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张楚以中短篇小说驰名文坛，其长篇处女作《云落》一经发表，便引发广泛关注。在从中短篇转向长篇的过程中，张楚的哪些既往写作经验发挥了优势，哪些又造成了本文结构和价值传达方面的问题，无疑具有普遍的讨论价值。本文认为，《云落》以县城为方法，借助主人公万樱，让庞大的普通女性劳动者显影，用“类家庭化”的人物关系深描县城人文生态，通过工笔细描式的“织锦法”凸显地方性，全方位呈现出县城中国的风景与人文。
【关键词】《云落》 典型 新世情 地方性
暌违多年，以中短篇小说取得文坛声誉的张楚，交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云落》。[1]如他自己所说，可能到了写长篇的年岁，“我要用一种更宽广深邃、多维立体的文体来审视、梳理跟这个世界的亲密关系”[2]。而他理解世界的支点便是自己最熟悉的县城中国。单就围绕县城及其附属乡镇展开的小说创作而言，俨然蔚为大观，指出张楚的特殊性在哪里，或许更为重要。
《云落》作为一个有讨论价值的长篇样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首先，当一个作家从中短篇小说转入长篇小说创作时，他既往的经验是否依然有效？或者说哪些有效？其次，细节的丰盈会否阻滞小说总体结构的达成？最后，当作家以悲悯之心、以温情与敬意无限贴近人物时，固然写出了生活，又会否造成对生存与命运的遮蔽？在对《云落》进行文本分析的过程中，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含混的“典型”：沉默者的显影术
万樱无疑是《云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作家自述，万樱就是从《樱桃记》和《刹那记》中走出的女孩樱桃。当樱桃的人生在《云落》中展开，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十分另类的女性形象。她有一副公鸭嗓，胖，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还是鸭蹼手。闺蜜蒋明芳形容她是“蠢老娘们用没发酵好的面团随手捏挤出来的”[3]14。当然，她有一副好心肠，服侍卧床不起的丈夫，帮来素芸讨要被套住的资金，像对亲妈一样照顾来报恩的老太太；她也有自己的欲望和创伤，她与常云泽的不伦之恋，童年原生家庭带来的阴影，摆脱婆婆监视的渴望等，塑造起万樱的立体形象。
放到近年女性形象的序列中观察，万樱的一大特点是“在地性”。与陈金芳（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翟小梨（付秀莹《他乡》）、罗锦衣（周瑄璞《日近长安远》）、余文真（李凤群《月下》）、沈母（格非《登春台》）不同，万樱从未想过要逃离身处的生活境遇。她的隐忍、接受、安于现状甚至不思进取，远不同于“70后”作家笔下那些数量庞大的“女版”高加林或拉斯蒂涅。从另一角度看，尽管万樱被一些论者视为胸怀广阔、富于爱心的“地母”，但她的日常性，包括外表的普通和思想的平常，都无法令人联想文学史上那些崇高的女性形象。以城乡视角看万樱，大城市与农村两种生活形态的撕扯中，她似乎恰恰因为居于中间地带——县城，而获得了一种平衡。她的身世和处境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她并非挣扎于生存线以下，也没什么野心抱负，甚至缺乏产生幻想、去做梦的资本。小说有两个细节很好地提示了人物特点：一是童年万樱和罗小军之间的猫鼠游戏——她总是被罗小军追着跑，直到他得手。如果童年的罗小军是生活这条恶犬的一个隐喻，那之后的几十年里，万樱似乎始终没逃脱这场追赶。她被无形的命运和有形的生活撵着走，默默葆有着心底那份纯良。此外，与这个喜欢收集世界地图的青梅竹马不同，万樱对外部世界鲜有好奇，她是属于县城的。一个细节是，当万樱怀了常云泽的孩子，又一次见到他，“怀孕的事在肠里绕了十八转最末也咽回”[3]261，结果换来的却是亲耳听到常云泽说，自己马上要和别的女人结婚。不论是当年给罗小军写信，还是与华万春稀里糊涂的婚姻，或是与常云泽的不伦之恋，万樱始终遇人不淑。她的畏葸、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或性格中柔弱的因素，决定了其命运的走向。
