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文化使命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表征，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历史主动、引领时代发展的政治自觉与使命担当。然而，新时代文化使命要顺利推进，关键在于获得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共同参与。“以文化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三重进路，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认同机制，整体增进人民的自觉性、全面增强人民的自主性、综合提升人民的自为性。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必将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和责任意识，共同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并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关键词：新时代文化使命；人民认同；中华文化；文化发展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内核与价值根基，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与重要支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文化使命。这一文化使命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的关键所在，不仅目标宏大、意义深远，而且过程持久、任务艰巨。要顺利推进新时代文化使命，必须获得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共同参与。本文从“以文化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三个视角，深入探讨塑造人民认同的进路选择，旨在激发中国人民自觉认识文化的本质、功能及发展规律，自主选择文化的目标、内容及道路，自为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促使人民在思想和行动层面协同一致，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磅礴力量，彰显中华民族对历史的敬畏、对文化的自信以及对伟大事业的责任担当。
一、以文化人：整体增进人民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自觉性
自觉性是与盲目性相对的概念，指主体通过自我认知和自我反思构建起的自觉意识，既包含历时性维度的“自知”能力，又包含共时性维度的“知人”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为人民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提供了基本前提，也为人民了解自身文化的定位和长处、明晰自身文化的由来和去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塑造新时代文化使命认同这一问题上，需要回归到中华文化的内核本身，以其内在禀赋引领人民、影响人民，促使人们通过自我思考与自我反思，把握中华文化的历史分量与价值意蕴，建构起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自觉认知秩序，相信新时代文化使命将会是引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密钥。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人民的精神品格
中华传统文化由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底蕴共同熔铸而成，“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传统习俗相互濡染，呈现出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无论是《秋词》《将进酒》等古代诗词所展现的人生态度，还是汉服展演活动所呈现的人文风情，又或是古城、壁画、石窟所记录的传统美德，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经验，叙述着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力量源泉。
历经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形态嬗变和运动震荡，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依旧保持着具有民族特色的价值内核，不仅没有走向衰落，反而激发出自我革新的力量，依靠强大的文化自省力和文化创新力实现现代性觉醒，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因此，在“以何以文化人”的问题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凭借其对民族历史捭阖统一性和民族文化多元糅合性的映射而率先登场，以其内在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等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铭刻和形塑着人民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心态，滋养和濡化着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和处世态度，引导人民树立“团结一心”的爱国精神、“互帮互助”的伦理观念、“勇于探索”的创新思维、“海纳百川”的包容情怀等，为认同新时代文化使命奠定了历史基因和坚实基础。
（二）以社会主义文化匡正人民的价值准则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而且创造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与时俱进又特质鲜明的文化样态。它们共同构成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实现新时代文化使命助力。首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感受到一种文化“前见”，追溯其实质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理想社会层面的文化认同与理念契合。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马克思主义早已不再被看作是外在的规定，而是已经内在融入中华文化的新的“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被马克思主义真理所激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者兼备历史底蕴与时代气息，共同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理性思辨。其次，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实践的革命文化内蕴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既包括革命精神、革命理论、革命价值观等精神财富，也包括革命文物、遗址、文献和革命文学艺术作品等物质财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以及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力量，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孕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铸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因素，昭示着时代的变迁，凝结着时代的智慧，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全球化进程与意识形态博弈交织的当代语境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构“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话语陷阱，炮制“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等认知藩篱，形成具有迷惑性的意识形态渗透迷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霸权更延伸至对华认知战领域，通过“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论”等道德污名化，干扰国际舆论场的认知秩序，歪曲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文化匡正人民的价值准则，洗礼精神、升华思想、鼓舞斗志，以鲜明的时代性和前瞻性培养人民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科学的思想观念，促使中国人民面对复杂的社会思潮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历史方位的坐标系中自觉认知个人奋斗与民族复兴的内在关联，进而为塑造新时代文化使命认同凝心聚气。
