，句子的涵义和由此唤起的想象和感情也深深吸引打动了我们。若是寻问真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离开这艺术享受，而转向科学的思考。”金岳霖先生在1980年左右开始谈到“诗中的真”这个问题。他说：
现在从一个很小的范围或天地开始，先提出下面四句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大家知道这是古诗，但是为了避免与本文不相干的讨论，我们只说这里的四句话而已。这四句话形成了一个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里，一定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只提到人、地、明月、明月光和床。就在这个小天地里，这个人就发生了真假活动。
在这里，金先生既从诗中的个别语句考虑到李白这首诗中的真，即“那个人发生了疑问，他疑心床前的明月光是在地上的霜”，也从诗的整体考虑到了诗中的真，详细地说，“这个疑问也许只是瞬息间出现而已。尽管如此，仍然有真假的斗争，仍然有实践。它虽然是简单的实践，然而正因为它简单到不假思索的程度，它的背后显然已经有了社会实践的帮助。这个简单的实践也采取了去伪存真的结果。这个结果得到之后，那个人又转向另一活动上去了”。这首诗的四句话所形成的那个“小天地”，从内容上说，是这首诗的意境，这种意境就是一种人际关系样式；从对象上说，它是人可以在其中生活的一种可能生活。这种意境、这个样式由于符合这样一种可能的生活而使得这首诗所表达的命题为真，所以金先生说“这个人就发生了真假活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章与诗书画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古人所以传者，天地秘藏之理，泄而为文章，以文章浩汗[瀚]之气，发而为书画”。“理”“气”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分别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form）”“质料（stuff）”。晚年撰写回忆录的时候，金先生也谈到了中国画的事情。他认为，“在艺术方面，中国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山水画”。一般而言，画与意境的关系类似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只是相对于文学作品，后一种关系要复杂得多。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直接表达思想。画与意境的关系纵使复杂，但既然这种关系像是语言与思想的关系，那么金先生为分析“真实小说中的真”而提出的“样式”概念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山水画。金先生明确提出，中国山水画是有形而上学背景或者说哲学背景的：
这个背景或根源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个哲学有弊，也有利。弊很大，克服天地的能力小了。但是这个哲学也有有利的一面，它没有要求人自外于他自己的小天地（天性），也不要求人自外于广大的天。“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位童子对于他所在的山何等放心，何等亲切呀！
形而上学当然属于思议的范畴。根据金先生的观点，和西洋的山川风景画不一样，中国山水画的原则是以大观小，它没有西洋画的“角度”或“侧面”。在画上执行以大观小这个原则，他认为，就是怎样留空白的问题，“山水画的中心问题是意境”。意境体现了认识内容与认识对象的合一，认识内容既包含抽象的思维认识内容，也包含形象的思维认识内容。为了把形象思维也纳入样式和意境中来，基于1937年的工作，金先生在1980年进一步提出：
本文不用“形象概念”这个名称，我们回到传统的名称上去。老名称是“意境”。钱松嵒同志在他的《密云水库》那张画上就写了“得此意境”四个字。王国维主张用“境界”两个字，这也不错，我个人还相当喜欢。《辞海》里没有引用这两个字，本文也不用。中国是意境最丰富的国家，中国文物之多是世界上无比的。文物是什么呢？它就是物质化了的形象思维。……中国历史如此之长，承平统一，固然可以鼓舞形象思维，板荡中原也可以刺激思维形象。……钱松嵒同志在参观密云水库时把历史的和现在劳动人民的雄心壮志结合起来就得到一个伟大的意境。后来他又把这个意境画了出来成为伟大的山水画。意境是什么呢？它就是形象思维认识的内容，这个内容也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它也有反映是否正确的问题。
既然形象思维认识的内容也有反映正确与否的问题，因此也就存在着真假这个问题。所以，形象思维认识也存在着真假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金先生把思想分析为思与想，即思议与想象。就内容来说，思议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抽象的思维认识，想象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象的思维认识。这两方面的内容在具体的思维中综合在一起，就是思想、意境或者说样式。
