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维早期的诗歌创作对君臣关系有十分深入的思考，这是贯穿其一生创作的重要话题。开元十年（722）的济州之贬，既是使王维受到朝堂争斗波及的关键事件，也对其诗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围绕王维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重新考订其贬谪济州的行旅路线、诗作次序与地点，可以发现其山水书写中的景情同构、工笔直描以及突入性视角等特点，及其与迷惘徘徊的仕进心态之间的密切关联。通过还原其政治遭际、旅途情境、曲折心境与诗艺革新之间的复杂关系，可揭示出王维早年形成的思想底色在其前后期创作中形成的延续性的特质，提供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王维；开元政争；山水行役诗；君臣关系
王维早期的生平经历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自陈贻焮先生发表《王维生平事迹初探》以来，不少学者对王维的生卒年、进士及第时间、贬谪济州等问题相继展开探讨，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并未就上述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在王维贬官济州事件与开元前期政争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存在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同时，在关于王维诗歌技艺的讨论中，学界显然更重视其隐居辋川后的诗篇，多强调其从“济世之心”向“栖隐之志”的转变，忽视了王维早期经历对其山水诗歌技艺养成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王维前后期诗风的割裂式理解。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王维早年经历中最重要的旅次长安与被贬济州事件入手，探讨其与王维诗歌山水书写之间的关系，以王维对君臣关系的思考为切入点，在其诗风之“变”外探究延续于其间的“常”，以期提供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
一 贬谪之前：长安池苑书写中的君臣之思
据《旧唐书》本传，王维之父王处廉终官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王维十五岁时赴长安求取功名，从初至长安到被贬济州，其青年时期有八年时间是在长安度过的。王维幼年丧父，需要奉养寡母，扶育诸弟，生活压力可想而知。据《新唐书》本传，王维“九岁知属辞”，他锤炼文笔的时期正是中宗景龙年间。此时宫廷流行的是以宴乐欢娱为主的应制诗，诗风上承梁陈风流，题材以游赏山水、别业聚会、禁苑唱和为主，君臣狎游同乐之风浓烈。以上官婉儿、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为代表的创作虽仍以宫廷审美为旨归，以颂体诗文为主要体式，但在诗境的开拓与诗艺的革新，特别是在情景关系的书写、对偶的含蓄凝练以及追求平易的诗风等方面，均有自己的建树。王维作为一位出身州郡，成长于京师的青年诗人，既受到这一时期诗风的影响，又在锤炼诗艺时融入了个人对前途命运方面的思考。王维此时的创作既显示出对流行的进士文化的接受与训练，也表现出侧重思考“君臣关系”问题的倾向，后者也是贯穿其一生创作的重要话题。
王维现存最早的诗歌是《过秦皇墓》，赵注本题下有小注称“时年十五”，陈铁民先生系年于开元三年（715），“离家赴长安途经骊山时所作”。此诗可明显见出齐梁文风的影响，如“星辰七曜隔，河汉九泉开。有海人宁渡，无春雁不回”，既用典恰切，又对仗精巧。然诗评家在讨论此诗时都认为其语带讥讽，如顾可久称“有风人意。讽其穷奢糜烂不露”，叶矫然认为“星辰”一联是写“侈语”之妙。诗歌尾联“更闻松韵切，疑是大夫哀”用了秦始皇登泰山遇雨，封五大夫松的典故作结，既讽刺秦始皇的骄奢，又以五大夫松的哀怨伤感表达对秦皇的怀念，可见诗人对秦始皇的评价是存在缝隙的。这首诗是其出仕前矛盾心境的外化，他清醒认识到当时长安的流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谠之士莫得进矣”，但又希冀能得到皇帝的赏识而一举高飞，以“忘君臣礼法”的相得姿态，优游于庙堂之上。王维早期诗作中还有几首与此相似的作品，多以怀古咏史面貌出现，如《洛阳女儿行》《西施咏》《李陵咏》《桃源行》《息夫人》等。这些作品创作于十六（八）岁至二十岁，正是其诗艺形成的关键时期。这批作品风格近似，题材统一，皆以借古抒怀为中心，与当时流行的仿写《文选》风气相吻合，但又均以君臣关系为着眼点。如果说《过秦皇墓》属于登临名胜所发无意感慨，这批作品则更像是游历京城后的现实思考的产物。
