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经济不平等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极化。究其原因，冷战后垄断资本力量的加强是美国不平等加剧的根源，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资本的发展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政府政策以及美国霸权地位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不公平分配也都直接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极度的不平等激化了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屡屡爆发，右翼民粹主义也迅速崛起，而不平等的对外转嫁则加剧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与争端。
关键词：美国 不平等 垄断资本 经济金融化 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不平等作为资本主义的痼疾一直备受关注，而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稳居全球第一，但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未惠及普通民众，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不同阶层、种族之间的割裂与对立愈发明显。极度的不平等导致美国国内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等反抗不平等的社会运动以及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将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暴露无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面对国内日益加剧的反抗声浪，美国政府依然执着于霸权思维，试图通过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将国内问题向外转嫁，然而，这种“内病外治”的方式不仅未能触动不平等的根源，反而使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矛盾加剧，美国的国际形象也日益受损。
一、美国社会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
美国一直自我标榜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然而，从美国的发展历史看，平等从未成为其理念与目标。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伴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美国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推行和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下，不平等有所缓和，但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式微，美国的不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后日益加剧。
（一）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程度远超其他发达国家
从纵向来看，美国财富向上层聚集的速度日益加快。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基尼系数一路走高，1980年为0.347，1993年时超过国际警戒线，达到0.404，此后大部分时间都高于0.4。从财富占有情况看，根据美联储的统计数据，1990年前1%最富裕的家庭拥有美国总财富的22.76%，前10%的家庭财富占比为60.33%，底层50%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仅为3.45%，到2024年第三季度，前1%和前10%家庭的财富占比上升至30.8%和67.28%，而底层50%家庭财富占比却下降至2.44%。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同时，财富向上层聚集的速度也在加快。根据福布斯统计，截至2024年年底，美国亿万富翁人数是813人，其拥有的总财富为6.72万亿美元，而在2024年4月2日，这813位富豪拥有的总财富为5.7万亿美元，短短8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将财富总额增加了一万亿美元。
从横向来看，美国经济不平等程度远超其他发达国家。自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但相比而言，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远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基尼系数来看，2023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18，瑞典、丹麦、法国和意大利2022年的数值分别为0.316、0.293、0.312和0.337，英国（2021年）为0.324，日本（2020年）为0.323。这些国家的数值不仅都低于美国，而且低于0.4的国际警戒线。而从财富占有数据来看，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美国上榜人数以及富豪所拥有的总财富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统计，2022年，七国集团前1%的人拥有的净财富占比分别为：德国27.80%，日本24.75%，意大利22.06%，加拿大24.90%，英国21.15%，法国26.91%，美国则高达34.89%。
（二）经济不平等加剧政治极化
在如今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日益强化，政府成为维护少数精英利益的工具，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力被严重侵蚀，政治极化现象日趋明显。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告别演说就对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作出了警告。他指出：“权力集中在极少数超级富豪手中。美国正在形成一种拥有超级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寡头政治，这实际上威胁着美国的民主制度、民众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以及每个人公平发展的机会”。
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加剧的根源在于经济不平等状况的恶化，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财富的日益集中必然会导致政治的极化。为保证自己的利益，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政治献金、游说等方式培养权力代理人，以制定和实施更有利于其利益的政府政策。这一目标与政治精英的需求不谋而合。在现今美国的选举制度下，高额的选举花费使政治精英不得不加强与经济财阀之间的联系。以2024年美国大选为例，埃隆·马斯克（Elon Reeve Musk）仅在最后几个月就花费2.5亿多美元助力特朗普。因而，现实就是，政治极化和经济极化二者互相推动，经济不平等引发并加剧了政治的极化，而后者反过来又成为巩固经济不平等的工具，普通民众的利益越来越被边缘化。
（三）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引发了社会层面的诸多不平等
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两个最重要的维度，而这两方面的不平等又使得垄断资产阶级可以控制美国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从而将不平等扩大到其他领域，譬如种族不平等，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的不平等。
