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六军团在西征作战初期，红六军团上下与国民党军队皆不明西征意图所在。湖南军阀何键采用碉堡战术，企图消耗红军有生力量，但红六军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实击虚，成功摆脱湘军追击。入桂后，国统区舆论呈现出“自信”与紧张的张力，然红六军团一步步冲破湘、桂军的合围，彻底击碎了国统区舆论的“自信”，加剧了各军阀的紧张。国民党各军阀在“围剿”问题上虽有内斗，但始终合作大于分歧，于主观上也并无“送客”之意，反不断“越境追击”红六军团。红六军团在危机之中灵活应对，与中央红军长征形成双向互利。
关键词：红六军团；西征；萧克；国民党；“围剿”
红军长征是各红军部队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历史。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重心倾向于中央红军方面。近年，随着各方面红军战史材料的发掘，尤其是对红六军团西征材料的搜集与出版，学界对红六军团西征的历史逐渐重视。既有研究对红六军团西征的路线已有较详尽的把握，对中共一方的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等皆有较充分的挖掘；然而对国民党一方的材料尚未充分利用，在史料运用方面“较少运用国民党军方面的记录，只是红军自我战史的书写”。有学者提出要逐步利用国民党方面的材料补正以往研究之不足，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研究者应注意搜集整理国民党方面有关苏区的档案资料，如存放在台湾的有关苏区时期的档案；民国时期国民党编纂的史料和文集资料”。这些成果在拓展红六军团西征的史料方面无疑具有重要贡献，目前红六军团西征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尚未公开出版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电文及地方性报刊史料运用尚不充分，对后者的发掘其实更有助于细致了解国民党军与红六军团在军事、政治上的攻防，亦可补足既往军事史研究的阙漏；第二，较少将国共双方材料进行互证，故缺少对双方史料歧义方面的考辨；第三，过分夸大国民党军阀之间的内斗，存在对国民党军阀“送客”行径的迷思(myths)。因此，如能详细运用国共双方档案，剖析双方在“围剿”与反“围剿”过程中的战略战术，无疑更有助于理解红六军团西征途中的困境与灵活应对。
红六军团西征始于1934年8月7日，终于1934年10月24日，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本文主要研究红六军团进入贵州前的西征初期作战，即9月20日止。在重新梳理史实的基础上，弥补既往研究之不足。
一、有目的而无方向：红六军团如水之走隙
以往对红六军团西征的考察，多强调宏观政策与行军过程中对中央“左”倾指挥的突破，较少关注军事策略上国共双方的较量。事实上，在红六军团入湘作战阶段，国共双方在军事上各有优长，红军充分发挥出运动战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国民党则有情报方面的优势，故常能预判红军下一步行军方向而提前设防。但国民党因固守碉堡战术，追击部队每经一处便需耗时换防，致使各追击部队距红六军团常有一两天的距离，加之防守部队用民团而非正规军，给红六军团留下了突围转移的时间与空间。
(一)红六军团向湖南的突围
1934年7月，在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进行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命令在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执行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开道的任务。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训令》指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关于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则为红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及其附近区域突围，第一步转移到湘南的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苏区根据地；第三步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当时还是红三军)取得联络。《训令》的主要目的有三：撤离湘赣苏区，向湖南中部发展及创立新的苏区，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建立联系。对于红六军团的具体行动路线，中共似乎也有着较明确的规定。然而实际上，因为敌情瞬息万变，红六军团在行动上灵活反应，红六军团的西征路线踪迹飘忽不定。
