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民俗文化的火爆反映出后工业时代下对于乡愁美学的审美转向和情感需求。在“全球——本土”语境下理解乡愁，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跨国移民族裔存在认同焦虑，国内流动人群有意隐匿故乡，这是深藏于心的离散乡愁；怀旧与田园场景中的重返历史，县域与地方文旅的沉浸体验，这是消费文化的想象乡愁；潮汕民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原真性与生命力，乡土文化在海外流传百余年仍与侨乡保持跨域共生的情感联动，这是身份认同的共情乡愁。在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乡村图景预示了新的价值回归，地方性的意义在于抵抗强势，乡村振兴的意义在于重塑乡土文明价值，这是体现东方美学的延展乡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情感召唤。
关键词：全球本土；乡愁美学；认同；地方性；乡愁共同体
2024年春节，潮汕英歌舞“火”遍全网。官方媒体号的专题报导《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去潮汕看英歌舞！》成为“爆款”推文；抖音平台相关话题短视频超45亿次播放量。互联网热潮蔓延到线下，大年初五的春节英歌巡游吸引了15万人现场观看，助推“汕头英歌舞”登顶全国龙年春节最热门民俗活动。与此类似，在全国各地精彩上演的还有陕西咸阳社火秧歌、河北蔚县打铁花、重庆铜梁火龙等极具历史性、地方性和观赏性的传统民俗表演活动。
这一系列春节民俗狂欢现象，一方面显示后疫情时代下民间情绪的集中释放，热闹的鼓点、铿锵的舞姿、磅礴的气势、驱邪的意图和祈福的心愿，极大契合了人们在传统喜庆节日中扫除阴霾、去旧迎新的集体意识；另一方面，这些深深植根于乡土文化的民俗活动更显示出一种远离现代秩序、反叛理性规范、释放原始野性、展现民族气概的豪迈和活力，以最古老、最质朴、最直接、最纯粹的方式直抒胸臆。在后工业与后全球时代背景下，这些表现人类原力与激情、敬畏与崇拜、传统与先验、仪式与欢愉的民俗活动带有某种奇观文化特质，将其置于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本土与全球的对话语境下，唤起了更为强烈的价值转向和文化认同。
一、假晶现象：认同焦虑、隐匿故乡与离散的乡愁
德国历史学者斯宾格勒在其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中，曾明确表达了对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线性发展观和欧洲中心论模式的反对态度，并开创性地提出有机多元的文化比较形态学，他借用火山熔岩的矿物学概念“假晶现象”去分析阿拉伯文化，认为历史社会中可能同时并存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表面看似融为一体，实则内在相互拒斥，其中某种强势文化深深主导并压制着其他文化。假晶概念生动描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统摄和屈从，也不禁让人联想到那些身居他乡的人们所面临的文化调适、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带来复杂而难以排解的情绪心境。身处两种地方文化之间而不时思念远方回不去的家乡，这是带着辛酸和苦楚的“乡愁”。
（一）认同焦虑：夹缝叙事下的困惑和两难
第一个进入讨论视野的群体是跨国移民族裔，研究这一群体的学者们通常会关注离散群体的杂糅文化及其追寻身份认同时的艰难和困惑。无根与漂泊、排斥与隔阂、孤独与苦闷、彷徨与迷失等情绪往往成为离散文学的写作基调和后殖民叙事的解读视角，“家园何处是”“夹缝中的边缘人”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学意象，客观上的“不被接纳”与主观上的“难以融入”带来了无助的身份两难与认同焦虑。
相比老一辈华侨，新时期的跨国移民很大程度上成为国际市场公民，既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又在世界网络和本土社会之间往来沟通，逐渐成为中国全球化的一部分。伴随着日益普遍的流动性，文化全球化在某些方面确实消解了原有的文化壁垒，比如欧美流行文化在国际传播并被世界各地民众广泛接纳，但在其他方面，这些壁垒似乎也在变得更加固化，比如尽管近年来中国“文化出海”项目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然普遍面临着文化折扣、文化冲突等跨文化传播问题，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国产应用平台甚至在海外屡屡遭遇不平等的国际制裁和封禁。而具体到跨国移民个体，那种身份认同上的两难和焦虑依然存在，比如生于美国的华裔后代“ABC”除了仍然面临难以消除的文化隔阂外，在考取精英大学时亚裔学生往往会被要求更高的学业分数或其他条件限制，因而面临更大的升学录取难度和隐性歧视；而当他们想要回国发展时，讲不好中文的外国人大概率不会面临苛责，而长着华人面孔但不懂中文的华裔则有可能再度遭遇“逆向种族歧视”。在新的移民叙事下，认同焦虑与身份困惑依然普遍存在，无处安放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看似融入新的国家／城市，其实仍广泛存在处于夹缝中的尴尬和艰难。
