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经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非如以往理解的自给自足经济那么简单。其在适应传统生产力水平、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发展的同时，也凸显了经济发展的自然之道与天人合一的人文价值理路。现代商品经济作为对传统自然经济的“否定”，其在改变自给自足经济形态而取得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弃守了人文—经济—自然相守为一的发展逻辑，由之形成的商品拜物教现象则扩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性风险。通过解析自然经济的广义内涵及其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人文维度，可以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元逻辑；通过辨析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应然之道与面临的实然之困，可以为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以人为本的经验借鉴和道法自然的价值启示。
一、引言
自然经济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与贡献可能远超乎我们现有的理论分析与空间想象。自然经济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元初起点上形成的人与自然相互调适的发展方式，通过适应自然来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社会群体生存理念，可能终究会成为人类社会在碳中和阶段归真发展的一个重要借鉴并提供某种基于自然—经济—社会相互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以往学界多从交换与分工角度将自然经济置于商品经济的对立面，这一理论视角不仅掩盖了自然经济对于人性满足的多向度的丰富性和非胁迫（中和）的舒适感，也忽略了自然经济营造的低碳社会模式与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特征。自然经济在中国历史上绵延逾五千年，如此长期延续发展且不乏辉煌成就，包含着经济与人文、社会与自然之间相互调适的发展逻辑与辩证法理，非常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分析、总结与镜鉴。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中国人作为基本遵循的“天人合一”人文自然观。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是自然的就是合理的。而所谓自然，就是指符合人类和事物的本性。斯宾诺莎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本性与自然的本性是一致的。进而，斯宾诺莎认为，人不应该自己服从自己，而应该使自己服从自然。人类遵从自然规律，就是有理性行为的表现。“经济”在古希腊语中就是为了获取自然供给以满足人性需要而进行的活动。自然经济就是符合人性与事物本性的经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同样指出，人依赖于自然并与自然具有同一性。老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马克思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解释，包含了关于人对自然依存关系本质的重要理解：人文系统只是自然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在人与自然的协同系统中保持永续发展的能力。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辩证逻辑，更好理解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文经济发展维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研究背景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就提出了如何深入研究经济与人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揭示经济—人文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好地为经济与人文高质量协同发展服务的重大命题。一般而言，“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狭义的人文现象就是文化现象，所谓人文经济就是人文或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经济。广义而言，文化即人化的自然。而文化实际上又是人们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所形成的适应方式与态度。因此，在更深入的意义上，人文经济实际上是人文—经济—社会—自然之间协同统一的体现。而中国自然经济长期发展中包含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维度则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历史之窗。
今天，低碳生活已经成为全球性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物种灭绝、荒漠化、海平面上升等地球生态灾难，折射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的资源环境约束矛盾。然而，大量人力物力集中在以发展更新技术乃至更完备的检测手段来达到生态安全的单向度技术思维进路，撇除了技术发展应用中人与经济之间本有的自然适应维度。大量现代技术进步均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遭遇破坏后发生的，相当一部分则属于防御性与破坏—补救型技术，实际的社会进步效率存疑。空气净化器、家庭洁水技术、沙尘预报等均属此类。这些技术进步往往是高熵、高碳行为的一个闭环叠加——用一些技术把生态环境弄脏、资源耗竭、冰川融化，再发明一些技术进行空气与水净化、灰霾预报与环境再造，而发明应用这些技术本身又是一个碳增加、熵累积与能消耗过程。因此，单纯倚重技术进步而不考虑经济发展本有的自然、低碳模式与人文适应性，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技术进步效率的不确定性风险与高昂的发展代价，并终将危及社会发展主体——人类自身的生命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而使得发展不可持续。在某种意义上，新冠疫情等正是人与自然矛盾累积的一个表露。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思考现代经济发展中如何构建人与自然的共生协调体系，并把低碳与碳中和作为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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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意义上，生态经济、低碳模式都只不过是自然经济的子形态或现代表达。低碳经济其实不仅是一种文明模式，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发展态度。可持续意义上的经济发展不仅有赖于减碳技术进步以最终实现碳中和目标，还有赖于人文价值取向的调整。由于人在经济技术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价值思维以及对人—地依存关系的认识极大地影响着技术发明与运用模式的进路，人—经济—自然关系紊乱比高碳产业本身更可怕并具有更高的社会风险。而自然经济是人类经济道化自然的初级阶段，其在自然力约束下形成的对人与自然元初约定关系的遵循，蕴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满足人的自然、合理需要并与天地自然相守为一，对整个人文—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遵循意义。
