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内学界对布鲁诺・鲍威尔宗教批判的研究，多聚焦于“如何展开”，却普遍忽视 “何以可能” 这一前提。而鲍威尔从思辨神学到无神论的思想嬗变，正是理解其 “何以可能” 的关键所在。起初，鲍威尔立足思辨神学，从事教义研究并为新教辩护；随后，通过对黑格尔宗教哲学和《约翰福音》的深入研究，其思想发生转向，并在重新审视国家、教会与科学三者关系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批判；最终，在对 “对观福音书” 的批判性研究中，他确认了四部福音书及耶稣基督均不具有历史性，从而彻底转向了摧毁宗教和宣扬无神论之路。探析鲍威尔的思想嬗变，不仅有助于回应 “何以可能” 的前提追问，也对认识青年鲍威尔及其作品、厘清其与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的关系、推进无神论研究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布鲁诺・鲍威尔 宗教批判 无神论 思想嬗变
【作者简介】张明琴，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国内学术界，围绕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费尔巴哈、卢格、赫斯、施蒂纳等都已成为全面研究的对象，但对布鲁诺・鲍威尔(以下简称 “鲍威尔”) 的关注和研究则相对薄弱，通常将其作用简化为 “引文” 和 “陪衬”。近年来，随着部分鲍威尔作品中译文的出版，鲍威尔究竟说了什么才逐渐为学界知晓，但一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往来通信和国外早已形成的研究资料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充分重视，已梳理的鲍威尔生平及主要著述年表也较为粗略并都存在一些错漏。现有研究成果也主要聚焦于鲍威尔与马克思的互动关系，对于鲍威尔最为著名的宗教批判研究，也多关注在其内容上，很少进一步反思和追问一个前提性问题：有着正统新教信仰、接受系统神学训练、从事神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鲍威尔，何以转向抨击和摧毁宗教？其青年时期的思想嬗变正是解答这一关键问题的核心。
一、作为正统神学家的鲍威尔及其护教表现
鲍威尔于1809 年 9 月 6 日出生在图林根州 (Thuringia) 艾森贝格 (Eisenburg) 的一个正统新教家庭。1828 年春，鲍威尔进入柏林大学研习神学。起初，他在那些神学阵营分裂的派别之间犹豫不决，“虔诚和内心的情感使我倾向于教会教义，而对科学的热爱又让我不得不承认，在自由主义的危机中，教条是必要的”。很快，鲍威尔就从黑格尔的讲座中寻找到方法，在黑格尔逝世多年后，他生动地描述道：“唯有黑格尔的讲座，在我初次聆听时就被深深吸引，仿佛向我揭示某种朴素的真理，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并非在听闻新奇之说，而是对人人心中与生俱来之认知的阐释。这让我动荡不安的心灵重获安宁与确信。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他是何等的质朴与刚正不阿，当他讲述教会的支柱如何被那些本应作为教会导师与牧羊人的人亲手摧毁时，他的愤慨又是何其强烈，当他剖析现代人如何拒斥或漠视教条、而自己却将其中永恒真理层层彰显时，其思想迸发的激情又何其磅礴……”
在校期间，他极为认真地吸收黑格尔的思想和批判精神。记录的课堂笔记为海因里希・古斯塔夫・霍托(Heinrich Gustave Hotho) 于 1835 年出版《黑格尔美学讲演录》(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Volesungen über die Ästhetik)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鲍威尔在入学第二年撰写的研究论文《论美的原则》(Dissertatio de pulchra principiis)，就已显示出黑格尔式批判风格和思想，并获得普鲁士王家哲学奖。1834 年 3 月申请执教资格的研究论文，以 12 个系列议题体系化地融合了正统教义与黑格尔辩证法，更是直接显示出哲学神学家的素养和才能。其中前 4 个议题以基督论、预定论、终末论及三位一体论为核心，认为对耶稣基督是神性与人性的合一存在的认识可消解二性论的所有争议，指出黑格尔主义能够调和改革宗与路德宗在预定论教义上的分歧，辩证地强调已临的现实审判与仍在期待中的末日审判之间的关联，主张对具有哲学与历史洞察力的人而言，教义史在三位一体教义中发展并达到顶峰，即关于上帝内在启示、神人合一及圣灵的教义体系，展现了黑格尔式系统神学对传统教义矛盾的消解。第 5 和第 6 议题借教会史批判异端，维护大公教会权威。后续第 7 至第 10 的释经议题通过经文阐释强化保罗传统与旧约神圣历史观，最后 2 个议题落脚于《但以理书》的末世哲学。显然，该论文既体现了鲍威尔对正统教义研究基本规范的遵守，又暗含他试图用观念论哲学重构神学的野心，还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黑格尔在理性批判与信仰护教之间调和思想的认同和借鉴。
