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与谢野晶子是近代日本著名的女诗人和社会文化批评家。在诗歌领域，她被公认为明治时期歌坛领袖，这在文学史上早有公论，但其作为批评家的贡献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对日本明治以来和歌改良论的梳理可以发现，将和歌视为被压抑女性自我书写的与谢野晶子，其诗歌创作摆脱了明治以来和歌改良论脉络下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大丈夫之歌”与“女性和歌”二元批评框架的桎梏，成为短歌革新运动的里程碑。对比当时中日两国对与谢野晶子的不同身份认知，可以发现其久被遗忘的批评家身份反而更早地在中国获得认同。作为没有选举权的日本女性，与谢野晶子通过批评写作的方式参与政治，是其作为女性批评家的重要意义所在。而通过对与谢野晶子从诗人到批评家身份的脉络梳理，便能为其还原出更为完整、更富层次感的人物图景。

关键词 ：与谢野晶子；短歌革新；《乱发》；女性批评；近代日本

与谢野晶子（1878—1942，后文简称晶子）出生于日本堺市，本姓凤，是近代日本著名的女诗人。她初试作歌就得以发表在关西的诗歌杂志《堺敷岛会歌集》《善恶草》上，并于1899年加入关西青年文学会，翌年结识了后来的丈夫与谢野铁干（后文简称铁干）。晶子加入铁干创办的东京新诗社，并在社刊《明星》上发表大量短歌。1901年，年仅23岁的晶子出版了其首部歌集《乱发》，从此声名大噪，成为近代日本浪漫主义的代表性诗人。

同时，晶子也是一名关注女性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批评的著名女性批评家。她参与了日本明治（1868—1912）以来关于贞操、母性保护和妇女参政权等重要的妇女问题以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等政治问题的讨论，在当时颇有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晶子的诗歌创作获得极大关注，围绕晶子短歌及《明星》同人杂志展开的作家作品论、短歌创作思想的研究数量众多，其中尤以其代表作《乱发》研究最受关注。《乱发》问世之初，褒贬不一，到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国内的高压统治和思想管控下，以小田切秀雄、吉田精一为代表的日本知识人士试图在《乱发》中寻找精神自由，并重新评价《乱发》及其在文学史中的意义，指出《乱发》的反封建性和其对“人”的本能的肯定，这种评价成为日本战后文学史的通说。而晶子作为批评家的一面，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才逐渐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注意，其关注点多集中在晶子与日本著名女性杂志《青踏》同人间的几次论争上。但在中国，因周作人译介了晶子的《贞操论》并在《新青年》上引起讨论，晶子的批评家形象在中国反而显得更加清晰可辨。

时至今日，围绕拥有女诗人和女批评家双重身份的晶子，仍有诸多问题有待探究。如，晶子作为女性诗人之于近代日本短歌革新的意义；其从诗人到批评家身份转换的内在脉络；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引起热烈讨论的《贞操论》作者，在跨国传播过程中，晶子形象在中日两国有何异同等。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即使在面世之初招致大量批判，但晶子的首部歌集《乱发》在日本文学史中依然占据着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如文艺批评家高须芳次郎就曾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对《乱发》在短歌革新运动中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乱发》是当时歌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诗集，和歌革新的目的终于因此而显示出前途有望的迹象。”这一论断一直以来为世所公认。而需要追问的是，短歌革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晶子的首部歌集《乱发》是否实现了这一目的？《乱发》作为女性书写的意义又在何处？

1887年7月，萩野由之和小中村义象二人合著《国学和歌改良论》，开启了日本近代关于和歌改良的讨论。在《国学和歌改良论》中，萩野由之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发，对日本古典学裹足不前的现状提出批评，认为古典学之不前进“乃政治与学问上的大厄”，这是“不修史而只作歌集的学者”沉溺于末技而忘却根本的原因；小中村义象也认为，明治维新以来“百般学术逐新”，唯有国学家墨守成规，诗歌只“以风月为事”，致使“国学名声愈发扫地，被视为无用之学”，也正是国学固守陋弊才会“招致外敌来侮” 。不论是萩野由之的文学与政治说，还是小中村义象的有用与无用论，本质上都试图将作为国学的和歌改良与明治国家建构紧密关联起来。不过正如铁干所言，《国学和歌改良论》的发表“为时尚早，未能立即引起世人的注意”。

