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联邦德国政府和经济界将同中国建立全面经济关系视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产业竞争的关键策略。他们通过推动工业品出口、获取工业原材料，并将生产外包给劳动力廉价的中国，力求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大规模引进工程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两国建立全面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条件，其间因高层的频繁互访和可靠的跨国政经人际关系而产生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备受关注。自2016年起，中国长达8年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主要为货物和原材料的出口。德国在多种关键原材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极大，而其传统工业领域，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深度对华依赖，促使德国反对与中国的“脱钩”和“去风险”行动，同时严厉抨击欧盟对华加征电动车关税。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两国市场高度依存”。

实际上，中德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始于20世纪70年代紧密的政治经济互动。双方从构建可持续的贸易关系开始，逐步发展到联邦德国对华投资和大规模信贷投放。中方则在获取联邦德国技术和投资的同时，大力发展对其原材料供应，并建立了中德跨国政经人际关系网络。目前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外经济史的研究，比较重视对“四三方案”及其意义的考察，或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和技术及设备引进的角度进行宏观论述，或从美、法等国对华贸易政策和对华出口考察其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基本没有关注到此时中国对外出口及其对新中国外贸政策传统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从而遗漏了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另一个方面。近年来，有学者从中国纺织品和石油等物资出口、廉价劳动力对吸引外资的影响及中美关系缓和对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影响等角度重新思考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联系，但其主要论述对象仍局限于中美关系。由于1979年中美建交前中国对美经贸交流量相对较小，中国的主要经贸活动对象是西欧和日本，因此这些研究也很难准确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复杂的对外经贸活动。还有研究从多边角度考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日美两国的经济外交活动，并揭示其对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巨大影响，但很少有研究将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引入问题联系起来考察。

学界对西方世界另一大经济中心、西欧第一经济强国联邦德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的认识也不够深刻，更多强调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华政策的断裂而非连续性，如1982年科尔（Helmut Kohl）上台前联邦德国政治上对华冷淡，对华经济合作主要靠经济界、反对党和地方政府力推。因此，对于70年代中期以“四三方案”为代表的中德经济合作有所忽视，也没有从中方视角考察此时的双边对话及合作，甚至认为此间双边经贸关系是“停滞”的，双方经贸活动对中德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影响不大。这些观点主要是受冷战政治决定论的影响，没有考察联邦德国具体的国际经贸政策逻辑。联邦德国在70年代中期已经成长为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的贸易强国，无论是社民党还是联盟党执政时，均十分重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观察这个时期的中德经济关系，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双方政经高层进行了十分积极的互访考察。据统计，到80年代，中国副部级以上官员访德，以及联邦德国州、副部长级以上官员访华每年都超过20起，这还不包括联邦德国跨国财团领导人及中国国企、国营贸易部门等经济官员的互访。这些互访在两国间建立了紧密的政商人际关系，直接推动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协定的达成，对于中德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至关重要。

本研究在利用中德两国各级政府、政党及企业档案的基础上，考察1972年两国建交到1984年科尔访华、上海大众合资协议签署期间的中德高层互访。这份合资协议的签署标志着联邦德国自1972年开始的对华建立全面经济关系政策开花结果，以及中德以贸易和投资拉动的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初步形成。

一、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德国代表团访华及其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面临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滞胀，这对以工业和贸易为主的联邦德国来说尤为严峻。同时，来自日本等新兴经济大国的激烈竞争也加剧了联邦德国的经济压力。联邦德国企业在东欧和香港等地大量尝试出料加工和生产外包等全球化生产活动，使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可以赚取巨大利润并获得靠前的位置。而此时的中国开始重新与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建立外交关系，这为联邦德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走出危机的机会。

1972年7月，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基民盟副主席施罗德（Gerhard Schr?der）成为联邦德国首位访华的高级政治家。这次访问直接促成同年10月中德外交关系的建立。施罗德访华时携带了大众汽车集团撰写的题为《中国与世界贸易》的分析报告，报告认为尽管中国汽车产业还十分弱小，作为一个汽车销售市场也“相当无足轻重”，但通过合理使用外国资本和技术，8亿人口的中国可以出现经济繁荣并成为“相当有趣的贸易伙伴”。因此，他们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是否对发展汽车产业感兴趣，是否准备好与联邦德国产业优势互补。施罗德将大众汽车集团希望与中国建立经济联系的消息转达给了中方，但也只能等待未来局势的发展。

