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形成遵循深刻的地理逻辑，独特的地形地貌与气候条件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发展轨迹。青藏高原隆升对中国地貌格局和气候格局具有重要影响，这一隆升塑造了中国三级阶梯状地貌形态和多样的气候类型。这种地貌形态与气候类型的组合以及不同地区在水资源、热量和光照等自然条件上的差异，为中华民族的多样性提供了天然的地理基础。地理环境影响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复杂的地理环境对民族经济文化多样性具有孕育作用，经济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民族间的互补与融合。黄河、长江中下游的中央大平原在中华民族内聚力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在维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需要强调的是，地理环境是影响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绝对因素或唯一因素。现代生产方式、信息技术和交通设施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行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强调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影响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地理决定论”的误区。
【关键词】中华民族生存空间；青藏高原隆升；中央大平原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长期统一与各民族的内聚趋势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过，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正是在这个具有独特地理环境的中华大舞台上，各族人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相互依存，共同演绎着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恢宏史诗。
一、中华民族半封闭、内向型生存地理环境的形成
每个民族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特定的生活地域，中华民族亦是如此。我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古代典籍对中华民族栖息之地的描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种早期的“四至”观相当明确地概括出我国海陆分布特征。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我国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四周被天然屏障环绕，内部则拥有一个完整有序的结构体系。其地形从东到西呈现明显的三级落差，而南北纬度跨度则达30°。这样的地理特点使得温度和湿度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塑造出多样的地理环境，而多样的地理环境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挑战，也提供了丰富的机遇。应该说，中华大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隐含着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必然性，也为整个中华民族构建共同的心理认同和地域认同奠定了地理基础。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民族长期扎根于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
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框架在较大尺度上反映了地质时期诸多地理要素的基本格局。地质活动影响下的地貌结构与气候、水文、土壤、生物（包括动物和植物）等是相互影响的，深刻影响着人类活动，人类活动又反过来影响自然地理环境。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演进自然应该从这种整体性关联中获得解释或寻求解释。对于影响中华民族生存空间演进的地质事件，则必须推至第四纪新地质构造运动，其总体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基本格局。
第四纪新地质构造运动导致青藏高原的整体隆升和东亚大陆断陷盆地的发育，而青藏高原的隆升对中国的地理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青藏高原的隆起与印度—欧亚板块的碰撞、地壳质量平衡、区域及全球气候变化、海洋化学、大气化学以及生物演化等众多地质物理和生物化学过程紧密相连。从自然地理角度而言，这一隆升对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植被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进一步扩展到不同地区的生产发展，进而形塑不同地区的民族发展进程，对中华民族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现代地貌格局的奠定：半封闭、三大阶梯、地貌形态复杂化和多样化
我国幅员辽阔，全球陆地的五种主要地形在中国都能找到各自的身影，有壮观的高原、连绵的山脉、宽广的平原、平缓的丘陵以及被群山环绕而中心平坦的盆地。青藏高原的隆升塑造了我国地形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
青藏高原作为我国地形阶梯体系中的最高级序单元，其主体以平均超4000米的海拔构成巨型隆升地块；其北缘至东侧边缘发育昆仑—阿尔金构造带、祁连山隆起带及横断山巨型构造弧，这些连续延伸的山系链不仅构成显著的地貌屏障，更在地形梯度上精确标定了第一阶梯向次级地貌单元的转换界面。我国第二级阶梯地貌单元呈现1000—2000米海拔区间的典型特征，其主体部分呈现高原与盆地耦合发育格局，既包含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在内的三大高原，又涵盖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四川盆地等差异沉降型沉积盆地。该单元东部构造过渡带分布着大兴安岭活化断裂带，太行褶皱冲断带及伏牛山、巫山、雪峰山系链，这些山系链的东侧标志着我国地形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的分界。我国第三级阶梯地貌单元以冲积平原为主要地貌类型，间或发育构造丘陵与活化断块山等次生地形，整体海拔普遍在500米之内。通过构建北纬32°标准地形断面可知，自青藏高原隆升区经四川前陆盆地至长江三角洲沉降带，在经向则表现为连续阶跃式递减的构造地貌学特征，即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
地貌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最基本的要素，各类地貌在地域上的组合和垂向上的分异，不仅对气候、水文的变化和土壤、生物的分布有重要影响，还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显著影响。在青藏高原隆升影响下，中国全境地貌结构呈现三级阶梯的同时，多种地貌形态相间分布，尤其在三大阶梯过渡带，地貌形态极为复杂，并且由于前述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在三大阶梯的过渡带及海陆交错带上，往往形成复杂的地理环境，例如，以气候多样性为特征的西南横断山脉农林生态界面区，以潮间带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东部滨海湿地海陆过渡性地带，以森林草原交错并存的东北山地林草镶嵌式过渡区，以及华北农牧复合型生态脆弱带等典型的生态过渡类型。这些过渡区域或交错地带，由于历史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各民族跨区域的迁徙流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分布格局。
（二）现代气候格局的奠定：三大分区及区域气候变化响应
青藏高原的隆升对我国地理、地貌、气候、气象、水文等自然条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跨越北纬28°—36°，处于高空西风带辐射区域，触及对流层的中上层，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寒特征的自然区域。青藏高原不仅对气流的流动起到阻碍或加强作用，还因其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对中国广阔的自然地理过程产生了影响。
