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冲突田野调查与战争民族志等实地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为揭示冲突的深层社会动因与感官经验提供了独特的路径。实地研究通过“微观转向”弥补了传统方法的不足，强调感官体验与情感维度在理解冲突社会动态方面的关键作用，借助人类学的“深描”、战地新闻的灵活操作和国际组织的结构化框架来构建适应复杂环境的研究路径。在现实中，安全风险、伦理困境与后勤限制对实地研究的开展构成了诸多制约，可通过弹性研究设计、身份策略调整与跨文化伦理应对挑战。这些发现不仅能够为冲突地区研究者提供操作性指南，也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与和平建设的实践策略贡献方法论视角。

在当前国际政治生态日益不确定和国际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冲突研究面临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和可靠性问题。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变得愈加困难，辨别信息真伪的挑战也随之增加。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方法由此成为应对这一复杂局面的有效工具。作为获得区域知识的重要方法，实地研究也为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以及同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话架起了方法论桥梁。

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冲突田野研究或战争民族志，是以实地考察的方式到达武装冲突进行中以及冲突结束后的地区进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力求揭示被遮蔽的微观社会动态。这一研究方法时常被称作“危险的田野”，突出其面临挑战性的研究环境。

本文旨在梳理国际冲突实地研究方法的脉络与传统，尤其是侧重其在当今全球冲突背景下的实际应用，尝试系统性地探讨该方法在未来研究中的前景。有别于历史学和考古学中的走访战场或收集文献等方法，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实时冲突的研究，强调将研究者在现场的直接经验和参与式观察作为研究材料的来源。笔者通过2018—2024年在叙利亚、黎巴嫩、哥伦比亚、乌克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地的实地考察，分析这一方法在当前国际冲突中的独特价值与面临的挑战。

本文侧重探讨三方面内容：一是实地研究的动因，即为什么要进行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本文认为，实地研究能够捕捉武装冲突中被忽视的微观社会现象，提供不可替代的信息源，对宏观分析和定量研究进行补充。二是研究方法论的学科谱系，即从何种学科传统和公共实践中获得冲突实地研究的方法启示。本文呼吁从人类学、新闻报道和国际组织实践方面借鉴冲突实地研究的工具和路径，并以国际关系的学科视角进行方法论整合。三是分析实地研究方法的应用，即如何在冲突环境中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本文总结了确定目标、身份、时间地点、信息源和道德伦理五个开展研究设计的维度。

为什么需要开展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

在众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选择耗时耗力的实地研究方法或将其作为混合方法的一部分是由国际冲突的特性与实地研究方法的属性共同决定的。

首先，实地研究方法的主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提供重要的替代性信息源。这样的信息源并不仅仅是完善既有资料以补全“冲突拼图”，而且是通过直接进入冲突地区与当地居民互动，捕捉到被忽视的微观社会现象，提供更贴近现实感的替代性信息源，因而在取向和立场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其次，实地研究往往可以带来“反直觉”的发现，会对既有理论和习惯性的认知构成挑战。研究计划中涉及研究问题的形成，衡量好的实证研究问题的标准在于其是否存在对既有结论框架的突破以及同直觉和习惯性认知之间形成张力。冲突现场的社会现象往往与外界预期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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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实地研究带来的不仅仅是功能性获益。战争不仅是信息的集合，更是一种感官体验的场域。人类学对感官的关注以及国际关系中的“视觉转向”和“情感转向”强调了身体经验在冲突研究中的重要性。这种身体经验既是研究者进入当地个体生活的亲身感受，也是实地经验的组成部分。

尽管实地研究具有显著的优势，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进行冲突研究的最优方法，其应用仍面临一些限制条件。一方面，在冲突地区开展实地研究存在人身安全隐患，研究者可能面临暴力、绑架或被卷入冲突的风险。这要求研究者在选择实地调查时需要审慎评估其必要性，并确保安全保护措施到位。另一方面，冲突地区的基础设施往往受损，交通、通信和生活保障不完备，停电或物资短缺也可能中断研究进程。这些后勤问题的存在要求研究者在规划阶段做好充分准备。与新闻从业人士和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不同，研究者不需要追求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进行即时性的新闻采写或社会救援。这种时效性方面的灵活性使得研究者可以等到基础设施较有保障后再规划和开展冲突地区的实地研究。

