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部分国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以关税霸凌、技术封锁等手段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经贸领域对抗性显着增强。在此背景下，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①。这个表述被认为是中国对国际形势严峻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做出的最新判断。
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在战略和多层次的战术创新方面将会有所布局，其核心在于通过精准反制、多边合作、制度突破和金融创新，构建防御与进攻兼备的应对体系，同时以双循环战略增强经济韧性、货币韧性，最终为实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塑造国际经贸秩序、货币信用秩序的转变，提供中国方案。
政策背景、核心路径和面临的挑战
一、政策背景：美国贸易施压与全球体系挑战
美国自2018年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对华加征商品关税已超过3600亿美元，并通过实体清单、技术封锁等手段实施极限施压，导致全球供应链加速失衡和重构。美元体系更成为美国金融施压工具，SWIFT数据显示，全球86%的跨境美元交易受到美国长臂管辖的影响。
二、中国应对的核心战略路径
1.国际贸易多元化战略
深化开展区域合作，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首年，区域内贸易额增长7.5%，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连续3年超欧美总和。中欧班列2024年开行量突破1.9万列，延续了年均10%以上的增速，中欧班列已占中国与欧洲铁路货运量的72%，成为亚欧供应链的“黄金通道”。且双向均衡发展得到进一步深化，回程班列占比提升至45.6%，去程与回程比例达1.19：1，较2016年的1：0.3实现根本性逆转。
积极进行产业链重构，在墨西哥、越南等地建立“缓冲区”产能，以空间换时间的系统性布局，通过“近岸外包”与“离岸制造”的双重路径破解美国关税壁垒与技术封锁的复合压力。中国在半导体产业应对技术封锁的战略布局，呈现出全产业链攻坚、多维度突破的显着特征。尽管美国通过实体清单、设备禁运等手段实施极限施压，但中国通过年均增长28%以上高强度投资和系统性创新，推动国产化率从2018年的15%提升至2023年的30%，在部分关键领域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并加速向“1到100”的规模化应用迈进。
2.人民币国际化突破
中国积极扩展本币结算网络，截至202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有效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4.5万亿元人民币。中俄贸易本币结算占比达75%，沙特对华石油交易首笔人民币结算顺利落地。
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进一步扩容，已在香港、阿联酋开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试点，标志着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进入技术验证与场景落地并行的新阶段。截至2025年6月，这一试点已实现实时跨境支付、外汇同步交收（PvP）、多币种互通三大核心突破，覆盖贸易结算、供应链金融、大宗商品交易等场景，交易成本降低50%以上，结算效率提升90%。
3.新型贸易体系建设
CIPS系统覆盖全球109个国家，日均处理量突破5000亿元，直接参与银行达79家。逐渐降低了人民币跨境支付对传统国际清算体系的依赖，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关键支撑；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更便捷，助力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支付选择，促进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2023年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占比提升至12%，铁矿石、原油人民币合约交易量同比增45%。
三、实施成效与结构性挑战
中国在经济韧性重塑、战略空间拓展与规则话语权提升方面得到系统性突破。在“开放与自主”“合作与斗争”之间找到了新的动态平衡。对美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从2018年的19.2%降至2023年的13.13%，东盟占比升至15.8%以上。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从2020年的1.9%升至2023年的3.2%，成为第四大储备货币。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拓展至17个国家，覆盖＂一带一路＂沿线80%的经济体。
