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岭南文化是我国的一种地域文化，它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家庭。它们既有共同性，又有差性，既有历史差异，又有地区差异。岭南文化与我国北方的地域文化的差异比较明显，个性鲜明，富有开放、兼容、创新等特色，而远儒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南北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表现。
[关键词] 岭南文化；开放；兼容；创新；远儒性
岭南文化是我国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秦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家庭。它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弄清它们（含各地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把握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一、共性——并存共生
这里讲的共性，是指我国各种文化，包括我国的各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形态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的共同性。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统一性，但又有差异性，就是同一地域、同一民族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具有不同的性质、特征、内容和形式，它们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点非常明显。文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总是在一定历史中产生和发展，打上历史烙印，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1]（P170-171）在每个历史时期，我国的文化都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内容和时代特征。
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前，约从炎黄到尧、舜、禹的时代。我国奴隶社会约经三千年，分初、中、晚三期，每期的文化都不相同，呈现出时代的差异。到了春秋战国后，我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就更明显，“自孔子以后，经战国、秦到西汉初期，儒家学说一直未取得思想界的支配地位；战国是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等百家争鸣时代，秦代尊尚法家，同时又盛行阴阳神仙之术，汉初则以黄老为显学。”[2]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为儒家的经学极盛时期，但董仲舒等经学大师却以阴阳五行附会儒术，大讲天人感应，与孔孟以仁政、礼教为核心的儒学不同，到了西汉末年则发展为谶纬之学。魏晋时期，玄学为主流文化，何晏等人用老庄解释《周易》，使之玄学化，《老》《庄》《易》称为三玄。此时，佛教己传入中国，道教也已形成，儒学经典虽为京师等地学校的必修课，但支配人们思想的主要不是儒学，而是释、道、玄。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盛行。仅梁朝首都建康就有寺庙五百多座，梁武帝、陈武帝、陈后主等帝皇臣相国戚，都曾舍身佛寺为奴。北魏孝文帝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东西魏、北齐周对峙时期，两国僧尼人数达三百万左右，占人口总量的十分之一。[2]此时，道教影响也很大，太武帝等大批帝皇国戚信奉天师道，茅山道士陶弘景为梁武帝的“山中宰相”，可见道教之盛行。而儒家的经学在南朝的国学中“时或开置”，“文具而己”，“成业盖寡”。北朝的学校也“四方求学，所存无几”。北齐时的国学“徒有虚名”，“生徒数十人耳”[2]。这一时期，儒学很是衰落。隋唐时期，佛道有了更大发展，统治者儒释道并重，但民间信仰则趋向于佛道。宋代的理学为新儒学，对社会上层起着支配作用，但“其哲学体系实建立在佛教禅宗和道教《参同契》的基础之上，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冶三教于一炉”[2]。明代理学之盛不亚于宋，但“当时极大多数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头脑里却无非是富贵、鬼神、钱财、女色”[2]。
宋朝和明朝是我国封建文化鼎盛时期，儒学的影响也不过如此。明清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由高度成熟转而走向衰弱的时期，此时的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围绕反理学而展开，矛头直指宋明理学，其主要内容是使人觉醒，使人认识自己的价值，呼唤人的解放，富有启蒙精神和近代性。清代实学（又称朴学）兴起，博究天人，皆主实用，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戴震等人对“以理杀人”的批判，把自明末清初兴起的反理学的斗争推向到一个新的高度，有力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总之，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中，各种文化（含各民族文化、各地域文化、各不同形态文化）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差异很大，它们的地位和影响也彼消此长。“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1]（P170-171）
