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一 北宋词但言乐句无四声之说
词本依声而作，声必协律而后可歌，此必然之理，古今无异议者也。然此所谓律者，乃律吕之律，依所属宫调不同，而异其作用，必准之管弦而俱合，付之歌喉而无所戾，初未尝专以四声清浊当之。唐、宋以来曲子词，据王灼说：“音节皆有辖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辄增损。”（《碧鸡漫志》一）牛僧孺谓：“拍为乐句。”（《漫志》一引）后世所谓依谱填词，但按其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便以为能尽协律之能事。其实所谓“音节皆有辖束”者，断不能以后来词谱所定句豆，为可尽之。杨守斋（缵）《作词五要》：第二要择律。律不应月则不美，如十一月调须用正宫，元宵词必用仙吕宫为宜也。
王氏《漫志》亦有“依月用律”之说：崇宁间，建大晟乐府，周美成为提举官，而制撰官又有七。万俟咏雅言，元祐诗赋科老手也。……政和初，召试补官，置大晟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自此新谱稍传。
张炎《词源》复有相似之记载：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
据上诸说，则填词必应月律，方能谐美。此所谓律，即律吕之律，而关乎宫调方面者；自音谱失传，吾人已无从悬揣其妙用矣。《作词五要》又称：第三要填词按谱。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已少，依谱用字者百无一二。词若歌韵不协，奚取焉？或谓善歌者融化其字则无疵，殊不知详制转折，用或不当则失律，正、旁、偏、侧，凌犯他宫，非复本调矣。
近人蔡桢谓：按此条所谓谱，乃指音谱而言，与今日仅有平仄可循之词谱不同。此项音谱，亦非通音律者不能运用。（《词源疏证》下）
音谱之不同于后来之所谓词谱，即见四声清浊之未足以赅词律；而杨氏所云“能依句者已少”，盖指准乐句填词者而言。晁补之云：东坡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历代诗馀》引）
皇甫牧《玉匣记》亦称：“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盖以不能唱曲故耳。”然则歌词之能否协律，必以歌喉为准；而在文字上，固不易确定某字为合律与不合律也。且证以杨缵之说，则世传东坡词多不协律，恐仅就不合乐句而言。至“依谱用字者百无一二”，虽“好音乐，能自度曲”（《宋史·文苑传》），“顾曲名堂，不能自已”（楼钥《清真文集·序》）之周邦彦，“于音谱且间有未谐”（《词源》下）；横放杰出之东坡，固未足以与语此也。兹取《念奴娇》二阕，为比勘如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处一作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遊，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赤壁怀古》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中秋》