《洛阳女儿行》赵注本“时年十六”，陈注本依宋蜀本、述古堂本、元本改为“时年十八”，并定于开元六年（718）。这首诗是典型的晋宋风格，诗中所用典故、成句皆来自晋宋人，如石崇碧玉事、辛延年《羽林郎》、《博物志》“九微灯”等，既与张华的《轻薄篇》同调，也与卢照邻《长安古意》有相似况味。此诗通过“洛阳女儿”与越女的对比，表达贫贱之辈无人赏识的悲愤。其风格不同于同时期的《题友人云母障子》《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作品，后者以口语入诗，简洁明快，“真意所发，忠厚蔼然”，《洛阳女儿行》则是“初唐王杨之体如此”，风格俊丽，讽喻味浓。王维以美色喻贤才，其笔法明显承继自初唐四杰。四杰在齐梁体的艳情之作中寓以比兴寄托，王维则将其上溯至晋宋诗风，继承了骆宾王七古的风貌，吸收江左之体的华美俊丽，并将建安文人的不平之气融括其中，所以沈德潜说此诗的关键是“况君子不遇也”，并明确指出其与《西施咏》具有相同的寄托。
在《西施咏》中，王维将“遇”“不遇”的辩证关系明确地与“君宠”“君怜”联系起来，从“朝为越溪女”到“暮作吴宫妃”，变泰之速皆自君恩。但王维对恃宠而骄抱有一种警省姿态，西施的发迹固是因其“艳色天下重”的本质，然而一旦得到皇帝的垂怜，便成为“益骄态”“无是非”的贵主，将当年浣纱的同伴抛诸于脑后。从《过秦皇墓》到《西施咏》，反映出王维对君臣关系的思考的三个层面。第一，贤才若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必须得到皇帝的赏识，而草莱之士一旦获得皇帝的赏识，便当倾心竭力以报答君恩，哪怕皇帝本人私德有亏。第二，民间贤才若无汲引，只能屈居下僚，王维希望勋贵能够赏士于不达之际，但他对勋贵是否具有荐士之明则持怀疑态度。第三，王维警惕于先达者的忘友行迹，希望发迹者勿忘旧友，能施以援手。王维以西施为喻，将失意落寞与得意骄态的对比转换做了形象化的描写。
由第三点可延伸开去的是，王维颇为看重同僚友情在君臣关系中的调和作用。正如《李陵咏》尾联所喟叹的那样，此诗反映了十九岁的王维对仕途险恶的清醒认知。李陵是“三代将门子”，他深入敌垒，然“既失大军援，遂婴穹庐耻”。王维认为其败降并非主观故意，之所以苟且偷生，是因为“深衷欲有报”。诗歌引用《汉书·苏武传》中李陵的自述表达了王维对官场失意者的同情。但武帝听信谣言族灭其家，这种极端的君臣关系令王维感到恐惧，故此诗以“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作结，希望同僚好友能帮助落难者伸冤理雪。总体而言，王维对君臣关系的理解不像四杰、陈子昂那么激烈，后者曾愤懑地表达过“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也为“文臣鼠窜”的遭际感到不满。同时在君臣胶合之外，王维格外看重志同道合的先达之辈的奥援作用。这与他的出身背景、仕进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开元前期朝廷在用人方略上的摇摆有关。
开元初年，随着张说成为文坛的核心人物，一批具有抱负的年轻诗人进入长安，王湾、祖咏、储光羲、阎朝隐、卢象等“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在长安已颇有声誉。在重文价值导向下，名王贤相纷纷虚左以待，以荐贤举才为荣。王维入京不久即迅速博得大名。《集异记》说他“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旧唐书》：“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但王维至开元九年（721）方才进士及第，竟迁延六年之久。这并非其交往的贵戚不愿荐举，实与宋璟对拜除官吏的谨严有关。开元四年（716），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得默啜首级，传首阙下，自谓不世之功。但宋璟恐好事者生徼倖之心，“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郞将；灵荃恸哭而死”。同时，宋璟对献书求仕者亦非常反感。开元六年三月，“有荐山人范知璇文学者，并献其所为文”，宋璟认为其所献《良宰论》“颇涉佞谀”，并称“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实际上，宋璟对文士的观感一直不佳，王翰就曾与他发生过激烈冲突。《封氏闻见记》：“开元初，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大革前弊，据阙留人，纪纲复振。时选人王翰颇攻篇什，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陵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从愿潜察获，欲奏处刑宪，为势门保持，乃止。”
王维在京迁延的岁月正值宋璟主政期间，作为一位初入京城、以文学知名的外郡青年，其仕途艰难可想而知。宋璟是著名的守法之吏，厌恶权贵说项，曾亲自回绝玄宗为王仁琛授五品官的墨敕，也曾秉公办理宁王请托的选人薛嗣先。在此局面下，王维只能继续在豪门间奔波养望，在洛阳与好友祖自虚一道隐居待时。这种荐贤为至公的朝廷舆论与实际存在的举选不平，使王维这类未达诗人呈现出两种笔触，一是坚信礼贤风气下终将实现人生价值的自尊与骄傲，一是在不遇嗟叹下抗议现实不平的激愤与彷徨。祖自虚不幸于开元六年去世，王维在《哭祖六自虚》诗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激愤与彷徨，将好友比作终军、贾谊，对其离世感到不解：“福善闻前录，歼良昧上玄。何辜铩鸾翮，底事碎龙泉？”在王维心中，志同道合的好友不仅是仕进之路上的强援，更是精神上的慰藉依靠。故而在长安、洛阳期间，王维广泛结识了一批同道好友，如祖咏、綦毋潜、丁㝢等。他们怀揣着相同的政治理想，意图在开元时代有所作为。