青藏高原的隆升在中国气候分异格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形成了明显的气候分区特征。东部地区受季风影响，气候类型多样，包括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以及温带季风气候。西北地区由于远离海洋，呈现出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青藏高原则因其高海拔而形成了独特的高寒气候区。青藏高原隆升，借助其动力分支和阻挡作用以及高原地面冷热源作用，塑造了我国气候分异格局，影响了各地的自然环境。例如，西南季风的到来与长江流域梅雨季节的开始时间大致相同。青藏高原高压是夏季东亚大气环流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对我国东部地区的旱涝灾害有着显著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每年的7月和8月东经120°和东经110°上空的高压脊线向北偏移，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会出现干旱，而华北地区则降水增多；反之，如果高压脊线向南偏移，长江流域降水量增加，华北地区则可能遭遇干旱。青藏高原的动力学与热学效应相互作用，扩大了其地形影响的区域，促使高原上的准静止气压系统向东延伸，从而在高原东侧引发强降雨和洪涝灾害。
可见，青藏高原隆升在地理环境上对中华民族生存空间演进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青藏高原隆升塑造了中国西高东低并按三级阶梯状呈现的地貌形态，这一独特的地貌形态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供了坚实的地理基础。二是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貌格局和干湿分明的气候格局，形成了三级阶梯状和众多类型地貌并存的局面。这种地貌地形与气候类型的组合，以及不同地区在水资源、热量和光照等自然条件上的差异，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天然的地理基础。多样而复杂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的生产模式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推动了多样性的发展；二是促进了整体融合。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方式做“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区域性的多元统一则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二、数千年来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指出，“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也不例外”。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的持久统一和民族凝聚力。中国的地理布局因其天然属性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区域。这种布局既减少了来自外界的袭扰，又促进了区域内各地区和民族间的频繁互动。尽管历史上中国也经历过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并且统一后的疆域大致相同。这一现象与地理特征紧密相关。总体而言，这一地理特征既孕育了多元文化，又推动了多元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交流交融。
（一）复杂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
地理环境的丰富多变孕育了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中，地形、地貌、气候、气象、水文等地理因素的复杂性，促使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各民族根据自然地理特点发展出适合自身的经济和文化体系，这种适应性的发展过程自然而然地塑造了各民族独特的经济文化特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根源，它不仅为各民族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为其文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济文化类型在交流交融中不断演变，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本文将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例，探讨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
中国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基本趋势表现为：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并且递减态势持续增强。我国有一条显著的地理分界线，即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其从大兴安岭西坡向西南延伸至雅鲁藏布江河谷，将我国划分为两个具有显著差异的地理和文化区域。这条地理分界线也区分了两种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一是湿润区，以农耕为主，人口较为密集；二是干旱区，以游牧为主，人烟较为稀少。这条分界线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将我国划分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历经无数岁月，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其两侧分别孕育出独特的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这两种文化的交流交融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与秦岭—淮河一线相符的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则成为中国水田与旱地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东侧和南侧的年均降水量通常超过800毫米，属于湿润气候区；而西侧和北侧区域年降水量则普遍低于这一阈值，属于半湿润地区。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也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是北方旱地与南方水田的分界线，也是中国小麦与稻米种植的分界线。
按照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与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作为划分标准，可将我国大致划分为三大经济文化类型区，即北方和西北草原游牧兼事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粟、黍等旱作为主的旱地经济文化类型区，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稻作经济文化类型区。其中，每一类型区又可分为若干亚型区，如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稻作经济文化类型区又可分为以长江中游平原地带为核心的农业—水产复合带，长江下游沿江丘陵与平原交会地带的农林—水产综合经营区，延伸至鄂豫皖三省平原地带与山地过渡区的林农复合系统，以及涵盖江南丘陵、浙闽山地及南岭坡地的低山丘陵农林生态区，形成了多层次的地理分布格局。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换言之，各异的地理条件塑造了各民族的生计模式，并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以藏族为例，在青藏高原的耕作实践中，藏族逐渐发展出了一套适应当地环境的农业模式，他们不仅掌握了青稞和豆类的倒茬种植技术，以保持土壤肥力和避免连作障碍，还形成了一种既种地又养地的耕作经验，这种耕作方式使得青稞和豆类成为藏族人民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与高原环境相适应的耕作方式和食物结构，体现了高原居民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和利用。
