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前后，新批评在美国遭遇发展瓶颈，源自欧洲大陆的哲学思潮则迅速生根发芽，推动着文学批评朝着“批评理论”发生转向。当代美国批评理论发源于尔湾，作为“后新批评”文论研究批判性视角的转变，彰显着跨学科的开放性立场。因雅克·德里达、希利斯·米勒等重要学者加盟，尔湾学派充分继承了耶鲁学派的解构传统，又在批评理论方向上引领潮流。虽然批评理论使得文学批评日渐远离“纯文学”，却在“解辖域化”中实现了文学批评从“单一性”向“多元性”的块茎繁殖，不但打开了封闭的文本结构，还在跨学科交叉结合中重建了文学研究与现实及政治之间的广泛关联。在欧陆哲学的美国化改造中，当代美国批评理论也存在“误读型”理论移植和“学院化”造成的批判潜能不足等问题，却仍是新批评之后文论演进的范式选择，代表着文学理论的走向。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思潮，刺激并推动当代美国文论向“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发生转向，使得文学研究从19世纪末以德国哲学为主导的“学术”时代和20世纪20年代以新批评为主导的“批评”时代进入到一个“理论”的时代，对世界文论话语的整体格局和学术发展形成重要影响。二战后，欧洲大陆哲学思潮与美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内在需求一拍即合。在传统的反叛和变革中，欧陆哲学强势入侵，并对长期占据主导的英美新批评话语形成挑战。在政治和宗教保守主义的批判中，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为代表的欧陆理论思潮，在日复一日的冲击和美国化改造中广泛渗透到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人文学术思想领域内，由此聚变成一股批评理论浪潮，影响全世界。
一、二战后的美国文论状况与新批评的发展瓶颈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语世界中的文学批评通常意义上就是“对诗歌、戏剧或小说的欣赏和评价”，新批评作为这一学术范式的代表，在美国文坛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起，耶鲁大学文学批评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如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威廉·K.维姆萨特、克林思·布鲁克斯等人，均属于新批评派理论家。作为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新批评于1920年代发端于英国，T.S.艾略特和艾·阿·瑞恰慈为其形成发展奠定基础。随后，约翰·克劳威·兰瑟姆、艾伦·退特、克林思·布鲁克斯和罗伯特·佩恩·沃伦在30年代发表了系列文学批评论文，尤其是1941年兰瑟姆出版的理论著作《新批评》，更确立起“新批评”作为这一流派的称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批评在美国进入鼎盛阶段。以兰瑟姆为代表的“南方批评派”（The Southern Critics）和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纽黑文批评派”（New Haven Critics）共同推动着新批评在美国的膨胀发展。新批评“几乎在所有的大学文学系占了统治地位”，“大批文论家、美学家、大学教授归附于新批评派”，而且“当时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全是新批评派的论著”。这一潮流之所以能在二战后主导美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除新批评在“构架—肌质”和“张力”等诗学批评中所强调的传统格律、隐喻修辞等理性主义秩序与主流人文思想领域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内在契合外，还在于浸淫文本内部结构形式的理论主张与二战后美国社会普遍弥漫的保守主义思潮相暗合。
然而，当新批评长期主导文学批评时，也预示着这一流派开始盛极而衰。二战使美国代替西欧列强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尤其是在纳粹大屠杀期间，不仅吸引了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以及汉娜·阿伦特等一大批流亡精英知识分子，还将欧洲大陆的哲学思想传入美国。法国思想史家弗朗索瓦斯·库塞在审视二战期间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知识分子时指出：
从希特勒政权的建立，到法国自由区的最终沦陷，从最初的一些救亡协会，直至1941年紧急救援委员会（及其在马赛的代表瓦里安·伍瑞）的功绩，尽管移民政策的限制和启程时的险恶，远不止13万德国人和2万法国人在当时来到了美国。其中不乏大量欧洲艺术与文化界的杰出人物：西奥多·阿多诺、汉娜·阿伦特、恩斯特·布洛赫、贝尔托·布莱希特、安德烈·布勒东、恩斯特·卡西尔、马克·夏加尔、瓦尔特·格罗皮乌斯、马克斯·霍克海默、费尔南德·莱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莫里斯·梅特林克、托马斯·曼……除了司祭（宗教领袖）之外，美国政府唯一超额接收的避难者就是大学教授。
这群流亡美国的欧洲精英知识分子迅速在大西洋彼岸扎根，并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建立联系。美国自由开放的思想文化，不仅让欧洲知识精英得到栖息之所，还为欧陆理论在美国大规模地嫁接、繁殖和“美国化”转化提供了契机。与二战后英美年轻一代附庸新批评不同，欧洲大陆相对独立地发展出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思潮。随着二战期间纳粹反犹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国对欧洲难民精英知识分子的接纳，这些欧陆理论也在知识精英的流亡中被带到美国，美国成为“欧洲艺术与文学的庇护所”。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阿伦特对难民、暴力和极权主义的反思，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尖锐批判，更在二战后的美国盛行，刺激着大众对生存的焦虑，激发出黑人权利、种族平等、社会正义以及性别身份等问题的矛盾冲突。1955年，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的出版，使其成为“新左派”的精神领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也宛如野火一般在美国蔓延，对美国稍显保守和同质化的社会文化思想形成巨大冲击。