此时王维流连于达官贵人的山池别业，所撰诗文也更符合宫廷审美，如《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似乎当王维真正靠近宫廷王府时，他对君臣关系的思考便隐匿不见了。但王维并未放弃在应教之作中表达这一主题，《息夫人》即是典型。据《本事诗》所载，“息夫人”是宁王从卖饼者手中夺来的宠姬：“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若此诗本事为真，则王维既是以息夫人之典讽谏宁王，也以卖饼者妻为自喻，表达个人高洁的志向。“息夫人”与西施一样，虽都是蒙上位者恩赐而发迹变泰，但“息夫人”对个人境况更为清醒，“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的言外之意在于，虽然寒士冀望君王赏识，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底线地望风梯荣，甚至放弃独立的人格。弱者也有其反抗的方式，即“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王维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所贯彻实践的这种“弱者的反抗”，其思想底色此时就已奠定。
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终于踏上了初入仕途的第一步，但他的好友綦毋潜不幸落第。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一诗可视为此时期他对君臣关系的总结性思考。诗篇开头就说“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王维此时尚未考虑过归隐的问题，他虽以《桃源行》表达过对“仙源灵境”的兴趣，但《桃源行》整体上是以外来者的游赏心态观览山水田园之美，所谓“尘心未尽思乡县”，终究还是要从桃花源中走出的。但在长安蹉跎七年，王维也深知仕进之路绝非坦途，所以紧接着以“既至君门远，孰云吾道非”安慰好友，表达了对其选择隐居待时之路的认可。相较于卢象在同题之作中“会有征书到”“出处暂为耳”的乐观态度，王维对帝阍难开的认识是很清醒的。好在綦毋潜所居的淮南距离京城不远，无论是“江淮度寒食，京洛缝春衣”中对友人随时可重返京城的期许，还是尾联“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的劝勉，诗人愿为友人奥援之意皆颇为浓厚。王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久就遭遇贬谪，本欲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却被动地陷入政争，成为上层斗争的牺牲品。
二 开元政争与贬官济州再考
王维被贬济州的时间及原因，历来是学界争论的重点问题。相关史料皆非常简略，《旧唐书》本传无载，《新唐书》：“开元初，擢进士，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集异记》对被贬原因说明较清晰：“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陈贻焮据此考证：“知师子舞为皇帝享宴之乐。……五方师子即配以此五色。伶人所舞黄师子，只是其中之一。王维或以为不逾制，不冀竟以此获罪。”关于被贬时间，陈铁民《王维年谱》定于开元九年，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提出“据《唐会要》、《唐摭言》记载，开元前期进士春天及第后，还必须经过冬集授散，才能得官，最快也要到第二年才能赴任。……武陵顾玄纬刻本《类笺唐王右丞诗文集》所作年谱定王维于开元十年被贬济州，较为可信”，后来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时间：“根据王维开元十六年底离开济州的推算，以及唐人外任一般三年一调的常例，我以为开元十三年贬往济州的可能性更大。又，王维《燕支行》下有自注：‘时年二十一’，诗中所写‘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是指开元十年张说往朔方巡边，玄宗率满朝大臣赋诗饯送之事。可知他开元十年上半年尚在长安，并可作为推断他生年为公元701年的佐证。”王勋成关于唐代官员守选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他据此重新考订了王维的及第、生年时间，提出王维应于开元元年及第，并于开元九年被贬。陈铁民认为初盛唐确实存在新进士守选的现象，但并不存在必须守选三年的制度，相关论述并不能推翻旧说。
傅璇琮在《唐才子传校笺》中也持开元九年旧说，并指出了一条旁证，他根据《旧唐书·刘子玄传》“（开元）九年，长子贶为太乐令，犯事配流”，认为刘贶的犯事也应该和伶人舞黄狮子事有关。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提出，旧传所说的“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时间应为开元元年之误。他认同傅璇琮的新旁证，但提出太乐丞为从八品下，非进士释褐之官，故怀疑其及第之年应为元年。