尽管当时联邦德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十分有限，仅限于简单的货物贸易，但1972年的联邦德国是中国的第四大货物进口国和第三大货物出口国，而且此时中国也在酝酿对外经贸政策的大调整。1972年，中国领导层对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有所了解，并对中国如何利用这次危机中西方企业降价以寻求出口市场的难得机遇进行了思考。在外贸部1972年1月制定的1971年至1975年对外贸易计划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有大幅增长。8月，冶金部和国家计委提出的从联邦德国和日本进口1.7米大型钢板轧机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1973年3月，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从西方国家引进43亿美元工业设备的“四三方案”正式出台，其中仅从联邦德国和日本共同进口的轧机设备引进费用就达6亿美元，是“四三方案”中引进费用最高的工程。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考虑派人前往西欧考察。1972年11月至1973年2月，16名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的工程师和技术管理人员对联邦德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并访问了位于北威州的西马克（SMS）集团总部，讨论为武钢引进炼钢设备问题。

受中德两国建交、“四三方案”出台和系列代表团访德的影响，联邦德国也积极派团访华。该国企业界在对华贸易中素有充当“商人领事”的传统，冷战期间他们又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3年5月底、6月初由联邦德国经济界巨亨、克虏伯（Krupp）公司监事会主席贝茨（Berthold Beitz）率领的访华经济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经济来往中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代表团。代表团访华前，联邦德国外长谢尔（Walter Scheel）表示，政府希望借助经济界的努力和此次访问来推动德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强调此访目的不只是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交流，更是希望与中国发展“全面的经济关系”。代表团的19名成员中包括克虏伯公司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汉高（Henkel）公司主席、AEG电信公司主席、大陆（Continental）集团拥有人、汉莎航空公司主席、曼内斯曼（Mannesmann）钢铁公司主席、瑞克麦斯（Rickmers）航运公司所有人、联邦德国零售业对外贸易联合会（Au?enhandelsvereinigung des Deutschen Einzelhandels）主席，以及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德累斯顿银行（Dresdener Bank）董事等经济界重量级人物，除有两人曾于50年代末访问过中国之外，其他17人都是首次访华。此次访问以推动中德经济关系发展，建设更好的双边贸易机制和人际关系网络为目的。

代表团在华活动的高潮是5月27日晚与周恩来的面谈。在谈话中，周恩来提及派学生前往联邦德国学习一事，并希望今后派中国专家去联邦德国进修。代表团表达了对接待中国学生、实习生和科学家前往联邦德国各大工业企业实习和进修的强烈兴趣，并希望帮助中国扩建海港。同时，双方还商讨了在石化领域，如煤炭液化和开采利用等方面开展合作的问题。

双方谈话的重点不只是进口问题，还包括提升中国对德出口问题。中方认为，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会导致外汇储备紧张，需要通过出口工业原材料和矿石来平衡收支。周恩来也强调，只有贸易平衡才能长期合作，中方提醒德方应像日本那样加大从中国的进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双边贸易中联邦德国对华进口少、出口多，影响了中国外汇收支平衡，中国贸易部门严格控制德方产品的进口。此次代表团访华前一个月，联邦德国提高了中国商品的进口配额，将其归到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相同的类别。联邦德国零售业对外贸易联合会主席对周恩来说，联邦德国和欧共体对从中国进口食品和消费品十分感兴趣，因为这些消费品对调节西欧境内过高的消费品价格有重要意义。但是，中方拒绝了德方所提工业零部件外包生产和在中国设立代表机构，以及在北京建立德国零售业外贸联合会办公室的建议。

增加对德出口，尤其是工业原材料和矿石的出口，需要中国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吸收西方信贷及投资，从而升级中国国内的出口产业。联邦德国经济部在代表团回国后表示，中方拒绝联邦德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形式，仅希望进口先进工业设备。他们还判断，由于多次拒绝西方长期信贷援助，随着大规模引进的进行，中国将出现巨额债务和贸易赤字，届时将影响西方对华出口。

