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68—1872年间，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在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在旅途中进行了地质与矿产勘探、海港形势考察、地图测绘等活动，对所经之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分析和研究，并测绘编成一套完整的中国地形、地质图集——《中国地图集》。在李希霍芬的影响并指导之下，斯文·赫定、菲尔希讷、达菲尔进一步考察了新疆、西藏、黄河沿线以及中亚地区，补测了《中国地图集》未测的地区。同时，李希霍芬依据胡林翼主编的《大清一统舆图》地名数据，同卡尔·俾斯麦、卡尔·希姆利一起编制了中德地名索引，并制作出一套完整的中德地名转译标准。他的地图为晚清时期德国陆军绘制中国军用地图提供了参考，开启了德国测绘中国地图的新阶段。

关键词 ：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晚清；德文版中国地图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是较早进入东亚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与地质学家，他七次深入中国，并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早在1903年鲁迅就曾以笔名“索子”发表《中国地质略论》，讲到李希霍芬在中国的地质调查。一个世纪以来，学界针对他的研究始终未断，尤其近年来，成果更加丰富，关于他的中国考察地域，如山西、四川、西安乃至东北，均有涉及；他对中国地质学的研究、“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景德镇瓷器土质“高岭”的命名等等多个领域，亦不乏研究。但是作为地图学家，李希霍芬也是较早编绘中国地形图、地质图的德国学者。由他测绘并组织编成的《中国地图集》，是较早的德文版中国地图，其精细程度较以往大大进步，也是由于这套《中国地图集》的编绘，进一步带动了德国探险家深入中国内陆，进行地理测绘，其地图体例与德文译注成为近代德文版中国地图编绘的参考标准，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关于这一方面内容的研究，学界一直无人涉猎，目前尚属空白。基于此，本文拟补充之，以飨学界。

20世纪初是西方人考察探险的黄金时期，由于地理大发现以及了解域外资源与物产的需求，西方人开启了全球性考察的步伐，也为各国的海外殖民提供了信息，对于亚洲的考察与殖民活动在这一时期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作为近代中国地学考察的先行者，李希霍芬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自1868年以来，他用了4年时间，在中国前后进行了七次考察，足迹遍布当时中国18行省当中的13个，“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博大”无人企及。在考察途中，他对当地的地形、地质、物产、风土人情进行了翔实而细致的记录，参见表1。

表1   李希霍芬中国考察路线统计

资料来源：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ATLAS VON CHINA （《中国地图集》），Berlin： Dietrich reimer， 1885， p.1； ［德］李希霍芬著，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作为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来中国之前，已在美国和东亚等国做过相关调查。他的考察不同于一般的旅行家、传教士，关注地形，调查地质、矿产结构是重中之重。因此，他的调查大多集中在山区，考察山脉形状、走向，以及构成山脉的岩石类型、岩层结构，同时记录当地的土壤种类，兼及种植的农作物、经济作物，乃至商贸、风土人情等情况，对于所经之地为平原的地区，他会“毫无兴趣”。来中国之前，他曾做过充分准备，对行程路线进行过详细的规划与设定，也收集了部分有关中国的地图，参见表2。

表2   李希霍芬考察中主要参考地图

资料来源：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ATLAS VON CHINA （《中国地图集》），p.3.

然而，真正进入中国以后，李希霍芬的考察并不顺利。虽然他做了行前准备，在考察当中也拜访过许多外国在华人士，如传教士、牧师等，但是仍然经常受阻，以至考察路线需要不时调整，多数预定计划无法完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精确可用的地图作为参考，从表2所列，可以看出，这些地图是当时他所能收集到的最好的地图了，可是它们的比例尺都比较小，很难指导具体调研工作。