（三）以世界优秀文化拓展人民的文化视野
人类文化不断迭代并深度交融的历史已经多次印证，文化不只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碰撞中交锋，在交锋中交融，在交融中丰富多彩。在西方，前有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后有欧、亚、拉、非等全新的文化元素与美洲土著文化相互融合，形成多元的文化体系；在中国，从古代的佛教东传、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次远航、“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种种客观事实表明，中华文化要发展，决不能局限于本民族的时空场域，而是要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理念和文化资源。
站在文化交融的历史方位，任何民族文化的当代发展都已无法回避全球化这一共时性文化场域。当全球化浪潮以不可逆之势重塑人类文明版图，中华文化愈加倡导破解“中西之争”，致力于创造一批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一方面，注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有益经验。同时，倡导不同文明主体通过文明对话、协商交流、互鉴共融等多元路径，深化对文化多样性的认知与认同，进而消解跨文化认知中存在的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倾向、排他性偏见及文化优劣论，有效遏制民族分裂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滋生蔓延，最终为民族文化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实践空间与价值维度；另一方面，打破西方“文化替代”“文化复制”的传统路径，规避“人类主体地位的丢失”“人性的绝对贫困”等弊端，日益完善“五大文明”整体推进的文明体系，向着全面性与协调性并举的发展目标迈进。中华文化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选择性借鉴，对资本主义文化“资本增殖逻辑、物化统治逻辑、极化分配逻辑”的总体性超越，非但没有消弭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反而激活了文化基因的自我调适能力——在文化互鉴的显微镜下，中华文化恰在交流碰撞中淬炼出更强的生命张力，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得以生生不息，使人民的文化视野在时空交织中愈加开阔，形成博采众长的大格局大气象，在“如何看待新时代文化使命”这一问题上立足高远、理解深刻。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既不照搬照抄西方的文化模式，也不拒斥外部优秀文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整合性建构以及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借鉴中不断更新。中华文化以其特有的民族神韵、文化底蕴和现代气韵教化人民，为中国人民提供了看清文化使命的视角、参透新时代肩负文化使命的法则，促使人民在中华文化的浸润中产生不断内化的共同心理特征，整体增进深入思考、理性认知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自觉性。
二、以理服人：全面增强人民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自主性
自主性是与强迫性相对的概念，指主体基于内在意愿进行独立决策、行动并为结果负责的能力。“以理服人”既非简单的观点陈述，亦非强制性的观念灌输，而是通过逻辑严谨的论证、客观真实的事实构建起具有穿透力的说服体系，阐明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建构不是在封闭书斋中的单纯思辨活动，而是植根于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实践土壤，具备鲜明的历史合理性、实践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从而凝聚起人民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广泛共识，在文化发展及其建设过程中，依据自己的文化特性、实践载体和现实环境等来自主选择和决断文化发展的目标、内容、道路等。
（一）立足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阐明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历史合理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众多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平性、包容性”五个突出特性。“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的内生气质，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最初发力点和最终归属点，也是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生成底色和推动力量。在古代，中华文明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治理、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曾对世界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可谓是几经转折，从“中体西用”的盲目固守到“打倒孔家店”的全盘否定，最终回归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理性，形成客观判断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历史不可辩驳地证明，凡是忽视中国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特殊性存在的文化强国探索，结局都是要失败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放弃西方现代文化，转而拥抱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合力坚守“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文化传承理念，提倡与西方坚船利炮式相反的文化开拓形式，用和平共处超越文化冲突、用交融共享超越文化隔阂、用繁荣共进超越文化固化，力求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展现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继承发展“五个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有机统一，囊括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深刻把握了全面协调发展的文明趋势。“五个突出特性”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科学性、先进性、独特性，给予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以强有力的支撑，为新时代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价值和现实底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代文化使命正是中华文明的基因特性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其历史合理性将在文明形态更迭中持续获得验证。
（二）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解析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实践必要性
