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学与生物学曾长期隔绝。表观遗传学的兴起推动了社会性要素重新进入生物学解释框架。在此背景下，社会科学家提出构建“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社会理论”，情感研究领域则借助认知神经科学实现“情动转向”。然而，主流情感社会学仍固守情感源于反思性评估的传统假定，未能充分整合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认知神经科学已然对情感社会学构成双重挑战：其一，神经科学证据表明情感具有非意识的自动性特征，与传统认知主义的核心假设相悖；其二，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析层次难以解释发生在个体意识层面之下的情感过程，需引入“内在个人主义”视角，进一步挖掘集体欢腾和互动仪式链等概念的理论潜力。情感社会学亟须打破学科边界，整合生物学与神经科学成果，优化情感解释模型；同时跨学科对话应保持批判性反思，避免对神经科学发现的简化挪用。
关键词：情感社会学；认知社会学；表观遗传学；认知神经科学
一、引言：遗传理论的转变与生物-社会边界的迁移
社会事实不能“与有机体现象混为一谈”，只能通过其他社会事实予以解释(迪尔凯姆，2011:25，122)。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95年提出的这一准则并未立即被严格执行，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有少数社会学家将“社会生物学”(social biology)作为研究兴趣之一(Duncan & Duncan, 1933)。然而，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学逐渐成为社会学的“禁忌”，两者之间的壁垒不断加深，进化论等理论资源日益失去解释社会行为的合法地位。后世学者称其为“涂尔干禁令”(Durkheimian injunction)(Udry, 1995)。但是，作为这一禁令源头的涂尔干本人却与生物学渊源颇深。他不仅在早期著作中频繁提及生命科学(Marcel & Guillo, 2010)，而且将魏斯曼的遗传学说视为助力社会学从生物学中独立出来的“科学盟友”(Meloni, 2016a)。事实上，无论是创立伊始深受生物学影响，还是后续独立自主发展，社会学都与生物学知识体系的演变趋向密切相关。
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物学思想能够移植到新兴的社会学和相对成熟的人类学中，主要是因为彼时的生物学并没有将先天(nature)与后天(nurture)视为二元对立，相反，生物与社会的概念模糊地混合在一起(Meloni, 2016b)。但是，到了19世纪最后十几年，生物学领域对遗传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孟德尔(Gregor Mendel)、高尔顿(Francis Galton)和魏斯曼(August Weismann)将社会文化因素会影响遗传物质的软性遗传(soft heredity)观念驱逐出生物学。这一变革意味着，被生物学排斥为“非生物学”的后天环境和社会文化可以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科学的专属领域，“在新生物学的帮助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最终出现了”(Meloni et al., 2016：9; Meloni, 2016b)。
涂尔干正是借助魏斯曼的硬性遗传理论以及其他理论资源划定了社会事实与有机体现象的边界，为“涂尔干禁令”找到了“科学盟友”，从而“建立起社会与生物之间截然对立的功能模式”，为现代社会学摆脱生物主义提供了空间(Meloni, 2016a)。到19世纪90年代，尝试定义这一学科的美国社会学核心人物如斯莫尔(Albion W. Small)和维森特(George E. Vincent)明确强调“生物学的方法和假设完全不适用于社会学”(Cravens, 1978:141)。而二战之后，生物学和社会学则陷入解释人类行为的零和游戏：如果不是前者，就一定是后者，反之亦然(Meloni, 2016b)。
因此，在生物的去社会化和社会的去生物化这一背景下，拒绝和批评任何试图从物种或生物学视角提出的解释便逐渐成为社会学的传统。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物社会学的兴起开始挑战这一传统(罗力群，2024)，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由于学科内部的危机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学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社会学开始出现弥合社会与生物之间鸿沟的呼声(田方萌，2023)。1995年，乌德里(Richard Udry)在《社会力》(Social Forces)撰文批评“涂尔干禁令”：通过社会事实解释社会行为只是一种有关学科边界的规则，而非关于世界本质的真实陈述，这一规则并不意味着社会行为没有社会事实之外的来源(Udry, 1995)。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则敦促文化社会学家关注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工作，从而“为有关文化的观点奠定基础”(DiMaggio, 1997:264)。新世纪以降，社会学界开始有意识地突破生物与社会之间的藩篱。2008年，《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推出“探索遗传学和社会结构”特刊，主张在未来的研究中“利用遗传学来研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和产生这些结构的机制的更深层次的东西”(Bearman, 2008:X)。2013年，《神经社会学手册》出版，主编指出“愿意研究人类互动和组织的生物学基础的社会学，不仅作为一门学科会更为强大，而且能为其他学科提供信息”(Franks & Turner, 2013:4)。2020年，《美国文化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则以专题探讨了文化社会学中的神经认知转向。