显然，现代商品经济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基于生产力发展而构建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关系的一种新的经济范式，这种新范式是产生商品经济并适应新生产力和新的分工分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理应在“以满足人的自然需要为尺度、以自然资源承载力为限度”的发展逻辑上与自然经济保持同一的人文维度，即通过专业化生产分工与商品交换更好地为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质性同一性实应远大于两者形式上的对立性——即两者的形式对立（自给自足与商品交换），实质上是为了更好满足人类需要这个质性同一性亦即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性服务的。因此，从自然经济以人的需要为本的发展理路中鉴往知来，从吸收自然经济的人文发展之道中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文—经济—自然协同统一与和谐发展，是我们当下切实需要研究探讨的一个经济社会学或人文经济学命题。解析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中的人文价值取向，有助于认识人与自然间的内生依存关系；深化理解人文经济发展的自然之道，可以为反思商品拜物教对人的全面发展本质的偏离、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守成和人文—经济—自然之道的相守为一，提供一种道法自然的经济社会发展价值理路，以及经济发展在人类幸福终极价值意义上的真实回归。
三、自然经济的广义内涵与人文维度
自然经济是指与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相对立的直接满足生产者及其组织需要的自给自足经济形式。这一解释主要强调了自然经济对生产者及其经济单位自我满足的封闭系统特征，并由此推广到满足直接生活需要的所有经济形态和组织层次。其实，从经济的自然性或亚里士多德“自然即人性”的意义上理解，自然经济还包含一层更深的含义，即自然经济是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高度的人性—自然契合性和人与自然协同统一性的经济形态。自然经济之满足人类直接生活需要的生产方式不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而且是“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意义或人文经济意义上的。解析自然经济蕴含的人文—经济契合性，可以深化对自然经济“以人为本”维度的认识，辩证理解在天人合一观关照下的自然经济对人类需要的协调系统与传统社会发展的效率促进机制。而蕴含于自然经济中的这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幸福社会发展观，也正是人文经济或者叫人本经济学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
（一）自然经济是以人的自然需要为目的和限度进行生产的经济形态
老子认为，“自然”是指事物“本有的状态”，也是生化万物的元初起点。这种事物本来的样子或状态，蕴含着五行生克和人与自然之间丰富的辩证依存关系。自然经济一词来自古希腊。古希腊哲学认为，凡是自然的就是合理的，应予肯定。而经济在希腊语中就是“家庭管理”，是为了获取自然供给的东西以满足人的需要，经济分工则由于人的天赋不同，同样是合理的。因此，从自然生成人类和人与自然调适共生的角度言，自然经济是一种基于自然并合乎人类本性的人文经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命题和老子“道法自然”思想是近似的，并揭示了经济和人性在自然基础上相互契合的重要特性。
从生产目的言，自然经济是一种以直接满足生产者及其组织成员的自然性（生理性）需要为目的的经济形态。这一经济形态的首要特征是以人的自然需要和直接需要亦即产品的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和限度，从而与以获取交换价值（赚钱）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构成本质区别。这种生产目的属性表明，自然经济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自身的自然生理需要为“本然”目标的经济形态。如任继周院士言，老子从人的生存出发探讨顺应宇宙运行规律、契合农业伦理的人本思想。他把“道”这个自然规律置于伦理结构的最高层，中华农耕文明就是在关于人、地、天、道合一的思维熏陶下逐步衍发而成的。而自然经济以人自身的自然需要为目的与限度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理念，正是首先体现与落实在农耕社会文明之中的。解析自然经济的人文维度对我们今天理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的元启示意义。
显然，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有一个自然的取用限度，即以人本身的“生命体存在与发展需要”来构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系统。由于人自身需要的生理限度以及物品存储的物理限度决定了自然经济的生产限度，这样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就存在一个自然约束，超过人类需要的资源会藏富于自然，进而在人文与经济、人的需要与自然资源供给之间构建起一种平衡关系，较好地解决了自然资源对人类生产的承载力问题。
因此，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维系中营造了一个以人自身的自然、合理需要为目标并与生态承载力相适应的适度发展环境。澳大利亚学者张明认为，只有适度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只有适度发展才符合人性和自然。这可以引起我们对发展、可持续、人性、自然等概念内生联系的一种重新思考。在自给自足生产目的支配下，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取之有制、用之有度、取予结合、中庸守常等人文与自然协同发展的经济理念，而“天人合一”则成为自然经济条件下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平衡的人文经济基础。尽管产生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原因是传统社会生产力低下，这种低生产力水平无法形成较大量的经济剩余并克服远距离运输产生的交易费用，进而限制了超出于人的自然需要之外的财富积累。但这并不能掩盖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所反映的原初人类需要与自然资源具有某种约定的内生资源平衡与原生的供养秩序关系。自然经济这种“以人为本”的生产维度及其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态度，使得人类社会文明能够在自然资源承载力限度内平衡生息、持续繁衍与繁荣发展，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对地球的前景变得如此令人担忧。