二词同为东坡之作，而句度差异如此。万树《词律》知其不可强同，而列《赤壁怀古》为又一体，且以“故垒西边，人道是”为一句，“羽扇纶巾，谈笑处”为一句，“多情应笑”为一句，“我早生华发”为一句，已属牵强割裂，至于“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二句，他作皆上四下五，亦知“了”字属下句，断不可通，乃强分为又一体，又从而为之说曰：“首句四字不必论，次句九字，语气相贯，或于三字下，或于五字下略断，乃豆也，非句也。”（《词律》十六）殊不知东坡此阕，语意所到，乃至不恤破坏乐句而为之；若必强傅以“曲子律”，未必果能与曲拍相应，而先丧失其词情，且扞格而不可通。固哉万氏，前人已言“东坡词为曲子中缚不住者”，乃必强加以枷锁何也？厉鹗手批《词律》，抨击万氏几至体无完肤，即如论此词云：“是字读断，殊非坡翁语气。”又云：“‘笑我’二字，固是相联，如何‘我’字可连下读也？必作两四一五，则《词综》所云（《词综》云：‘本系“多情应”是一句，“笑我生华发”一句。’），亦甚合理。”厉氏对于音律实尠究心，与万氏为意气之争，亦无当于体要。东坡之被讥为“多不协律”，当就其破坏乐句方面言之；观于上列二词，殆可断定。至于句中平仄，其重要处，如前后两结之六字句，并用“仄平平仄平仄”，比勘都无差舛；则当时所谓不协律，其最大者为不合乐句。其细者必准之弦管，付诸歌喉，而后能晓然于其所以不合之故；初未以四声平仄，当曲中之音律也。
元稹序《乐府古题》，别歌词为“由乐以定词”与“选词以配乐”二种，其言“由乐以定词”者，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所谓“声韵平上之差”，殆为后来以四声言词律者之所本。其在北宋，言词律者，尚无清浊四声之说。叶梦得称：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狎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避暑录话》）
据此，则万俟咏、周邦彦以前，词家之通晓音律，而所作亦尽入腔者，宜莫如柳永。永所撰《乐章集》，悉以宫调区分；则其词之尽付歌喉，无所违迕，殆可推见。试取同一曲名，并隶同一宫调之词，加以比勘，以证四声清浊，不足以赅声律之妙用，而在北宋固不以此言律也。如般涉调之《安公子》，其一首云：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静，立双双鸥鹭。望几点、渔灯隐映蒹葭浦。停画桡、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游宦成羁旅，短樯吟倚闲凝竚。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刚断肠、惹得离情苦。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彊村丛书》本
又一首云：梦觉清宵半，悄然屈指听银箭。惟有床前残泪烛，□此处原脱一字，无从校补啼红相伴。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从卧来、展转千馀徧。恁数重鸳被，怎向孤眠不暖。堪恨还堪叹，当初不合轻分散。及至厌厌独自个，却眼穿肠断。似恁地、深情密意如何拚。虽后约、的有于飞愿。奈片时难过，怎得如今便见。《彊村丛书》本
细按词中各字，其无关紧要处，平仄亦有出入，遑论四声？特句法谨严，所有上一下四之句，如前一首之“立双双鸥鹭”、“道去程今夜”、“想乡关何处”、“听杜宇声声”等句，与后一首之“□啼红相伴”、“恁数重鸳被”、“却眼穿肠断”、“奈片时难过”等句，无不合者。又如仙吕调之《西施》三首，虽句度长短各不相同，而前后结并用上一下四之句，如第一首用“早江上兵来”、“但空照荒台”；第二首用“爱浅画双蛾”、“幸时恁相过”；第三首用“向日夜潜消”、“渐结尽春梢”；亦无一乖违者。至其句度参差，或主词有衬字之说，或如张炎所议，为歌者“宛转迁就之声”（《词源》下），歌谱失传，无从质证。然据上列诸证，知北宋词之所谓协律与否，所争仍在乐句；杨缵所称“能依句者已少”，其是之谓欤？