1973年至1974年中国对德贸易出现了大量逆差。尽管联邦德国被视作第二世界国家，但由于贸易不平衡，继续扩大双方贸易出现了问题。联邦德国取消了中国工业品配额限制，但因西欧共同体的约束很难取消农产品配额。同时，中国拒绝外国信贷的外贸传统也对两国贸易造成了影响。为了维持外贸平衡和不出现明显赤字，中方往往推迟支付，导致德方中小型出口商的收入出现困难。1975年11月底，联邦德国政府建议向这些企业提供信贷资助，使双边贸易得以继续，同时不违背中国的信贷原则。

1975年1月，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访华，对社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很快派代表团访华。社民党政府自1969年执政起就鼓励国内产业将生产外包给廉价劳动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高附加值地位。为此，政府对企业到外国建厂、寻找合作伙伴外包生产和组织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很多帮助。10月底，施密特（Helmut Schmidt）总理率团访华，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主席比恩保姆（Hans Birnbaum）及拜尔公司董事会主席格林瓦尔德（Herbert Grünewald）等多位经济界人士随行，代表团受到了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的欢迎和接见。

施密特访华，重点是解决中国对德出口太少而导致的贸易逆差问题。德方支持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所提通过出口中国原材料解决贸易逆差的建议。施密特在北京签署了中德海运协定和民用航空协定，并与中方达成一致，同意建立促进中德经济关系的混合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旨在提升中国对联邦德国的出口，并讨论市场准入和市场培育问题。两国的企业和有关机构都可以参加该委员会并建立联系。

施密特访华在两国经济关系方面取得了突破，他与施特劳斯的观点一致，强调扩大中国进口的合作才能双赢。但作为总理，施密特需要在对华政策和对苏政策之间保持平衡，当时的中苏关系是联邦德国需考虑的重要国际问题之一。

苏联对德施加了巨大压力，使施密特在对华经济事务上态度谨慎。访华前数周，施密特得知苏方不反对其访华，但对德中经济合作尤其关注，认为某些民用工业设备可能会被中方改为军用。因为这些担忧，西马克公司的魏斯（Herbert Weiss）、赫伯罗特航运公司主席克鲁泽（Kruse）、汉莎公司的库尔曼（Culmann）和萨尔煤矿的安德黑根（Erwin Anderheggen）等人未能随行。

施密特访华前后，中德双方在工程建设、工业展览及互访方面展开密切合作，营造了对德方政经考察团的友好接待气氛。1975年9月，350家德方企业参展的工业技术展览会在华成功举行，使中方了解了联邦德国的工业能力。“四三方案”中的武钢1.7米轧机工程是两国间最重要的工程。负责该工程的西马克公司总裁魏斯1975年5月访问武汉，强调德方工业企业与中国建立合作的重要性。

“四三方案”工程建设给“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带来了国际化浪潮。中国多地首次向西方开放；武钢至少有233名德方工程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多位欧美商务代表团和派遣来华的工程人员。对于不尊重西方人员，“把采纳外国技术人员的合理建议，说成是崇洋媚外”等现象，国务院表示，接待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人员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关系到引进设备项目能否投产及中国的对外政治影响。

外贸部领导多次视察“四三方案”工程，强调“自力更生和争取时间不应对立，进口成套设备和国内研究制造应统一”，“既然国际环境允许我们利用外国设备、技术，可以加快速度，我们为何不利用呢？”这一阶段中国大规模的工业项目引进为西方来华人员的增加和中国的进一步开放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高层访德浪潮与两国经贸交流的迅速发展

1976年之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与西方的经济联系。1978年签订的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额度达到了78亿美元。华国锋和邓小平推动出国考察，掀起了中国当代最大的出国考察潮。大量国营贸易公司频繁外出考察，强调进出口平衡，通过增加出口换取西方高科技和工业设备。