获得执教资格(Licentia docendi) 后，鲍威尔开始担任柏林大学神学院的编外讲师 (Privatdozent)，“讲授释经学的主要课程，以及圣经神学和宗教哲学”，他声称自己 “被赋予并始终坚持的目标是研究宗教的各种形式与历史启示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授课之余，他 1834-1835 年间在《科学批判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以下简称 “《年鉴》”) 及其他一些神学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有关神学议题和著述的评论文章。正当他 “致力于这些研究时，批判家施特劳斯出现了”。1835 年，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David Friedrich Strauss，以下简称 “施特劳斯”) 将被《年鉴》拒绝的《耶稣传：批判性研究》(Das Leben Jesu Kritisch Examined) 在图宾根出版。这部著作 “对传统基督教信仰堡垒发起的第一次公开挑战”，引发了 “自宗教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反响”，也使 “1835 年成为 19 世纪最重要的神学里程碑”。在书中，施特劳斯通过对耶稣生事的批判性分析，颠覆了传统基督教的超自然解释，提出福音书中的许多叙述并非历史事实，而是早期基督教社区无意识神话化的产物，这些神话化的故事旨在证明耶稣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同时，他还借助黑格尔哲学重新诠释基督论，提出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并非体现在耶稣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整个人类之中，从而否定了耶稣的神性，将其视为纯粹的历史人物。
施特劳斯的论断不仅激怒了正统基督徒，也令黑格尔派陷入尴尬的境地。当时主流的黑格尔主义者认为，基督的存在是“精神” 辩证发展的必经阶段，耶稣所体现的 “神人合一” 是精神演进过程中的哲学必然，基督教的启示真理是哲学真理的近似表达，唯有哲学能提供对启示的纯粹阐释。然而，施特劳斯在《耶稣传：批判性研究》中暗示，福音书所述的启示真理并非理性产物，而是神话建构。这就意味着基督教缺乏理性形式，哲学与神学皆无法解释其本质，唯有他的 “历史 - 神话批判模型” 才适用，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否定了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内核。鉴于鲍威尔求学时期及在《年鉴》诸篇评论文章中捍卫黑格尔及基督教的优秀表现，《年鉴》编委会邀请他作为保守黑格尔主义阵营的代表，以应对施特劳斯的冲击。鲍威尔在 1835 年 12 月至 1836 年 5 月间撰写了系列文章驳斥施特劳斯的论点，他表示，福音书的叙事并不完全是古代犹太和基督教弥赛亚观念的记录，也不是如施特劳斯所言的只是将弥赛亚神话堆砌在一个未知的历史性耶稣身上，而是绝对观念的表达，福音书叙事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绝对理念的要求中找到验证。
尽管鲍威尔此次论证福音叙事合理性的努力迅速巩固了其保守黑格尔派地位并赢得声誉，但是，显然这既未能真正驳倒施特劳斯，也未令鲍威尔本人完全信服，而释经学研究间的对立、信仰与理性的矛盾、黑格尔主义内部的分裂等危机已然存在。坚守黑格尔主义思辨与基督教神学间调和立场的鲍威尔试图从多渠道解决这一矛盾危机。其一，他在《科学批判年鉴》上发表多篇文章，试图厘清和界定黑格尔学派内部因圣经启示的历史批判兴起而引发的“意识普遍危机” 的本质和历史意义。其二，他在 1836 年创建了更具包容性的神学期刊 ——《思辨神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speculative Theology)，尝试调和矛盾。这份期刊向神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开放，他呼吁和说服同时代的思辨神学家们集体努力，通过重新诠释圣经启示，以重建信仰和理性的统一。其三，他还着手对整部圣经启示展开系统性研究，力图证明：若从圣经叙事各环节的动态发展视角切入，其内容可被理解为绝对精神发展的哲学必然性体现，因而具有历史真实性 —— 以此驳斥施特劳斯等人的批判。