虽做出了不少努力，塞鲁洛(Karen Cerulo)仍深感社会学落后于时代：当心理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与神经科学、遗传学热烈地对话时，当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已经利用fMRI技术扫描大脑研究“搭便车”问题时，“社会学家似乎坚持在一旁，尊重——在某些情况下是加强——僵化的知识边界”(Cerulo, 2010:116)。对于情感社会学而言，这一问题更为迫切，而解决这一问题也更为可行：一方面，情感具有不言自明的生物性，即使是最为坚定的社会建构主义者都承认这一点，“情感，我认为，是一种生物性的既定感觉(sense)”(霍克希尔德，2020：267)；另一方面，情感于1975年成为社会学的分支领域之前，生物学和心理学早已做了大量值得借鉴的工作。但是，当文化社会学开始具体研究“神经科学能为文化社会学做什么”时，当文化研究开始以神经科学为理论资源而发展出“情动”理论时，情感社会学却依然被局限在相对狭窄的概念传统中。曾先后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ASA)情感社会学分会主席的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和简·斯戴兹(Jan Stets)为此呼吁道，“社会学再也不能简单地宣称生物学是一个社会学家不应涉足的‘黑箱’，并因此忽视情感神经学……必须以最完整、最有力的形式来理解情感”(Stets & Turner, 2006:1,6)。
前文已阐明，20世纪以来社会学与生物学日渐隔绝，与软性遗传观念向硬性遗传观念转变密切相关。但是，随着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的兴起，生命科学认识论在过去20年间再次发生变化，社会范畴重新进入生物学。这对社会学，尤其是其研究对象具有强烈生物性的情感社会学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首先，本文将分析生物学的遗传理论如何重新容纳社会性要素，并成为一种开放性知识资源，这构成了走出“涂尔干禁令”的背景和前提；其次，本文将论述面对生物学的邀请，部分社会学与人类学家如何利用认知神经科学的发现，“修订”他们认为过时和错误的认知概念，发展出具身认知的理论路径，这展示了情感社会学走出“涂尔干禁令”的可能路径；再次，本文将具体论述认知神经科学对情感社会学的双重挑战，并提出通过走出“涂尔干禁令”来应对这些挑战的可能策略；最后，本文将简要讨论(情感)社会学在走出“涂尔干禁令”过程中，如何更为有效地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洞见。
二、生物学的社会转向：生物-社会边界的消融
如上所述，在高尔顿等人之前，生物遗传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社会文化环境等后天因素总是与先天的生物性因素交缠在一起，两者之间被认为存在着重叠。这种拉马克式的遗传观念在19世纪最后一二十年开始动摇，魏斯曼、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等人的研究不仅让人们确信祖先后天获得的性状根本不可能转化为遗传物质，而且促使孟德尔被忽略已久的发现成为遗传学的主流(穆克吉，2018：49-57)。而在硬性遗传观念将19世纪社会科学所依赖的软性遗传观念驱逐出生物学之后，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都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摆脱生物学的影响(Meloni, 2016b)。
然而过去30年间，社会因素重新进入生物学领域，生物学再次出现认识论转向：生物过程逐渐对社会文化因素具有了开放性，这导致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界限趋于模糊。最为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生物过程完全嵌入环境背景之中，遗传因素在其中没有特权可言”(Meloni, 2014:3-10，12)。其中，最具代表性且最受社会科学界关注的是表观遗传学，该领域的研究被视作“社会进入皮肤之下”的生物学证据(Hyman, 2009)。2013年，《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专门刊文对其进行“批评性引介”(Landecker & Panofsky, 2013)。
表观遗传学是对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时基因功能遗传性变化的研究，而这些变化不能用DNA序列的变化来解释(Egger et al., 2004)。换言之，表观遗传学同样研究遗传，“但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Bird，2007：396)。经典遗传学的中心法则是DNA转录生成RNA，RNA经过翻译合成蛋白质，最终通过蛋白质的结构直接控制生物体的表型(phenotype)。然而表观遗传学却认为，在经典遗传学之外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基因表达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能通过DNA序列的变化来解释。这就意味着“很久以前发生的环境变化在长时间后仍对个体产生显著的生物学作用”，也即“饮食、压力和产前营养等环境因素”能够改变基因表达，并且可能“会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凯里，2021：5；诺皮克等，2022：135)。
