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嘉璐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日本政治变化，本质上是国家中心主义、代议制民主为代表的第一现代性政治向第二现代性政治过渡，呈现出生活化、多元化、分散化和去中介化的特征。第二现代性理论聚焦全球化、风险社会、个体化与去传统化对现代社会的重构，为政治变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更为动态的视角。该理论认为政治体系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仍需不断调整和进化，并且这些变化更多地发生在过去传统政治领域以外的地方，反过来又影响着政治本身。进入第二现代化阶段的当代日本政治也在不断适应和变化，那些在第一现代化阶段隐藏于传统政治领域以外的个人生活问题、少数群体、地方事务和志愿者参与形式在此阶段跃上了新的政治舞台，它们本身也构成了这个舞台的一部分。
另外，相较于西方国家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历时250余年的现代化进程，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被大大缩短，这种压缩的现代化特征在当代日本政治的变化中也得以凸显。因此，日本政治发展需在继续巩固第一现代化阶段的民主改革成果的同时，大力推进第二现代性政治在生活政治、平等政治、地方政治和直接政治四个维度上的进程。当代日本政治的变化与之相契合，既有积极面，也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
（一）第二现代性视域下政治变化的分析框架
本文所指的当代日本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治，其经历了深刻的结构转型。泡沫经济崩溃后，随着冷战结束、自民党下野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等国内外局势变动，二战后形成的“1955年体制”逐步瓦解。这一过程中，日本政治呈现出显著的“流动化”特征：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传统政党频繁分裂重组，地方分权改革持续推进，公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增加，政策议题也从经济增长优先向生活质量、性别平等、风险应对等领域扩散。这些变化标志着日本政治正从以国家为中心的稳定结构向多元分散的流动重构过渡。
已有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治转型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受到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影响。受此“制度终结论”隐含的静态线性逻辑束缚，已有研究多采取制度或文化分析路径，呈现表层化和碎片化特征，忽视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政治逻辑的颠覆性影响力，因而难以充分解释当代日本政治在全球化、个体化、风险社会等现代性变革冲击下呈现的复杂、多元性变化。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与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等人的“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理论虽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工业社会转型语境，但其制度分析框架有效揭示了政治系统转型逻辑。该理论兼具社会学与政治学维度，指出了第二现代性政治呈现悖论的变化方向：传统政治领域因民主泛化而权力弱化，而“亚政治”与“生活政治”等新兴政治形态的诞生将催生新型权力关系，形成新的政治变化维度。
基于第二现代性理论的政治探讨，本文将当代政治的变化提炼为四个主要的维度，即：作为政治议题变化的生活政治、作为政治主体变化的平等政治、作为政治场域变化的地方政治以及作为政治形式变化的直接政治。
（二）第二现代性视域下日本当代政治变化的实证分析
在搭建第二现代性政治变化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接下来对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治在生活政治、平等政治、地方政治和直接政治四个维度上的变化及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第二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政治议题逐渐从宏大的国家政策转向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这一变化反映了生活政治的兴起，即政治议题日益关注个人生活质量、环境保护、消费权益、性别平等等日常问题。以“工作方式改革”为例，2018年日本修订了《劳动基准法》，设定每月45小时加班上限，将过劳危机这一系统性风险从个人责任转为公共政策议题，印证了贝克所言“制度性个人主义”的悖论——个体化风险最终必须通过集体制度重建得以缓解。这不仅是对过劳死危机的制度回应，更标志着政治议程从经济增长优先转向重视生存质量。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还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推动对话民主体制建设，为生活政治的形成提供了空间。日本的生活政治参与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其次，当代日本政治的第二现代性变化还表现为平等政治的发展，即少数群体政治参与地位的提升。本文聚焦于女性群体在日本政治参与中的发展变化，因其占据了全体政治参与主体接近一半的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在政治参与方面对少数群体的包容性已经有所提升，尤其是在法律政策层面不断进行了完善，但从平等参与的结果而言，仍存在较大进步空间。除女性以外，包括残障人士、性少数群体等在内的少数群体的政治代表性亦极低。