总体而言，关于王维被贬时间主要有三个结论，即开元九年、开元十年及开元十三年（725），但葛晓音提出的开元十三年是根据王维离开济州的时间进行倒推，缺乏直接证据。本文认为王维被贬济州的时间应为开元十年，《王维前期事迹新探》中提出的开元前期新进士必须等到当年冬集后才能得官的推论是可信的，他最快也要到开元十年三月三十日选限结束后方能上任，且《答〈王维前期事迹新探〉质疑》一文中提出的王维开元十年上半年尚在长安的结论也是可从的。陶敏认为太乐丞为从八品下，非进士释褐之官，但新传所说的“调太乐丞”也有可能是“常调”的省称，如《彭城刘君志铭并序》：“以贞观廿三年，明经甲第。俯因常调，屡践文昌。展元礼之冲襟，遇安丰之雅鉴。授公黄州黄岗主薄。”《大周故陕州桃林县博士杨君墓志铭并序》：“唐显庆年中，明经擢第。拂衣高蹈，习前代之风，每有常调，皆无赴集。”而初盛唐时期的进士授散是有可能至八品的，《唐六典》云“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有除免而复叙者，皆循法以申之，无或枉冒”，其中资荫部分，有“从五品子，从八品下叙”的规定，而“秀、孝”（即科举）部分，则规定“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若本荫高者，秀才、明经上第，加本荫四阶；已下递降一等”。王维之父终官汾州司马，汾州为上州，司马正是从五品下，则王维以资荫可得从八品下的承务郎。唐代授官常据散授职，所以王维的释褐官很可能就是太乐丞。
那么，王维是否可能在开元九年就参加了铨选呢？陈铁民《唐代守选制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一文援引贞元十五年（799）敕书，提出了新进士、明经得第后，可由吏部考功郎中“小选”（又称“小铨”）授官的制度猜想。若此说成立，则王维确实有可能在开元九年授官。但查阅唐人关于“小选”（小铨）的记载，只有吏部郎中对流外官的铨选，并不涉及进士、明经群体。唐人在使用“小选”一词时专指流外铨，如《大唐故特进观国公墓志》《大周故尚府君墓志铭并序》《唐故银青光禄大夫礼部尚书上柱国清河县开国男赠江陵郡大都督谥曰成崔府君墓志铭并序》《唐故朝请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国高都公杨府君碑铭并序》等。可见用考功“小选”来解读贞元十五年敕书并不准确，敕书针对的仍是流外官群体，特别是兵部、礼部这些“前行”要司所举荐者，不涉及新及第进士、明经。另外陈文还引用了韩愈《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以进士选吏部考功，所试判为上等，授正字”的说法，陈铁民认为这是参加考功小选，但实际上应该是科目选中的书判拔萃科或评判入等。既然唐代并不存在专门针对新进士、明经的“小选”制度，王维便无法在开元九年得授官职。可引为旁证的是王维的同年进士、明经的授官情况。据《登科记考补正》所考，开元九年共有进士三十八人，另有薛据、寇堮列入同榜。但傅璇琮认为薛据及第时间“似以作开元十九年为是”，则可确考而无争议者，唯寇堮一人。寇堮进士及第后并未授官，于开元十四年（726）去世，其墓志称其为“前国子进士”，可知他直到去世时仍未能授官，可能是身体原因，未能通过吏部的铨选。但其弟寇鐈也是开元九年的同榜明经，其墓志称：“弱冠以孝廉及第，明年，授崇文馆校书郎。”也就是说，寇鐈正是在开元十年被授予崇文馆校书郎之职。可见，开元九年这批新进士和新明经皆是在开元十年铨选授官，王维亦应在其列。
关于王维被贬的经过，我们也可从其诗歌自述中找到一些内证。王维《被出济州》有一联道出了贬官的直接缘由，从“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的说法看，王维是被一位刚刚拜相不久的持法之臣贬黜出朝廷的。考察开元九年前后的宰执之臣，就能大体判断一二。开元八年（720）后，宋璟、苏颋罢相，所以这位“持法”宰执并非宋璟。开元八年正月后，源乾曜、张嘉贞拜相；开元九年姚崇卒后，张说得以回到朝廷，并于九月拜相。但随即他就因边患军情和朝廷政争，再次被排挤出朝廷，开元十年闰五月往朔方军巡边，仅在朝八个月。王维曾向张说献诗请求汲引，且张说拜相后所引用者如张九龄、王翰、祖咏等，皆为王维倾心所交的前辈、好友。似可推断，贬谪王维者必为张嘉贞、源乾曜其中之一，而张嘉贞与张说不睦，王维的被贬或与张嘉贞有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王维遭贬很可能是受到了开元前期政争的波及。玄宗即位前后，先后发动唐隆、先天政变，围绕玄宗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功臣集团。岐王、薛王诸兄弟，姜皎、王守一诸姻亲，张说、刘幽求等外朝官，王毛仲、高力士等东宫心腹皆为此集团的核心人物。先天政变后，玄宗虽优容功臣集团，但仍对其心存忌惮。他先后任命与张说不睦的姚崇、宋璟为相，就是为了压制功臣集团。开元八年，他下诏禁止诸王与群臣交结，并将与岐王交好的驸马都尉裴虚己流放，贬谪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开元九年，他又将王毛仲遣至边塞，与张说、王晙讨平朔方叛胡，不令其聚于朝堂。实际上，他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开元十年八月，姜皎因向王皇后势力透露玄宗欲废后的消息，“上怒，张嘉贞希旨构成其罪”，仗六十，贬死于途。