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产业是众多企业组成的集合体，企业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基础。本文从企业升级出发展开到“产业整体升级（Overall Industrial Upgrading）”的研究。作者在长期调研和研究企业升级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整体升级的趋势性特征进行了扫描和扼要论述。在修改重构全球价值链（RGVC）模型效果衡量的基础上，提出产业整体升级模型，并提出衡量实现“产业整体升级”的三个指标：全球第一的产业规模，技术含量和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形成全产业链控制或完善的产业生态圈。通过对游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研究，运用调研和产业数据拟合研究，验证上述模型和观点，探讨我国“产业整体升级”的关键因素，并首次对由此所推动的全产业链构建与产业全球重新布局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 ：全球竞争；企业持续升级；重构全球价值链；产业整体升级
一、引 言
（一）产业整体升级、产业整体优势提升已成为中国经济的趋势性特征
企业持续升级并由此而形成的“产业整体升级（Overall Industrial Upgrading，OIU）”（毛蕴诗，2010；毛蕴诗等，2011）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独有的趋势性特征，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产业整体升级是企业持续升级的合乎逻辑结果，并且伴随着我国在众多产业整体优势的提升。这不仅能夠解释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时也是当前中美激烈贸易冲突中我国强势应对背后的逻辑。
用DeepSeek等智能软件对中国在全球领先的产业基本面进行扫描发现：中国在全球领先产业覆盖制造业、科技、基础设施、新能源等多个领域。许多产业先后在规模、市场份额、全产业链覆盖、技术创新、环境机制上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和/或形成整体优势，具有朝着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趋势与特征。
早在21世纪初，中国家用空调、冰箱、洗衣机、自行车等产品较早地实现对跨国公司产品的替代，实现产业整体升级。2010年中国空调产量占据全球比例提升至80%，其供应链如压缩机、电机等，已完全自主化。2011年，中国台湾自行车产业整体升级，实现从代工到自主品牌全球化，业务收入全球第一。
随着企业持续升级，不断涌现新的整体升级的产业，向更多的传统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扩展。例如，家具制造、纺织、建筑陶瓷及其装备机械、电子产品等都由模仿代工到自主创新，成为全球领先的产业。在消费电子等行业，中国的新品研发周期仅为欧美的一半。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中国企业在发展模式、市场拓展、新品研发等方面快速反应，在许多领域迅速形成优势，企业持续升级，形成规模并实现产业整体升级。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全球最大，2023年交易额超50万亿元（淘宝、京东、拼多多），移动支付覆盖中国90%以上用户（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的电商（阿里、拼多多）和移动支付（微信、支付宝）等数字经济模式全球领先。同时，我国拥有全球30%以上的AI专利（百度、华为、商汤科技），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技术全球领先（科大讯飞）。在5G（华为）领域开始占领技术高地。在云计算领域，阿里云是全球第三，仅次于AWS、Azure，亚太市场份额第一。
近年来，在高科技领域和新兴战略产业，中国企业实现了整体崛起。例如，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60%，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成全球第一；大疆占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70%以上；宁德时代等锂电池企业占全球动力电池市场的60%；全球光伏组件70%以上产自中国等。中国这些产业的规模不仅明显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有的产业仅仅为中国独家所拥有。
从我国主要领先产业及其表现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企业大军已超越“单兵作战”“孤军突破”的企业升级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已形成支持企业持续创新、持续升级、产业整体升级的良好基础环境机制。
从产业整体升级的基础看，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最多的产品系列，最完整涵盖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所有环节的全产业链，尤其在制造业（如电子、纺织、机械）领域优势显著。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国家。另一方面，庞大的生产规模降低了单位成本，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约80%的空调、70%的手机均来自“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超过美、德、日、韩四国总和（世界银行2022年数据）。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超200种的产量和出口量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工信部2023年数据）。据统计，我国有52家上市公司在各自的产品或细分领域居于全球排名第一。这些产品、企业、产业都可以成为产业整体升级的后备军。