从整体上来说，一首诗、一幅画或一篇小说就是一个思想体系，可能生活则涵盖了一个时代的客观生活，“如果这个体系正确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客观的生活，就是说，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应该承认这个体系是真实的”。
三、“虚构中的真”的理论化
一些文献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对‘虚构中的真’进行理论化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丰富而令人兴奋，并说明了我们的整体哲学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当然，也有文献认为，我们可以为“虚构中的真”提供经验规则，但对我们能否提供系统的描述则持怀疑态度。一个关于“虚构中的真”的真正的理论，不仅需要解释什么是命题，而且需要解释什么是世界、什么是符合，以及我们如何经验到这样一种“符合”。而在金岳霖先生看来，这种“理论上的真正感至少部分地靠它底对象上的实在感，而对象上的实在感至少部分地靠被知的底实在感或被知的给我们的实在感”。
综合金岳霖先生1937年和1980年两篇论文中的观点，以及他在《知识论》中为“真”所提出的系统学说，描绘人的本性这个概念的意境，由于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而使得一部虚构作品为真，正如体现人的本性这个概念的样式因为代表着一种可能生活而使得一篇小说为真。真即思想与外在于它的情形或景况或事实二者的关系。在前面，我们已经把这样一种“代表”解释成“符合”，由此，这里的“反映”也包含在“符合”的含义之中。“符合”是一种二元关系，这种二元关系的关系项，一方面是命题，另一方面是实在（reality）、世界或者说世界的一部分。
在本体论方面，金先生引入“可能生活”。因为“没有一种样式临摹（picture）现实生活，否则的话它就是历史而不是小说”，所以，对一篇被称为真的小说而言的生活，必定是一种人们可能在其中生活的生活。这里的“生活”，“指的是那些凝聚在一起的事体、行动、反应、思想、感情、激情、冲动、愿望、希望和恐惧等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日常经验的总和”。但是，这里的可能性并非纯粹是逻辑上的可能性，生活受到支配它的自然环境的规律的限制，也受到这种环境中一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的限制。当生活不受自然限制的时候，却要受到人物和性格的限制，而且也要受到历史和人类文明的限制。无论存在什么样的限制，这种生活都是通过我们亲身经历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了解或感受到的，因为从本体论上来讲，“所有的可能都是能现实的可能”，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可能都已经实现。“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可能生活就是任何可思议的生活，只要不违反人类积累起来的经验”，作为可能生活的“存在的事实，或事情，或事件，或事体，这就是存在的世界”。世界丰富多彩，可能生活极其广泛，所以，人的本性可以用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方式来思议和表达，只要这些方式对应于可以有任意多种表达的不同样式、不同意境。
我们所说的“虚构中的真”是思维认识上的内容，是存在世界的事情。但是，真不是虚妄构造出来的。真是虚构作品的原动力。对于金岳霖先生的信念来说：
真是一有尊严的原动力，不然不至于有拥护真理而死或寻求真理而牺牲的人。要它保留它底尊严，它至少要满足以下三条件：（一）公而不私，（二）可以寻求，而不能创作，（三）不跟事物底变而变。我们不必讨论这些条件，我们只说这些条件不满足，真底尊严取消，而同时也不成其为原动力了。
真作为原动力，“虚构中的真”乃是因为与世界的“符合”关系而为真，这在古人那里的说法，应该就是“原道心以敷章”（《文心雕龙·原道》）。或许还有人认为，善和美也是原动力。对于这一点，金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发表《真实小说中的真》之前的1935年，他在论文《关于真假的一个意见》中认为，“伦理学的对象虽即是善（能以善称的事实类），而研究伦理学所求的仍为真；美学的对象虽即是美（或能以美称的事实类），而研究美学所求的仍为真”。
