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业思想的研究侧重于新中国成立后，讨论重点集中在工业化的战略、道路与模式等方面。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经济建设成为其中心工作，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其中工业乃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业建设中积累了重要经验，当然也走了一些弯路，留下了深刻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宝贵的财富，值得认真总结。同时，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留下了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料，使学界能够据此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相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业观及其实践探讨不多。究其原因，不外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斗争。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上，其工作范围在农村，主要目标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包括工业在内的建设事业还是未来执政后的任务。相应地，有关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业思想及其实践的史料较为分散且少见，需要进行耐心搜集、整理与研究。况且，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多为造诣深厚的大学问家，如陈独秀、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恽代英、张闻天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如何实现民富国强，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常思考的时代之问，也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成果。不仅如此，在极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军需民用，在根据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以工农业为主的经济建设，构成了革命时期工业建设的宝贵实践，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业观及其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国工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以就教于专家。本文所称“革命时期”乃特指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时期。
一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便开始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他们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论述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宣言》的翻译、传播和接受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性质与宗旨都深深地打上了《宣言》的烙印。在这部用革命话语写成的战斗性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利弊：一方面客观地肯定了工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另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这部战斗性的檄文充满了理性的光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既未用前者掩盖后者，也未因后者而否定前者，而是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深刻阐明工业生产力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及进一步发展，必须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和阻碍。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领袖人物。
《宣言》为五四时期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在对现代工业的认知上，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接受了《宣言》的论述，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当时中国工业的现状。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从一般意义上指出科技与工业发展对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这可被视为对《宣言》相关论点的中文表述。在谈到现代工业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时，他既指出了当时中国工业落后的状况，同时也指明了发展中国工业的迫切性及其方式。他认为，中国的“矿业、工业、交通事业都还有无穷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样式，“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底改革才得的着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在这里，陈独秀已经触及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明确主张公有制，反对私有制。随后，他详细论证了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由：
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工资少点，工作时间多点，都还没甚稀奇。像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这么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免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
陈独秀一反其一贯的简朴文风，不厌其烦地剖析了“社会的工业”和“个人的工业”的本质区别，即在于工业发展的结果：“社会的工业”使多数工人受益，而“个人的工业”只是少数资本家受益。因此，他主张发展“社会的工业”，反对“个人的工业”，避免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因“个人的工业”发展而引发的社会危机。由此可以看到陈独秀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初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主张在国民革命完全胜利后要大兴产业，在此基础上，农业要普遍实行资本化。也就是说，革命胜利后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推进工业建设，并加强农业的工业化。