对联邦德国政经两界来说，中国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是一种积极信号。1978年3月，中国银行官员向来访的联邦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代表谈及贷款问题，表明中国可能开放信贷。中国水利电力部部长、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和外贸部部长等相继访问联邦德国，重点讨论进出口补偿贸易和借贷问题。外贸部部长李强4月访德时表示，希望建立补偿贸易关系，以矿产补偿德方工业品出口，并考虑利用银行存款。

对于持续到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德方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意愿的持续加强。尽管中方多次强调实现均衡贸易，但德方很难找到补偿其工业品出口的中国物资，仅靠农产品很难提升中国对联邦德国的出口。在此背景下，5月28日至6月6日，谷牧率团访德。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访问联邦德国层级最高、影响最大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也是中共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

既有研究已详述了该代表团访欧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以及德方对中国代表团的开放性。西欧外交官对此态度积极，认为此访符合西方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的目标。谷牧访德前，中欧经贸关系已有重要突破。4月，中国与欧共体签订了为期5年的贸易协定，规定彼此贸易最惠国待遇，欧方承诺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更大的自由化措施，并设立解决贸易纠纷的机制。此外，中国和日本也达成了为期8年的贸易协定，这给西欧对华经济合作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联邦德国政府计划在谷牧率团访德过程中不设谈判主题，就双方关注的任何政治、经济和科技问题进行讨论。谷牧在5月29日的欢迎宴会上表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希望扩大与外国的交流，学习外国好的经验，引入进步的东西，中方已准备好与联邦德国发展各领域的合作。与施密特总理谈话时，谷牧表示此访旨在强化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施密特则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是国际社会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中国是亚洲的稳定因素。

谷牧与联邦德国经济部部长兰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的谈话成为德方对自身产业的推介机会。兰斯多夫介绍了联邦德国产业界的经验和良好的售后服务，并推荐克虏伯公司作为中方在煤炭气化领域的合作伙伴。联邦德国地方政府则强调对华提供贷款以促进中国进口的重要性。黑森州副州长卡里（Heinz-Herbert Karry）表示可以提供200亿美元存入中方银行；北威州州长屈恩（Heinz Kühn）在宴会上提出，如果中方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即可定下来。

谷牧对此次访问非常满意。在访问即将结束时，他与兰斯多夫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表达了此次访问成果的重要性。谷牧说，这次访问对中国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都将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确定未来应该与哪些国家合作以及从哪些国家引进技术方面。他承诺，回国后代表团将仔细审查访问成果，并开始相关的贸易谈判。

回国后不久，谷牧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谷牧特别强调联邦德国作为“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地位，详细介绍了从联邦德国收集到的关于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宝贵经验，并多次提及西欧跨国企业在第三世界国家设厂、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生产初级产品的情况。通过这份报告，中国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跨国企业全球运作的重要性，强调欧洲各国愿意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技术、资金和设备的潜力，建议通过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设备大规模开发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与西欧进行补偿贸易，这样既不会损害中国的主权，也能够控制风险。总之，西欧应成为中国在争取第二世界过程中的重要合作伙伴。

谷牧的报告在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下旬国务院各部门的干部会议上引发广泛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抓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机遇，引进西欧的技术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非常支持这些意见，表示可以通过借贷资金、支付利息等方式投产，尽快收回成本，而不必担心债务问题。在1978年7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与会者对于利用西方国家贷款和吸引外商投资形成了基本共识。这些意见最终反映在了同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中。1979年6月，谷牧被任命为中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这是对他在经济外交上突出贡献的认可。

谷牧在报告中所提加强与西欧的补偿贸易建议，很快便在方毅率领的代表团访德期间签署的协议中得到了落实。方毅于1978年10月4日至14日率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会见了包括施密特总理和谢尔（Walter Scheel）总统在内的多位高级官员，签署了中德科技合作协议。

方毅访德前，在合作开采中国矿产资源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1978年9月下旬，曾任联邦德国经济界东方委员会中国组主任的胡夫纳格尔（Heinz Hufnagel）率团访华，双方就在吉林和黑龙江建设两个露天采煤工厂达成一致，并在其他地区制订了多个煤矿的建设计划。中国希望通过引进德方的技术和设备，改造现有采煤机械厂和煤炭挖掘机工厂，并获得来自联邦德国银行4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