这项研究的成果除几篇短文章外，首部长篇成果就是 1838 年出版的两卷本《启示历史批判：从原则的历史发展阐述旧约宗教》(Kritik der Geschichte der Offenbarung. Die Religion des alten Testaments in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ihrer Prinzipien dargestellt)。在该著作中，鲍威尔提出，犹太教的核心在于强调上帝与人之间的 “异在性”，即上帝作为绝对他者与人类存在本质区别。而基督教通过耶稣 “神 - 人” 二重性打破了这种异在性，揭示出神性与人性本质的统一，因而较之固守外在性的犹太教，基督教代表着更高层级的意识形态。此外，他还强调了宗教经验中的主观要素，认为宗教经验本质上只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在这里，鲍威尔将宗教表象主观化的阐释路径，可以看出是研读施特劳斯后形成的理论转向，这也为其后续更为激进的宗教批判和走向无神论埋下了伏笔。
在对启示历史的系统研究基础上，1839 年春，鲍威尔第一次以 “思辨 - 释经” 立场对保守派捍卫字面真理的释经辩护立场发起了正面挑战。双方虽都为基督教义辩护，但对于 “如何理解旧约宗教与基督教启示的关系”，有着很大分歧。以恩斯特・威廉・亨斯滕贝格 (Ernest Wilhelm Hengstenberg) 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旧约》与《新约》、犹太教律法与基督教启示是同一的，后者的加入丝毫不妨碍和否定律法，只是将律法中 “不朽教义的退隐” 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律法本身就是绝对真理，它毫无欠缺，只是补充其在立法者的意识中曾被忽视的内容。对此，鲍威尔出版了写给好友阿尔伯特・施韦格勒 (Albert Schwegler) 的 7 封关于批判亨斯滕贝格的书信合集 ——《亨斯滕贝格博士 —— 关于律法与福音对立的批判性书信》(Herr Dr. Hengstenberg. Kritische Briefe über den Gegensatz des Gesetzes und des Evangelium)，指责亨斯滕贝格从未正确把握启示的历史性，而思辨神学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展现了其优越性。他指出，《新约》中明确区分了律法和福音，这表明将《旧约》与《新约》直接等同起来是不合理的，“当摩西律法将《旧约》的特殊主义明确指认为其本质时，它便与后者区分开来”。二者间的差异应在思辨认识中理解为一种发展史上必然的对立，即福音与律法在逻辑上必然对立，律法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必须在福音中被否定，而律法又是福音在逻辑上的必要前提，律法的字句为福音的显现提供了可能性基础，二者内容的辩证运动将律法与福音联接为启示历史的统一体。鲍威尔还声称，这是长期以来与自己观点进行内在斗争的最终结果，诚如他后来所言：“在与亨斯滕贝格的论战中，我已经与辩护立场的诡辩决裂了。” 这也是鲍威尔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与他学生时代和职业生涯初期的正统新教立场不一致的观点。而对工作单位资深神学教授的正面挑战，极大地损害了鲍威尔在柏林的处境，又因编外讲师没有稳定的收入，且恰逢波恩大学的恩斯特・鲁道夫・雷德彭宁 (Ernst Rudolf Redepenning) 教授离职，在菲利普・康拉德・马海内克 (Philipp Konrad Marheineke) 的推荐下，鲍威尔遂于 1839 年 7 月致信教育部长阿尔施泰因 (Altenstein) 申请去波恩大学任教，并于同年 10 月正式给波恩大学递交了求职信和个人履历，随后开始在波恩大学任教。
二、鲍威尔在黑格尔著作修订和福音书历史批判研究中的思想转向
在柏林大学时期，鲍威尔曾坚信，施特劳斯通过批判福音书历史可信性所提出的宗教表象与哲学概念关系难题，可以通过对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再确认、更清晰地理解和细致运用来解决。但在调入波恩大学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现实诸因素的影响，他对黑格尔方法调和力量的信念也开始瓦解。
