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汉语史，有三个问题应当注意：（一）研究的资料要坚实可靠，要注意资料的断句、版本和解读。（二）研究要注意地域的差异，要注意不同地域词汇的差异，语法演变的差异，和语法演变链的差异。（三）研究要借鉴现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方法，采用多种视角。
关键词：汉语史；资料；地域差异；体貌类型学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是一部系统研究汉语史的开创性的著作，此书出版于1958年，从此书出版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此期间，汉语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时期都有很大的进展。当今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汉语史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
为此，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需要重视的，下面分别谈一点我自己的想法。主要是谈语法史、词汇史方面的问题，语音史方面的问题从略。
一、汉语史研究的资料问题
反映各个时期汉语面貌的历史资料，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汉语史研究的结论，都是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而作出的。所以，对于资料，我们必须十分慎重。下面举一些例子。
（一）资料的断句
上古汉语表被动，通常是用“为NV”“见V于N”等形式，或者是无标记的被动，如：
（1）不为酒困。（《论语·子罕》）
（2）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
（3）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庄子·胠箧》）
用被字句表被动萌芽于战国末期。最初是“被”字直接放在动词前面，施动者不出现。如：
（4）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韩非子·五蠹》）
到后来才出现施事，成为“被+N+V”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什么时代出现的呢？一般多举东汉末蔡邕《被收时表》为例：
（5）五月二十日，臣被尚书召问。（蔡邕《被收时表》）
句中“被”后面“尚书”是施事，“召问”是动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朱冠明认为这个例句有问题。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后汉文》卷七十二，蔡邕《被收时表》作：
（6）今月十三日。臣被尚书召。问臣从大鸿胪刘合前为济阴太守。臣属吏张宛长休百日。合为司隶。又托河内郡吏李奇为州书佐。及营护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合不为用。致怨之状。（据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断句）
并认为“问臣从大鸿胪”应作“问臣以大鸿胪”，这样，在“召”和“问”之间应该点断。句子应为“臣被尚书召”而不是“臣被尚书召问”。如果是“臣被尚书召问”，那么，“召问”是动词性的，这个句子是“被+施事+V”。如果句子是“臣被尚书召”，则“召”“既可分析成名词，也可分析成动词，句式处于‘被+N1+N2’到‘被+N+V’的过渡状态”，还不是典型的“被+N+V”。
我觉得朱冠明的意见是对的。明张溥《汉魏六朝百家集》卷七十四《被收时表》中的“问臣从大鸿胪”作“问臣以大鸿胪”。这和《后汉书·蔡邕列传》中的“问以大鸿胪……”一致。“问臣以……之状”是一个长句子，“召”和“问”之间确实应该点断。这样，“被+N+V”出现的时间就不是东汉末，而要推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二）资料的版本
副词“没有”什么时代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是这样说的：“‘无有’在中古、近古用得比较多。……恐怕是用‘没’代替这种用法的‘无’因而产生了‘没有’这种说法。产生的时期可能是宋元之际，但因为找不到确切的例子，所以尚需留待今后研究。”举的例子是：
（7）更兼没有爹娘。（“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警世通言》）
又说：“‘没’‘没有’否定动词大约始于元明。在古代汉语中用‘未’，已如前述，但认为‘没’是直接从‘未’变来的，却不妥当。为什么呢？因为中古、近古多用‘不曾’‘未曾’，而且可能‘没有’比‘没’早。”举的例子是：
（8）俺等了一早起，没有吃饭哩。（《东堂老》第一折）
（9）一夜通没来家。（《金瓶梅词话》第八回）
后面跟名词的“没有”是动词，后面跟动词的“没有”是副词。
这个问题，太田辰夫说得不很肯定。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语料确定副词“没有”产生的时代，并确定“没”和“没有”出现的早晚呢？
《朱子语类》中有“没有+动词”的，如：
（10）才信，便当定如此，若恁地慢忽，便没有成。（卷二十一）
“说有易，说无难。”如果《朱子语类》中确有一例“便没有成”，就可以说在南宋时已经有否定副词“没有”了。
但整部《朱子语类》中“没有+动词”仅此一例。而且，这是根据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朱子语类》。而徽州本《朱子语类》和明成化本《朱子语类》中，均作“便没十成”。