方毅访问期间广泛接触联邦德国政府和企业界高层，在与施密特总理等的会晤中讨论了两国在能源和原材料等领域深化合作的具体措施，他还参观了煤矿和核电站等能源设施以及诸多科研机构。在波恩，方毅向联邦德国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提出，很多德方资料因为中方人员缺乏德语阅读能力而未能充分利用，为更好地利用引进的设备和技术，建议向联邦德国派遣学生和学者留学。他强调，中方希望引进煤炭开采、钢铁冶炼、化工、汽车及有色金属冶炼等领域的全套设备，但德方会面临来自日本、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激烈竞争，这些国家最近也纷纷派团访问了中国。施密特表示，德方欢迎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上更加开放的态度，他愿意尽力推动两国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更加广泛的交流。

10月9日，方毅与根舍、豪夫共同签署了中德科技合作协定及执行该协定的会议纪要。文件不仅规定了两国在科技信息交流和专家互派方面的具体措施，还重点强调了在能源和原材料等关键领域的深化合作。这两份文件是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为之后中德科技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德方认为，通过中德科技合作协定，联邦德国工业界能够从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建设中受益。例如，在原材料研究和地球科学合作中，德方计划通过合作项目确保自己能够向中国出口原材料开采或勘探设备，并获取中国的原材料供应。中国则通过引进德方技术和经验开采系列重要矿山等，以供对外出口，平衡对外贸易。方毅还负责组织发展中国的稀土工业，蒂森克虏伯和巴斯夫（BASF）等德方大公司对中国稀土工业技术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到9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稀土生产国，而今天德国对中国的稀土供应已形成了绝对依赖。

1979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率团访德，极大推动了中德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10月24日，双方在波恩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为中德合资企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份协议允许双方企业在联邦德国新建、扩建工厂，共同生产和推销产品，互换专利、许可证和技术知识，以及交流技术情报和资料，还可以互派专家、实习生和代表团。

在各联邦州，中国领导人也积极推动具体的双边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州，华国锋表达了在消费品领域与德方企业建立合资工厂的浓厚兴趣，强调中国对引进西方技术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优化、按照国际标准生产的意愿，同时希望合作开采中国的原材料出口给联邦德国。正是这些努力，使得联邦德国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例如，阿迪达斯公司从1983年开始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并于1993年在北京正式成立办事处，双方建立了广泛的生产合作网络。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一些重要的行业代表团访问德国对之后中德技术引进和经济关系发展起到独特作用。1978年10月至1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率领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访问了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欧洲六国。这次访问的重点之一是大众汽车集团，旨在探讨其在中国建立合资汽车公司的可能性，尤其是轿车生产的“返销”条件和合作模式。

在考察大众汽车公司总部前，邓小平已经作出可以在轿车项目上搞合资的指示并很快将此传达给了代表团。在11月13日对大众总部的考察中，双方不仅商讨了大众汽车与上海方面建立合资汽车公司的可能，还为今后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人际关系网络。代表团秘书长江泽民积极推动上海与大众的合资工作，并建议1979年再次派代表团赴德商讨合资问题。

然而，1979年的中德关系仍受苏联因素的影响。苏联和民主德国对中国与联邦德国的接触十分紧张，尤其是对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出访反应强烈。民主德国官方媒体对此次访问进行了大肆批评。因此，尽管联邦德国政府积极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但在公众面前则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克制，避免过度宣扬已经取得的成果，特别注意在中苏两国间保持平衡；1979年安排高级官员访华的同时，也安排同级别官员访问苏联。不过，尽管联邦德国政府实际上更倾向于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但也“没有让中德关系有显著的恶化”。1979年下半年，中国国航和汉莎航空的航班频率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经贸交流。而中国政府官员也更加频繁地使用本土“劳动力成本低”等话语吸引德商来华投资。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自1974年开始，中国对德出口持续大幅增长。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下一步，是建立工业合资企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的合资企业，从而使跨越两国的经济产业链纽带正式形成。