正是这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物，成了小说的女主角。不得不说，张楚采取了一种与现实无限贴近的策略。相比于俗世奇人，俗世凡人更难写，作家很难在他们身上抓住一个高光时刻或炸裂式的瞬间，这似乎也是张楚必须依靠绵密的细节去丰满人物的原因。与此同时，这个温暾暾的形象，也因其“平常性”而与“典型性”构成内在冲突。不妨借助别林斯基的经典论断来分析一下这个“内在冲突”因何发生，以及为什么在“万樱是否塑造了当代文学典型女性形象”的问题上，笔者有些含糊。按照别林斯基的理解，典型人物是“一个人，同时又是许多人，一个人物，同时又是许多人物，也就是说，把一个人描写成这样，使他在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整类的人”[4]24。这没有问题，像万樱这样的女性，在中国绝对不少，张楚写出了一类人。但紧接着，别林斯基又举了奥赛罗和柯瓦辽夫少校的例子，点明他们的典型特征和个性特点所在。那么，万樱这类人物的典型性体现在哪儿？恰恰又在于她的平凡、普通、家常。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典型形象，也就是那类深嵌社会历史语境中，反映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相比，万樱截然不同。
塑造典型人物，作家要在平常人身上发现不寻常的东西来强化典型性，如别林斯基所说，“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够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生动而充分地表现出来”[4]26，甚至进行一些夸张和夸大。这种强化又势必会造成如下风险：一是人物的某些方面过于鲜明突出而导致扁平化，二是对平常的拒斥，三是本质化或单一化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是张楚力图避免的。他坚持“熟悉化”原则，无论万樱有没有现实原型，她都是一个在作家心里生活多年的人物，以至于难以割舍在她身上发生的很多生活细节，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人物的“平常性”。对“平常性”的坚持不可避免地导致“典型性”的弱化，使万樱成为一个含混的“典型”。
相对于判断万樱是否算得上一个典型形象，分析作家“为何”要写这么一个人以及“如何”写更重要。回到张楚自己的说法，他似乎想做一个人性实验，看“一个内心至纯至善的人会不会被这个世界悄然改变，最后沦落为沉睡的恶人？”[2]从最终的文本看，没有。正如黄德海所说：“对人物的体贴和塑造，应该是张楚小说一贯的长处。就像有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张楚的中短篇似乎永远处于是非之间的宽阔地带，永远有那么多伸展出去的枝杈、没有来由的转折、极其微细的心思、不用明言的温煦、可被理解的凉薄。”[5]张楚以往写作中短篇小说的特点和优长在《云落》中发挥到极致，这突出体现在作家对人物的体贴、理解和温情上。作家心底有一种对狠心和狠劲的排斥，这导致正反两方面的结果：从正面说，作为作家钟爱的一个人物，万樱身上寄托着张楚对县城中国普通女性的道德理想和美好想象，这个形象的价值在于让无数与她相似的“沉默的大多数”被看见、被书写；从反面说，过度的温情和贴近也影响了“人物弧光”的显现，导致万樱的性格发展缺乏起伏的波澜，各种细节的作用更多是让人物的形象被不断展示出来，而缺少突转、变化。从这点看，张楚中短篇小说中广泛存在的“是非之间的模棱两可”，被长篇体裁放大、拉长后会否造成人物和情节过于“平”，影响对生存与命运本相的深刻揭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万樱们的价值在于让县城中那些我们熟悉而陌生的身影现身，并开口言说。她们是支撑中国社会运行的筋骨和血肉，也是资源分配体系中居于中间位置的大多数。为了写好她们，张楚在小说技术上下了很大功夫。以万樱为例，作家首先采用交叉视角呈现人物不同侧面，其次通过环境和场景凸显人物特质，此外还通过身体话语的强调突出人物属性。通过转换视点，作者勾勒出徐天青、万樱母亲和婆婆等人眼中的万樱形象，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甚至略显颟顸的人物。甚至对万樱自己来说，这辈子屈指可数的一次高光时刻只有1988年六一儿童节登台参加女声小合唱。但她，被大家需要着。云落鼎鼎有名的钻石王老五罗小军想：“他怎么可能对这个曾经鄙夷、欺辱的女人有想法？扯淡！荒唐！可是，这半年来，他的确想靠近她，也的确在靠近她。”[3]153叙述者也会借人物之眼直接表露自己的态度，比如在徐天青的目光下：“她身上也没有这个年岁的女人惯有的水果微糜之气，倒是那种旷野的清朗，那种隐隐传来的掺杂着深夜里的玉黍、稻谷和甘草的气味。”[3]41叙述者又会时不时地揶揄她一下，比如万樱听到罗小军的朋友打趣她时，写她“那大象腿捯得比野猫还快”[3]19。
