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其现实性品格,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现实性品格的内涵主要包括文论思想立足于现实,文艺要反映现实;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现实性品格仍是其主要特征。从当前的文论格局看,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古代文论并存,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现实出发,借助当前推广传统文化的契机,直面社会不平衡的现实,着眼于文艺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论的现实性品格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大特色是重视实践。在他们看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学问题都从不同侧面体现出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实践关系。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论而言，对实践的强调形成了一种现实性品格，这是马、恩文论最显著的特点。
现实性品格首先表现为马、恩文论思想立足于现实，是现实需要的产物。其一，直接针对当时的某种社会思潮，对作品进行分析。恩格斯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针对现实中混淆视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对卡尔·倍克《穷人之歌》和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批评分析，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危害，从而为文艺的发展乃至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二，从现实的革命需要出发，要求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和革命一致的倾向性。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件中，恩格斯指出，《城市姑娘》虽然在人物塑造方面表现不错，但围绕人物活动的环境却没有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其三，注意到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问题，这是马克思正视现实的结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这一命题，表面上看，这和马克思主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有冲突之处，但实际上不然。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个基本原则，但作为上层建筑顶端的艺术和经济基础之间还隔着政治、道德、宗教、法律等中间环节，中间环节的存在让物质生产不能直接决定艺术生产。从实际情况看，有些时候艺术发达但物质不丰富，艺术不发达但物质丰富。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实际情况，都是现实的存在，“不平衡”这一理论问题的提出，从侧面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品格。
现实性品格的另一表现是马、恩要求文艺要能够真正反映现实。文艺要做到真正反映现实，就不能停留在模拟(虚拟)现实或反映现实情感的层面，而需要超越这一层面：其一是超越表层的生活图画来探究隐藏于其中的现实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分析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时指出，小说表面上刻画了形象丰满的鲁道夫和玛丽花等人物，但小说及小说吹捧者(青年黑格尔派)用抽象的思辨来统摄小说，用宗教的救赎精神来塑造人物，看起来人物是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展开活动，但没有真正把握现实，将具体的现实消融于抽象的思辨之中，人物最终走向作者设计好的道德规范之中。其二是超越作家情感和作品表现之间的同质联系，区分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和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情感之间的差异，以此来衡量作品反映现实的程度。巴尔扎克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尽管他的世界观和创作之间存在矛盾，也不妨碍他在作品中真正反映现实，在恩格斯看来，这恰恰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其三是将历史发展趋势作为现实的一个维度。历史发展趋势虽然不是当下的现实，但其扎根于现实之中，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即是对现实走向的把握，它可以折射出历史真实，因而也是现实性品格的一个方面。在给拉萨尔的信件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用历史发展趋势作为衡量《济金根》的尺度。
现实性品格还体现在文艺如何真正反映现实这一方面，这涉及马、恩对艺术手法的理解。其一，马克思、恩格斯都重视人物塑造的真实性。他们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书评中，主张文艺作品要真实地描写人物的形象，要像现实主义画家伦勃朗那样把人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提倡“莎士比亚化”。要像莎士比亚一样使人物塑造达到真实性。其三，将真实性和倾向性有机结合起来。恩格斯主张作家的倾向性应该通过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所描写的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倾向性和真实性的结合，才能让文艺真正有效地反映现实并作用于现实。
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现实性品格
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初的现实有关。当时的中国推翻了封建专制，但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明确，各种思潮并存。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就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当时介绍最多的是苏联的相关思想，这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革命政权这一现实密切相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是远离现实的文论，而是和现实紧密结合的文论。从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的文艺观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文论思想集中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中。《延安讲话》是在延安整风背景下发表的，其动机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其目标是为了团结文艺界，为战争胜利做贡献。《延安讲话》的现实精神集中表现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延安讲话》要求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包括“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是由当时的现实决定的，革命在现实中压倒一切，工人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人民武装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压倒一切的现实要求文艺为革命的人民大众服务，只有为革命的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才能为革命直接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取得革命胜利添砖加瓦。文艺不能为少数人的风花雪月服务，不能走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道路。对于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延安讲话》提出了“先普及后提高”的原则，这也是考虑到当时很多人不识字的现状，所以要注意“墙报”和“通讯文学”,注意农村中的小剧团和群众的歌唱、群众的美术，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工作者要统一立场，创造出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应该从生活中来，又集中反映出生活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文艺才能让人民团结起来，从而改造环境，改变现实。