（二）隐匿故乡：流动秩序下的告别和深藏
另一个重要的讨论群体是国内的流动人口，这其中包括移居其他城市的求学者、务工者及“漂一族”们。教育资源、就业机会和规模产业在大城市集聚，让人口的迁移流动成为趋势和常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亿人，大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进一步统计9亿城镇人口中出生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人口数量，这个比例恐怕会更高。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价值逻辑下，同时也因交通、物流和资讯发达带来的便捷，中国人不再固守安土重迁的传统，背井离乡“涌向”或“挤入”各方面资源相对聚集的大城市，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启新的生活已是司空见惯。
新的城市生活空间构建起新的个人身份坐标、新的人际社交网络、新的生活方式标准，也自然而然地对人的生理反应、心理寄托、精神情感、审美偏好等长时间形成的个体性差异带来新的影响。在故乡成长起来的那一整套行为习惯、思维逻辑以及与周围环境的依存关系，可能未必符合新的城市生活节奏而成为失灵的过去式，为了适应并融入新秩序，告别原乡的移居者们不得不改变“旧的”习性并接受“新的”生活。有时候为了避免地域歧视等想象性偏见，一些城市新移民还有意隐藏自己的口音和习俗，疏离家乡传统文化，那个曾经孕育生命和成长的故乡成为“后”城市秩序中的“前”身份标识，在流动的时空秩序中被藏匿起来。
（三）离散乡愁：深藏于心召唤记忆的原乡
伴随着跨国往来与人口流动的日益增强，在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后，对于离散者的研究和书写正从过去那种“既不是……也不是……”的双重边缘心态，逐渐转向“既是……也是……”的跨界融合心态，这一方面是长久以来海外华人对祖国和故乡的想念和想象一直深藏于内心，另一方面也与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成就以及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密不可分，海外华人在“民族之根”（root）与“民族流动”（route）之间努力调和，这一心态变化既孕育了族群共同体的自我想象，也体现了对宿主国及其文化的抵抗。正如哈佛大学华裔历史学者杜维明所观察到的，“海外华人期待能回归祖国并得到认同。一些人会回到‘家乡’结婚，或者送孩子回中国接受教育”，这意味着那种基于政治意识形态与国族身份认同的两难抉择逐渐让位于海外移民们对族群传统文化的追溯和理解，并产生对故土家园的集体认同。在这过程中，“国”的意识悄悄淡化，而“乡”的认识慢慢激活，“文化假晶”中被压制的乡愁记忆逐渐成为一种悄然释放的心灵疗愈和情感皈依。
在国内，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让“生活在他乡”成为常态，类似“来了就是ＸＸ人”的口号一方面展现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和接纳，另一方面也让新移民们在投身城市建设运动的过程中努力构建新的身份认同。然而，在这些新移民群体中，那些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既难以全面享有城市户籍人口同样的资源和权益，同时也面临着“回不去的故乡”的两难选择；而那些已经获得户籍身份的常住人口，也时常在千城一面中叹息“何处是我乡”的错愕迷惘。
概而言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各个城市在基础设施、建筑风格、公共景观、市容市貌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以科技和资本推动城市高效、便捷运转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由此带来的是城市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城市特色与文化遗存也随之被忽视和丧失，以至于在当前的城市规划中，“记得住乡愁”和“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成为非常重要的顶层设计之一。在此背景下，城市移民们一方面不得不在新的城市坐标中完成告别成长记忆、融入规训秩序的自我脱嵌，另一方面也在趋于同质化的城市景观中，时不时地怀念那个千姿百态但已遥不可及的前现代乡土风情。这种带有历史断裂和疏离感的情绪伴随着全球化、城镇化运动而产生，它频频唤起了对遥远故土的想象与消逝家园的记忆，因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离散和悬浮乡愁。