当月再度下敕，禁宗室、驸马、外戚随意往来。但本月，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与李迥秀之子李齐损起兵谋乱，诈称拥立李重茂之子，攻入宫城。当时玄宗居于东都，这场政变迅疾失败。权楚璧、李齐损为武后、中宗朝权臣之后，因不满于自身境况起兵谋反。值得注意的是，玄宗登基已历十一年，此时仍有叛乱发生，可见开元前期政局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稳定。实际上，当时京城里各方势力盘综错节，权贵子弟谋求京职极为普遍，他们相互串联，互为声援，已成为威胁皇权的庞大利益集团。开元八年，源乾曜拜相后即上奏玄宗称：“臣窃见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与外官，以叶均平之道。”玄宗不仅大力赞成源乾曜，并随即下制，“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并任京司者，任自通容，依资次处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余人”。源乾曜此举很有可能是出自玄宗的授意，趁此机会，君相合力展开了清理功臣子弟的行动。王维被贬很有可能是遭受上层政争的无端牵连。他是玄宗联手宰臣张嘉贞、源乾曜，出于贬斥勋贵的目的而清理朝堂的牺牲品。平心而论，王维与岐王交好，又与张说、张九龄、王翰等交往，被视为岐王的党羽自是情理之中，其游走王府的举动与玄宗限制亲王宗室与外朝诸臣来往的政策相违背，也便招致了被贬谪的厄运。
王维在济州的上司裴耀卿，也是因这场政争的蔓延而出守济州的。孙逖《唐济州刺史裴公德政碑》：“初公以甲子岁秋八月，莅于是邦。”可知裴耀卿是在开元十二年（724）秋抵达济州的。由于唐代官员改官需于冬集完成后方能赴任，则他被放外任的决定应在开元十一年（723）冬至开元十二年春时做出。裴耀卿改官外郡的原因，新旧《唐书》无载。据许孟容《唐故侍中尚书右仆射赠司空文献公裴公神道碑》所云，裴耀卿是因为在长安令任上得罪了宰相，“时宰有衔初丑正者，出济州刺史”。而开元十一、十二年与张说同时为相的是张嘉贞、源乾曜。裴耀卿素与张说友善，张嘉贞已于开元十一年正月罢相，则这位与裴耀卿有旧怨的宰相只能是源乾曜。源乾曜在拜相前，正是担任长安令的上司京兆尹，时间自开元五年（717）至八年。史称其“政存宽简，不严而理”，“在京兆三年，政令如一”。裴耀卿开元五年任长安令后，大革京城弊政，“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在职二年，宽猛得中，及去官，县人甚思咏之”。这可能是他和源乾曜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裴耀卿之兄裴子馀贬官岐王府的遭遇，可能也与张嘉贞、源乾曜清理权臣子弟的活动有关。裴子馀早年出仕鄠县尉，“独以词学知名”，历任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驾部郎中、太子中舍人，擢拜给事中，知弘文馆事，后除太府少卿，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初累迁冀州刺史，政存宽惠，人吏称之，但此后却突然转为闲散之职的王府官，据贺知章《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冀州刺史歧王府长史裴府君墓志铭并序》所云：“转歧王府长史，府王深礼而朝论称屈。”裴子馀卒于开元十四年，唐代前期官员一任约四年，则其最早约开元十年改任岐王府长史，此时正是张嘉贞、源乾曜主政时期。因此，裴子馀、裴耀卿仕途不顺，有可能也与这次开元政争相关。
以往关于开元前期政局与诗坛关系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张说等文儒集团与源乾曜的紧张关系，因《旧唐书·源乾曜传》曾说：“乾曜在政事十年，时张嘉贞、张说相次为中书令，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但实际上，源乾曜与张说就是否举行封禅意见不合，两人因此矛盾很深：“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禅，而说固赞其事，由是颇不相平。”另外，据王泠然《论荐书》所云“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以才相知”，可知张说、裴耀卿实为一党，喜拔擢进士中的不次之才。当开元十八年（730）裴光庭实施“循资格”制度时，反对者就有张九龄、裴耀卿等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不利于拔擢贤才。在张嘉贞、源乾曜看来，张说、张九龄、裴耀卿等人是在结党专营，任用私人，破坏了正常的铨选次序。开元时期的进士群体已日益成为文儒集团的政治后备力量，开始与勋贵、胥吏阶层争夺政治资源。而源乾曜等人之所以能压制张说、裴耀卿等，正是玄宗对先天功臣集团的猜忌与打压。但王维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明君无此心”的表述可以看到，王维早年形成的君臣观仍起着主导作用。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功臣新贵阶层的一员，对于为何会被贬出京毫无头绪。这种矛盾的认知也集中反映在他的文学书写中，为他被出济州之后的山水行役诗蒙上了一层浓重深沉的心理色彩。