（二）自然经济是依托自然资源要素进行直接生产的低碳生产方式
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可以区分为天然经济、自然经济、制造业经济、空间信息经济、人工智能等社会经济时代。各个经济时代形成了各自的技术经济特征与资源利用方式。在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天然经济阶段后，人类首个自主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一般是从最容易直接获得的地表资源开始的，并形成了一套基于动植物自然生长规律的低碳生产与作业方式。在自然经济社会，传统农牧业生产一般是在没有人为改变动植物自然生长过程的状态下，利用自然资源要素进行直接生产的。从生产规律上讲，自然经济是一种以依托直接的自然要素为主、遵循生物自然生长规律与行为偏好进行生产并使得人文与经济相互调适的社会经济活动。人们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特点，利用直接的光、温、水、气、土等地表要素条件，在没有改变生物生长周期规律（如催生催育）的情况下进行种植与生产，并尽可能让动物有表达天性的快乐与自由。这种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不仅相当节约资源与低碳环保，而且其生产的产品与人的自然需要在生物链意义上具有良好的供需适应性，使得产—供—需—耗之间形成有机循环，实现了低碳化的人文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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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然经济利用直接的自然资源要素和遵循动植物生长规律的作业方式与生产方式，与人类自身依存、效法于自然的生命存在方式有很大的一致性。它体现出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两个重要的人文特征：一是人类参与的生产过程遵循动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这一生产过程特征决定了人类社会活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自然适应性，这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协同的重要基础。二是以利用自然资源要素进行直接生产为主，并以人自身的自然生理需要为限度。这两个特征显示出人对自然显著的直接依存性和生产方式的低碳性，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损害相对较小，容易形成人地关系的协同态结构，使人与自然处于自然修睦的和谐发展状态。任继周认为，科学的农业行为本应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建设现代农业必须重视农业发展的伦理维度。这种伦理维度就是在“天人合一”东方文化思想关照下的人对天（大自然）的敬畏、人与天的交流以及人依照客观规律对自然的适应性利用等。敬畏天时以应时宜，施德于地以应地德，方可使百草得其时，六畜得其命，群生得其长，人—经济—社会—自然共生发展。
（三）自然经济是自然资本与人的生命成本双节约的可持续社会模式
自然经济的低碳生产方式体现了依托自然、尊重自然的人文经济价值理念。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对应，人类自身也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阴阳生息规律，从而形成经济生产与人的生命生息规律的协同系统，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在这里也获得了协同共生的社会模式。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生息方式与经济生产方式的协调性，形成了自然资本与人的生命成本双节约的低耗生命生息方式与可持续社会模式，也形成了自然要素—人文要素—生产要素之间相守为一的和谐运行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尽可能依托自然要素之间的循环进行作业的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息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原生态可持续人文经济范式，与今天大量的反季节、无机化、反动物伦理的过度集约生产方式和“黑白颠倒”的生命生息方式形成鲜明比照。遵循与尊重动植物自身的自然生长规律并尽可能利用自然生态与经济要素进行经济生产与人类生命生息运动，在节约自然资源的同时，人自身的生命成本也得到了养息与节约，是自然经济低碳、低耗、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这种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发展缓慢，但它对自然的良好适应性以及对于自然资源与人的生命成本的双节约模式，能够较大程度地滋养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对现代慢生活方式重构及其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社会启示。
从人类社会是自然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观点出发，尊重并节约自然资源与人类自身的生命资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德性原则。因为，归根结底而言，人类经济发展依赖于地球与宇宙的自然资源。而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能的使用、消耗与转化过程。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当物质形态转化时，会使某种能量受到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和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和就是“熵”。根据卡诺等人的论证，在一个系统内部，随着能量的不断使用，不能再做功的无用能是累增的，由此形成了熵增加定律。因此，节约资源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循法的根本大道。自然经济社会中，由于受生产力限制，人们节制消费、讲求实用以降低自然资源与人的生命资源消耗，从而使得人与自然能够在自然经济系统中和谐依存，自然经济社会得以长期延续并形成农桑经济繁荣。假如“道法自然”的道家法则成立，这意味着自然经济中形成的人尊重、遵循、珍惜自然并自我珍惜的传统人文经济模式，同样是现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扼要环节。
（四）自然经济是以人的自然分工为基础和消费者—生产者合一的经济组织形式
