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解后发国家增长的既有理论尝试大致经历了从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到国家能力和政治激励的解释递进，总体上呈现出从结构决定到激励能动的演进脉络。具体表现为：（1）从对现象的简单概念描述到结构性要素禀赋的归因；（2）从对单一经济要素的归因到包含制度性因素、政策选择与执行和国家相关属性等非经济因素的尝试；（3）从各类结构性要素禀赋到国家能动性要素再到增长的政治激励的归因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政治庇护和租金分配的激励动力学已然成为下一个十年重新审视后发增长的重要视角。未来学界应当进一步延续和完善后发增长的能动解释框架，在理论上避免概念化描述和结构决定论，充分挖掘经济增速变化背后的政治激励和动力机制这一潜在的理论增长点和范式突破口；在实践上深化对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认知,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实。

关键词：后发国家；非经济禀赋；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型国家；增长激励。

一、引言

首先，由于增长本身和增长的原因仍然被混淆，对增长事实的概念化描述并不利于我们理解增长背后的因果机制。诸如动员型政权、官僚化威权国家等概念，亦或拉美开发型国家非洲控制型体制和东亚凝聚性资本主义等针对特定区域的描述性概念仍然停留在对实现增长的国家体制或政权特征的简单描述。还有一些研究看似在归因，实际是按照发展结果来倒推原因。这种倒果为因式的研究往往会提出一些简单的二元类型学。

其次，很多研究虽然认识到了长期增长与短期不同的增长阶段（例如增长加速、维持或衰退）背后的原因可能不同，但在实际行文中却没有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理解后发国家增长需要避免将影响增长的长期禀赋因素与中短期的制度和政策因素混为一谈。同时，分析某项政策执行或制度选择中关键节点的时机和条件能够为分析后发国家增长提供更具备识别干预施加前后因果效应方面的价值与意义，有助于阐明影响短期增长结果的关键动力和必备条件。

最后，既有研究缺乏探究影响后发国家增长非经济因素的生成机制。一方面，虽然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将诸多要素禀赋纳入内生化处理后的数理模型，但很多影响后发增长的重要非经济因素仍然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现实中经济政策的出台、执行和固化很多时候并非像一般经济学模型所假定的那样是完全外生的，反而更多情况下是政治互动逻辑下的内生产物。因此，理解后发国家增长，需要重视那些尚未被经济学模型纳入但对后发增长发挥实际关键作用的非经济因素，以及探究这些因素的政治来源及其有效性的条件性机制上。

二、后发增长的禀赋决定论

20世纪中期以来，增长理论更多把精力放在处理要素禀赋的内生化模型当中。这些理论模型由于专注于研究长期缓慢增长，所以难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后发国家快速工业化的增长阶段。同时，这类理论模型通常暗含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禀赋决定论，很少考虑这些生产性要素禀赋变动背后的非经济推动力量。聚焦于短期波动的经济周期理论虽然考虑到了一些外生因素，但更多是对高度工业化和稳定状态下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总结，并不适用于理解后发增长。

（一）后发增长的文化禀赋

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纳入上述数理模型的禀赋，理论界往往将之处理为社会规范、认知和思想文化等文化禀赋的解释路径。这种路径的一种研究思路是尽可能地去寻找那些有利于促进增长的社会文化因素。另一种研究思路更多关注文化禀赋中的政治面向。然而，上述种种文化禀赋决定增长进程的理论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逻辑漏洞：（1）在理论论证过程中已经暗含了权力和制度性等非文化的解释机制；（2）无法进一步说明这种差异化的文化禀赋从何而来的问题；（3）难以解释后发国家之间特别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短期增长差异。

（二）后发增长的国际经贸结构

与文化禀赋视角带来的“后发优势”不同，国际维度的要素禀赋对于后发增长更多是先天不利的“后发劣势”。这些因素不仅有外商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产业发展的负面效应，更突出表现为国际经济贸易结构的不平等属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从不同生产要素禀赋的价格比例出发，试图掩盖国际贸易的不平等属性。然而其中对后发国家在国际经贸环境中能动性的强调也可以看作是对国际经贸结构消极批判背景下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回应。这些理论尝试实际上也为后发国家增长和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决定论的解释范式。