这些与生态环境相耦合的经济文化类型，体现了我国各民族的生产活动、生活习惯和文化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精髓。应该说，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及其广阔的领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些地理条件不仅塑造了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复杂的地理环境促成了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互补与融合
由于区域间经济文化类型呈现明显的多样性，而各区域内的经济文化类型则相对单一，这种差异性激发了各族人民跨越自然屏障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其内生动力在于单一的经济文化类型限制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突破这些局限，他们迫切需要打破隔绝状态，以期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来实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这种交流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也可能伴随着冲突。当然，区际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为各民族交往交流提供了现实基础。如前所述，按照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与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我国经济文化类型可以划分为北方草原区、中原旱作区和江南稻作区，这三大类型区差异明显，在结构、功能、优势等方面互为补充，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可持续发展的地理基础。
历史上，中国气候经历了冷暖交替的周期性变化，这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位置随之发生变动，相应地，适宜农业与非适宜农业区域、旱地耕作与水稻种植区的分界线也随之发生位移。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变动为例，当处于寒冷期时，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南移，由于气候寒冷干旱而致使人们的基本生存和生产受到严重威胁，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迁移，如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寒冷期，西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100—500年的寒冷期，东汉两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南迁；1100—1200年的寒冷期，南宋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明清时期，明末清初满族南迁。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最终融入农耕文明。这种融合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增添了新的维度。随着游牧民族南下受到中原先进农耕文化的影响，成为农耕文明的一部分，北方也出现新的游牧民族群体并延续游牧文明。这种文明的交替推进反映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尽管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历史上不断交替向南和向北扩展，但他们的分界线大致沿着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一地理分界线成为两种文明互动和更迭的自然边界。这条分界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地理和历史上相互博弈和融合的见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明的互动和更迭，不断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面貌。
以中原地区的旱地耕作和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为例，中原地区以旱地耕作为主，而江南地区则以水稻种植为特色，两者在经济和文化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异性不仅没有造成隔阂，反而因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关系。当中原地区遭遇旱灾导致农作物减产时，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可以提供粮食补充，保障整个国家的食物安全；相反，如果江南地区由于水灾等原因导致水稻歉收，中原地区的旱地农业则能够为国家提供必要的粮食支持。这种南北之间的互补，不仅在农业生产上有所体现，在文化交流、技术传播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原地区的旱地农业技术与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相互借鉴，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整体进步。同时，两地的文化交流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原旱作区和江南稻作区人群的相互支持，不仅增强了中华民族抵御自然灾害和外部冲击的能力，还保障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空间差异性，南北方民族展现出各具特色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样态：北方少数民族主动融入的态势，彰显豪迈奔放、气势磅礴的特点；相对而言，南方的民族交融则伴随着汉族向南迁移和开发，这一过程较为温和且缓慢。南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模式和进程存在的较大差异，有着深刻的地理逻辑。
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中央大平原为中华民族内聚奠定了地理基础
平原往往由江、河、湖、海的泥沙堆积而成，因其地表起伏微缓、地势坦荡、水网稠密、土壤肥沃，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一般来说，在地理空间分布规律中，当平原地带具备水热配置适宜的自然禀赋时，这类地貌单元通常兼具三重地理属性：一是农业核心产区的物质基础；二是人口聚居高地的空间载体；三是文明发展策源地的孕育摇篮。在中国，从大兴安岭延伸至太行山再到雪峰山的东部区域，形成了一条依山连海、纵贯南北、面积广阔的平原区。由于山脉东西向的分布，这一地带孕育了我国三大平原，从北到南依次为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平原。我国平原面积为110多万平方千米，三大平原分别为35万平方千米、31万平方千米和20多万平方千米。
三大平原中，东北平原面积最大、黑土最肥，但地势最高、气候寒冷，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较低、温度适宜、水量充沛、易于开垦，适合大规模发展农业生产，正是凭借这种“天佑中华”的自然禀赋，使得该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人口聚集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之地。其中，华北平原位于我国东部偏北，在燕山、太行山、淮河之间，包括冀、鲁、豫、京、津和苏、皖的一部分。长江中下游平原位于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在巫山以东，长江干支流沿岸，包括鄂、湘、赣、皖、苏、浙、沪等区域。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为基础构成的广阔的中央大平原，在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自古生活于周边的少数民族，一方面，他们对外拓展受到天然障碍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与束缚，周边民族更倾向于向中央平原地区汇聚而非向边缘或外部扩散，这使得中央大平原拥有了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中原温和的气候、辽阔肥沃而平坦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物产，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对他们有无限的吸引力。中原地区的文化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地区扩散，同时周边文化类型也在影响和丰富中原文化，在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强化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经济文化纽带。