一个社会如何被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率的生产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同样存在于自给自足的户经济组织中。户是最基础的微观社会组织，以户为基本单位组织起来的男耕女织是自然经济时期主要的生产分工形式。形成这一生产分工形式主要取决于两个自然要素：一是食物与衣服是满足人类生命体存在的最基本要素，二是男强女弱的劳动力要素供给结构。后一个要素实际上又与以户（家庭）为基础的人类血缘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以户为组织单元的比较完整的供需合一系统。在自然经济社会中，户作为组织经济、安排生产与消费并分配劳动的基本单位，在传统经济社会文明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自然经济条件下，一户便是一个经济单元，并以家庭成员的需要和能力来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安排消费，形成了典型的消费者—生产者合一的自然经济组织形式。家长根据男强女弱的生理特点，结合衣食基本需要，进行男耕女织的家庭自然分工。这种建立于男女生理差异基础上的自然分工结构与以血缘为纽带的户组织结构具有很低的内部交易成本和监督、设防费用，并因其对家庭内部生产、分工、消费的完全信息，体现出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的社会分工特点。尊重人自身的自然生理差异并在户基础上形成消费者—生产者相统一的社会组织形式，使得男耕女织、忙耕闲织等生命劳作形式与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作物的自然生产过程和人的衣食消费需要系统集成于一体，是自然经济“以人为本”社会生产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自然经济是一种遵循动植物自然生长规律与人自身的生命生息规律，以基于血缘的户为经济组织单元，结合男强女弱的生理特点进行户组织分工，并以人自身的自然（生理）需要为目的和限度进行生产的社会经济方式。这种人—经济—自然合一的生产方式及其在此基础上构筑的“天人合一”文化观和“取之有制，用之有道，取予结合，中庸守常”的人文经济理念，体现了自然经济的主要人文维度和以人为本发展的基本社会特征。“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荣，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诚然，自然经济的低碳、低耗、可持续生产方式是在传统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科学技术文明不会阻断社会分工扩大与基于分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自然经济对于自然与生命本身的理解、敬畏、尊重与节约，以及它对于自然的可持续利用方式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修正高碳、高耗、高熵和对大自然穷追猛打的发展方式，仍然有许多可借鉴与启发之处。道家自然思想及其贯穿下的中国自然经济发展形成了经济之道与自然之道相守为一的长期格局，展现了在人与自然调适中形成的自然经济对于人类幸福需求满足的丰富性和人文向度，并在中国经济史上取得了辉煌的社会发展成就。
四、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
应然之道与实然之困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的有效性突破了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模式而过渡到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经济基于专业化分工与市场交易行为以更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因而同样具有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性。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相互交换其劳动以获取交换之“利”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此特征的自然或应然理解是“交者互利”及至不交者之利（如不参与直接交换的他者、后代人之利），“取利有道”而不是“见利忘义”。“取利有道”是商品经济道出自然又效法自然的基本原则或者叫应然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并鉴照自然经济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文特征，以便为当代社会辨明市场经济发展的“应然之道”并为之解开“实然之困”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
（一）制度安排：满足人类需要还是满足人的贪欲
需要（needs）是有机体的一种缺乏、不平衡状态。人类需要的满足有具体的对象性与主客观条件限制性。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对于客观对象的需要是容易并可以满足的。如食物对于饱觉与美味需要、衣服对于保暖与求美需要、住房对于安全与舒适需要等等。欲望（wants）是人们渴求达到某种满足的心理愿望，具有抽象性与无限性特征。需要源出于欲望而受制于主客观条件。needs是“需要的”，wants是欲望、“想要的”，人类想要的比需要的往往会多许多。需要主要解决如何满足的问题，欲望主要面临如何控制的问题。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就是要在既能更好满足人民的幸福生活需要又要抑制人的贪欲之间形成制度均衡。这既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制尺度。
《甘地自传》中说：大自然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却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现代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尤其如此。由于现代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如果基于交换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是以满足多数人的生活与发展需要为目标，而是以满足少数人的财富贪婪为目标，就会在分配制度、金融制度、财税制度、产权制度、教育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方面形成不利于社会公平与多数人需要的机制设计，最终导致人心—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失去系统平衡。因此，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标来发展商品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杜绝满足资本贪婪的制度设计，既是自然经济发展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应然之道，也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发展取向，同时可为市场经济制度设计提供某种鉴别标准。
《傅子·曲制》中说：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吕氏春秋》中说：欲不正，以其治身则夭，以其治国则亡。可见，正欲戒贪对于人类行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在效用经济学意义上，幸福方程式一般可以表达为：幸福=效用/欲望。它表明，人的幸福程度与效用（需要的满足）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正常需要越是能够满足就越幸福，欲望愈大则愈痛苦。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具有的趋利交易性质会激发人性中的逐利偏好，人性自然中的有限理性会在商品经济内生的趋利机制中形成过度商业化行为与拜金主义的社会文化倾向。因而，在实然意义上，当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随着虚拟经济、衍生金融市场发展而变得扩大乃至放纵时，就会背离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是为了更好满足人类幸福生活需要的以人为本的应然之道，导致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形成对人类自身的生命炙烤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抗。