（三）后发增长的制度禀赋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特定的制度结构与后发国家增长密切相关。制度作为人为所创造的行为约束，这种特定安排被认为直接带来了增长所需的产权界定与产权保护。然而，无论是将制度作为关键前因、初始条件还是调节效应，在解释后发国家增长的论述过程中都难以将制度从增长的结果中明确区分出来。这就导致了很多倒果为因的事后解释和现实悖论。另外，尽管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垂青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但该学派更多强调“好制度”的性质和运作逻辑，缺少在发生学意义上讨论制度生成这一命题。同时，后发国家中那种复杂而广泛的既得利益集团韧性和集体行动的“搭便车”成本也没有被考虑在内。

三、发展型国家学派对后发增长的能动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超越要素禀赋决定论的静态解释思路，试图从工业政策选择和制定的动态层面来理解后发增长背后的直接驱动因素。这些能动解释分别反映了影响后发国家增长的政策本身、政策选择和制定的直接行动者、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自主程度 （见表１）。

（一）政策选择与政商关系

运用熊彼特创新租金理论的研究范式和遵循以技术研发和生产过程为中心的阿贝格伦传统日渐成为理解后发国家增长的重要基础。这些理论引发了产业政策对于后发国家实现技术革新和经济赶超中重要性的持续讨论。然而，上述理论或倡议仍然只是“开药方”的决定论，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只有少数后发国家在特定时刻能够快速实现熊彼特租，以及何种情况下产业政策才能与不同阶段的国家增长相匹配。同时，这些论述往往将产业政策假定为一种外生变量，较少考虑到那些被事后验证出来的“好政策”是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下被选择或不被选择的。政商关系的视角虽然点出了政策生成和选择的直接行动者，但这一视角混淆了政府与国家之间的差异，导致国家主导性政治力量缺位。此外，这些研究较少涉及政策选择时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执行环节的有效性，未能触及后发增长中关于国内权力结构、权力运作环境等更为错综复杂的政治属性。

（二）政策执行与凝聚性官僚机构

单纯基于政商关系的解释框架不足以解决政策执行环节对原有政策目标和结果所造成的偏差。威权者通过将经济决策权“授权”相对自主的技术官僚机构，促成在经济决策中经济理性对政治考量的压制，从而获得了私人资本的信任。关于官僚机构凝聚性的讨论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公共机构中以精英录用、可预测和以长期职业回报为特征的韦伯式官僚理性。这种理性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外部凝聚性，表现为由企业人士和政治精英形成紧密制度化联系的优绩官僚制。另一种则强调国内权力配置的内部凝聚性，侧重作为官僚机构的中观层面而非官僚的微观层面。单纯的官僚理性不仅不会带来增长，而且会导致国家机构走向分裂。更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理性甚至会逐渐侵蚀既有的规则遵循文化，最终走向庇护和掠夺的官僚制反面。而协调性或节点性机构的权力配置则提供了调节官僚理性影响方向的凝聚力。

（三）国家自主性与国家汲取能力

相较于政商关系的紧密程度及其形成的官僚理性或凝聚性，政策被制定的自主程度和被执行的强制力度与后发增长的关系更加密切。其中，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征税能力往往是影响后发增长的重要变量。然而，既有研究除了简单展示国家能力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很多时候并未有意识地对国家能力的这些调控因素和内在维度作出明确区分。税收收入占财政所得的比重是度量国家汲取能力的重要指标。影响岁入生产还是岁入提取的临界点在于边际提取成本刚好等于边际未来产出。统治者的职位安全越低，贴现率就越高，也就越倾向于短期掠夺。为了解决如何构建既有效但又受约束的国家能力的“诺斯悖论”，确保后发国家运用强大能力用于实现增长而非掠夺，仍然需要开发和运用更加能动的视角。

四、后发增长的可信承诺与政治激励

（一）可信承诺理论及其修正

对产权保护提供可信承诺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因此只有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将激励搞对”才能实现增长。因此，制度化国家建设、承诺限制使用暴力、对人格化精英特权和权力租金进行权利化改造等举措有利于分工体系的演进和经济绩效的持续改善。然而，这种看法在后发增长的语境中可能站不住脚，因为往往后发国家经济绩效改善的路径伴随着非制度化政策、镇压和大量的人格化特权与寻租网络。因此，为了更好理解后发增长，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所谓可信承诺的概念。