以种族不平等为例。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少数族裔群体占比日益增加，但种族间的不平等现象十分明显。在收入方面，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2023年第4季度周薪中位数为1145美元，其中白人周薪为1157美元，黑人967美元，拉美裔仅884美元。在家庭财富方面，白人家庭平均财富接近非洲裔拉美裔家庭的10倍。此外，在工作机会、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多个方面，少数族裔群体与白人之间都存在明显差距。这种严重的种族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垄断资产阶级制定的歧视性政策。美国长期以来的白人至上理念以及种族隔离政策使黑人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尽管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选举权法案》使黑人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但垄断资产阶级通过“选民压制”手段如严格的选民身份认证法、清除选民名单、禁止注册等，使这种名义上的平等选举权化为乌有。美国进步中心发布的《系统性不平等与美国民主》报告就指出，在2016年大选中，950万美国成年人——大部分为有色人种——没有完全投票权，超过30个州采用“选民压制”手段，致使非裔选民投票率暴跌了七个百分点。正是这些隐性的歧视政策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成为美国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之一。
再如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的不平等。医疗、教育等产业的私有化决定了垄断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高昂的收费为普通民众设置障碍，保障垄断资产阶级群体获得更优的公共资源，美国民众的教育权、生命健康权则缺乏保障。许多低收入人群都无法负担必需的医疗服务，2022年，印第安原住民、西班牙裔、黑人和白人无医疗保险的比率分别为19%、18.0%、10.0%和7%。在教育方面，美国四年制公立学校2023—2024学年的平均就读费用为24030美元，许多普通家庭的学生必须通过贷款才能完成学业，借款人平均需要20年才能还清这些债务。许多人在高额费用面前望而却步，2022年美国25岁至64岁人口中仅有50%获得了高等教育学位。
二、美国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根源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年达到了29.2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继续稳居世界第一。巨额的经济总量本应保证全体民众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富足的生活，然而，从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2023年美国居民家庭贫困率为11.1%，贫困人口总数约3680万，2024年无家可归者超过77万人，同比增加18.1%。由此可见，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并不是经济因素导致的。只有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深入探寻，才能深刻揭示美国不平等的根源。
（一）冷战后垄断资本力量的加强是美国不平等加剧的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这也就造成了“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垄断企业通过其对技术、生产要素和市场的控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资本的回报大幅增加，财富向资本聚集的速度加快，劳动者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构成了巨大压力。为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美国延续了战争期间的罗斯福新政，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使垄断资本对劳动者的压榨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20世纪60年代，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更是开启“向贫困宣战”的改革，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民权等多个方面提升民众的福利水平。
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垄断资本的力量急剧膨胀，劳资之间的关系对比严重失衡。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逼迫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节与改善的外部力量消失，资产阶级政府对垄断资本的管制逐步放松；其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对政府的功能予以限制，为垄断资本的扩张创造条件，并掀起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仅在1988—1992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就出售国有资产和削减各项补助金达250亿美元”；其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使得两个平行市场亦随之消失，不论是转型后的原苏东国家，还是谋求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些国家对资金、技术的需求为美国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创造了契机，垄断资本建立了遍布全球的生产体系。在上述条件的作用下，垄断资本规模急剧扩张，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垄断资本前所未有地加强，绝大多数行业都由少数几个公司掌控，充分体现了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这些垄断资本制定行业标准，利用垄断地位排挤竞争对手，使财富集中的速度越来越快，而普通民众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愈发有限。
（二）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资本的发展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夺
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危机后，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放松金融管制，以金融部门的发展来吸收剩余资本，由此开启了经济金融化之旅。通过1980年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以及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等，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日益放松，金融资本得以迅猛扩张，美国经济日益金融化。而金融资本的特性则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更为强化。
首先，金融资本的发展使食利性收入占比快速上升，劳动收入占比日益下降。资本主义的特性之一就是“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而“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由于货币资本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因而“金融化需要不断地从生产‘实体经济’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经济盈余来维持自身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金融资本的发展使劳动者所能获得的收入愈发被挤压。尤其是随着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衍生品的出现，垄断资产阶级依靠庞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通过金融市场实现了财富的加速积累和对普通民众的掠夺。从统计数据来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食利性收入份额达到了33.49%，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数值仅为14.81%。在劳动收入不断被挤压的情况下，金融资本为刺激消费，还通过信用经济等方式使民众陷入高额债务。