二、 蜂鸣理论：重塑场景、沉浸体验与想象的乡愁
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特里·克拉克提出的“场景理论”认为，在后工业时代，城市是具有美学意义的场所，它涉及消费、体验、符号、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文化意涵，体现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随后他又提出“蜂鸣”概念，认为在特定的文化场景中，那些文化消费活动和文化参与事件如同蜂鸟鸣叫，不仅能给参与者带来不同的文化体验，同时也将产生独特的磁场式轰动效应（generate buzz），继续激励群体创新，启发社群活力。
“场景理论”和“蜂鸣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资源在当前城市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一方面吸引和凝聚了城市居民、社区邻里和创意阶层，让横向的城市空间主体能够发生链接；另一方面营造或重构了城市消费景观，通过一系列被称为“舒适物”的公共物品塑造独特的文化精神，或在特定的情感需求下打造异质性的消费空间，让纵向的城市时间记忆得以自由切换。
应当看到的是，当前城市发展形态已然从“生产型”向“消费型”发生转变，这一演变逻辑也在向城镇和乡村扩展。那些表征集体记忆、重构历史场景的消费空间，试图为悬浮于后工业时代的人们提供治愈式的“乡愁”。
（一）重塑场景：怀旧氛围与“回得去”的历史
怀旧与乡愁，是情感地理学剖析城市消费空间内涵的重要角度。近年来，一场可以称之为“重返历史”的场景再现运动在中国大地各个角落轮番出现，红砖墙、旧街坊、老弄堂成为时尚的商铺装潢主题；老厂房、旧码头、砖窑场纷纷变身网红文创园区；革命根据地、知青农场、三线建设遗迹被打造成红色教育基地；民国剧、改开剧、青春成长剧等“年代剧”成为影视作品的流量密码；童年怀旧零食、老片高清修复、手工制造物件、停产国货品牌成为中年人的潮流消费品类……复古情调和怀旧场景成为流行的城市消费文化，似乎可以由此抵抗全球化消解地方性、现代意识取代传统观念的威胁和焦虑。
这种追忆往昔、逃离当下的情感体验从城市蔓延到乡村，艺术乡建正以一种新锐的面貌将审美资本融入乡村改造，成为当代审美革命的重要实践之一。在乌托邦式的田园想象下，乡村具有未经现代文明浸染的本真和淳朴，它努力营造出一种诗情画意、浪漫闲适的情调，带着泥土气息的村落经由艺术雕琢和创意赋能，呈现出一幅幅野旷天低、草长莺飞、鸟语花香、耕读传家的“自然”画卷。尽管这种审美体验本质仍是消费主义，但山间民宿、轻奢露营、田野劳作、乡土美育等回归大自然的和谐场景依然能够满足城市人休闲度假、远离烦嚣的向往，成为可以随意“重返”、轻松“抵达”、诗意“栖居”的心灵故乡。
（二）沉浸体验：价值重构与“地方性”的魅力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远离主流视野、偏安一隅的“地方”正在被“看见”，并释放它们积蓄已久的独特魅力。2022年“十一”黄金周，冷门景区的爆火催生了“反向旅游”这一新词；2024年旅游出行平台预测的暑期前30个热门景区，有近三分之二位于县域地区；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新一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其中超过一半地处县域。那些过去很少被关注到的地方风情，正以独具魅力的文化和超越预期的惊喜，成为新旅游目的地。
传统文化的风靡与来自乡野的陌生感推动审美接受的变迁。明星赵丽颖的一组写真照，让福建渔家女的簪花发饰变成时下年轻女孩争相模仿的时尚，在妆造、滤镜和专业拍摄下，原本颜色俗艳、土里土气的仿真花围被形容为“把浪漫和春天戴在头上”的“鲜活的美丽”，而在泉州蟳埔这座遗世而独立的小渔村里，因海而生、流传千百年的蚵壳厝、牡蛎摊和妈祖庙，也因姑娘们头顶上“流动的盛宴”而成为社交媒体镜头下的新奇景观；贵州黔东南的苗族村寨，因深藏于山林之间而保留着原始的文化生态，繁复精湛的凯里苗绣将苗族人的族群文化编织成“穿在身上的图腾”，当这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式样被大山外的创意产业“看到”后，传统与时尚碰撞出“蜂鸣声”，古老的指尖技艺发展为“博物馆＋公司＋基地＋绣娘＋农村合作社＋互联网”的创新联动，成为引领“非遗国潮”的新范式。