后人言四声，以为是能尽谐音协律之能事者，率以方、杨《和清真词》为口实。万树谓：“但观《清真》一集，方氏和章，无一字而相违，更四声之尽合。”（《词律·自序》）张炎则言：“美成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孰是孰非，姑不具论。且举《清真集》中同用一曲之词，一为比勘。如商调《浪淘沙》：晓阴重、霜凋岸草，雾隐城堞。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正拂面、垂杨堪揽结，掩红泪、玉手亲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嗟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馀满地梨花雪。（郑文焯校《清真集》）
又一首云：万叶战、秋声露结，雁度砂碛。细草和烟尚绿，遥山向晚更碧。见隐隐、云边新月白，映落照、帘幕千家，听数声何处倚楼笛，装点尽秋色。脉脉，旅情暗自消释。念珠玉临水犹悲感，何况天涯客。忆少年歌酒，当时踪迹。岁华易老，衣带宽、懊恼心肠终窄。飞散后、风流人阻，蓝桥约、怅恨路隔。马蹄过、犹嘶旧巷陌。叹往事、一一堪伤，旷望极，凝思又把阑干拍。同上
二词除四声多出入外，如前一首“玉手亲折”之“折”字叶，后一首“帘幕千家”之“家”字平声不叶；前一首“翠尊未竭”句之“竭”字叶，后一首“岁华易老”句之“老”字不叶；前一首“罗带光销纹衾叠”句之“叠”字叶，后一首“飞散后风流人阻”句之“阻”字不叶；且前一首句法为上四下三，后一首乃为上三下四，于音拍为不合。私意张炎所称“美成于音谱且间有未谐”，于此等句法，庶几近之。至于四声之拘守，纵方、杨和章，无一字相违，又何解于美成之自相刺谬？而况方、杨和作，即就此曲论，如第四、五句，杨乐民作“征鼓催人骤发，长亭渐觉宴阕”，方千里作“柔橹悲声顿发，骊歌恨曲未阕”，周词“陌”字入声，方、杨“橹”字、“鼓”字皆上声；周词“饮”字上声，方、杨“曲”字、“觉”字皆入声，固不如万氏所云“更四声之尽合”乎？
四声之说，北宋既无所闻，求之周、柳集中，亦多不合；然则协律为一事，四声清浊又为一事；虽二者有相通之点，究不可混为一谈。北宋诸词，所谓不协音律之说，固以“乐句”为准，非必一字之清浊四声，不容稍有出入也。
二 四声清浊与音谱关系
自张炎《词源》出，而填词家始有四声清浊之辨，炎之言曰：先人晓畅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刊行于世。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曾赋《瑞鹤仙》一词云：卷帘人睡起。放燕子归来，商量春事。芳菲又无几。减风光都在，卖花声里。吟边眼底，被嫩绿、移红换紫。甚等闲、半委东风，半委小桥流水。还是苔痕湔雨，竹影留云，做晴犹未。繁华迤逦。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儿、扑定花心不去，闲了寻香两翅。那知人、一点新愁，寸心万里。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惟“扑”字稍不协，遂改为“守”字，乃协。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听者不知宛转迁就之声，以为合律，不详一定不易之谱，则曰失律，矧歌者岂特忘其律，抑且忘其声字矣。述词之人，若只依旧本之不可歌者，一字填一字，而不知以讹传讹，徒费思索。当以可歌者为工，虽有小疵，亦庶几耳。（《论音谱》）
依张氏之说，其可注意者，约有下列数事：
（一）欲歌词之协律，必使歌者按之，乃可决定其当否。
（二）四声清浊，与音谱有密切关系。
（三）歌词之不合律者，可由歌者设法宛转迁就之。
（四）歌者未必通声律。
（五）按谱当以可歌者为准，不宜只依旧本之不可歌者一字填一字，以讹传讹。