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中共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领导，从遂川横石村出发开始了西征。中共中央的意图实际上是让红六军团起到长征先遣队的战略作用，但在《训令》中并未指明。既有研究亦已证明红六军团领导人萧克、李达等人最初并不了解西征意图，不知道自己在为中央红军探索转移路线。但被研究者忽视的是，国民党军队亦无法判别红六军团西征目的。处于前线“追剿”的国民党将领对红六军团动态的反应虽很敏锐，但对其意图却判断不一。8月9日，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接到罗卓英和王东原电报后便判断红六军团有折返入湘可能，随后致电蒋介石：“得悉萧匪全部枪四五千，由衙前向东南逃窜……其先头枪匪千余，正围攻衙前守碉团队，后尾尚在溪口，判断该匪定系离巢南窜，并有折入湘边模样。”但8月10日，湘军将领罗霖“俘获”了7名红军，询问萧克军动向后，则立马电告蒋介石称：“投诚匪七各供称萧匪此次倾巢南窜突围，匪巢粮尽，无法维持，企图另谋发展并拟绕道东渡，与朱毛合股等话。……火速派机侦炸，派队截击及尾追。”对于红六军团的规模，国民党军队情报亦不一致。与前述刘建绪电称红六军团全部枪四五千不同的是，柳大琦电蒋介石称：“萧匪主力人约万余，枪半数，倾巢脱逃，其大部齐(8日——引者注，后同)晚在藻林附近宿营，佳日(9日)午后二时继续向西南急窜。”由此可见，国民党将领对红六军团西征系倾巢而出一点似无疑异，但对红六军团人数及目的却颇持异议。可以说红六军团西征之始，便受到国民党将领的密切关注，故红六军团领导人主观上虽未了解西征的意图，但客观上确起到牵制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探索转移路线的目的。
据萧克回忆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十一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历来研究者皆引述此话，却并未深悉萧克部队何以成功突破敌人封锁线。其实国共双方材料皆透露着红军突围战术的巧妙。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特派员谭善和回忆称：“湘赣地方武装独立红四团假称红六军团在东面分兵三路，佯渡赣江，牵制调动了敌人，才使红六军团如神兵天降，来到寨前圩。”谭善和的回忆指出了红六军团突围时有一只佯军掩护，从而确保红六军团主力顺利由赣入湘。此回忆在国民党将领电报中更得到详细印证。此处的封锁线，当指国民党的碉堡战线。如前所述，国民党各部队皆不断汇报萧克军队的行踪动态，何键对此亦是一头雾水，于8月9日电蒋介石称：“近日来函忽到处示疑，东西南北各方均报到有萧匪，究竟何处为真，无法判断，故惟有令各部均就原有姿势堵击。……又据王东原师报告……数日来，到处示疑，惑我耳目，今竟于我封锁线未成之地区逃窜。我原定之聚歼计划失效，殊为遗憾。”何键更在电报中陈述其“南窜其企图虽不明瞭”，由此易见红六军团于突围之初便并未集中于一处突围，反采用四处扰乱之计，不断扰乱国民党军队视线，使其不明晰己之意图。同时何键亦无法判断红六军团的具体规模，只能令各部“追击”与“堵截”，企图对萧克军进行合围，但国民党军队显然落了空。刘建绪8月14日电称：“据报萧匪脱围南窜后其主力乘虚于真日(11日)窜抵桂东之寨前附近……该处团义共两队，未能阻拒匪，遂越沙田于元日(13日)逼近汝城。”刘建绪电文于时间线上与萧克回忆无差，此处“团义”指的是当地的“民团义勇队”，为湖南地方的武装力量，其无论装备抑或人数自无法与红军相较。国民党军队守备的空虚无疑为红六军团提供了乘虚之机。