类似的还有景德镇的陶溪川，因停产而淡出记忆的国营老厂，在“创新创意＋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下得以重启，续写“千年瓷都”的辉煌；苏州的本色东西桥市集，从简单的禅茶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涵盖衣、食、用、赏、玩等体验形态的东方美学集荟，传递“日常美学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化价值观。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说，“当我们赋予空间意义时，空间便变成了地方”。地方之于游客的所有意义都集中在场景营造上，地方的吸引力从“风景”走向“场景”，沉浸式文旅成为新的旅游消费形态。
（三）想象乡愁：作为集体情感的消费文化实践
我们之所以能把怀旧和乡愁并置讨论，是因为它们的产生都有着对远离过去和对当下不满的共性，以效率和成本作为重要衡量标准的实用工具理性忽视了人之为人的自由、自尊和自得，资本主导和绩效主义带来了普遍性的焦灼、压力和危机，因而让人不时产生抽离和逃逸的冲动。创意产业适时而迅速地捕捉到这种群体性心理，他们营造出一个个区别于现代都市景观的异质空间，用以集体性地缅怀消逝的时光，温柔地安放和抚慰疲惫的心灵。美国文学家博伊姆把乡愁分为反思性乡愁（reflective nostalgia）和恢复性乡愁（re-storative nostalgia）两种类型两种类型，后者即是我们当下所能看到的各种怀旧场景与乡野体验——或修补记忆中的断裂之处，或点亮现实里的阴霾角落，借由某种心理补偿机制修复情感中的缺失。
但场景式的怀旧与体验式的乡愁本质上仍是虚幻的，它试图为现代人提供一场“时空穿越体验”，这种瞬间或短时的“重返”并非真正的“所在”——别样的县域景观吸引他们“到此一游”，但那终究是“别人的老家”，而自己只是拍照打卡的过客；奇异的民族风情带动“新国潮”的消费潮流，但那些别具特色的装扮和点缀，要么只是一时兴起、心血来潮，要么只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和分享；“新中式”的器物与“森系”的景观传递慢生活的节奏感，虽令人向往，但也很难取代日常的忙碌而成为常态。当消费者沉溺于大量堆叠的、风格化的元素中时，他们对地方文化的感知大概率仅停留在表层的符号之上，消费场景遮蔽了其背后的文化接受与涵纳，他们所体验的只是想象的乡愁和他者的浪漫。
三、 地方美学：全球本土、跨域链接与共情的乡愁
21世纪是文化自觉地被传承、被发现、被创造的世纪。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加剧了人们对丧失家园的焦虑，进而产生对地方文化传统的重新肯定和强化，身份认同与文化寻根逐渐成为关乎每个人自身的问题。然而，在叠加了消费主义、互联网化和虚拟空间的后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变得流动而杂糅。移动网络空间影响并塑造了地方经验，身体所处和内心所依的地方边界，不仅随着个体和家庭的迁移而在故乡以外的空间延展，同时也可凭借特定筛选条件而在线上搭建各种熟人圈子，实现“超地理的情感互动与集体认同”。
当 “地方感” 日益变得流动、 混杂、 开放和不确定时，“非地方”与“地方的消失”令人担忧；而当“体验感”和“沉浸式”让乡愁变成一种触手可及的消费文化时，“处处是乡”但“乡归何处”则让人陷入迷茫。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地方本真性、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守护显得尤为重要。地方美学的建构可以看做是对后全球化的情感回应，前述以英歌舞为代表的潮汕传统文化何以风靡海内外，或许应该在超越地方的语境下才能理解其背后跨越山海、根脉相连的动人。
（一）全球本土：后全球化的地方文化保育
潮汕三市（汕头、潮州、揭阳）地处东南沿海，三面靠山，一面向海，群山与三江（韩江、榕江、练江）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平原地带，为地方文化的延续提供了一道免受外部冲击的自然屏障。迄今为止，潮汕地区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体系、完整而独特的风俗习惯、极具特色的文化符号，以至于民间时常戏称其为“中国第56个少数民族”。
潮汕文化土壤的丰厚造就了艺术风格的丰富，在各种非遗项目中，既有追求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剪纸、木雕、微书、抽纱等传统美术和技艺，也有熔戏剧、舞蹈、武术于一炉，展现刚劲豪迈气势的英歌舞、蜈蚣舞等传统舞蹈和民俗，体现出精细雅致的地方性和奔放豪迈的海洋性。但种类繁多并非潮汕文化的特殊之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才是其魅力所在。在潮汕，文化遗产并非束之高阁的古董或后继乏人的陈年旧俗，相反，古老的民间艺术薪火相传，年轻人从小耳濡目染，地方民俗早已深入骨髓。以英歌舞历史最为悠久的县级市普宁为例，据报道当地较具规模的英歌队多达70多支，队员基本上都是朝气蓬勃的豆蔻少年。