炎父张枢既晓畅音律，使四声清浊，即能尽协律之能事，则随声即得，又奚待歌者之按拍而后知之？以此知四声清浊，确与音谱有密切关系，而谓音律之妙用，即尽于此，又不其然。至所谓“宛转迁就之声”，即杨缵所谓“善歌者融化其字”；此在今日之以西乐制谱者，每多用之。而歌者未必通音律，尤未必深究字音之清浊四声，其结果或“凌犯他宫”，或唱来却非其字，此论歌词者所以必须严律也。词之音谱不传，居今日而言词律，将以何人之作为准？纵或一字填一字，四声清浊，一字无违，恐仍不免“以讹传讹，徒费思索”耳。此又言音律者之所以难也。
南宋词家多兼通音律，如姜夔、杨缵、吴文英之徒，善自度腔；其于平仄四声，亦稍精究。吴文英《莺啼序》一曲，集中凡三首。其最为言词律者称道之“傍柳系马”句，用“去上去上”；又一首作“快展旷眼”，声并无违。又一首作“冉冉迅羽”，则第一字不合矣。姑无论“去上去上”，是否在曲中最为美听，一如万氏所云：“今之所疑拗句者，乃当日所为谐音协律者也。”（《词律·自叙》）吾人试取此同样之句，加以玩味，则除“傍柳系马”外，即文英亦不能因难见巧。必以此相拘制，又奚能免“徒费思索”之讥乎？
就文字上之四声平仄论，南宋之于北宋，果然后出转精。自张炎言清浊四声，后人乃得藉以悬揣宋词之律，然张氏亦未尝以此为能尽音律之变也。迨沈义父著《乐府指迷》，乃稍畅论四声在填词方面之妙用。其说云：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三两只参订，如都用去声，亦必用去声。其次如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上声字最不可用去声字替。不可以上、去、入，尽道是侧声便用得，更须调停参订用之。
沈氏严于上、去之辨，万氏《词律》即沿其说而推衍之。所谓：“平止一途，仄兼上、去、入三种，不可遇仄而以三声概填。”（《词律·发凡》）又论上、去不宜率用之理由云：“上声舒徐和软，其腔低；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又云：“若上、去互易，则调不振起，便成落腔。”又云：“名词转折跌荡处，多用去声，何也？三声之中，上、入二者可以作平，去则独异。”（并见《发凡》）其说甚辩，然终不足以概其全，则谓四声与音谱有密切之关系可也；谓音谱即可以四声悬定之，则所谓“古知音人曲”，如周邦彦、姜夔、吴文英之徒，且未能尽合，又安从取正？终见其扞格而不能通尔。
万氏称：“词曲一理。”（《词律·发凡》）宋翔凤亦云：“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乐府馀论》）言词律而主四声清浊，其殆受南北曲之影响乎？所谓“入之派入三声，为曲言之”，而“今词中之作平者，比比而是”（《词律·发凡》），即其例证矣。请更征之明人王骥德所著《曲律》。其《论平仄第五》云：四声者，平、上、去、入也。平谓之平，上、去、入，总谓之仄。曲有宜于平者，而平有阴、阳；有宜于仄者，而仄有上、去、入；乖其法则曰拗嗓。盖平声声尚含蓄，上声促而未舒，去声往而不返，入声则逼侧而调不得自转矣。故均一仄也，上自为上，去自为去，独入声可出入互用。北音重浊，故北曲无入声，转派入平、上、去三声。而南曲不然，词隐谓“入可代平”，为独泄造化之秘。……其用法则宜平不得用仄，宜仄不得用平（此仄兼上、去）；宜上不得用去，宜去不得用上；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去；上上、去去，不可叠用；单句不得连用四平、四上、四去、四入，双句合一不合二，合三不合四。……一调中有数句连用仄声者，宜一上一去间用（按：此谓韵脚）。词隐谓：“遇去声当高唱，遇上声当低唱，平声、入声又当斟酌其高低，不可令混。”或又谓平有提音，上有顿音，去有送音。盖大略平、去、入，启口便是其字，而独上声字须从平声起音，渐揭而重以转入，此自然之理。（《曲律》二）
《论阴阳第六》云：古之论曲者曰：“声分平、仄，字别阴、阳。”……自五声之有清浊也，清则轻扬，浊则沉郁。周氏以清者为阴，浊者为阳，故于北曲中，凡揭起字皆曰阳，抑下字皆曰阴。而南曲正尔相反。南曲凡清声字皆揭而起，凡浊声字皆抑而下。今借其所谓阴、阳二字而言，则曲之篇章句字，既播之声音，必高下抑扬，参差相错，引如贯珠，而后可入律吕，可和管弦。倘宜揭也，而或用阴字，则声必欺字；宜抑也，而或用阳字，则字必欺声；阴、阳一欺，则调必不和；欲诎调以就字，则声非其声；欲易字以就调，则字非其字矣。（《曲律》二）