到了1893年，与萩野由之、小中村义象同样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古典科的国文学家落合直文成立了短歌结社——浅香社，和歌改良运动从理论进入了实践阶段，不过一般认为浅香社的改良失之平缓，并不足以达成革新，直到作为落合直文弟子和浅香社成员的铁干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于《二六新报》上连载《亡国之音——骂现代非丈夫的和歌》，发出了“从正面痛骂旧派歌人的第一声”。

铁干在《亡国之音》中批判以御歌所为代表的旧派歌人，称旧派和歌“委靡纤弱”，他认为诗歌风格关乎国家兴亡，“正如‘委靡纤弱之文孕育乱世，豪宕悲壮之文孕育盛世’，国家盛衰与文章的关系正如此，而余以为和歌亦同此理”，而“扰乱世间风俗者，余不加迟疑，首推‘恋歌’”，“以和歌亡国，则余所不能忍”，因此主张进行“国诗革新”，创造适合明治日本的“国诗”。铁干被时人称为“虎剑调”的两部代表性诗歌集《东西南北》《天地玄黄》则是其短歌革新抑或“国诗革新”理念的实践。集中收录了诸多铁干在韩期间所吟诗歌，毫不掩饰其对朝鲜半岛的殖民野心。例如，《东西南北》收录了题注为“京城秋日，与槐园共赋。时王妃闵氏专横日盛，日本党之势力顿坠于地”的短歌“韩山秋风起，抚太刀；我心所念者，非虚妄”，“韩山有虎啸，其声不可闻，但见寂寂秋风起”等，从明显针对“韩山”（朝鲜）而发的“抚太刀”“有虎啸”中不难看出，铁干的“国诗革新”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色彩。对此，五味渕典嗣毫不避讳地指出，铁干在《东西南北》等作品中呈现的意识形态，并不只代表其个人，而是“同时代的诗性想象力本身，整体性地呈现侵略的、殖民地主义的特征”。

不仅如此，铁干还将性别作为评价和歌的重要标准。其在《亡国之音（八）》中，将“若问规模则狭小，若论精神则纤弱，且品质卑俗、格律乱猥”的和歌称为“女性的和歌”并加以“痛骂”，认为“庙廊皆妇女”则国家危，究其原因则在于“女性克之”，使“大丈夫元气衰败”。当然，这种批评标准并非铁干首创。在日本的文学批评传统中，汉诗与和歌往往被赋予性别特色，汉诗（包括汉学）被视为男性的、“雄壮奇矫”的，和歌则被视为女性的、纤弱的，而在萩野由之以来的和歌改良论中，对“女性化”的和歌进行否定成为一种传统。铁干对“女性的和歌”的批判以及“大丈夫”和歌的创作主张正是在这一脉络下展开的。

至1899年，铁干成立东京新诗社，并于翌年创办杂志《明星》，成为新派歌人开展短歌革新运动的重要阵地。值得注意的是，晶子在这一时期频频向《明星》投稿，并于1901年将这些作品整理成歌集出版，这就是晶子的首部歌集，即其代表作《乱发》。

《乱发》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诸如“柔软肌肤下流淌着热血，不试着触摸一下吗？你难道不寂寞吗，道学家哟”，“惩罚拥有诸多罪恶的男人，我肌肤清洁，黑发长曳”。这些诗作歌颂女性身体，宣扬自由恋爱，同时创造了大量有别于传统和歌的新主题、新歌语。对此，日本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小田切秀雄予以盛赞，他称晶子《乱发》的出版是日本“近代短歌史上最光荣的时刻”，他认为，晶子《乱发》的一大意义是对“人”和青春的肯定，《乱发》歌颂恋爱，肯定“人的本能、人的情感”。吉田精一同样高度评价《乱发》，称之为“封建桎梏下个人主义自我的爆发”。