李希霍芬在考察宁波时讲道：“我们夜里赶路，到底是往哪里去，也很难说清楚，因为根本没有一张宁波附近的地图。如果有传教士爱好并且有点儿地质学的本领就好了，那么我们就不会浪费那么多的宝贵时间了。唯一的一张地图是张传教图，我宁可没有它，因为它从来没有点亮这个世界，上面的内容和实际情况根本不符。”进入长江下游地区，李希霍芬找到当时英国人绘制的长江流域地图，但是“在英国海军出版的详尽的长江下游流域图可以看见两岸到处都标示着山脉，但是看不出这些山脉的关联及伸展方向。可见还没有任何人曾对航行已久的下游沿岸做过研究”，“除了江水、河岸和航线，岸边的一切从没有人研究过”，“人们对汉口之上的长江段已经有很多的描述了，但是之下却几乎没有”。很显然这样的地图无法满足李希霍芬的需要。在山东考察之时，李希霍芬拜访了牧师威廉森（Reverend A.Williamson），威廉森提供了他绘制的地图，并介绍了山东的一些资源，如煤、铁等金属矿产地，丝绸、棉花等经济作物的运销路线。但是此地图只是标注了地方，至于更深入的地质学内容则一无所有。缺乏行之有效的地图导致李希霍芬在考察时经常走错路，浪费时间，计划落空。考察之初原本李希霍芬只想绘制考察区的地质图，但在经历了这些困难之后，逐渐萌生了重新测绘中国地形图的念头，他希望后来者不必再受自己所经历的旅程之苦，也为加深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使自己的考察更为完美，并将他所调查的正确信息传递给后来者。

基于这些原因，李希霍芬开始考虑亲手绘制中国的地形图与地质图，并在考察途中有意开始相关内容的准备，进一步收集更多有用的地图，测制地形，手绘地图，为完成中国地图做前期准备。

经过四年的考察，李希霍芬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874年李希霍芬回国，随即着手中国地图的绘制工作。由于考察经历让他名声大噪，德国官方与学术界邀请他做了多次演讲，声名鹊起，为他获得一些资源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掠夺资源，英、俄等国早已在中国进行过一些测绘，诸如中国的海岸线、长江流域、西北、东北、西南边境地区，还有一些开埠的通商口岸，这些测绘地图有些已在欧洲出版。李希霍芬在考察当中，除收集中国绘制的地图，也开始留意收集那些列强所绘中国地图。因此，在他开始编绘《中国地图集》时，手头有关中国、外国测绘的中国地图已然不少，且他在考察过程中，还身体力行，自测自绘，积累素材。

目前出版的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共分两部分，1885年李希霍芬编辑出版了《中国地图集》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中国北方地图集，由1张全图与26幅分图构成。第二部分中国南方地图集，这套地图他没有编完便去世了，由他的学生最后整理，于1912年出版，共28幅。两套地图全部共计54幅分幅图，1张总图。这些地图按其考察地区绘制，东北至今辽宁省开原市附近，南至广州，西至川东，东至东部沿海，涉及区域非常广泛，除新疆、甘肃、青藏高原以外，几乎覆盖中国全部领土，可见李希霍芬为绘制这套地图所做的努力。从地图内容来看，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绘制重点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确定地图重心，地形、地质图绘制均以区域图为主。《中国地图集》除一张总图绘有其考察路线外，其余54幅分图每个区域都包括地质图与地形图两部分，最终以区域呈现。对于考察过程中绘制区域图还是路线图，李希霍芬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犹豫。很显然，绘制路线图更省时省力，李希霍芬是私人考察，所经之地也按路线行走，路线两端多数地方是他足迹未经之地；而区域地图涉及的范围较大，一些未经之地则成为测绘的盲区，这些地区绘制起来比较麻烦。但路线图很显然达不到他的要求，一则区域地形地貌无从体现，再则地质条件更是空白，当时，在中国还非常缺少反映地区的地质、地貌地图。即便当时英国人已深入中国内陆，测绘了东部沿海与长江沿线的地图，但是这些地图也仅限于河流及两岸部分地区，对于内陆部分与山脉的关联及山脉伸展方向则完全没有涉及，无法满足地质地貌记录的需要。这些问题，都在驱使他下决心绘制区域图，放弃绘制路线图的想法。好在李希霍芬有良好的地质学背景，受过相关训练，他的考察又是按照地质学要求进行，深入山区测绘，对于山脉的延展、坡度分析有一个良好的把握。在这种条件下，去推知足迹未经之地，对他来讲，尚可把握。因此，对于他没去过的地区，他利用旅途过程中的参考资料、询问当地居民，以地理条件的连贯性，进行了补充。