从环境和机制方面看，我国拥有以深圳为代表的许多产业园区，其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类似于美国硅谷，并在某些方面优于硅谷。这些园区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中介服务、文化氛围，形成了鼓励创新创业、支持企业高速成长的要素机制，培育出众多的世界级企业。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为例，公司于1999年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并引导社会资本设立，实行市场化运作，截至2024年已投资培育超过250家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不少已成为世界级企业，并带动了产业整体升级。在资源配置要素动员方面我国企业能够高速高效作出反应。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产业集群大大提高了供应链效率，深圳的电子产业配套可在1小时内完成。即使在疫情期间中国供应链也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2020年口罩日产量从0.2亿只飙升至1.2亿只。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中国中西部仍保留相对优势，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进一步降低了综合成本。这种效率和优势有利于激发产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同时，我国拥有全球最广袤的内需市场空间和外贸韧性，积极的政策扶持与基础建设，有利于促进产业整体升级，促进这种趋势性特征的持续。14亿人口消费市场吸引外资，同时培育本土巨头（如字节跳动）；“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支持新能源、半导体等战略行业，拥有全球领先和高效的高铁、港口和5G网络建设，物流效率支撑出口竞争力，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缺少的产业整体升级的推动因素。
综上而言，产业整体升级、产业整体优势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趋势性特征。可以预见，我国企业将在持续创新、持续升级的进程中推动更多的产业整体升级。
（二）从企业升级迈向产业整体升级—中国经济管理领域的前沿问题
本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企业一直在努力尝试转型升级，当中也不乏许多成功的案例。企业作为一个产业的基本单位，对产业升级有着重要影响。产业升级的研究大多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展开。然而，自2015年以来，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企业持续升级、重构全球价值链（RGVC）的趋势更加明显。重构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对全球环境变动做出的战略反应，是融入世界经济的崭新方式。特别是，近十年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段位攀升，全球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与此同时，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实践也正在向着深度与广度发展，从企业升级迈向“产业整体升级”。
从国际竞争的视角看，国家竞争优势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层面，更多取决于产业层面。迈克尔波特所著《竞争优势》一书比较接近本文的研究，但是它研究的主题是企业层面的竞争（迈克尔·波特，1997）。作者自2005年以来，一直进行中国企业升级的研究，并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省数十家企业和相关产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于2010年提出了“产业整体升级”的概念，即一个产业通过系统性、多维度的变革，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效率的状态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效率的状态跃迁的过程，开启了产业整体升级的学术研究。但是初步的文献研究表明，对于我国产业整体升级的研究远远跟不上实践的发展。
企业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基础，为此本文从企业升级和重构全球价值链展开到“产业整体升级”的研究。作者对重构全球价值链（RGVC）模型进行了部分修改，提出产业整体升级模型，并提出衡量实现整体升级产业的三个指标。通过游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车进行研究，验证上述模型和观点。并首次对由此所推动的全产业链构建与产业全球重新布局进行深入探讨。
二、文献研究
文献检索表明，在此之前中外文献中并无“产业整体升级”（Overll Industryial Upgroding）的概念，但是若干文献涉及到了产业升级这一领域。
（一）国内外产业升级研究的相关观点
1.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研究
早期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将企业视为产业升级的分析单元（Gereffi，1999），但相关实证研究的主要分析单元却更多聚焦于集群、行业、地区以及国家层面（Giuliani et al.，2005；Humphrey & Schmitz，2002；Tewari，2008）。Gereffi（1999）以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为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了服装业中国际贸易与产业升级，将产业升级描述为一种多维度的动态过程，该过程能够在多个分析层面得以体现——从微观层面的工厂内部，到中观的企业间网络、地方与区域经济体，再到宏观的国家整体，均可见其踪迹。这种多层次的观察视角不仅揭示了产业升级的复杂性，也为理解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参与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框架。产业升级概念的提出，揭示了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改善的机会。Gereffi（2005）通过分析墨西哥服装业出口导向型增长，从生产模式转型（从组装到全链条生产）、价值链地位提升（向上游和高附加值活动延伸）、技术与组织能力增强（适应高端市场需求、合规与标准提升）等维度分析产业升级的特征。