不过对于晶子而言，《乱发》在肯定人的本能、人的情感的同时，更是被压抑女性的自我书写。20世纪90年代，“用身体写作”作为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与口号被提出。而早在20世纪伊始，晶子已大胆突破日本传统诗歌审美趣味与意象的局限，在作品中书写并赞美女性的身体，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先锋性可见一斑。事实上，晶子对女性书写的意义以及和歌作为日本女性书写手段的重要意义，有着充分的自觉。其在《女子与诗歌》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由于德川时代儒学武士道的极端盛行，“女子的自由受到压迫”，当时的女子“只有作和歌是被允许的”，因此作和歌对于女性的意义，在晶子看来并不在于是否成为专业的歌人，而在于能够“时时表达女子的感怀”以及进行“女子的人格教育”。

显然，“个人主义”的、肯定“人的本能和情感”的《乱发》，其赞美女性身体，书写女性情感的“女性”和歌，与铁干写作“大丈夫”之歌，积极参与明治国家建构，以和歌振兴国家的国家主义式“国诗”革新理念背道而驰。更有意思的是，铁干此时与晶子诗风渐行渐近。1901年，铁干出版了收录其短歌近作的歌集《紫》，集中不仅有大量如“梅香正忆故人时，匆匆作书向京都”，“红梅盛开，京都山中，明日下山来的神女玉貌丰姿”之类的恋歌，且其书名《紫》就已经表明了这部歌集的属性——在明星同人创造的新的诗歌隐喻系统中，“紫”和“红”“赤”“胭脂”等色彩词都指代恋爱。铁干遂从吟诵“大丈夫”之歌的“虎之铁干”过渡到儿女情长的“紫之铁干”。

在时人看来，铁干后来的歌风深受晶子影响。例如，同时期的斋藤茂吉就在其后的回顾文章中指出，“随着晶子的出现，（铁干）受晶子影响，变成了那样的歌风”。而晶子本人在晚年的访谈中曾坦言：“丈夫也受了我的影响，写了不少和我极为相似的和歌。”当然，晶子短歌的影响力远不止如此，她的短歌在明治歌坛可谓独领风骚，同时代诗人将其创作风格称为“晶子调”，并以此来统摄明星派的歌风，不仅如此，“金子薰园、尾上柴舟、佐佐木信冈都受到晶子歌调的影响”。

岛村抱月在回忆明治短歌新气象时也指出，“铁干氏、晶子氏等明星派同人成为（歌坛）新趋势的中心……也就是说，和歌坛真正的生命力始于新派。现在所说的晶子调以外的种种新人歌调，例如我们可以看见的极平直的白话调子、官能派、唯美派等，都是明星派以后的分脉”。新诗社同人平野万里亦明确指出，新诗社的歌风受晶子影响：“1903年，‘晶子调’和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新诗社调亦即明治调正式确立。”平野万里不仅指明新诗社调受晶子调影响而形成，甚至将其称作“明治调”，由此不难看出晶子调在明治歌坛的主宰地位。而在短歌创作理念上与明星派颇有分歧的《阿罗罗木》同人斋藤茂吉也不得不承认晶子调对明星同人乃至对明治歌坛的影响力，认为“晶子恣意发展其奔放自在的歌调，如高举一盏明灯前行，而后新诗社的歌风以晶子为中心变化发展”，“于是晶子的歌风天下风靡。新派写歌时，要是不先模仿晶子的口吻写上一两句，那简直就没有资格称作新派歌人”，“以铁干为代表，新诗社内的歌人们受晶子调的影响并加以模仿，而后模仿者越来越多，于是忽然地成为歌坛的主流”。

如是，以《乱发》为标志，短歌革新运动从积极参与明治国家建构的“有用的”、男性的、大丈夫的“帝国的和歌”转向由女诗人为书写女性自我所开创的晶子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称之为“女性的和歌”。这也意味着，《乱发》是从萩野由之、小中村义象到铁干以来和歌改良与革新论脉络下的一次“脱轨”，而正是这样的“脱轨”促成短歌革新的成功，成就了日本“近代短歌史上最光荣的时刻”，这正是晶子作为女诗人角色的贡献所在。