虽然表观遗传学者小心翼翼地指出，社会环境传递的信号导致表型变化的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这确实在基因中心主义的生物学中为社会因素开辟了一些空间(Lock, 2015)。由此，在高尔顿等人的硬性遗传观念将社会因素驱逐出生物学100多年之后，生物学开始响起整合生物与社会文化的呼声(Keller, 2016)。
“如果‘生物学’被视为非社会的范畴——这种情况很常见——那么对于那些严格遵循涂尔干准则的社会学家而言，生物学或生理学的解释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von Scheve, 2011:262)。但是，表观遗传学“对在社会和生物之间设置障碍的任何残余努力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再将社会视为与遗传无关，反而将社会视为基因表达的因果源之一(Meloni, 2016b:71)。如果基因的表达和功能总是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有关，或者说，生物学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非社会范畴，那么社会性就不再是建立在既定生物基础之上的东西，正如生物性不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一部分”(Galton, 1874:12)，生物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也就能够消融。因此，生物学的社会转向就意味着告别生物主义的生物学正在成为一种开放性资源，社会学可以也应该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发展新的研究范式(Meloni, 2016b:71)。
三、认知神经科学与认知社会学：具身认知的路径探索
2012年，《自然》(Nature)编辑部直接对社会学研究者发声。他们指出，社会学家固守其构建的“后天堡垒”(nurture fortress)，以此为阵地批评所谓主流生物决定论。然而，科学界早已摒弃任何形式的生物决定论，“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可以证明，尽管我们的基因是固定的，但基因表达却高度依赖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社论进而倡议，当前研究重心应转向社会环境如何通过生物机制影响人类发展，并强调社会学与生物学开展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Nature Editorial Group, 2012)。
实际上，部分社会学研究者可能会对《自然》编辑部的批评有所不满。梅洛尼(Maurizio Meloni)认为，以1991年本顿(Ted Benton)呼吁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重新联合为标志，对主流社会学传统中“生物恐惧症”的不满，已经成为过去二十多年社会学出版物的一个重要特点(Meloni, 2013)。《社会学年鉴》则直接对《自然》的社论回应道，社会学虽不必全盘接受表观遗传学观点，但必须把握这一“关键窗口”，批判性地参与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互动，实现跨学科知识互鉴(Landecker & Panofsky，2013)。布洛克(Maurice Block)则强调，在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中，最为迫切的就是运用认知科学或神经科学的发现将“人类心智运作”纳入社会科学研究(布洛克，2018:8)。
何以如此？“认知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一直处于我们讨论问题的核心……所有人类学家和类似的社会科学家，都不可避免地在他们所有的书写中持续且核心性地处理着有关认知的议题。而且他们还持续不断地使用着认知理论，来对他们论述的基本内核进行建构。”(布洛克，2018：9)换言之，基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本质，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在开展认知人类学或认知社会学研究。但问题在于，社会科学家探究认知人类学或认知社会学的方式常常是“未经审视的和不自知的”，所使用的都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民间智慧’中的认知理论”，而这些被视为不言自明的认知理论被认知科学一再指出是有误导性的(布洛克，2018：9-10)。因此，已经有部分社会科学家开始直面认知神经科学所带来的挑战，“学会批评并重新审视那些他们心安理得地使用的具有误导性的工具”,试图通过认知神经科学重塑认知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假设(布洛克，2018：10)。与此同时，神经科学研究的进步确实也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使得有关大脑和心智的任何二者择一的解释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必要性（Schutt et al.，2015:16）。
（一）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社会理论
2007年，《欧洲社会理论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出版特刊“认知革命之后的社会理论”，探讨认知科学的发展给社会理论所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机遇。其中，史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指出了社会理论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如果不大量使用认知概念，“社会理论就无法走得更远”，但我们从古典社会学家那里所继承的认知概念与认知神经科学所理解的实际认知过程没有任何可信的关联。因此，他提出通过认知神经科学重塑社会理论的认知范畴，建构一种“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社会理论”（Turner, 2007a：357-358）。