万樱出现的场景，尽管有不少交际场面，但最多的还是典型的劳动场景。万樱早上扫大街，上午到来素芸的窗帘店打工，中午到老太太家做保姆，下午到按摩院兼职，晚上回家伺候瘫痪在床的丈夫。家是万樱劳动的场域，她是名副其实的“劳动妇女”。然而这种劳动又与当代文学史上那些典型的工厂女工（女性产业工人、铁娘子）、农村劳动能手不同，万樱是介于她们和家庭妇女之间的一个角色，她的生活与工作缺乏泾渭分明的界限。在分析中产阶级生活史时，瑞典学者曾指出：“工业社会将人们的生活撕裂成两个对立的世界，诸如家庭内部天地和外面的世界、工作和休闲、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工业社会也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在分裂世界中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可能。”[6]万樱的世界并不撕裂，她的生活鲜有家庭和外界之分、工作与生活之别，她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老太太、来素芸、郝医生很难说是她严格意义上的雇主，更多带有社群关系中熟人帮忙的性质。她尽管忙碌，但还算相对安定，这是县城中国的鲜明特色之一。
与劳动相关的是人物的“身体”属性。时隔多年后，罗小军在身体和情感上不可名状地依赖万樱，他最舒坦的一件事是去店里让万樱给自己按摩。小说突出万樱对罗小军身体和心灵的抚慰作用，这种抚慰不是通过语言或情感等形式传递，而是通过直接的身体接触。另一位男性主人公常云泽与万樱的不伦之恋，是小说情感线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他童年和成年后的视角呈现出的万樱形象依然具有强烈的身体属性。小时候，他喜欢“万樱姑姑”“身上那股过期牛奶的味道”[3]85；成年后他说万樱“像一头春天在桦树林里找吃食的母熊，笨手笨脚，呆头呆脑，看上去暖烘烘懒洋洋”[3]306。有关的形容词几乎都与食色本性有关，她的身体成为小说中男性的欲望化对象。实际上，对万樱身体属性的强调意在反抗心灵对身体的压制。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身体灵魂二分法以及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不同，万樱是县城中国自然生长起来的一个人物。她遵从生存世界的外在逻辑，也服从于内心的真实感受，有着“民间”的自然自在。尽管她内心深处有隐忍，但人物对自身及其生存境遇的接纳体现出一种身心和谐统一的倾向。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的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7]。小说正是在行动和具体问题中凸显主人公的思想与情感的，对其身体属性的强调彰显了人物心与口、言与行、灵与肉相统一的特质。
“主情主义”：类家庭化与新世情
《云落》线头繁多，针脚绵密。仅就主干看，有两条线索：一是由徐天青作为闯入者或返乡者引入的万樱、常云泽等人的县城生活史；二是由罗小军、万永胜等人演绎出的商业发迹史及其所折射出的县城变迁史。作者不吝惜笔墨，将徐天青养母田家艳、小学民办教师郑艳霞、云落拆迁办主任郭子兴、省农业信用合作协会副会长郭平生等次要人物也描绘得栩栩如生。这固然是张楚的小说技巧和创作风格，背后亦可看出《云落》作为作家的长篇处女作，其中有太多故事要倾吐，有太多情感要寄托。在小说语言、结构、人物、故事、情节中，张楚表现出强烈的“主情主义”倾向。这里暂且挪用历史上这个西方文学流派的名字来强调张楚对情感的推崇。