正是受到欧陆哲学的外部冲击，加上冷战格局和旷日持久的美越战争，美国社会思想开始由保守变得自由多元，乃至革命激进，甚至走向反叛。文学领域逐渐走出艾略特、兰瑟姆等人主导的偏于理性和保守的诗学流派，取而代之的是“黑山派诗歌”（Black Mountain Poetry）、“垮掉派诗歌”（Beat Generation Poetry）、“自白派诗歌”（Confessional Poetry）等潮流，体现出文学领域对“新批评”的倒戈和反叛。
面对挑战，新批评派的先驱艾略特在1956年明尼苏达大学所作“批评的前沿”（The Frontiers of Criticism）讲座中，也在自我反思中略带自嘲式地回应道：“正像一切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危险一样，我只有指出在我看来是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和危险，才合情合理，这是些如果被用于——我觉得这是它的主要用途——让学生做练习，老师应该有责任告诫学生避免的那种危险。”与艾略特觉察到新批评走向极端文本中心主义的危险类似，诺思洛普·弗莱也意识到新批评的软肋。在1957年出版的《批评的解剖》中，弗莱对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用一种“叛逆的姿态”予以了修正，在一系列“反新批评”（anti-New Critical）评论中对其“审美观”（the aesthetic view）进行了抨击，并围绕神话建立起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与新批评专注文本细读不同，弗莱主张批评“非常需要一个整合的原则”，以便“把自己所研究的现象都视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换言之，文学批评应该建立一个更宏大的文化视野，在一种整体性循环联动中重构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自此，弗莱不仅开创了神话原型批评的新路向，还对“结束英美‘新批评派’在英语文学界的一统天下之地位和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的兴起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倒戈声的加剧，到“全球六十年代”左翼浪潮中，“新批评”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文论界对欧洲思想的译介尚且以俄苏形式主义为主，高校也主要讲授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但到1966年前后则开始发生重大转向。尤其是该年10月，德里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作《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报告，不仅对结构主义奠基人列维-斯特劳斯进行了批评阅读，还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西方历史传统进行了批判，在某种层面上宣告了“结构主义”的瓦解。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将深受束缚的法国思想在美国这一更加中性的学术土壤中释放出来，还萌发出日后被称为“解构主义”的浪潮，在美国引发巨大震动。德里达的报告引发了同样醉心于欧陆哲学研究的康奈尔大学教授保罗·德曼的注意，两人很快结为挚友，为日后在耶鲁大学的学术合作和“解构主义”在美国的盛行奠定基础。某种层面上受德里达影响，从1966年开始，《耶鲁法国研究》开始推出法国后结构主义专栏文章。到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后期的10年时间内，美国就涌现出十余份介绍法国理论的杂志，如《符号》（Glyph）、《离散》（Diaspora）、《符号文本》（Semiotext［e］）、《界线2》（Boundary2），等等。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吉尔·德勒兹和皮埃尔-费利克斯·瓜塔里以及雅克·朗西埃等大批法国新锐思想家的理论，均被源源不断地译介到美国，对以新批评为主导的文学批评话语形成巨大冲击。
可以说，随着政治和宗教保守主义的失势，文学批评日益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垒中向后者倾斜，并在批评策略上逐渐与新批评为代表的传统方法告别，转而呈现出德勒兹、瓜塔里所称谓的“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趋势，弘扬差异、反对同一。正如阿特·伯曼（Art Berman）所言：“随着环境的变化，结合政治‘左派’观点的理论变得更加容易接受，同样的价值观，特别是自由，将再次从一个新的角度得到促进和加强。……新批评者被视为传统和保守……新批评者只能在保守的政治气候下运作，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影响下，经常有人反对他们。”可以说，新批评派对文本政治的冷漠态度及其对“英文诗歌里的伟大传统”的破坏，令年轻一代学者十分不满。文学批评领域对新批评囿于文学文本界限的解域化与“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成为大势所趋。正当新批评在美国遭遇发展瓶颈，声势影响日渐式微之际，欧陆理论和哲学思潮却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还通过复杂的“理论”（theory）形态侵入文学世界，导致文学批评很快在跨界中被理论所淹没。“新批评”之后的文学理论话语，由此开始发生范式转型。