三 心境的山水：济州时期的行役山水书写
开元十年秋，王维踏上东行的贬谪之路。他在《被出济州》中说“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他对于济州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显然是提前做了功课。他相信自己还能回京任职，只不过需要较长时间，“年鬓侵”一语是青年王维第一次在诗歌中显露出疲惫心态。实际上，王维一路所写的行役诗歌正是其心境的外化，虽然身处境界开阔的北方山水中，但这些雄伟壮阔的山水之姿并不能涤荡诗人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彷徨不安，反而一望无尽的平原，流播奔坼的大河，常常令诗人感到前途的迷惘。王维这一时期的山水之作，多与行役相结合，突出了游子孤旅的寂寞与劳于行旅的倦态，特别是离开京城、远离友人所带来的精神痛苦，更令诗人笔下的山水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心境之色。
王维此时的创作试图将前期两种风格加以融合。他早年学陶的笔触虽能契合此时的心境，但拟古习得的景物书写并不擅长应对现实山水的刻画，而长安流行的江左诗风更适宜表现宫苑池囿，亦不宜直接套用于行役途中所见的北方山水田园。这种创作积习与现实所需的矛盾，迫使王维必须革新其诗歌技艺，一方面可以真实地表达眼中所见，书写旅途行役中的所思所感，一方面将士人的失意之悲与山水精神相接续，从而开拓出新的诗境。以抵达济州为界，王维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自长安赴济州所作诸篇，最能反映其旅途心境的颠踬。随着逐渐远离长安，其诗歌的山水情景也从明丽蓬勃转向绵邈曲折，呈现出明显的情景同构的特质。值得注意的是，诸家注本对旅次济州诗作的顺序与定性仍有值得补正修订之处，为准确还原王维的旅途情境，我们有必要对相关作品的次序与创作地点进行再考察。
王维离开京城后，沿着洛阳、荥阳、荥泽、郑州、开封、滑州的路线前行，沿途均有诗歌创作。从现存诗作的记叙来看，他先至洛阳访友，接着进入荥阳县内，有《早入荥阳界》以记之。陈注本认为“《宿郑州》作于头天夜晚，此诗（《早入荥阳界》）则作于翌日早晨”，但荥阳在郑州之西，若王维由东都出行赴济州，则必然先经过荥阳，这也是唐代由洛阳至郑州的主要路线。且《宿郑州》云“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金谷园在汉魏洛阳城西北，今洛阳老城东北，近偃师地界，由此可知王维确乎沿驿道自西向东而行。那么，《早入荥阳县》必作于《宿郑州》之前。王维必然是由偃师向东北行七十里至巩县，继续往西南行二十里至孝义驿，此后方登船继续沿洛河向东行进，由经洛口入黄河，再由牛口渚入汜水县，如此方能沿通济渠抵达荥阳，并无提前抵达郑州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由荥阳东行至郑州，必然次第越过索水、京水，但《宿郑州》说“明当渡京水”，说明他离开荥阳后并未直接赶赴郑州，而是由荥阳沿索水北上，进入荥泽（荥泽旧属荥阳，隋代后分为二县）。在路线选择上，王维也并未走更为便利的北上黄河路线，即过板渚后，经汴口顺流而下抵达荥泽，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蜿蜒曲折的路线，似乎是有意拖慢旅程。《早入荥阳界》题为“早入荥阳”，且首联云“泛舟入荥泽，兹邑乃雄藩”，可知诗人确是乘舟抵达的荥泽。诗曰“河曲”，荥泽正在河阴南岸的黄河曲折处，清代时此城已没入河中。从《早入荥阳界》到《宿郑州》，正是诗人这一路迁延行舟的生动写照。
王维抵达荥泽县，面对临水而兴的都邑，阴郁的心情似乎有所开解，诗歌描写山水城邑的笔调也较为明快：“河曲闾阎隘，川中烟火繁。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秋野田畴盛，朝光市井喧。渔商波上客，鸡犬岸旁村。”秋日早晨热闹而繁盛的临河都邑，丰收在望的田野和人气喧腾的都市刺激着诗人的感官，王维的笔意明显仿自宋之问“云甍出万家，卧览皆已遍。渔商汗成雨，廨邑明若练”，又融合了陶诗的“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只不过改造得更为质朴简练。但对王维而言，如此好景无法长久欣赏，因为“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他还要继续踏上贬途。诗人对热闹繁华的都市景色恋恋不舍，较为符合他初离京城的落寞心态。
王维早上抵达荥泽后继续南下，于当晚写下《宿郑州》。从诗歌记录投宿郊野来看，他此时并未抵达郑州治所管城县，并且因为越来越远离京城，心境也越来越糟糕，整首诗的情绪显得更为低沉。他回想起洛阳好友的招待，此时却是无友相伴的窘境，所以诗歌开篇就奠定了悲怆的基调：“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而且一路上都在下雨，连绵的秋雨不仅遮挡了诗人回望京洛的视线，也使前途更加晦暗不明，所谓“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胸臆语与情景辞形成了相互映衬的巧妙表达，笔下是一片颇为萧瑟的秋日原野村景：“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充）茅屋。虫思（悲）机杼鸣，雀喧禾黍熟。”这既是对原野村居的实写，也是借阮籍“耕东皋以避当涂者之路”之典以申失路之悲，并以对比式的书写加以呈现：所谓“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当他意识到离京的行程如此迅速，愈加无言以对，只能以愤懑语调述说心中的不满，但一腔孤愤最终只能与草莱间的虫鸣雀鸣相呼应，诗歌以“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作结，形成了一种京邑与乡野、故国与穷边、高才与薄宦的多重对照。