何平对张楚有一个评价：“同时代作家中，以张楚的写作成绩和知名度，和县城纠缠得这么深，依然在县城安家的，可能绝无仅有了。”[8]在《云落》中，张楚更是极尽所能地突出县城中国的独特风景——人情和世情，这构成了他“主情主义”的两个方面。从“人情”上说，小说的人物关系呈现出一种“类家庭化”特点，这使《云落》像家族小说一样对人物的爱恨别离、恩怨纠葛有极精密的勾画，从中可见《红楼梦》的影子。但这种“家族”不是通过姻亲和亲缘关系缔结的，因此称之为“类”，亲缘关系反而对万樱、徐天青等人造成了巨大伤害。从“世情”上说，小说写出了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这在罗小军、万永胜等人的故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亦可从万樱母亲、常献凯等人身上窥见蛛丝马迹，但作家的写法是从侧面写，将县城的产业更迭、政商关系、暗箱操作、尔虞我诈，穿插、镶嵌在一次次酒局交际和情感故事中，给冰冷、坚硬的商海鏖战戴上情感面具。作家用软手法处理硬题材，写出了县城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世态人心，避开了商战小说、改革小说、职场小说的短处。
《云落》的人情不是乡土中国的人情，也不是大都会的人情，而是独属于县城中国的人情。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概括出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类型，即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是由血缘、亲族等为纽带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意识的有机体，是依靠自然情感、共同习俗而联系起来的相互守望、休戚与共的统一体。《云落》中描绘的县城社会，有共同体特征，但又与传统的乡土中国礼俗社会有区别：首先是亲缘关系的弱化，地缘、学缘、业缘关系的强化；其次是共同体的半径扩大了，不再是农村社会一家一姓的宗族或以村为单位的共同体；最后是共同体的形成更多是个人之间出于情感需求而自发缔结的，带有后天选择的特征。这使云落人的社会关系带有乡村向大城市过渡的中间特性。小说以万樱为核心人物，勾勒出一个“地缘—情感”共同体，包括常云泽、蒋明芳、来素芸、罗小军、常献凯、常云霓、老太太等人，后来加入徐天青，呈现出类家庭化的特点。
“类家庭化”也即非家庭而近似家庭，比如罗小军与万樱之间的男女关系，若即若离，又相互牵绊，相互依赖。与常云霓去杭州，罗小军梦到的却是在包子铺当服务员的万樱。他还一直保留着万樱年轻时写给自己的若干封信。在万樱一方，不论是当年的猫鼠游戏，被继父性侵时的呼救，还是后来的羞赧逃避，差点成为合作伙伴，万樱始终对罗小军怀有深沉的情感。此外，与徐天青一方的心知肚明不同，始终蒙在鼓里的常献凯对他有一种父子之间的情感时常流露出来。回云落给常家报恩的老太太与万樱情同母女，不仅嘴上这么说，还把房屋拆迁这么大的事委托给她全权代理。人与人的关系环环相扣，藕断丝连，甚至有时候有点“一物降一物”的意思，其中起维系作用的纽带不是利益等功利计算，而是情感。
作为一位擅写中年女性的男作家，张楚在《云落》中发挥既往创作经验的优势，用令人动容的笔触书写女性情谊。有学者总结说，女性友谊的基本要素是：情感、自我表露、身体接触、相互依赖。其中，相互依赖在《云落》中非常明显，它指的是“从少女时期到成为职业女性、母亲、离异者或寡居者，女人们一直相互依赖。女生们互相探询如何着装、如何吸引心仪的男朋友，以及如何准备下一场考试。职业女性依靠朋友来帮助辨别哪个工作环境更好……妈妈们互相帮助，彼此支撑……从传统上看，女性们团结在一起是为了帮助彼此应对困难，共度时艰”[9]。这段西方学者的话，完全可以用来对应万樱和几位发小的关系。从少女时代到成年，从人生的紧要关头到分手的别离时刻，她们紧密的情感联结近似家庭中的亲姊妹。万樱与蒋明芳，其他几位女性之间的女性情谊，都呈现出类家庭化的特点。
与之相对照，徐天青作为一个闯入者、归来者、复仇者，尽管还是一个学生，却沾染了鲜明的城市中产气息。因为内心埋藏着秘密和复仇动机，他渴望融入云落共同体、获得情感慰藉，内心又徘徊抗拒，无法完全信任他人。究其原因，除了原生家庭的影响，徐天青更受到城市文明货币经济原则的侵染。他与陆静怡、林美琴、戴幼饶等城市女性的感情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徐天青与她们之间的感情是波德莱尔意义上的“最后一瞥之恋”。小说写道：“他跟她不是同一座湖泊里的鱼，他们甚至应该永远不会在水藻间相遇，即便遇到了，也该是两条不同空间里的鱼——在空间与空间的罅隙里，擦肩而过也许是最有意义的选择。”[3]110他和她们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当然，徐天青也渴望过亲密关系，却遭到了她们的冷淡对待。齐美尔在论述城市社会的特点时认为，城市的精准守时、理性交换和工具性思维，“助长了人与人之间不讲人情、就事论事的交往之道，没有给感情关联留下什么空间，导致‘计算型心智’，能够衡量投入关系的得失利弊”[10]。徐天青从城市和高等教育中习得的“计算型心智”，也让他在处理常云泽顶替自己身份的这件事上，选择采用诉讼维权的办法。但随着常云泽的突然被刺，这一切成了徒劳无功，徐天青的敌人不存在了，陷入无物之阵。