第二，海岸线绘制借用英国海军部测绘的地图内容。沿海地区海岸线的绘制，李希霍芬主要参考了英国海军部绘制的中国沿海图与长江流域图。1840至1846年间，英国海军部出于战争和商业的需要，对中国东部海岸和长江、珠江等重要内河、舟山群岛、山东半岛等地展开了水文调查，绘制了精度非常高的水文地图，也是当时这些地区最好的地图。李希霍芬在考察长江下游、江浙地区时就收集利用了这些地图，《中国地图集》有关海岸线和长江下游的航道绘制皆参考了这些地图。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西方人员在中国的不同地域进行了盗测（参见表3），李希霍芬在考察的过程中对此都加以关注，并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收集。

表3   晚清西方势力对中国部分地区测绘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测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测绘史》第2卷《明代至民国》，北京：测绘出版社，2002年。

第三，经纬度测量点取康熙时期传教士测绘数据。地图中经纬度参考点的选择非常重要，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所用经纬度测量点主要来自康熙时期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大地测量。虽然在其考察时期也有一些新的测量数据出现，但是一般来说，这些后出的数据测量区域都比较小，而且是一次或多次不完整的观察。李希霍芬认为在“观察和测定的准确性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就修改当时的数据是大错特错的”，而康熙时期借助法国耶稣会士的力量，运用最先进的仪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长时间的测量，数据具有全局性，相对来说是最精确的。李希霍芬经过认真考虑，最终还是选取了耶稣会士的测量数据。

第四，地名统一来源于《大清一统舆图》。地图上各级地名、河流水系名称标注量大而复杂，李希霍芬重点参考了胡林翼主编的《大清一统舆图》，他认为《大清一统舆图》吸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道光《皇朝一统舆地全图》的长处，在地名标注上增加了大量的城镇、村堡、驿站等信息，可以补充李希霍芬旅行沿线以外很多区域的地名信息，他称该图是当时“中国制作最成功的地图”。在中国地图的选择上，李希霍芬的确是很有眼光的。胡林翼的《大清一统舆图》的成图时间是在同治二年（1863），是李希霍芬来华时最新绘制的中国地图，胡林翼在湖北巡署任内请邹世诒、晏启镇绘制，他们都是地图世家，有着丰富的编绘地图经验，《大清一统舆图》是当时国内编绘最好的一套地图。李希霍芬将不同行政等级的地名用不同的符号标注，比较重要的贸易城镇也用特别的字体标注出来。

第五，海拔、坡度与交通线的绘制。在地图上李希霍芬标注了旅途中所经山脉的海拔高度与坡度信息，这是李希霍芬在旅行过程中依据气压计测量所得，且进行了仪器误差的检查与校正。地图中交通线绘制非常详细。三条线标记大型主干道，双线表示道路，单线表示骡道，虚线表示人行道。在他旅行路线之外参考中国的路线图及欧洲旅行者的路线。后来出版的《华南地图集》上，记录了传教站的位置，因为李希霍芬能够顺利完成考察，与传教士的帮助分不开。所以在地图上标注了传教站的位置，希望对于未来的探险家更加方便。

另外，地质图上李希霍芬用不同颜色的地质色卡来表示不同的岩石类型。李希霍芬在考察区域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观察，在他没到过的区域借助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戴维（A.david）、金斯密（T.W.kingsmill）、比克摩尔（A.S.Bickmore）等人的调查资料。他们都是欧洲著名地质学者，在李希霍芬之前来中国进行过地质考察。庞佩利1862—1865年在日本和中国上海、北京、张家口以及蒙古南部、俄国西伯利亚等地进行地质调查，他是西方第一位来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科学家。他的考察成果以《1862—1865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发表。他在其中运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中国的地质状况，还考察了北京西山的煤矿，列出了中国多处铁矿、有色金属矿、非金属杂类矿的矿产地。戴维曾到过中国江西、蒙古、秦岭东部。金斯密视察过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各地。比克摩尔曾从香港经广东、广西至汉口。他们在中国地质方面有过相当多的调查报告。李希霍芬参考他们的报告，解决了旅途中所遇到的问题，让地图更加具有可信度。