特纳对新康德主义传统下的“框架”“共享前提”“集体意识”等概念产生质疑。他认为，这些概念只是预设社会行动者之间存在某种认知共识，仿佛社会存在一个“集体/中央服务器”，个体通过下载统一程序包及其补丁程序来获得相同的认知和分类框架，却未能真正阐明这些共享的预设和框架如何无差别地进入不同个体的头脑（Turner，2002:11，2007a，2007b）。
基于此，特纳主张抛弃社会理论中的新康德主义遗产，指出这些术语仅是对“必须”发生的过程的隐喻，既脱离心理学的现实机制，也与脑科学发现相悖（Turner，2007a：359）。对此，特纳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社会理论中任何具有解释效力的心理概念，都必须以对大脑神经结构的科学理解作为支撑”（Turner, 2007a：359）。这种观点与弗兰克斯（David Franks）在《神经社会学》中的主张似乎基本一致——后者主张借助神经科学为“理解”“主体间性”等“空想的”社会学概念提供实证基础（Franks，2010：6,102）。
但特纳的主张其实更为激进：弗兰克斯只是在社会理论之下打上一层神经科学基础，而特纳则是寻求“社会理论的真正重生”。其革新路径不是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概念简单替换传统概念，而是要根据认知神经科学的发现，“改变社会理论的标准用法”（Turner，2007a：359，370）。例如，在神经经济学领域，借助脑部扫描技术分析催产素作用，通过实证发现重新诠释利他行为与规范执行机制，为霍布斯问题提供新的解释维度（Turner，2007a：368）。
（二）认知神经科学与具身认知
当认知神经科学进入社会学之后，它能为社会学做什么？我们如何构建一种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社会学理论？正如前文所述，特纳虽提出若干例证却并未深入阐发，而利萨尔多（Omar Lizardo）则揭示了该学科改变社会学基础假定的潜力——行动者的认知能力不仅仅涉及内化及使用社会文化符号，更与身体对环境的体验深度交织。这意味着认知社会学除了强调文化符号作为认知中介的经典路径之外，还受神经科学启发，发展出以认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具身认知框架（Lizardo, 2015：576；Sepulvado & Lizardo，2017）。
具体而言，特纳批评社会理论需要预设“集体服务器”来确保认知同质性，利萨尔多也有类似质疑：认知社会学似乎预设了有某种渠道作为从世界到人的传输路径，并且在传输过程中内容保持不变，使内化了这些内容的人能够以基本相同的方式理解和描述世界（Lizardo，2021）。但相较于特纳，利萨尔多给出了更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一方案中，个体间信念共享，但无需前述传输渠道和传输内容保持不变的假定。而该方案正是来自“神经生理学方面的工作，因此与特纳将认知神经科学作为解决社会理论经典问题的新方法来源相一致”（Lizardo，2007：324）。
利萨尔多所说的“神经生理学方面的工作”指的就是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的发现。研究发现，在猴子的腹侧运动前区皮层（F5区）存在一种神经元，它不仅会在猴子自身实施某种行为时激活，而且在观察到其他动物或人实施相同行为时也会激活（胡晓晴等，2009）。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镜像神经元不仅与视觉表征有关，而且能够“听到声音，理解行动”：当猴子只是听到撕纸或剥花生壳的声音而看不到相应动作时，F5区的镜像神经元依然产生反应（Kohler et al., 2002）。人类大脑中也存在类似的镜像神经系统，能够将观察他人行动与自己执行该行动相匹配，从而理解他人行动意图（叶浩生，2012）。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知觉（听或看）他人的行为，具身地模仿和理解他人的行为，而无需以语言为中介进行概念推理，“在人类中，行动观察自动触发行动模仿。这一自动模仿的过程也构成了理解的一个层次，而这一层次不需要明确使用任何符号表征的理论”（转引自Lizardo，2007：333-334）。这是因为镜像神经元建立了对他人外部行为的内部表征，而这种内部表征又提供了对他人行为的内在具身模仿，通过将这种内在模仿与我们自身的行为表征相匹配，我们便可以自动推断和理解“其他具身行动者的不可观察的意向性状态（目标、欲望、情感效价），而不必依赖明确的、基于命题的‘心灵理论’”（Lizardo，2007：333）。
因此，利萨尔多的观点代表了认知社会学的另一条理路，即主要从认知神经科学和发展心理学中汲取理论资源，探索认知和思维如何植根于身体和感官经验。这一具身认知路径的核心发展之一便是强调人们使用“双重加工思维”（dual-process thinking）处理信息，也即人们除了有意识的、反思性的认知之外，还有不受意识影响的具身性认知（Brekhus & Ignatow，2019：4-6）。就此而言，人们并非通过直接内化那些抽象的文化符号来理解信念和价值体系，而是经由日常身体实践（如行走、进食、祈祷、凝视等）将信念和价值体系逐步内化，并最终在符号表征中对其进行阐述（Lizardo，2019：7-8）。
正如魏斯曼等人的硬性遗传理论为涂尔干划定生物学与社会学的界限提供了“科学支持”，表观遗传学现在成为生物学与社会学融合的“科学盟友”。无论是否意识到生物学自身的转变已经为这两个领域的合作奠定了科学基础，部分社会学研究者都已突破“涂尔干禁令”，借助镜像神经元等认知神经科学发现重构认知理论。对于其研究对象天然具有生物属性的情感社会学而言，更应把握生物与社会融合的契机，突破传统认知主义情感理论的局限，积极应对神经科学带来的理论挑战。
四、情感研究的认知科学转向：情感社会学的双重挑战