一部作品完成以后，作者的思维认识内容得以客观化，成为读者的思维认识的对象。作品的样式、意境在作者和读者那里一分为二。虚构作品的样式、意境是特殊的，虽然我们可以说它是类似于具体的，但它并不是具体的，所以，样式、意境的传达或交流似乎很难实现。作者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样式、意境，读者如何才能经验到它“符合”一种可能生活呢？这种经验到“符合”的“符合感”或者“符合直观”（the correspondence intuition），正是当前文献中所说的“刘易斯海德格尔问题”（Lewis-Heidegger Problem，即什么是“符合”）的最关键成分。金先生提出，读者可以作为演员或者作为旁观者进入一篇小说的生活：
如果他全力以赴地进入到小说中，善于了解小说中所体现的普遍性，然后从小说中出来，那么他就必定会感到，小说中体现在人际关系样式中的人的本性这个概念对可能的生活是真的。这就是一篇小说被称为真的含义。
读者出入小说时的感觉，就是“符合感”，就是对“符合”的经验。“虚构中的真”的含义是“符合”，而“符合”还需要有标准。金先生把这些标准分析为一致性（consistency）和实在性（reality)：
尽管各种样式之间可能有多方面的不同，但其中有两种属性或性质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一致性和实在性。它们在样式中几乎以一种不可分开的方式出现。一致性由经验到的实在性提出，而感受到实在性是因为它为经验到的一致性所引导。
一个样式是否代表着一种可能生活，其标准就取决于：
[这个样式]是否在客观上与这样的一致性和实在性交织在一起，使得那些被赋予了在其他地方表现出的适当类型的感觉能力的人能够进入这种样式，而不是仅仅主观地由读者来决定他们是否进入这种样式。
可以说，一致性和实在性都不是“虚构中的真”之为真的定义，而是我们对于“虚构中的真”的相信标准。也可以这样说，这两个标准是一部虚构作品之所以为真的必要条件。实在性是“证实”方面的问题，而一致性是一部虚构作品内部的问题，是“证明”方面的问题。对此，还需要区分的是，可以证明、证实与否的问题是定义方面的问题，能够证明、证实与否的问题则是标准方面的问题。
四、“虚构中的真”：问题与回应
逻辑是命题之间的必然关系，而命题由语句表达。小说虽然由语句和段落组成，但是，金岳霖先生认为，当一篇小说被说成是真实的之时，“既不是组成小说的语句本身，也不是段落本身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小说的段落确实给我们一种真实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小说的组成部分，段落不能脱离其自身的语境，无论它可能给我们什么样的真的含义，它都是在小说整体的帮助下实现的。金先生的这些观点与当前的很多流行学说不同。
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才有助于理解“小说中的真”，在当前主流的语言哲学和哲学逻辑研究方向中，从语句出发的工作往往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以模态逻辑为主的非经典逻辑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来解释模态命题的真假。可能世界语义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才被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们引入哲学和逻辑学研究，“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概念被应用于文学理论当中则更晚，大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在文学理论和语言哲学中，“可能世界”往往与“虚构的世界”（fictionalworlds,worlds of the fiction）联系在一起，从而把“虚构中的真作为虚构世界中的真”（truth infiction as truth in the worlds of fiction）来进行研究，其中以刘易斯（D.Lewis,1941-2001）的工作最具代表性。1978年，刘易斯在《美国哲学季刊》上发表论文《虚构中的真》，成为应用可能世界来解释“虚构（小说）中的真”的开端。1980年，金先生重新思考“小说中的真”这个问题。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因果联系，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刘易斯为小说中的句子加上故事前缀“在小说f中”，从而把一个句子“A”转换成句子“在小说f中，A”。然后，他再把这个前缀当作一种模态词，从而应用可能世界语义学、反事实条件句（counterfactuals）的语义学讨论“虚构中的真”的含义。虽然这种形象化描述很吸引人，在当前研究中拥有广阔的市场，成为非常流行的研究方法，但是，刘易斯等人这个流派的理论也有自己的缺陷。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刘易斯海德格尔问题”中的“符合感”问题；此外，批评者们还提出，在“可能世界”的基础上用“虚构世界”来解释“虚构中的真”所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