徐天青与云落共同体之间的差别，本质上是前现代与现代、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并非具体地域）之间的对立。作家对县城偏乡土化的想象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反映出的文化倾向。在徐天青试图用现代法律武器揭开常云泽的虚伪面具时，小说用一场正义的、略带悲壮色彩的死亡让作假者退场，透露出作家不愿刺破云落共同体的和谐，不愿打碎现有秩序的潜意识。这种不忍和回避，折射出张楚温厚的创作个性和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与很多走向城市、走向世界的“70后”同代人不同，他固守县城的姿态形成其独立的文学个性。
除“人情”外，《云落》对“世情”的呈现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这种“世情”是一种“新世情”。孟繁华认为：“所谓新世情小说，就是超越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陈陈相因的写作模式，而是在呈现摹写人情世态的同时，更将人物命运沉浮不定，融汇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社会变革之中。”[11]也就是说，人情世态之中见个体、见时代、见社会。进一步说，《云落》融合了人的情感与社会的情态。一方面，张楚笔下的“世情”赋予人物情感社会性，体现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特点；另一面，在描摹世态变迁中，发掘其中的情感因素，从而摆脱了类型小说的生硬冰冷。
作家通过房地产和金融两个县城支柱产业的发展，呈现不同政商势力的结合与斗法，也即县城“政治经济学”。云落的政商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如下：其一是居于县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家族式政商联合体王氏五兄妹；其二是万永胜、罗小军等草莽出身的民营企业家；其三是省城、市里身居要职、消息灵通、可以调动各类资源、触角延伸到云落的官员；其四是云落下面清水镇经营线头棉厂起家的农民企业家。这些县城政商势力的一举一动，深刻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比如万永胜的经济帝国爆雷，不仅影响了罗小军和参与融资的来素芸等人，更诱发了讨债的群体性事件。张楚仿佛拿着一面透视镜，为我们剖析出中国县城社会的“权力—经济”结构，这是小说“世情”的一面。
小说对社会情态的深描既有认知特性，又有情感属性。拉开时间距离，可窥见一代草莽英雄的落幕，给人盛衰兴替之感。作为“时代之子”，万永胜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岗后从跑长途货运起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投资水泥、煤炭、医疗行业，抓住2008年政府发展房地产的契机，一跃而成“云落的龙王”。然而一场贷款危机导致了万永胜的商业帝国资金链断裂，虽有自导自演之嫌，他亦成过街老鼠。小说讲述商海沉浮故事时，着重刻画了万永胜与罗小军情同父子的师徒情谊，凸显出“世情”的人情质地。罗小军进城的饭局、与藜麦辛的体育馆之约、和王毅文吃金枪鱼等细节，通过生活化的社交场景，将商场的关键抉择轻描淡写出来，实现“世情”与“人情”之间的相互转化。
《云落》大开大合，以罗小军锒铛入狱作结，与其说是写新富阶层的财富传奇，倒不如说是张楚和其他“70后”作家一道，共同完成了对过去几十年野蛮生长的年代的历史反思。那个社会活力爆棚、机遇无处不在、规则尚不健全、商业巨子辈出的年代，人们见到太多一夜暴富或一夜倾家荡产的故事，《云落》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县城版的《繁花》。它写出了时代的云起云落、云卷云舒以及其中个体命运的走向，并最终通过万永胜、罗小军等人回归平常，表达了对生活本质的理解。小说结尾意味深长——万樱坚持给入狱的罗小军写信，讲的都是最寻常的家长里短。万樱象征着绵长、恒久、稳定的日常生活，是“常”的一面，与罗小军命运起伏的“变”形成对照。最终，“变”归于“常”。从世情角度看，张楚在《云落》中写出了生活，也隐曲表达了对生存与命运本质的理解。正如朱利安·巴恩斯在《透过窗户》中所说：“小说告诉我们生活的终极真相：什么是生活，我们如何生活，生活何为，我们怎样享受和珍视生活，生活是如何走入歧途的，我们又是如何失去它的。”[12]
