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马克思主义长期将无产阶级视为历史主体。卢卡奇从商品社会的物化关系出发，将无产阶级视为历史解放的关键环节。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普殊同通过重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的理论内涵，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的复杂性，提出了基于“资本主体”的历史解放新视域。这一理论不仅与历史目的论形成持续对抗，还在现实进程中嵌入了劳动与时间辩证发展的动力因素。然而，普殊同的理论存在局限，他未能充分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缺乏黑格尔主体性概念中的自由维度，忽视了资本本质上依赖于人类的社会关系及其主观实践活动，资本只是这些关系的“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y）。
当代价值形式学派理论家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在其代表作《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中，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提供了独特视角，即从商品性劳动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抽象统治形式的普遍性支配。普殊同的再阐释是对社会历史发展之于理论实践关系的深刻反思，尤其回应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战运动的退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辩护的衰落，以及苏维埃式社会主义失败对无产阶级解放话语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普殊同通过重新诠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并恢复了其内在性批判的逻辑，推动了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正如齐泽克指出的，普殊同将商品形式的历史特殊性视为构造社会生活的超验先验，导致阶级斗争（社会对立）降格为次要的本体现象，〔1〕使其未能把握无产阶级在历史解放中的主体性与批判性。基于此，本文从现实历史和理论发展的背景出发，重新审视普殊同“资本主体”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批判逻辑。
本文分为三部分展开论述。首先，揭示无产阶级代表普遍阶级的线性历史观：普殊同以商品性劳动的抽象统治为中介，将无产阶级及其劳动视为资本扩张运动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其次，从理论推进的角度，阐明普殊同的“资本主体”概念的历史批判逻辑，揭示其如何为社会历史提供劳动与时间辩证发展的动力。最后，从理论依据看，指出“资本主体”作为一种依赖“实体即主体”的理论模型，与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之间存在不可化约的内在矛盾。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无产阶级与历史解放逻辑
普殊同将批评对象归结为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以此解释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等共同的理论缺陷。尽管该范畴因为过于宽泛的特征而被批评草率和笼统，〔2〕但不意味着对批评的对象进行了还原论的处理；相反，它为普殊同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前瞻性见解。从历史维度看，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解释为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性制度，将无产阶级视为废除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历史主体，这是一种基于超历史劳动立场的政治批判，而马克思的批判指向劳动及其构建的资本主义的总体性。
1.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一般假设
普殊同首先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既承担物质生产的职责，又肩负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使命。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主体性角色的发挥存在于资本主义物化结构与无产阶级劳动及其阶级意识的交错关系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他将当代资本主义定义为以商品形式为中介的物化社会，并分析了无产阶级劳动与阶级意识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劳动构筑了整个商品世界，又通过物化反作用于社会的再生产；同时，无产阶级劳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建构了生活世界，又实现了主体性。在彻底异化和毁灭的生产现实面前，无产阶级并未将自身的本质商品化，而是率先激发革命行动的阶级意识，将自身的现实存在视为历史使命。因而，无产阶级是主—客体的同一，〔3〕其阶级意识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尽管无产阶级劳动完成了物化的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的双重建构；但扬弃物化的阶级意识使其成为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韦伯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的“铁笼”虽然是资本主义的结果之一，但它是可以转变的。〔4〕简言之，传统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物化结构之下无产阶级劳动与阶级意识的交互作用，既是束缚又是解放，它成为解答历史进步和人类解放之谜的关键。
从理论推演看，卢卡奇对物化结构与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分析，呈现了资本社会与无产阶级相分离的景象：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正确意识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错误意识”相对立，主客观的内在性联系脱离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之外；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劳动作为维持资本系统的持续性动力转化为独立于物化结构的解放性力量。这一分析遵循的历史解放逻辑是：社会是由无产阶级劳动构建的同一总体，这个总体性被资产阶级的特殊关系所遮蔽，将在无产阶级的自我觉醒中显现。尽管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论断凸显了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但也简化了马克思的历史批判，并将后资本主义社会还原为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理念。