此言四声清浊，与律调之关系，持论至精。词亦倚曲（此谓燕乐杂曲）而成，自可以此说通之。然曲谱具存，尚可以管弦为准；词则无所取正，纵用白石诸人自度曲，四声清浊，一字不误，亦不复能重付歌喉。所谓“徒费思索”，终无所补。王氏又云：南曲之有阴、阳也，其窍今日始辟，然此义微之又微，所不易辨，不能字字研其至当。当亦如前取务头法，将旧曲子令优人唱过，但有其字是而唱来却非其字本音者，即是宜阴用阳，宜阳用阴之故，较可寻绎而得之也。（《曲律》三）
所有阴、阳之辨，必令优人唱过，而后可知，南曲且如此；况大晟遗曲，早已散为飞烟，而谓依清真之四声，一字填一字，便自诩为协律，可乎？清浊四声，与音谱有重大关系，此无可疑者。倘谓宋词协律之作，悉拘拘于四声清浊之内，一成而不可易，则按之周、柳遗制，未见合符。沈义父云：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市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乐府指迷》）
闹市做赚人，宁复精究于四声清浊？徒以口耳相习，动合管弦。词之协律与否，自当以音谱及管弦为断。若仅取前人雅词，拘守四声，以为能中律吕，吾未见其然也。
三 近代词人以四声清浊当词律之不尽可信
自词之音谱失传，后世填词者无所准则，于是有人焉，广采众制之同用一曲者，排比推勘，以求其共同之规式，而注平仄之词谱出。其书之可考者，莫早于明张綖之《诗馀图谱》。《四库总目》称：是编取宋人歌词，择声调合节者一百十首，汇而谱之，各图其平仄于前，而缀词于后。有当平当仄、可平可仄二例，而往往不据古词，意为填注，于古人故为拗句以取抗坠之节者，多改谐诗句之律。
继起作者，有明程明善之《啸馀谱》，清赖以邠之《填词图谱》，皆依平仄为式，考校未精。至万树《词律》出，《发凡》起例，“考其调之异同，酌其句之分合，辨其字之平仄，序其篇之短长，务标准于名家，必酌中于各制”（《词律·自叙》），而又严去、上之区别，正诸家之缺遗，俾词有准绳，学存矩矱，厥功甚伟。然自是而谈词学者，对于词之音律观念，随之转移。一若平仄四声，可概当时之八十四调。然万氏命名之本旨，固谓：“义取乎刑名法制，若将禁防佻达不率之为者，顾推寻本源，期于合辙而止。”（吴兴祚《词律·序》）初不以此“律”字为音律之“律”也。
词有特殊之音节，后来虽不可歌，要其声韵之美，耐人寻味，实为最富于音乐性之新诗体。而一究其声韵之变化，与句度之长短、字音之平仄，皆有绝大关系，归纳众制，而求出一共通之法则，此为研究词学者切要之图，初不必由此以蕲复唐、宋以来歌词之旧也。自万氏书出，而学者有所遵循，康熙《钦定词谱》，续成巨帙；于是清代言词律者，如霞蔚云蒸，持说益严，取材益富，如吴县戈载、秀水杜文澜、德清徐本立之属，递有增益。谈平仄之不足，进而论上、去；论上、去之不足，更进而言四声；言四声之不足，更进而言清浊阴阳。推其后出转精之由，无非欲复宋人歌词之旧，作者苦而梦想之实现无期，此又今日言填词者之所以徘徊歧路，莫知所适者也。
有清末季，大词人如郑文焯、况周颐之属，皆号为守律至严者。文焯自谓“于音律有神悟”（张孟劬先生说），所著有《词源斠律》等书；所自填词，亦严于四声之辨。至周颐则益为拘守，尝谓：凡协宫律，先审清浊。阴平，清声；阳平，浊声，亦如上、去不可通融。（《二云词·绮寮怨·序》）
是直以四声清浊，当宋人之宫律矣。又于《意难忘词·序》云：细审清真此调，“觞”阳平，“香”阴平，“凉”、“浪”阳平，“相”阴平，“郎”阳平，“妆”阴平，“肠”、“妨”阳平，“光”阴平，两声相间，抑扬相应，两段一律。至前段起句“黄”阳平，后段起句“双”阴平，所以为换头也。昔人于阴阳平，分析配合，谨严如此，吾辈可忽乎哉？黄九烟先生云“三仄应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诚知音之言矣。（《二云词》）