抗战初期，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抗战与建国》《“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两篇文章，主张“民族工业之发展”，认为工业发展是“农民解放”的重要条件，提出发展城市工业，以城市解救农村。晚年的陈独秀虽在革命路线上与党中央产生了分歧，但仍坚信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多次重申对资本主义工业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的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和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使“万象一新，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观点与其早期认识一脉相承。如果说稍有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加充分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工业的正面作用，淡化了其负面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另一位重要领袖、“南陈北李”中的李大钊，虽然对中国工业的论述不多，却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工业的落后性、振兴工业的必要性及实行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现代文明下之工艺制造，中国人更不配开口了”，因此“实业确有振兴之必要”，但“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理论家。1923年，他以“屈维它”为名在《前锋》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文章从阶级分析入手，追溯近代中国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历程，剖析中国工业化存在的问题，进而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及特点。他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化从军事工业开始：“其第一步，应用近代的汽机技术，却始于军事”。这显然违背了工业发展的规律，“对于生产上绝无良果，而适得其反，陡然大增社会之消费。西欧资本主义要发达到制造巡洋舰，不知道得花多少年功夫，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从巡洋舰开头”。他认为，虽不必照着西洋工业化的老路走，但一味求新求大，结果钳制了民间资本的发展，使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占据了统治地位：“最初一期所谓兴办实业，实在非可怜的小商人阶级所能担任，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那处于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以官为业的官僚阶级，以及少数巨商，大半仍是官商合办等类的把戏，处处惯于借政权作弊，绝不能发生资产阶级最初期所当有的纯粹商品经济，就是不能全靠真正的经济力量来‘自由竞争’。”这样一种官商结合的、卵翼于政权之下的洋务模式，使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走上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道路：“西欧资本发达后，方要求煤、铁、铁路，以至于进而求其集中国有，还不知要经多少周折；而中国却为着外人起见，先开发路矿，再来沟通内地，并且逼得非官办不可。”最后，他总结道：“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经济生活，所以先有国内的新式交通事业的发达，以便外货输入，原料输出；内地一切运输事业随之而兴，尤其是轮船火车兴旺；交通资本先工业资本而发展。”瞿秋白的论述不仅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构成、性格与特点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依据，而且触及中国工业化的路径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先后顺序问题。虽然这些认识仍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却丰富并深化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工业的认知。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领袖恽代英十分重视工业，他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及中外贸易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对于制造工业，与原料生产的农业，应一样地注意”，并主张中国应该工业化。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国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其焦点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以章士钊、董时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以农立国”。恽代英以“戴英”为名在《申报》上发表了《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逐条驳斥了“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的“以农立国”论。他认为，“人非能餐稻麦，稻麦必须碾磨，碾磨乃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人非能衣棉丝，棉丝必须纺织。纺织亦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不仅如此，即便是农产品，当时的中国也仍需仰赖进口，以1922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为例，“米之输入将近二千万担，价将近八千万两；面粉之输入三百余万担，价一千六百余万两；棉布之输入更价值在二万万两左右。衣食之所需如此，其不足以自给，而谓可以不需工业国而可以独立耶?”对于“以农立国”论者所担忧的“中国若行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恽代英明确指出，“外资之纠葛，初何必待中国将来之工业化。眼前逼近眉睫之事，实已不胜枚举矣”，“中国在先进工业化国之下，已成为经济的隶属关系”。显然，不是因中国将要工业化而产生经济竞争，而是中国因工业化程度低下而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
综合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对工业的论述，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出发，着眼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中国革命的需求，不仅说明工业的必要性，而且着重论述了工业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恽代英、瞿秋白为代表，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学理上论证发展现代工业的必要性，明确倡导“工业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并且对工业化路径进行了初步阐述。
二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其中，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是这条革命道路成功的根本保障。对于如何建设根据地，确保军队的军需供给，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工业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这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化对现代工业的认识，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成为根据地时期工业经济建设的宝贵思想财富。