李希霍芬在旅途当中绘制了地图，回国后他在一些学者的帮助下对旅途当中绘制的草稿进行整理与完善。地图最终所呈现的并不是李希霍芬基于观察的随意概括，而是对他所能够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进行仔细研究后的结果。

李希霍芬考察的最西端是中国的四川，当时他很想深入新疆、青海、西藏等西部地区，但是由于考察中与当地人的冲突以及气候、资金等多种原因，最终没有成行，李希霍芬回国后整理了在中国的考察成果，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在德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反响，也激起一些后来者对中国考察的兴趣。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按照他的指引又开展了进一步的深度考察，补充了李希霍芬没有深入的区域，代表人物包括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德国的威廉·菲尔希讷（又译费通起，Wilhelm Filchner，1877—1957）和艾伯特·达菲尔（Albert Tafel，1876—1935）。

斯文·赫定是李希霍芬早期的学生，早年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就深受李希霍芬的影响，对亚洲中部那片无人走过的“空白区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1890—1935年几十年间共赴中国五次，对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地区进行了详尽周密的探险与考察，最终将其考察成果编绘成《中亚地图集》。

20世纪初，李希霍芬的学生威廉·菲尔希讷和艾伯特·达菲尔也先后来到中国探险考察。二人早年都受教于李希霍芬，进行地理、地质学学习。李希霍芬对他们的考察路线制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受到李希霍芬的指导，菲尔希讷与达菲尔考察中采用的工作方式完全师承于李希霍芬，考察途中收集动植物标本、进行地图测绘、地质勘探、图片摄绘等，对所经之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进行了详尽周密的调查与测量，文字记述与地图绘制并行，构成德绘早期中国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菲尔希讷与达菲尔共进行了四次针对中国的考察。第一次考察始于1903年，这一年菲尔希讷组织起一支探险队，确定了对青藏高原东北部和黄河上游河源的考察计划，在李希霍芬的推荐下，达菲尔加入，历时一年，获得了不少地质地理资料。菲尔希讷回国之后经李希霍芬推荐进入德军总参谋部地图部工作，在制图员的帮助下，历时五年完成了西藏考察地图册，在德国军部帮助下完成出版，成为这一考察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菲尔希讷回国后，达菲尔留下来准备进行第二次考察。李希霍芬了解后，直接给予指导，去信给达菲尔进行鼓励，并建议他将考察重点放在黄河研究上。在考察当中李希霍芬还曾多次为其提供中国各地的地质信息及旅途当中的注意事项。1905—1908年达菲尔探险队历时三年，考察途涉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和青藏高原地区，对沿途的民俗、语言、社会风情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收获了大量的科考成果。1913年，菲氏在柏林出版了地图集《1904年我在西藏东北部考察的科学成果·地图》，共4册，第1册为1幅总图（比例尺1：150万，为索引地图）和10幅地图（比例尺1：75000），第2册包括12幅地图（比例尺1：75000），第3册包括13幅地图（比例尺1：75000），第4册包括8幅（比例尺1：75000）和3幅1：25万的地图，总计47幅。

1926年，菲尔希讷得到德国外交部和科学协会的资助，开始了他的第二次针对中国的探险考察。这次他从中亚进入新疆，到达西宁，进入西藏腹地，目标是拉萨，但是途中遇到藏兵阻挡，未能进入，至1928年夏天回到德国。1934年，菲尔希讷再次进入青藏地区，至1937年最终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整体考察。关于西藏，菲尔希讷留下了大量的考察著作，包括11卷本的《菲尔希讷在中国和西藏科学考察的结果》《塔尔寺》《骑马越过帕米尔》等以及地图册。1928年在完成对西藏的考察以后，菲尔希讷撰著了《中央亚细亚地磁测量队测图报告》，其中绘制了1：50万比例尺地图4幅，包括青海、柴达木盆地、马哥孛罗山、长江上游、唐古拉山等地，同时也完成了《中亚地磁学研究考察地图集1926—1928》。