从现代化进程的文明史维度进行审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呈现出鲜明的“原发性”特征——其肇始于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全球空间重构，依托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与殖民扩张的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文明范式的主导下形成了自我演进的历史闭环。反观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则深陷“双重历史困境”：内在层面，传统农耕文明遭遇“国家主权沦丧—社会结构解体—文化认同危机”的多重震荡；外在层面，被迫嵌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时间差序”格局，不得不在中心国家制定的全球秩序中寻求突围路径。这种现代化境遇，使得中华文化面临着更为深刻的使命——既需完成从“王朝天下”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转换，又要构建抵御文化殖民的精神屏障，更肩负着为人类文明提供新型现代性方案的历史责任。文化使命的艰巨性促使中国式现代化持续赋予中华文化以现代力量，推动中华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中华文化也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完善、不断更新，构成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标识。
时至今日，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转型的阵痛、现代化的加速度必然衍生出多维度的矛盾裂变。矛盾的复合效应将单一维度的社会问题投射为立体交织的治理困境，既考验着社会整合机制的韧性，也检视着使命认同重构的能力。因此，文化使命之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能够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还能够为实践探索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汇聚人类文化的有益元素，实质地突破“冲突论”“优越论”等西方中心主义藩篱、批驳渲染对立的文明冲突论调，深刻把握文化繁荣发展的科学趋势，诠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不会止步于某一种现实形态，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三）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阐释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现实紧迫性
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构建“文明优越论”的话语暴力体系，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异化为文化霸权再生产的工具，使人类文明陷入零和博弈的思维桎梏，个人生存于背离本身意愿的虚假共同体中。近半个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交汇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新结构。中国等后发国家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博弈中显现出强劲动力，综合国力逐步提升。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却日显疲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世界文明发展大势，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具有整体性、深刻性、革命性，呈现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国家利益的联动化特征。这表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西方文明宰制世界的终结，是“新旧文化”更替的历史时刻，是“对于任何具体社会和古老文明选择自身现代化道路的主体性赋权”。从这一角度看，“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此时的中国必须在文化互鉴与文化博弈并存的全球化场域中守护民族文化的精神基因，在不确定的世界变局中增强确定性、可控性，保持文化立场的独立自主性、文明对话的主体能动性、价值传承的创新突破性，在“各美其美”的文明观照中，构建数字时代文明共生的新范式。因此，人民通过科学认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能理性洞见人类当前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紧迫情境，了解新时代文化使命不仅是立足中国客观实际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因应，而且还是立足世界背景对人类文化繁荣的战略回应，从而在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需求中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文化使命。
总的来讲，新时代文化使命并不是神秘的，而是具有特定的生发逻辑，以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为现实底力和坚实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文化时代新局，在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多重语境下行稳致远。逻辑的剖释总结了提出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科学性与必要性，引导人民理解与认同新时代文化使命，自主选择文化发展的目标、内容及道路。
三、以情感人：综合提升人民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自为性
自为性是与自在性相对的概念，指主体自我主动和自我创新的能力。情感作为影响人民作出判断与选择的重要因素，在推动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情境下，情感会渗透话语，亦会影响行为”，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持续互动中不断充盈和深化。新时代文化使命内嵌许多情感因子，能够孕育人民的积极情感和正面态度，促使人民找到自己的情感皈依，建立起精神寓所，将应然性诉求与超越性理想内化为推动文化发展的自我创新能力，以主体身份赋能文化生命体永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自为实现新时代文化使命自我创生与自我确证的动态发展。
（一）以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情感阵地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价值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身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古代，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图式造就了“自在”的民族实体，形成休戚与共、互通往来的优良传统；在近代，中华民族内部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张力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得以调和，民族解放和政治革命的天然联系启发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击外敌，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彻底性转变，逐步建构起坚不可摧的共同体。在现代，中华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完成了对身份的确证和体认，在国富民强的发展使命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各民族强大合力、增强各民族政治互信、促进各民族手足相亲。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民族相互渗透吸收有益成分形成凝聚和联系的网络，由此奠定不可分割的多民族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文化使命认同需要人民对民族的共同文化基因、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发展目标产生深层共鸣，这种共鸣超越简单的物理共存，是基于集体责任感产生的深度情感联结。在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与多元共融的历史传统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与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为新时代文化使命认同构筑了牢不可破的共同体基石。这就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宏观而多维的历史与文化交汇点上，重新审视并深刻领悟新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构建起民族命运与共的心理基础与价值坐标。以此为基础，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属性、本质特征、核心价值以及内在生命力等核心要素进行深度剖析，以稳定的情感状态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为引领，参与到以文化推动国兴邦安、民族富强的实际行动中，共同打造一个集文化发展经验交流、文化成果共享于一体的广泛平台，促进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文化创新的深度激发，完成从“文化认知”到“价值内化”再到“行为外化”的跃迁过程。