面对这一困境，普殊同反思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解放问题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他指出，这种进步观念依赖黑格尔式哲学的线性历史观。世界被还原为绝对的、同质的时空连续体，历史发展的终点是精神作为一个总体性的以及这个总体化了的主体实现自身，〔5〕继而导出超越资本主义的需求和构想。囿于这样一个本体化的视野，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地位逾越社会历史条件的规定性，转译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先验主体，成为超历史的全知全能，将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预设在阶级对立的偶然性中。然而，对普殊同来说，卢卡奇的根本问题并非接受黑格尔哲学的解释模型，而是无批判地肯定总体（totality）概念的逻辑必然性，削弱了他经由商品形式的理性化和量化分析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努力。
2.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的历史特殊性
普殊同的批评源于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的重构：其一，无产阶级劳动的历史特殊性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其二，无产阶级及阶级斗争是隶属于资本关系的结构性组成部分。
首先，普殊同从更为根本的批判立场上指出，价值形式的社会综合并非劳动的一般功能，而是抽象劳动的特定功能。卢卡奇把价值当作社会存在的统一性因素，使商品的价值抽象嵌套在本体化的环节，劳动被泛化为社会综合的一般功能。然而，普殊同对“劳动”概念作出了进一步区分：劳动并非所有物质财富的来源，它只是价值的来源，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才分裂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其中，抽象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特殊的活动形式，是价值的实质，它以均质化、普遍化的环节中介并建构着社会，统治着整个生活世界。因此，劳动的抽象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关系中才影响社会形式，使资本主义获得普遍的统治力量，以准独立的结构制约着社会主体，“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统治的形式，在根本上不是由私有财产，也不是由剩余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权所导致的；相反，它建立在财富的价值形式本身上，建立在与活劳动（工人）相对立的社会财富形式上，财富的价值形式是一种结构上异己的、统治性的权力”。〔5〕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与劳动不再处于某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被视为内嵌在商品和资本形式中的功能性载体。
其次，无产阶级作为与“生产性”劳动有本质联系的社会主体，内在于资本主义扩张的运动轨迹。一方面，无产阶级在理论分析中之所以占据首要位置，是因为在以资本主义劳动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中，“工人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马克思将他们分析为既是商品，又是商品的拥有者”。〔5〕其中，作为价值增殖运动的承担者，无产阶级是建构资本主义抽象统治形式的核心要素；资本可以脱离资本家，但无法脱离工人创造价值的劳动。因此，工人是统治自身的根源，比资本家更受制于资本。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形式所结构，不再具备任何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看，正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而，阶级斗争只有作为内在矛盾和动态系统的范畴时才有意义。
普殊同重构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的历史特殊性，旨在探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新模式。这一模式需要通过具体考量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运动的新情势来理解，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拜物教特征。现代反犹主义和欧洲社会的劳工运动的现实发展表明，革命政治与社会运动不仅未能开创可能的未来，反而走向反面，成为资本统治的规训工具。具体来说，其一，现代反犹主义混淆了斗争的反动性和资本主义的解放性，实为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人格化表现，将生产经济矛盾投射到外来的入侵者身上，以掩盖阿拉伯世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的衰落。其二，主流的劳工运动简化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其陷入危机：价值被阐释为市场范畴，使批判理论局限于分配关系中，无法回应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之间的结构性相似，只能通过负面的实践效果为后者辩护。因此，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斗争不再代表任何批判的立场，任何将其等同于历史主体的观点都陷入拜物教假象的历史观念中。
由此可见，普殊同对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的结构化重组，为马克思的历史批判问题注入了更为复杂而审慎的要素。他对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抨击，实际上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并致力于探索一条新的历史解放道路。
二、“资本主体”：历史批判的一个新视域
在上述对无产阶级劳动的分析中，马克思的历史批判一直处于被动的位置。无论是将当代资本主义视为商品形式构建的物化结构，还是商品性劳动中介的普遍性支配，都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推向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之外。然而，对普殊同来说，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历史解放问题的讨论。从现实看，普殊同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统治之上，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构建的批判模式形成张力和互动；就理论看，其“资本主体”概念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内在批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新视角。
1.“资本主体”的历史批判逻辑