2.产业升级的动态性与机会窗口
关于产业升级的路径，学者们认为其受到GVC治理模式和当地制度的双重影响。Gereffi（1999）强调了三大推动力：首先，采购商驱动商品链的主导作用倒逼供应商升级；其次，供应商通过与国际采购商的合作，利用组织学习与知识转移，学习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运营等隐性知识；最后，通过区域网络协同整合区域资源，形成多层级的供应链分工。另一部分研究关注到后进国家创新系统在产业升级中的重要性，例如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构建强大的创新系统对于克服能力缺陷、从而摆脱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出口专业化模式、转向可持续的知识驱动型竞争力发展路径具有关键作用（Fu，2015；Lee et al.，2018）。因此，后进国家采取选择性产业政策（如定向补贴、技能培训）比全面保护更为有效，同时加大对供应链本土化的要求对于减少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具有明显效果。
近年来国外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转向其动态性特征。例如Lee & Malerba（2017）提出一个解释全球产业领导权更替（称为“追赶周期”）的理论框架，通过对手机、相机、半导体、钢铁、中型喷气式飞机和葡萄酒等六个行业的实证案例分析，识别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三类机会窗口：知识技术变革窗口、市场需求变化窗口和制度政策调整窗口，指出产业领导权的变化取决于后发国家和企业与先发国家和原领导者对机会的响应能力差异。Gao et al.（2023）以中美技术脱钩为背景，探索了半导体企业通过适应性战略调整，实现了在GVC中的持续升级，这种升级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政府政策（如出口管制）和市场环境变化而动态调整的，表明一国产业通过持续调整战略（如技术选择、区位布局）可以在逆全球化环境中实现升级。
3.产业升级的外部驱动因素
产业整体升级离不开主导企业的升级与引领，而企业升级的驱动因素主要来自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内部资源与能力。毛蕴诗等（2009）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OEM企业升级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而基于“适应性学习”的企业能力决定了OEM企业的升级战略。许剑雄和张纯（2017）指出，我国建筑陶瓷产业升级的动力主要来自产瓷区之间的竞争、省内城市之间的竞争，以及企业在资源、环境、政策、市场和成本等领域所承受的多重压力。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国际竞争压力迫使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Gereffi，1999）。Mckeon et al.（2004）等指出，爱尔兰、芬兰等小规模国家正是通过主动承接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成功推动了本国产业的更新换代与升级。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企业通过改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积极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改变所处地位并追求高端环节的巨大利润是企业重构全球价值链以及实现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因（毛蕴诗和王婕，2022）。
4.产业升级的内部驱动因素
技术创新被视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产业升级的本质是技术升级，技术创新不仅是产业系统演进的基础，也是企业实现高附加值的最有效途径（秦臻和倪艳，2006）。当前，数字化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正加速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转型。郭凯明（2019）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还显著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从而为产业整体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动力。与此同时，段婕和孙明旭（2016）从产业全局视角分析指出，我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是实现其从全球价值链下游向中上游攀升的关键路径。
此外，毛蕴诗等（2009）研究指出，企业升级的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家精神、品牌意识、关键资源以及核心能力等方面，这些因素对企业升级具有显著影响。不少案例企业中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及创新驱动，也是企业重构全球价值链以及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驱动力（毛蕴诗和王婕，2022）。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与论述，更强调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的经济效果，以与社会升级和环境升级区分开来，因而并不关注产业升级的局部还是整体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已有研究没有明确区分企业升级与产业升级，因而缺乏对二者之间联系机制的观察，更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持续投资关键技术开发，实现创新赶超和替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领导地位，直至带动产业中多个企业甚至产业整体升级的现象。
（二）关于产业整体升级