不过，日后受到盛赞的《乱发》在问世之初却是毁誉参半。值得关注的是，《乱发》及其作者晶子所遭受的激烈抨击，来自男性主导的言说空间。而这种来自男性言说空间的批评对诗人晶子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和铁干师出同门的大町桂月批评晶子的《乱发》“轻佻”“浮华”，其中流露出的“痴情痴态，毫无女性可怜可爱之处”。由歌人佐佐木信纲主办的竹柏会社刊《心之华》上就曾刊登了“无名氏”对《乱发》的批评，称晶子“竟吐此娼妓、夜莺辈之乱伦言，意欲劝淫”。更有时人称晶子在其短歌中使用“大胆”“赤祼祼”等词实属“无廉耻”，并由此展开对晶子的“妇德”批判。刊于同为新诗社主办的《第二明星》上的歌论，甚至认为可通过《乱发》中“新奇”“奔放”的发想勾勒晶子的“幻影”，“通过文章可以想其人，通过人可以想其事”。

于是，在以文观人、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理念中，晶子的现实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乱发》中热情、大胆、官能化的诗歌形象重叠了起来。小田切秀雄也曾指出，《乱发》发表之初，其中部分诗歌被视为“淫荡”。对此，日本战后的女性知识人曾直言：“提起晶子的歌，就先要从鼻孔里发出声嗤笑，这是迄今为止的歌坛常识，幻想着自己创造了高于晶子的作品，其实（他们的作品）不过是被琐碎且平面的日常性牵着团团转罢了。”

而来自中国的观点虽不像日本本国那样激烈，但也不甚许可。1918年，周作人翻译了晶子的《贞操论》并将其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期上，他在介绍晶子时说：“与谢野夫人的歌，是不能译他，今且译这篇论文，请识者看。”乍看周作人所说的“不能译他”语义有些含糊，究竟是晶子和歌客观上不能译，还是周作人主观上不愿译呢？对于翻译了石川啄木等多位日本诗人的俳句、短歌以及《古事记》《枕草子》等一系列日本古典名著的周作人来说，应该不存在不能译的问题。事实上，数年后，周作人就在《论小诗》中选译了晶子《乱发》中的一首短歌“拿了咒诅的歌稿，按住了黑色的胡蝶”，将其与泰戈尔的诗作对比，说明日本诗歌与印度诗歌的不同。如此看来，周作人所说的“不能译他”应该就是自己不愿译。作为与“陈腐朽败”对抗，主张“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的新青年同人，周作人译介的《贞操论》反对将贞操作为女子单方面的道德，并指出了传统贞操观的矛盾之处，意在批判这与现代生活不合的“暴虐的道德”，以反对1917年段祺瑞政府颁布的《修正褒扬条例》中对妇女“节烈贞操”的要求及其所引起的大众媒体对“贞女”“烈妇”的鼓吹。但在言及晶子热情奔放的歌作时，周氏也不免显得有些顾虑，这侧面反映了晶子诗歌在男性言说主导下的普遍遭遇。

当然，也有不具名的“时文子”撰文为晶子抱不平，其以岛崎藤村的《若叶集》和薄田泣堇的《暮笛集》为例，认为同样是歌咏亲吻，同样是使用“やは肌（柔软的肌肤）”等词，“在彼男性则是无上的敬虔，于此（晶子）则是无下的嫌忌”，“因男女之别，是彼而咎此，岂非诗国习俗之因循冥顽”，直白地揭示了《乱发》因女性写作而遭遇的差异化批评。但此类辩护仍未能动摇大众对于晶子及其作品《乱发》的印象。

男性主导言说空间下，多集中于伦理道德层面的批评，成为困扰晶子一生的问题，以至于其在后来的访谈及文章中，试图将《乱发》与自身形象作切割，强调该歌集“只是在泣堇的影响下写出来的”。步入晚年后，晶子再次强调《乱发》不过是对岛崎藤村和薄田泣堇的模仿：“（我写诗之初）岛崎藤村氏的新诗在杂志文学界发表，之后出版了几册他的诗集。薄田泣堇写了很多新鲜的诗，那是在岛崎藤村之后……（我）虽然知道许多日语，但在表现时却只是使用泣堇的语言，并模仿岛崎藤村罢了。”联想到《乱发》问世之初，“时文子”所指摘的，面对同样在诗歌中涉及官能性描写时，文学界厚藤村、泣堇而薄晶子的现象，这大概也是晶子在委婉表达其对《乱发》遭遇的这种性别差异化批评标准的不满。对这类庸俗批评的不满，从她后来的新体诗中也可窥见端倪：