二、“后新批评”时代：尔湾学派与“批评理论”的范式转向
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弗朗索瓦·利奥塔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等欧陆哲学思想在美国的广泛传播，不仅给美国人文思想领域带来极大影响，还对长期占据美国高校主流的英美“新批评”学术传统形成迎面对撞，由此推动着文学批评领域的解域与跨界，最终催生出“批评理论”的登场。这种范式转向，清晰地体现在从“新批评派”到“耶鲁学派”（Yale School）再到“尔湾学派”（Irvine School）文学批评的实践走向中。
与欧陆理论的情境不同，当代美国的“批评理论”首先是一种“后新批评”（post-New Criticism）的理论勃兴，尤其是在“反理论”论战（anti-theory polemics）冲击影响下传统学科感到问题重重，因而发生“批判性视角”（Critical Perspective）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影响下，新批评家只能在“保守的政治氛围”下运行的方式被屡遭反对，被视为“与塑造思想世界的主要力量相距甚远”，是一种“腐朽的贵族”的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a “decaying aristocracy”）。
理论上的分歧也表现为政治上的分歧，或者说，“批评理论的变化可能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政治环境有关”。“新左派”的政治影响力在二战后不断增强，包括以马克思主义者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的输入。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刺激下，诸如反对“越战”、种族民权运动、性别抗议等，社会政治环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此情形下，晚期新批评内部就已悄然发生“浪漫主义的转向”（turn to “Romanticism”）：一方面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形成联系；另一方面冲击着学科固化的界线并朝着跨学科的方向发展。
在“批评理论”转向的节点上，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该书在科学共同体基础上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重要概念，“范式”的转变就是“科学革命”，“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就文学理论而言，“范式”的变化意味着一种“革命”，也是理论家对世界变化做出的感知和应对。随着文学批评领域“新批评”范式的式微以及欧陆哲学的冲击影响，文学批评同样急待一场“革命”以便超越“新批评”范式。事实上，诺思洛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1957）中，通过文学与心理学、人类学、神话学、语言学等跨学科视野的交汇，在“共时性”的文学系统中建立起一个独具匠心的理论架构，这便是区别于“新批评”的一种范式变革。然而，对长期主导美国文学批评话语的“新批评”范式的冲击，主要还是德里达和“耶鲁学派”及其解构主义批评。
与德里达对欧洲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不同，美国的解构主义依然延续着对“新批评”的反驳，或者称之为理论回应。为抵制科学的文本中心主义形式，希利斯·米勒、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等耶鲁批评家，尽管理论内部观点各异，却在共同的欧陆哲学思想影响下展开文学批评，进行“修辞性阅读”（rhetorical reading）。耶鲁学派的旗手保罗·德曼在《抗拒理论》（The Resistance to Theory）中提出：“即使我们能够设想出一种‘真正的’修辞性阅读，远离任何不适当的现象学化，或者任何不适当的语法(grammatical)或行为性编码，情况也是这样——这并非不可能……在理论上，这类阅读总是终结一切模式的最具弹性的理论和辩证模式，可以正确地断言，在其自身有缺陷的自我中，包含着一切其他有缺陷的阅读模式，无论是回避(avoidance)、指涉性的(referential)、符号学的、语法的、行为性的、逻辑学的模式，或者其他模式。它们既是理论又不是理论，是理论之不可能性的普遍理论。”在德曼看来，对理论的抗拒正好构成理论之存在和可能所需要的东西，因为文学理论的形成始于人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再是一种基于非语言学的，即历史的和美学的考量而入手的研究。也就是说，文学研究所要讨论的主题不再是意义和价值，而是生产这些文本及其意义和价值被接受的方式。希利斯·米勒在《阅读不可读性：德曼》（Reading Unreadability:de Man）一文中，认为德曼所进行的修辞性阅读，“总是发生在一个‘同时发生’的混乱中，混合了对比喻、讽喻、指称、伦理、政治和历史维度”，也即是“以一种隐晦的形式表达着不可能解读这一反常现象的启示”。这种欧陆哲学影响下对文学文本的美国式解构策略，无疑为拆解本文提供了多元方法论。甚至可以说，在对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抗和修辞阅读中，解构主义“炸毁人为设定的学术劳动分工，创造了新型的话语、批判和实践”。正是在解构主义冲击影响下，文学批评的学科界线开始模糊，讨论和关心的话题也日益由文学文本走向文化政治批评。对此，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中指出：
解构的目的是通过在一个总体的文学性或文本性内部重新描述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别，来打破以往确定了文学概念的等级关系，从而鼓励将哲学文本当作文学来读，将文学文本当作哲学来读，如此等等，以使这些话语得以互相沟通。