对于“产业整体升级”这一概念，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定义。与“产业结构升级”不同，产业整体升级更强调产业内部的全方位提升，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变革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夏杰长和田野（2024）提出，产业集群升级是集群主体在多重动因的共同作用下，通过持续改进生产流程、提高运营效能、优化产品品质等途径，推动集群内部知识外溢，并实现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跃迁的动态过程。产业整体升级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等手段，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推动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过程（张新芝等，2017）。顺德家电产业集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链整合以及智能制造的重点突破，成功实现了从贴牌代工向自主品牌、从整机生产向全产业链一体化、从自动化向智能化的全面升级（黄利春和梁琦，2021）。然而，需要指出产业集群升级与产业整体升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仅仅是产业升级的一种类型，而且相关研究大多没有考虑全球竞争的格局。
毛蕴诗等（2011）通过对台湾自行车产业整体升级的研究表明，企业通过品牌并购获取新市场机会与新技术，同时采用OEM/ODM与OEM/OBM混合并存的模式，沿着价值链逐步攀升，是实现产业整体升级的重要路径。立足企业竞争与合作的角度，毛蕴诗等（2011）指出，主导企业通过带动中小企业形成互动竞合共同体，成为产业整体升级的重要表现形式与核心驱动力。
如前所述作者于2010年提出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的概念并结合“微笑曲线”进行了解释。在著作《重构全球价值链》（毛蕴诗，2017）中以一章的篇幅初步研究了中国空调产业、自行车产业的整体升级。在本文中，作者围绕“产业整体升级”展开理论探索与经验印证相结合的研究。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产业整体升级模型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企业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基础，产业整体升级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企业持续升级的合乎逻辑结果，并且产业整体升级是企业升级的延伸、范围的拓广与叠加。企业升级发展而来的重构全球价值链（RGVC）的模型，及其背景—动因—路径—效果的研究思路仍然可以用来解释和研究产业整体升级模型。而且企业升级的背景、动因、路径也可以用于产业整体升级。本项研究也采用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来提出产业整体升级模型，并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用衡量产业升级（而不是单个企业升级）效果来进行衡量。因而产业整体升级模型与重构全球价值链模型有许多相同，但是产业整体升级的效果与企业升级的效果有着明显不同的衡量。为此，根据前述产业整体升级的三方面含义，本文在模型中提出三个维度衡量产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效果，并通过两个产业的案例进行调研与分析研究。
（二）产业整体升级模型
本文提出的产业整体升级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与企业重构全球价值链（RGVC）模型在背景、动因两方面的命题基本相同；而在路径方面根据权变理论同样存在多种升级路径但是需要在参考RGVC的同时结合产业的特点展开研究，包括进行专题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不展开讨论）。产业整体升级模型与RGVC的重要差别体现在效果衡量上，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同，而更多地存在差别。图1中标出了产业整体升级效果衡量的三个维度，其具体内容在下一小节讨论。
图 1 产业整体升级（OIU）模型
（三）产业整体升级衡量
衡量重构全球产业链效果主要是技术含量提升和/或附加值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或产业处于主导地位或共同治理地位。本文提出衡量实现产业整体升级的三个指标。
（1）全球第一的产业规模。尽管这是一个相对的指标，一般可以用产业产能或收入占全球50%以上来衡量。如果一个国家某个产业产能占全球50%以上，自然也就是居于世界第一产业。就这个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绝对量的指标。这是一个进入门槛的指标，正如入选世界500强的唯一指标就是企业规模。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产业整体升级是动态的，和自身相比也是重要的衡量。如果某一产业并未达到50%的市场占有率，但是规模居于第一，发展趋势强劲，也可以认为实现了整体升级。
（2）技术含量和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技术含量不仅代表产业当前的技术水平，也可反映产业发展的潜力和竞争力的提升。从有关研究可知，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提升，是企业升级与重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特征。就此而言，这一指标与企业升级与重构全球价值链是一致的。
（3）全产业链控制或完善的产业生态圈：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自主可控，和/或形成绿色环保的产业生态圈。产业升级不仅体现在个体企业的成长，更在于全产业链或整体产业生态系统的优化。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产业融合、产品升级、功能拓展、产业链延伸、并购重组、绿色发展等路径，产业正在探索兼具创新性和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持续升级之路，也包括政府支持（如“中国制造2025”）创新创业与技术突破等。
以上三个指标在产业整体升级的衡量中所起作用各不相同。符合第一个指标就可以认定为产业整体升级，第二、第三个指标则从不同视角衡量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实践中不同产业的衡量结果会有较大差异。
