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前，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全球性挑战等交织联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持续加剧。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阿拉伯地区成为全球安全与发展矛盾最突出的区域之一，其陷入困境的原因既有国家内部治理缺陷，也有霸权国外部干预等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对区域治理问题进行反思，各国政府、区域组织积极主动推进区域治理，发展优先成为共识，域内国家战略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推动阿拉伯世界团结自强，坚定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决心与信心。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区域治理。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既有中阿友好关系的深厚历史基础，也是为了推动该地区摆脱治理困境。中国的实践与创新探索展现了动荡变革期大国和平外交的努力，不仅为阿拉伯国家破解发展难题提供新思路，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阿拉伯国家 区域治理 中国参与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不断加深，地区动荡不安；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全球发展失衡加重；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大国博弈和阵营对抗有增无减；治理赤字不断加剧，全球治理体系效用无法正常发挥。面对上述严峻挑战，只有通过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才能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核心是秩序重建，不仅指建立国际新秩序，还包括地区层面的区域治理。
阿拉伯地区是当今世界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发展与安全相互掣肘。面对久治不愈的地区治理顽疾，阿拉伯国家在经历长期的动荡和冲突、多次错失发展机遇后，在集体身份认同、国家发展目标与诉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愿等方面出现了哪些新迹象？进行了哪些改革实践？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区域治理中能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中方推进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强调中方愿同阿方紧密协作，把中阿关系建设成探索全球治理正确路径的表率。上述表态不仅对于实现阿拉伯地区的“善治”意义重大，也为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提供了行动指南。
因此，本文旨在从区域治理的视角，首先剖析阿拉伯国家区域治理困境的表现及内外根源，继而考察该地区近年来针对这些困境所推动的区域治理新变革、新实践，最后从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的角色定位、战略基石、实践路径与创新探索等维度剖析中阿在探索区域治理正确路径方面的成果及特点。
一、治理与区域治理
“治理”（governance）是一个政治社会学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发布的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由人民或国家同意、认可的符合其利益的协议。在国际政治中，根据对象和层级的不同，治理有不同的分类。国家治理重点关注本国范围内的事务，全球治理聚焦于世界性问题，区域治理则主要针对特定区域内的问题展开。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显著变化，特别是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流动并对全球经济走向起主导作用后，人类社会的发展重心开始从以往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逐步迈向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
国内外学界对区域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郭树勇认为，“区域治理主要是指某一国际区域内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区域事务的共同管理。”索德伯姆提出区域治理是人类活动在区域层面的“权威空间”（spheres of authority）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公共或私人的规则体系。加里·戈茨、凯斯·鲍尔斯则强调了区域治理的制度定义，认为它是由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构成，这些文件包括了规则、规范和原则等，其组织性在于有特定的管理机构、决策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
区域治理沟通着全球治理和主权国家治理上下两个层级，是构建多层次伙伴治理网络的一部分。作为国际互动的常规形态，区域治理的核心动力源于区域内各国共同的现实需求与利益交汇。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多重交织的复杂挑战，这些难题既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叠加冲击，也涉及治理体系的重构难题。在此形势下，区域治理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愈发凸显。首先，全球治理的实践本质上是国家治理根基、区域治理纽带与全球治理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过程，三者缺一不可。其次，全球治理在推进中的实际困难投射到区域治理中，后者可能是从地区层面助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途径。最后，区域治理强调多方参与和利益协调，有助于增强包容性与公平性，从而实现“善治”。
区域治理可从四个维度考察其内涵：一是地理维度。区域强调区位，因此，地理空间构成区域治理的物理基础。本文将要讨论的区域，地理上位于西亚和北非地区。二是对象维度。区域治理的对象是涉及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具有较明显的国际影响力与关注度的国际区域。本文讨论的是22个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成员国所在的阿拉伯地区。三是主体维度。区域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分层的，包括域内外国家、该地区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甚至个人。本文讨论的区域治理主体包括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地区的区域组织等。四是领域维度。一般来说，区域治理通常指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治理，本文涉及上述领域的治理实践。
二、阿拉伯地区面临的区域治理困境
治理困境（gridlock）是伴随着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治理失效现象而产生的。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有学者称其为全球治理的第三波。这种治理旨在解决气候变化加剧、极端主义泛滥、资源争夺激烈、文明冲突升级等威胁人类生存的全面性国际公共危机。当前，阿拉伯地区已陷入较为严重的治理困境，面临治理难题。