地理环境对文化具有重大影响。不同地理环境，往往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别是国土辽阔的大国，很难形成全国完全同一的文化。我国古代这一文化特征就很明显。春秋战国各国争雄的时期姑且不论，就是秦汉统一全国后，各地区的文化差异就很大。汉武帝独尊儒术约百年之后的成帝时，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班固将各地风俗辑录于《汉书地理志》，统计结果，“其时全国只有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他俗’，三辅（京都长安附近，今关中平原）的世家‘好礼文’，此外各地区全部没有提到有儒家教化的影响，相反，到处流播着各种不符合儒学礼教的习俗。”[2“] 就是儒教最昌盛的齐鲁二地，齐‘俗弥侈’其士‘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鲁地‘去圣之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痒序衰坏’，‘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也不能算是风俗淳厚的礼义之邦。”[2]在隋代，隋炀帝对全国一百九十个郡按《禹贡》九州编次，对各州风俗进行了概括，据《隋书地理志》所载，“当时被誉分尊儒重礼的，只有中原二十一郡荆扬十七郡共三十八郡，仅占全国190郡的五分之一；就是在这三十八郡中，也还夹杂着不少违反儒教的风俗。至于其他五分之四的地区（按郡数计），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儒教的影响：中原经济发达地区则机巧轻狡侈靡成俗，边郡则失之于刚强劲悍；南方梁荆扬三州则普遍信鬼神好淫祀。”[2]宋代是理学最昌盛的时代，理学影响在福建最深，但除福建一路“喜讲诵”外，其他各路很少涉及。就是在当时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两湖、江南、福建也普遍信奉鬼神、尚祀，重浮屠。“可见宋代儒家尽管已‘冶三教于一炉’，但至少在民间佛道的权威显然还是比周孔之教高得多。”[2]元、明、清的六百多年，我国文化的地区差异也很大，我国封建文化最发达的是东南四省，卿相、名儒、文人学士最多，儒术礼教最为昌盛，但儒学在这些地区的社会底层，在社会风尚方面的影响还不是那么强劲，更不要说其他地方了。至于全国的社会风尚，儒学的影响更为逊色。“各时代风俗习惯的地区差异，更充分说明了好儒尚礼的地区一般只占王朝版图的一小部分，很难说到得了一半。而在这小部分区内，即使能做到‘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庠塾相望，弦诵相闻’，支配人们精神世界的，却不可能是纯正的孔孟思想，不杂二氏之说，不信鬼神。他们的行为准则，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2]诚然，我国古代不存在始终主导各个历史时期和始终主导各个不同地区的同一文化，但并不否定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并不否定我国文化的共同本质和共同特征，并不否认它们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岭南文化与我国其他地域文化、各民族文化，同属中华文化。它们有共同的本质和共同的特征，它们的共同性、一致性有诸多的方面，集中表现为并存、共生。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优点。
二、个性——开放、兼容、创新
这里讲的个性，是指岭南文化的个性。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本质和文化特征。岭南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感性化、非正统的世俗文化。这一文化本质外化为许多文化特征，诸如重商、开放、多元、兼容、务实、享乐、直观、非正统等，所有这些特性，都是岭南文化的属性。学术界对这些文化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许多成果。我们认为，岭南文化最有特色、最有个性的特征是：开放、兼容、创新。
（一）开放
文化是一个开放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开放的，但它的本质能否展开，在多大程度、多宽领域展开，决定了文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岭南文化是我国文化开放度很高的一种地域文化，其文化开放集中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面临海洋的开放地理环境。岭南北枕五岭，南临大海，岛屿多，海岸线长，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地区，海洋给岭南带来巨大的开放优势，“窗棂之下，易感风霜”。岭南不仅对内开放度高，而且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是通往国外的通途。岭南南面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国相邻或相望，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近东和非洲等地区的最近出海处。这样的海洋环境，无疑有利于对外开放。第二，多元一体的开放经济格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古代的北方“重农抑商”“重农全农”，经济结构单一，经营也单一，而岭南则是“重农兼商”“重农不全农”，经济多元，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业、近现代工业都得到发展。物质生产门类多，特别是商业、贸易业比较发达。这样一种多元发展的经济格局，其经济活动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兼收众长，兼收并蓄，开放度高。第三，远离中心的开放政治氛围。古代岭南比较落后，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远离政治中心，山高皇帝远，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受束缚较少，自由度比较高。这种“规定动作少”“自选动作多”的政治环境，为开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条件。第四，历史悠久的开放优良传统。自汉代以来，广东的徐闻、合浦（今属广西）就是我国通往海外的交通要道，在东吴至南朝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转移至广州。明清时期，广州就被称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两千多年来，岭南对外贸易长盛不衰。悠久对外的贸易和交流，形成了开放的优良历史传统，沉淀为深厚的开放文化。
第五，海量超迈的开放文化心态。岭南人很早就形成了开放的文化心态。早在古代，他们就“习于水斗，便于用舟”[3](P23)，乐于海外拓展，浮家泛宅，远涉重洋，“有海量超迈之意量”[3](P23)，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过番”“卖猪仔”“捞世界”。到了清代，世界各地都有粤人的足迹，“太阳永远普照着粤人社会”[3]]（P27)。在国外的华人华侨70%以上的祖籍为广东，如此多的粤人在海外，同岭南开放的文化心态有关。
