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其本质与宗旨是人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征。新时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特殊使命是从人文维度呵护人的精神—心灵之自由，维护人性的和谐，进而从文化软实力层面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因此，作为“人学”的文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其作用与功能的发挥，在根本上有赖于其描写与呵护人性之深度与力度，也即有赖于其推进人的现代化的效度。
在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文学起到了什么作用？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学何为？这是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横空崛起并快速改变着人的生存方式的背景下，如何以人为本，实现文化的现代化与人自身的现代化而非人的物质化、数字化、技术化和功利化，维护人的精神与心灵的和谐，最大限度地避免人性异化，乃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其力图达成的崇高境界。就此而论，作为“人学”的文学，自然就大有作为——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促进人的现代化，文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其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与人文价值。
“现代化”与西方社会转型
现代化浪潮首先是在欧美先发国家开始的，对中国本土来说，不仅“现代化”是一个外来词，而且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西方现代化影响下陆续展开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其源头一般可以追溯到继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在中世纪以后，从文艺复兴开始至启蒙运动，再到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这是现代式西方社会从萌生、成形、发展到壮大的历史，同时也是这个时期的“现代化”进程，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便是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产物。特别是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乃是西方社会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19世纪上半叶，欧洲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剧变，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显著加快。拿破仑于1814年退位，“1815年之后，世界在许多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各国的疆界被重新划定，欧洲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也在改变着。在生产和运输业中，蒸汽动力逐步取代了人力和畜力。人们参考被取代的劳动方式，用‘马力’等单位来衡量机器的能量。新技术改变了旧价值观，劳动改变了世界，新世界的定义便出现了。以前固定不变的、高高在上的贵族阶层受到了挑战，开始变得混乱不堪。西方知识分子努力去研究新时代，定位他们在新时代中的位置”。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从此，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1832年英国实行议会改革，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两大政治事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标志。欧洲各国在英、法资本主义势力影响下，相继经历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转型。
概而言之，现代化是对西方近现代社会全局性、全方位革新过程的一种描述与概括，它指涉了经济、科技、政治、宗教、思想、文化变革的方方面面，现代化达成了西方社会从传统封建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型。但是，现代化永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现代化永远在路上。尤其是，虽然现代化是与西方现代社会的进程同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是“进步”的同义词；换言之，这种“进步”的背后隐藏了难以自洽的文化悖谬，“现代化”本身也就成了值得反思与批判的对象，而文学恰恰以这种反思与批判为己任，其间就有了彰显自身功能的广阔空间。
西方文学对现代化的人文反思
事实上，由于现代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悖谬，因此，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就一直伴随着反思与批判的声音，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种反思与批判的先驱者。与之相仿，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则往往超越现实的功利原则展开反思与批判，表现出对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关爱与呵护，从而体现其特有的人文价值。
浪漫派无法接受现代化带来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对人的心灵的戕害，热切期待个人的精神与情感的解放与自由。在他们眼里，18世纪启蒙思想家高估了现代化的成就和价值，也高估了人的理性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本身也是有其局限性的，面对复杂的问题，理性并不能确保其判断与分析的必然正确，因此，“进步”的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文化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可见，浪漫派在现代化反思中，对过于膨胀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迷信等现象提出了批评。有鉴于此，他们把眼光投向了未曾被文明染指的自然世界和遥远的异域，借以抒发和寄托心灵与精神自由的理想。在文学创作的层面，浪漫派作家崇尚自由，特别强调想象与激情，喜欢奇异的景观，酷爱大自然的纯净与清新，借以彰显对人性自由的向往。
总之，从人文与艺术角度看，以反叛现代工业文明为文化哲学基点的浪漫主义文学表征了感性对理性的反叛、情感对理性的反叛、本能对理智的反叛、主体对客体的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主义的反叛、个人对社会的反叛、想象对真实的反叛、传奇对历史的反叛、自然对文明与技巧的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的反叛等。浪漫派对西方现代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诸多反叛，其宗旨是对自然人性的呵护，对个性自由的张扬，对相对滞后的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一种祈求。在这种意义上，浪漫派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不是简单地固守传统而不思变革，而是从超越现实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与人文层面上对现代化的另一种追求——精神文化的现代化，也即“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浪漫派的这种审美现代性传统影响了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和20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从而使这些新文学在反思和反叛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上于传承中又铭刻了自我的印记。
继浪漫主义之后，19世纪现实主义从另外的角度展开了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现实主义的大部分作家对现代化持反思、怀疑和批判态度，所以，这种文学才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这一称谓虽然并不全面，但指涉了19世纪现实主义之“现代性”的某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反思、怀疑与诘难。因此可以说，浪漫主义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反思性批判，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得以延展，具体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人的异化的揭露与批判上，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功能。因此，相较而言，如果说浪漫主义的反叛更趋向于从感性层面对个体的人的精神与情感自由的维护与追求的话，那么，现实主义则侧重于从理性层面展开对人和社会的审视以及对现实问题的追问与批判，力图维护人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自由、平等与人的尊严。现实主义致力于描写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金钱的追逐、对物质的渴望等，揭示了这种现代化对人的异化，所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现象。正因为如此，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传统和真实性品格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情结和现实关怀有某种精神本质上的契合，从而彼此在现代性思想的取向上达成了基本的一致。这种现代性与浪漫主义的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不同，总体上可谓是“社会现代性”。也就是说，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是在另一层面上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化，同时也在另一层面上体现其现代性特质。