和毛泽东1942年《延安讲话》所面临的战争环境不同，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习近平《文艺讲话》)[3]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在世界上已获得关注，但中国经济的繁荣也让文艺界弥漫着急功近利的心态，这导致当前文坛创作繁荣，但经典稀缺。同时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引人瞩目，但在文化上却没有相应的地位，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理论，中国在世界上都缺少自己独特的声音。就文论界而言，国内最盛行的是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古代文论都被西方文论挤占了不少空间，本来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者有一些已经转向西方文论研究，古代文论研究中也有一些人自觉地融入西方文论。文论界的状况和当前的学术生态也有关系，经济因素对学术的制约作用非常明显。不少人从事学术，是为了谋生，既然是谋生，对学术本该有的敬畏、信仰就转化为利用。市场经济这一时代潮流对文艺界和文论界的影响，容易让身处其中者迷失方向，为此，习近平《文艺讲话》有针对性地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市场经济这一现实是文艺工作者无法逃避的，同时，文艺的精神引领作用又要求文艺工作者抵制经济诱惑，坚守自己的价值底线和理性情怀。
如何抵制经济诱惑，坚守自己的价值底线和理性情怀，对文艺工作者来说，要有一个切入点。习近平《文艺讲话》认为这个切入点就是当前时代的人民。文艺的现实性品格，要求文艺要直面现实，文艺工作者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既要反映时代，深入现实生活，又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成为精品。文艺是反映人的精神生活的，文艺成为精品，就要深入人的精神世界。人是一个普泛的概念，但人又是具体的，分阶级或阶层的，文艺反映人的精神生活，并不是反映每一个独特的个体的人的精神生活，而是通过某一个体反映某个群体的生活，从而折射出由现实生发出来的某种理想，这也是文学典型的意义所在。习近平《文艺讲话》要求文艺作品要深入人民的精神世界，引起人民的思想共鸣，明确将人民作为文艺的反映对象和评判主体，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等方面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展开深入的论述，论述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现实的重视。例如，人民需要文艺，与现阶段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有关。要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就要回归当下的现实生活，以人民为中心。
三、当前文论格局与现实的关系
无论是《延安讲话》还是习近平《文艺讲话》,都是从现实出发的产物。文论本来就是对文艺现象进行总结归纳，以引导创作、指导鉴赏和规范批评，但在经过诸多文艺思想的变迁后，当前的文论不仅远离了文艺现象，甚至出现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成了理论本身的逻辑推演，成了与文艺现象无关的东西，这将让文论失去发展的强劲动力。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中国走向强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应该在文论界引领潮流，但现实并非如此。这就促使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要寻找机遇，改变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文论界的现状。寻找机遇只能从现实出发。
现实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首先要有历史的积淀。就文论现状而言，它无法摆脱传统文论的影响。传统文论思想情况复杂，但总体上看，主要是载道、言志和抒情。载道侧重于对民众的说教，抒情侧重于个体情感的抒发，言志一方面和载道相连，另一方面又和抒情相连。对于言志和载道的关系，王禹偁认为，没有社会地位的文人一般难以实现载道的抱负，只能将载道转换成容易达到的言志：“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蓄，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文人因“无位”而抑郁成志，“志”中隐含着“道”。韩愈的“不平则鸣”是其“志”被压抑的结果，但其“鸣”中不仅有“志”的抒发，更有“道”的追求：“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对于言志和抒情的关系，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中说：“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可见情和志密切相关。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指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直接言明情志本质上是一致的。载道之目的在教化民众，“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孔子将“道之以德”作为淳化民风的基础；抒情之目的在感发性情，“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情性并非不受约束的情感，而是偏于感性之情和偏于理性之性的融合，个人的一己之情最终还是要被别人接受。居于道和情中间的“志”让本来趋于两极的情和道有了沟通的可能。情志相连让个人之情化为理性之志，志道相通又让理性之志通向教化之道。情、志、道三者沟通的情况让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个体情感往往和社会对人的道德要求趋于一致，这或许也是文论史上少有李贽这种离经叛道之人的原因，换言之，一般的抒情都不是“离经叛道”,而是在总体上合乎经和道。
中国文论的传统导致当下文论界骨子里面是比较保守的，文论研究往往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当前文论研究大致分为三类：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导一切，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应该在文论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也的确为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三者之间也有互相借鉴互相促进的情况。不过，就文论格局的总体情况看，西方文论相对而言比较强势。
仔细揣摩其中的原因，固然和西方文论的多元化和活力有关，但和不同文论介入现实的程度也有关系。西方文论表面上流派众多，各种文论都从各自的角度关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即使是形式主义文论也是如此。俄国形式主义是在反对历史文化学派和心理学派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文学性”主张，结构主义骨子里更是对现存社会不合理缘由进行反思的产物，“是现代世界中敌对势力之间保持平衡的一种意识形态”,新批评的盛行一方面与二战后美国的状态有关，另一方面与它的对诗歌和现实关系的看法有关，它谈诗歌形式，同时认为“诗歌旨在恢复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淡淡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世界”,诗的本体性来自它能完美充实地认知存在状态，诗不是与现实无关的东西，而是更好地认识现实。西方文论中的形式主义文论尚且和现实息息相关，其他像接受美学、文化批评等更是如此。中国古代文论用诗话、词话的形式来显示某种文论观点，与当时的现实也有关系。在一个诗的国度里，长于形象思维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使对偏向于理性思维的诗歌理论，结合具体诗歌谈论如何作诗、评诗似乎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也用诗性语言来加以表达。如果用抽象的逻辑语言来表达某种文学见解，在当时或许难以被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传入中国，之所以在中国生根发芽，蔚为壮观，也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左联的成立、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发表，都和现实的需要直接相关。