正是由于这些话语之间的跨界与沟通，过去被视为文学理论的领域也可以不再直接讨论文学或研读文学作品，而是在哲学解读中引入了黑格尔、尼采、伽达默尔以及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拉康等理论话语。在乔纳森·卡勒看来，这些文学领域内非文学的话语实践便可称之为“批评理论”。
被忽视的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新批评”晚期的代表性人物——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教授，较早地意识到新批评的发展困境以及文学批评的这种“理论”转向，并率先敏锐地提出要对“文学理论”进行改造。源于此，“批评理论项目”（Critical Theory Program）于1966年最先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设立。到1974年，这一批评理论项目成功申请建成由国家资助的“批评与理论学院”（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组建起由杰弗里·哈特曼、沃尔夫冈·伊瑟尔、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和海登·怀特等人组成的授课阵容，并在“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方向开始招收博士生，开美国高校之先河。在此基础上，1980年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批评理论研究所”（Critical Theory Institute）正式成立，法语系教授戴维·卡罗尔任首任所长，批评理论的学术机制和行政体制也得以确立。尔后，随着雅克·德里达、希利斯·米勒、弗朗索瓦·利奥塔、让-吕克·南希等著名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先后受聘到尔湾任教，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批评理论”在美国的发展，批评理论的“尔湾学派”也在美国学界不胫而走。“尔湾学派”因批评理论中的核心人物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任教而得名，研究重心早期仍以“文学批评”为中心、以“解构”作为方法，但后来逐渐拓展到哲学、历史、政治、法学、人类学、艺术史、跨国跨性别身份研究、后殖民研究、离散族裔研究、媒介电影研究以及大屠杀与难民研究等，主张在文学与各领域的交叉结合中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研究，对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世界文论的整体格局起到深远影响。
“尔湾学派”至今已大致经历三代：第一代代表性学者有莫瑞·克里格、哈扎德·亚当斯（Hazard Adams）、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雅克·德里达、希利斯·米勒、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吕克·南希、艾迪安·巴里巴尔、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P.Clark）和戴维·卡罗尔（首任研究所主任）等；第二代代表性学者有玛格特·莫里斯（Margot Norris）、马丁·施瓦布（Martin Schwab）、乔治范登·阿尔比（Georges Van Den Abbeele）、佳布利尔·施瓦布（Gabriele Schwab）、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安杰伊·沃明斯基（Andrzej Warminski）等；第三代代表性学者有泰勒斯·米勒（Tyrus Miller）、弗兰克·B.威德尔森三世（Frank B.Wilderson III）、周蕾（Rew Chow，现转任杜克大学特聘教授）、安娜丽萨·科利瓦（Annalisa Coliva）、潘大卫（David Pan）、利隆·莫尔（Liron Mor）等。如果算上在尔湾短期授课的“非正式”教职员工，这一学者群落还可延长到沃尔夫冈·伊瑟尔、杰弗里·哈特曼、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海登·怀特、爱德华·萨义德、朱迪斯·巴特勒、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德里达和希利斯·米勒，“耶鲁学派”的学术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客观上转移并延续到“尔湾学派”的学术发展中。正如乔治范登·阿尔比教授所评价：“J.希利斯·米勒和雅克·德里达从耶鲁大学来到尔湾后，加上安杰伊·沃明斯基等从耶鲁毕业的批评家，实可称之为耶鲁解构主义在尔湾”，与此同时，“随着利奥塔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的加入，尽管批评理论的‘尔湾学派’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仍是以文学为重点，以解构为导向。”可以说，从“耶鲁学派”到“尔湾学派”，既延续了“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传统，又在“批评理论”方向上与时俱进。