尽管成果显着，但深层次挑战仍然严峻，对美元的惯性依赖挥之不去。IMF数据显示全球外汇储备美元占比仍达58%，SWIFT系统处理量占比42%。技术标准壁垒带来的阻碍一时难以消除，中国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28nm以下设备国产化率不足20%，工业软件市场外资占比超75%；规则重构的阻力比比皆在，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条款与国内法规存在27项待协调点，绿色贸易壁垒影响了中国12%的出口商品。
特朗普无法阻止去美元化的潮流
“美元信用边际递减不可逆转。”②去美元化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全球性趋势，其背后涉及经济、政治、技术等多重因素。美元霸权的松动是全球经济多极化、美国自身政策反噬与技术革命共同作用的结构性趋势，而非单一政治人物或短期政策所能逆转。即便特朗普以“极限施压”“单边主义”着称，其执政风格虽然可能对这一进程产生影响，但无法单方面阻止由结构性力量推动的方向性趋势：
一、去美元化的核心驱动力。
1.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日甚一日，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激进加息等货币政策，以及美国超36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长期削弱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任。这种结构性问题是美国两党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某一任总统可轻易扭转。
2.地缘政治博弈甚嚣尘上，美国将美元及其清算系统“武器化”，催生新兴经济体的“避险刚需”，迫使各国寻求替代方案。例如，俄罗斯转向人民币结算能源贸易，印度与阿联酋推动本币交易，这类举措具有战略惯性，难以因美国政权更迭而逆转。
3.多极化货币体系崛起：欧元、人民币、甚至金砖国家拟议的新结算机制，正在蚕食美元份额。SWIFT数据显示，2023年，人民币占全球支付份额升至4.6%，而多国央行增持黄金储备，2024年全球央行购金量创55年来新高，反映了对美元资产的避险需求。
4.美国经济“双赤字”的内生脆弱性动摇了美元根基，美国财政赤字率年均超10%，债务规模突破36万亿美元，叠加美联储“无限QE－激进加息”的极端操作，导致全球美元储备资产近十年从66%降至54%，缩水12%。这种“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动摇了各国持有美元的信心，即便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也无法掩盖美元信用的透支。
二、特朗普政策的潜在影响
1.“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损人不利己，特朗普任内对华加征关税、退出TPP等行为，加剧了全球供应链重构。华为事件影响深远，企业为规避制裁风险，可能加速采用非美元结算体系。若美国继续推行单边主义，将会进一步推动“去美元化联盟”形成。
2.孤立主义外交倾向失却大国担当，特朗普倾向于减少国际承诺，随意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可能削弱美国对盟友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影响力。欧洲推进“数字欧元”、东盟推动本币结算，均是对美国政策不可靠性的回应。
3.对美联储的干预引发争议，特朗普曾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若未来干预央行独立性导致美元剧烈波动，可能加速他国货币多元化策略。
三、去美元化的不可逆性
1.技术变革推动货币支付、交易、信用体系的变革，以中国数字人民币CBDCs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降低了跨境支付对美元的依赖。2023年多国参与的“多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已绕开SWIFT系统，实现秒级跨境结算。
2.区域经济集团的自保需求：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提议共同货币，东盟推动本地货币结算，均旨在减少美元脆弱性的影响。这种区域化合作具有内生动力，不受美国政策直接左右。
3.美元信誉的长期损耗侵蚀了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比例，其规模已从2000年的72%降至2023年的58%（IMF数据），而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从1960年的40%降至24%。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必然稀释货币霸权。
四、特朗普的局限性
1.国内政治制衡、利益分化，两党“同床异梦”，使得美国金融资本集团与出口利益集团对美元地位有不同诉求，政策调整需平衡多方利益，造成政策执行“碎片化”、上下对抗和反作用力。例如，强美元虽利于资本流入，但损害制造业出口，这种矛盾非总统能单方面解决。
2.国际协作产生多向阻力，去美元化得到中、俄、欧及新兴国家的默契支持。即使美国试图拉拢盟友，也难以逆转发展中国家对货币自主权的追求。