（一）阿拉伯地区深陷治理困境
作为全球治理的关键地缘板块，阿拉伯地区位于亚非大陆交汇地带，总面积132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4.15亿。基于历史与现实原因，该地区国家发展严重不平衡，多数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局不稳、教俗矛盾、经济危机、民生困难、外部干预等多种问题，这些都严重干扰甚至打断了地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第一，阿拉伯地区安全赤字严重，久乱不治，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阿拉伯地区长期处于全球冲突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的动荡地区之一。在2024年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中，也门、苏丹、叙利亚、索马里、伊拉克等被归为全球最不安全国家之列。21世纪以来，该地区的武装冲突数量大约占世界武装冲突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冲突的影响溢出国界，并形成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和流离失所者浪潮。据统计，难民人口占国内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是叙利亚，苏丹排第三。巴以冲突的持续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24年年底加沙地带人口数量约为210万，同比减少6%；经济体系彻底崩溃，GDP同比下降82%，失业率达80%，贫困率接近80%。截至2021年年底，也门十年内战直接和间接导致37.7万人死亡。目前，2160万也门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约占也门人口的三分之二。苏丹武装冲突频发，超过1285万人流离失所，国家陷入一场“规模惊人、残酷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长期的战乱、冲突给地区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南苏丹、索马里、也门三国在全球“人类发展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排名中垫底。
第二，阿拉伯地区发展赤字加剧，经济表现不佳，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政治与安全困境给地区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呈现数据滑坡与风险预警的状况，表现为区域经济低迷、人均GDP下降、恶性通货膨胀与货币危机、债务高企与财政失衡等。该地区2015年至2022年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仅为1.3%，低于全球1.6%的均值，发生冲突的国家（如也门、叙利亚）甚至出现4.2%至6.0%的负增长。2024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尽管该地区2024年的GDP增长较2023年略有提升，但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特别是冲突和战乱国家继续面临高安全风险带来的经济萎缩。阿拉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指标部分呈倒退趋势，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三，阿拉伯地区陷入政府治理赤字，民生矛盾突出，社会转型面临严峻挑战。部分阿拉伯国家缺乏清晰、连贯的可持续发展规划，政府治理效率低下，严重的腐败问题又削弱了政府的执政基础，破坏社会稳定。“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阿拉伯国家的治理赤字。预计2024—2026年，该地区约34%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将跌至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设定的贫困线以下，共有5300万人口陷入多维贫困，约占地区总人口的4.6%。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率为58.95%，受冲突影响国家的贫困率达47.29%。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率也高达25.07%。此外，该地区持续面临高失业率的风险。2023年，该地区失业率以9.5%位居全球首位，男性失业率为8.2%，女性失业率为20.1%。由于阿拉伯各国人口呈现典型的“青年膨胀”（youth bulges）特征，这意味着更高的青年失业率，2023年30岁以下青年失业率为26.4%，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治理的压力（见表1）。
（二）阿拉伯地区深陷治理困境的内外根源
当前阿拉伯地区深陷治理困境的根源，既有国家内部治理缺陷，也有霸权国外部干预等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两种因素相互影响、叠加，内部僵化的权力结构为外部势力介入提供土壤，一些域外大国则将该地区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主战场，进一步削弱了该地区的战略自主性。
第一，内部治理缺陷：权力结构与制度失效。阿拉伯国家内部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未能有效回应民众对政治参与、经济机会、社会公平和安全发展的迫切需求，同时受制于历史遗留的冲突、外部干预和传统治理模式的惯性。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导致阿拉伯国家在后续的十年间经历了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最剧烈的政治动荡，17个国家政权更迭或陷入内战，引发持续时间更长、对国家和地区危害更大的战乱和冲突。苏丹种族冲突、巴以冲突升级、叙利亚内战等持续的地区冲突与内部动荡反映出部分国家的安全与冲突管理失效，国家无力维持安全与稳定。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受到政治分裂、内战或外部干预的影响，公共治理体系崩溃。
第二，责任赤字：国际秩序中的病态“稳定”。当前的国际秩序陷入一种病态的“稳定”，表现为发达国家的许多理念虽然存在不少历史不公和现实错误，但尚能凭借着相对优势在已有的国际轨迹上前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理念虽然具有历史的正当性和时代的进步性，但还不能在国际大势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大国利用国际秩序的混乱和碎片化，运筹所谓的全球治理规则和理念并展开激烈博弈，最终给国际秩序带来责任赤字。
西方国家并不真正关心他国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而是在行使所谓“保护的责任”时夹带“私货”，甚至借此采取军事行动，无视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例如，它们对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军事干预都将“保护的责任”作为舆论动员和采取行动的“令旗”。此外，西方国家还以“民主导师”自居，如美国借“推广民主”之名在阿拉伯国家遥控“阿拉伯之春”，给多国带来混乱和灾难。这样一种病态的国际秩序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严重危害。