果如况氏所云“两段一律”，“阴阳平亦如上、去不可通融”，则清真此词，上阕之“爱停歌驻拍”句，即同于下阕之“解移宫换羽”句；又何以上句用“去平平去入”，下句乃用“上平平去上”？岂宫律仅以韵脚之阴阳为断，其他皆可不顾及乎？此又况氏之不能自圆其说者也。况氏填词，自谓：“除寻常三数熟调外，悉根据宋、元旧谱，四声相依，一字不易。”（《餐樱词·自序》）其实所称“宋、元旧谱”，仅据清真、白石、梦窗诸家词，谨守其四声而已。宋人言律，必以宫调为准；而况氏谓：“今日而言宫调，已与绝学无殊，无庸深求高论。”（赵尊岳《蕙风词话·跋》）是其说已自相矛盾；而必执四声清浊，以当宫律者，无他，特欲因难见巧，且借以为锻炼词句之涂术而已。故其说云：畏守律之难，辄自放于律外，或托前人不专家、未尽善之作以自解，此词家大病也。守律诚至苦，然亦有至乐之一境。常有一词作成，自己亦既惬心，似乎不必再改。唯据律细勘，仅有某某数字，于四声未合，即姑置而过存之，亦孰为责备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松一字，循声以求，忽然得至隽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绝警之句。此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何如！虽剥珉出璞，选薏得珠，不逮也。（《蕙风词话》卷一·三四）
此言确从甘苦中得来，信能极推敲之乐；然束缚已甚，而仍不能重被管弦；与宋人之所谓“律”，盖迥不相侔，亦“徒费思索”耳。
自蕙风之说出，而海内填词者，益相竞以四声。老友易大厂（ān）先生，复创为清浊虚实之论，以实行“填”之一字；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欲以此上窥宋代乐曲之秘奥，以规复当世唱词之法，盖戛戛乎其难矣。
四 结论
吾人既知四声清浊之说，在北宋未有所闻，而平仄阴阳，又确与音谱有密切关系；则居今日而言词律，将拨弃四声而高谈宫调乎？抑将谨守四声，自诩为可尽协律之能事乎？前贤不可复作，音谱亦淹没无传，声音之道至微，果将何所取正？然归纳众制，尚可发见共通之点；就共通之规式，以求歌词声韵上之变化，与其音节之美，则四声清浊之间，亦大有研究之价值。必守一家之说，以为四声清浊，可以尽宋词音谱之妙，乃谨守勿失，而自诧为能契其微，则恒以偏概全，动多窒碍。吾意今人之言词律，乃如律诗之律；词至今日，特一种句读不葺之新体律诗耳。词体之较律诗为进步，即在其句度声韵变化无方；而当世之所以必依谱（此指音谱）填词者，所谓“由乐以定词”，故“莫不由之准度”。而所为“准度”者，乃在弦管与歌喉，不能执“旧本之不可歌者，一字填一字”，而遽以为有合也。
自音谱失传，而填词乃等于作诗。诗律有精粗，而不能偭规矩。词既有共通之规式，则或依平仄，或守四声，自可随作者之意，以期不失声情之美。今日既无音谱，以定吾词，虽谨守四声，亦只能吟而不能唱。吾知他日必有聪明才智之士，精究乎词曲变化之理，与声韵配合之宜，更制新词，以入新曲。今之乐，犹古之乐也，苟能深明乎声律之妙用，正不妨“自我作古”，更何必以“自制新词”为嫌哉？
古乐府不得不降而为词，词不得不降而为南北曲，当其演变之际，莫不依乐律为转移；而彼此之间，又各有连带之关系。今言词之音律，既不能规复宋人之旧，则何妨自作长短句，而使新乐家协之以律，以验声词配合之理？年来研治词学，既感词不可歌，引为大憾；而所谓四声清浊之说，证之宋贤遗制，亦未祛疑。因草此文，所冀海内宏达，加以匡正。扬声家之馀烈，开新曲之先河，俾作者有涂辙可循，庶歌词有重兴之日，幸甚！
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脱稿于真如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