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某次学术会议上，我与陈尚君教授共坐，聊及学术史上颇有争议的论题，他直言问道 ：“《南词叙录》的作者问题，我们复旦的骆玉明他们三十年前就已经解决了，那篇论文写作的时候，我也提供过许多建议，你们做戏曲的人怎么完全不理的呢？”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复。此后时常想起此问，直到十年后方觅得新资料，以为有了确解。
《南词叙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研究南戏的专书，记录了宋元及明初的剧目以及早期南戏史料，遂使南戏源流分明。如果没有此书，中国戏曲的形成历史就没法写得完整。
但这部书在当时及之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问世不过三十余年（若按写于明嘉靖三十八年计，则问世不过十余年），王世贞等素以学问著称的名家，就已不知南戏的由来。王世贞笃定地说，南戏是从北曲衍生而来的，是“北曲不快南耳”之后的产物（《曲藻》）。这意味着南戏的产生是在元灭南宋之后，比《南词叙录》所载的南戏形成时间（北宋末或南宋初）晚了一百五十多年。此后，这部与王世贞为代表的主流观点明显不同的著述，既未见晚明人引用，也不受抄藏者重视，更无人为之刊刻，仅有一部明抄本，侥幸传到了清初学者何焯的手里。何焯最喜收这类异书，阅读后用红笔作了批校，补充了《香囊记》等十五个剧目，却未作题识，也未钤本人印章，可见并未对此书另眼相看。到清嘉庆、道光年间，《南词叙录》出现过两个同源异流的传抄本，姚燮《今乐考证》曾作引用，不过此书很快就再度隐身。
王国维在一九一二年底写《宋元戏曲史》时，并不知道有《南词叙录》这部书存世。虽然他找到了南宋已有南戏的文献记载，因未见实物，所以他重点考察了有元刊本存世的杂剧（共用了六章篇幅），而把形成时间并不晚于杂剧，但只有明人改本存世的南戏，放到了后面，只以两章篇幅草草了事。
一九一七年，董康诵芬室编印《读曲丛刊》，才第一次将《南词叙录》公布于世。他在目录栏中，将此书署作“明 徐渭”，并连带收录了《旧编南九宫目录》一卷和《十三调南曲音节谱》一卷，均署“前人”，即同视为徐渭所作。在董康之后，《南词叙录》有过多种标点整理本及详注本，作为戏曲史的重要典籍被广为引用，引者均注作者为“明 徐渭”。
徐渭（一五二一至一五九三），是明代中叶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浙江绍兴人，才华横溢，诗、词、曲以及绘画、书法，莫不精通，在文学史、戏曲史、绘画史和书法史均占重要章节。但有意思的是，《南词叙录》既为重要的曲学著作，而学者在讨论徐渭的思想观念、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时，却基本上不引此书的文字和观点。
何以如此？原因无他，皆因其作者究竟为谁，实为难解之谜。
据董康刻本，《南词叙录》卷首有天池道人的自叙，谓夏日无聊，在福建撰成此书，署“嘉靖己未夏六月”，即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夏天。徐渭字文长，号天池，也署天池道人，这年三十九岁，看起来别号、时间均与此书相符。
然而，细查徐渭的行历，嘉靖三十八年，他夏天娶了杭州某氏，整个暑期都在杭州，并没去过福建。在这之前的嘉靖三十六年和之后的四十一年，他倒是去过福建，但时间不长，也没在那里度过夏天。徐仑在所撰《徐文长》（一九六二）最先注意到这点，他确信此书为徐渭所作，于是从这个角度为之解释 ：徐渭在嘉靖三十六年到过福建，《南词叙录》可能就是那时所写，只是自叙是两年后的追记。此后学者也大多接受了这个解释。
但一九八七年，骆玉明、董如龙这两位当时的年轻人却并不这么委婉 ：既然那一年徐渭没有到过福建，就说明作者不是徐渭。他们根据这一核心论点再细绎原书，认为书中多用吴语方言而徐渭并无在吴地长期生活的经历，徐渭其他著述均未见有与此书相同的观点，其弟子王骥德也未引用，等等，总而论之，不可能是徐渭所作。他们还在附注中指出，上海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南词叙录》，自序所署时间为“嘉靖乙未”，即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这一年徐渭才十五岁。在否定作者为徐渭的基础上，他们又推出一个新的作者 ：苏州人陆采，号天池，苏州人，也是戏曲家，嘉靖十四年夏天正好在福建。
他们的论文题作《〈南词叙录〉非徐渭作》，刊于《复旦学报》一九八七年第六期。徐朔方先生读到后，即刻写了《〈南词叙录〉的作者问题》一文作回应。他认为骆、董二人的观点“可备一说”，但“证据不够充分”，仍有其他线索将作者指向徐渭，既可以找到更多符合这种推测的材料，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相反的例证。关键还在于“最早的原件收藏者把天池道人还原为真实姓名，必有依据”，所以要推翻徐渭的著作权，还需要更为直接的证据。
又二十年后，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志良老师查核了《南词叙录》现存两个清抄本，一是骆、董二人文章已引用的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一为南京图书馆藏清道光间鲁氏抄本，在对各本做详细比勘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南词叙录〉的版本问题》一文，讨论此书的版本问题，其中一节回应了作者问题，认为“在目前还没有铁定的理由”时，“怀疑归怀疑，还应保持徐渭的著作权”。