跨学科视角下的实地研究方法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冲突研究具有自身的特点，包括冲突环境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局势的动态变化以及研究环境的危险性等。因此，冲突研究方法论并不仅仅来自国际关系学科，而且从人类学、新闻实践和国际组织的工作模式中汲取了经验。这种跨学科借鉴是对冲突研究需求的适配与再造。

人类学的战争民族志为冲突实地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这一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揭示冲突中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意义。人类学传统上关注部落战争和暴力等小型共同体中的冲突，随着冷战后全球冲突形态的转变，其研究对象扩展至内战、宗教暴力和安全化议题。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出了“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概念，强调应通过细致观察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这一方法在冲突研究中尤为适用。

与人类学非正式、长期自然融入的“深度浸泡”（deep hanging-out）方法不同，战地新闻实践能够为冲突研究提供短期田野工作的实用操作框架。自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开创战地报道以来，战地报道已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经验体系，包括快速信息收集、与受访者的接触技巧以及高风险环境中的安全指南等。然而，新闻与学术研究的目标差异导致了方法论上的适配难题：战地报道以时效性和公众关注为导向，通常聚焦突发和重大事件，学术研究则更关注冲突的长期进程和结构性的因果关系。新闻机构的报道受意识形态影响，也容易产生偏差而影响其客观中立性。

国际组织与人道主义机构则为实地冲突研究提供了操作模板和组织化的流程。这些机构长期活跃于冲突一线，通常需要与当地群体建立持续联系。比如，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遵循标准化数据收集流程，根据冲突环境选择概率采样或非概率采样，如遇到安全限制时采用方便抽样，确保快速接触可达人群，需要深入了解时则采用滚雪球抽样，分层抽样确保社区代表性；定性访谈中根据受访者的规模和身份开展焦点小组访谈、关键信息人访谈和半结构化问卷调研；研究伦理上践行“不伤害原则”，利用保护信息管理系统和通用操作数据集确保数据的兼容性和比较性，在保证结果及时共享的同时保护当地参与者的隐私。

国际冲突实地研究的三种跨学科来源在目标、方法与伦理要求上既有交集又有分歧。人类学追求微观洞察与理论建构，强调研究者的主观参与；新闻实践注重即时传播与公众影响，利于短时间的田野调查开展；国际组织聚焦人道主义救援及国际发展项目的执行效果，重视流程化的操作。虽然三者都重视实地考察和一手资料的获取，弥补了传统冲突研究的不足，但这些方法的差异也带来了诸多适用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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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挑战，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实地研究需要在跨学科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调和。研究者可结合人类学的深度洞察、新闻实践的灵活操作和国际组织的结构化框架，形成符合国际关系学特质的冲突实地研究方法。跨学科的方法整合需要应对冲突研究中的伦理和安全挑战，同时提升研究的可持续性。如在设计研究时，研究者可借助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建立信任基础，以新闻实践的安全策略保障实施过程，再有效运用国际组织系统化的数据收集工具。冲突实地研究方法论的多种来源共同推动了冲突研究的“微观转向”和丰富的实践，而在学科差异中如何找到平衡点将直接影响实地研究的实施效果。

国际冲突实地研究路径

基于前文对方法论的跨学科梳理，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可在方法整合的基础上从五个关键维度展开操作，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伦理性和可行性。

（一）确定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

在研究旨趣和具体问题成形后，研究者首先需要确定通过实地研究能否为研究问题提供新视角或新材料，即明确实地研究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研究者需要立足问题本身自行判断哪一类别的研究对象有必要进行实地接触与交流。此外，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应保持开放性，以适应实地研究的偶发性与复杂性。冲突现场常伴随意外事件或新发现，这些“计划外”的素材可能挑战初始假设，推动研究向更深层方向发展。

（二）确定研究者的身份

研究者的身份在实地研究中至关重要，会直接影响与当地社区的互动与信任建立。在实地研究中同研究对象接触时，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统一介绍自己，这是民族志的方法中被广泛讨论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问题。个人身份的清晰定位能够增强研究者的真实可靠度，扩展接触受访者的范围，获得有价值的数据材料。这涉及研究伦理、研究材料可及性和研究者人身安全等问题。当进入冲突现场时，研究者应清晰与统一地呈现身份，避免模糊或反复调整。以学者身份开展研究通常是最自然的选择，研究者借助一定的学术声誉和社会认可同当地学者建立联系有助于融入知识网络、展开访谈和进行观察。此外，研究者的国籍、民族、宗教、种族和性别身份都会影响当地的研究方式和可接触到的人群。研究者需要审慎考虑是否强调或是淡化自己的某种身份，身份选择和强调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三）确定进入实地的时间地点和研究时长