到波恩后，鲍威尔立即着手整理黑格尔的手稿，以完成马海内克委派给他的任务—— 编辑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的修订版。正是因为这项工作，鲍威尔得以深入研究黑格尔思想，加之此时已形成的对基督教传统文献的批判态度，他对自身既往的黑格尔理解作出了深刻修正。1839 年 11 月，鲍威尔已明确意识到，必须以更为批判的视角看待黑格尔及其思想。在致埃德加・鲍威尔 (Edgar Bauer，以下简称 “埃德加”) 的信件表示：“正是由于我缺乏其他所有的精神激励与启发，并在孤立中只能依靠自己，我的学术发展反而被加速了…… 我内心突然对自己的立场做出了决断 —— 这种决断与我此前所有预设前提截然对立。” 同年 12 月，作为《黑格尔全集》出版委员会的成员，因对即将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新修订的《逻辑学》不满意，他希望马克思重新修订其中的 “本质论”。而他对黑格尔著作的修订，引发了保守派黑格尔主义者的不满，指责他有意朝着左派修订，他对此解释说，他在编辑黑格尔文本时是 “‘纯粹理性’的，不带任何‘党派倾向’，既保留了那些完美的批判性阐述，也让最正统的套语粗粝地并列其间，正如他们在黑格尔宗教哲学这一立场上必须共存的状态”。
他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他发现黑格尔宗教哲学思想中信仰和理性的和解并不令人信服，而是矛盾的混合，而他自己对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尚未厘清头绪，或者说较之此前，他已不再坚定调和立场。在1839 年 12 月埃德加告知他打算放弃神学研习时，鲍威尔表示默许，并称他自己已被这场斗争深深侵蚀，深陷其中，无法抽离，并决心 “克服一切阻力，拯救真理”。次年 2 月，他直言，在历史长河中，科学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曾影响宗教意识，因此哲学批判如今也应在国家层面尤其是神学院系内部获得认可，“必须穿越洞穴” 直面和权威的较量。3 月，目标已逐渐清晰，“我已预见，我终将与整个神学界彻底对立。唯有如此，我才真正抵达这六年的压迫与斗争逐步驱使我到达的位置。如果我沦为庸常之辈，那引领我的命运必不得安宁”。4 月，在致马克思的信中，鲍威尔更加明确地说：“在此刻，我才真正明白在柏林时不愿完全承认，或需经挣扎方肯接受的事实 —— 整个旧体系必将崩塌。灾难将是可怕而深刻的。我几乎可以说，它比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现所引起的那一次灾难更大、更猛烈…… 即将发生的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了，以致不容许人们有丝毫的犹疑。既然法国的反对派能在剧烈反动后赢得认可，那么在只需对抗愚蠢的辩护论的地方，我们的胜利必将更早地到来。”6 月，在面对经常性经济危机和事业严重受挫等困境时，鲍威尔抱怨说，他已如此努力，却 “落入新对手的掌控之中”，“他们将科学本身践踏在我身上”，“我身上属于科学的部分，绝不能在这些人面前沦为表演与丑闻：我必须挽救它”，遂萌生离职作为一名纯粹作家的想法。
鲍威尔的《约翰福音历史批判》(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s Johannes) 和《普鲁士新教国家教会与科学》(Die evangelische Landeskirche Preußens und die Wissenschaft) 正形成于这一思想动荡时期，二者也都体现出了鲍威尔此时的纠结。在鲍威尔之前，许多评论家如施特劳斯等一直把《约翰福音》看作是四部福音书中最早的一部。鲍威尔则在《约翰福音历史批判》中表示，这些看法实际上只是推测性的，而他自己 “在完成对第四福音书本身的陈述和内容批判之前，从不敢妄下定论”。他指出，“暴力和猜疑” 并不能 “作为其内在不确定性的支柱”，要了解这部福音书的性质，就必须揭示它的历史实用主义，要 “将反思重新置于反思之下”，从而 “消除原始现象的扭曲，使其以真实面貌呈现”。在对《约翰福音》序言部分的分析时，鲍威尔就指出，福音书作者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谈论 “逻各斯”，显然是将这一概念视为读者已然熟知的前提，而唯有依托已在更广泛群体的意识中形成基本轮廓的 “逻各斯” 观念，才能如此笃定而自然地行文，并以这种原初的自由性来阐述 “逻各斯” 的意义。基于对 “逻各斯” 这一高度哲学化阐释的现象、对施洗约翰角色的理解，以及对耶稣弥赛亚性质的认识等事实，鲍威尔得出结论：约翰撰写其著作的时间，远晚于对观福音书作者的成书时间，《约翰福音》是反思性历史书写的产物，以后见之明的视角，将后世形成的思想和观点投射到耶稣时代。而针对人们提到的约翰福音书中记载了许多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的事实问题，鲍威尔则表示，这些事实是模糊且存疑的，如其中涉及犹太人对新教原则的排斥、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等，都是从后世基督教团体的关系模式出发进行阐释的。对于所谓 “圣灵启示强化了约翰记忆” 观点，鲍威尔辩证解释了圣灵启示，并进一步阐发了精神阶段性发展的论述。他指出，圣灵绝非 “仅仅是介于历史事件、亲身经历与记忆再现之间的机械媒介，更作为历史现象的灵魂在其中运作，并作用于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即圣灵既在目击者与听闻者之中作为其内在灵魂存在，也活跃于他们之内，将自身再现为自我意识与自我记忆”。