概要言之，《南词叙录》的作者自署天池道人，今存两个清抄本，自序所署时间，一作嘉靖乙未（一五三五），一作嘉靖己未（一五五九），前后相差二十四年。目前两个抄本各得一票，无法断定孰是孰非。如果以嘉靖十四年乙未为是，则肯定与徐渭无涉；如果作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为是，与徐渭的年岁虽无冲突，却与其行迹不符。将此书内容与徐渭其他著作相比较，确实看不到其间有直接的关联；但如果否定徐渭为此书作者，也还需要解答何以清人抄本都题徐渭的问题。我想这便是学界一方面觉得骆、董二人之说有道理，另一方面仍维持原有题署的原因吧。至于学者研讨徐渭思想而不引此书，正是对徐渭是否为此书作者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
二〇〇七年傅惜华去世一百周年之际，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傅惜华戏曲论丛》，其中收录《中国戏曲小说之浩劫》一文，初刊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六日《北京画报》。傅氏在文中罗列了被日军焚毁的涵芬楼所藏戏曲，第三十一种为“《南词叙录》明徐渭撰 明钞本 一册（集字六四八号）”。我曾将此信息提供给郑志良兄，他撰文时也未做进一步讨论。十年后，我在考证此书作者时，重新查核了今存的两种清抄本和董康刻本，先后写改多稿，始终不能满意，也因没有找到关键性新证据。最后却又柳暗花明，是迂回曲折地回到涵芬楼所藏这一抄本，在相关信息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这一条关键的新证据，来自傅增湘。他于一九一七年在涵芬楼读过这个藏本，并在笔记里做了记录。他的读书笔记，由其孙子整理为《藏园群书经眼录》，于一九八三年出版 ；也因经过“整理”，改变了部分面貌。闻中华书局正组织将《藏园老人手稿》原稿影印，我通过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在印刷之前先获得了书影。据第七册《古书所见录（丁巳）》所录如下 ：
南词叙录一卷 前有嘉靖乙未夏六月天池道人志四行 何义门朱笔批校
旧编南九宫目录一卷十三调南曲音节谱一卷
这条简短的记录，含有珍贵的信息，可以说明此书与徐渭确实是没有关系的 ：
一、自序所署是“嘉靖乙未”，可证“乙未”是对的，“己未”则有问题 ；二、除了“天池道人”自署，没有其他署名，也即没有徐渭有关内容。
另据《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有“南词叙录明抄本 蔡圣涯藏印”一条。又查《涵芬楼藏善本目录》，作“南词叙录 抄本 明抄 有蔡圣涯藏印”。两种目录都定为明抄本，记了蔡氏藏印，但未能辨识出书中朱笔批校系何焯（义门 ） 笔迹 ；皆未言及徐天池或徐文长，可证此抄本确实未署作者。
现存两种清抄本。一为上图藏本，扉页有墨笔题“徐文长南词叙录”；卷末有朱笔记“右徐文长南词序（叙）录十一页”，经黄丕烈收藏，抄录时间不晚于嘉庆年间。二为南图藏本，道光间萧山鲁氏抄本，书衣有墨笔小字记“徐天池著”，正文题“南词叙录”，书名下空两格小字添注：“何义门评”；与此书同一册装订于后的，还有《旧编南九宫目录》《十三调南曲音节谱》各一卷，可知与傅增湘所见经何焯批校的明抄本相同。董刻本亦收录有此二种，一并归入徐渭名下，可知董刻本的署名及内容，主要据鲁氏抄本而来。上图本只有《南词叙录》，无此二种。
清道光、咸丰年间，姚燮（一八〇五至一八六四）撰《今乐考证》，大量引录了《南词叙录》的内容，称“徐渭云”或“徐文长云”。姚燮说，“本朝”栏书眉所增《香囊记》等十五种，系“何义门焯补录明人编本”。上图本因为单抄《南词叙录》，遂将这十五种直接抄录于正文之后，成为正文的一部分，改变了原书面貌。南图本仍抄于书眉处，但有四五个剧名已残失，仅用“□□”表示。两本的批语基本相同，只是上图本曾经黄丕烈、韩应陛之手，两人均不知批语原为何焯所批，故韩应陛《读有用书斋藏书志》云 ：“《南词叙录》一卷。旧抄本。明徐渭撰。卷中有不署名朱笔按记，末有一行云 ：‘右徐文长南词叙录十一页’。检卷中按语有述及‘遵王’云者，但究不知为谁氏笔。收藏有‘天都山樵’白文长方印，‘平江黄氏图书’朱文方印。”南图本则已注明为何义门批。这些情况说明，何焯批校本是这两个清抄本的共同祖本。
显然，何焯没有考出此书真实作者。何焯之后清代抄藏者，都曾努力为此书寻找明确的作者，因徐渭曾号天池道人，也是戏曲家，年代大致相符，遂归于徐渭名下，分别在书衣和扉页上补题“徐文长”“徐天池”字样。南图藏本的抄录者或已注意到作乙未与徐渭年岁不相符合，便在抄录自序时将干支改为“己未”，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细按徐渭该年的行迹，仍不相符合。
据上，可小结如下 ：《南词叙录》有一个明抄本传到何焯手中，他曾作批校、补录。何焯之后的抄藏者，因别号相同，将此书归于徐渭名下，其中一个抄本改“乙未”为“己未”，让它与徐渭年辈相符合。但何焯批校本以及经黄丕烈收藏的清抄本都作“乙未”，这一年徐渭才十五岁，绝不可能是此书的作者。同时我们也可确认，此书记载的是嘉靖十四年之前的情况。至于此书作者是否为另一位号“天池”的戏曲家陆采，目前缺乏直接依据，还是将作者署为“天池道人”为好。
于此，我也可以回答尚君先生之问了。不知尚君先生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