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亮:死刑复核权:权力的“线性回归”?

——以美国死刑复审程序为个殊化表述的宪法学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1 次 更新时间:2007-12-03 02:33:06

进入专题: 死刑  

马亮亮  

  

  摘要:死刑复核权的问题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本文的分析建立在对于美国死刑复审程序个殊化表述的基础上,以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把握为切入点,力图进行理论上的尝试,探究蕴含于死刑复核权之中的“中国剧场”,从而提出进行宪政建设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关键词:死刑复核权;美国死刑复审程序;宪政

  作者:马亮亮(1986.09-),男,安徽省广德县人,现就读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法社会学,法哲学,法律史。

  

  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邓小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4页)

  

  一、引言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公布之于公众,这就意味着从2007年7月1日起下放27年之久的死刑复核权彻底收归最高人民法院。首先,从现实层面上来看,确实存在着地方滥用死刑复核权的情况,著名的佘祥林冤案又在其中起着推动作用,慎杀、慎刑的理念重新归位,因而,笔者认为其中的确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意义。然而,如果仅仅从表层的现象来认定这种可能的进步意义,一方面它会使人们看不到支撑这套程序(或者说是权力)的社会背景(独特的中国因素),误以为我们是在实行“程序法治”,另一方面这更会导致整个司法运行过程的混乱。笔者不否定从技术角度提出完善程序的法条主义或者说是注释法学的研究的进步意义,相反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法条主义”、“注释法学”也就没有中国法治的将来,毕竟这种“注释”是在完善法治的技能,它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无疑起着“中坚”的作用,但是如果这种“注释”忽视了这个“中国”的限定,恐怕仍然是在注释“现代法学”,甚至是“西方法学”,最终必定是“缘木求鱼”而无所收获,说得严重些,它就是将中国法学、中国社会引向深渊。本文的视角即以中国这个限定为出发点探讨深层次的宪政问题,以比较法的方法分析这个问题,具体表现为对于美国死刑复审程序的性质和功能的把握的基础上。其中“个殊化”表述的涵义是指美国死刑复审程序的特殊,即美国死刑复审程序是建立在宪政分权司法独立的背景中。因而,本文的分析是一种追求理论上层次的尝试,力图探究蕴含在死刑复核程序/权之中的“中国剧场”。

  

  二、死刑复核权问题:“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死刑复核权是中国特殊社会背景的产物,更类似于行政程序而非司法程序,因而以下本文直接以死刑复核权作为直接的表述对象,而不将之表述为“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权与上访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首先二者都是面对重大问题,前者是人之生命,上访是政治稳定问题;其次二者都缺乏现代法治因素,都是领导(政治首脑)对于民众的关怀,深刻体现了“民本”思想;再次二者都构成了一种剧场效应,上访意味着民众对于基层政权失去了信心,最高层代表了“民意”,死刑复核权意味着基层司法存在着滥杀、错杀的可能性,民众也对基层司法失去了信任,而寄希望于最高法院行使死刑复核权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最后,这种“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可能是稻草,通过信访解决问题者不多,反而极大地冲击了司法程序,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死刑复核也的确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最高法院“高高在上”无法去了解案件事实真相,这对于最高法院来说查明事实真相由于成本太高无法实现,另外也与最高法的宪法定位相冲突,很难想象最高法院要行使下级法院的职能,这会造成司法的混乱。

  死刑复核权从其概念上来看,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死刑”,它是对死刑复核权内容的限定,这里的“死刑”一般只是指死刑立即执行,而不包括“死刑”缓期执行,一部分是“复核权”,它是死刑复核权的性质界定,更类似于政治而非法律。因而,死刑复核权的问题包括了死刑问题和复核权问题。

  死刑成为问题,很难说是由中国社会本身决定的,“杀人者死”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死刑能够成为中国的问题,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学者在奔走呼号倡导废除死刑、限制死刑,甚至成为新闻热点,死刑问题乃是在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浪潮中不自觉地成了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功利主义的考虑,既然死刑造成的错误无法挽回,那么我们还是废除死刑,因而作为公权力惩罚手段的刑法也就成了经济的附庸。贝卡里亚最早提出要废除死刑,恐怕与中国的死刑问题并没有太多的相关性。中国的死刑问题可能只是一个“伪问题”,在“民愤极大”的情况下“死刑问题”只是“政治问题”,法律的介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突出。生命的价值尽管极大,但只可惜中国人没法自觉到对于生命的“敬畏”,缺乏对于人类生存景观的悲剧性理解,更缺乏人文关怀。由此观之,中国的死刑问题是一个矛盾体,它由全球法治化的人权话语与中国社会问题化相冲突而构成。中国的死刑问题在中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关系到社会稳定与秩序建构。邓小平同志阐述得比较到位,他说:“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1]下面论述的复核权问题也与“严打”有关。