3.历史趋势具有相同的惯性：英镑丧失主导地位历时数十年，美元地位的衰落也将是渐进的过程。加息、制裁的短期政策或可延缓但无法改变趋势方向。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通过加剧全球对美元的不信任而加速去美元化，但这一趋势的根本动力源于美国经济相对优势减弱、技术变革和多极秩序崛起。即使美国政府更迭或调整策略，去美元化仍会因国际社会的“去风险化”需求而持续。
去美元化：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在去美元化进程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和新兴市场的核心力量，中国既是去美元化的推动者，也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受益者，其战略选择既体现主动布局，也需考虑内外平衡：
一、中国的战略路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多元化合作
1.人民币国际化的“三步走”策略
增加人民币贸易结算的份额，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人民币在能源、基建等领域的结算占比。数据显示，2023年人民币占中国跨境贸易结算比例达50%，但全球贸易结算份额仅为4.6%，仍有提升空间：
开放“债券通”等债券市场，设立香港、伦敦等离岸人民币中心，推出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增强人民币资产的投资吸引力。
通过货币互换协议，与40余国签署超4万亿元额度、加入SDR货币篮子，推动人民币成为各国央行的储备选项。
2.构建非美元支付网络
完善CIPS系统的容量和功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覆盖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处理金额超175万亿元，同比增长43%。但交易量仅为SWIFT的12.7%，仍需突破西方主导的金融基础设施壁垒。
推动数字货币突围，数字人民币（e－CNY）已试点香港、阿联酋等跨境支付场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实时结算，绕开SWIFT。2024年，中国参与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进入试行阶段，覆盖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
3.区域与多边合作机制
在金砖国家与上合组织的框架内，推动新开发银行使用本币融资，2023年本币贷款占比30%，初步形成金砖共同货币雏形；上合组织成员国间能源贸易逐步采用人民币或卢布结算；与东盟、海湾国家深入合作，与东盟启动本币结算合作框架，与沙特推进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削弱美元在关键资源定价中的垄断。
二、实践中的挑战：平衡收益与风险
1.内部结构性约束
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度不足，人民币自由兑换仍然受限，QFII和RQFII额度管理，制约外资配置意愿，今后仍需在金融开放与防范热钱冲击之间谨慎权衡。
金融市场深度有待提升，尽管中国债市规模居全球第二，但衍生品工具、汇率避险机制不足，难以满足国际投资者多元化需求。
地缘政治反制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招致美国技术脱钩和打压使用人民币交易的第三方等次级制裁。
2.外部竞争与合作困境
欧盟力推欧元国际化，日本强化日元避险属性，欧元与日元对人民币的替代效应，使得新兴市场对人民币的接纳面临多货币竞争。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人民币国际化存疑，担忧“新货币霸权”或债务陷阱，需通过透明规则和互利合作化解。
三、中国的选择：长期主义与多轨并行
1.短期策略：巩固实体经济锚定创造
扩大“石油人民币”份额，继续推动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能源人民币结算，争取沙特等海湾产油国加入，提升人民币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探索供应链绑定人民币使用的范围和深度，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稀土等优势产业出口中，要求买方以人民币支付，形成产业链货币惯性。
2.中期布局：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CIPS与数字人民币协同推进，将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嵌入CIPS系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接入。扩大包括香港、新加坡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在内的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容量，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诸如绿色债券、REITs等金融产品。结合香港稳定币的先行策略，突破制度壁垒，锚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目标，实现系统整合。