第三，多边主义的异化：谋求地缘政治私利。部分国家特别是美国打着“多边主义”旗号，推行“小圈子的多边主义”（Small Circle Multilateralism）、“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with National Priority）、“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Selective Multilateralism）等伪多边主义（Pseudo-Multilateralism），表面上倡导共同安全与发展，实则通过制定规则、控制资源和代理人干预来强化自身影响力，加剧了地区权力失衡与矛盾激化，进而使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受到重大冲击。
伪多边主义在阿拉伯地区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工具化多边机制，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地缘战略。例如，2014年，在未经叙利亚政府允许的情况下，美国以打击极端组织为名，逐渐介入叙利亚局势。叙利亚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部长巴萨姆·图马曾表示，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像海盗一样掠夺叙石油财富，这直接导致了叙境内的能源短缺。二是西方干预的双重标准，破坏地区安全。美国多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巴以问题的决议，默许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对加沙进行军事打击等行为；以色列从美国获得的一揽子援助远超美国对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援助。三是经济合作中的“规则霸权”。例如，2022年6月，欧盟与埃及、以色列签署宣称“推动区域能源互联”的《东地中海天然气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将向邻国埃及输送天然气，在那里液化并出口到欧洲。埃及一度认为该协议是促进埃及、以色列和欧盟在东地中海地区关系的“重要步骤”。事实上，该协议仅有助于以色列从东地中海地区向欧盟稳定输送天然气，而非用于满足埃及本土工业需求。由于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关闭了其最大的天然气田，停止了对依赖进口的埃及的供应，直接引发了埃及对燃料短缺的担忧。可见，伪多边主义本质上是一些国家对多边主义的挟持，多边机制的工具化、双重标准和规则霸权严重损害阿拉伯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三、阿拉伯国家推动区域治理的多元实践
阿拉伯地区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和关键地区。其一，这一地区历来是外来干涉最多、各种矛盾最复杂的地区，和平、发展和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二，这一地区是资源富集、战略位置突出的地区，发展潜力巨大；其三，这一地区也是人民对和平渴望最强烈的地区。面对地区久治不愈的治理难题，近年来地区国家对治理问题进行反思，各国政府、区域组织积极主动推进区域治理，致力于解决地区面临的安全、发展、治理等赤字。
（一）发展优先成为共识，各国政府的政策自主性明显提升
多年来，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错失改革发展良机，阿拉伯国家尤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也促使阿拉伯国家在经历长期的动荡和冲突之后开始重新审视发展方向，域内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在不断上升，保持国家稳定、独立与发展构成了其共同诉求，反映了其解决地区治理赤字，加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强烈意愿。阿拉伯地区的治理困境是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面对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阿拉伯地区各国政府通过调整内政外交政策进行改革。
第一，发展优先，制定发展计划进行全面改革。如沙特“2030愿景”、埃及“2030愿景”、科威特“2035国家愿景”、巴林“2030经济愿景”、阿联酋“面向未来50年国家发展战略”等发展计划，既是各国应对内外挑战的战略选择，也是全球发展范式变革的缩影。这些计划大都包含经济多元化与产业升级、能源转型与绿色经济、社会改革与民生改善、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文化软实力与全球形象等内容。例如，埃及推动各行业振兴计划，还致力于完善尼罗河综合治理，减少农业用水浪费，提高粮食自给率；阿联酋、卡塔尔等国通过数字化政务提升政府透明度，建立反腐委员会治理行政腐败；阿联酋推出《防治荒漠化国家战略》，实施“2117火星计划”；沙特启动“绿色沙特”倡议和“绿色中东”倡议等。
第二，注重开展对外合作，推动经济转型与区域合作。不少阿拉伯国家在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多元化发展方面积极探索，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去石油化”为目标推动经济转型。沙特与现代汽车合建整车工厂以显示其对新能源汽车和高端制造的政策支持。此外，阿拉伯国家通过主办国际赛事与大型会议积极推动旅游业、会展业等发展，例如，2022年卡塔尔主办世界杯足球赛，2023年阿联酋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摩洛哥与沙特将分别主办2030年和2034年世界杯等。在区域合作方面，如卡塔尔、约旦两国共同搭建综合就业平台，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医疗、教育、工程拓展到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等新兴行业。
第三，在对外政策上，强调自主性与内部协调，拒绝选边站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地区治理与发展上。例如，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面对全球能源格局变化，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不仅自身顶住了美国要求其增产并配合制裁俄罗斯的压力，而且在“欧佩克+”机制内坚持不增产政策，呈现出追求自主发展的战略取向。
（二）主要区域组织有效参与区域治理，推动团结自强
地区治理主要通过建立稳定的区域合作机制来强化跨国合作的基础，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在地区问题治理上，阿拉伯国家的探索道路漫长而曲折，如今地区国家的主人翁意识日益加强，聚焦团结与合作，寻求新的发展模式。除上述阿拉伯各国进行的务实改革之外，阿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GCC）、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UMA）等主要区域组织在推动地区国家团结自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与引领作用。尽管国际社会对阿拉伯区域组织在地区发展与安全问题上发挥的实质性作用一度有所质疑，如有学者认为阿盟的集体意志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及地区局势演变中渐趋弱化。但近年来，区域组织在有效参与地区治理方面积极作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强化团结自主治理理念，在推动地区国家联合自强、独立自主方面积极主动作为。阿拉伯国家战略自主身份认同增强的标志性事件是2022年第31届阿盟峰会，峰会发表的《阿尔及尔宣言》确定了阿盟独立自主、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也标志着阿拉伯世界进入团结自强、和解和睦的新时代。从 2022年至2025年，阿盟首脑理事会会议的主题均与“团结、自主、发展”相关，分别是“加强阿拉伯共同行动，应对地区挑战”（2022 年）、“团结与联合行动”（2023年）、“巴以问题与地区稳定”（2024年）、“对话、发展和团结”（2025年）。阿盟秘书长盖特强调，尽管外部势力干涉让阿拉伯国家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但阿拉伯国家有信心共同应对危机，实现地区稳定与安全。上述实践表明在该地区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引领下，地区国家已就团结自主治理理念达成共识，正在独立自主探索符合地区国家国情的治理路径。
