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列维纳斯的《上帝、死亡与时间》一书，是由其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间在索邦大学开设的两门课程的内容结集而成。列维纳斯于一九七三年到索邦大学任教，一年之后，出版了被许多人认为是其最重要著作（或至少是之一）的《别于存在，或在本质之外》（Autrement qu ’être， ou au-delà de l ’essence，后文简称《别于存在》），再过了一年，列维纳斯即在索邦大学开课讲授本书所收录的两门课程。因此，本书很自然地应该放在由《别于存在》所开启的列维纳斯晚期思想之中加以理解，这也在列维纳斯的学生、好友也是本书编者雅克·罗朗（Jucques Rolland）为本书所写的前言（见《告读者》）之中有所论述。
开设这两门课程之时，列维纳斯已是七十岁的老人。虽然此时的他已经回到了大学任教，看似回到了学术思想的中心，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哲学界和思想界，当红的思想家并不是作为现象学代表的列维纳斯，也不是战后流行一时甚至成为文坛盟主的萨特和加缪等人，而是比萨特、梅洛 - 庞蒂以及列维纳斯等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的人晚上二十多年的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这一代思想家。这时候的法国思想界，占据主导位置的不再是现象学和德国唯心主义这样一些偏重于形而上学的哲学流派，甚至也不是存在主义这一流行于战后早期的“主流”哲学思想，而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等更为“狂拽酷炫”的理论。比如，我们会看到，福柯的代表作《词与物》出版于一九六六年，《规训与惩罚》出版于一九七五年，其晚期最重要的著作《性史》也在一九七六年开始出版 ；德勒兹也在一九六八年出版了其（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差异与重复》；德里达则在一九六七年一口气出版了三部著作，分别是《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和《书写与差异》。
也正是在这些更为新颖叛逆的年轻哲学家的加持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战争的反思，以及由之而来的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掀起的狂澜中达到了高潮。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在对传统形而上学与纳粹的某种共谋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中，直接略过了战后早期一度统治着欧陆思想界的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3H”，从他们各自的批判者马克思、马尔库塞以及遥远东方的新中国借取了“3M”，重构了新的时代风气。
与他们相比，列维纳斯仿佛一个局外人，即便其境况相比五十年代在犹太中学任校长时已有所改善，但也仍然是法国哲学界乃至欧陆哲学界的边缘人。列维纳斯仿佛其笔下的“他者”，默默学习着一些来自三千年前的智慧，冷眼旁观着思想界此起彼伏的各种潮流。
当然，此时的列维纳斯也仿佛重获青春，进入了思想成果的爆发期。从一九六一年到七十年代，陆续出版了他思想生涯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总体与无限》（Totalité etInfini）、《别于存在》和《论来到观念的上帝》（De Dieu qui vient a l ’idée）等，但与他同时代的萨特、拉康以及晚一辈甚至两辈的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等人相比，列维纳斯似乎更接近保罗·利科、雷蒙·阿隆而被归入六十年代的保守派。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列维纳斯本人的思想，就会发现其思想并不像看起来的那般温和谦逊，而是包含了十分激进且彻底的维度。
二
如果将列维纳斯的思想置于二十世纪下半叶法国思想的场域之中，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时代流行的思想，很少有独属于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二十世纪法国思想中冲击了人们观念的理论，可能更多来自形而上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艺理论以及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等形式不一的结合。从纯粹哲学观念，或者更直白点，从形而上学角度提出创见的，则相对较少。列维纳斯对他者（autre）概念彻底的描述和考察，无疑是二十世纪法国思想中真正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之一。当然，这种对他者、超越性（transcendant）、外在性（extériorité）和他异性（alterite）的重视，也能很明显地看到海德格尔尤其是晚期海德格尔的影子，但列维纳斯对他人（autrui）的引入，又创造性地综合了后期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问题的阐释，由此构造出了自己崭新的思想体系。