其次，金融资本的发展使垄断资本总体的力量愈发增强。列宁早就指出：“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部分的几十亿资金。”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展，其不仅可以通过参与制等方式实现资本的集中，还通过杠杆收购、资本市场创新等推动兼并重组，形成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垄断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第四次和第五次并购潮中，金融财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极大提高了行业的集中度，如波音公司并购麦道、埃克森收购美国石油公司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美国垄断资本的规模也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最后，金融资本的发展加速了经济的虚拟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使中产阶级群体增加，不平等程度显著下滑。然而，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展，其快速攫取剩余价值的特点使得许多实体经济行业都加大了金融资产在企业中的占比。如通用电气旗下金融机构——通用电气资本——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创造的利润一度占通用电气总利润的一半以上。也正因此，许多实体经济行业都对金融、保险等部门投入更多的资源，不仅加剧了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同时对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少，可以说，“金融崛起削弱了资本与劳动的互相依赖关系，进而削弱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工的议价能力。当一般企业将资源和注意力从它们的核心业务转移到金融部门时，劳工开始被排除在获利过程之外，逐渐失去他们在企业里的价值和影响力”，其结果必然是劳动所得占比越来越低。
（三）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政府政策是不平等加剧的直接原因
同为发达国家，为何不平等在美国如此凸显？对此，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与欧洲相比，美国并不那么执着于帮助那些无法或未曾受益于这些机会的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实施大规模减税、削减社会福利等有利于垄断资本的举措，直接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
一是实行大规模减税政策。20世纪80年代，里根采用供给学派的主张，大幅减税。此后，美国总体税率一直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其于2017年签署了里根政府之后的最大规模减税法案，将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5%降至21%，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由39.6%降至37%。从政策效果来看，减税政策对垄断资产阶级更为有利。美国政策研究所的山姆·皮齐加蒂（Sam Pizzigati）对特朗普减税政策的效果进行了估算，认为到2025年，获益于2017年的减税政策，美国前1%的家庭平均少缴税赋61090美元，前0.1%的家庭平均减税额高达252300美元，而底层60%的家庭平均每人减税不到500美元。相比，欧洲更加注重税收政策的二次分配作用。即使是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英国，如今对于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依然维持了较高的税率，在基本税率为20%的基础上，年收入超过50270英镑的高收入者按40%的高额税率征收所得税，年收入超过150000英镑的则按45%的附加税率征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的不平等。而在北欧和德国这些相对更为注重公平的国家，税收的二次分配作用更为明显。德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45%，瑞典更是达到了55%。此外，丹麦、芬兰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还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以减轻财富的代际传递所带来的不平等。
二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尽管拜登政府执政时期采取了一些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的举措，如2025年1月5日签署的《社会保障公平法案》，扩大了数百万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福利。但总体来看，美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相对较低。2024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2.0%。而欧盟2023年社会保障福利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6.8%，其中，法国、芬兰和奥地利等国家的占比更高，分别为31.3%、31.2%和29.7%。总体来看，“美国的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中，不论是以政府福利开支比例、福利待遇，还是覆盖人群范围来论，都居于末位”。
三是遏制工会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益于制造业的发展和罗斯福新政的实施，美国工会迅速发展，极大增强了其组织罢工、维护工人权益的作用，使不平等受到有效遏制。然而，1981年美国职业空中交通管制工会发动罢工时，里根解雇了近1.2万名参与罢工的联邦航空管理人员，对美国工会形成了巨大打击，而且让“私营部门的雇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雇用和解雇工人，而这一权利在之前并未充分行使”。如今，“对工会的强烈抵制已经成为美国的常态。许多美国大雇主都强烈反对组建工会。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2019年的分析，美国雇主每年花费约3.4亿美元聘请反工会顾问来阻碍工人创建工会，在所有工会选举中，有41.5%的雇主被指控违反联邦劳动法”。美国众议院曾于2021年通过了《保护组织权利法案》，其中许多条款都有利于提升工会的组织能力，如禁止雇主在工人组织工会时进行报复，禁止解雇或歧视参与罢工的工人，等等。然而，这一法案并未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持续打压，加之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人入会率一再下降，2023年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仅为10%，工会的作用日益减弱。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理念下，减少贫困最好的方法并不是政府救济，而是通过减税等举措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涓滴效应”使穷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然而，极度的不平等却打破了这种神话，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只是垄断资产阶级财富的大幅增长，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指出的，“1980年以来，美国的政策一直以牺牲工薪家庭为代价偏袒富人……几乎所有的国内政策都旨在使我们加速退回到强盗资本家的时代”。