（二）兼容
文化的开放，必然导致文化的兼容。文化的开放是文化兼容的前提，而文化的兼容是文化开放的结果。岭南文化的兼容，贯穿于岭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在时间序列上，兼容一直伴随岭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岭南文化经历了五个发展时期，每一时期，岭南文化都在不断的兼容中。在独立发展时期，岭南文化的兼容，集中表现为岭南本根文化内部的各种文化要素的兼容，岭南文化的产生就是其本根文化各要素、成分兼容的结果；在百越文化圈时期，岭南文化的兼容主要表现为岭南越族（含岭南的南越族、骆越族、西瓯族等）的土著文化与其他百越文化，特别是荆楚文化的兼容，岭南文化初露出多元性，开始形成自己特色；汉越文化融化时期，岭南文化的兼容，主要是越文化与中原的汉文化兼容，越文化基本被汉化、封建化，同时也与佛教等外来文化兼容。岭南文化多元性进一步发展，个性特色基本形成；中西文化碰撞时期，集中表现为岭南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兼容。走向现代化时期，岭南文化的兼容，在世界的广阔空间、在更高的层次上兼容，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兼容，使岭南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广袤的空间，岭南文化的兼容覆盖了文化的各个领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无所不在。它既敢于、善于与同质文化兼容，又敢于、善于与异质文化兼容，既在文化形态等宏观层面上兼容，诸如中西文化的兼容，不同民族文化的兼容，儒、释、道的兼容等，又在概念、范畴等微观层面上兼容，牟子、康僧会的佛教思想、葛洪的道教神仙论、惠能的顿教、陈白沙的心学、康梁的进化论、孙中山的革命哲学等许多概念、范畴都是在吸收其他的文化成果兼容而来。在岭南文化的兼容上，有三件事情不能不涉及：一是移民。历史上，我国的四次大移民，对岭南文化的兼容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是“罪官”。岭南是我国古代“罪官”流放之地。历史上的“罪官”多是一些贤人、志士、智者，学历高，阅历深，有知识。他们给岭南带来大量的先进思想、科学文化。韩愈、苏东坡等还在岭南开办学校，传授文化。他们的到来，有力地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兼容和发展。三是“西学东渐”。西方文化较早传入岭南，鸦片战争后，西方首先在广东打开中国的大门，岭南成为西方列强资本入侵的前沿和通道，也成为中西文化碰撞、兼容的前沿。“西学东渐”首先在广东发生，广东成为我国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近代思想策源地。
（三）创新
文化兼容必然导致文化创新。文化在兼容中，各种文化因素、成分相互碰撞、交汇、融合，必然产生新的文化因素，以至新的文化形态。古代岭南文化比较落后，它靠着自己的不断创新，从落后跃为先进，从边缘走向中心，从非主流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实现历史跨越，引领时代风骚。就算在古代，岭南文化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也有不少的创新。多元一体的物质生产格局，一年三熟的水稻种植技术，桑基鱼塘的经营方式，水果王国的物种培养，“食在广州”的饮食文化，干栏、围屋、骑楼等的建筑风格，“铁莫过于广铁”的美誉，“广钟”“广绣”“广雕”等“广货”名扬海内外。近代以降，岭南创造了中国的许多第一，第一架飞机、第一台照相机、第一家医院、第一个报馆、第一个近代学校，等等，这些都是岭南文化创新的成果。在精神文化方面，岭南也有许多创新，特别是惠能的顿教、陈白沙的心学、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岭南文化的创新不能不提及中国的近代，在某种意义上说，岭南近代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一中心向题，岭南涌现出洪秀全、洪仁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大批思想家，提出了大量的新思想、新理论、新主张，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斗争。当时中国出现的重大事件，几乎都发生在岭南。开放、兼容、创新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它们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的个性特色，是岭南文化本质的显现。它们集中地反映了岭南文化的本质，集中地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特色，是岭南文化区别于我国其他地域文化的根本标志。
三、远儒——对北儒南道的理解
梁启超在谈到中国南北文化的不同特点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实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为孔子，南派之魁厥为老子，孔子之见排于南，犹如老子之见排于北也”[3](P27)。《广东百科全书》指出：“岭南古代，道家思想影响较大，故有所谓‘北儒南道’之说。”[4]（P499）我国古代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有很大差别，至于能否用“北儒南道”去概括，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远儒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南北文化差异的重大区别。