列维纳斯不同于其同时代人从不同学科出发进入哲学的做法，也不同于解构主义式的尝试，从边缘性视角和问题出发对哲学史进行解构。在一个微观、解构以及潜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列维纳斯仿佛金庸小说中的玄门正宗，仍然从传统的哲学史和哲学家出发，遍历两千年哲学史的重要经典，重新激活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哲学史的长河之中与那些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搏斗，同时以他者、无限、超越和总体等重要概念为哲学史划定界限。
众所周知，“他者”在西方哲学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一直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与之相应，“同一”这一概念则自哲学诞生以来，就一直相对于他者占有天然的优先地位。自巴门尼德以来，西方哲学就将对“一”和“同一”的追求视为形而上学的根本追求。而这种试图以某一个概念或观念来统一所有思想的倾向，就被列维纳斯视为一种“总体性”（totality）的思想。在这一总体性的思想框架之中，他者虽然在哲学史上屡屡出现，但总是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有待在对立统一的结构里被合并到同一性的进程之中。
列维纳斯本人的工作，就是要将他者从这种总体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一个独立且相对于总体而言更为优先的地位。由此，列维纳斯将他者与“无限”联系了起来。
对无限的思考在哲学史上也由来已久。然而，哲学史对无限的思考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包含着某种恐惧的情绪，这当然与深深植根于人心中对陌生性和未知性的恐惧有关。因此，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人们总是尝试着将无限理解为某种循环的圆球，并将这种循环在其自身之中的无限称为真无限，由此将无限与实现（energia）联系起来。这实际上取消了无限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可能性，同时也与前述的总体性联系了起来。然而，在列维纳斯看来，无限就是无限，无限自身是超越性的，尤其超越于人的意识和理性之外，无法被同一者把握或理解，总是远远超出同一者之外，也因此在总体性的结构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对列维纳斯来说，他者就是无限的。主体或者自我奠基于这一无限性中，是一个“欲望”着他者却永远无法达到他者的主体，这种自我（主体、同一）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又被列维纳斯称为“分离”（separation）。之所以认为自我与他者是分离的，是因为一旦自我仍然能够理解或把握他人，那就意味着他人仍然在我的范围之内，被自我的同心圆结构局限。这种他人不成其为“他”人，毋宁是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就理性和意识层面而言，他人完全超越于我、外在于我，并与我分离。这是对现象学意向性结构的颠覆性理解。
这样一个无限性的他者，对于有限的自我来说显然是压倒性的优先，因此意向性结构之中更优先的不是自我朝向意向相关项的意向行为，而是异于自我的他者对自我的他异性触发。由此，列维纳斯颠倒了漫长哲学史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自我（同一）对于他人的优先性，以及主体一侧主动性的优先性，而将优先地位赋予了他者与他人，站在他异性的位置，将自我视为一个首先是被动性的主体。
同时，在列维纳斯看来，自我与他人的分离意味着自我与他人不再包含任何理论意义上的“相关性”（correlation），这无疑是对自近代以来的关系主义的批评。但这不代表自我与他人就完全没有了关系，只不过这一关系从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意识结构转换到了一种身体性的亲近之中。由此，列维纳斯的思想中也同时包含着感性、身体性相对于理性和意识的优先性，这同样是颠覆性的。也正是由对他人、他者、他异性以及感性、身体的强调，从列维纳斯的视角来看，那种围绕着同一、总体和透明且普遍的理性建立起来的传统形而上学就应当被一种以他者、无限和不透明的身体（面容）为核心的伦理学取代。因此，列维纳斯认为，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
我们会发现，从列维纳斯对总体性的批判，到对无限性、超越性和外在性的强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性的批评和对身体性的看重，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差异本身的重视。这种对差异的重视无疑接续了黑格尔之后的时代精神，同时，其对伦理学形而上学的重建又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之外走出了另一条道路。