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放问题“去黑格尔化”，并非否定主体性思想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相反，普殊同抓住了马克思“资本”概念与黑格尔“精神”概念的结构性相似，将主体性思想转移到无产阶级的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总体中，“资本描述为一个自行运动的实体，也即主体”。〔5〕普殊同对“资本主体”的把握具有双重独特性：第一，资本是历史特定的主体，第二，资本的矛盾指向主体的废除而非实现，从而预示了一种基于“资本主体”的历史批判理论。
在“劳动和总体性”的论述中，为了避免历史的行进轨迹陷入逻辑的必然性中，普殊同对黑格尔的自我反映立场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调和。他将普遍的逻辑投射到资本主义的具体性上，强调资本是历史特定的主体，以此规避线性目的论的普遍化效果：
黑格尔的主体是超历史的，并具有认识能力；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它是历史特定的，并且不具有认识能力。资本，作为一种特定实践形式所建构的结构，反过来也能建构社会实践与主体性的形式；不过，作为主体，它没有自我。它是自我反思性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它可能会引起自我意识，但与黑格尔的精神不同，它自身并不具有自我意识。换句话说，主体性与社会历史主体必须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区别开来。〔5〕
普殊同认为，“资本主体”与黑格尔主体性之间的概念区分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以及历史解放问题的关键。一方面，他通过对主体性概念的“语境化”阐释，确立了主—客体的定在形式，即“历史主体是构成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媒介的异化结构”，〔3〕这些结构由客观化的实践形式所建构，并为资本与价值形式范畴所把握。普殊同强调，虽然资本具有自反性，但它并不具备认识能力，只有实践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形式被确立时，资本才引起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总体性社会作为历史批判的对象，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新定位提供了方向。在普殊同看来，资本社会的同质性“实体”特征也是异化的表现，正是因为马克思将这种总体性把握为历史特定的主体，其展开方式才能指向了被废除的可能。
不仅如此，普殊同还从“资本主体”的否定性逻辑出发，进一步对黑格尔超历史的辩证法给予了批判。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并非本体论的，它不赋予无产阶级主体及其劳动超历史的或超验的假定，使之具有绝对外在的效力，而是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批判方法。对普殊同而言，“资本主体”的历史辩证法将批判的立场内在于社会对象，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指向历史否定的可能性。
2.“资本主体”的辩证动力
从发达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出发，普殊同将历史动力生成为一种资本社会自我转化和重组的内在性力量。通过对实质总体性（substantive totality）其辩证逻辑的分析，普殊同的“资本主体”概念获得了真正的复杂性和建构性。
从普殊同的分析看，资本概念中劳动与时间的辩证关系是关键环节。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价值（剩余价值）的自我价值化。其中，价值以抽象的时间形式衡量，即社会必要人类劳动的时间耗费。马克思指出：“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6〕普殊同认为，一方面，资本通过科学变革和技术创新提高社会劳动的效率，试图将劳动时间降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水平以下，以实现价值增殖；但另一方面，这种增殖是短暂的：伴随着创新技术的普遍化，新的社会劳动形式重新设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新的生产力基准，“社会一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量改变了，但这些改变又重建了起点，即重建了社会劳动小时和劳动力的基准水平”。〔5〕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跑步机效应（treadmill effect）”。
继而，普殊同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定位在商品形式的二重维度（two dimensions）中。这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历史进程标志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决定条件。〔7〕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同一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分配到更多产品上，单位时间显得更“密集”。然而，抽象时间相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始终是一个常数，无法把握“跑步机效应”引发的实质性改变。“历史时间不是一个抽象的延续物（事情在其中发生，其流动显然独立于人类活动），相反，它是时间的运动（the movement of time），对立于时间中的运动（the movement in time）”，〔5〕因此，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在其跑步机模式下，产生了时间上的定向运动，即“历史之流”。尽管这种历史时间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建构，但它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特有，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作为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形式，它不断推动具体生活的变革，这些变革又重构了抽象社会的特定形式，从而为后资本主义的未来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总之，普殊同的“资本主体”虽然以解放本身为目的，但不意味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是直接性的，相反，它为资本结构的动力因素所中介。对现实社会而言，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既是维持资本社会运转的持续性动力，也是把握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因素。
三、资本逻辑：人类实践活动的突出属性
普殊同的“资本主体”虽然有现实和理论层面的积极影响，但其背后的逻辑依据存在局限性，尤其在“克服资本主义”的相关论述中，这个充满歉意的“历史特殊性”很快暴露出意识形态特征：劳动的解放要求的是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5〕然而，“劳动的解放”不等于“从劳动解放出来”，它未能解决括号里的悖论，仅将矛盾外化于同一范式，实际上是将人类解放的武器悬设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体”的理论依据及其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张力。