“尔湾学派”学者每年举办一次极高规格的以耶鲁批评家命名的“韦勒克讲座”（Wellek Lecture），经全体教师的提名和教授委员会的严格投票，挑选一位国际知名的批评理论家连做三场学术报告，阐释自己的观点看法，并结集纳入到“批评理论丛书”（Wellek Library Lectures series）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大学图书馆设立“批评理论档案馆”（Critical Theory Special Collection & Archives），收藏上述主讲者的手稿、笔记、通信、日记等档案材料，成为世界公认的“批评理论”最为重要的学术重镇。自1981年以来，除了2020年因新冠疫情推迟外，该讲座已连续举办43年，不仅成为反映当代美国文论的重要窗口，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当代美国文论甚至世界文论话语的历史走向。历年的主讲者如下：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81年）、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82年）、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1983年)，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84年）、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85年）、弗朗索瓦·利奥塔（，1986年）、路易·马兰(Louis Marin，1987年)、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1988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89年）、埃莱娜·西克苏 (Hélène Cixous，1990年)、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91年）、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1992年）、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1993年）、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1994年）、罗莎琳德·克劳斯 (Rosalind Krauss，1995年)、艾迪安·巴里巴尔 (，1996年)、哈里·哈鲁图尼恩 (Harry Harootunian，1997年)、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8年）、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99年）、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2000年）、霍米·巴巴（Homi Bhabha，2001年）、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2002年）、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2003年）、阿基里·姆贝贝（Achille Mbembe，2004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05年）、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2006年)、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2007年)、琼·斯科特(Joan w .Scott，2008年)、罗莎琳·多伊奇(Rosalyn Deutsche，2009年)、恩古吉·瓦·提安哥(，2010年)、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2011年)、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12年）、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2013年)、蒂姆·莫顿（Timothy Morton，2014年）、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2015年)、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2016年)、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2017年)、温迪·布朗(Wendy Brown,2018年)、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2019年)、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2020年因新冠疫情推延至2021年）、周蕾（Rey Chow，2022年）、弗雷德·莫藤（Fred Moten，2023年）、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2024)。
从尔湾学派的批评理论发展走向能够看出，如果说早期批评理论仍聚焦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话，那么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由文学逐渐拓展到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艺术学以及后殖民主义、性别身份、离散族裔、媒介理论、数字技术等多元领域中去。可以说，在欧陆哲学冲击影响下的当代美国文论，从“新批评”到“耶鲁学派”再到“尔湾学派”的文论发展，鲜明体现出文论研究在解辖域化中日益朝着跨学科、多领域的“批评理论”发生范式转向，体现着当代美国文论的发展演变。
三、解域与跨界：“批评理论”转向的意义和前景
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意识形态锋芒不同，以尔湾学派为代表的源自当代美国的批评理论运用“批判性方法”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在方法论上呈现出一种从文学到文化政治、性别身份、媒介技术等多元跨学科走向。与欧陆批判理论激进“左翼”的批判锋芒不同，当代美国的批评理论彰显的是一种跨学科的“批判性”方法，重在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在当代美国，作为“后新批评”文论研究的范式变革，“批评理论”转向有着重要的学科意义和现实价值，还代表着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