此时红六军团已进抵桂东县，即湘东南地区，甩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并于8月12日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突围的初步胜利，誓师西征。若按中革军委既定方针，部队应向湖南中部移动，建立根据地。但此时何键已令各部对萧克军进行合围，且严令周边各县部队严防死守。这使得红六军团停留湘东南的计划不得不因应而变。8月12日晚，红六军团从寨前圩出发，越过郴宜公路，绕桂阳，于20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一日。因仅用半天便顺利占领新田，中共的机关报《红星报》称其为“西方远殖队胜利的第一声”，并积极宣传了此次战斗的胜利：“驻守县城的是当地的民团武装(湘敌何键将他的全队军队都调来进攻湘赣苏区，后方所留的只是地主豪绅的民团)，我军未伤一人就冲进了城内，全部束手缴械，当场缴获步枪九十余枝，子弹四千余发，以后又在县公署内搜出了存枪二百余枝。同时另一部在向桂阳方面游击中，也缴到了步枪三十余枝。”由此可见，新田战斗的顺利，不但为红六军团提供了暂时休息的驻地，而且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这对缺少武器准备的红六军团而言自属十分关键。而国民党的民团始终是红军突破口所在，这在国共双方的材料中历历可见。
(二)蒋军情报来源
红六军团于8月23日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后，计划从零陵地区抢渡湘江。但此时湘军刘建绪部调重兵堵防湘江，严密封锁，桂军第七军廖磊部则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追击红六军团。关于国民党军队何以提前预判红六军团将渡湘江，既有研究皆未详论。据笔者推断，这当与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团长桂兴的叛逃相关。于此需先述及红六军团西征路上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来源，据国民党将领电文可知，部分源于红军俘虏及叛逃士兵。何键于电报中多次汇报据俘虏供称萧克军行军口号，由此推断红军路线与下一步行动目标。如8月18日，何键电蒋介石称：“证以俘匪盒供，有打到贵州、四川之口号，职判断匪必经新田、祁阳、零陵渡河西窜。……职调部队在湘水祁阳一带防堵外，并电请越粤军向临武、宜章，桂军一路由龙虎关出道州，一路由全州出零陵，分途堵截。”由此更可确证何以桂军会突然在道县、零陵一带，也可说明在国民党军队“追剿”红六军团初期，尚未出现明显的内斗行径，反倒合力堵截红六军团。但国民党军队企图通过俘虏口供知晓红军具体行动计划的做法效果有限。前述红六军团主要负责人及下面士兵初期皆不明晓西征意图。对于负责人而言，不知晓的是自己为中央红军探索路线；对于士兵而言，更不知行军目的。王震曾回忆：“为了保守秘密，这次行动的目的起初没有告诉部队的指战员。”这在何键电文中更有明确证明，其于19日便依据刘建绪对俘虏的审讯电蒋介石称：“此次西窜，匪首并未宣布所取道路及其目的。”由此即可证明，国民党军队一路虽确俘虏个别红军，也询问出部分有用讯息，但对于红六军团初期行军道路与目的的判断，仍多靠自身推断，而非实供。俘虏为国民党军队提供之信息当属十分有限。
但其后团长桂兴的叛逃，则给部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对桂兴的叛逃，已公开出版史料中仅一笔带过：“匪以渡江未遂，伪团长桂兴投诚，复以后面大军追击之故，乃改变计划窜由潇水上游渡河。”既有研究中李洋略有涉及，但仅定性为带枪投敌，并未详论。国统区报纸与档案提供了更多细节。湖南《国民日报》载：“本日(24日)拂晓，有匪团长桂兴一名，携匪兵二名，驳壳一支，向范营投诚。据供，萧匪人数近万，分作六团，每团枪支四百余，子弹每人不满二十发，均疲劳不堪。病兵太多，匪部官兵愿意投诚颇多，但因监视甚严，枪支无法拖出。该匪团长系将其监督政委先行杀毙，始得逃出。”此外，叛逃的桂兴亦出卖了红六军团的组织情报及行动计划，这在李宗仁电蒋介石的电文中清晰可见。其于27日电言：“据投诚团长桂兴报呈：此次萧匪之众约万人，枪炮约四五千枝，其计划系欲渡过湘江窜据湘黔以与川北徐邝及黔北贺龙联络。”与此同时，王邦述亦电告蒋介石：“萧匪五二团团长桂兴漾(23日)晚到零城投诚，供称匪渡江西窜不成，即攻零城，再不成，即返窜道县，并云匪部每团枪仅四百余支。”从这三段信息，大致知悉桂兴于23日晚至24日拂晓间叛逃至零陵投敌，供述了红六军团的组织情况及作战计划。对红军组织情况可知晓以下几点：其一是红军对枪支管理之严格。桂兴身为团长，另带两名士兵逃跑，三人仅带走一支驳壳枪，且强调枪支监管之严，即使自己是团长，亦未能带走。在枪弹紧缺的战争环境中，枪支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对保证红六军团基本作战能力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其二是虽报载“匪部官兵愿意投诚颇多”，但此言当有相当宣传成分，桂兴自己只有两名士兵跟随叛逃，恰说明自己带走不了部队，红军此时的纪律严明或可窥见。其三是红军此时枪弹紧缺，平均三人配一支枪，与红六军团西征前的情况大体相当，战斗力虽有所减损，但损失尚不严重。更严重的是红六军团欲渡过湘江及后续对零陵、道县的作战计划泄露，促使湘军在湘江沿岸调集重兵布防，亦有桂军第七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情况危急，显而易见。