1.“资本主体”的理论依据
在价值形式为主导的商品社会中，资本呈现一个极具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理论形象。这一形象既源于资本表现出将活劳动转化为价值增殖运动的动力，也来自对生活世界和社会内容结构性重组产生的现实效应。当马克思将“资本”描述为一个“自动的主体”“自行运动的实体”和“自我增殖的价值”时，一个自行运动的实体，也即主体的“资本”概念由此诞生了。
从普殊同的阅读路径看，上述对“资本主体”的理解主要来源于《资本论》中“资本的一般公式”一章。在这里，马克思讨论了价值通过不断的形式变化，形成了必然的运动轨迹，从货币到商品再到更多的货币（M—C—M'），展现自我增殖的神秘能力：
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自行增殖着……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6〕
可以看出，黑格尔的范畴的确非常适合于资本“运动”和“过程”的解释，以精神概念为参照系，价值经由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相互中介，从“为他人的存在”（C—M—C）提升为“为自己的存在”（M—M'），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表现出相同的质量，是一种自我反映（self-reflection）的无限。换言之，资本的主体地位是彻底去实体化的，它在不断地失去中实现对自身的回归，是一个“自我愈合的创口”；同时，实体也总是被主体化的，这里不存在任何一个绝对的主体，唯一存在的事实在于，“绝对”是过程本身。
在黑格尔看来，主体总是通过他者联系起来的“我”的同一性，是对自身的纯粹反映，任何差异和形式的变化最终都是精神的从属环节。当普殊同将“抽象劳动”视为自我中介和自身反映的基础时，现实抽象产生的原因便变得含混不清。抽象劳动和价值作为超验的先验，〔8〕在历史上独特的社会意义获得了本体化的特征，真实的社会发展进程隐藏在概念的自因性中，一切社会生活的差异都被一般化、同质化的功能消除了，还原为对抽象体系及其价值形式的执行。
2.资本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
即便承认黑格尔的精神逻辑代表资本主体，资本是否就具备精神概念的完整性呢？始愿不及此。资本以价值增殖为最终目标，即便面临经济危机，也不能任意中止（suspension）行动，只能通过部分否定保全总体性。与精神不同，资本并不具备独立于定在的主体性自由，其存在依赖社会关系以及支撑它的实践活动：尽管价值借由货币形式获得了自我增殖的“本能”，但剩余价值必须通过买卖双方的交换实现，资本运动始终无法脱离市场“监护人”的主观行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存在绝对矛盾：一方面要求提高物质生产力以减少活劳动比例；另一方面又依赖扩大剩余价值对劳动力再生产。普殊同忽视了劳动无法内化于资本结构的异质性。因而，尽管资本表现出与主体性相似的否定性动力，但它不是一个稳定的闭环系统，缺乏废除自身的内在自由。
显然，资本表达了一套客观的因果性联系，马克思并没有忽略这一点，并且强调资本“主体”形式的中介性质。但正如一些理论家指出的，“自动的主体”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拜物教表象，而非它的内在本质，〔9〕马克思通过颠倒的描述揭示了，“资本本身固有的神秘品质”掩盖了其实际运作，即剩余价值的来源。一旦进入劳动过程，资本对劳动者实践的依赖便驱散了这一虚假的表象。〔10〕无论其如何颠倒或具体化，资本只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方式，因而是一个伪主体或准主体。当代学者索伦·莫（Søren Mau）进一步对资本概念进行了物质性的翻转：主体不再是世俗之外的意识、意志或意向性，而是指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一种社会逻辑，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突出属性，〔9〕它依附人类主体或代理人之间的社会实践关系，通过社会机制将力量强加给所有社会代理人，并且这些属性本身不可还原为其物质基础。这一改造方案将资本视为组织结构各部分构成的系统属性，既避免了“活生生的主体”的夸张表述，又肯定了资本强制性的因果力量，即将社会规定、等级制度和实践活动等一切社会生活的差异都纳入资本逻辑的能力。
简言之，借助黑格尔的主体性概念，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突破了指代某一类具体事物的限制，赋予价值形式运动以无限性；而且还获得了自我创制的现实力量，为资本主义支配关系提供了新视角：社会统治不仅包括社会主体之间的支配关系，还涉及客观社会对主体的抽象统治。这种区分表明，价值并非源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无法仅从阶级剥削的角度把握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因而以价值形式为中介的“资本主体”是一种极具创新的理论建构。但是，把资本视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体，有悖于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定位，进而抹杀了无产阶级主体性向度的建构。■
参考文献：
[1]Slavoj Žižek.Living in the End Time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0:198.
[2]Joseph Fracchia.Review:Time,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J].History and Theory,1995,34(4):355-371;Simon Clarke.Review:Time,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J].Contemporary Sociology,1994,23(2):321-322.
[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99.
[4]Moishe Postone.主体与社会理论:马克思与卢卡奇论黑格尔[J].任致均,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5):44-52.
[5][加]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83,34,320,87,89,336,341,37.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179-181.
[7]莫伊舍·普殊同.马克思与现代性[C]//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二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45-59.
[8]Robert Kurz.The Substance of Capital[M].trans.by Robin Halpin.London:Chronos Publications,2016:70.
[9]Søren Mau.Mute Compulsion:A Theory of the Economic Power of Capital[M].Odense: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2019:45,53.
[10]Peter Hudis.The Death of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J].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4(3):147-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