三、1984年科尔访华与中德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初步形成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流大幅扩展，对外经贸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强调中国工人在轻工业和手工业领域的高超技能，宣传其能够为外国消费者生产优质商品，众多西方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生产。经过多年的合作，一些联邦德国企业已经赢得了国际声誉，中德两国中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形成了紧密的友谊网络，这直接促进了一些工业项目和技术转移的实现。

1984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问联邦德国。他指出，中德经贸关系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联邦德国在质量和技术转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德方产品价格较高，建议通过中国丰富的有色金属进行补偿贸易。

1982年，联盟党与自民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科尔出任总理。由于中国与苏联及东欧的关系改善，东欧重新对华开放，苏联因素不再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障碍。为扩大对华出口，科尔政府取消了对95%中国商品的进口限制，仅纺织品仍受到欧共体配额限制。1984年10月科尔访华前，甚至放宽了中国进口的瓷器、皮鞋等在欧共体内的进口配额。中国还被纳入欧共体的普惠制，许多工业品享有零关税待遇，比那些尚未与欧共体签署贸易协定的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商品进口自由度。

不过，联邦德国企业对中国重工业投资仍持谨慎态度，对中国重工业的产业水平、投资保护和投资回报等存在较大疑虑，已进行数年的合资谈判拖而未决。直到80年代初，联邦德国对华投资仍主要集中于化妆品和自行车等领域。在国际竞争中，此时美国汽车产业已与中国达成合资协议，德方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政府和大众集团都希望通过科尔访华推动合资谈判。

科尔对中国有所了解，1974年9月他曾作为基民盟主席和莱法州州长访问了上海、北京和长沙等地。在联邦德国经济代表团的陪同下，科尔于1984年10月访问中国。这次访华促进了德方在华经济投资与合作。他在草拟的谈话意见中强调德方企业参与中国各地工程的兴趣，并推荐德方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的合作伙伴，认为它们有时比大企业更有效率。科尔还积极促进核电站等高科技技术向中国转移。科尔政府认识到，联邦德国企业应该向中国转让综合技术，并培训中国技术人员。“德国产品的价值不能仅以价格高低来衡量”成为他与中国政府讨论的重点之一。

这一时期所达成的中德企业合作和合资合同中包括大量培训中国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条款。例如，全球最大的轧钢车间装备制造商SMS集团与宝钢签署的合同规定，该集团将为中国培训约1000名技术人员。1982年7月达成的上海大众桑塔纳试制协议，也包括提升国产化率、培训中国专家，以及德方派专家到中国保证装配和技术转让等内容。

10月8日上午中德两国总理会谈时，中方对德方提出的1985年对华提供5000万马克的财政援助表示满意，认为这对双方经济和技术合作极为有利，今后应进一步扩大这类援助。中国领导人还鼓励德方中小企业与中国加强合作，希望联邦德国各州与中国各省份及14个对外开放城市加强合作，中国政府将予以支持。此外，中方还鼓励德方企业更加大胆地在中国投资，不要错过巨大的发展机遇，合作形式既可以是中德合资企业，也可以是德商独资企业。双方一致认为，中德合作不仅关乎眼前利益，还有长远考虑。中方表示，中德合作符合双方利益，两国的经济优势能够相互补充，“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技术上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合作，将对两国以外的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在当天下午的会谈中，随行的大众、西门子、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等德方企业家表达了在华经商的意愿以及遇到的问题，并与中国相关部门和企业就合作事宜进行了具体的商讨和协商。13日，科尔在与李鹏共进早餐和游轮观光之后，对上海大众的合资协议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多年来通过频繁互访所形成的政经人际关系网络，在上海大众合资协议达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尽管科尔亲自推动上海大众合资事项，但大众汽车集团和上海方面在1984年10月上海大众合资签约仪式问题上仍存在明显争议，甚至签约仪式都即将难产。而这一困境最终由大众方面直接联系李鹏出面解决，后者曾在上半年访德并结识大众总裁哈恩和李文博等大众中国事务负责人员。这样的经历使大众汽车集团决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以保持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更好解决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上海大众合资协议是中德经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正如联邦德国政府所说，“合资企业是中德最紧密的合作方式”，而上海大众项目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工业发展事件”。上海大众合资协议规定的7年之内桑塔纳轿车实现80%国产化、最终达到100%国产化的内容，使得大众汽车和联邦德国汽车产业需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现代汽车产业。对于中德产业合作更加重要的是，大众这样一个供应链上的龙头企业进入中国，在其全球供应商和下属企业中产生了重要的跟进效应，其他企业也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这样一来，一个连接中德两国的跨国经济产业链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科尔回国后，在基民盟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对此次访华和联邦德国对华政策进行了总结和回顾。他指出，加深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联系，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德方不仅需要在传统产业上寻找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还应该在新技术和出口导向型行业中寻求更多机会和发展空间。在科尔看来，中国是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的关键，也是德方企业与日本在全球竞争中成败的重要因素。联邦德国不仅是一个开放和拒绝任何保护主义的国家，也会在日本本土和日本的“家门口”（即中国）与日方展开竞争。