一方面，当代美国文论的“批评理论”转向，通过“开放性”立场和“批判性”意识的建立，重新打开了封闭的文本结构，在文学文本向广阔的政治社会文化转轨中为文学研究走出狭隘的文学范畴、实现学术研究范式的更新和方法论超越提供了可能。1966年，德里达通过反思法国结构主义存在的问题，其靶心对准的是欧洲长久以来以二元对立为标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是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拆解。受此启发，在美国本土，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耶鲁学派”率先通过巧借德里达的“解构”外壳，以反叛美国本土语境中的传统文学研究范式，尤其是长期占据主导的“新批评”范式。德里达通过对结构主义的反叛，在“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中，与尼采、海德格尔等欧洲传统哲学实现了思辨性的话语衔接，而德曼通过“修辞学阅读”（Rhetorical Reading）的解构策略，则完成了对新批评“文学文本是一个语义自足的有机整体”的方法论超越。正如美国评论家所指出的，美国的“德里达派”通过建立新的“批判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及其“开放”（Openness）立场，用一种过去被“新批评派”视为“粗野立场”的“修辞功能”（the function of rhetoric）的修辞阅读视角，将过去“封闭”的文本结构在“解构”中开启了多种可能。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通过对模糊、反讽、不确定性等文学修辞特征的强调，将修辞视野重新纳入到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中，由此过去被新批评理论家视为确定的文本中心意义被打破。杰弗里·哈特曼也认为文学和评论之间的界限是“高度流动的”（highly fluid），哈罗德·布鲁姆则提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对文本的“精确阅读”（accurate reading），而只有“错误的”或“有效的”两种“误读模式”。由此，在当代美国文论语境中，德里达及其“耶鲁学派”批评家们，尽管倡导的“解构”观念在内部学理上各不相同，但对文学理论话语，尤其是“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语言论话语模式，形成了一种“转折性”的话语过渡和“范式”变革——既解构“在场”的主体，也瓦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本语言结构，由此在“不在场”的“非同一性”的修辞性阅读路径上走向了文学文本的自我解构。这不仅炸毁了人为设定的学术藩篱，摆脱了文本中心主义羁绊，在“解域的运动”中实现了文学批评从“单一性”向“多元性”（multiplicity）的块茎繁殖，还在批判、解构与跨界中创造出一系列崭新的具有标识性的文论范畴和命题术语，极大推动了世界文论发展。
另一方面，受欧陆哲学的冲击和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话语以及源自亚、非、拉思想观点的影响，“批评理论”转向后的美国文论话语逐步由新批评过渡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新媒介研究等“新-”学或“后-”学领域，为文学研究走出书斋、介入现实、介入政治提供了鲜活的源动力，既奠定了美国文论的中心地位，还引领世界文论的发展潮流。正如美国杜克大学华裔学者刘康教授所指出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全球激进年代，是从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到巴丢、朗西埃等的法国理论（欧陆理论）兴起并传播到美国的时代，革命激情高昂的美国文艺青年詹姆逊和流亡在美的青年学子萨义德等，无不在理论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而文学（文艺）理论的疆域，也远远超越了文学和文艺的范畴，进入了政治与社会革命的广阔天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在西方激进“左翼”思潮的关联影响下，加之以阿尔都塞、德里达、福柯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和德国左翼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与美国人文思想理论逐步合流，美国思想文化领域不仅对欧陆哲学的追捧达到高潮，还在“解构主义”之外推动形成了极具美国本土特色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性别政治研究等理论，与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研究”交相辉映，引领文学理论的向前发展。尤其是以戴维·卡罗尔、阿克巴·阿巴斯、弗兰克·B.威德尔森三世为代表的“尔湾学派”批评理论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美学、文学、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提出的“悖谬美学”（Paraesthetics）、“贫穷理论”(Poor Theory)、“非洲悲观主义”（Afropessimism）等标识性命题，依然引领相关领域的发展，引发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正如后殖民主义和黑人研究一样，跨学科的批评理论已成为文学、哲学、电影及艺术等人文思想领域的思维方法。这些研究在各自领域内通过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组合，又在“文化—政治”与“身份—认同”的路径上延展。