何谓远儒？远与近是个相对的概念。远儒是岭南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的。远儒不是无儒、去儒，而是有儒。不是有与无的差别，而是远近、多少、程度的差别。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它离儒学远些，受影响少些、浅些，没有中原文化那样近，受影响那样多、那样深。孔子创立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创造。它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1]（P170-171），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岭南文化也受其影响，有的影响还较深。岭南的文明与儒学息息相关，如果否认儒学在岭南的地位与作用，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看待儒学对岭南地区、岭南文化的影响。儒学在岭南的影响是大的，但它始终没有在岭南获得一家独尊、一家独大的地位，也没有一直成为能主导岭南地区、岭南文化的主导文化。在岭南传统文化史上，包括儒、释、道在内，没有哪一家文化能主导覆盖岭南文化的时空。文化的属性由文化的本质所决定，所派生。文化本质根植于经济社会，受经济社会所规定和制约。岭南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世俗文化，它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它的社会基础是市井社会。儒家文化在本质来说是一种农业文化，它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它的社会基础是农业社会，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本质派生出的文化属性不完全相同，以至相悖。岭南文化的重商、多元、平民、享乐、开放、兼容、创新、非正统等属性，在儒家文化中就不多，而儒学的崇尚仁政、礼教的那一套，在岭南地区、岭南文化也没有完全占着主导地位。无论从经济社会基础，还是从文化本质和基本属性去考察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总是保持自己的个性特色，总是同儒家文化有所区别，呈现出远儒的那一面。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岭南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也许会更好地把握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岭南文化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第一，独立发展时期，大体从原始文化诞生到周代。这一时期“岭南”概念尚未产生，儒家文化也未出现，根本谈不上它们的相互关系。第二，百越文化圈期，约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岭南的土著文化主要与我国南方的其他百越文化，特别是与荆楚文化的交流、融合，传说中的“楚庭”，就是例证。“楚文化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文化的特点，首先表现在传统的宗教信仰上……还表现为受宗法制的影响较少，因而能够对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周文化持一种怀疑的批判态度。”[5]（P389-391）这一时期，岭南越族土著文化主要受楚文化影响，儒家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不算很大。第三，汉越文化融合期，大体从秦统一岭南到清康熙年间允许四口通商的17世纪下叶。此时，岭南文化的原生形态开始并完成其自身历史性的嬗变，与华夏文化交流、认同和整合，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以重商、开放、多元、兼容等为总特征的，既保持自身特质，又大量融入中原先进文化的岭南再生文化形态。至唐时期，岭南再生文化的主体构架己基本定型，总体特征充分显现，是汉越文化融合期中繁荣、鼎盛的发展时期。岭南文化融入华夏文化，基本被汉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原文化在岭南文化的汉化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但岭南文化的汉化，不是儒化，而是中原文化、外来文化与岭南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儒家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那时除儒家文化外，还有道家等中华文化和佛教等外来文化，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明末清初，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儒学在岭南的影响也走下坡路，明代有“活孟子”之誉的陈白沙也不是纯儒，他创立的心学糅儒、释、道于一炉，特别是他有关人文性、启蒙性、近代性的思想，更是冲破了儒学的藩篱，偏离儒家发展轨迹，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路向。第四，中西文化碰撞期，约从清中期至 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中心内容和形式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融合，岭南地区尤甚。特别是近代，“西学东渐”首先在广东发生，岭南地区深受影响，那时儒家文化在岭南的影响是有限的。第五，走向现代化时期，儒家文化在岭南的影响就更为弱小了。历史表明，岭南文化一直以开放姿态对待各种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共存共荣。
判断文化的性质、特征及其历史地位，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多维度去判定。但我们感到，有两个维度非常重要，一个是深度，另一个是广度。深度表现为世界观、方法论，集中表现为哲学思想。广度表现为社会心理，集中表现为习俗风尚。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体现，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在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作用。中国哲学在发展中经历了四次嬗变，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六家：儒、墨、道、名、法、阴阳。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三家。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哲学流变由先秦诸子之学转为两汉经学，它是中国文化在先秦学术大发展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所进行的第一次整合。