这个想法引出了两个重要问题：我们想知道什么是虚构世界、虚构世界如何与特定的虚构作品联系起来。这些问题是困难的和多方面的，位于美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批判理论和形式语义学等领域的交汇处。因此，回答这些问题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虚构世界”以及“什么是可能世界”，可以参看在线版《斯坦福哲学百科》上的词条《虚构》（Fiction）及其列出的参考文献。在金先生的学说中，可能生活是任何可思议的生活，思议的限制是矛盾，只有矛盾的才是不可思议的，而在刘易斯的学说中，一个命题在一个可能世界中要么为真要么为假。所以，金先生提出的“可能生活”与刘易斯等人运用的“可能世界”“虚构世界”有着共同之处。
第二个问题即“虚构世界如何与特定的虚构作品联系起来”。如果把它理解成是由一部虚构作品转换得到的命题由于与虚构世界相符合而为真，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刘易斯提到的“世界选择各种成分”与命题的“联结如何是必然的”。在1986年出版的《世界的多元性》中，刘易斯表示：
这个具体世界选择各种成分。现在我们假定，这种选择与被选择成分的独特性质无关——它们没有任何独特性质——但它仍然与这个具体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有关。必然地，如果一头驴子说话了，那么这个具体世界选择这些成分；如果一只猫进行哲学思考，那么这个具体世界选择那些成分；如此等等。我的问题是：这些联结如何是必然的？在具体世界的某个地方，一头驴子说话了，这似乎是一个事实；还有一个完全独立的事实，那就是，这个具体世界与这个成分而不是那个成分有某种外在的关系。是什么阻止了它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为什么在这里任何东西都不能与以下这里的任何东西共存：具体世界内的任何活动模式、具体世界与抽象的简单东西之间的任何外在关系模式？
一般认为，刘易斯的著作有点不太容易理解。这段引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在一个具体世界（刘易斯所说的“可能世界”）中，一头驴子说话了，这个命题之所以为真（“是一个事实”），乃是因为这个具体世界选择了“驴子”和“说话”这样一些成分（或者说具体世界的部分），从而使得这个命题为真，而不是选择“猫”和“哲学思考”等任何其他成分来使得这个命题为真；同样，在一个具体世界中，一只猫进行哲学思考，这个命题之所以为真（“是一个事实”），乃是因为这个具体世界选择了“猫”和“哲学思考”这样一些成分，从而使得这个命题为真，而不是选择“驴子”和“说话”等任何其他成分来使得这个命题为真。“世界选择各种成分”而不是任何其他成分与一个命题的“联结如何是必然的”，即命题如何与世界的某些恰当部分相符合以使得这个命题为真，这就是真之符合学说中的“一一对应”问题。
刘易斯的理论没能回答“一一对应”问题。在之前所述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引用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中提出的“能”“所”关系学说，来回答命题与部分世界的“联结如何是必然的”。
在知识这一现象中，我们可以分析出知识者、被知识者和知识。在金先生看来，知识的大本营就是耳闻目见的世界的知识。因此，如果注重知识者，就是要注重官觉者，如果要注重官觉者，就是要讨论官觉事实，而讨论官觉事实就谈到耳闻目见这样一类事体（event）。官觉者有官，而官总有能。视官有视“能”，听官有听“能”，不同的官有不同的“能”，没有某官者就没有相当于这一官的能，官和能是一一相应的；世界或自然界中相对于“能”的部分，金先生称之为“所”。官觉事体既包含有“能”（sphere of the active）也包含有“所”（the sphere of the passive），能所关系的一一相应，是可以通过二者之间互为充分必要条件来定义的：
我们暂且把经验撇开，谈一谈自然界与官觉类底关系。它们之间有能所底关系。如果有S1,S2,S3……官觉类，他们当然彼此不同，他们所能得到的呈现当然属于不同的自然界。设以N1,N2,N3……表示不同的自然界，则S1,S2,S3……与N1,N2,N3……有一一相应的情形。我们称S方为能，N方为所，我们很容易感觉到二者底能所关系。能与所一方面固然是有限制的，S1，这一官觉类只能有N1这一自然界，N1是一特别的自然界，别的官觉类无法得到。这就是限制。另一方面，能与所也表示类型，S1与N1底相对是共相底关联。不是S1不能得N1，不是N1也不能为S1所得。从这一点着想，它们彼此是彼此底必要条件。不仅如此，是S1就可以得N1，是N1就可以为S1所得。从这一点着想，它们彼此又是彼此底充分条件。……无能亦无所，也许使我们感觉到所在能中，而无所亦不能，也应该使我们感觉到能在所中。