3.长期愿景：重塑国际货币秩序
联合世界新兴经济体不懈地推动IMF改革， 要求增加新兴市场在SDR（特别提款权）中的权重，削弱美国一票否决权，构建更平等的多极化货币体系。探索区域货币联盟，在金砖、东盟等框架下，试点区域货币结算单位，逐步探索货币信用生成的共同性机制，朝向超主权货币不懈努力。
中国的去美元化选择是主动塑造而非颠覆，即并非寻求取代美元，而是通过扩大人民币的“可选项”地位，增强自身抵御美元周期冲击的能力，同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更均衡的方向演进。这一进程注定漫长且充满博弈，但数字货币等技术变革与南南合作的金砖扩容为其提供了历史性窗口。未来十年，人民币能否突破“外围货币”瓶颈，既取决于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深度，也受制于全球地缘经济格局的重构走向。
中国货币信用生成的共同性机制
“坚持把进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③
构建以资源供给持续、物质生产坚实、多边贸易稳定等边三角形的耦合性锚定基石，是人民币体系在国际货币格局中实现主动性、共同性、信用可实现性以及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新探索。这一战略需以系统性思维整合资源安全、产业升级和全球合作，形成“硬实力支撑信用、多边合作拓展共识、制度创新激活自主性”的耦合逻辑。三大锚定维度形成等边三角形的信用框架，将突破传统货币体系“单一锚定物＋中心国家信用”的线性逻辑，使货币信用的支撑维度从“点（单一标的）”扩展为要素网络的“面”，从“单向依附”升级为“多元共生”。等边三角形内接圆面积的动力学方程可判断三种体系耦合的效率和生成信用的大小。
“金融交易涉及复杂多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信息不对称特征，对信用要求非常高。”④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思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应全球货币体系从“霸权主导”向“多极共生”转型的现实需求。
一、资源供给持续：筑牢人民币的“实物信用”基础
1.关键资源绑定人民币定价权
锚定能源人民币结算网络，深化与俄罗斯、沙特、伊朗等资源国的本币结算协议，推动石油、天然气、矿产等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例如，2023年中俄能源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超80%，上海原油期货（INE）交易量跃居全球第三，逐步打破“石油美元”霸权。战略储备与供应链韧性：建立稀土、锂、钴等关键矿产的国家储备机制，通过“一带一路”资源走廊（如中巴经济走廊、中老铁路）保障资源运输安全，降低美元周期对资源供应的冲击。
2.资源金融化创新
以人民币计价资源衍生品，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铁矿石、铜期货期权，吸引国际投资者对冲风险。增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绿色资源挂钩金融工具，发行“碳基信用债券”“绿电人民币”等产品，将可再生能源（如光伏、风电）产出与人民币资产收益绑定，吸引ESG资金流入。
二、物质生产坚实：锻造人民币的“价值创造”内核
1.高端制造业赋能货币竞争力
升级产业链与人民币结算绑定，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半导体等优势领域，要求海外客户以人民币支付，形成“技术输出－货币输出”双循环。提升数字生产力与货币效率，依托工业互联网和智能供应链，推动跨境B2B支付数字化，通过CIPS＋数字人民币实现“生产－贸易－结算”无缝衔接。
2.供应链金融体系重构
“链主”企业主导本币生态，鼓励华为、中粮、中远海运等全球供应链核心企业，在上下游合同中优先优惠使用人民币结算，形成“以产促融”的闭环。例如，中远海运已在其全球航运服务中推广人民币支付。制造业与金融业协同创新，开发“装备制造＋融资租赁＋信托受益权”组合产品，降低海外买家资金门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
三、多边贸易稳定：构建人民币的“共识网络”
1.区域贸易协定嵌入本币机制
利用RCEP机制深化人民币区域化，在东盟、日韩、澳新市场推动“原产地规则＋人民币结算”联动，早日建成RCEP区域内人民币清算枢纽，降低汇率摩擦成本。构建“金砖＋”贸易结算联盟：利用金砖组织扩容的契机（埃及、埃塞俄比亚等新成员），建立成员国间大宗商品人民币结算池，发行“金砖共同数字货币”试点跨境支付。
2.多边平台规则重构
促进WTO改革与货币权利主张，联合新兴经济体在WTO框架下推动“贸易救济措施本币化”，要求反倾销保证金、补贴补偿以人民币或本地货币支付，削弱美元在争端解决中的特权。
扩大危机时期的货币互助网络，增加《清迈倡议》（10＋3区域性货币互换）多边化协议中人民币份额，与东盟、上合组织成员建立“人民币流动性互换池”，应对全球流动性紧缩冲击。