张闻天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对根据地工业建设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在所有制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他认为，苏维埃政府既要重视公营工厂的生产，也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早在苏维埃革命政权时期，张闻天就着眼于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指出“在工业方面，小手工业的生产者占着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因此“苏维埃政府本身可以计划一些生产的作坊，来适应目前民众的特别需要。苏维埃政府也奖励小手工业者生产的扩大，并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发展”。这一思想在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他认为，公营工厂的生产“属于完成政府定货的性质，即公家需要什么，我们工厂即生产什么”。其主要任务有三，即“供给公家的任务，发展边区经济的任务，培养管理工厂干部的任务”。公营工厂、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营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了根据地经济、边区经济的发展。他指出：“我们工厂的发展，又促进了纺棉、纺毛等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植棉业、养羊业的发展，后者的发展，又保证了工厂原料、材料的供给，即又保证了工厂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两者的互相影响，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日益向上。”因此，他主张“为鼓励重要工业部门的发展，政府对工业家恢复与发展生产的企图，应给予特殊的保护与帮助”。1945年，太行区明确边区政府的工业方针是“民办公助”，“对一般工业我们采取‘民办公助’方针，只有军事工业，才由公家办理。某些重要工业，为人民力量所不能办的，也由公家或由公私合营办理”。
中国共产党早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薛暮桥的阐述更加具体。他认为，“发展公营经济决不是与群众生产竞争”，公营工厂“应生产今天群众所不能生产或无力生产，同时又为军民所必需的物品”，“应传授技术，帮助群众学习新的生产技术”。同时，他主张公私结合，“公营工厂并不拒绝私资参加，且应欢迎私资参加，一部分的公营工厂可以变为公私合营，或者发展而为合作工厂”。其结合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采用旧有合股方式，公家出资金，委托有经验的职工负责经营，所得营利劳资各半，或者资四劳六”；“第二种是公营工厂吸收私资，特别是要奖励职员工人入股，使他们都变成工厂的主人”。时任山东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黎玉同样主张“切实发展群众的工业、手工业及一切副业，同时发展公营工业，也不要害怕任何私营资本主义的工业，而应在具体政策（上）促进其发展”。在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经济建设方针需要进行转型，主张发展机器工业。薛暮桥提出，“我们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再不能单单依靠群众的手工业生产去对抗机器生产，而是要在群众手工业生产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建设轻重工业，这样去与其他地区竞赛”。他以纺织业为例，指出“过去我们所提倡的纺织手工业的‘四自政策’（自耕、自纺、自织、自用），今后即将开始变化。应当认识手工生产效率太低，不但不可能与机器生产竞争，且亦不可能使工人生活大大改善。只有改用机器生产，才能真正达到丰衣足食”。
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鼓励、保护并促进工业的发展，将领导人关于工业建设的思想认识贯穿到经济实践中。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业政策中，中华苏维埃政府提出了“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企业……）”。为此，苏维埃政府于1932年1月颁布了工商业投资条例。其中，第一条“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第三条规定“国家的企业、矿山、森林等和私人的产业均可投资经营或承租承办”，第四条保障“私人投资所经营之工商业，苏维埃政府在法律上许可其营业的自由”。同年8月，由邓子恢签发的《矿产开采出租办法》规定：“凡属地下埋藏之矿产如金、银、铜、铁、锡、煤炭、钨砂、石灰等都准许私人资本承租开采”。苏区政府对开设工厂提出了具体设想。1933年12月，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经济建设决议案明确提出：“苏维埃还需尽可能地举办各种国有工厂，首先在公略开设棉布纺织厂，博生开办夏布纺织厂、博生草鞋厂，博生、胜利、永丰每县设立一个石灰厂，胜利设立一个铁厂和锅厂，并在最短时间建立省纸业合作总社，来恢复与发展全省各地的纸业。此外还应发动群众创立各种公司承办各种生产事业，在博生设立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兴国设立樟脑股份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应吸收私人投资。”次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容许并奖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并指出“创办并发展一些特别需要与特别有利的国有企业，则是可以而且应当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工业的论述及实施的相关政策措施，促进了苏区干部工业观的转变。他们认识到，“随着革命战争的进展：我们的煤、铁、硫磺等生产的发展与初步化学工业（虽然现在只能用一些土法子）的建立，是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与切实的进行的。过去我们对于工业生产的提高没有很好的注意，这上面应该来一个有力的转变”。
抗日根据地各边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着手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系统。具体包括：奖励并保护内外工业实业家到边区投资，发展各种工业，并鼓励政府办理有供给和提倡作用的工业，创造便利发展私人工业的条件，以帮助发展私人工业，奖励农民提供工业原料，便利工业的发展。晋冀鲁豫边区于1941年制定了《晋冀豫边区三年实业建设计划》，提出“煤的普遍布采，冶金工业的建立，纺织工业的发展，化学工业、陶冶工业的创建”等，要“按步就班、有条不紊的做去”。同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出台了《工业奖励办法》，符合六种条件之一者，给予奖励：“一、大量制造或开采军用品及原料者。二、制造输出品货物者。三、使用土货原料制造代替仇货及舶来品者。四、从事制造经政府特别指定之日用必需品者。五、应用机器或改良手工业，制造各种工具及日用品者。六、其它开办各种工厂作坊及各种流动手工业者。”奖励办法包括“一、享受政府之低利贷款。二、减免其原料进口税与成品出口税。三、公营贸易机关帮助运销成品及采购原料。四、给与奖励金或补助金。五、颁给奖状”。晋冀鲁豫边区明确提出“发展工业生产，建立大小工厂，开展与制造根据地的必需品，以供给根据地内部市场的需要”的政策主张，把发展工业作为边区经济发展方向与中心任务，“今天应该大量的发展工厂工业和手工业作坊和家庭副业，使商品经济发展起来……随着他的开展，风气必然打开，生活也必然日益改善”。“为保护与发展边区境内工业，奖励境内外实业家在边区投资”，专门制定了《晋察冀边区保护与发展民族工业暂行办法》，对“在边区境内创设棉纺、毛纺、平板玻璃、电气、钢铁、机器制造、农具制造及制造其他重要工业原料（如甘油、酒精、炭精、染料等）工业者”，或“在边区境内创设棉织、毛织、印刷、玻璃器皿、化学器皿、瓷器、洋烛、肥皂、榨油、皮革、造纸、制药、搪瓷、纽扣、牙粉、牙刷、面粉、火柴、罐头食品、油墨、文具及其它日用必需品工业者”，或“在边区境内创设化妆品、儿童玩具等非必需品工业者”，给予豁免营业税或给予年限不等的所得税减免，或在资金困难时，由边区银行酌予贷款，或在原料及成品运输、推销有困难，由边区政府、边区贸易公司予以协助。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则鼓励“建立并发展根据地之工业生产，保障私有生产，欢迎并奖励私人开设工厂投资各种工业”。