由于商品经济以获取最大化交换之利为基本特征，如果对这一规则不加约束地滥用于其他行业与领域，经济利益成为各行各业的基本价值追求与制度取向，就会剥夺人的价值的丰富性，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发展向度也会被商品拜物教取代。由于经济利益并非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利益与终极价值，它只是社会发展与满足人类需要的诸多工具价值手段之一。社会发展架构中需要有大量其他非经济利益目标来规制与纠正经济发展的“唯利是图”行为，才能够实现市场经济的以人为本发展。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到不顾生态承载力、不顾他者健康、信用欺诈等不顾一切的逐利、失德现象表明，一些市场经济发展及其制度安排已经背离了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需要的人文之道，金融欺诈等案例丛生则正在使商品经济失去基本的伦理准则。而在损害生态可持续与损害他者利益的制度安排中，“利”最终无法有效解决社会兴旺与人民幸福问题，直至出现危及人类自身生命健康的瘟疫与社会紊乱，迫使人类停下脚步、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人文尺度并认真修正业已生成的社会失范行为。
（二）真实发展：让生活更幸福还是使生命变痛苦
商品经济生产方式极大促进了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知识生产，这一情形使得社会各方、各行各业都需要参与到“相互交换其活动”的社会系统中来，使自己成为社会分工链条中的一环，形成更好的科学技术产出和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些需要归根结底又应是（但未必是）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需要。商品经济道出自然并与自然经济发展之道相守为一，其发展的根本目的均是满足人的幸福需要，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自始至终的人文或人本向度。让人民获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文本义，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应然之道。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并没有质的区别，区别与改变的只是因社会生产力进步产生的不同生产方式（手工生产、机械化生产、人工智能技术生产）与资源配置方式，而其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并未改变。这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之道以及借鉴自然经济“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应然本义之所在。
然而，现代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取利无道的社会情形，背离了经济发展是为了最大多数人谋幸福的自然、科学、理性、人文之道。过度的商业逐利与信用缺失行为酿成了诸如美国次贷危机等大型经济与金融危机，对人自身的生命资源、社会稳定与自然环境都会造成极大损害，进而出现了为古典经济理论匪夷所思的“幸福悖论”现象：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却没有变化或者反而出现下降。与此同时，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一种发展新奇观：“真实发展指数”悖论，即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上升而真实发展指数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下降的现象。根据加拿大幸福经济学家马克·安尼尔斯基研究，从1950—1997年，美国的人均GDP从10000美元上升到27000多美元，而美国的真实发展指数GPI则在1978年达到最高值之后持续下降。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4%，GPI却以年均2.7%的速率下降。其中，自然资本消耗、气候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引起的人力资本损耗即人们的生命成本损耗与痛苦指数上升是主要原因。真实发展指数GPI被生态经济学家定义为衡量可持续经济良好发展的指标，也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真正促进了人们生活的改善。美国的GPI下降与幸福指数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这反映了这些国家的GDP增长并没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幸福，却因种族歧视、交通拥堵、贫富差距扩大、生态恶化等问题而使生命变痛苦，并显示出经济发展违背以人为本的应然之道必然会出现的实然性不良后果。
（三）分工、平等与可持续性矛盾
由于商品经济得益于并推动着社会分工，分工因交易费用降低而扩大，科学技术因分工和专门化知识生产而进步，分工延伸序列则遵循人类快乐偏好的序列与结构。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应然之道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的快乐幸福需要为根本的发展逻辑。人类的趋乐偏好则成为促进商品经济基础上分工细密化（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等）与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内驱力。斯密说，富裕起因于分工并大大提高组织行为效率。这意味着，社会将在分工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人类合作的边界，分工则借助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得以细化。更细的社会分工将更好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与今天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使生态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利用，从而推动更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见，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促进人类可持续幸福的一个必由的、自然的社会历史阶段，这也是它内含的人文价值发展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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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的发展却并非尽然如此。