《朱子语类》有不同的版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朱子语类》是以宋黎靖德编撰的《朱子语类》之清光绪庚辰贺瑞麟校刻本为底本，参校明成化九年陈炜刻本，由王星贤点校而成。一般来说，把这个版本用作研究宋代语言的资料是可以的。但如果遇到了像“便没有成”这样仅有一例的情况，就需要查一查其他版本了。日本中文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徽州本朱子语类》是影印现存于日本九州大学的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台湾正中书局1982年的《朱子语类》是影印明成化九年陈炜刻本。这两个版本都很有参考价值。
那么，究竟是“便没有成”还是“便没十成”？
看起来，似乎“便没十成”说不通。但实际上“十成”是宋代的口语。请看下面的例句：
（11）问：“程子云：‘夫子免于匡人之围，亦苟脱也。’此言何谓？”曰：“谓当时或为匡人所杀，亦无十成。”（《朱子语类》卷三十六，徽州本和明成化本同）
（12）祇要当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这壳漏子上着到。（《五灯会元》卷十六）
（13）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饶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五灯会元》卷二十）
可见“十成”是“十分；确定”之意。卷二十一中华书局本的“没有成”应为“没十成”。“没十成”和例（11）的“无十成”的意思一样，都是“不一定”。
我查检了一些宋代文献，在《欧阳修全集》《苏轼全集》《二程集》《三朝北盟汇编》和《五灯会元》中均无“没有”一词。可见中华书局本《朱子语类》中的“便没有成”是错的。这也说明，“没有”这个词，在宋代大概没有出现。太田辰夫说“没有”大概始于元明，这是对的。
顺便说说《朱子语类》中的否定副词“没”。
我们可以看到，在《朱子语类》中，“没+动词/形容词”的很多，如：
（14）止缘初间不理会到十分，少刻便没理会那个是白，那个是皂。（卷十七）
（15）“以我视，以我听”，恐怕我也没理会。（卷四十一）
（16）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卷十一）
（17）而今学者却恁地泛泛然，都没紧要，不把当事。（卷九十八）
可见，太田辰夫说否定副词“没”大约始于元明，“没有”可能比“没”早，这说得并不正确。
（三）资料的解读
在汉语史的资料中，很多传世文献都是太田辰夫所说的“后时资料”，难免在传抄过程中有后人的改动，所以在使用时必须很慎重。出土文献和敦煌文书是“同时资料”，不会有后时的更改，这是研究汉语史很宝贵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也会有书写者的讹误，还会有如何解读的问题，所以用作汉语史研究的资料时，也要慎重。下面举一个例子。
众所周知，上古汉语早期不用系词“是”。在传世文献中，《史记》中出现了系词“是”。如：
（18）此必是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
那么，有没有比《史记》更早的例句呢？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文中有“是=帚彗”等五个“是=”句。
一些研究者认为其中的同文符号=就是代表前面的“是”的，“是=帚彗”应读作“是是帚彗”，第二个“是”字就是系词。这出现于汉代初年，应是比《史记》更早的系词。
但是魏宜辉却持另一种看法。他说：“在这篇帛书中，前面第1、2、5颗彗星下出现的‘是谓……’句，而第7、9、11、13、15颗彗星下则是‘是=……’句，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没有差别的。而‘是=’句出现在‘是谓’句之后，那么其中的‘=’号应该表示的是‘谓’的意思，而不应该是系词‘是’或 ‘寔’。对于马王堆帛书中这种特殊的‘=’号用法，我们有一种新的认识。我们认为，帛书中“是”后所加的‘=’并不是一般的重文符号，而是一种特殊的重文符号。一般的重文符号是对其前面一个或几个字进行重复，如‘子=孙=’即‘子子孙孙’，或‘……前=文=人=……’即‘……前文人，前文人……’。帛书中的‘=’显然不是在重复‘是’，而是在重复前文中出现的‘是谓’句中的‘谓’字。也就是说，它所重复的对象是前文中语法位置、语法功能完全相同的一个字。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重文属于一种特殊情况，它是由书写者个人的书写习惯造成的，并非普遍认同的书写符号，因此它的出现并不多见。这种重文符号在出土文献中很少见，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相似的情况。”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縠公瘧》简"9有：“今内宠有会谴，外=有梁丘据营枉。”“外=”应读为“外宠”。
我同意魏宜辉（2008）的意见。可见，以出土文献作为汉语史研究的资料也要慎重。
其实，比《史记》早的系词，可以在传世文献中找到。如：
（19）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是何种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二、汉语史研究的地域问题
汉语史研究的是汉语的历时发展，所以，对时间因素非常重视。这是对的。
但是，汉语从古到今的发展，是一条线，还是多条线？比如，从语音的演变来看，一般都会说：上古汉语有浊声母，有入声韵尾－P、－t、－k。到现代汉语中，浊声母和入声都消失了。但这只是就现代汉语普通话而言的，如果就整个汉语而言，这样说就不准确了。因为，在现代吴方言中浊声母还存在，在现代粤方言中入声韵尾－P、－t、－k还存在。所以，汉语史的研究应该不是一条线的，而是多条线的；也就是说，完整的汉语史研究，不但要注意时间因素，还要注意地域因素。
（一）词汇的地域差异
汉语史上的地域差异，在词汇方面体现得很清楚。汪维辉说：“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时代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时段内使用，地域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地域内通行。揭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是词汇史学科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训释词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说得很对的。