在此境况下，红六军团放弃了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于8月25日改向东行至阳明山地区，欲于此酌情建立根据地。然到达阳明山后，据萧克回忆，“方知那里的地形、民情等，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进入白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了出来”。对于红军何以成功从四倍于己的敌军包围中突围，前面王邦述电文亦有提及，“萧匪此次窜走，沿途伪冒国军团队名义，散发我方标语以欺骗民众，或变更番号以乱我耳目，误我进剿方向，且沿途破坏道路，阻我进击”。王邦述的电文须谨慎辨析，其言“散发我方标语以欺骗民众”系属对自身政治宣传工作不利之开脱。由前述何键电令可知，各县地方对红军所经之地多并未向国民党军队报告，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民众心中本无信任，红军又岂会多此一举散发其标语？但若排除电文中对红军的攻许之语，如“沿途伪冒国军团队名义”，亦可窥见红六军团在从阳明山转入白果市途中战术运用的灵活。对于红军化装为国军的行动，时任红六军团侦查排长的尹特辉回忆，红军入桂行动中，“我们侦察连，在王赤军连长率领下，全部化装成国民党的中央军”。由此可知当时红军确有可能变更番号，乃至打着国民党军队旗号过境。此举自然具有隐蔽行军之效，却也难以扩散红军在该地的影响。这也说明红六军团此时已放弃在湘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主要任务亦只能是突围。
8月28日，红六军团抵达嘉禾县城，但因敌军继续追来，萧克并未令部队攻占嘉禾，反折而向西，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31日，部队乘虚在道县以南的薛家厂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直奔湘桂边境的永安关，把追击的国民党军甩在身后，并准备从广西的文市二渡湘江。因红六军团战术灵活，故在入桂前，虽经十数次战斗，主力却并未受损。这在何键的报告中有清楚反映，其言：“萧匪此次窜入湘境，路经数千里，时越念(廿)余日，而迄未予匪的主力以重大的打击。”何键所言非虚，因其不久前便被湘南二十四县的代表王祺、邓飞黄等人联电蒋介石告状称“何键剿匪不力，堵截无方”。由是知之，红六军团在湘南的运动作战不仅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还成功搅乱了其部署。
二、红六军团入桂：国民党将领亦“喜”亦惧
9月2日，红六军团进至湘桂交界之永安关地域，后分两路，大部分西出清水关进至广西灌阳县东北之文村，一部向黄沙河。此时，国统区的舆论宣传突然呈现出莫名的“自信”。各报刊纷纷扬言不日即可消灭萧克部队。如《京报》与《益世报》便言“湘桂两军，首尾截击，即可歼灭”。《西京日报》更赤裸宣传“萧克残匪，被湘桂粤军剿办，全部肃清在即”。此种嚣张言论见诸各刊，不胜枚举。然随着红六军团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开展，国民党军阀虽仍于表面宣传“乐观”战果，而其内部则充斥着紧张氛围。《申报》便载“近日贺龙股匪扰黔尚未肃清，而萧克共匪又冲过湘西，侵扰桂边，谋与黔匪贺龙部会合，黔局边防正极紧张”。这种紧张之感无疑是红六军团一步步冲破湘桂军队的“围剿”且予其重创造就的。
如前所述，红六军团入桂后，欲从文市二渡湘江。据何成潜致蒋介石电文可知，此时“湘边附近仅张刚部三团，兵力薄弱，不敷分布，若匪乘虚侵入，实虞无以应付”。守兵薄弱无疑给红六军团抢渡湘江提供契机。尹特辉亦回忆称“9月1日(或有误，当为2日)进入广西灌阳以北之文市。我们准备在黄沙河地区西渡湘江，因为，该地域敌人仅有民团防守，地下党力量较强，可以配合我们搞到船只”。湘桂两省军队发觉红军企图后，又紧急调兵尾追布防。刘建绪更将胡达的三十二旅和保安团拨给第一总队指挥，在黄沙河一线展开，大有在此聚歼红军之势。此外，刘建绪亦要求桂军抽调两个师，在全州一线防堵红军。在此境况下，中革军委及时通报了敌情，令红六军团在全州、兴安间渡河至西延(今资源县)地域。如此，红军二次抢渡湘江的计划落空。