科尔访华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联邦德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外交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西欧对我技术上比较开放，在资金融通方面愿给我某些优惠。发展同它们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有着广阔的前景。要克服重美日、轻西欧的倾向”，今后应该“把技术引进的重点切实放到欧洲，并使西欧等国在我对外关系中的比重有较大的提高”。这份文件还指出，尽管西欧产品价格较高，缺乏竞争力，但中方“一方面要多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使他们提高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要从产品质量、技术开放程度、有无优惠贷款、贸易方式是否灵活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经济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中德两国对于德方产品价格问题的意见越来越接近。总之，中国需要“对西欧采取积极态度”，否则就会“挫伤西欧同我合作的积极性，使我失信于人”，“中国同西欧的关系，具有自身的价值”。

四、结语

自1972年中德建交之后，随着中国大规模进口西方设备和技术，两国开始形成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即从提升中国对德出口以维持双边贸易均衡开始，中国依靠德方资金和技术开采各种工业原材料、生产工业制成品并对德大量出口，联邦德国则大规模对华投资获取在全球价值链中更加上游的位置。到1984年上海大众汽车合资协议签订，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初步形成。随着两国经济交流的扩大，这种相互依赖也不断加深。而推动中德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几大重要协定，以及深化两国经济合作的计划，都是在两国政界经济界高层互访时达成或出现的。双方中央和地方高层人员频繁互访所形成的可靠跨国政经人际关系网络，是进一步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而非政治外交关系是中德关系的核心。从施密特到科尔，联邦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始终将推动出口、获取重要原材料及推动企业全球化作为核心要素，存在极强的连续性。尽管苏联因素对中德经贸合作有所限制，但并未影响两国关系的基本发展态势和重要协议的达成。在中国方面，与德方日渐增进的经贸合作，使中国政府摆脱了对外债和外国投资的担忧，通过联邦德国等国外技术开采重要原材料，开始出现长期有利的对外出口局面。出口的增长，又带动进口德方产品和技术以及德方人员来华数量的大幅增加，中国进一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西马克公司董事长和东方委员会中国工作组主任魏斯1983年9月曾指出，由于人口规模的因素，中国市场比苏联市场大得多，而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中国今后将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任何有中国所需产品的德方企业都应尽早进入中国市场。与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的这种交融，是中国摆脱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那样的困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70年代开始的两国高层互访还留下了其他的遗产。由此出现的中德跨国政经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之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并继续推动中德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向前发展。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如今访华的德国政府代表团仍然沿用70年代政经混合人员组成模式，以此推动双方经济合作的加深。1970年后的历史证明，德方以企业自身活动为主、政府只起中介角色而不取代企业来与中方谈判商贸业务的对华经贸模式，远比同为世界中等强国的西欧其他主要国家更为成功。例如，法国历来采取由双边政府间签订“大合同”和国有企业对华出口为主，以及其他更具贸易保护主义的对华商业模式，使得法国私营企业很难在缺乏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在中国站稳脚跟。如今，中德贸易已超过中国与英法两国贸易量的总和，中德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脱钩”和“去风险”很难实现。

陈弢（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