知了叽叽、叽叽的叫声/是ARBOS肥皂的泡沫/是悭吝商人张开的方形大口/是抓在手上的两钱铜币/是这世上随处可见的艺术批评。

除了以女诗人身份发声，晶子还以女批评家的角色回应来自男性言说空间对她诗作的批评。进入明治末年后，晶子不断收到报刊杂志的约稿，从而开启了她的批评写作生涯。但正如晶子从不以专业诗人自居一样，在批评写作之初，晶子似乎也并不将自己视作批评家。不仅如此，在初涉批评领域的晶子看来，批评家只是“不能创作”、挑剔作家的“弱者”。她在题为《线与影》的一则短评中，以自家五岁双胞胎女儿为例，称妹妹擅于编故事，而姐姐常对这些故事作出批评，并借此发表自己的观点——“总是创作型的妹妹看起来更厉害些，姐姐因为不能创作，没办法，只能凭着一腔意气，成为那个挑剔妹妹缺点的人。批评家大抵是弱者”。对批评家给予这种评价，固然有晶子在观念认知上尚未完成从诗人到批评家角色转换的因素，恐怕与晶子自《乱发》问世以来受到批评家们的挑剔苛责亦不无关系。

在全面涉足社会文化批评领域后，晶子更为自觉地回应她的短歌遭受批评这一现象：“批评他人的作品时，好像自己颇有可恃之处，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毫无顾忌地进行细琐的议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议论方式，也是批评的一种，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如果说上述回应尚属隐晦，那么《作歌的心情》一文则更令人体会到晶子对男性主导下的歌坛批评的反抗：

作歌首先要有写出能满足自己艺术观念的佳作的劲头……目的是要写出令自己（读起来）也觉得沉迷不已的短歌。同时能得二三前辈和丈夫、友人等少数人，以及具有鉴赏眼光的少数读者品读，得到此乃佳作抑或拙作的批评。得到当下多数人的褒奖，是该作品尚不够优秀的证明。若当下获得多数人的赞赏，有心的作者应当悚然警惕。而受少数有识之士称赏的作品，总能在今后某个时代获得读者。如今受到数万人喝彩的作品，来日可能无人阅读。

从常理来讲，得到“有鉴赏眼光”的少数读者称赏，固然是作家之幸，但与此同时，有哪位作家不愿得到“多数人的褒奖”，又有哪位作家不愿“获得多数人的赞赏”呢？“在今后某个时代获得读者”固然也是作家之幸，但与此同时，又有哪位作家不愿得到当下读者的喝彩呢？这里，晶子着意将“多数”和“少数”、“当下”与“今后”对立起来，无论从作家心态还是批评理论的角度，恐怕都是难以成立的。但结合《乱发》在男性言说空间下招致的批评，便不难看出，这是初涉批评写作的晶子时隔多年，以看似偏颇的论调，来表达其对强势的男性批评话语的不满，同时默默地寄托着女性文学的坚守和对未来的期待。可以说，晶子所遭遇的诗歌批评成为她介入男性主导的批评空间，与之进行对话的场域，而晶子的批评写作为她开辟了全新的言说空间，成为其表达理想、构建女性言说的土壤。

晶子作为颇具知名度的女诗人，其批评工作在很长时间内被遗忘。事实上，除了正式结集出版的十多部评论著作集之外，晶子另有大量散见于报刊的评论文。这些文章的批评范围相当广泛，除了上述文学批评之外，还有教育、女性、社会、时政等诸多领域。然而，“诗人晶子”的形象可谓根深蒂固，即便晶子在进入大正（1912—1927）时期后，活跃于《太阳》《改造》《雄辩》等大型综合性杂志，并屡屡就米骚动、军备扩张、西伯利亚出兵、“满蒙”政策等重要问题发表评论，但媒体与大众对晶子的认知仍然倾向于“诗人”的一面。