情感是什么？人类为什么拥有情感？演化心理学的基本思路是将情感视为自然选择的产物，某种能够遗传的“情感程序”或先天机制在演化中形成，用以解决生物有机体在环境中遇到的适应性问题，其典型便是艾克曼（Paul Ekman）所提出的“基本情感”（basice motions）理论（Al-Shawaf et al., 2015；雷斯，2020:109,153）。尽管对于情感的哪些方面是演化产物及其具体如何解决适应性问题仍有争议，但“所有当代情感理论都同意：情绪中至少有若干方面具备功能上的适应性，它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希奥塔、卡拉特，2021:52）。在此背景下，几乎每一个社会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情感具有“生理学基质”（physiologica lsubstrate）（Kemper, 1990:20）。因此，对情感社会学而言，遵循“涂尔干禁令”要比其他分支领域更为困难。对此，一种常见的应对策略便是将情感的生物学基础锁进“黑箱”之中，承认它的存在但不做实质性讨论,仍将文化和结构如何塑造情感反应作为核心议题(Smith-Lovin & Thoits, 2014)。这就导致情感社会学几乎成为跨学科的情感研究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学科界限守护者。
除情感的生物性这一自情感社会学出现便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外，还有一个更为迫切和具体的挑战：情感研究的认知科学转向。在过去的40多年间，情感研究已经分化为认知/非认知的辩论(England，2019)，人文社会科学家与神经科学家完全以跨学科方式对情感的认知与生理问题展开论述，但社会学却不为此辩论的成果所动，几乎未对其经典或传统认知主义假定做实质性更新和修正，甚至存在把情感还原为观念的危险(Craib, 1995)。只有少数社会学家在不断提醒社会学的情感研究者：“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层面的分析，不仅可以产生更全面的理论，而且可以产生具体的新的经验预测”(Turner, 2009；Stets & Turner, 2006；Smith-Lovin & Winkielman, 2010：331)。唯有情感社会学不再按照过时的和封闭的学科逻辑在平行的孤立轨道上运行，它才能真正为情感研究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必须直面其他学科的发展给情感社会学带来的挑战和启示。
(一)情感研究的认知科学转向
在情感社会学对情感的生物学基础存而不论且对神经科学的进展视而不见的同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情感研究者却热情拥抱之，将其视为“生物学的礼物”(Papoulias & Callard，2010)。雷斯(Ruth Leys)则将这一趋势界定为“在人文和社科领域中发生的情绪的认知科学研究转向”(雷斯，2020: 379)。
情感研究曾长期被置于神学话语之下，而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84年的论文《什么是情感？》为标志，情感开始成为科学化和世俗化的研究范畴(Dixon, 2003: 20-25)。詹姆斯认为，我们一直倾向于把身体的变化视为情感的“表达”，但恰恰相反，对身体变化的感觉才构成了情感(James, 1884)。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情感认知主义理论开始取代詹姆斯的情感感觉理论(Scarantino, 2010)。情感认知主义理论最典型的表述是：“情感是评估或价值判断”（Nussbaum, 2001：4）。但是，一系列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情感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没有在意识或认识层面上浮现……情感并不一定依赖有意识的评估过程”（Williams, 2009：251）。乔纳森·特纳（2009：37）综合神经解剖学的发现，从演化角度指出，在人类特有的认知能力及其依赖的新皮质（neocortical）形成之前，情感中心系统所在的大脑皮质下结构（subcortical）已经演化了很久，也即人类的情感能力并不总是以认知能力为前提和基础。
随着神经科学日渐主导情感的科学研究（普兰佩尔，2021：20），人文社会科学也开始运用神经科学的发现来重构其认知主义基本假设，其中走在最前头的便是文化理论家及由他们提出的“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马苏米（Brian Massumi）等情动理论家的一个核心观点便是情感具有“自治/自主性”（autonomy），也即情感并不是个体有意识的心智进行认知性评估的结果，而是非意识的自主性身体反应（Massumi, 2002：27-30）。因此，除了不满于后结构主义者强调语言符号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作用以及倚重精神分析之外，情动理论家还希望借助神经科学来弥补认知主义情感理论对“身体所栖身的物质性”的疏忽，并通过情感的具身性建构一种独立于意义和意图的反意向主义情感理论（雷斯，2020：385-390）。为此，情动理论借鉴了神经科学的多种主张，尤其是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躯体标记假说和勒杜（Joseph LeDoux）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将情感定位在“思想、认知和表述之前的非反思性的身体空间——一个本能处理的空间”（Papoulias & Callard，2010：34）。以勒杜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恐惧刺激进入大脑的通路有两条：一条是与认知功能有关的前额叶皮层，它会对刺激是否构成威胁做出高级认知评估，但这一过程需要大约半秒钟时间——在面对猛兽袭击的危险情境下，这段时间长到足以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另一条是进入杏仁核的低级通路，在前额叶皮层做出评估之前，涉及杏仁核的自动反应会迅速启动，使身体进入警戒状态以确保安全（转引自普兰佩尔，2021：328）。勒杜的这一发现提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情感先于我们的理解和认知，并“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身体的适应性的自动性(adaptive automaticity)”(Papoulias & Callard, 2010: 40)。