从金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一句话：“能”“所”之间的关系就是无能不所、无所不能。由此，命题与部分世界的联结的必然性通过能所之间的充分必要条件得到了解释。不仅如此，金先生还认为，一一相应是“符合”的主要要求。一个命题与它所断定的实在相“符合”，就是这个命题有它的相应的实在。金先生进一步提出，这个命题的“命题图案”有和它一一相应的实在：
大致说来，一一相应总有φ，说X和Y一一相应总是就某φ而说的，无论这φ是一关系或者是一性质。这φ虽可以单独地说，可不能单独地有，φ总是在一关系网中的；此所以φ底相应总牵扯到ψ，θ，λ……等等底相应，此所以此相应为一一相应。
理解这段话需要一个例子。地图上的长沙不像地域上的长沙、地图上的岳阳也不像地域上的岳阳，但是，只要地图上的长沙、岳阳在许多城市湖河的关系网中和地域的关系网中的长沙、岳阳有一一相应的情形，那就可以说长沙、岳阳一带的地图和长沙、岳阳一带符合。这里的一一相应是就平面上的距离来说的。另外需要注意，金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与实在一一相应的是命题图案。“命题图案”这个词比较费解，因为它在《知识论》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也没有解释。我们尝试根据金先生关于“思想图案”的说法，对“命题图案”这个词的可能含义做一个解释。
在《知识论》中，“真”当然是思想与外在于它的情形或景况或事实二者的关系，所谓真就是满足我们的真正感，而真正感对于单独的命题是不能说的。因为我们对于一个新发现的真命题没有真正感而只有惊异感。例如，我们刚一接触到“一头驴子说话了”这个在刘易斯设想的具体世界中为真的命题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是只有惊异感。一个理论总是一个思想结构或者一个思想图案，这个图案的内部有“一致”的问题、“通”的问题，也就是说，构成这个理论的命题之间没有冲突，甚至还有蕴含关系或者内在的关系。思想图案需要满足我们的真正感；思想由命题所表达的思议与意象所表达的想象组成，因此，思想图案包括命题图案。如果包含一个我们一心所惊异的命题的整个的思想图案给我们以真正感，那么我们能够承认这个命题为真。一个“通”的、“一致”的理论不必是一个“真”的理论，反之亦然。我们想要理解一个对象，就是想要得到一个既“通”且“真”的思想图案。所以，如果刘易斯不能解释“刘易斯海德格尔问题”中的这个“一一相应”，那么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认为他的理论“通而不真”，从而动摇他关于“虚构中的真”的实在性基础呢？一个理论如果不通不真、通而不真或者真而不通，都不能满足我们对于理解这个理论的对象的要求。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么我们是求与其通而不真不如真而不通，因为一个着重一致性而缺乏实在性的理论会“丧失掉它的力量”。
结语
评价小说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而可以用作评价的标准之一是小说所包含的真。对于一些小说，我们有时候说它们是真的、真实的或者假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理解所说的“真”究竟是什么意思。小说是文学作品，诗歌、绘画等也是文学或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往往被认为是所谓的“虚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包含的真统称为“虚构中的真”。因此，我们需要理解“虚构中的真”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如何以一种理论化方式来理解“虚构中的真”。“虚构中的真”的理论化牵涉到方方面面，既有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也有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还有语言方面的问题。以金岳霖先生在1937年和20世纪80年代的工作为契机，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概念与当代哲学中的命题理论和现代逻辑学说综合在一起，从金先生的哲学体系中为“虚构中的真”勾勒出来一个理论。
我们的理论可以看成把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中提出的真之符合论应用到小说、诗歌、绘画等虚构作品所得到的结果。基于现代逻辑学说所做的这个工作，不仅有助于从逻辑的角度来深刻理解金先生的哲学体系，而且有助于促进当前关于“虚构中的真”甚至“虚构中的逻辑”等相关研究，另外，这些分析应该也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中国文化中诗书画所传的天地秘藏之理、文章浩瀚之气。
刘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 载《文史哲》2025年第5期，第131-1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