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老庄道家思想为经典的魏晋玄学，这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所进行的第二次整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一度在理论上有取代儒道的趋势，但由于佛教哲学以宗教形式出现，中国封建王权不容许宗教超越自己，因而采取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政策，这样就出现了以佛教哲学为主的第三次整合。至此，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儒、释、道三家轮流坐庄的发展圆圈。到宋代，理学再次弘扬儒家思想，宣扬孔孟学说，同时吸收道家和佛教的哲学思想，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第四次整合。这次整合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已发展到高峰，再往前发展便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岭南哲学的发展，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但又有特殊性，有自己的特色。岭南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期、创新期、融汇期。引进期的哲学思想主要有：岭外儒家的哲学思想，岭外道家的哲学思想，外来的佛教哲学思想。创新期的哲学思想主要有：葛洪的道教神仙论哲学、惠能的佛教哲学、陈白沙的心学哲学。融汇期的哲学思想主要有：洪秀全的神学哲学，康梁的进化论，孙中山的革命哲学、建设哲学，等等。上述说明，儒家哲学在中国，特别是在岭南，很难说完全取得主导支配地位，多元是岭南哲学的主流。尤其是价值哲学，岭南价值哲学与儒家价值哲学有很大区别，不少内容是相悖的。
社会风俗也是判定文化属性、文化影响的重要方面。社会风俗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普遍的群众性、深刻的人民性、指引的导向性，覆盖全社会，影响每个人。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百姓众生信奉孔孟仁政、礼教，崇信敬畏儒家先圣先贤的，不是没有，但并不普遍。他们更多的是信奉观音、菩萨、如来、玉皇大帝、十殿阎王、关公、财神爷以及各色各样的神仙鬼怪，“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2]，特别是岭南“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民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轻悍易兴逆节”[2]。古代百姓普遍存在对菩萨神仙的崇拜。就是仕宦人家，在参拜文庙祀典、对先贤先师顶礼膜拜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上佛寺道观，在佛菩萨神仙塑像前烧香磕头祈福。“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大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于天地俱悠久矣。”[2《] 汉书》称“粤人俗鬼”，《宋史》说岭南“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6]（P191）。总之，在古代岭南的社会习俗风尚方面，儒家的影响相对逊色，佛家道家的影响和信奉神鬼比较普遍。
学校、佛寺、道观等设施，既是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也是判定文化地位、影响的一把尺度。我国古代的学校在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入仕做官的考试，内容是官方规定的儒学经典，因而学校便成为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场所，这对于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韩愈、苏东坡等在岭南办学，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但是，当时学校的影响主要在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城镇和社会的上层，特别是在仕宦人家。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学校很少。学校的影响在社会的底层也较轻，一是家境贫穷，读不起书，二是入仕做官念头薄弱，特别是岭南，“官本位”思想不浓，甚至出钱请人代替去做官。而佛寺、道观较为普遍，据《羊城书钞》记载，当时广府地区有学校 3 所，书院 27 所，义学 4 所，社学 14 所，祠坛 84 个，寺观 80个[7]（P177）。广府地区是岭南最发达地区，其学校与寺观场所的比例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落后的地区了。“佛教寺院在省内（即广东，作者注）大多数县均有分布”[4]（P727），就是今天广东省正式登记开放的寺庵仍有1349处[4]（P727），还有不少没有登记开放的，更不要说古代了。至于祭拜神鬼的地方，比比皆是，遍布城乡，包括落后偏僻的山村。古代很难见到学校，但总可以找到求神拜佛和祭拜神鬼的场所。古代的岭南家家户户都设有神位，祭拜有加，迷信盛行。可见，古代岭南信奉佛道和神鬼之风甚烈。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对岭南文化有重大影响，但未一家独大，未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在岭南，一直是儒、释、道三足鼎立，它们与其他的文化，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的基本架构，呈现出文化多元的发展格局。它们的相互作用、它们与外国的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岭南文化的发展，演绎出生动活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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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权时，男，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学与岭南文化（广东广州，51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