总之，文化理论家也曾深受认知主义影响，他们不仅承认神经科学在情感研究中的学术价值，而且主动运用该领域的实证发现来构建与验证反意向主义情感理论，并明确指出“情感哲学应该更坚决地实现自然主义转向”(Adolphs & Andler, 2018：10)。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情感社会学研究范式始终将反思性认知评估置于核心地位，坚持认为情感本质上是社会文化规范形塑的产物。
(二)情感社会学面临的认知神经科学挑战
梅西(Douglas Massey)在就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的演讲中指出，“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是以哲学而不是科学的方式来处理情感问题的，他们把大厦建立在对情感本质的假设和猜测上，而不是建立在已证实的事实上。随着认知神经科学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并将继续进步，我们不再必须依赖假设”(Massey, 2002：25)。尽管认知神经科学已在情感研究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社会学却未能有效整合这些成果，依然固守其传统认知主义假设。这进一步导致情感社会学面临着双重挑战。
1.基本假设的挑战
乔纳森·特纳和简·斯戴兹合著的《情感社会学》一书综述了情感社会学的各种理论，除特纳提出的情感进化理论外，几乎所有其他理论皆植根于传统认知主义的基本假定：情感是个体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感对象做出反思性评估或判断的结果。具体来说，拟剧论和文化理论假定行动者必须首先评估社会情境的特征，并将其与相对应的社会文化规范进行匹配之后，才能决定应该如何体验和表达情感；符号互动论包括精神分析取向的符号互动论的假定更为典型，都假定行动者赋予身份和自我以重要价值，一旦行动者判断其身份或自我在互动中未能得到确认，那么就会产生消极情感，反之则产生积极情感；结构理论也认为，当行动者判断他人的反应未能证实自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时，便会体验到消极情感，反之则产生积极情感；交换理论则认为，当行动者判断他们未能在互动中获得期待的有价值的资源时，便会体验到消极的情感，反之则产生积极情感(特纳、斯戴兹，2007)。这些理论存在共同局限——既未吸纳具身认知理论，也忽视神经科学证据，始终将情感简化为脱离身体机制和大脑神经系统的“心智计算”。
这种具有强烈唯意志论倾向的反思性认知假定并未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且与诸多科学研究结果相冲突——很多情感并没有明确的意向对象，也并不总是涉及主体有意识的价值判断。例如，一项研究发现，恐惧可以在个体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刺激物的情况下出现(转引自Franks, 2006：53-54)。其他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快速闪现的恐惧面孔照片会引起观看者轻微的出汗和颤抖反应，即使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看过这些照片(希奥塔、卡拉特，2021：104)。根据这些发现，有学者提出“盲目恐惧”(blindfright)的概念，也即唤起个体恐惧情感的刺激虽然进入了视觉，但个体并未意识到其存在，更无法对其进行认知处理(Scarantino,2010)。还有研究发现，情感体验很多时候是具身性地处理情感信息的结果，无需反思性认知评估作为中介。例如，在实验中引导被试做出表示愤怒、恐惧或悲伤的肢体姿势时，他们也会相应地产生这些情绪体验；再如，当被试对不同表情的照片进行分类时，他们的面部表情会与所分类的面孔表情趋向一致，也即对快乐面孔进行分类时他们自己也会微笑(Niedenthal et al., 2005)。
因此，正如利萨尔多(Lizardo et al., 2020：8)所指出的：一个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理论“会比那些给出未言明的假设，或者其假设是错误的、过时的或误导性的理论更好，而且可能更有洞察力”。事实上，认知科学的研究为情感社会学的认知主义假定提供了较为明确的修正路径：一方面，“盲目恐惧”等快速的、并非出于意愿的情感反应确实不是认知判断的结果，可以被视为自动的和机械的；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情感反应的自动性是‘超量学习’(overlearning)或重复接触的结果，且会产生明显的不可抗拒的效果”(Reddy, 2020：8)。基于脑成像技术的研究表明，大量的重复能够在意向性和机械性之间建起一座桥梁，也即“个体的意愿行为可以在形成或塑造不断变化的大脑激活网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Reddy, 2020：8)。因此，情感社会学需要重新想象社会文化规范对情感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为情感的体验和表达设置某种感受规则，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塑造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和结构模式”，进而影响到我们的情感体验和表达(Downey & Lende, 2012：37)。
总之，认知神经科学一方面挑战了社会学的既有假设，另一方面又为社会学改造、重建其原有理论模型提供了思路。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充分利用“生物学的礼物”，将有助于我们发展出更好的情感社会学理论。