由此可见，王维有意在行役山水诗中造成一种城乡对比的书写模式，与广阔无人的原野相比，他更愿意进入人烟鼎沸的都市，因此一路上有意迁延，拉长旅途。王维离开郑州后，本可以经中牟直抵滑州，但他再度沿广济渠（通济渠）向东泛舟而行，抵达开封，作《千塔主人》。此诗开头就说“逆旅逢佳节，征帆未可前”，估计是遇到了中秋或重阳，正好让诗人找到借口在千塔留宿。诗歌对千塔环境的刻画非常有趣，所谓“窗临汴河水，门渡楚人船。鸡犬散墟落，桑榆荫远田”，在漕运辐辏的繁华之地，除了南来北往的商船外，还有明显出自陶诗“鸡鸣狗吠”“榆柳荫檐”的田园景色。喧闹的运河都市与安闲宁静的乡村融合在一首诗中，描写看似矛盾，实则所有场景刻画都围绕首联“孤寂”的情感线索展开。王维是一个对节日团圆非常在意的诗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即是典型。当诗人在贬谪途中偶逢佳节，却无一相熟亲朋与之共贺，更会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这种刻意营造的廛野对比，既突出了诗人空寂的心境，又将不同景物熔炼在统一的意蕴下。尾联“所居人不见，枕席生云烟”正体现出诗人自离开郑州后的一贯寂寞心绪。
从诗歌体式来看，一般的行役诗描写层次较多且难以摆脱铺陈重复的弊病，王维的刻画却非常节制，多以两句一层的对偶来结构诗篇，并且诗歌内部各层并非相同景色的重复书写，而是统摄于主题之下的不同物象。王维并未采用汉魏古诗常见的单一场景集中描绘的手法，而是从晋宋诗风擅长的对偶与分层着手，通过意象的取舍与精心组织，塑造了若干典型的旅途场景，诸如城郊连片的耕田、桑榆掩映的茅屋、渔船客商往来的码头、鸡犬相喧的村落等。这些技法本是陶渊明所擅长的，陶诗借此构建出和谐统一的田园世界与精神家园，而王维却在排律中使用这一技法，不仅明显表现出融合古近体式的创作意识，且避免了排律罗列景物所形成的涩滞，有助于在流动的视角下形成稳定而空灵的意境。王维此时尚未意识到，他所歆羡的都市仕宦生活与绝弃人世的乡野村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在愁苦的心境下被暂时地遮掩了起来，或者说正是这种景物组合的不谐和感放大了王维此时的精神困苦，形成了一种微妙的阅读效果。
王维抵达济州后，玄宗下诏至泰山封禅，而济州正是封禅路上的必经之所。王维随裴耀卿着手处理接驾事宜，史称“州当大路，道里绵长，而户口寡弱，耀卿躬自条理，科配得所。时大驾所历凡十余州，耀卿称为知顿之最”。王维本来满怀希冀，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这次机会脱颖而出，因此作《上张令公》投献张说，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汲引。但张说只是将升迁的机会留给了更亲近的中央官吏，“说引所亲摄供奉官及主事等从升，加阶超入五品，其余官多不得上”。此次扈从玄宗前往泰山封禅的勋贵子弟不在少数，王维忿而不平，连作《济上四贤咏》《寓言二首》等诗以表露心迹。王维对这些不学无术的勋贵子弟所享受的超规格待遇进行了深刻质疑，这些勋贵所表现出的傲气“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更令他感到气结。王维对“明主恩”所施不均的困惑，对成文学等才德之士屈居下僚的不解，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明时失路者的普遍愤懑，使他能将个人遭际与寒士不达的状况联系起来，以己溺己饥的精神对下位者报以最大的同情，这是其诗歌直承汉魏精神的内在原因。而崔录事“解印归田里”的选择，不仅令他心生“余欲共乘桴”的歆慕之情，也促使王维思考出处行藏的多重可能。王维在求仕与归隐间的挣扎徘徊，情绪上的激烈与迷惘，在其抵达济州后的创作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封禅仪式结束后，王维并未获得想象中的升迁，任期将满的他充满了对前途的迷惘之情。《和使君五郎西楼望远思归》《渡河到清河作》等诗，在景物描写中体现了这种彷徨无助的心境。玩味《和使君五郎西楼望远思归》诗意，使君家人似亦为长安人，则此使君有可能就是裴耀卿。这位五郎的年岁应和王维相仿，心境恐也与王维相似，故王维与其登楼西望长安思归。这首诗采用的依然是直描式的景物书写。“枕上见千里”一联颇有况味，用《列子》“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典，以华胥国暗指长安。“悠悠长路人，暧暧远郊日。惆怅极浦外，迢递孤烟出”明显是化用陶渊明成句，只不过将陶诗的写意改写为工笔，增添了许多细节，如登楼所见行人，黄河之外的码头渔村。诗歌以故乡难见、云水混同为结，“能赋属上才，思归同下秩”寄寓着贤才失路、归途难觅的迷茫之情。