菲尔希讷与达菲尔的地图绘制深受李希霍芬的影响，以地形图为主，在地理要素的选择上基本遵循李希霍芬的制图原则。不同的是，菲尔希讷在中国西部、西藏以及尼泊尔所做的工作是其他人未曾做过的，他对中国新疆和青藏高原的地磁学测量和研究非常系统，具有开拓性。而达菲尔制作地图时，又加入了沙丘、森林、牧民聚落、寺庙、佛塔，不同规模的城镇标识不一，在其后还标注了家庭户数等地理要素，尤其是加入经过测量的等高线，非常重要。

李希霍芬对中国西部极感兴趣，但是由于中国内乱、资金限制、气候条件等种种原因，未能前往考察。在他的提倡和指导下，他的学生菲尔希讷与达菲尔弥补了他的遗憾。他们对青藏高原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研究。李希霍芬和他的学生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他们出版的著作与地图在德国乃至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时欧洲各国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

李希霍芬在旅途当中对各地地理环境与地质状况关注较多，因此，考察非常细致，所经之地地名、河流、山脉等信息复杂，他对很多地方的记载都是靠当地人的发音来确定地名，由于没有一份官方统一的地名记录或地方舆图，这给他确定地点提出很大挑战。他曾很风趣地记录他的发现：“所谓的普通话仍是中国主流语言，但是，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它并不完全相同。我在旅途中途经中国的不同省份，耳朵会根据听到最多的声音逐渐掌握每个音节。我认为四川读书人的语言是最接近于某种中间的、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发音。”这也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来到中国的一种特殊体验吧。

为统一标准，李希霍芬选取了《大清一统舆图》作为地名标注的标准。由胡林翼主编的《大清一统舆图》于1863年刊行，该图吸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的长处，同时还参考了李兆洛主持编绘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将经纬网与画方相融合。李兆洛的图仅记府厅州县之名，而关隘要塞诸小名所在皆略；《大清一统舆图》“山川、城邑、险隘、堡镇，巨细毕登”。因此，李希霍芬对《大清一统舆图》评价很高，称它是“中国人绘制的最成功的地图”。他将《大清一统舆图》上的地名信息转录成德文，制成中德地名索引，这为以后德国绘制中国地图、了解中国各地情况提供了很大方便。

在地名转译过程中，李希霍芬经历了艰难的过程。这中间卡尔·俾斯麦与卡尔·希姆利两位德籍汉学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卡尔·俾斯麦（Karl Bismarck，1839—1879）曾做过德国驻华领事馆——天津与厦门分馆的领事，李希霍芬称他为“中国语文的大行家”，他们一起构思将中国地名转写为德文的体系，只是由于俾斯麦英年早逝，没有完成最终的翻译工作。卡尔·希姆利（Karl Himly，1836—1904）曾在驻上海的德国领事馆担任过译员，最终由他配合李希霍芬完成中德地名的转译工作，并制作出一套完整的中德地名转译标准。李希霍芬后来回忆中德地名转译的艰难，曾说：

所有地形图绘制完成后，我仍感到茫然。我的汉字知识还远远不够，所以我只敢检查主要城镇和较大河流的名称书写。俾斯麦先生主动提出要把我在《大清一统舆图》上标注的所有名字都转录给他。但由于他住在中国，这个过程非常繁琐。恰在此时，卡尔·希姆利先生从中国回来，他曾在驻上海德国帝国领事馆担任过几年译员，精通汉语，同时也懂一些满语、蒙古语和藏语以及其他一些语言。他主动提出要和我一起开展工作。工作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七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工作六至七小时，将名字写在约有15，000张地图上。即使在地图集以外的地区，我们也将重要的地名记在《大清一统舆图》的大张描图纸上，以便用于绘制总图，而这些地图都是由基佩特博士复制的。由于制作地图需要的木版只能从武昌府特别定制，但据说这些木版早在1870年就被烧毁了，而且印刷没有统一标准，所以，只用一个副本，其中的很多字仍然无法辨认。我非常幸运地一开始就订购了三份，这样，如果有一处印刷效果不好的话，还可以用另外两份。尽管如此，困难仍然很大。我对希姆利先生在完成他自愿承担的这部分任务时所表现出的毅力、坚持和认真的态度极其赞赏。也可能在某些较小的地点会存在音节误译的情况，但这很难避免，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字符间都分隔清晰。