“图—底”互换： 织锦法的功效及其限度
云落县城是小说主人公生活的背景，也是张楚用心颇多的重要书写对象。四季轮回中，作家将天气、植物、动物、饮食、建筑、民俗、地方传说等进行了细密呈现，宛如一幅县城版的《清明上河图》和中国风味浓郁的“浮世绘”。这种“繁密的美学”不抛弃一个可能继续延伸的地理空间细节，让小说的语言密度非常紧致，甚至难免抢了人物和故事的风头。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解，分辨图形和背景，是个体最根本的知觉能力。观者视觉焦点所在的主要元素为“图”，衬托“图”的背景则是“底”，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图—底”关系。“图”和“底”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比如经典的鲁宾花瓶：当观者聚焦于黑色，即以白色为“底”时，会看到轮廓中的两个面孔；当观者转换聚焦，即以黑色为“底”时，会看到位于中间的一个花瓶。以此观察《云落》，也会发现类似鲁宾花瓶的“图—底”互换效果。当我们揪出万樱、罗小军、徐天青、常云泽等人物，关注他们的成长史、情感史、生活史、精神史时，《云落》就是一部描绘小城人物群像的作品，其中大量风物和食色的内容是“底”。当我们撇开这些，会发现小说有关涑河神鱼、虾皮萝卜馅蒸饺、卤驴肉、杀活鸡、熬鹰、捉玉蝉、海钓等方面的描述性、知识性内容，宛如一个文学版的博物志、地方志，也可以视作“图”。
例如小说伊始，徐天青随灵修团来到云落，到老太太那儿看房的一段描写。随着视线移动，院子的结构和细节渐次展开，有椽檩、屋檐、瓷砖等建筑部件，金腰黄蜂、乳燕、榆钱树、桃树、榆叶梅、樱桃、樱桃萝卜、春韭、大叶菠菜、菜蝶等动植物和农作物。作家不吝惜笔墨，大量使用名词，仿佛织一方锦一样。“织锦”的叙事风格形成了小说“图—底”互换的美学效果，也呈现出地方性知识的丰富。所谓“地方性知识”，原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观念、知识体系及其变革反思的产物。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这一理论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这里提出‘地方性知识’概念的意义，不仅在于确立一种新的知识观，进而驱除长久以来支配人类思想的种种虚幻的普遍性，更在于让我们关注人类知识产生的各种具体方式，以及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在不同语境中适用的种种可能性。”[13]地方性知识也即“本土性知识”，它源于本土，基于具体空间和特定社会生态，是知识的原初形态，人们通过地方性知识获取有关世界的知识。地方性知识也是对普遍性知识的质疑。随着西方现代性的普遍性日益可疑，现代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也遭到冲击，人们愈发强调不同地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及价值。具体到《云落》，小说对地方风物的描写、对地理空间的塑形、对人文景观的呈现，体现出张楚植根于县城中国具体的“历史—地理”语境，摆脱单一现代性视角进行文学书写的努力。比如小说中的涑河神鱼，还有河神的化身、劝阻万樱轻生的神秘老太，都凸显出作家对地方信仰的守护和诗意想象。
《云落》中的地方性知识包罗万象，比如自然环境中的物候。第二章《春醒》写雨水、春分、清明时节的风吹来的云落风景。“未及清明，云落的花就探头探脑开了，起初是单瓣花束，譬如山桃，譬如樱桃，譬如连翘，素碎得很，眼怯怯的，仿佛它们不是被春风用舌苔舔开，而是被那些逝去的亡灵轻声轻语地唤醒了。”[3]11又如人所感知到的气味，徐天青“深深地吸了口气，鼻孔里满是桃蕊、腥泥、臭海蛎、鸡粪、铁粉以及纸浆颗粒混淆的气味。这气味让他……心慌气短”[3]2。熟悉的气味唤醒了这个心事重重的返乡者往日的记忆。此外还有饮食，如《罗先生的食与色》整章，常献凯驴肉馆的报菜名和驴肉卤制过程，罗小军加入海钓突击队食用金枪鱼的讲究，等等。当然，还有众多社会层面的地方性知识，如风俗、习俗、禁忌、人情世故甚至是县城青年亚文化。小说涉及的空间形态也很多样，它们是地方性知识依存的语境，包括县城及其附属乡镇的医院、商场、农贸市场、窗帘店、按摩院、酒吧、寺庙等，还延展到北京、省城、兰若市等地。此外，有小说中人乘坐的绿皮火车，麒麟出走途经的高速公路等。