商品交换基础上推动的社会分工与分工基础上推动的专门化知识生产使得现代经济文明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人类自主控制生产过程的工业化技术的普遍形成，进一步凸显了世界的属人性质与人在世界的主体性地位。工业现代化与市场交易制度引起了文化价值观转变，“我向”思维与货币拜物教则渐成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劳动的异化则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科技进步同时引起了制度变迁，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市场广泛发展，攫取自然资源为人类财富占有的技术、市场与制度空间在现代社会被完全打开。而自然界的“强者占优”规则在经济领域中则转化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制度安排，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受到限制，由之进一步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可持续性矛盾。
显而易见，社会经济的本质是自然界的一个子集。如果没有自然界提供的诸多生命支持系统与自然资源投入，经济体就无法生存，更不用说繁荣。经济依赖于连续不断的能量与物质流在一个微妙平衡的生物圈内运行。无论如何，经济视野必须立足于自然生态的客观约束与以人为本的价值维度。如果经济社会发展背离了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目标与人本取向，把“人”置于“利”的目标控制之下——人成为可以牺牲并屈从于利的工具，这种把发展的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相颠倒的末端治理模式，置生态承载力、生产伦理、商业伦理于不顾，就会极大加剧现代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终将导致人类自身生命、生产、生活的不可持续。而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超出了资源承载力限度，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将持续扩大，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将进一步恶化，其经济发展的高熵、高碳模式将由人损害自然环境回馈到损害人类自身。科学研究表明，地球开始迈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全球动物正以比以往快100倍以上的速度消失。人类经济发展引起的温室效应、冰洋融化、海平面上升、环境污染与乱砍滥伐正在把地球与人类带向灾难性毁灭。
五、结语
商品经济道化于自然经济，自然经济道化于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由于自然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它的诸多属性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具有重要的元启示意义。通过对自然经济的人本属性和其体现的“天人合一”人文经济维度的解析，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自然之道与应然之理的认知。由于商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对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否定而发生的，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背离了经济发展的自然之道，与产生它的元初原因——更好地满足人类幸福生活需要的人本取向不相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将会再次发生作用，商品经济发展或将向其高级形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人文价值向度回归。
显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有其基于专业化分工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为更好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现实必要性，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历史阶段。但以获取最大商业利益为导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本身就包含了违背经济发展的自然、人文之道的异化性风险。如果现代人工智能技术、专业化分工与相关制度安排把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质进一步放大，就会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增加发展的不确定性，扩大人类自身的安全风险。汲取自然经济尊重、理解自然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理念，纠正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倾向，使现代商品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向着有利于最大多数人幸福的方向发展，是消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现代人文、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内生逻辑与科学自然之道。背离经济发展的人文尺度，将无法达到我们想要的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或者会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与代价。
毋庸置疑，鉴照自然经济的以人为本发展模式，转变不顾生态承载力的经济增长方式，构建以满足人类幸福为终极目标的人文经济发展体系，将是实现人—经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环节；改变“我向”思维，追求自我与他者（包括环境）的协商与平等，将有利于实现真实发展并真正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由于强势主体掌握经济剩余索取权的当代社会情形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出现了从长周期看的收入分配正U型分布的不公平扩大现象，即随着国民收入增长，贫富差距却持续扩大，并由此引发大量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冲突。无论是新技术革命还是人文演进，均须朝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协商、平等、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人文维度。向着这一维度回归，无论是运用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最终都将显示出一切人文演进皆须遵循天道（自然规律）而来的力量，以及人文、经济、社会系统均包含在自然系统之中的辩证法理。
〔李玫昌为本文通讯作者〕
陈惠雄，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特聘教授，浙江财经大学人本经济研究所教授；李玫昌，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