此时，红军已深入广西腹地。为调动敌军，红军遂一面打击地方武装势力，一面开仓救济贫民，有条件的地方甚至号召参军。同时，红军佯称要打到桂林去，创建新苏区。由此，红军调动了桂军在全州的两个师前往桂林，使得全州防务空虚。任弼时等人抓住时机，率全军于9月4日从全县南部的石塘地区出发，出其不意直奔湘江江畔，从全县凤凰嘴董家堰的一条卵石滚水坝乘虚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山区崇山峻岭。直至10日，红六军团一直转战在广西境内的灌阳、全州、西延三县境内。与湘军采用碉堡战术不同，桂军的机动性与行军速度强于湘军。故红六军团在广西内地所停留时间虽不过十日，却激战甚多，以至于萧克不得不分兵阻击追击桂军，以使大部队顺利前行。在数次阻击战中，红六军团付出了较大代价。据地方志载，在9月3日的灌江阻击战中，红五十团一个营和五十三团与尾追的桂军十九师师长周祖晃率领的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展开激战，五十团团长刘式楷等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9月7日，红后卫五十一团在全州境内鲁塘与桂系第七军二十四师之七十团及蒋鼎星民团大队发生激战，红军伤亡100余人，团长张鸿基不幸牺牲。可资参证的是，廖磊根据被俘士兵供称，“第四十九团长徐志英，在文市阵亡。五十团长刘式楷、五十一团团长张鸿基，在龙塘阵亡。五十二团团长王植三受伤……”其中四十九团团长徐志英，目前资料暂无此人，或口述有误。五十团团长刘式楷、五十一团团长张鸿基牺牲地点与地方志记载略有冲突，但皆为阻击桂军牺牲无疑。遗憾的是，目前对二位团长的出生年月与籍贯皆无任何资料，其身份信息至今仍未知晓。由此观之，红六军团途经广西时间虽不长，伤亡却较大，尤其是高级指战员的牺牲，对红六军团而言无疑极为惨痛。
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亦对红六军团下达了一系列指示。9月8日，中革军委补充训令指出，西征突围第一步已按计划完成，鉴于敌企图在城步地域及由城步北进时消灭我军，因此按原计划第二步在新化、溆浦间山地建立根据地是不利的。目前“最可靠”的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活动，“最少要于九月二十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第三步任务是“转移到湘西北在川、黔、湘边境与红三军取得联络，协同红三军在湘西及湘西北的凤凰、松桃、黔城(今吉首市)，永绥地域背靠贵州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中革军委的指示显然是希望红六军团牵制更多国民党军队，以减轻此时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湘、桂军队亦企图将红军合围于湖南城步地区。其中湘军李觉部由新宁、武冈地区向城步分进，桂军第二十四师由龙胜向城步北上。任弼时等决定，在敌合围未成之前先进入城步以西地区，求得在城步、武冈、绥宁地区暂时立足。11日，红六军团离开广西，再入湘境。但14日，红六军团拟按中革军委指示侧击由绥宁开靖县的湘敌十九师时，与敌十九师五十五旅遭遇，被占据驾马之敌截断于小水，西进被阻。傍晚，红十七师向驾马出击，冲破敌正面阵地，夺路南下，进至大塘口、中园之线。15日，中革军委来电，批评“近日行动与军委八日训令不合”，具体指责三点：不应过早进入贵州，不应强行军，不应保持不打仗的战术原则。中革军委令其在城步、通道、绥宁、靖县地域发展游击战争，目前“应消灭绥宁、靖县及通道三角地带的敌人”。
在此需将中央红军欲撤离江西、开始长征的背景相联系。何键已预感湖南东西两面都将受到红军的威胁。西面，红六军团有向城步、绥宁地区进出与黔东北的红三军会合之势；东面，中央红军行将从赣南入湘。相较之下，何键认为中央红军的威胁更大，故调整部署，抽调主力固守赣江及长岳铁路，而把“追剿”红六军团的任务交给了桂军军长廖磊，由廖磊统一“指挥调遣”湘桂边的部队。报载“何总司令为便利戎机，特将湘军跟追部队，一并暂归廖军长指挥，以赴事机”。由此可见红六军团西征与中央红军长征的双向互利性，红六军团在西征初期帮助中央苏区减缓了蒋军“围剿”的压力。这在陈诚、罗卓英致蒋介石电文中有清晰反映：“又以萧匪窜入湘境牵制我西路军，此皆以虚击虚，其目的在扰乱我后方，分散我兵力，以减小我主力军进剿之力量。”而在红六军团离桂入湘后，又因中央红军准备长征之故，反使何键调整主力固守交通要线，减轻对红六军团的压力。这也使得红六军团在湘西的通道、靖县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
9月16日，红十七、十八师成功会合于菁芜州地区。17日，红军乘虚袭占通道。国民党将领电报亦称“萧匪率伪十七、十八师于簇(17日)晨进陷通道城”。这也是红六军团西征以来占领过为数不多的县城之一，无疑极大刺激了国民党军队。但红军并未停留于此，反于18日离开通道向贵州兼程前进，进至靖县新厂地区。19日拂晓，湘敌补充总队两个团孤军追击，抢占新厂东北的岩崖山，企图突击红军。任弼时等决定集中力量消灭之。激战整日，红军毙伤敌200余人，俘300余人，缴枪400余支，余敌溃退靖县。何键电报中也承认：“职部阵亡营长汪鲁一员，阵伤营长杨振一员，伤亡连排长约二十余员，士兵二三百名……第四团伤亡过多，损失枪亦百余支。”双方记载的伤亡人数稍有差距，但无论如何，湘军确受重创。新厂之役也是红六军团入黔前最后一次战斗，此役无疑彻底击碎了国统区舆论的“自信”，更加剧了各军阀的紧张，尤其是对贵州军阀王家烈而言。