由此可见，李希霍芬编绘《中国地图集》，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套比较标准的晚清中国地图，同时还带动了中德地名转译工作，他们制定的地名译名标准也为后来德国测绘中国地图提供了参考模板，在以后德国测绘的中国地图中参考使用，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中文地名德译标准，大大方便了地图测绘工作。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德绘早期中国地图基本利用了李氏及其学生探险考察绘制的中国地图，地名也参考了李氏的标准进行标注，这在大德陆军测绘的几套地图中有充分的体现。

晚清时期，中国主权严重丧失，列强为侵占中国领土，以及拿到在中国进行矿山开采和铁路建设等特权，对中国边疆、海域、内河、内地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测绘活动。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将山东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借助在中国开采矿山和修建铁路之机，大德陆军参谋处测量部在华北地区开展测绘，绘制了覆盖面积广大的大比例尺地形图，而由李希霍芬主持编定的中德地名索引则为德军绘制中国地图提供了地名标注规范。

1902年大德陆军参谋处测量部测绘1：100万《中国地图》（Karte Von Ost-China）中《西安府》（Hsi ngan Fu）与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中第17幅《平阳府》（Ping yang Fu）所绘区域都包括山陕地区，比较两幅地图中的地名拼写，与《大清一统舆图》中的中文地名信息相参照（参见表4），可以看出，两幅地图的地名拼写方式基本相同，只是少数字母拼写略有修正。河流水系、山脉、山地的名称标注，以及山地的绘制方式基本一致（参见图1、图2）。

表4   德绘中国地图部分地名信息对比

19世纪是西方海外殖民的重要时期，一些探险家活跃其中，充当了先行探路者的角色，东亚尤其是中国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也是他们活动最集中的地区。这些探险家中不乏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理学与地质学家等科学家，他们抱着各种目的来到中国，李希霍芬是其中重要一员。作为地理、地质学家，其对于地表、地下资源有着专业性的敏感度，且测绘水平高超，为他绘制地图提供了方便。因此，他不仅用文字记录所行之地的风土人情，还用地图测绘地形、地质，图文并行。他所贡献的信息含金量自然更高。同时期其他各国在中国测绘之区别，英国多集中于中国东南沿海与长江水文的测量，俄国测绘的中国地图大多集中在新疆与东北地区，李希霍芬及德国早期测绘的中国地图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以华北平原为重心。

由于种种原因，李希霍芬本人对中国西部的考察未能完成，为完成中国地图的测绘，他精心培养了三位学生，即斯文·赫定、菲尔希讷、达菲尔，在他的影响与指导下，他们进一步进入中国西部，对青藏高原、新疆、黄河源头等地区进行了深度考察，详细绘制了该地区的地理地貌，完成地图测制，他们的工作方式师承李希霍芬，但又各有侧重，补充了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的不足。

李希霍芬是知名的地理地质学家，他进入中国较早，地图测绘水平高，因此，他绘制的地图很多都成为德国军方的参考地图。1900年大德陆军版《北京和天津周边地图》，就是参考了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期间绘制的以北京城为中心的地形图。《北京和天津周边地图》是李希霍芬所绘制地图的第11版，比之早期地图，增加了铁路线，着重体现了沿线铁路和计划中的铁路；并采用了更加立体的绘制方式使山地的地形情况更加清晰。菲尔希讷在第一次西藏考察之后，经李希霍芬推荐进入德军总参谋部地图部工作，他的考察成果也成为德军绘制中国地图的参考。由此可见，李希霍芬与他的学生对德国军部绘制中国地图也有过重要贡献。

另外，李希霍芬在中国地图测绘上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编制的中德地名索引，对于规范中德地名对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规范大多成为德绘中国地图的参考，在大德陆军测绘的中国地图中加以利用。

总之，李希霍芬在德国测绘中国地图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家。由他本人以及他指导的学生，针对中国地图的测绘将德国测绘中国地图推向了新的高度，开启了德绘中国地图的新纪元，这些地图在今天来看，测绘的精度与详细程度都是十分难得的。当然，这些地图大多都服务于德国对中国的殖民行径，也是西方殖民中国过程的重要历史见证。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