（二）以同建同享的人民主体地位汇集情感力量
中华文明始终以民本思想为文明底色，从《尚书》“民惟邦本”的治国方略，到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哲学，再到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启蒙，形成了一条贯穿数千年的思想脉络。历史唯物主义更是将人民看作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秉承中华文明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民性，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得出“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重要结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样离不开人民，其价值取向根植于人民，实践经验来源于人民，优秀成果回归于人民。首先，这一文化使命是为了满足人民对高层次优质文化的现实追求、对自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协同发展的生活需求、对民族文化弘扬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心理诉求而生。它摒弃了资本主义文化对人民群众的劳动异化和精神奴役，内蕴的价值准绳与人民的理想生活相耦合，指导的现代化实践与人民对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发展的期待相契合，彰显了党和国家时时关心人民、服务人民的工作初心。其次，新时代文化使命注重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主张集各族人民之力、聚各族人民之智，培育人民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主体意识——对自身文化自觉自信的态度和创新创造的责任，推动人民认清自身重要地位，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自为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最后，新时代文化使命在推进过程中所创造出的文化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例如：电影剧作、民间文化社团演出、民族文化主题宣传等符合不同受众审美情趣的作品和活动，将宏观抽象的话语体系与人民日常生活的故事相融合，在内容与形式匹配、符号与意义融合、接触与认同交织的过程中传递饱满的人情气息，增加人民身心互动“在场化”体验；国潮文创和文旅手办等商品在提升人民审美水平的同时，还使人民了解到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建设对人民现实需求的迎合，激发人民共享文化成果的满足感与幸福感，从而增进人民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积极肯定态度。
（三）以自信自强的民族复兴目标凝聚情感共识
情感共识是成员对特定的奋斗目标、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的认同，其前提是成员的利益诉求基本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所谓“一个民族的根本性自我认同，必须和该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为维护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所作的努力结合起来”。对中华民族而言，中国梦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是个人与民族、国家目标契合的突出表现。这一目标凝聚着中国人民几代人的力量和情感共识，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开拓前进的精神旗帜。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弘扬民主与科学，以求挽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再到新时代中华文化成果与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合作式对话、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以文化软实力助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文化始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由此可见，文化不仅是历史沉淀已久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关照现实、指导未来的智慧宝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以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条件才能得以实现。如今，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这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时刻鞭策中国人民自为发挥历史主动性，适时深入了解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生发逻辑、深刻内涵、价值意蕴，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复兴助力民族复兴。
总体来看，“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而“民族共同体”“人民主体”“民族复兴”等话语作为人民认同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联结人民情感的共通之处，发挥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团结奋斗力的作用。各族人民达成思想共识、情感共鸣、理念共振，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生成自信自豪等深刻的心理背景，不再是对原有文化进行简单延续和重复，而是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为实现文化的生生不息，开拓出新的境界。
四、结语
以文化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具有动态协同与交叉并行的特征，是塑造新时代文化使命认同的必要历程。三重进路选择依托系统思维促进相互之间的深度耦合与同频共振，实现新时代文化使命的“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在三重进路的协同增效下，人民一方面能够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甄别文化使命的生成、目的及要义，自觉参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任务；另一方面能够主动传播、积极践行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使其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进而凝聚国际力量，优化人类文化的存在形式和发展样貌，为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及单位：寇清杰 韩兵，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2025年第4期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