  死刑复核权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是复核权在实践中的滥用。胡云腾认为死刑复核权下放后,在死刑的适用上,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死刑适用的标准难以统一;二是死刑案件的审理易受地方各种因素的干扰;三是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四是死刑复核在地方存在错判、错杀。[2]从笔者的一点司法经历说起,这至少也可以窥见整个死刑案件在死刑复核权部分下放到地方的问题。这点司法经历缘于笔者对于“杀人一条街”的疑问,某年笔者于市检察院实习,市检察院所在位置被老百姓们称为“政法一条街”,又名“杀人一条街”。这个原因是死刑案件一般由市公安局侦查,之后移送到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由中院审判,省高院复核,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而市检察院、中级人民法院、省高院等政法机关完全是在一条街上。其间耳闻某著名的“林肯车案”,三天完成起诉,从逮捕至死刑执行总共不到两个月。死刑复核权下放到地方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之生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草率结束,所以出现了“佘祥林”等冤案。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从事实层面微观评价,否则会出现评价错误,死刑复核权下放与收回有一定社会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秩序混乱,出现了流氓团伙大白天强奸女青年、拦路抢劫、打砸抢等恶性事件,邓小平同志从稳定社会的大局出发,对这些刑事犯罪进行了严厉打击,俗称“严打”政策,而死刑复核权下放到地方即是为了方便打击犯罪,其中甚至出现了三天结束一条人命的情况。这种做法在特殊历史时期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但是,死刑复核权的下放、回收即是很典型的“政治逻辑”。

  本文的思路即是反对那种对策而非理论的思考方式,“良好的愿望未必是好的结果”,考察死刑复核权的历史社会因素,探究其中的“中国剧场”。另一方面,笔者是从宪政层面进行的尝试,以美国死刑复审程序为个殊化表述,尽管笔者所掌握的关于美国死刑复审程序的资料十分有限,但笔者相信这可能会在客观上人们继续深入思考该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三、司法化的美国死刑复审程序及其宪法意义

  

  在《死刑复核程序论》一书中肖胜喜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程序,也是一个特殊程序,谓其特殊,是因为同国外的刑事诉讼程序相比较,死刑复核为我国所独有,世界各国均无死刑复核程序。[3]他同时认为,美国刑事诉讼中,也没有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理由有两点,其一根据美国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等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并没有为死刑案件设立特别程序,只是在辩护、上诉以及执行过程中,对死刑案件作了较为特殊的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3005条的规定与《美国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2条的规定,其二美国的死刑案件通常都允许向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而一般罪犯则只能向上诉法院要求复审。[3]

  他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但是笔者更愿意将美国的死刑复审程序区别于中国的死刑复核权,它是司法化的死刑复审程序,它是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之上的。“所谓宪政,就是指一种真正按照宪法来统治的政治制度。在宪政国家,宪法是统治国家的最高层次的法律,并和法律一样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实际效力”。[4]笔者将司法化的美国死刑复审程序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司法独立与美国联邦法院审查死刑案件完全的自主权。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们通过一个筛选机制,决定是否受理关于死刑复核的申请,主要考虑三个因素,即是否与其他法院的处理矛盾、普遍重要性、是否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先例相抵触。通过这种机制,联邦最高法院就能从每年的6000件左右的申请中筛选出不超过150件案件予以审理[5].联邦最高法院的这种自主性无疑是三权分立的结果,相对来说司法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可以自行决定受理或不受理提交给其审理的任何案件,甚至即使受理后,也可因其他理由而放弃裁决。美国联邦法院的地位极为尊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权决定审与不审某个案件,从而使得它尽可能避免犯错。美国刑事诉讼的理念是,最高法院不应是一个处理下级法院所犯错误的法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去处理下级法院能够去处理和纠正的错误案件,这些案件除了对案件双方当事人有影响外没有其他意义。作为一国之最高司法机构,应集中精力去处理那些最重要的社会纠纷。[5]

  第二、“强制审查”与去行政化的死刑复审程序。死刑案件被告人在被州法院定罪并被处以死刑后,直接进行强制审查,即直接上诉。这一强制审查一般只在州最高法院,但亚拉巴马和俄亥俄两州要求由州刑事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两级法院强制审查。[5]这种强制审查体现了对于生命权的重视,而且不是规定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直接实施复核,而是经过“直接上诉”、“州定罪后”复审才能到达“联邦定罪后”复审。

  第三、正当程序与复审程序的正当化、合理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收到调卷申请6000件左右,其中只有125件到150件可以获得受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是通过这么几个程序来保证其复审死刑案件的正当性,即首先审阅、筛选调卷令申请,其二口头辩论,其三大法官会议,其四撰写意见书,其五表决,其六判决的公布。[5]

  第四、判例法与死刑复审案件的既判力。美国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在死刑复核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需要撰写意见书,持异议的法官可以公开自己的少数意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论是多数意见者,还是少数意见者都会仔细思考并全力论证自己的观点。最高法院将判决公布之后,构成法律上的判例,它将指导下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今后所作的判决。[5]

  第五、复审程序的三个阶段与“作茧自缚”效应。前面已经提到美国死刑案件的复审包括三个不同的阶段,“直接上诉”、“州定罪后”复审、“联邦人身保护令”复审。而一个典型的死刑案件涉及9个步骤。[5]哈里斯于1992年4月21日被执行死刑,特别是在执行前的最后一周他采取了疯狂的诉讼步骤,他向加利福利亚州最高法院申请了十次人身保护令,死刑四次中止执行,[5]但最后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

  以上是对于美国死刑复审程序进行的简要的归纳,这种单向度的外国经验如果不进行处理,仍然是异于我们的“彼岸存在”,无法被人自觉,也无法生发出实在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混淆了我们的视线,因为我们可能会由于“似曾相似”的感觉而认为只要我们也采取上述的程序,中国的死刑复核权问题相应就会改观。然而,这种认识颇幼稚,它忽视了制度所依存的社会空间,大洋彼案的海水解救不了“川渝”的干旱,“川渝”的干旱自有其逻辑,尽管大洋彼岸的海水也是水。

  因而确实有必要对美国死刑复审程序进行个殊化处理,而且笔者也认为美国的死刑复审程序是极为个殊的,尽管美国也被人们看成是典型的法治国家。在联邦制国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死刑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85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