四、两个典型产业的整体升级
（一）中国游戏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嵌入到产业生态位跃升
电子游戏产业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日本、美国和欧洲的重要娱乐工业基础。20世纪末，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网络游戏产业格局雏形已经基本形成，并在21世纪初逐渐走向成熟和大规模发展。美国、日本及韩国是这一时期游戏产业最发达的国家，索尼、任天堂等第一梯队公司的游戏产品和游戏机不仅畅销本国，更是风靡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据全球游戏市场的绝对份额和话语权。美国凭借强大的科技实力，成为全球主机游戏的领导者，外交、政策、技术、文化等各种杠杆因素为美国游戏的海外拓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使其迅速确立了在全球游戏产业的中心地位。“二次元文化”是日本游戏的重要标签，由于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低消耗的游戏娱乐产业很早就被日本政府视为增加内需和出口创汇的重要途径之一。世嘉、任天堂和PlayStation等全球知名的日本主机游戏企业，把家用游戏的概念带向了主流人群，20世纪80年代改变了全球游戏市场格局。
中国游戏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2000年以前，中国游戏产业处于萌芽期，游戏产品以引进和仿制为主，逐步从设备生产转向本土研发，并在政策引导下初步形成市场框架。2000—2006年，中国游戏产业进入混沌期，以代理海外网游为主，市场被美日韩等国开发的爆款游戏驱动，但过度依赖进口产品导致本土研发薄弱，中国游戏企业抗风险能力不足，暴露出产业链下游的脆弱性。2007—2014年，中国游戏产业进入成长期，本土自主研发崛起，以《梦幻西游》《征途》等为代表的自研网游占据市场主导，推动民族游戏市占率超60%，行业从代理模式转向自主创新，资本与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14年至今，中国游戏行业进入技术驱动型赶超期，以《王者荣耀》《原神》等为代表的国产手游依托移动互联网和引擎技术突破快速崛起，不仅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移动游戏市场，还通过文化输出战略实现高速增长。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在海外市场占比提升至28.87%，以中华文化为内核的《原神》《黑神话：悟空》等现象级作品成功打造全球IP，腾讯、网易等游戏企业凭借技术积累和文化创新力稳居全球游戏产业头部阵营。
1.规模优势：中国在全球游戏产业跃居首位
从2015年腾讯游戏开发的《王者荣耀》上线，中国游戏企业在全球游戏市场的份额开始突飞猛进（见表1），2020年中国游戏的全球收入占比首次超越美国，实现里程碑式跨越，至今仍保持首位。中国是全球最大游戏市场，2024年全球游戏市场收入1840亿美元，中国占比为27%，约494亿美元，其中在移动游戏领域优势明显。腾讯、网易等厂商通过“自研+出海”策略，已形成对欧美日韩市场的持续渗透。以腾讯、网易、米哈游为代表的中国游戏开发企业在全球移动游戏收入Top10榜单中长期占据半数以上席位，其中《王者荣耀》《原神》《PUBG Mobile》等头部游戏年收入均超过20亿美元。
表 1 中国在全球游戏市场份额增长
注：数据根据SensorTower等机构提供的研究报告整理。
从产值方面看，中国移动游戏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成效显著。2024年中国移动游戏在全球市场收入达到近400亿美元，占据37.5%的全球移动游戏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企业不仅在研发环节不断突破，还通过投资并购（如腾讯收购Supercell）、技术输出（如米哈游的跨平台引擎技术）和本地化运营，构建了完整的全球价值链。Sensor Tower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游戏企业在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收入占比已超过40%，在欧美成熟市场的渗透率也持续提升。
全球游戏领域TOP5中，腾讯游戏和网易都来自中国，并且这两家企业已经连续五年占据全球游戏行业前列。中国企业入围全球前100游戏公司数量从2015年的15家增长到2024年的42家。米哈游是国内优秀创意游戏企业的典型代表，其开发的游戏《原神》一经发售就成为全球现象级产品，2020年10月上线后仅一个月，同时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新加坡、德国等国家的游戏下载排行榜上登顶，超越腾讯长期全球霸榜的游戏《王者荣耀》。这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在游戏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了巨大跨越，打破了由发达国家占据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地区企业处于被压榨俘获地位的全球分工格局。
2.产业链梯度格局：中国在全球游戏产业打造渠道主导和文化内容生态
游戏产业生态可划分为三层“金字塔模型”，呈现技术、内容与渠道的梯度竞争格局（见图2）。就全球游戏产业而言，金字塔顶层是标准制定层，由美国企业主导核心技术和协议。虚幻引擎（Epic）、Unity等开发工具，以及NVIDIA的图形技术和云游戏基础设施（如AWS）构成了全球游戏研发的底层框架。中国企业近年来通过投资（如腾讯持股Epic），以及自研引擎（如米哈游）正在进行局部渗透，虽然华为、腾讯等国内科技企业已开始自研游戏引擎技术，但尚未突破美国企业的技术标准垄断。这种核心技术依赖直接影响了中国游戏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和利润分配。
图 2 全球游戏产业链金字塔结构及中国地位
金字塔中间层为内容生产层，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凭借3A级（高成本、高体量、高质量）主机/PC游戏占据高端内容霸权。例如《GTA》《塞尔达传说》等IP年收入超百亿美元，并定义行业质量标杆。中国则以移动端工业化能力反超，通过《原神》《王者荣耀》等产品证明规模化产能，但在叙事深度和主机市场仍存在差距。日韩等国则强化IP长青化（如宝可梦）和网游全球化发行（如《绝地求生》）。2024年8月上市的《黑神话：悟空》被视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首款3A游戏，其每小时开发成本超过1500万元，上线4天销售超1000万份，Steam平台获得96%的好评率。这一成功案例填补了中国在高端游戏产品领域的空白。