从功能上说，“织锦法”在形成小说“图—底”互换美学效果之外，在叙事上也有独特作用，比如引出人物、塑造性格、传递情感等。郭子兴、郭平生是日后影响罗小军命运的关键人物，然而他们是通过吃野兔登场的。罗小军让助手刁一鹏熬鹰，为的是捉野兔。捕猎过程中，郭子兴率先出现；之后，罗小军便到省城给郭平生送兔子。小说貌似写食色，实际是写政商关系。又如郑艳霞这个次要人物，小说不仅对她的生活、情感经历进行了细致交代，写出了人物的前史，更用她掌握万樱意外怀孕的秘密后敲竹杠，到万樱家翻冰箱拿吃的等细节写活了人物。“她两眼放光头拱进冰箱，也不怕那寒气裹面，将黄花鱼、黄芪菜跟麻蚶子一并拽出，往地板上猛摔了几摔将冰碴捣碎，又麻利地从裤兜里拽出个干净袋子，悉数吸入，手往鞋帮抹了两抹，眨么着眼问：‘妹子啊，你家真没五花肉？’”[3]242她的小气、爱占小便宜、馋，与人物的苦命、心底的良善，形成了张力。小说中的万永胜和罗小军情同父子，罗的发迹靠的是万蹚出的一条路。1995年，罗小军跟万永胜拉砂石料，月底分钱，吃的就是炒青蚕。春蚕是二人情谊的寄托和见证。小说写二人时过境迁后吃炒青蚕，如何如何讲究，表面是夸饰，实则带有补偿过往艰辛、再次确认患难之交的意味。
“织锦法”在《云落》中的应用比例是不均衡的，体现出作家立足县城中国的本位意识。小说写徐天青求学的北京和省城，侧重其非自然性。比如徐天青去实习单位上班：“当他清晨骑着共享单车赶到苏州街地铁口，望着直梯上涌动的黑色头颅时，隐隐觉得自己正被强行吸入一头巨兽干燥的肺叶里……我需要钱，我需要很多很多钱，他这样安慰着自己，伸出细长的手指将干迸的眼屎抠擦干净，从背包里掏出香水，摇晃着往腋窝处喷洒。”[3]3相比对云落风物的工笔细描，张楚写大城市没有那么自然自在，他多用比喻、通感等修辞手法，通过感官合奏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凭借想象和虚构搭建现实和心理场景，而不是像写云落一样如写“眼前之景”。写法的差异固然由书写对象、叙事意图所决定，但也能明显感觉到作家对城市生活的“隔”。张楚在十余年前表达过对城市文学的不自信：“当代作家在依靠生活经验来书写属于自己的城市生活时，缺乏一种必要的先天性准备和贮藏。具体到作品上，就是难以依靠自己的现实生活来还原或提炼城市经验，或者虽然还原或提炼了，却缺乏属于城市的独特美学价值。”[14]因此他“虽也写城市小说，却总隔着层东西”[14]。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云落》中，张楚巧妙地扬长避短，将有关县城的地方性知识作为主体，将有关城乡的地方性知识作为补充、对照，令后者有机融入小说的“离去—归来—离去”的模式中，并通过下一代麒麟的再次出走，为我们敞开了通向更广阔世界的出口。
“织锦法”固然有其功效和优势，但也会造成“图—底”界限不明、相互掣肘的问题。比如过于绵密冗长的细节，很可能会影响小说叙事的流畅性，造成阅读过程中的间离感，减损阅读快感。“它与叙述的线化范式相断裂，有时也与叙述本身相断裂，为描述给予一个重要的，有时是占主导地位的位置，在其中，人物们有丧失其自主性，风景借此获得蔓延的在场，成为主要的角色，而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装饰。”[15]尽管这说的是诗歌叙事，但对小说叙事也有参考价值。那么，张楚为什么这样写？固然有以往中短篇小说创作习惯的影响，但还不是全部原因。从根本上说，作家本人与云落、与小说人物同处于一个共同体之中，他从景观和地方性知识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也是小说给人一种无限贴近人物之感。对这个问题，雷尔夫分析说：“共同体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强烈地影响着彼此的身份认同。而且，地方的景观也是共同体的信仰、价值观与人际关系的呈现。”[16]也正因此，他不愿舍弃芜杂的枝杈。