2.分析层次的挑战
认知神经科学为情感社会学带来的第二个挑战，涉及分析或描述层次的革新。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情感社会学的分析层次要么是个体主义的，认为情感现象可以从个体行为中得到充分解释(如积极或消极情感取决于个体评估自己的身份是否得到肯定)，要么是整体主义的，即将情感现象归因于超个人的要素(如感受规则决定特定情境中个体的情感体验与表达)。但是，如果“盲目恐惧”并非个体出于自身意愿的结果，那么超个体的感受规则如何管理个体的情感？情感又如何从个体的行为中获得充分解释？“随着分析家们认真思考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已经很清楚的是这个问题不再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离”；相反，主要的问题是要打开“黑箱”，“承认发生在个体认知水平以下的过程是解释工作所必需的”(Lizardo et al., 2020：8)。
这种分析层次被人类学家斯培伯尔(Dan Sperber)命名为“内在个人主义”(infra-individualism),也即对社会现象的充分解释应该调用个人内部实体的行为或属性。他以流行病学为例对此进行了解说，“对传染病流行的合理解释通常聚焦于病原体、细菌或病毒的行为，以及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反应。个体只是这些亚个体过程发生的场所，而非这些过程的代理人/能动者(agents)”(Sperber,1997)。
事实上，许多接纳神经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者一再呼吁必须在亚个体层面展开研究，因为认知神经科学揭示了个体内部的运作机制，这能够启发研究者对经典问题提出新的分析路径(Turner, 2018: 2; Stets & Turner, 2006：1)。以上文述及的利萨尔多的研究为例，他正是基于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提出“作为社会化性情倾向‘系统’的惯习不仅仅是一个‘认知’对象……而且也是一种神经惯习(neural habitus)”(Lizardo, 2009：718)。不仅如此，内在个人主义通过消解个体，还可能释放出理解集体无意识的潜力(Lizardo et al., 2020)。例如，仪式性地聚集在一起的人常常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唤醒和对自我、时间以及环境的不同寻常的感知。这种略带神秘的集体欢腾现象，可以从神经系统层面获得一定解释：大脑皮层抑制了与正常情况下提供持续的情感和感官材料的神经系统的连接，从而使个体能够暂时悬置对日常意识外围的感知，以便将有意识的信息处理能力集中在某个即时问题上(Stromberg, 2012：329-330)。再如，对“情动公众”(affective publics)的分析也需要从内在个人主义层面展开，塑造情动公众的力量不仅仅来自对特定事件的内容认知和意义理解，它也不仅仅包括愤怒或悲伤等被明确表达的主体化情感，还包括在个体意识之下运作的那些模糊的、不完整的、未被认知加工的情感状态及其共鸣(田林楠，2024)。这是因为社会事件以及媒体对事件报道所产生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它们的理智分析和认知效果，还在于它们创造出独立于内容或意义的情感或情动共鸣能力(Papacharissi, 2015；Shouse, 2005)。因此，要想真正理解情感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挖掘集体欢腾、互动仪式链、情动公众等概念的理论潜力，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必须进入个体内部，利用认知神经科学构建更为具体的理论模型。
总之，即使以社会学视角研究情感问题，我们也不能忽视情感的生物性构成。因此，情感社会学需要重新评估既有假设和分析层次的经验性地位(empirical status)，直面认知神经科学所带来的挑战，尽管这些研究模式可能与社会学的固有信念并不一致。但这并不是要否认情感社会学半个世纪以来的努力和成果，而是要通过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创造性地引入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研究，重新诠释情感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当代议题，为那些复杂难解的情感问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以便更好地以社会学的方式理解情感。
目前，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乔纳森·特纳综合神经科学与演化心理学，通过分析演化、大脑的神经构造与人类情感能力的关系，探索复杂的社会组织模式如何形成这一古老问题的新研究思路(特纳、斯戴兹，2007：215，218)。此外，可以将神经可塑性的研究用以理解情感的历史变迁。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许多神经系统的能力是在社会文化的浸润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互动模式、儿童抚育模式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对神经系统产生影响(Downey & Lende, 2012：28-29)。这一发现使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识到，情感的历史性变化(如羞耻阈限的变化)不仅是因为塑造情感的社会结构、规范和话语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因为具身呈现情感的身体和大脑也在发生变化(Scheer, 2012)。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跨学科对话具有双向性——当神经科学尚未形成完善理论时，社会学可通过提出可检验的假设推动研究进程，再借助神经科学技术进行验证及修正(Adolphs & Andler, 2018)。