平原因其地势坦荡、缺乏天然屏障，较易实现统一，加之平原便于修建驿道、大运河等大型交通网络设施，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构建和稳固统一的国家体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央大平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理要素，其在维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的作用毋庸置疑。
四、结论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发现，青藏高原的隆升塑造了中国三级阶梯状地形地貌和多样化气候类型，为中华民族生产空间提供了坚实的地理基础。复杂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各民族多样的经济文化类型，而这种多样性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分界线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作为旱作文明与稻作文明分界线的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将我国划分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差异性与互补性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黄河、长江中下游的中央大平原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中华民族内聚力形成的核心区域，维系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本文重点强调地理环境与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间的关系，但并非强调“地理决定论”，虽然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和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因素。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在现代生产方式、高科技水平和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加持下，民族间和区域间在交往方式、交往内容、交往成本、交往频率、交往成效等方面均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理环境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约在逐步减小。
尽管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不能将其视为决定性因素，不可陷入“地理决定论”的误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历史进程、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创造，不断适应和改造环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我们应全面客观地看待地理环境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关系，避免片面强调地理因素的决定作用。
现代生产方式正在深刻地改变各民族经济社会行为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推进和现代科技的不断创新，各民族的生产活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而是向高产出、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现代生产方式转型。这种转型使得各民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例如，现代灌溉技术、温室农业等使得农业生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约束，实现全年稳定产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对各民族生产方式的制约。
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交通设施所带来的“时空压缩”，一定意义上在缓解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所谓“时空压缩”，是指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极大缩短了时空距离的现象。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让人员和货物远距离出行或运输的时间成本大幅减少，通信技术则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递，使地理间隔不再是交流障碍。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跨越千里，实现区域间的快速流动，这不仅促进了人口的迁移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也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例如，“东数西算”工程在推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化进程的全面提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对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意义重大，不仅带来了基础设施改善、就业机会增加，也为数字农业、智慧旅游应用提供了支撑。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通过承接算力，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传统农牧业向高科技、数字经济转型，新增了高科技岗位，人才逐渐回流，并不断缩小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人才结构等方面的差距。客观地说，“时空压缩”这一现象改变了人们对距离的感知，加速了社会运转节奏。“时空压缩”的本质是技术进步对传统时空关系的重构，其结果是降低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大大节约了我国各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空成本。
“邦畿千里，唯民所止”，我国各民族在共同开拓广阔疆域的同时，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毋庸置疑，我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广袤的土地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各成员共同依赖和繁荣发展的温馨家园。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各族人民正以全新的姿态奏响伟大的时代乐章。
【作者简介】乌仁图雅，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编辑，博士，主要从事法律、社会与经济研究；通信作者：时保国，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空间经济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动态演进框架下两岸产业融合关系测度及深度合作研究”（20BGJ026）。
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