但不得不说，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已注意到晶子的批评活动，这集中体现在当时的知识界社团“黎明会”对晶子的吸纳和推崇。1919年1月，吉野作造因笔祸事件离开大阪朝日新闻后，与福田德三等人一道创办黎明会，并于当月刊发《黎明讲演集》第1卷第1期。根据刊末所附会员名录可知，黎明会成立翌月，新增桑木严翼等6名会员，初创成员泷田哲夫退会，此后数月，成员名单未见增删。至6月，《黎明讲演集》第1卷第6期所载会员名录中新增10名会员，晶子也在其列。其中，晶子是会员中极少数没有高等学历的会员，也是唯一一位女性会员。然而，黎明会似乎颇为重视这位没有高等学历的女性会员。《黎明讲演集》第1卷第2期新增桑木严翼等6名新会员时，当期的刊末《杂记》简单罗列了新会员姓名及其教授头衔，到了第6期却并未如此前体例在《杂记》中简单介绍新增几位会员，而是在刊末《日本的民主主义之隆兴》中专门提及晶子并对其大加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选举权扩张运动中，连妇女也参加进来并要求拥有投票权一事。妇女的民主主义之首领当属晶子夫人，她在日本妇女作家中最具令声，其文章常刊登在具有国民性质的期刊中。与谢野夫人认为，如果妇女被排斥在选举权扩张运动之外，那么与西洋诸国相比，日本未免落后于时代潮流了。

黎明会并不以历来的“歌人”“诗人”，或“评论家”“批评家”对晶子加以限定，而是笼统地称其为“日本妇女作家”，应当是意识到晶子创作文类之广，故而不以某某家称呼，以免失之狭窄。晶子作为批评家的地位虽未能因此得以凸显，但文章肯定了晶子在选举权运动中发声，并称其为“妇女的民主主义之首领”，可见黎明会诸人对晶子批评活动的重视。至1925年，德富苏峰则明确将晶子定义为“社会批评家”，云：“与谢野夫人的歌，世间早有定论。但记者更喜欢她的散文，尤其是她近来的文章。她作为社会批评家的意见，往往十分有趣。”行文之间表露出其对晶子批评写作的关注与肯定。

但在大众眼中，晶子的形象仍然更多地被限制在“诗人”之中。1919年6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一则题为《代表日本妇人参加国际劳动会议》的报道列举了可作为代表出席国际劳动会议的日本妇女，包括精通英语的山川菊荣、平冢雷鸟等人，而在提及晶子时称“其次则是不能忽略的诗人晶子女史，其见识、观察、年龄，其社会生活的经历，都具备资格。只恐其身着友禅的振袖前往，徒令列国委员吃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报道正值晶子加入黎明会的当月，媒体仍以诗人称之，甚至将之描述成身着传统和服列席国际会议的“保守”女性，或可为大众对晶子认知的佐证。至1928年，晶子应满铁官方邀请至“满蒙”旅行时已成为批评家多年，但满铁“招待我们的条件是，丈夫要做些什么学问上的调查，而我只需随意作歌即可”。

如是，关于晶子“诗人”身份的强调，一度使战后日本学界不甚重视晶子的社会批评写作，以至到1985年时，日本学者鹿野政直仍感叹，除却与平冢雷鸟的母性保护论争之外，晶子的批评活动几乎被遗忘了。甚至，晶子成为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团体——黎明会的唯一女性成员之身份，都长期未能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黎明讲演集》复刻重刊时，编者内山秀夫曾在《解题》中对晶子的入会表示不解：“大正八年（1919）六月有了晶子的名字。（她）入会的经过并不清楚，但我无法推想出她应该被推荐（入会）的理由。”晶子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得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不同于当时大众和日本战后知识界对晶子认知的割裂，在20世纪上叶的中国，借由知识界的译介，晶子已无可置疑地以诗人兼批评家身份进入公众的视野。

如前所述，1918年由周作人翻译的晶子《贞操论》一文，刊登于《新青年》杂志上。周作人于译文序言中这样介绍晶子：

晶子是日本有名诗人与谢野宽的夫人。从前专作和歌，称第一女诗人……极有名誉。后来转作评论，识见议论，都极正大。据我们意见，是现今日本第一女流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不是那一班女界中顽固老辈和浮躁后生，可以企及。就比那些滑稽学者们，见识也胜过几倍。与谢野夫人的歌，是不能译他，今且译这篇论文，请识者看。