在潮汕，祠堂祭祖礼仪、时年八节传统习俗、敬天保民的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广泛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春节期间各村各镇为祈求来年顺兴而举办“营老爷”“游神赛会”“盐灶拖神”等大型节庆活动，这种地方性集体狂欢的持续时间或可长达一个多月；而更为日常的潮菜烹饪饮食、工夫茶冲泡技艺等民间文化，至今仍是海内外潮人群体平日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古老传统，却代代相传。非遗活态传承追求“见人见物见生活”，在这方面，不仅潮州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在城市化程度更高的汕头市区里，这些传统习惯风俗也未因现代化的冲击而式微，极具原真性的地方民俗文化在潮汕地区广泛自然存续。
当代非遗普遍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现代化浪潮席卷下传统文化的式微、民俗土壤的消失和非遗的难以存续以至失传断代。而潮汕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长久、完整的保存，与其文化内部自下而上的生命力、代代相承的沿袭、进而在族群内部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密不可分。潮汕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自我理解和体认，时代的发展并未动摇他们对传统的坚守，旅游的火爆也没能“诱导”他们将传统仪式变成表演式的消费娱乐。他们因为相信，所以坚持，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有传承延续的职责。这些民俗文化是当地人民长久以来顺应宇宙自然、适应地理条件、延续儒家文明的外化表征，并通过一系列规训化的仪式、表演、行为来表达某种寄寓美好的心愿祈求。
（二）侨乡再认：跨域共生的乡土文化认同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潮汕文化的独特更在于它的跨域性和共生性。近代以来，大量潮人下南洋，在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形成“潮人板块”；改革开放以后，善经商、肯拼搏的精神又一次激励大量潮人外出闯荡，在全国各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城市工作生活；而潮汕平原这片虽处“省尾国角”却依山傍海的美丽土地，依然世代聚居并繁衍出许多重视传统的本地潮人，故而形成“本土一个潮汕、国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三足鼎立的人口格局。
隔山望海，跨域流传，侨乡潮汕的在地文化具有全球互动的共生特点和“海内——海外”的镜像意味。马来西亚槟城有一座叫“韩江家庙”的潮汕祠堂，不仅因其在修复过程中完好保留了原先的建筑结构、式样、材料和工艺，精湛复现了故乡潮州的木雕、彩绘、嵌瓷、灰塑等传统非遗技艺，同时更由于它是百余年来槟城潮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坐标，故而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新山柔佛古庙游神活动跟随清代潮人移民传播到马来西亚，2012年，这项已在异国他乡延续一百多年的中国古俗被马来西亚政府评为“国家文化遗产”，更令人感慨的是，这项民俗的原型潮州青龙庙会文化踩街巡游活动在本土已经中断长达64年，得悉大洋彼岸的喜讯后竟又得以重新复活，成为一波民俗文化“罕有的百年回潮”。
在泰国，潮籍华侨华人同样注重家乡庙会和祭祀习俗，潮州戏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让这一中国地方剧种能够更好地传播，“泰语潮剧”先驱庄美隆将其进行本土化改编，延续潮州音乐、潮剧唱腔、服饰妆容、舞台动作等传统艺术，改用泰语演唱，创新发展出家喻户晓、广受皇室和民众喜爱的“优泰剧”；善堂是潮汕地区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慈善机构，源自“大峰信俗”的潮汕善堂文化在海外开枝散叶，其中泰国华侨报德善堂规模最为庞大，其下属实体形成一整套消防、医疗、急救、教育系统，造福无数泰国民众，类似的还有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马来西亚明修善社等分布在海外各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它们经由善堂而形成慈善事业、宗教仪式、商业关系三元互动的模式，构建起强大的地方网络关系，将海外华侨华人凝聚在一起。
（三）共情乡愁：身份认同的“乡愁共同体”