五、结语
自涂尔干提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以来，社会学逐渐与生物学的理论资源保持距离，部分学者将社会事实的生物学解释视为不可接受的还原论。但近些年来，内外部情势已然发生转变，走出“涂尔干禁令”成为可能。一方面，随着表观遗传学给硬性遗传观念带来冲击，当代生物学重新向社会文化等后天因素开放，告别生物主义的生物学遂成为社会科学可以汲取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也对生物学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例如，2001年梅西在其就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的演讲中强调，“我们必须更坚定地立足于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文献；我们必须结束对生物科学的敌意，努力将日益获得充分理解的人类行为的生物基础纳入理论模型”(Massey, 2002：25)；2013年，古德曼(Alan Goodman)在美国人类学协会第106届年会的主席致辞中提出，“将文化带入人类生物学，将生物学带回人类学”(转引自Meloni et al., 2016：11)。
走出“涂尔干禁令”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生物学的“科学支持”，也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中逐步得到了体现。认知神经科学的成果如镜像神经元的相关研究开始被社会学实质性地采纳，在认知社会学的经典路径之外，发展出具身认知的研究范式，从而使得社会学的认知概念能够与认知神经科学家关于大脑的发现相符合。马苏米等文化理论家也利用达马西奥和勒杜等神经科学家的发现来建构自身的反意向主义情感理论，推动了情感研究的“情动转向”。这些都表明社会科学可以通过汲取生命科学的理论资源，发展出新的理论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路径的某些困境。
然而，主流情感社会学却依然主动或被动地受困于“涂尔干禁令”。尽管乔纳森·特纳提出了情感的进化理论，但大多数情感社会学家仍然一方面口头承认情感的生物性，另一方面却又在学术实践中对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缺乏兴趣(田林楠，2021)，坚持情感是反思性认知评估产物的经典假定。但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发现已对情感社会学的这一基本假定提出了挑战，并导致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分析层次不足以建构有效的情感理论。因此，情感社会学应该像文化社会学一样，在向外看感受规则和社会结构的同时，更多地“向内看大脑功能和人类认知的基本神经机制”(Smith, 2020: 1-2)。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都需要加入认知神经科学的阵营，但是更好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分析将会从中产生，神经科学的发现可能会让社会学家发现“他们在扶手椅上想不到的新构造、过程、假设和机制”(Lizardo et al., 2020：7,21)。
但是，普兰佩尔(Jan Plamper)警示社会科学家，不要“站在矮人的肩膀上”。首先，情动理论家经常引用的神经科学发现如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说和利贝特实验等往往存在疑点，但社会科学家很容易忽略科学界对这些假说在实验设计、样本量和认识论前提等方面的实质性批评。其次，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引用科普读物而非期刊论文，但从学术期刊发表的实验室研究成果到大众科普读物，这一过程中信息可能已经过时。因此，他建议社会科学家在追踪神经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批判性神经科学”，也即神经科学家对自己学科的批评，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来自人文社科学者的批评(普兰佩尔，2021：346-376)。换言之，要在生物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开辟一个“批判性空间”，既不被动接受生物学知识，也不只是评论生物学知识的意义，而是要“理解生物学，提出建设性的科学批评，开拓生物学的新视野，以及促进批判性的科学交流”(Stotz & Griffiths, 2008：37-38)。
总之，对于社会学而言，要想有效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相关发现，就必须坚持批判性的态度，绝不能将科学家的发现作为更稳固、更深层的基础；相反，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发现，包括实验设计、效度、样本以及科学家之间的质疑和论战。同时，社会学与认知神经科学应该建立双向关系，社会学的经验发现应该为认知神经科学的情感研究做出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变其情感研究的起点，如科学家带入实验室的假设、可以提出的问题种类等(Boddice, 2020)。唯有在此基础上，社会学才能如布洛克(2018：210)所言，与同样研究人类社会但方法不同的学科平等地展开合作，将社会科学从生物-社会、先天-后天这一“古老争议的幽灵所引向的盲目小径中解放出来”，与生命科学一起“提出一些更宽广的、更少倾向性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