（四）美国霸权地位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不公平分配助推了国内的不平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为其带来了巨额的霸权收益，这种收益日益向金字塔顶端的垄断资本集中，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却承担了维持其霸权地位所产生的成本，进一步助推了不平等现象。
从霸权收益来看，首先，美国的经济与科技霸权为其垄断资本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剥夺性积累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在美国霸权地位的护持下，垄断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依赖‘全球劳动力套利’或剥削（和过度剥削）全球南方工人”获取巨额利润。尤其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美国通过垄断数字资源和平台，将数字霸权与经济、金融与科技霸权结合起来，重构全球产业链布局，使垄断资本占据产业链的主导地位。其次，美国依靠其霸权地位直接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削减补贴等，为美国垄断资本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竞争力创造条件，如2017年以美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要求日本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再次，利用美元霸权“长期大幅印钞推高了美国的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价格，使得最富裕阶层的财富量增速远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最后，通过军事霸权，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军工同盟体系，加强盟国对美国武器系统的依赖，使美国军工垄断企业获取巨大收益。
从霸权成本看，一方面，美国霸权的建立与维系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密不可分，因此，美国国防支出节节攀升。2024年美国国防经费高达8860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0%。如此庞大的军费支出，获益的是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军工复合体，但却需要巨额的财政支撑。在美国日益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普通民众的个人所得税成为支撑这一巨额开支的重要来源。同时，在财政收入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军费开支的增加必然意味着社会福利等公共支出面临削减，亦是将霸权成本变相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重构给垄断资本带来了巨额利润，但却导致国内经济日益空心化，工人失业与生活贫困也成为必然。尽管近年来美国力图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吸引制造业回流，但总体来看，在垄断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下，国内经济的空心化现象并没有得到缓解，大量工作岗位流失。从1979年到2016年间，美国劳动人口增长了16%，但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却减少了近800万。
三、不平等引发了日益严峻的国内矛盾和国际争端
极度的不平等使美国民众日益认识到其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对立，国内的社会矛盾愈发激化。在国际范围内，不平等的对外转嫁使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与摩擦不断。
（一）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但尚未出现能动摇资本主义根基的工人运动
极度的不平等致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其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也愈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必然会通过工人运动、社会运动等方式争取权益，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
罢工运动一直是工人阶级争取权益的重要形式。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美国工人罢工运动的数量和参与人数近年来出现明显增长，展示了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2023年美国参与罢工的工人数量增长了141%，接近54万。在工人罢工总量增加的同时，大规模、有影响的工人罢工运动更是屡屡爆发。如2023年9月15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发起了长达6周的大罢工，这是联合会成立80多年来首次同时针对通用、福特和斯特兰蒂斯三大车企发动罢工。2024年10月1日，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组织4.5万名码头工人罢工，使美国约一半的远洋运输陷入停顿。
参与人数广泛的社会运动是民众反抗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形式。“占领华尔街”运动充分展示了99%与1%的对抗，彰显了美国民众对不平等的极大不满。“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掀起了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来黑人抗争的一个新高潮，并在全球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穷人运动”组织针对贫困、种族、移民以及收入不平等等社会问题发起了多次运动与抗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平等的恶化导致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规模和频次都有所增加，但总体来看，当前的美国工人运动还远不能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美国就业结构对工人运动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冲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3年美国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达79%，而能够发起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工业就业人员占比仅为19%。二是随着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工人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强，就业环境进一步恶化，为保住就业岗位而不愿意参加工人运动。三是工会尽管出现了强调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现象，如2022年4月1日成立的亚马逊工会和星巴克臻选烘焙工坊工会在其声明中都出现了“99%”“工人与大企业的对抗”等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词语，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肖恩·费恩(Shawn Fain)也强调，“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但总体来看，工会仍更关注会员的经济利益，缺乏对政治变革的诉求，工会之间也缺乏联合。四是美国左翼政党和组织力量分散薄弱。美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分裂，一方面是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另一方面是党内对苏联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等存在分歧。如今，美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仅15000人左右。除美国共产党外，美国还存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美国工人世界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等左翼政党与组织，但这些组织的理论基础多元化，对暴力革命、与民主党的关系等许多问题都无法达成一致，致使薄弱的左翼组织无法将力量整合在一起，更无法将其理念渗透到工人阶级群体中并领导工人运动。