侨乡是海内外华侨华人的精神家园，侨乡文化遗产区别于非侨地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大量既保留民间智慧和民间艺术、又凝聚共识与文化认同的信俗仪式在故乡和他乡之间延续，成为乡愁的载体，植根于侨乡并延续至海外，具有全球流动、跨域共生的显著特点。这些带有前现代印迹的习俗和文化，紧密联系着海内外同胞的情谊，并深深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治理与日常生活中，成为代际相传的文化价值观。
“乡愁”是人类共同的心理情感和审美结构，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对应关系，当“乡”字指涉“乡村”“故乡”“侨乡”三层语意时，与其相对应的“城市”“他乡”和“异国”便统摄了在地居民、国内移民和海外侨民三个群体，“乡愁”也成为“成长者”“怀旧者”和“出走者”们共同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共识。地方文化不再只属于地方，在全球互动的视野下，乡土传统带有流动性和延展性，这种身份认同和家国情怀便构成乡愁文化的“在地小循环”和“跨域大循环”，“乡愁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在后全球化语境下试图重新理解人类族群共识的文化符码。
四、 共同体观：抵抗强势、振兴乡村与延展的乡愁
（一）抵抗强势：坚韧顽强的地方文化景观
全球化不仅侵蚀着国家主权，同时也激活了民族主义，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冷战”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全球化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世界互联、疆界消失、竞合相伴、文化交融，在“文明的冲突”与“文化的趋同”的过程中，资本的扩张使地方发展深度席卷入全球格局中，全球化的价值理念也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地方脉络里，“全球——地方”处于一种矛盾对立又互为依托的关系，两者在对抗中走向融合，又在混杂中保持拮抗，因而出现所谓“地方全球化”和“全球地方化”的表述。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认为“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性差异是同步发展的”，英国文化社会学家英格利斯认为本土与全球、传统与现代的交融造就了“独特的、全新的混合物”，这种在碰撞中相互妥协、折中的融合，带来了看似和谐的表象，其背后可能以丧失某种文化记忆作为代价。前文所论及的“离散的乡愁”和“想象的乡愁”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全球——本土”境遇当中，那些表征为认同焦虑、隐匿故乡、重塑场景和沉浸体验的情绪，都带有这种“既近又远”“似是而非”的矛盾与两难。
新世纪以来，“文明间的断层线冲突”带来紧张的全球文化关系，越来越多人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普世主义和以全球化为名义的文化同质化产生担忧，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呼声成为一种日趋主流的主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连颁布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等一系列文件，推动抵抗强势、保护特色的文化多元主义深入人心。近二十年来，伴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对社会阶层关系的重组重构和颠覆再造，底层社会能够被聚焦关注，下沉市场能够影响消费主流，草根阶层能够左右网络舆情，在此背景下，“边缘和地方”也逐渐从“后台”走向“前台”：从无人问津到万众瞩目，从落后乡野到田园牧歌，从被动发现到主动展演，甚至从自成一格到刻意迎合——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包含地方知识、地方价值、地方美学等在内的“地方性”的意义凸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彰显地方文化自觉的主体性正在不断强化，但“地方”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主流”的“凝视”下，坚韧顽强的地方文化景观与强势统合的现代文明意识之间的关系，既是互构互融，亦是博弈抵抗。
（二）乡村振兴：乡土文明价值的唤醒重塑