资源供给持续—物质生产坚实—多边贸易稳定”为核心的等边三角形耦合框架，本质上是对货币信用基础理论的范式创新。三大要素的等边三角形耦合逻辑，其要点在于“耦合性”与“平衡性”：三大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资源支撑生产、生产激活贸易、贸易反哺资源”的闭环循环，且任一要素的权重与支撑力相对均衡，避免单一依赖导致的系统脆弱性。
资源供给持续可控作为货币信用的“物质底座”，涵盖能源（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矿产（稀土、锂、铜）、粮食等战略资源的稳定获取与储备能力。其核心是通过双边长期协议（如中俄石油管道20年供应协议）、多元进口渠道（从中东、非洲、拉美分散采购）、储备体系创新（战略石油储备＋资源人民币计价），构建“不被单一国家卡脖子”的资源安全网。这一要素解决货币信用的“生存锚”——若资源供给断裂，生产与贸易将失去物质基础，货币信用无从谈起。
物质生产坚实作为货币信用的“创造锚”，体现为全产业链控制力（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300种产量全球第一）、技术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占GDP2.55%，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全球市占率超60%）、供应链韧性（疫情期间保持53个工业大类全开工）。生产能力的核心是“将资源转化为满足全球需求的商品”，让货币与“可触摸的价值创造”绑定，而非依赖虚拟金融资产（如美元与美股、美债的循环）。
多边贸易稳定共赢：作为货币信用的“流通锚”，体现为贸易网络的广度（与128个国家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深度（RCEP区域内贸易占比30%，“一带一路”贸易额超12万亿美元）、结算自主性（本币结算占比从2015年不足10%升至2025年31.5%）。贸易的核心是让货币嵌入全球交易场景，通过“商品－货币－再商品”的循环形成使用惯性，同时借助多边机制（如金砖扩员至36国）构建“去中心节点”的贸易网络，避免被单一市场制裁切断流通渠道。三者的辩证统一体现在：资源供给为生产提供“原材料保险”，生产能力为贸易提供“商品弹药”，贸易网络为资源与生产提供“价值实现通道”。等边三角形的结构意味着“短板决定上限”——若资源供给依赖单一国家（如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或生产能力空心化（如美国制造业占比降至8.4%），或贸易网络被地缘政治切割（如英国脱欧后的欧盟贸易成本上升），货币信用的稳定性将被击穿。
传统货币体系的锚定逻辑始终未能摆脱“单一中心”或“线性依赖”的局限，而等边三角形框架实现了三重突破：
1.从“单一标的锚定”到“要素网络锚定”
历史上的货币锚定始终围绕“单一核心”：金本位锚定黄金（物理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锚定美元－黄金（双标的但美元主导），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锚定美国国家单一信用。
单一标的的致命缺陷是“标的波动即货币危机”——黄金产量不足限制货币供给，美元信用扩张导致全球通胀（2020年无限QE引发全球物价上涨）。等边三角形框架将锚定物从“单一标的”转化为“资源－生产－贸易”的网络关系：资源供给的稳定性、生产转化的效率、贸易网络的密度，共同构成货币信用的“复合锚”。其信用基础不再依赖某类商品或某个国家的承诺，而是依赖“全球经济循环中不可替代的节点地位”——中国既是最大资源进口国（支撑资源国出口）、最大生产国（支撑消费国供给）、最大贸易国（连接资源国与消费国），这种“枢纽角色”本身成为信用背书。
2.从“中心－外围依附”到“多边共生信用”
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是“中心国家定义规则，外围国家被动适应”：美元作为中心货币，通过SWIFT、IMF等机制将外围国家纳入其清算体系，外围国家的货币信用本质上是“美元信用的派生”，如新兴市场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超60%。这种结构导致“中心国家危机向外围传导”，如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外围国家被中心国家制裁”，如美国冻结伊朗美元资产。
等边三角形信用框架的核心是“共同信用创造”：资源国通过人民币获得稳定的生产品供给，如沙特用石油换中国基建；生产国通过人民币获得资源保障，如中国用制造业产品换俄罗斯能源；消费国通过人民币获得供应链稳定，如东盟用人民币进口中国机电产品。三方在贸易循环中形成“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的共生关系，人民币的信用不再是“中国单方面承诺”，而是“多边利益绑定的共识”。这种“共同性”突破了“中心－外围”的零和博弈，使人民币信用具备“非霸权性”——它的扩张不依赖军事或金融压制，而依赖“提供更稳定的经济合作选项”。
3.从“金融信用主导”到“实体经济锚定”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信用本质上是“金融信用主导”：美元发行与实体经济脱钩，依赖华尔街金融市场的深度和美元在石油、大宗商品定价中的垄断地位。这种“金融空转”导致货币信用与实体价值创造脱节，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2008年房地产泡沫。等边三角形信用框架则回归“实体经济本位”：资源是实体经济的“源头”，生产是实体经济的“转化”，贸易是实体经济的“循环”。人民币信用的扩张与全球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绑定——中国每增加1元人民币跨境结算，背后对应1元的矿产、1元的机电产品或1元的基建服务交易。这种“信用与实体价值的锚定”，避免了金融空转导致的信用虚高，也使人民币在“去杠杆”“防泡沫”上具备天然优势。