至于如前所述的冠之以“现代”一词的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虽有其非理性的晦涩、神秘乃至怪诞，但对西方现代化在根本上持反思批判的态度，这也意味着西方现代化到了20世纪，依旧有其自相矛盾的悖谬。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学使命
今天，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横空出世，人类可谓是进入了一种与工业文明时代迥然不同的“后现代化”的“现代化”时代，其发展速度之快、对人的生存带来的影响之大是空前的和令人始料未及的，远远超过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享受数智新技术带来的比以往任何世纪更大更多的“福利”与“进步”的同时，需要面对的弊病和副作用也是无法估量的，“进步”背后的“陷阱”也是凶险莫测的，人类的危机感也就有增无减，这意味着此种背景下的现代化依然有其自身之悖谬。就人工智能技术而言，其快速发展无疑会导致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批判的“人的异化”的问题。这里，“异化”将呈现新形态：智能化而非机械化的技术必然会造成人的本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之自主性的消解或扭曲，从而导致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疏离。于是，如何引导这种高智能技术服务于人的自由与解放而非对人的奴役和压迫，是人类需要正视与化解的现实而严峻的矛盾。那么，从实践的角度看，未来现代化之路依然鲜花与荆棘共生、利与弊同在，需要我们理性分析、审慎把握，需要正确选择推进的方向、速度等。对此，人文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冷静而积极的反思与批判就更显其价值引领与对人的精神滋养的作用。当然，人文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在时代的浪潮中是否迷失了自我，有没有能力反思与批判，那是另外一回事，也是时代给出的一种考验。
对数字人文主义的建设而言 - 万有真原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最高的和最终的旨归：“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与人道原则。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指归及发展成果的享有者，人只有获得了自身的全面发展，才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马克思考察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属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设计，标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它预设的是一种富有超越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新”的集中表现是，中国式现代化不以“资本化”为宗旨，不满足于“物”与“技”的现代化，而是既追求物质富裕与科技进步，以满足广大民众物质需求，又追求精神的富裕与自由，达成人在心灵、文化和思想层面的现代化，也即文化现代化和人本身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而人的现代化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情怀和核心价值表征。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如果仅仅满足于外在于人的物质、科技的现代化而缺失了文化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不去防范与消除新技术背景下可能出现的人被技术和物质所奴役的新异化，那就违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宗旨和终极目标。
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必然是随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而革新、演变的，然而，人类文学本体意义上的某些属性——如写实性、真实性等——虽有表现形式上的衍变，但其本质内涵是相对稳定的，具有跨文化、超时空之恒久存活力，新形态现实主义便是呈示这种存活力的历史性实例。笔者倡导的新形态现实主义，是一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同时接纳人类文学中所有写实倾向与非写实倾向的文学（如现代主义）之优长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它既植根于本土经典写实文学的优良传统，又接纳和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它有异于现代主义，又接纳其优长；它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追求现实性与真实性，贴近本体论意义上之人类文学的本原性特质，具有人类文学审美共同体意识与特征。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有出于本土国情、民情之实际需要的特定目标追求，也有超越本土以往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更合理、更远大的崇高愿景，从而标示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历史新刻度。当然，理想与现实、蓝图与实践之间总是有距离的，何况，无论何时何地，人类的现代化追求本身有其与生俱来的自身之悖谬，永远需要防范其可能产生的利中之弊与“进步”背后的“陷阱”。对此，文学有其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反思与批判的职责与功能，这恰恰是文学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捍卫与呵护，也是其人文情怀与特殊价值之所在。“生活并非到处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关注民生、反映民间疾苦，是一切优秀文学之共同特征。既然现代化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文学关切的是人在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真实生存状态、精神渴望与生命期待，那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同样应该真诚地关切并真实反映人的现实状况，尤其要关注普通民众对精神与物质的诉求，表达他们真实的心声；关注并重建人在智能化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和身心协调。因此，智能化背景下中国作家的道德良知、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在根本上体现为对特定处境下人的命运、人的尊严的关怀与呵护，“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防范和抵御技术逻辑对人类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操控与压迫；既褒扬人性之美、科学之善，弘扬时代的正能量，又揭露阻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些丑恶现象”，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精心呵护智能化时代人的精神与心灵之和谐，防范人性的异化。由是，我们未来的文学创作不仅要关注并防范现代化进程中“物”“技”的追求与创造对人的精神心理的戕害，反思与批判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有悖于“中国式现代化”宗旨的弊端，而且需要发挥文学之美育功能（对人的感性世界滋润与慰藉），作家要以优秀的作品去浸润人的心性，以文学的审美去丰盈人的情感与感性世界，缓解理性与物质对人的感性本质的压力。优秀的文学——不管属于何种“主义”——永远是人类灵魂的守护者；新时代的文学可以并应该以呵护人性、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现代化和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己任，从文化软实力层面更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担负起重要使命。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文学对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永远是大有作为的，而这种“作为”的发挥，在根本上又有赖于其描写与呵护人性之深度、力度，也即有赖于其推进人的现代化的效度。
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