当圣灵作为内在灵魂存在时，历史尚处于这种直接外在性状态，因其纯粹延展的特性，它同时也就是纯粹的内在性与主观性。简言之，此时历史虽直接呈现，但会立即消散为目击者的主观体验。更高阶段则体现为对内在性与外在性进行自觉、主动的区分，这时，历史开始作为有机整体成为观照与书写的对象。这种更高阶段需要通过现实的自我意识实现，即作为教会并在其中以个体形式显现的历史精神存在。当进程发生的主体性仍带有未被普遍教化克服的特殊性时，历史记忆与表述就难免残留与对象普遍性不相协调的独特性。因此，“第四福音书作者正处在这种特殊性阶段，他尚未使自身的特殊教养与独特品格绝对服从于真理本身”。在运用历史批判方法全面考察最初文本所显露出的作者文学改编现象、约翰福音依赖于对观福音的基本事实，以及第四福音书作者暴露出的自身意图和局限后，鲍威尔确信：这篇圣经文本是由一位神学家后来撰写的文学作品，无法为当代哲学家提供历史现实，因为它既不是对基督意识或活动现实的可靠历史记录，也 “未发现一丝一毫脱离第四福音书作者的反思性工作影响的迹象”。通过此举，鲍威尔以非常不敬但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方式剥夺了当时教会最钟爱的福音书的神圣性。这使他直接被列为需严密审查的神学激进分子，进一步加速了他职业生涯的被边缘化，也让他确信基督教与现代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黑格尔方法论原则基础上既未被解决也不可能被解决。
在随后匿名发表的《普鲁士新教国家教会与科学》的小册子中，鲍威尔首先批判了自己早期对黑格尔哲学与基督教关系的认识。他说，柏林科学批判界曾指定了一位批判者以反驳施特劳斯的著作，“此人仍沉浸于理念与直接现实性 (或更准确地说是经验意识世界) 统一的美梦，甚至妄图在某专门期刊 (《思辨神学期刊》—— 作者注) 上延续这场迷梦”，如今他已觉醒，并认识到那时还 “沉迷于一种几乎不加审视地吸纳各种混沌模糊的观念的思辨中”。然后，鲍威尔阐述了自己关于国家、教会与科学关系的新认识。同黑格尔一样，他在国家中看到了理性与神性的现实存在，但与之不同的是，他认识到教会使国家怀疑和猜忌科学，致使国家背离了自身的理性，而科学是抵御教权侵袭的最后堡垒，将会 “把国家从教阶制的邪恶中解放出来”。面对普鲁士国家所承载的理性正面临着被复兴的宗教意识之幻象侵蚀的危险，而理性国家面临的危机不仅被遮蔽，还误认为教会无反思的保守主义和神学家虚幻的历史性是其盟友的现实状况，鲍威尔提醒道：新教国家不应忘记宗教改革已开启了推翻教会教权权威的进程，必须迫使教会向更高理性秩序投降。此时正值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任初始，埃德加此前从柏林发来消息 “大多数人对新政府抱有最好的期望，认为国王作为君主将超然于党派之上”，鲍威尔在文中表示，“国家或会因一时误判，对科学心生怀疑而采取强制措施，但理性与国家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国家不会一直犯错”。这似乎是对新国王和国家未来充满信心，卢格则看出了作者的心思，专门撰文评论道：“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既有历史洞察力，又具备完美的表述和哲学艺术…… 可惜此刻我们无法将这份殊荣归于任何具体姓名，而这位在理论上如此果敢地掌握局势的智者，在实践中似乎仍不得不向严酷的枷锁低头。”
《普鲁士新教国家教会与科学》这一具有一定煽动性小册子的发表，彻底打破了自黑格尔去世以来哲学理论、政治实践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鲍威尔探求如何从后黑格尔主义的立场解决黑格尔未解决的问题所做的努力，直到1840 年 8 月才取得了突破。他在致埃德加的信中兴奋写道：“终于，我还是胜利了；我找到了那个关键点，只需抓住那些线索，就能将一切理顺。” 这个关键点就是他此时已开始研究的《对观福音历史批判》(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而正是关于这一内容的研究让鲍威尔彻底走上了与神学对立的道路。
三、鲍威尔与神学的彻底对立及公开的无神论宣扬
鲍威尔在1840 年春通过《约翰福音历史批判》得出了重要结论：第四福音书是神学反思与建构的产物，展现的并非耶稣时代 “基督教自我意识” 的真实内涵，而更多是后世的神学作者的观点。那时，他寄希望于从另三部福音书中能够得出耶稣历史的核心，从而揭示通过耶稣显现的神圣启示之历史原貌。然而，在完成《对观福音历史批判》第一卷时，他的期望就破灭了。文中，鲍威尔详细分析和考证了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书中 “耶稣的诞生与童年”“耶稣公开出现的准备工作”“耶稣公开传道的开始” 等内容，最终得出结论：“《对观福音》中记载的耶稣的言论，与第四福音书所记载的同样，都源于后期的反思。” 此外，他还在附录中详细考证和评论了耶稣时代犹太人时弥赛亚期待的各种论述，“对施特劳斯以及所有以往批判的论战提供了最终的证明”。