第二，在地区重大问题上主动作为、积极协调，减少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相互掣肘的消极影响。以巴以冲突为例，阿盟在若干关键节点积极主动作为，在其主持下阿拉伯各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努力为地区发展营造安全、良好的环境。阿盟尊重并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团结阿拉伯各国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反对特朗普政府“接管加沙”的计划。2025年4月，阿盟召开紧急峰会，埃及作为峰会召集者提出了“尊重巴勒斯坦人权利并使加沙再次适合居住”的替代方案；海合会国家也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确保提供方案实施所需的资金。这些都体现出区域组织在应对地区重大问题上更加务实、自主。
第三，在摆脱发展困境、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在2025年阿盟第34届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讨论了“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展、建立阿拉伯关税同盟、人工智能、未来十年阿拉伯经济改革计划等议题。此外，作为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安全组织，海合会在加快海湾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经济多元化、向可持续创新经济模式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通过建立关税同盟、海湾国家共同市场、建立货币和经济联盟、统一投资和国际经济合作政策，推出人力、科技、交通一体化措施等新型治理方案，海合会国家不断为经济融合集聚更多动能。
（三）阿拉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动性上升
当前，阿拉伯国家对于南南合作的战略重要性认识在加强，通过加入跨区域组织积极融入世界体系，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动性上升。埃及总统塞西强调，在全球分裂的局面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加强南南合作，这是应对当前挑战的关键手段。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和区域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是阿拉伯国家推进区域治理可以借鉴的重要多边机制，同时也推动阿拉伯国家在多边框架中发挥更大作用。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2024年，埃及、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正式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成员，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中心”向“多元共治”转型。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各成员国将有效加强在融资渠道多元化、网络安全、太空探索和技术转让等领域的紧密合作。上海合作组织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加入。埃及、卡塔尔、沙特、巴林、阿联酋和科威特是该机制的对话伙伴国，旨在通过多层次、多领域合作消除地区安全与发展赤字，进而帮助各国获得更多自主发展空间。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沙特、埃及等通过上合示范区工业园项目深化投资合作，阿拉伯国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卡塔尔、沙特等国积极参加上合组织绿色发展论坛、友好城市论坛、青年精英交流对话会等活动。
四、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区域治理
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既有中阿友好合作的深厚历史基础，也是为了推动该地区摆脱治理困境。中阿同属发展中国家，双方国土面积之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人口之和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八分之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中坚力量；埃及、沙特等国是中等强国（middle power），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重要群体。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目标，也是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的行动指南。
第一，角色定位。当前，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的角色定位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解读。
首先，作为赋能型大国，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稳定锚”。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充分发挥“稳定锚”效应，为不确定的世界提供最大的确定性。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全球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体现东方智慧的新主张；构建了诸多区域合作平台，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战略对话等。通过上述实践为区域治理赋能，以中阿关系的稳定性对冲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以中阿务实有效合作破解区域治理难题，打造全球治理南南合作样板。
其次，作为建设性力量，中国主张全球南方国家要独立自主。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制度性话语权是实现全球治理体系民主化转型的必由之路。在区域治理方面，中国明确支持阿拉伯国家做地区事务的主人。2021年3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他指出，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中东由乱向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摆脱大国地缘争夺，以独立自主精神，探索具有中东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于排除外部施压干扰，以包容和解方式，构建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安全框架。
最后，作为平等的伙伴，中国致力于做坚持公平正义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突出平等、公正。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美方屡次偏袒以色列导致冲突持续，中方的做法则是通过发展化解矛盾，与阿方共同探索维护公平正义、长治久安的解决之道。美方提出的“清空加沙”（Empty Gaza）计划忽视了系统性矛盾和人道主义代价，加剧了冲突的长期化。中方强调，解决冲突需要的不是武器弹药和单边制裁，而是政治意愿和外交努力。