作为一个有着数亿农村人口的大国，中国一直把解决农村问题视为治国安邦重中之重的大事。农村除了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基础和社会稳定的根基，也与中华文明的赓续、城镇化的建设、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等息息相关，既是底色，更是本位。近些年，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农村建设方针，国家对农村的治理逻辑既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连贯性，也显示出宏观决策的递进和深化，从强调缩短城乡差距、提升农村现代化建设水平，到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市与乡村互为依托，再到强调“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体现农村特点和保留乡土味道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化，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则成为这一系列政策的点睛之笔和理论升华。
“两山理论” 与 “记住乡愁”， 一方面高度重视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则极为敏锐地意识到后工业时代下人对回归自然和传统的迫切期待以及人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情感安放问题。农村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地理屏障，是遵从自然生存准则和自然生态规律的生活场域，是维系乡土伦理秩序和传统文明礼仪的文化空间。如果说“两山理论”明确了以保护生态资源作为农村发展的动力来源、以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那么“乡愁城镇化”理论则在激活乡村遗产资源的同时，唤醒人们记忆深处的情感共识，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向后回望的美学视角。
在乡村振兴这一大工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对乡土文明价值的唤醒和重塑。以往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开放与保守等二元论视野中，来自乡野民间的知识、习得、仪式、审美等种种经验，往往被冠以落后、愚昧、守旧、非理性等负面判断而予以否定和改造。当现代性的弊病在后工业时代不断暴露时，乡土文明被重新识别为单纯朴素的人类智慧，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发展史中探索出敬畏自然、因地制宜、顺应规律、万物一体的价值情感。而对一个族群来说，这些地方性经验还是一代代人因袭传承并内化为集体记忆的文化共识和身份认同，是一个个群体独有并共享的符号密码、文化系统、情感表达、想象体验，是一种充满内在生命力、生生不息、能让心灵获得安抚与滋养的底层力量。
（三）延展乡愁：后全球化的东方美学图景
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后疫情时代蔓延的危机和动荡正推动世界进入后全球化时代。全人类共同的新目标是还地球一个山清水秀、宁静祥和的美好家园，这样一幅前现代的乡野图景，正契合了后疫情与后全球化时代下普世性、泛领域、可延展的乡愁。在此过程中，本土力量的复兴和东方国家的发展路径预示了一种新的价值回归，向后回望为激进发展观提供了一股平衡力量和反思视角。回望传统，乡土文化的合理性与超前性中蕴藏着丰富智慧，乡村逻辑向来讲究顺应自然、淳朴简约、节制平衡，而现代绿色经济所主张的生态保护、低碳环保、尊重遗产、延续文脉，原本也是乡民生活的日常准则。
今天，中国的大航海时代正在启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了基本方略，同时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在此背景下，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亲人之间血浓于水的情感纽带和植根于故国乡土里深厚绵长的文化情怀，为我们呈现出另外一幅传统而感人的文化图景。当我们从跨域流动的视角重新审视侨乡文化的赓续与离散时，其中最能唤起共情和思绪的，或许正是充满怀旧和感伤、但又不失温情和期盼的“乡愁”。
地方是价值的凝聚，乡愁是人们投射于某个地方的情感。当这种情感起于尊重和理解、进而唤起欣赏与共情、最终获得接受和认同时，这便达成了乡愁美学“想象的共同体”，呼唤着对乡土和传统的回归与重建。在新的发展与交往逻辑中，身份认同与情感链接或将极大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文化判断，而长久以来隐而未现的乡愁美学也或将成为一种新的召唤结构，开启后全球化时代下的审美逻辑和文化转向。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