毫无疑问，这部著作是鲍威尔思想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他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都不断推进消灭神学、摧毁宗教、宣扬无神论的征程。1841 年 4 月，他致信卢格谈到：“我认为神学必须彻底消亡，所有与其苟合并在耻辱中生育子女的人，都将自行消亡。” 在同年 5 至 7 月完成的第二卷《对观福音历史批判》中，鲍威尔分析了耶稣在迦拿的两个神迹日、对十二门徒的训导、施洗约翰的末世讯息、与律法及法利赛人的冲突、比喻的传教方式以及耶稣的以利亚事迹等，延续了第一卷中对传统假说的批判，指出耶稣的言行是马可反思的产物，但此时他仍然承认耶稣的历史性。1841 年 7 月，他还在卢格的《德意志科学与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上发表了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 ——《来吧，看看！约翰福音，第 1 章，第 40 节》(Kommt und sehet! Joh. I, 40)，列举了福音书是文学创作的有力证据。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 1841 年 6 月出版的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的《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也至少在两方面深刻影响了鲍威尔。第一，它使鲍威尔确信黑格尔宗教哲学隐含无神论立场；第二，它让本就关注宗教经验中主体性作用的鲍威尔意识到，宗教意识使人与自身相异化，人的解放唯有通过拒绝一切形式的宗教才能实现。
同年8 月，鲍威尔仅用十几天的时间就写出了《对无神论者与敌基督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号角 —— 最后通牒》(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以下简称 “《号角》”)。在该文中，鲍威尔以黑格尔忠实的且掌握了其哲学奥秘终极钥匙的门徒视角，用激昂的风格和简短的篇幅，通过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引用和分析，得出了黑格尔是一位竭尽所能废除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无神论者的结论，从而揭露了被老年黑格尔派长期掩盖的事实，即黑格尔哲学与传统基督教信仰及保守政治秩序是不相容的。劳伦斯・斯特佩莱维奇 (Lawrence Stepelevich) 在英译本《号角》“译者介绍” 中说，鲍威尔在《号角》中 “不仅旨在将黑格尔主义与教会及国家对立，更欲揭示任何基于理性的哲学皆无法与启示宗教相容。正如其序言所述‘不论是调和式神学，抑或任何屈从宗教信仰的哲学，皆不足以满足传统宗教的要求’”。斯特佩莱维奇还指出，当鲍威尔在此文中得出 “甚至宗教本身亦需废除，以便为自我意识哲学腾出空间” 这一思辨结论时，其激进程度已超越了仅将黑格尔哲学视为基督教最后避难所的费尔巴哈，因为鲍威尔拒斥费尔巴哈式将人奉为上帝的新的宗教意识，直指宗教意识本质上是异化活动。从根本上说，鲍威尔更核心的意图在于证明自己的洞见，“一旦摧毁了宗教，便给国家以致命一击，最终必然推翻王权”，即黑格尔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的自我意识哲学，若严肃对待，必将导向一切现存制度的瓦解。《号角》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广泛热议。卢格在 11 月初写给阿道夫・斯塔尔 (Adolf Stahr) 的信中就强烈推荐了《号角》，并在当时还不知道该书的作者是鲍威尔的情况下，盛赞道：“一定要去读《最后审判的号角》。这东西了不得，将会引起轰动，让敬虔派走向毁灭…… 这家伙对黑格尔的理解比那 88 个庸人强多了，那些庸人以为哲学和烤面包一样，是门诚实而有益的生意。”
11 月中旬，鲍威尔在《德意志科学与艺术年鉴》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文章 ——《神学之无耻》(Theologische Schaamlosigkeiten)，猛烈抨击了《福音派教会报》(Evangelischen Kirchenzeitung) 和《柏林教会总汇报》(Berliner Allgemeine Kirchenzeitung) 所表现的神学无耻行径。他在 1841 年 10 月 19 日写给卢格的信中陈述了该文的核心观点：“构成宗教本质的愚昧，在理性主义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展现。任何现象的本质总在其衰落前以纯粹的无耻面目示人，继而阻碍进步。因此，理性主义必然会对抗哲学，并自然要动用最卑劣、最愚昧、最可耻的手段，即宗教。如今我已在这篇文章中大致论证了：宗教发展的本质在于将愚昧作为其纯粹而赤裸的原则加以发展，这种发展在当下理性主义中已完成，因而它必然与自由的自我意识为敌。”