第二，战略基石。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协同互动体现了中国对区域治理的战略引领（见图1）。这种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被视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基石；与此同时，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丰富的价值内涵。二者的协同不仅重塑了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的逻辑框架，更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范式。这种范式强调了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重要性，旨在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多年来，中阿关系不断提质升级，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牢固的战略基石。自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关系经历了三次战略跃升：初期构建了基础性中阿友好合作关系（2004 年），中期确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2010年），近些年升级为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在全球南方合作版图中，阿拉伯地区呈现显著的战略伙伴集聚特征，目前中国已同20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
中阿命运共同体是继中非命运共同体之后，中国提出的第二个区域命运共同体。作为发展中国家区域合作的典范，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呈现阶梯式演进：从2014年首次提出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到2020年双方一致决定将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写入《安曼宣言》，再到2022年双方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宣布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方首次提出十二字的“中阿友好精神”，为中阿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内核。2024年 5月，习近平向第33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致贺信，提出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继续弘扬中阿友好精神，建设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2024年5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中方推进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上述路径表明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的顶层设计日益完备，中阿双方正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第三，实践路径。把中阿关系建设成探索全球治理正确路径的表率，是习近平主席对中阿关系内涵所作的最新解读之一。新时代以来，中阿关系取得重要发展。习近平主席多次对阿拉伯世界作政策宣示，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2022年中国外交部发布了《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报告》。上述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讲话、倡议与标志性文件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探索正确的治理路径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首先，以中阿全方位务实合作树立南南合作典范。在经济方面，践行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阿共同实施了200多个大项目，惠及双方近20亿人口。除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合作之外，双方还在信息通信、航空航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安全方面，中方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推动中东安全治理纳入全球治理改革议程，相继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和落实巴勒斯坦问题“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着力推动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新架构。在2024年发表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中，中方支持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共同发起的加沙恢复和重建计划。这些倡议的核心要义是鼓励地区国家团结自强，摆脱域外大国干扰，共同推动政治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在人文交流方面，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中阿文明互鉴提供重要指引。中国在13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21所孔子学院及2所孔子课堂，形成覆盖北非、西亚的中文教育矩阵；阿联酋、沙特、埃及等6国正式将中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互联互通方面，中国与阿联酋、沙特、阿尔及利亚、卡塔尔、埃及、摩洛哥、伊拉克、阿曼、巴林等国实现直航，中方实现对海合会国家免签全覆盖，13个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实行免签或落地签政策。
其次，将中阿合作论坛打造为中阿集体合作实践的典范。作为中阿集体合作最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中阿合作论坛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标杆。截至2024年，该论坛已建立了 19项合作机制，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妇女、青年等领域与群体，发布了85份重要成果文件。中阿双方以《论坛行动执行计划》为指南，开展互利共赢合作，通过大量发展成果使阿拉伯人民感受到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的真诚意愿，彰显了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的务实本色。