金字塔底层为用户触达层，整合了渠道控制、流量获取、支付闭环、文化适配的复合系统，该层级处于中美分庭抗礼的全球格局。中国依托TikTok、应用商店预装和本土化运营，主导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欧美则通过Steam、PSN/Xbox Live等平台牢牢掌控高端玩家生态。中国游戏企业在移动游戏发行与运营环节已具备较强的全球市场份额控制能力。
整体而言，中国游戏产业生态正不断优化和全面布局，虽未实现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但在移动游戏工业化、文化输出、AI应用等方面已形成全球竞争力。
3.技术创新：中国在全球游戏产业处于应用层领先和基础层追赶
中国游戏产业的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应用创新与效率提升方面。中国游戏企业在应用技术层展现出全球领先的竞争力，尤其是AI驱动的内容生产和移动游戏优化领域。AI技术的渗透率高达60—70%，领导企业如腾讯、网易、三七互娱已构建全流程AI工具链，显著提升研发效率。此外，中国企业在开发模式和精细化运营方面采用先进的开发模式，运用敏捷开发体系、工业化生产流程和跨时区的全球协同研发网络实现快速迭代开发，并通过用户分层运营、实时数据监控体系、社区化内容运营以及动态的商业化设计打通精益运营流程。上述措施使中国游戏企业能够以3—6个月的开发周期（欧美厂商通常需12—18个月）推出新产品，并通过运营手段将产品生命周期延长至5年以上。在新兴技术融合方面，VR/AR游戏开发、脑机接口等跨界应用探索活跃，如米哈游与医疗机构的合作，体现了较强的技术整合能力。
然而，中国游戏产业在核心技术自主性上与美国企业仍存在差距。游戏引擎高度依赖Unity和Unreal，国内自研引擎技术落后国际领先水平3—5年。中国在游戏硬件生态中参与度较低，主机市场被国际巨头垄断，核心芯片、图形渲染算法等关键技术自主率不足20%。此外，云游戏的底层协议、低延迟优化等关键领域仍受制于海外技术体系。上述基础层依赖导致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受限，利润分配向技术垄断方倾斜。
总体而言，中国游戏产业的技术创新呈现出“应用引领、基础追赶”的态势，在移动游戏优化、AI内容生成、用户体验提升等应用层面积累了显著优势，但在引擎、图形等基础技术领域仍有待突破。随着鸿蒙生态的成熟和国内科技企业在底层技术上的持续投入，中国游戏产业对全球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力会逐步增强，正在从“市场主导”向“技术主导”升级。尽管游戏产业并未达到50%的市场占有率，但是规模居于第一，发展趋势强劲，并且其它两个指标也处于优势和强劲攀升的趋势，所以也可以认为其实现了整体升级。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动全产业链构建与产业全球重新布局
全球汽车产业正经历自内燃机发明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在碳中和目标驱动下，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技术潮流，传统燃油车时代的产业格局和价值链分工正在被彻底重构。这一变革为中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全球汽车产业长期由发达国家企业主导，它们凭借在燃油车领域的技术垄断和垂直整合体系掌控核心研发、高附加值环节及全球供应链，形成排他性产业壁垒。中国虽通过技术引进和合资模式参与国际分工，但受制于知识产权限制与利润分配机制，本土企业难以突破发动机、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形成对外部技术的高度依赖。2010年代，特斯拉引领的电动化浪潮彻底解构传统汽车产业价值链。动力系统被电池、电机、电控取代，供应链重心转向电池与智能化技术。中国企业抓住机遇快速崛起：比亚迪、宁德时代凭借动力电池技术打破日韩垄断，全球市场份额超过50%；比亚迪通过垂直整合模式实现成本优势，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占全球60%，推动磷酸铁锂、高压平台等技术迭代。同时，中国锂电产业链向上游资源（如锂矿）延伸，并通过海外建厂重塑全球电池供应网络。近两年来，智能化成为汽车产业价值链重塑的核心。汽车向“智能终端”转型，软件、自动驾驶与车联网成为竞争高地。中国科技企业（如华为、小鹏）加速输出全栈智能解决方案，并在C-V2X通信标准、换电模式等领域争夺全球规则制定权。比亚迪、蔚来等企业通过“出海+本地化”策略，将中国技术与商业模式嵌入海外市场，推动全球汽车产业从“欧美日金字塔结构”向“中国网状节点结构”转变。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产业规模扩张、产业链垂直整合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就规模而言，截至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市场销量达1286.6万辆，占全球总销量的70.5%；从产业链控制看，中国已掌握新能源汽车90%的锂电池产能、80%的电机专利；技术创新方面，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占比合计超过50%，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引领能力。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突破200万辆，同比增长12%，蝉联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出口国。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已从“产品输出”迈向“技术引领”与“生态共建”的新阶段，正在重塑全球汽车产业的权力结构与价值分布。通过技术替代、成本优势和供应链主导，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正从价值链边缘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实现了产业整体升级，并重新定义汽车产业的未来格局。
1.产业规模扩张：从深耕本土到全球重新布局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扩张始于政策驱动，过去十多年中国通过补贴、税收优惠及双积分政策激活市场需求，加速了新能源汽车企业的产能释放。依托全球最完整的本土化供应链，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环节实现规模化降本，领导企业产能从十万级跃升至百万级，动力电池产能占全球份额超过60%。国内市场培育和产业链规模扩张使中国企业稳居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龙头地位。