需指出的是，红六军团入桂后，王家烈便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据其判断，萧克部队意图往湘西及黔东南发展，欲与贺龙部队会合。而贵州交通不便，调兵需假以时日，加之自己在黎(平)榕(江)锦(平)兵力单薄，正在黔东北与贺龙激战的部队不能移调，便报蒋介石称萧克部队“全力南窜，来势甚速，实恐不易防堵，若黎榕锦失陷，湘桂黔交通商路均立即断绝，未来祸患不堪设想”，故请求蒋介石“电令何(键)李(宗仁)两总司令严饬湘桂追击部队，不分睑域，越境穷追”。从王家烈的语气中不难看出紧张之感。其忧于自身实力属弱，无法阻挡萧克与贺龙部队的会合，从而威胁自身统治，只能求援于湘桂两军“越境穷追”。尚需措意的是，此后类似“越境穷追”的文字频现于电报、报刊当中，这至少意味着两层含义：一则国民党军阀忧惧红六军团进入湘西、贵州与贺龙部队会合。因湘西、贵州交通不便，国民党军队难以“追剿”，相反红军却可在此建立根据地，并逐渐扩红，威胁其统治。二则既往研究中强调国民党军阀对红六军团的“送客”方针亦不成立，其目的显系“追剿”而非“送客”。
此外需稍加分析贺龙部队在黔境内的发展，以便更好理解何以国民党上下皆忧心萧克与贺龙部队的会合。贺龙的红三军在1933年8月进入川黔边境，此时因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军队只剩3000多人，势单力孤。但不过一年，龙云电蒋介石称：“贺匪入黔以后，择地扎营，免除苛杂，修建坚堡，创办学校，办理积谷，废除军米，赈救穷民，保护商旅，所到之处，民得安居，乐为所用，现其人数约在一万以上。”很难想象此番话语出自国民党军阀之口，也有力证明了贺龙部队在黔境内保民利民之举，更是红军部队深入民心的反映。由此不难想象，萧克部队虽数千人(尚多于刚入黔的贺龙部队)，倘若与贺龙部队会合，加之红军已建立的基础与政治优势，势必愈发壮大，对国民党统治无疑是巨大威胁。因此国民党各军阀的紧张之感亦不言自明。
三、国民党地方军阀对红六军团态度考辨
既有研究注意到了国民党军阀的内部斗争消耗了围追堵截红军的力量，此论固有其据，但亦不可夸大这种内斗，且对不同军阀之间的心思与关系当重新厘清。需指出的是，虽红六军团西征与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多有重复，但国民党军阀对二者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尤需注意者，在对待红六军团时，国民党军阀频繁请求邻省部队助力“围剿”，且本省军阀一再对前线部队发出了“越境追击”的指示。这样的差异或可揭示出国民党军阀并未像前人研究般有有意“送客”之举。
首先是关于何键的意图。学界对何键在不同阶段“剿匪”的认识截然相反。即认为何键对待红六军团时消极怠慢，对待中央红军时，则强调其“剿共”决心。诚然，在对待红六军团与中央红军过境时的问题当分别研究(尤其是桂系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但何键的意图问题仍需详辨。笔者认为，何键一方面想通过修建大量碉堡，并采取坚壁清野的方式，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则欲统一地方民团组织以充作省府军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何键所考虑的不仅是眼前的红六军团，更预判将来的中央红军亦有可能过境。既如此，若湘军主动出击与红军硬拼，伤亡可能更多。何况就当时的军阀实力而言，湘军并不像粤、桂军那样独当一面。对此，熊式辉曾回忆：“湘为中央各省与粤桂必经之通衢，一有军事，湘首当冲，其本身力量不够举足为轻重”，对于何键，熊式辉更直言“何键为人，利害之急，重于是非之心”。考虑到湖南本省军队力量的有限，何键选择修建大量堡垒，以期保存自身实力。但蒋介石对此不甚满意，尤其在红六军团突破湘军封锁线西进时，蒋介石斥责何键：“对小股如此，则对封锁匪之主力将更属空谈。……此后对于已成之碉堡线，务须增筑绵密，使能以枪火交叉封锁。未成者，务须绵密构成，分段负责，周密其防守，尤以赣粤湘边区前空之纵横各碉线，应速完成其工事，严行其守备，倘能增加纵横碉线更利。否则再有疏虞，任匪主力西窜，则后患更大。”9月16日，何键向刘建绪转发蒋介石再次要求增强碉堡封锁线的电令：“似此情形，原有碉堡线既不强固，期以达到主力防匪西窜之目的，殊属可虑”，故特定两项原则：“(甲)完成并巩固原有之重要碉堡；(乙)增筑战略上之重要碉堡线”。或是受到蒋介石的提示，何键亦认识到中央红军不久亦有可能循着红六军团的路线入境，故在17日的报告会上声称：“除湘南各县要赶速完成一切防御工事，以防将来大股窜湘时有以自卫外，并须严密组织，加紧训练，使匪无从施其任何欺骗与狡猾伎俩。”然据李达回忆，或因敌人破获其每日发给中革军委的电报，知晓中央红军的行动路线。无论如何，何键较早预判中央红军将在红六军团之后入境当无疑义，故其所制定的军事行动亦有应对将来中央红军之意。据此，当既不可低估其“剿共”决心，也需从合理角度理解其使用民团、保存实力及建造碉堡消耗红军的策略。