第四，创新探索。在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过程中，中国通过一系列创新探索，充分展现了共商共建共享、发展自主和可持续发展等治理理念，为阿拉伯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逆流，中国参与阿拉伯地区的区域治理展现出积极态势，这体现了双方共同追求的愿景以及在稳定全球经济动荡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坚定决心。中阿双方突破传统地缘政治逻辑，以创新驱动、发展导向、多元共治的新路径重塑区域治理的实践逻辑。中国不赞成将世界的长期发展建立在零和思维的基础之上，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向前发展。
其次，强调发展自主治理理念。发展导向是指中国着眼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继提出“1+2+3”合作格局、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中阿构建“五大合作格局”等合作倡议，突出共同发展的核心理念，转变区域治理思路与方法，探索以可持续发展为引领的国家治理道路，强调阿拉伯国家自身在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与内生动力。目前，中方已将30个阿方项目纳入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同阿拉伯国家实施、探讨45个阿方发展合作援助项目，以此推动阿拉伯国家实现自主经济增长，体现了中方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这有别于西方附加条件的援助模式。
最后，强调可持续发展治理理念。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制度、经济表现、资源禀赋等各不相同，这就要求中国提供区域治理方案时考虑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真正实现各国的可持续发展。
从普遍性上讲，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在内的中国方案广受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和欢迎。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了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的全覆盖。中阿贸易额从2004年的367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4000多亿美元。阿拉伯国家高度认同并积极响应“三大全球倡议”。2022年5月，中国—阿拉伯友好组织对话会通过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友好组织关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发展的宣言》；2023年12月，全球文明倡议在阿拉伯国家率先落地，中阿共同签署《关于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联合声明》。上述实践均表明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契合阿拉伯地区的普遍需求。
从特殊性上讲，面对阿拉伯国家之间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差异，中方针对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和差异化需求确定不同的治理重点。如在发展领域，在沙特、阿联酋等能源转型国家主推光伏、氢能项目；在埃及、摩洛哥等人口较多的国家布局农业节水技术；在港口国家，如吉布提开展港口与物流基建；为也门、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冲突国家提供粮食援助、支持重建，全力纾解民生困境；针对青年失业问题，通过“鲁班工坊”扩大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覆盖面。当前，中阿双方以《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为指引，超越了传统合作范畴，不仅涵盖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关系到各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领域合作，也涉及海洋治理、气候变化、数字转型等对于世界新秩序构建至关重要的新兴领域。
结 语
区域性问题的久治不愈亟待有效的区域治理体系与路径，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增强了区域治理转型的紧迫性。阿拉伯地区的治理困境源于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深度交织，其复杂性源于多重结构性矛盾的叠加与互动。作为当今世界安全与发展矛盾最突出的区域之一，阿拉伯地区的区域治理效果直接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也是影响全球治理效果的关键变量。
近年来，阿拉伯国家正视自身所面临的治理困境，积极主动推进区域治理，反映了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反思以及加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决心，并充分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实践中。如何加快国家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推进社会改革，聚焦民生问题的社会秩序重建，探索以可持续发展为引领的国家治理道路，已成为阿拉伯国家摆脱发展困境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务。然而，当前阿拉伯国家的区域治理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唯有联合自强，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加强集体行动，在实践中提升治理效率，地区国家方能实现由乱到治，进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包容和均衡的区域治理体系。
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仅需要回顾过去，也要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寻找新的契机。当前，国际局势仍然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动荡中曲折发展，国际秩序“东升西降”的趋势仍在持续。中国参与阿拉伯区域治理强调国与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的中国立场、“和平嵌入”的中国路径、“包容发展”的中国方案，不仅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案，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非西方化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全球南方国家在代表性和话语权方面，仍然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的不均衡。中阿双方需要不断总结理论和实践路径，坚定发展理念、优化发展规划、汇集发展资源、共享发展知识，合理破解全球发展赤字，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2026年将是中阿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中阿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10周年，第二届中阿峰会将在中国召开。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巩固好、发展好中阿关系，树立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典范、全球南南合作典范，引领区域治理进一步发展，加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