再次，随着第二现代化进程加快，日本地方政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地方分权改革通过制度赋权，推动了地方政党的兴起。总体而言，日本地方政党经历了从“人微言轻”到两次高潮的跨越式发展，这正是第二现代性政治的第三个维度，即政治场域从集中控制的中央层面向垂直方向的地方分权的范式变化带来的结果——日本于1999年颁布的《地方分权一揽子法》，就垂直分化了“1955年体制”所确立的第一现代性政治权力结构。地方政党、地方协会以及地方NPO等非中央主体也通过行使地方自治体条例制定权，将灾害应对、少子化对策等地域性风险纳入地方治理议程，获得了实质上的政策制定权。地方政治既是全球风险地方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传统中央集权式治理在第二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适应性重构。
最后，第二现代性视域下日本当代政治的变化还表现为直接政治的兴起，即公民通过志愿者活动、NPO等形式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决策。本文以志愿者为主要关注点探讨直接政治维度的变化。从1990年前后开始，日本参与志愿者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后，志愿者数量急剧增长。伴随对志愿者群体认知的深化，日本志愿者活动也实现了质的转变。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公众作为志愿者参与到以NPO法人为中心的新兴独立型NPO活动中，传统与新兴志愿者的活动领域逐渐融合。日本政治中直接政治所发生变化的本质是政治合法性从制度授权向风险共治的适应性调整，已成为风险社会中“无处可逃的必然选择”。
（三）第二现代性视域下当代日本政治变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在生活政治、平等政治、地方政治和直接政治四个维度的实证，可以发现日本社会和经济结构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促使日本政治逐渐从第一现代性向第二现代性转型。这一变化的主要特征及成因可归纳为三方面。
第一，当代日本政治的变化呈现了高度的“压缩现代化”特征。这种压缩进程在日本和西方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比较中得以彰显：日本政治的第二现代化进程落后于西方，且在第一现代化阶段加速追赶的过程中，迅速被卷入第二现代性阶段，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治面临第二现代化进程与第一现代化的同步叠加。因此，日本受到第一现代性政治的影响依然较为深刻，同时又面临应对第二现代性风险的诸多困境。一方面，日本工业现代化起步较晚，且经历了更多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但许多经历过战后初期困顿的民众对于社会秩序和经济稳定的需求是根深蒂固的。未来，包括生活政治在内的日本第二现代性政治依然有极大可能性在“压缩现代化”的道路上，同步应对来自第一现代性政治的转型压力与第二现代性政治的发展变化。
第二，当代日本政治变迁虽体现为第二现代化阶段的进展，但第二现代性政治仍未完成。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城市化进程加快，消费文化蔓延，公众意识也迅速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从政党活动来看，日本尚未出现与之同步的发展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政治在第二现代化阶段的发展困难重重，未来还面临更多亟待解决的课题。其中一点在于，传统政治中的议会和政党未能适应公民社会成熟与地方政治发展，未能找到自身新角色的定位。当代日本政治在第二现代化阶段快速转型，但传统政治故步自封。日本主要政党和公民之间的不信任，也被认为源于快速进入第二现代化阶段后，为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政治个体化诉求“走捷径”，缺失了对传统政治定位的深入探讨。
第三，制度与个体政治文化的错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政治和社会制度层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逐步进入第二现代化阶段，但个体政治文化意识并未得到同步提升。日本政治文化中，政治话题通常被认为较敏感且容易引发冲突，因此人们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避谈政治。这种政治忌避心理使得NPO被视为政治性强的组织，从而导致普通人更倾向于回避参与。上述问题共同折射的是日本长久以来盛行的现状追随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文化特征，这导致当代日本政治中，个体基于共同诉求的直接政治参与难以发展。并且，日本在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政治变迁路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性。尽管当代日本直接政治更多地体现为志愿者与NPO基于对政治和行政的信任而进行的合作，但这种实践仍有可能重塑现有的日本政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