其次是桂军的态度问题。既有研究皆指出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貌合神离。对于红六军团，“桂系军阀只是希望能逼红六军团尽早离开广西，不愿意在‘追剿’红军的战事中过多消耗自身力量”。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国共双方高级将领的传记、回忆录。红军方面如《任弼时传》载“白崇禧的总方针可以概括为两个字：‘送客’，即陈兵广西边境，让开北面，打尾不打头”。国民党方面如刘斐回忆白崇禧“对红军作战的主要着眼点，或者说总方针就是‘送客’”，“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这些材料均透露出桂军的消极，但仍需做一番考辨。首先，据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电报可知，对红六军团确是“剿灭”而非“送客”。如前述李宗仁令周祖晃师驰援湘南“围剿”萧克部队的电报可知，其言“若不迅予围歼，将来蔓延愈难防范”。主要理据便是判断萧克部队欲与黔北贺龙部队会师，这将来对自己压力无疑更大。李宗仁与白崇禧还担心共产国际对中国工农革命的支持，一旦有喘息之机，中共便有发展壮大的潜在威胁。故二人于9月23日电蒋介石称“闻第三国际正向该方活动，川黔共区若不趁早扑灭，势必滋蔓难图”。需指出的是，红六军团此时已入贵州。表面上李、白二人指望蒋介石令黔军和中央军“剿灭”红军，实际上桂军亦积极入黔协助“围剿”。时任广西省桂林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的虞世熙曾劝廖磊勿越境追击，廖磊却明言：“云、贵两省的鸦片烟过境税，是我们一笔最大的财政收入，如果贵州被共产党盘踞了，或者被蒋介石假途灭虢，把王家烈撵走了，我们这笔财源也就断绝了，而且直接受到威胁。”这亦是对桂军“送客”说最有力的驳斥。假使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桂军仅希望逼红六军团尽早离开广西，则何以在日后的甘溪战役中桂军重创红六军团?可见桂军对红军“追剿”之甚，远非“送客”可以解释。
进而言之，桂系军阀采“追剿”策略尚有其他因素。首先，红六军团由湘入桂的行动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分散突进。这便使得任何一支部队蛰伏桂境，都有可能造成燎原之势。李、白等人自不会等闲视之。退一步说，即便“送”走了红六军团，难保其不会重返桂境建立根据地。这点国民党各军阀自是心知肚明。其次，国民党军队长期存在的虚报战功风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民党军队上下好大喜功，这种风气在“剿匪”行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向上级汇报抑或对民众宣传，国民党军队总“不厌其详”地虚报“击毙”红军人数。自红六军团抵达湘东至进入桂境不到一月时间，历经数十次战斗，每次战果，国民党军队少则报一二百人，多则报六百人。故当红六军团入桂，国民党军队认为“仅有四千余人，枪则不过三千之谱。可见沿途损失，已属不少”。这无疑激涨了国民党军队士气，甚至一度盲目乐观地认为，再经过一两次战役便可将红军消灭。毋庸赘言，对于仅4000余人的红六军团，与其后数万人入桂的中央红军，桂军的态度显系不一。可资参证的是，何键便在公开场合宣称“湘桂两军，早经决定，匪窜何处，即追至何处，务必将其消灭而后已”。可见至少就明面而言，湘桂军阀合作多于冲突，目的上共性大于分歧。
最后是关于黔军。黔军军力较弱，不仅王家烈坦言之，国共双方对此亦有共识。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张平化便直言，“当时黔敌与湘、桂两敌比较，黔敌是薄弱的方面”。国民党军队内部亦有相同认识，自不待多言。更有甚者，王家烈对本就属弱的黔军掌控尚属有限，内部还有犹国才、蒋在珍等人与之争权夺利。《申报》曾载：“近日贺龙股匪扰黔尚未肃清，而萧克共匪又冲过湘西，侵扰桂边，谋与黔匪贺龙部会合，黔局边防正极紧张之际，突闻黔省内部又起纠纷，黔军王(家烈)犹(国才)合而复离……”由此可见，萧克军队一旦入黔与贺龙会合，对正陷入内部争权的王家烈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故其主要策略仅是守卫贵阳。这也致使后来湘军李觉和桂军廖磊部入黔后，“按王家烈电报指定的位置去联络，但一直没有联络上。据联络人员报告说，黔军根本没有派出部队。后来才知道贵州的军队是集结在贵阳附近的龙里、贵定一带，以求保住省会的安全”。然即便如此，王家烈亦主动寻求湘、桂军队的帮助，务求消灭黔境内的萧克与贺龙等红军部队，而非纯然坐视不顾。