（二）助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不平等的加剧不仅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社会运动，也助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两极分化的加剧就导致民众尤其是白人群体的愤怒情绪日益上升，并在2009年爆发了右翼民粹主义的茶党运动，发起了一系列反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医疗保险改革等的抗议活动。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同的是，茶党运动的主体是白人保守派，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以介入选举政治为路径、以扩大政治影响力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在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茶党帮助共和党在大约30个州的立法机构选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共和党重夺众议院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5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迎合了右翼民粹主义的诉求，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更“挑动右翼民粹主义，并将其与日益上涨的民族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思潮结合起来”，随着特朗普的胜选及其实施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政策，右翼民粹主义出现了新高潮。
右翼民粹主义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内不断恶化的经济社会状况。在垄断资本的压榨与掠夺下，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缩小，中下层白人群体日益被边缘化，曾经的“美国梦”已破碎，美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将美国社会出现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等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和种族，主张要把美国人民的利益置于政策的首位，保障美国人民的就业、收入等，从而为中下层白人群体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找到了宣泄口，其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政策也因此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同时，特朗普也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仅2017年就在推特上发布2000余条推文，其中提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达百余条。除上述原因之外，美国“左翼阵营的思想基础模糊化和多元化”，未能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方案，因而对民众的吸引力不大，这就“给了具有煽动性的右翼政客赢得大量追随者的机会”。
（三）不平等的向外转嫁导致对外摩擦增多
严重的不平等日益受到美国各界的关注。然而，美国政府却肆意歪曲不平等的根源，如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制造业的外流，使工人利益受损。基于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力图通过对外政策的调整改善国内不平等的现状。在特朗普初次执政时，就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试图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2025年，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讲中宣称要全面改革贸易体系，对外国加征关税。2025年4月2日，美国宣布实施“基准关税+对等关税”的双层关税体系，希望借此增加美国政府收入、改善贸易的不平衡并促进制造业回流。在科技领域，美国滥用“长臂管辖”，宣称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华为昇腾芯片均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试图借此封锁中国芯片和人工智能产业，保障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主导权以及科技垄断资本的利益。
美国采取的这些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措施，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争端和摩擦加剧。欧洲多个重点行业都表示，美国关税政策严重影响其出口，可能使其面临生存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公司暂停在美国的投资计划。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举措，多国都提出了反制措施，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精心构筑的盟伴体系正因其疯狂的单边主义行径裂痕丛生”。
总之，美国严重的不平等不仅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了障碍，也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批判。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强调美国的不平等已“致使数百万美国人在经济上越来越落后”。然而，面对这种不平等，美国政府没有将政策重点放在提高工资和福利水平、提高对资本的税收等方面，而是意图转嫁矛盾，希望通过加征关税、限制移民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方式解决问题。但长期以来美国依靠其霸权地位已经形成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制造业在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下大量外移，想要仅仅依靠加征关税等实现制造业的回流并不现实，反而会进一步加大美国通胀压力，使“劳动力工资成本与通胀螺旋上升，损害制造业发展动能”，影响美国整体经济的运行。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就警告说，由于特朗普政府正在实施的关税措施，美国经济目前可能正走向衰退，这可能导致约200万美国人失业。如果不改变霸权思维，不着眼于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美国为维持霸权而产生的日益庞大的军事费用、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招致的反噬等都将最终着落在美国普通民众身上，美国霸权所导致的收益与成本的不公平分配也将更加严重，美国国内经济将愈发不可持续，不平等状况也必然会日益恶化。
邢文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8期
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资助优势学科“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DF2023YS0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