国内市场的先发培育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如表2所示，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十年位居全球首位，市场渗透率突破40%，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场景。超大规模市场不仅催生了技术迭代的良性循环——企业通过国内销售获取现金流支撑研发投入，更创造了全球最完整的三电系统供应链体系，动力电池产能占全球65%以上，电机电控国产化率超过90%，形成了垂直整合的产业生态系统。这种供应链深度协同使中国企业的单车制造成本较欧美企业低18—25%，构建起难以复制的成本优势。
表 2 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在全球市场份额
注：根据中汽协等机构发布的数据整理。
同时，正在蓬勃推进的全球化布局表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规模优势的空间延展性。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从2020年的22.3万辆激增至2023年的120.4万辆，出口均价从1.8万美元提升至3万美元，在欧洲市场占有率突破8%。销量与价格的跃升不仅依靠成本优势，更源于全产业链输出能力的形成。宁德时代在德国图林根州建立欧洲最大动力电池工厂，比亚迪在泰国建设东盟地区首个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都展现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从产品出口到产能输出的模式升级（见表3）。产业的全球重新布局使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摆脱了传统制造业的路径依赖，正在形成以技术标准输出、品牌价值提升为特征的全球化新模式。
表 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全球重新布局
规模扩张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显现。全球主要汽车市场设置的碳关税、数据安全审查等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欧美国家高达45%的本地化采购要求，正在考验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运营能力。要求产业在保持规模优势的同时，必须加速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通过构建跨国研发网络、完善海外服务体系、深化属地化经营等策略，将规模势能转化为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2.产业链垂直整合：从关键环节突破到全产业链控制
产业链控制力的增强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核心支撑。通过“三电系统”的技术突破与全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中国企业逐步掌握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关键节点，形成了从原材料到终端服务的完整价值链控制能力，已实现关键零部件自主可控与供应链安全。
新能源汽车区别于传统燃油车的核心在于“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约占整车成本的50%。中国企业在动力电池领域的突破尤为显著，宁德时代2024年全球市场份额高达51.01%，是中国唯一可与松下、LG化学等国际巨头直接竞争的世界级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两家企业的产能总和（约800GWh）已超过全球其他所有电池厂商产能之和。中国企业控制了全球新能源汽车75%的电池产能、85%的正极材料产能和70%的电机产能，拥有覆盖全产业链的绝对控制力。
在充电服务等下游环节，中国企业也展现出强大的布局能力。2024年充换电系统专利公开量TOP20中，半数为整车企业，奥动新能源、比亚迪、丰田位居前三。这种充换电技术的积累，使中国企业在构建新能源汽车生态系统中占据主动。
中国领先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正从单一制造商向全价值链服务商转型。比亚迪构建的“新汽车工业体系”颇具代表性。其西安基地实现每60秒下线一辆整车，芜湖产业园将电机成本压缩至行业均值的60%，欧洲研发中心突破热泵空调低温瓶颈。这种全价值链整合不仅提升了效率，更形成了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
然而，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仍存在薄弱环节。尽管中国动力电池产量全球领先，但电池中的核心正极高镍三元材料主要依赖进口，高能量密度的高端湿法隔膜也无法自给自足。“中间产品依赖”现象表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部分关键材料领域仍需突破，也是未来中国汽车产业整体升级的重点方向。
3.技术创新竞争力：从技术追赶到标准引领
技术创新能力的跃升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升级的关键驱动力。通过研发投入增加、专利布局优化和技术标准输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正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创新引领者，这一转变彻底改变了全球汽车产业的技术权力结构。