也正是因此，列维纳斯才能上承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罗森茨威格，下启德里达、马里翁、阿甘本、梅亚苏以及希拉里·普特南、齐格蒙特·鲍曼等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创造出有法国特色的现象学，开启了现象学的神学与伦理学转向，同时也重新激活了一种原初的伦理经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本书在列维纳斯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
三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在为《剑桥列维纳斯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evinas）撰写的前言中提到，列维纳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影响日益增大，有三个主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分别是伦理学、现象学和宗教。本书标题中有三个概念，书中上半部分讨论的死亡和时间，下半部分讨论上帝，正好对应了这三个主题。这三个看似相对独立松散的问题，实际上在现当代哲学中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我们大致可以断言，对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前的大部分哲学家来说，死亡和时间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加缪的名言“死亡是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大概只针对十九世纪后半叶以降的哲学才成立。这当然与科技日益昌明之后世界本身的祛魅相关，人对彼岸世界的存在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与之相伴，人生此世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就日益得到彰显。
而由死亡所揭示的人的有限性，也使时间获得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意义。不死与永恒实际上就意味着没有时间，或不在时间之中，唯当一物有限，才有所谓的时间。因此，在十九世纪以降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哲学中，时间总是与有限性纠缠在一起。但人之为人，总有某种超出自身，超出有限性，去撞击有限性边界的欲求。这种对超出自身有限性的欲望和追求，就会使人转向对超越性的探寻。在许多文明之中，这种对超越性的追求就发展成一种关于神圣性的经验。因此，上帝这一关于超越性经验的名称，就成了与死亡和时间问题相伴相生的重要主题。
很明显，将死亡和时间问题关联起来研究的做法，在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中，以海德格尔最为知名。因此，本书第一部分对死亡和时间的讨论，有大量的篇幅都在回应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我们会看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死亡和时间的论述基本是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以一个“向来我属”的此在的视角展开其对自身有限性、死亡和整体生存的理解。简言之，此在在对其自身有限性的理解中意识到了生存本身的偶然性和无根据，又在这种无根据的境况中直面了自己的整全生存，由此，此在得以从日常的生存结构中超越出来，决断进入本真的生存。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此在的在世存在的整个结构，几乎都是以作为主体（并非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主体）的此在为核心，虽然在具体描述中，也会有用具和他人的出场，但《存在与时间》里的用具和他人仍然以此在为目的，服务于此在自身的生存。十分有趣的是，此在与其他此在的遭遇在《存在与时间》上半部分中甚至需要经由用具为中介才得以可能。
对列维纳斯来说，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无人能够经验自己的死亡。经验自己死亡的个体要么无法传达这种经验，要么就没真死。因此，人不可能对死亡有所谓的“经验”。死亡对于人来说，构成了绝对的界限，是一个绝对陌生性的维度。因此，在列维纳斯看来，人对死亡的了解总是从他人之死开始的。
如果我们接受列维纳斯的这一看法，那么，对于死亡和时间的所有理解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每个人来说，对死亡的把握都是从他人之死（也可以是其他有生命物）开始，对有限性和时间的理解也都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有限性的把握基础之上。因而，人或者自我对自身的理解在一开始就已经包含了一个他者的维度，我们总是从对一个异于自己的他者的遭遇中开始真正了解自己。“如果没有与他人的关系，没有他人面容上的问号，就不可能向自己提问，也就不可能有著名的灵魂与自身的对话。”（参见本书“总结 ：再次提问”一节）