从文论和现实的关系入手，客观地说，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延安讲话》和习近平《文艺讲话》对现实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主要是文艺政策层面的影响，而不是对文论创新的影响。伊格尔顿那本《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就理论而言，并没有多少新意，只是针对现实的十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但英文本出版后很快就有了中文译本，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缺少关注现实的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
四、从现实中寻找机遇
如何摆脱这种局面?只有从当前现实入手。就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当前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1)当前社会现实中的不平衡现象。马克思主义一直关注现实，“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和文论界都要关注这个矛盾，要正视当前的贫富不均、阶层分化等不平衡问题。(2)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中国国力强盛，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让全世界都能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弘扬传统文化既是对我们忽视经典的反拨，也是我们推广中国形象的策略。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形态，向世界展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成绩，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3)当前文论格局的变化。虽然总体上西方文论依然占据强势地位，但在2015年以后，随着习近平《文艺讲话》精神的学习和普及，学界对文艺的民族精神有了新的认识，对搬用西方理论来套中国问题有了更加理性的认知，如何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文论格局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当前现实的这三个方面出发，文论界要寻找机遇，建设有自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其一，文论不能只是阐发经典，还要针对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之一是阐发经典，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依托经典来解决现实问题。习近平《文艺讲话》指出人民在文艺中的重要性：“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只有“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文艺创新“归根结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总之，“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从习近平《文艺讲话》这一经典文本出发，文论界需要做的是，如何理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内涵和意义，其中最核心的是对“人民”的理解。人民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习近平《文艺讲话》虽然对“人民”没有明确界定，但从其行文可以看出，在当前的新时代，人民已经不再仅仅是毛泽东《延安讲话》中提到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是广大的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只要不是腐败分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者，都可包括在“人民”的范围内，借用邓小平的话，人民就是“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文艺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文论应该根据这一现实需要，引导文艺创作要关注现实，“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不要沉迷于宫廷剧、抗日剧这些远离人民日常生活的故事，而是要关注人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譬如：大学生就业问题、社会分工问题、农民工问题、教育问题，等等。通过艺术的形式将这些问题反映出来，让这些问题形象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联系文艺中所描写的人民在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能从文学理论角度对其加以说明、解释，进而作出判断。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论要针对现实，进行理论提炼，总结出理论要点。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文论要体现出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就要关注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以现实问题为抓手，就容易形成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换个角度看，这也为建设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了契机。
其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论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人民性虽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现实情况提出来的，但在传统文化和文论中，有不少关于“民本”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和人民性有区别(甚至在立场上有根本的区别，一是立足于少数的统治者，一是立足于广大的百姓),但这些思想仍然可以和新时代的“人民性”思想相沟通。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敬德”是为了“保民”;《荀子·大略》云，“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将“民”看作是天下之根本；对孟子著名的“民为贵”,贾谊曾有过详细的解释和发挥：“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古人“民为邦本”的思想，除去其出发点为社稷、君王服务外，其具体内涵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古代文论所说的载道中包含有“民为邦本”之道，言志和抒情侧重主体一己志向、情感之抒发，个人的志向、情感和“民为邦本”之道并不冲突，有时还可以一致。从载道、言志、抒情的一致性出发，今天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差不多可以作为三者的交集部分。首先，“以人民为中心”要求要从人民的情感出发，由于人民是一个群体概念，人民情感不能只是个人情感，而是一种群体情感，群体情感离不开伦理和价值的引导，人民的情感本身就有其伦理属性和价值属性。载道侧重于群体的价值属性，言志、抒情原来侧重于个人的价值属性和情感属性，在“以人民为中心”中转换为“人民”群体的价值属性和情感属性。