进入冲突实地的时机、地点和时长直接关系到研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果研究目标不是交战环境，可以避开高烈度冲突期而选择战事稳定、双方处于相持阶段或是谈判阶段时展开调研。需要注意的是，谈判阶段虽然可能降低冲突烈度，但双方可能利用军事行动增减筹码，因此研究者需要谨慎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此外，选举、国际峰会、重大军事行动等关键事件前后可能成为观察当地社会变化的窗口和契机。研究地点的选择上应优先考虑基础设施和物资保障，通常选择后方。军事威胁不是研究者在冲突地区面临的唯一安全问题，食物、洁净水、电力、网络、药品医疗短缺或自然灾害对个体的生活影响可能更大。居住地点上应尽量选择在民事建筑，远离军事设施、政府建筑和外国机构驻地。

在研究时长方面需要平衡参与式观察的深度与安全需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强调长期的“深度浸泡”和参与式观察，虽然没有硬性的时长要求，但是预计田野调查可达一年或更久。在战事较为稳定或战后的环境下，研究者可以规划较长的驻扎时间，或选择多次返回性的田野调查来满足参与式观察的需要。然而，在冲突烈度较强或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研究者往往不得不缩短在实地的驻扎时间。时长既要保证研究者在当地的时间能够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也要考虑到研究者自身对战时环境的承受能力。

（四）确定信息源

无论是出于研究目标需要还是自身在冲突实地的安全考虑，研究者应确定和完善信息源，围绕自己的实地研究计划建立微型“信息生态系统”。战时的信息源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学术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用于建立有关当地社会和冲突的理论与历史框架，为研究提供背景。二是新闻媒体。研究者需要关注在当地设有办公室和记者团队的国际新闻媒体以及本地的新闻平台，对比来自不同政治派别和立场的新闻。三是国际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在一线工作的机构能够提供有关冲突的即时信息。四是当地的研究助理和朋友。这是尤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可在紧要的时刻提供帮助。五是亲身经历和观察。战时信息变化迅速，不能单纯依赖外界的信息源。研究者只有通过多方提问比较辅以自身的经验，才能做出临场的判断。

（五）确定研究伦理和道德底线

首先，尊重个体是指尊重个体权利，保障参与研究者的知情同意权，参与者必须在充分了解研究内容、目的、风险和收益的前提下自愿参与，研究者要确保所有信息清晰并易于理解。同时，在具体开展研究时需要保护易受影响人群，对于未成年人和残障群体等缺乏完全自主决策能力的人应提供额外的保护措施，确保他们不会被强迫参与或受到不公平对待。其次，善行是指研究应当对参与者及社会带来助益，规避和降低潜在的伤害。设计研究时应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收益，保证“不伤害”的底线，采取措施减少参与者的生理和心理风险。最后，公正是指研究的利益和负担应公平分配，不应因种族、性别和经济状况等原因使研究群体受到不公对待。选择研究对象时既不能仅仅因为特定群体的易接触性或弱势地位就将他们纳入研究，也不能将特定群体完全排除在外。研究产生的知识和利益应尽可能公平地分配，避免特定群体受到不公平对待。

结语

本文提出了目标设定、身份选择、时间地点规划、信息源构建和伦理保障五条具体操作路径，为冲突地区的实地研究提供了实践性指导。从理论层面而言，实地研究推动了冲突研究的“微观转向”，强调感官体验、情感维度和个体能动性在理解战争中的重要性。这一转向深化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为和平建设提供了新视角。从实践层面而言，实地研究为冲突地区的政策干预和人道主义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批判性视角。因此，实地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具有学术价值，也可能对冲突地区正常秩序的恢复和建设产生潜在的促进作用。研究者在进行长期研究时可能与当地社区建立深厚的联系，这不仅可以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还能为冲突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不仅是一种方法论工具，更是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桥梁。通过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的深度融合，研究者得以突破远距离想象的局限，将微观经验升华为中观或宏观的理论框架。这种基于实证的“在地化理论化”路径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动态的认知框架，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预设，有助于推动全球冲突研究的知识多样性。

吕晓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