这些政策与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据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纺织工业有公营工厂21个，布机380台，毯机32台，生产人数1083人；纺织合作社30处，布机167台，毯机12台，生产人数385人。全边区推广家庭纺织，土机纺车共8万架，会纺织者达9万人。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共有公营工厂62个，共有职工3500人。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借鉴延安经验，“加强公营工厂的发展与管理，同时扶持民营，提倡民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胶东有公营工厂约70个，资金426万元，内有4个铁厂，资金165万元，工人208人，〖JP2〗能制弹花机、织布机、抽水机等；有三个肥皂厂，成本较敌区低二分之一，销售华中甚至上海；有8个织布厂，资本89万元，铁机85张，每月出布460匹，内3个厂能织绸，资本30万元；纸厂3个，月出6万张。公私合营工厂23处，资本38万元。此外民办合作社有366处，纺织机亦较普遍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根据地工业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到工业技术的重要性：“在工业生产建设中，技术的创造和改进，是有头等重大意义的”，要注意吸引人才，“在工业生产上，与其说技术决定一切，不如说人才决定一切”，“政府建设部门应该竭尽一切努力来网罗各种技术人才”，“应该抓紧时机，通过各种关系，不惜重金聘请各种专家和技术人才到根据地工作”。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还对过去忽视技术的倾向进行了自我剖析，指出“过去我们对技术重视不够，有很多人由于轻视技术而不愿作技术工作”等，“应知政治斗争，如没有近代化的技术来支持是没有力量的”，因此边区“应该大大提倡研究与学习技术的空气”。根据地还从科学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工业正规化”问题，主要包括“生产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不是散漫零乱抓一把；实行科学管理。有一定工作时间，能改善工人生活；能使科学技术与手工业结合起来，而逐渐提高生产的质和量”。在革命时期，这些认识与实践都是难能可贵的。
总体上看，从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到抗日根据地时期的边区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工业所有制特别是公营与私营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初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公营与私营相互促进的思想，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保障了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所需和战争军需供应。思想引导实践，实践检验思想，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业思想及其实践为新民主主义工业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
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主要领导人开始展望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建设。他们在多个重要场合、多个重要讲话中，对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论述。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前他们对中国的工业建设就完全没有思考。事实上，毛泽东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对根据地的工业与战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1933年8月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并指出“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在这篇演说中，毛泽东并没有提到现代工业，这是因为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大规模地开展工业建设。他说：“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提出红色政权“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如何发展工业呢?毛泽东指出：“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从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文献来说，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工业发展的“计划性”，并且已经触及工业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他高度评价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意义：“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深刻阐述了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1944年，毛泽东在致秦邦宪的信中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他郑重声明：“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解放战争后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终胜利、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思考的重点进一步转向经济建设。1947年12月，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随后，他在中共七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相继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工业体系”问题，他指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从宏观上确立了“工业立国”的战略布局，而且对新中国的工业体制、工业体系等根本问题做出了初步回答，也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指明了方向。
刘少奇早就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迫切性及由此带来的工作重心的转变。革命时期，普通党员干部不重视经济，不愿意在工厂工作，“做工厂工作就不高兴，他们说干这一行没有前途”。针对这些现象，刘少奇从未来新中国繁重的建设任务出发，强调了必须转变对工厂工作的认识。1944年5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中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我们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我们就要建造很多的工厂、铁路和轮船，搞很多的机器，需要很多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工人和很多的劳动英雄。所以工业这个新的东西，有它极远大的前途。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因此，“依我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没有像做经济工作、工厂工作这样有前途”。他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工业的体制机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工业，我们同时采用私营与公营这两个办法。我们应该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有些事情私人不办或办不了的，便只好公家来办，即国家办”。