其次，“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出一种民本意识，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各级管理机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贾谊所说的“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与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艺的把握，在面向现实的同时，也需要吸收中国古代的一些观点，在世界上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不妨理解为“人民本位”。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列宁那里就有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首创，但列宁的“人民”,有很强的阶级色彩。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以及“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表述中的内涵来看，“人民”在当前的中国，是基于阶级又超越了阶级，它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代表，已经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阶级，但同时它又有一定的阶级意味，对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者进行“人民专政”。以此来理解文艺为人民服务，进而提出“人民本位”的观点，未尝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所在，也未尝不是中国学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机遇。
将“人民本位”看作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机遇，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个方面是，自中国有马克思主义文论开始，就要求文艺要表现普通百姓，瞿秋白在谈“普罗大众文艺”时要求文艺的主要题材是“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要求先普及后提高，也是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水平；邓小平所说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提出了文艺之源在于人民，文艺创造离不开人民；江泽民说“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胡锦涛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都强调了人民在文艺创造中的重要性。习近平在此基础上，在《文艺讲话》中明确提出“扎根人民”的说法，并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这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文艺和人民关系的重视，让“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结合，造成了一种“人民优位”的实际情况,这一切，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人民本位”提供了坚实的保证。另一个方面是，就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态而言，有论者将其划分为五个已经形成的形态(前史形态、初始形态、科学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和一个目前尚未成形的形态(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形态),从中国古代就有的“民本”到现在大力提倡的“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人民”来看，是否可以将“人民本位”看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形态?无论这个想法是否成功，至少这样的思考路径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向世界展示自身特色提供了一个机遇。
其三，习近平《文艺讲话》重申在文艺批评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遗产，借鉴西方文论，来从事文艺批评。在习近平《文艺讲话》精神的指引下，2014年11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联合举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学习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术研讨会，将目光聚焦于习近平《文艺讲话》中提到的“以人民为中心”,可以说是抓住了《文艺讲话》的精髓所在。随着全国学习习近平《文艺讲话》热潮的兴起，2015年9月11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0月19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意见》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文艺讲话》的精神，这意味着习近平《文艺讲话》精神已经成为中央关于文艺发展的指导性政策。《意见》第一部分指明“做好文艺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之后，第二部分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即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激发人民创造力、繁荣群众文艺；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在习近平讲话精神和《意见》的指引下，文论界以较高的热情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论，使得2015年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开始转热的一年”。从2015年至今，马克思主义文论每年都有不少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转热，导致文论格局的调整。总体看来，西方文论仍然强势，但马克思主义文论越来越重要。遍布高校的“马工程教材”,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注，诸多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关的重大招标项目，多方位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前的热度。借助这一热度，文论界如果能结合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理论创新，应该能更好地彰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和成就。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习近平讲话精神以及学术界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关注，提炼并阐发“人民本位”也许可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走向世界的标签，这也是时代给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的机遇。
总之，现实性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始终坚持的学术情怀，在当前交流日益频繁的国际环境、发展不平衡的国内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直面现实，需要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寻找营养，需要深入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实质，从理论上指导文艺要做到以及如何做到“人民本位”,让文艺真正为人民服务。这既是焕发马克思主义文论活力的途径，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机遇。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