这种对时间的理解，当然不是线性时间观念中均质化流淌的时间，也不仅仅是有限性的时间性观念。哪怕是海德格尔建立在自身有限性基础上对时间的理解，哪怕在这种时间性结构中最重要的不是当下的无限延伸，而是从将来而来对当下的筹划，这种时间性结构在列维纳斯看来也仍然是在自身之中的，是同一性也就是共时性（synchronie）的。
真正的时间性结构，在列维纳斯看来则是异时性（diachronie）的，这种异时性以无限而独特的个体的有限性为基础。因此，列维纳斯认为，海德格尔实际上并未真正将死亡纳入对时间的理解之中，死亡在海德格尔那里起到的是主体自身的界限的作用，但对时间的异时性的发掘则可以将每一个体的死亡作为差异化的时间中的一个又一个节点接入其中。这种对他人之死与异时性的理解，自然就将一种无限和超越的经验引入了思考之中。对这种无限和超越的经验便是对神圣性的经验。
在本书第二部分的课程中，列维纳斯对上帝或神圣性问题的切入也是从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神学的批评开始的，他基本全盘赞同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神学的批评。列维纳斯也认为，正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合流，西方思想才会将偶像化、实体化、客观化的上帝当作一种经典形象。列维纳斯在这门课程中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 ：“是否能在存在论神学之外思考上帝？”
对列维纳斯而言，关于神圣性的经验总是与他人的无限联系在一起，神圣性就显现在复数他人肉身性的面容之中。自我在与他人遭遇的过程中，意识到我们透过他人的面容无法将他人作为一个与我同一的主体构造起来。这种理解很明显受到了胡塞尔关于他人构造问题的看法的影响，不同的是，列维纳斯将这种无法被构造和理解的复数他人视为无限和神圣性的显现方式，并赋予其优先地位。同时，他削弱了“看”这一对传统而言更为重要的勾连起自我和他人关系的方式，而将“听”和“说”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
更为彻底的是，列维纳斯认为，他人之关涉或萦绕于我，在我成为我之前，就已经作为时间的史前史，作为某种前提条件沉淀在了自我之中。因此，这种他人作为我的构成性条件的结构就被列维纳斯称为责任，而神圣性就显现在这种责任之中。我与上帝的照面因此就不发生在存在论的结构之中，而是在自我与他人的伦理生存之中。上帝或神圣性的经验也就不会被纳入存在论的总体之中，而能保持其自身的超越性、差异性和无限性。
综上，我们已经看到，本书十分完整地揭示了列维纳斯如何走出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思想，由对上帝、死亡和时间的思考开启一种别于存在的伦理学形而上学。同时，除了关于海德格尔的部分外，读者也能从本书中十分清楚地看到列维纳斯诸多思想来源，上至柏拉图、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下及胡塞尔、柏格森、罗森茨维格、布洛赫等，都可以在这两门课程的课堂讲授中见到他们的身影。列维纳斯一生中的诸多重要主题，比如前述的总体、他者、他人和无限，以及在《别于存在》中得到着重阐释的责任、替代、人质、言说与所说等，都是这两门课程中频繁被提及并加以详细解说的概念。同时，由于本书的课程讲稿性质，其行文风格相比于列维纳斯的其他专著而言，实在是对读者友好太多。这也使得本书堪称“速通”列维纳斯思想非常好的入门之作。
四
今年（二〇二五）是列维纳斯去世三十周年。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列维纳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日盛一日。德里达在列维纳斯去世时的悼词中曾言 ：“我们可以十分自信地预言，未来几个世纪的解释都将把这一行为设定为它们的任务。在法国甚至欧洲之外的众多著作和多种语言中，在所有的转译文本中，在那些课程、研讨班、学术会议中，我们已经看到，无以数计的符号表明，这一思想的往复震荡将会改变我们时代的哲学反思。”哲学史上真正能够留下自己名字的哲学家，往往都带有界碑式的意义。也就是说，自其出现之后，哲学史就能以其为分界线，一分为二，划分为不同的时代。这当然对哲学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不仅需要他有自己独特的概念，还需要有与这些概念相关的概念群。由这些概念所构成的概念网络就能提供一套独属于这位哲学家，并对人生与世界提出有说服力想法的思想。同时，这一套概念体系还需要具有向前向后辐射和解释其他哲学家的能力。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哲学家中仅有两位能够真正提出自己的概念，并以这一概念为核心构筑起一套概念系统，提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形而上学家，列维纳斯是其中之一。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愿将列维纳斯视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欧陆哲学中最重要的两个哲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之一，没有之三。
（《上帝、死亡与时间》，[ 法]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著，文晗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