刘少奇主张在工业建设中公营与私营并重，要求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工厂”，这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经济政策与措施中得到了体现。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负责人在退出大城市时，“除开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搬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他起草的党内文件《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对工业采取保护态度，“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并明确指出“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同样地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有些地方将农村中清算封建地主的办法，错误地运用到城市中来清算工厂商店，应立即停止，否则，即将引起重大恶果”。1947年9月，刘少奇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并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工商业肯定要保护。有的工商业者有土地可以分，其他不动；有些地主有工商业，工商业部分不动；有的地主把东西转移到铺子里，可以命令退出。特别是城市里，一切工厂商店，一律不动，让它去经营。”豫皖苏边区行署与军区司令部也联合发出布告：“为准备国家工业化，必须在全区范围内，实行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经济建设，坚决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些保留下来的工商业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再次重申了私营工业的地位与作用。1949年4月25日，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指出：“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是笼罩在头上的，还只是些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在讲话中，他肯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就工业投资、劳资关系等问题强调：“国家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也不影响生产降低，应尽可能投资工业。”“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互相尊重，各得其所。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大家就好努力地进行建设工作。”随后，他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中，明确提出要“逐渐地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
毛泽东、刘少奇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主要领袖关于现代工业的重要论述，既是对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残酷战争、保障军民物质供给的思考，也是对战争时期工业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承载着中国共产党领袖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谋划。这些论述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中国现代工业方针政策的制订奠定了思想基础。
结 语
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业观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工业的论述，又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的客观现实，并从革命时期根据地工业建设的实践中吸取了养分，将马克思主义工业观与中国工业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从建党前后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业观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和深化。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了现代工业的重要性，形成了“工业立国”“工业强国”的普遍认知。从恽代英“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到刘少奇“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再到毛泽东“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工业在实现“民富国强”目标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前后相续，内涵不断丰富。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从陈独秀主张“社会的工业”，到李大钊认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再到毛泽东提出工业发展的“计划性”，中国共产党坚持用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工业建设的初衷不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现代工业使“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的人民情怀。再次，在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公营与私营并重，从张闻天提倡公营工厂、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营相互补充，到刘少奇主张“同时采用私营与公营这两个办法”，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最后，在工业发展的路径上，从瞿秋白对近代中国工业化始于军事工业的反思，到毛泽东提出“工业体系”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工业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经济建设服从和服务于战争。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业观及其实践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工业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工业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不懈追求，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