（1）研发投入与专利布局的战略性提升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近年来通过持续加码研发投入强化技术竞争力。2022—2023年财报数据显示，比亚迪以202亿元研发支出（占营收4.8%）居行业首位，重点投向刀片电池、e平台3.0及混动系统，其全球销量于2023年超越特斯拉；蔚来、小鹏等新势力研发强度分别高达22%和19.4%，远超特斯拉（4.1%）等国际车企，资金主要用于全栈自研的智能驾驶、超快充及换电技术，累计布局专利均超千项。传统企业中，吉利研发投入超83亿元，聚焦三电系统与高端智能电动架构。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2023年研发投入突破170亿元，推动钠离子电池量产及固态电池技术突破，稳居全球份额第一。即便在2018—2020年行业低谷期一些企业仍坚持高强度研发投入，为后续技术爆发奠定基础。例如，2019年比亚迪研发投入逆势增至84亿元（占营收6.6%），持续攻坚刀片电池和DM-i混动技术，最终在2021年实现技术突围。蔚来汽车在2020年资金链濒临断裂的危机下，仍保持44.3亿元研发投入（占营收15.3%），完成换电技术专利布局与NT2.0平台开发。宁德时代同期研发投入从30亿元增至35.7亿元，突破CTP无模组电池技术，为全球市占率跃升至35%提供支撑。中国领先汽车企业研发强度普遍高于5%，部分新势力汽车企业甚至超过20%，显著领先国际平均水平。高研发投入已转化为技术壁垒与市场优势：比亚迪凭借垂直整合专利链实现成本下降30%，蔚来换电技术专利覆盖全产业链，宁德时代以超1.5万件电池专利主导标准制定。
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专利竞争格局中，中国企业展现出显著的差异化优势与竞争态势（见表4）。动力电池领域以宁德时代、比亚迪为核心，凭借固态电池、刀片电池等技术专利占据全球第一梯队，与日韩企业形成“三足鼎立”态势；智能网联领域由华为、百度领跑，依托车路协同（V2X）、自动驾驶算法等专利构建生态壁垒，与美国高通、谷歌形成中美技术对垒。而在驱动电机系统领域，尽管比亚迪凭借扁线电机等专利跻身全球前三，但传统日德企业（丰田、博世）仍通过系统集成与碳化硅技术保持主导地位。未来竞争焦点将集中在固态电池商业化（宁德时代、丰田、三星SDI）、车路协同标准化（华为、百度）以及高算力芯片（高通、华为）三大赛道，技术专利的密集布局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链话语权。
表 4 新能源汽车技术细分领域专利全球TOP5排名
（2）技术标准输出与全球规则重构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升级的最高阶段是技术标准输出与全球规则重构。中国企业的技术标准输出已初见成效。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e平台等，正在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基准。华为提出的“车路云一体化”方案，已在东南亚、中东等地落地。长安汽车计划2027年量产固态电池，这种前瞻性技术布局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全球汽车技术演进中的引领地位。
在智能网联领域，中国推动的C-V2X标准正在海外地区落地。与东盟共建的数据跨境流动框架，将认证周期从18个月缩短至9个月，为中国车企降低合规成本的同时，也使中国技术标准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则制定权的获取，是中国汽车产业整体升级的最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企业重构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突出表现。
五、研究结论与发现
本文扫描并扼要论述了自本世纪以来开启的中国企业持续升级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广泛的产业整体升级是当前全球经济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和独有的趋势性特征。对中国在全球领先的产业基本面进行扫描发现：中国在全球领先的产业覆盖制造业、科技、基础设施、新能源等多个领域；许多产业已形成整体优势和/或全产业链优势，并在规模、技术或市场份额上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这一趋势伴随着新技术革命朝着深度和广度愈加迅烈，然而对产业整体升级的研究至今处于始发阶段。本文首次对中国产业整体升级进行系统的文献检索、分析，并运用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理论探索与经验印证。其主要结论如下。
（1）产业是由众多企业组成的集合体，产业整体升级是建立在企业升级的基础上。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一直在努力升级，主动或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并较早地实现了空调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业等传统产业的整体升级。数字经济与新技术革命又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并正在多个领域迅速实现产业整体升级。本文的研究也是从企业升级出发展开到“产业整体升级”的研究。
（2）本文运用企业升级与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思路，论析了产业整体升级与企业升级在背景—动因—路径方面基本相同，对于路径则需要结合产业特点展开研究。但是产业升级是在全球竞争的框架下进行，因而在效果上存在重大差别。为此，在修改重构全球价值链模型效果衡量的基础上，提出产业整体升级模型。衡量重构全球产业链效果主要是技术含量提升和/或附加值探索，企业在全球市场或产业处于主导地位或共同治理地位。本文提出衡量实现整体升级产业的三个指标：全球第一的产业规模，技术含量和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形成全产业链控制或完善的产业生态圈。并通过游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进行研究，运用调研和产业数据拟合。由于三个指标的内容不同，产业升级的效果以及在全球形成的竞争优势也有所不同。通过对游戏产业、电池与电动车产业的系统研究验证上述观点，探讨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并首次对由此所推动的全产业链构建与产业全球重新布局进行深入探讨。
（3）如本文文献研究所指出，对于产业整体升级的研究尚处于始发阶段。这不仅需要继续进行理论探索，也需要加强经验研究。例如，对前文指出的就产业整体升级的路径等进行研究。我国许多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也是机遇与挑战。由于首次对产业整体升级模型进行拟合，并限于篇幅，今后还需要对有关案例进行详细和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指出本项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应用参考价值，为此可以采用问题导向与政策导向的研究并提交有关企业与经济管理部门参考。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