等边三角形信用框架并非理论空想，而是中国近十年实践的逻辑总结，其有效性已在局部领域得到验证：
资源－生产的耦合案例：中俄“能源－制造业”互换——俄罗斯每年向中国出口6000万吨原油（资源供给），中国向俄罗斯出口汽车、家电、智能手机（物质生产），双方以人民币结算（2024年结算占比92%）。这种“资源换制成品”的闭环，使人民币在俄中贸易中的信用不依赖美元汇率，而依赖“双方刚需的匹配度”。
生产－贸易的耦合案例：RCEP区域内“产业链人民币结算”——越南从中国进口电子元件（生产环节），加工成手机后出口至马来西亚（贸易环节），全程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在此过程中并非“强制使用”，而是因为“中国在电子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全球70%的电子元件产自中国），使用人民币可降低汇率波动成本，相比美元结算，企业汇兑损失减少40%。
资源－贸易的耦合案例：中东“石油人民币＋人民币债券”循环——沙特出口石油获得人民币（资源－贸易），用人民币购买中国光伏设备（贸易－生产），剩余人民币投资中国国债或中东人民币债券（贸易－金融）。这种“石油－人民币－基建－债券”的循环，使人民币信用与沙特的能源出口、中国的光伏产能、中东的基建需求深度绑定，形成“离开人民币则多方利益受损”的稳定结构。
等边三角形信用框架虽具创新性，但在实践中仍面临三大理论与现实挑战：
1.要素平衡的动态难度：等边三角形的稳定性依赖三大要素“权重对等”，但现实中可能出现“某一要素短期失衡”。例如，若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引发资源要素波动，可能导致生产环节成本上升，进而削弱贸易竞争力；若美国对中国芯片禁运升级，使生产要素流动受限，可能影响高端制造业出口，进而降低贸易网络的吸引力。如何通过政策工具，如资源储备调节、产业链自主可控、贸易伙伴多元化维持要素平衡，是对框架韧性的考验。
2.多边信用共识的脆弱性：“多边共生信用”的基础是“利益一致”，但地缘政治可能打破共识。例如，印度作为资源需求国与生产国，虽与中国贸易额超1200亿美元，但因边境问题对人民币结算持谨慎态度；欧盟虽依赖中国稀土，但因意识形态差异对CIPS接入有限制。如何将“经济利益”转化为“制度性共识”，如推动人民币纳入区域储备货币、建立多边结算互认机制，是框架从“实践探索”走向“理论成熟”的关键。
3.与现有货币体系的兼容性：等边三角形信用框架并非要“取代美元体系”，而是“补充美元体系的缺陷”，但仍可能引发美元体系的反制，如美国推动盟友排除人民币结算、限制资源国使用人民币计价。如何在“不触发系统性对抗”的前提下实现框架扩展——既保持与美元体系的必要互动，如部分贸易仍用美元作为汇率锚，又逐步建立独立的耦合网络，需要理论上明确“竞争－共存”的边界。
等边三角形信用框架的价值，不仅在于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霸权式路径”，更在于为全球货币体系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可能性：当单一货币霸权因“信用透支”，美元债务高企、“功能失效”无法应对资源波动与产业链重构而合法性下降时，“资源－生产－贸易”的耦合锚定，代表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多边共生为原则”的货币信用新逻辑。
这一框架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打破了“货币霸权必然更替”的历史循环论，证明货币国际化可以通过“成为全球经济循环的稳定器”而非“掠夺者”实现；它超越了“金本位”与“信用本位”的二元对立，提出“网络关系本位”的新范式——货币信用的本质，是其在全球资源配置、价值创造、贸易循环中“不可替代的节点价值”。
人民币体系的崛起并非简单替代美元，而是通过资源、生产、贸易三大锚点重塑国际货币的信用生成逻辑——从“美元－美债”的虚拟循环转向“资源－制造－贸易”的实体循环。货币信用是一组关系，铆定在网络关系上，是一种本质的回归。这一路径既需中国夯实自身硬实力，更需以多边主义框架构建利益共同体，最终实现“主权货币信用扎根于人类共同发展需求”的新范式。在此过程中，人民币的主动性（自主可控）、共同性（互利共赢）与信用可实现性（稳定预期）将实现动态统一，为全球货币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方案。
注释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新华社2025年4月25日电。
②张悦：《美元信用边际递减不可逆转》，国际金融报，2025.5.26。
③④《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3月第一版，第513页。
蒲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著作奖获得者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8月号，总第332期，P112－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