1842 年 1 月，鲍威尔在写作《对观福音与约翰福音历史批判》(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nes) 前致信卢格说：“现在事实已经证明，第四福音书的作者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迄今为止没有人敢相信其欺骗程度之深。…… 一旦这个无赖被彻底拆穿，基督教就完蛋了。” 在该著作中，鲍威尔直截了当地回答了 “耶稣是否是真实历史人物” 这一关键问题，他说 “关于耶稣是否是真实历史人物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有关历史记载的耶稣的一切，即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耶稣的一切，都归属于观念世界，更确切地说 —— 属于基督徒的观念建构。与现实世界中存在过的任何个体皆无任何关联。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此打消这一念头。”
鲍威尔此举无疑直接摧毁了基督教的历史根基乃至整个宗教体系。此后，他更是毫不掩饰对神学的厌恶和推进无神论事业的热情。1842 年 3 月，鲍威尔在致卢格的信中坦言，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事业，在把所有的神学系彻底粉碎，将神学彻底颠覆之前，绝不停歇。此外，他还言辞激烈地表示：当理性和知性试图在宗教领域显现自己时，它们向来是轻浮的，它们不仅嘲弄上帝，更嘲弄人类，它们对上帝轻蔑地弹响手指，却把人类踩在脚下；以宗教形式呈现的启蒙也向来是轻浮的，唯有批判者和哲学家才是道德而纯粹的；那些虔诚的神学家轻率地对待经文和圣律，而批判者才能真正阐释它们；相比之下，耶稣会士以古典方式将宗教形式的启蒙发展到了极致，因而在轻浮程度上远超那些不过是一群卑劣之徒的新教神学家。在被解职后，鲍威尔撰写了《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 为自己及著述辩护。他表示，自己被剥夺了神学编外讲师执照，是因为 “认真对待了新教的虚幻原则，即圣经是一切被视为基督教的事物的源泉和准则，并敢于从基督教的文献中确定基督教最初是如何形成的，特别是关于神圣历史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而他的解职也恰恰暴露了那些声称珍视自由，却解雇了行使该自由的人的人们的虚伪。而在该书第 11 章 “退出教会” 中，鲍威尔第一次明确表明自己是无神论者，并坦言要公开宣扬无神论。他说，“我们不仅希望个人与教会和宗教决裂，而且要以一种普遍的方式，使这种决裂成为世界的事务，成为历史的普遍事业”，而这是因为 “我个人所做的事，如果只是在我自己的四壁之内进行，对他人来说可能无关紧要。但如果我公开去做，我的榜样可能会产生感染力，并激励他人效仿”。
《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是鲍威尔在对自己的申诉中表达的无神论宣言，或许掺杂感性的抒发，而《犹太人问题》则是他经过深思和潜心研究后以无神论立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性阐述。1842 年 10 月，鲍威尔在请求卢格发表《犹太人问题》时表示，“为了彻底解构所有神学及神学特权体系，批评的矛头必须指向犹太教这种特权与垄断最令人作呕的形态”，“唯有与一切妥协和幻象决裂，贯彻彻底的批评，才是救赎与进步的唯一可能”，同时，他还表示，这篇论文是整个夏季潜心研究的成果，内容完整、论述透彻、观点新颖且正确，将彻底摆脱那些空洞可厌的理论，“是对那个被反复讨论却从未被正确阐释过的问题的唯一解答”。
之后，鲍威尔以更加激烈和犀利的笔触写作了《基督教真相》(Das endeckte Christentum)，再次彻底地表达反基督情绪和无神论思想。这本书在出版前就被审查机构查禁，但副本还是流入到马克思、恩格斯、卢格、施蒂纳、施密特、威廉・马尔 (Wilhelm Marr) 等人手中，他们都在自己的著述中探讨了这部著作中鲍威尔所阐述的激进且全然否定的宗教批判和 “宗教政策”。直到 1927 年巴尼科尔将其录入著作《三月革命前的基督教真相》(Das entdeckte Christentum im Vormärz) 中，才得以公开面世。在 1843 年 2 月，鲍威尔致信即将出版此书的尤利乌斯・弗勒贝尔 (Julius Fröbel)，对《基督教真相》的全书主旨进行了概括：“我证明了宗教是敌视人类的地狱，上帝则是这地狱的狱卒。” 在书中，鲍威尔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宗教的憎恶，宗教 “是对尘世本身的恶心，是对历史的绝望，是对世界本身的否认，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鲍威尔还指出，宗教之所以苟延残喘，皆因人类仍深陷于软弱、绝望、贫穷与不幸之中，而这唯有勇气与哲学批判方能终结这一切。鲍威尔希望此书能 “一劳永逸地解决宗教问题”，但这一期待最终并未实现。尽管他怀揣哲学信念反复呼吁，基督教始终未在他凌厉的攻势下屈服。因而，他不得不持续重返宗教批判的战场，直至生命终点，他仍抱憾未竟之志 —— 以人文主义取代基督教的伟大使命始终未能实现。