综上所述，国民党地方军阀在对待红六军团西征时，于主观上并无“送客”之意，但是由于各自实力不同与对红军目的预判不一，在军事策略上不甚一致。虽然各军阀与蒋介石乃至军阀之间亦有矛盾与冲突，但基于共同的利益，终归是合作大于分歧。自红六军团入桂后，湘、桂、黔军皆密切注视之，并互派军队协助“追剿”。自红六军团入黔后，湘、桂军亦知王家烈未必能应付，除桂军派廖磊部追击入黔外，何键亦令章亮基的十六师等部队“仍越境追击，助黔军歼除，勿使与贺匪会合而蔓延”。可见萧克与贺龙部队的会合始终是各军阀的心腹之患。可即便各军阀之间合作“剿匪”，终未能阻碍红二、六军团的成功会师，并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因此，若过于夸大国民党军阀之间的内部斗争，反而低估了红六军团西征的决心与正确战术。
余论
不难发现，国共双方材料对红六军团西征作战初期的行动记录各有侧重。中共材料更注重于政策、行军路线、大型战斗等宏观层面，国军材料则执着于红军行动目的、人数、枪支数、伤亡数等细节。表面上，二者记载歧义繁多；实际上，两相参照，却可互补共证。尤其在记载红六军团战术运用的灵活机动、国民党军队“围剿”部队薄弱缺口等方面，可以说同大于异。然而双方材料亦皆有不足：中共材料多基于回忆录而成，在具体行军作战的可靠性方面需持疑异。这主要由于当时环境所限，中央苏区自身的宣传机构全身心投入于第五次反“围剿”中，较少措意于红六军团西征方面，故即使《红星报》《红色中华》等党报党刊都极少报导红六军团新闻，更无力为其打舆论战。这使得中共方面的原始材料稀缺罕见，红六军团组织机构、各团级以下指战员信息缺失甚多。后期虽有地方志等材料补弊，却因自身本难获一手史料而有误记、错记现象。在使用时均需细致考辨，而不能“拿来”即用。国民党的史料本身在意识形态方面便有敌视因素，在运用时更需厘清其中攻许、污蔑语言。此外国民党军队上下虚报战功、开脱自身的习气，致使对红六军团的战斗有不少夸大成分。惟红六军团的战损部分，由于党史记载本身缺失较多，故而很难具体统计每次战斗红军损失人数。在红六军团入黔之前，李觉依据俘虏供述称“伤亡在两千以上”，这一数据或大致可信。而国民党将领对自身“剿匪”行动的反思，反证了红六军团在军事、政治方面的优长及国民党军队自身的短板。尤其在政治方面，红军将领回忆“红六军团连队政治工作非常重视红军宗旨的教育和宣传”，“那时，红军每到一处，宣传队不顾疲劳深入群众家中或街头巷尾，讲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是工农的武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红军的唯一宗旨”。与此同时，国民党将领虽亦贯彻着蒋介石于第五次“围剿”时制定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在“追剿”过程中不仅意图于军事上“围剿”红军，更想从政治上彻底消灭中共。关于“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成效，已有学者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有过详论。相似的是，在国民党军队“追剿”红六军团时，这一方针亦收效有限。这在何键电文中有清晰体现，“查此些萧匪，由赣西流窜湘南，每到一处，各县地方多未察觉，即觉而不知其真确情况，甚或为匪朦混，毫无明确之报告，以致匪方组织，漠不关心，殊堪痛恨”。各县民众并未出卖红军行迹，反而证明民众对国民党军队无甚信任。
要而论之，将红六军团的西征置于国共档案互证之下，或更能彰显其深远价值与意义。无论国民党还是红六军团指战员，对红六军团西征目的的判断皆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萧克等红六军团领导人初始并未意识到自己作为先遣队性质，国民党军队最初更不知其意图入湘还是与中央红军会合。然随着西征行动的进行，国共双方皆逐渐意识到红六军团实际上承担着为中央红军日后战略转移探路的先遣队使命。从实际效果观之，红六军团的西征无疑牵制了原“围剿”中央苏区的部分国民党军队，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也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可行道路。因此，需对国共双方材料进行细致爬梳、仔细考辨，厘清以往叙事中对红六军团的各种迷思。需知红六军团西征初期便是在敌人夹缝中求取生存，国民党军阀也未有所谓的“送客”之意，反有更多“越境追击”之实。因此，将这段历史重新聚焦到具体的人与事，充实和修正相关“历史记忆”，对全面理解红六军团西征的历史功绩与意义无疑具有拾遗补缺之功。
原文载《苏区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