想容纳这些内容，就必须适当调整小说结构。对《云落》，张楚有结构自觉，他自述：“有位挚友曾无数次跟我说，长篇最重要的就是结构，结构定下来，长篇就完成了一半。我当时并没有往深处细想，在多年的长篇阅读经验中，我很少刻意留意小说的结构，相反地，我总是深深迷恋着讲故事的方式、精确的语言和丰饶的细节。”[2]对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做了一番研究后，张楚决定采用“典型的复调结构”，设计了四个主人公，两条或三条（如果天青“出走—归来—出走”的故事单算一条）主要线索，这形成了《云落》“册页式”的结构。四个主人公的故事交叉出现，呈现时空并行、交错、折叠的阅读感受。读者像看画似的在观看云落图卷的每一页，这一章翻过去，是另一时空里的另一章。对于正文无法融入的枝杈和冗余，张楚十分爱惜，他在有些词句旁打了个星号，然后像做注释一样在后面用仿宋字做了一个补充。这部分文本仿佛正册之外的副册，或册页边角的眉批、旁批，功能是形成文本链接，用超文本结构对时空和人物关系进行更大的延展。这些文本链接包括“地图”“金雕”“搞对象”“离婚”“文化人”五节，分别讲述罗小军、郭子兴、来素芸、万樱以及郑艳霞前夫的故事。
毋庸讳言，“织锦”的叙事风格及其必然导致的册页式结构，使《云落》成为一个饱满、充实、丰盈的文本，其中也传递出张楚对生存与命运的理解。但“图—底”互换的认知感受，背后是长篇小说结构不稳定的缺陷，可能会影响小说的价值传达。张柠认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有两个方面：一是叙事布局，二是总体结构。“总体结构实际上就是长篇小说这个语言世界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了，小说就成了一堆碎片，可以永远地写下去。”[17]这个所谓“最重要的价值”是否必须明确地传递出来，还是可以像张楚一样，只是部分、隐曲地传递，无疑挑战着我们的审美习惯和固有的文学观念。
本文注释
[1]在《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首发时初名《云落图》。
[2]张楚.坦言——《云落图》创作谈[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2).
[3]张楚.云落[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
[4][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黄德海.参差人间的春醒时刻[A].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291.
[6][瑞典]奥威·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M].赵丙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67.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1.
[8]何平.关于县城和文学的十二个片段[J].花城,2020(3).
[9][美]玛丽莲·亚隆,特蕾莎·多诺万·布朗.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M].张宇,邬明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95.
[10][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第八版）[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250.
[11]孟繁华.重铸小说讲述者的“王国”——评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J].当代文坛,2024(1).
[12][英]朱利安·巴恩斯.透过窗户[M].郭国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2.
[13]梁治平.地方性知识：一个概念的传播和运用[J].开放时代,2023(6).
[14]张楚.我对城市文学的一点思考[J].当代作家评论,2014(3).
[15][法]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J].姜丹丹译.文化与诗学,2014(2).
[16][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M].刘苏,相欣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54.
[17]张柠.长篇小说的结构与总体性[J].小说评论,20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