此后，周作人对晶子的批评工作一直保持关注。1923年，周作人在《现代妇女》上介绍了晶子的评论集《爱的创作》，并明确指出该书是晶子“十年来所做的文化批评的工作的成绩……充满着她自己所主张的‘博大的爱与公明的理性’”。

1926年，留日知识女性张娴（？—1945）编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纸刊登书讯时，除了说她是“诗人”，也称晶子为“批评家”，五四以来的“批评家”晶子的形象在中国不断被提及：“日本第一流女诗人、思想家、批评家的论文，共二十余篇，议论的勇敢，思想的透彻，文字的畅达，现代所稀见。”

无论是周作人的介绍，还是报刊中的书讯，都兼顾了她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而“批评家”的分量显然更为突出。晶子在本国一度被遮蔽的批评家工作在跨越国界的作品与思想传播过程中得以凸显，其批评家肖像在中国被清晰勾勒出来。

和晶子交谊颇深的诗人石川啄木曾在日本大逆事件发生之后写下著名的《时代闭塞的现状》一文，文中称：

今日，我们当中无论是谁，若先静下心来试着思考那强权和我们自身的关系，都会为发现当中横亘着预料之外的巨大隔阂（非不和）而吃惊。其实，那日本的所有女子，将明治新社会的形成完全委于男子之手，结果使得过去四十年间被当作男子的奴隶规束、训练（在法规上、教育上，甚至在家庭中），并满足于此，至少是不知道要与之抗辩的理由。我们青年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一切关于国家的问题中（不管是今日之问题，还是我们青年自身的时代——明日之问题），完全委于父兄之手……国家的问题进入我等脑里的，只在与我们个人利益相关之时罢了。

石川啄木以明治以来的日本女性受男性强权压迫的状态来类比青年受国家权力压迫的处境，充分反映了明治以来日本女性的社会与家庭地位。不过，作为男性的啄木大约没有意识到，日本女性在受男性强权压迫的同时，也与“苦闷”青年一样受到国家权力之压迫。作为女性的晶子亦不例外，而这也是女性批评家与男性批评家处境的不同之处。

啄木口中的“苦闷”青年，尚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机会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改造。根据明治二十二年（1889）日本政府颁布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凡年满25岁，纳税额度满15日元的男子将有权参加众议院的议员选举。明治三十三年（1900）又修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将男子获得参政权的纳税额度降至10日元。大正八年（1919），纳税额进一步放宽至3日元。至大正十四年（1925），男子参政权不再受纳税额限制，普选制在男性群体中得到实现。而日本妇女虽从大正七年（1918）发起了妇女参政权运动，但一直未见成效，直到晶子去世后第三年，即1945日本战败投降后，众议院选举法得以修订，日本妇女才正式在法理上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亦即参政权。也就是说，终晶子之一生，日本妇女都未能通过政治手段改善自身处境，更不必说在政治层面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不具备政治发声渠道的女性，以批评写作的方式，通过媒体发声，是晶子作为女性批评家的价值所在。

纵观日本历史，如晶子这般同时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文化批评两大领域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实属凤毛麟角。回视晶子初登文坛时，因其大胆热情的歌风而招致非议的经历，令吉田精一满怀同情与感佩：“这位女流歌人的情感更为奔放，更为炽烈。（她）切实感受了不被世间所允许的恋爱，集社会的诽谤于一身的晶子，通过在艺术中的反抗，发现了一丝生的道路。”

晶子这种强烈的反抗性，在她的新体诗《批评》中也有着明确的表达：

践踏我的价值，那些人们/若要购买我的话/须要用太阳的价值。

在男性主导的言说空间下所招致的诗歌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反过来为晶子提供了参与批评、介入男性言说的空间。于是，晶子针对女性问题发声，呼吁女性独立。不过，晶子的批评视阈并未止于女性问题。在新兴言论空间——报刊媒体上，作为不具备选举权的女性，晶子十分自觉地通过批评手段发表政论、参与社会改造乃至民族国家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女诗人兼女批评家的晶子，在近代日本历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独特价值。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