总而言之，鲍威尔早期是以思辨神学立场进行教义研究和为新教辩护的正统神学家，后在研究和修订黑格尔宗教哲学中转向批判，而在给予“对观福音书” 批判性研究后，确认四部福音书及耶稣基督都不具有历史性时，信仰彻底坍塌，最终转向了无神论。而这条路的通达，与马克思也有密切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毋庸置疑，鲍威尔是马克思早期认识黑格尔主义的直接引路人，并对马克思博士论文具有深刻影响。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正是鲍威尔在宗教批判中最终形成无神论思想的过程，作为指导老师，无论是在批判精神还是内容上都对马克思的无神论认识具有较深影响。同时，两人也曾谋划在波恩共同致力于无神论事业。1841 年春，因认为卢格的《哈勒年鉴：德国科学与艺术》(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对宗教的批判不够彻底，鲍威尔与马克思商讨创建一本无神论期刊，但这个构想最终并未实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想法，即强调黑格尔哲学的无神论潜力和革命性质”，并以书籍的形式总结他们的想法。即便这一新想法的最终成果 —— 匿名问世的《号角》和《从信仰立场评黑格尔关于宗教与艺术的学说》(Hegels Lehre von der Religion und Kunst von dem Standpuncte des Glaubens aus beurtheilt) 无法确认马克思是否直接参与了写作，来往的信件、可能的见面交流及马克思的《波恩笔记》都毫无争议地显示了马克思存在一定的贡献。此外，更为确定的是，马克思在成为唯物主义者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正是鲍威尔的无神论思想为马克思后来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做了准备。在鲍威尔 1882 年 4 月 13 日逝世后，恩格斯在 1882 年及 1894 年分别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和《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的文章，高度赞扬了鲍威尔反对基督教的立场和他对基督教起源所做的解释以及他的无神论观点，心悦诚服地承认鲍威尔作为一位哲学家和宗教学者所起过的作用，并表示他在提高对福音书本质的认识上比任何其他学者的作用都要大。由于恩格斯的肯定，长期为人们所忘却的鲍威尔的无神论思想又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而鲍威尔从思辨神学到无神论的思想进路，尤其是他在神学研究中对无神论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了解 “什么是无神论”“为什么要坚持无神论” 以及 “如何宣传无神论” 也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启发。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鲍威尔的宗教批判以及无神论思想存在明显局限—— 始终未能摆脱黑格尔主义 “原则至上” 观念的束缚。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则通过深入社会现实，洞悉了 “思想原则” 与 “物质利益” 辩证关系，逐步确立了唯物史观，进而迈向科学社会主义。也正是这一根本差异，导致了马克思与鲍威尔的最终决裂，在 1844 年 8 月致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鲍威尔 “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 —— 进行理论批判的需要。…… 他只是揭露矛盾，而且满足于这样做，并轻蔑地‘哼’一声就溜之大吉了。…… 看来，鲍威尔出于与基督竞争而和他作战。” 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4 年 9 月至 11 月间合著《神圣家族》，系统清算了鲍威尔式批判的谬误。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