这一阶段的王维非常擅长使用突入性的视角引入景物，并将其与汉魏古诗语有余味的优长结合起来。如《渡河到清河作》，王维从济州治所卢县出发，渡河至贝州治所清河县公干，但诗歌的前四句描绘的却是渡河途中所见的博州郡邑聊城。聊城与卢县隔河相望，由济州至贝州必先取道博州，诗云“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营造出黄河上下阔大雄浑的意境，这也是河北地区开阔的平原地势的直接反映。当诗人继续沿着平原行进时，大地仿佛突然长出了都邑，“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当王维再度回首遥望那惊心动魄的渡河之地，却发现“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卢县已经隐没在一片水汽云霞之间了。这种北方特有的山川形貌带给诗人一种独特的感受，由于城市乡村散落在广阔的河北大平原上，使得目的地与出发点都是忽然出现，离开后又渐次隐没，在突出雄阔壮丽感的同时，又带来一种绵邈难期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同时，其纵横淋漓的笔力，加上汉魏古诗常见的出游观览式的结构，使得浑厚苍茫的古朴气象在山水行役诗中得到了再现。
值得注意的是，王维继续仿效陶诗，但他此时似乎尚未能体会到陶潜的真意，仅仅是从文辞上琢磨和改写。《济州过赵叟家宴》开篇“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明显是化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又如“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化用陶句“狗吠深巷中”与徐陵“岸水带斜晖”，并以“高柳”暗指赵叟田园似渊明“榆柳荫后檐”一般静谧。但“道言庄叟事，儒行鲁人馀”暴露了王维真正的想法，他对隐居者的期待是融合儒道，兼综出处，既能退居以待其时，又能保持与外界的交往。所以诗歌的结尾是以“上客摇芳翰，中厨馈野蔬。夫君第高饮，景晏出林闾”的欢宴场景作结，最终还是要“出林闾”回到世间来的。王维此时仍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十分清楚自身与陶渊明的区别，一方面田园隐居能带给他片刻的宁静，使他获得“今日嗟无负”的松弛感，一方面又能清楚地意识到隐居的代价乃是“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的羞赧。这种羞赧之情既出于个人谋生手段的匮乏，又体现在全隐有悖于入世以报君恩的士大夫期待。
因此，王维对陶潜的理解有其反复性，其晚年所作《与魏居士书》就大力批判了许由等著名隐士，陶潜也被他视为“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乃是“忘大守小”的不智之举。王维特意强调了“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这实际上就是“儒行鲁人馀”精神的再现。王维在对君臣关系的思考中，始终不愿将矛头指向皇帝，这与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相异，也与其同时代的李白、杜甫不同。尤其是晚年遇赦后，这种报答君恩的思想愈发牢固。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说：“秽污残骸，死灭余气，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局天内省，无地自容。且政化之源，刑赏为急，陷身凶虏，尚沐官荣，陈力兴王，将何宠异？况臣夙有诚愿，伏愿陛下中兴，逆贼殄灭，臣即出家修道，极其精勤，庶裨万一。”可见王维思想中的某些底色始终不曾改变，而这也是更具整体性地理解王维前后期诗风关联的关键所在。
结 语
综上所述，王维早期创作于长安的系列作品，集中反映了他对君臣关系问题的思考，这也是贯穿其一生创作的重要话题。在描写长安池苑过程中所形成的兼顾江左纤丽与建安气骨的创作风格，在被贬济州后发生了新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其山水行役诗中，呈现出景情同构的特点。通过运用突入性的视角，王维以工笔白描手法刻画景物，并在一种延续性的君臣观下，传递出其迷惘徘徊的仕进心境。而之所以产生上述变化，则与王维被动牵涉到开元前期的政争中有关。通过重新考辨王维的贬谪时间与政争人事，我们可以推断：王维开元十年之贬，很可能是受到张说、裴耀卿等文儒集团与张嘉贞、源乾曜等吏干集团的争斗之牵连，更牵涉到玄宗对先天功臣集团的警惕与压制。而对王维贬谪济州的行旅路线、诗作次序与地点的重新考订，则是为了还原其旅途情境与诗艺革新之间的具体关联。换言之，在旅途迁延之中，城郭乡野的隐现与山水境界的开合背后，正是复杂的政治遭际为诗人心境带来的起伏。钩沉与剖析这一过程，既是为了勾勒王维诗歌技艺养成的轨迹，也是希望揭示诗人早年形成的思想底色如何贯穿于其前后期创作，形成了延续性的特质。这一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力图揭示的，既是政治史与微观史之间的复杂作用，更是诗史与心史的彼此烛照与映射。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