刘康教授认为：“在美国这个学术与思想的大市场里，近三十年来逐渐流行的各种人文批评思潮，如女性主义、非裔-美国研究（African-American studies）、亚裔-美国研究（Asian-American studies）、LGBTQ（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酷儿身份）、环境生态主义、‘后人类’、本土与少数族群文化、各种语言混搭交融的‘英语风’（Anglophone）、‘法语风’（Francophone）、‘拉丁风’（Latino studies）等等，都突出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衍生出的概念名词，如边缘性（marginality）、混搭性（hybridity）、大流散（Diaspora）等等，五花八门，热闹非凡，蔚为大观。仔细观察一下，便可以从各个门派主义中发现认同政治这个无处不在、挥之不去的理论‘主旋律’”。正是在认同政治的维度上，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以及由性别问题增殖出的“酷儿理论”（Queer Studies） 、“同性恋文化研究”（Gays/Lesbians）等，以及周蕾的亚洲电影研究、弗兰克·B.威德尔森三世的非洲悲观主义研究，仍结合着美国特有的移民文化和社群族裔特点，成为当下美国文论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
这些多领域、跨学科的批评理论话语，不仅在爱德华·萨义德、朱迪斯·巴特勒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等与尔湾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的当代美国理论家的思想中发扬光大，还在阿克巴·阿巴斯、弗兰克·B.威德尔森三世以及利隆·莫尔等“尔湾学派”核心成员的理论发展中得以延续。晚近的美国文论发展，依然延续着这种话语趋势。譬如，在“物质文化转向”（material turn）的当下语境中，《批评理论与新唯物主义》便围绕“分居状况”“物质与生命”“生物与象征”“被动与能动”“情感与理性”等主题，在批评理论和物质文化视野内对生态学、性别、生物政治学、后人文主义、经济学和美学等进行了反思性研究，体现了批评理论的跨界融合特点。在《今日批评理论》中，迈克尔·汤普森对“批判危机”的讨论、穆罕默德·卡西姆对法兰克福学派“反殖民缺陷”的批判、罗德里克·豪利特对“超越后真相”的思考以及马克·费希尔“走向后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视野”和保罗·埃瓦特“21世纪社会批判理论的更新”等视野对批评理论走向的反思，一方面不断超越既有批评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在不断的解域、跨界与融合中推动着批评理论的新发展，这也鲜明体现了批评理论的开放性。
当然，尽管批评理论已成为当代美国文论的主潮，相较于传统文学理论也展现出许多深刻的思想洞见，但在理论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局限。以尔湾学派为例，作为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摇篮，尔湾学派批评理论的局限便深刻体现在“误读型”理论移植和批判理论的“学院化”两个方面。一是“误读型”理论移植，即是在欧陆哲学思想的“美国化”改造中，对欧陆哲学的改造虽实现了理论的本土性再生甚至催生新学派，却因文化隔膜导致思想的空心化。尤其是部分学者对德里达“解构”“延异”等概念的运用，以及对福柯“权力话语”的挪用，在文本分析中往往沦为理论自证的工具。这些理论的误解、误用，在性别研究、身份政治、后殖民主义等诸多领域大量存在，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且“诞生了非常好的成果”，却因脱离原初语境在标签式套用中导致哲学思想深度的消解。二是批判理论的“学院化”造成理论话语的批判潜能不足。尔湾学派批评理论深受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欧陆哲学话语的启发影响，却主要聚焦于学术领域，因而与欧陆哲学之意识形态批判性锋芒不同，彰显的是一种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批判性方法，是一种重在专业性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范式。正因如此，尔湾学派虽极力摆脱“学院主义”(academicism)的重负，力图打破现有学科的界限而主张跨学科的交叉结合，但从20世纪70年代组建“批评与理论学院”起，便落入“学院化”的话语体系和知识生产机制中。这种学院派的专业化理论话语建构，譬如批评理论研究所第三任所长阿克巴·阿巴斯关于“贫穷理论”等思想主张，虽具有理论话语的创新引领性，却往往局限于象牙塔内而脱离当下现实和大众生活经验，使得批评理论的现实干预力和批判潜能大大削弱。
总体而言，欧陆哲学在美国的冲击影响，推动了“新批评”的解域化以及当代美国文论话语的“批评理论”转向。作为“后新批评”时代的文论话语走向，当代美国批评理论与欧陆哲学思潮和源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思想观点紧密相关。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耶鲁学派的解构思想，为尔湾学派为代表的美国批评理论从传统的文学批评走向跨学科交叉融合批判提供了参照。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意识形态锋芒不同，当代美国批评理论彰显的是一种专业性和跨学科的批判性方法，这不仅是以尔湾学派为代表的当代形态批评理论的学理特色，也是新批评之后文论演进的范式选择。尽管批评理论使得文学批评日渐远离“纯文学”，其价值意义却不容低估，还代表着世界文论的发展潮流。当前，美国批评理论的发展正从文学文本理论向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移动，重视在政治哲学、性别身份、离散族裔、媒介艺术、生态环境、人工智能、战争难民、数字技术等不同领域围绕不同主题进行对话以实现批评理论的多样化发展。这是当下美国批评理论的发展走向，也预示着文学理论的未来。
〔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资助项目“欧陆哲学与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研究”(202008110026)的阶段性成果〕
李圣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