如果将上述对经典可信承诺理论的修正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可信承诺在产权保护的背后是政治生存。决定承诺实际可信程度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考量，而是制度与政治生存的关联度。根据政治生存逻辑和选择团理论，政治精英最重要的理性是掌握权力以实现政治生存。政治领导者一切行动的理性原则是尽可能缩小自己的核心支持者，在扩大有影响者规模的同时避免损害核心支持者利益。因此，当增长不会损害甚至有助于缓解后发国家精英的政治生存时，那么更容易产生制度的可信承诺。

（二）政治庇护与后发增长动力

后发经济体中的政治精英除了是国家机器的正式权威代表的身份之外，还总是身处于大量非正式的政治庇护权力关系之中，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许多在战后迅速独立的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前现代国家中统治者个人的世袭主义权威，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演变为一种私人从属关系和复杂利益纽带。这种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庇护主义交换和庇护体系是一种借助非程式化的自由裁量权来对特定群体创造租金的权利配置活动，更加具有对政治经济秩序的穿透力。

作为可信承诺的内在属性，构建和维持政治庇护网络有助于避免现代新生国家的脆弱性，形成促进快速增长的政治初始条件。当精英的庇护生存要求和公众利益越一致，政治庇护下的租金分配机制就越能带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的行动和结果。有别于“禀赋决定论”和“挑选潜在获胜者”的既有解释框架，政治庇护内的租金分配提供了理解后发国家增长激励的一种动力学视角。

总体上，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且具有承诺决心的增长动力反映了庇护网络中差异化的经济租金创造与分配。一方面，后发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感知需要通过增加国防开支、经济转型来完成自身的合法性论证，同时形塑国家强制力和对工业化的持续承诺等来实现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政治庇护带来的寻租或者腐败收入也可能成为官员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后发国家在面临较高外债压力且政权不稳定的租金匮乏状态下更容易形成增长动力。

五、结论

理解后发国家增长的理论范式呈现出由禀赋决定到激励能动的研究脉络，其中基于租金分配的增长动力学视角已然成为未来重新审视后发国家增长的重要视角。既有后发增长理论大致经历了从经济禀赋、制度环境到国家能力和政治激励的解释递进，展示出从结构决定到激励能动的演进脉络。当前，后发国家增长的理论解释仍然存在以下缺憾：

首先，西方主流研究仍然较少关注关键政治行动者的作用，常常存在将影响后发增长的能动可能性再次归结为一种结构决定论的冲动。例如，推动增长的政府意愿和政治激励往往被简单处理成外生的经济民族主义或社会赶超文化，缺少来自政治层面的内生解释。

其次，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现代政治庇护正在取代简单的政体、制度等框架，开始被应用到新兴大国增长绩效研究中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数量不多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对庇护体系本身的解构和单向度理解（甚至又创造出一批新的“后见之明”式的描述性概念），缺少探究影响增长绩效提升的过程性机制，也未能具体识别政治庇护对增长发生影响的实际权力关系场景，例如国内联盟属性和关键财政结构。

最后，目前采取租金分配和增长动力逻辑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国别案例，迫切需要将研究对象外推至更多后发国家，构建能够普遍解释其增长差异性的理论框架。基于增长潜力、购买力平价经济总量和国际战略价值，集中开展对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印度和墨西哥等重要后发国家以及南非、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和埃塞俄比亚等代表性金砖成员国的比较国别研究在当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总结和研判这些分属不同区域的重要全球南方国家的增长经验和发展教训，有助于推进国际发展领域的知识整合和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实现后发国家增长的理论创新。

总之，通过梳理后发国家增长理论的进展和缺憾，理论界需要继续沿着非经济因素来不断完善后发增长的能动解释框架，充分挖掘经济增速变化背后的政治激励和动力机制，归纳非西方式的后发现代化增长途径。同时，运用科学化手段比较后发国家增长动力背后的政治激励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重要新兴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认知。在服务国家对外交往和经贸往来的实践层面，这种努力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南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增长目标和发展前景，深刻理解并落实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倡议，支持全球发展事业。

 文章来源 ：《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