如果要问：“在汉语史上，表‘站立’概念的词有什么古今变化？”可能会回答：“古代称‘立’，现代称‘站’。”这样回答就漏掉了一个重要的、主要通用于南方的词：“倚（jì）”。
王云路、方一新（1992）的“倚”字条说：“倚（jì）立；站立。”下面举出很多例子。如：
（20）倡优俳笑观倚庭。颜注：“倚，立也。”（《急就篇》卷三）
（21）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世说新语·俭啬》）“唐宋以还‘倚’字此义仍多见。”如：
（22）倚道向人多脉脉，为情困酒易伥伥。（韩偓《即日》）
文章引了“倚”字在《广韵》《集韵》中的反切，并说：“今浙江台州、湖南祁阳等地仍称‘站立’为‘倚’，读巨绮切，盖即古语之留存。”
这个“倚”字在汉语词汇史上是不可缺少的。
汪维辉、秋谷裕幸更是全面考察了表“站立”义的“立”“倚”“站”的历时演变和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共时分布，说：“‘立’从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早期起一直是影响最大的通语词，直到明代以后才在大部分北方地区被‘站’替换；‘徛（倚）’用作‘站立’义始见于战国，历史上可能作为一个方言词一直存在于南部广大地区；‘站’始见于唐代，明代以后在广大的官话区逐渐取代‘立’成为新的通语词。”“‘站’很
可能是所谓的‘长江型’词，即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往西扩散。”
这样，对汉语史上“站立”义的词的历史演变的描写就很完整了。
有的词的地域分布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蒋绍愚考察过“店”和“铺”两个词的南北差异。
“店”产生于晋代：
（23）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崔豹《古今注·都邑》）“铺”的商店义最早出现于唐代：
（24）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王梵志《兴生市郭儿》）
这两个词，直到明代没有明显的南北差异。但到清代，南北差异相当显著了。
在用吴方言写的《海上花列传》中，绝大多数用“店”：“店”64次，有“参店”“票店”“南货店”“照相店”等。“铺”仅“典铺”4例，无“铺子”。
在用北京话写的《儿女英雄传》中，绝大多数用“铺”：当铺（4、14回）、小饭铺（21回）、砖瓦铺（32回）、红货铺（32回）、鼻烟铺（36回）、药铺（36回）。还有“铺子”（13回）。只有一处用“店”：杂货店（14回）。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官话类编》（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也记载说：“铺/店”的用法南北官话不同（/前面是北方官话，后面是南方官话）。
（25）郭子彬的钟表铺/店昨天晚上叫贼偷了一架钟/两个挂表。
（26）他父亲的铺子/店在大街上。
（27）张先生的钱铺已经倒了。/张先生的钱店已经黄了。［注］钱店：a bank, a broker-shop, Southern.（p.18）
直到现代汉语中，仍是北方话用“铺”，南方话用“店”。如：
《骆驼祥子》：“酒店”（仅1次）。其余都是“铺”：“车铺”“煤铺”“点心铺”“小铺”“铜铁铺”“喜轿铺”，“铺子”（2次）。
但是，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书面语中，还是多数用“店”不用“铺”。
当然，确定词的地域性是要花功夫的，需要以大量资料作为依据。如：汪维辉依据《周氏冥通记》与《齐民要术》的语料得出结论：“在南北朝时期，表示‘寻找’这一义位，在南方口语中以说‘觅’为主，也说‘寻’；在北方则基本说‘寻’，很少说‘觅’。”但在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的第三章“3求、索/寻、觅”条下，增加了汉译佛经的资料，对此结论做了补充和修正，说：“齐梁以后的南朝文人们颇青睐‘觅’，跟北朝不同，但是佛经语料证明‘觅’是通行南北的一个通语词，口语中并不存在地域差异。”作者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值得赞扬的。
（二）汉语语法演变的地域差异
这可以用事态助词“了”的发展为例。“事态助词‘了’”是指“吃了饭了”之类的第二个“了”字。一般认为，“了”成为成熟的事态助词是在宋代。
但李崇兴认为，事态助词“了”的成熟，有地域的差别。他认为，“了”作为事态助词，确认事态变化，“在元代北方汉语中还没有发育成熟”。他的理由是：在《古本老乞大》和《元刊杂剧三十种》里面，“处于句末的‘了’后面常常加个‘也’字来对事态变化加以确认。”如：
（28）这弓和弦都买了也。（《老乞大》）
（29）妹子，我和你哥哥厮认得了也！（《拜月亭》，四折，［胡十八］白）
（30）这早晚小千户敢来家了也。（《调风月》，二折白）
（31）那个老宰相不肯躲那火，抱着黄芦树，现今烧死了也！（《介子推》，四折，［紫花儿序］白）
而且，两种材料里都没有“动+了+宾+了”，但有“动+了+宾+也”，如：
（32）这店里都闭了门子也。（《老乞大》）
（33）我虽有这罪过，如今赦了我也！（《气英布》，一折［寄生草］白）
（34）喒媳妇儿去时，有三个月身子，经今去了十七年也。（《汗衫记》，三折［上小楼，幺篇］白）
李崇兴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说明在元代的北方地区事态助词“了”没有出现。其原因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语法演变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进展，这是可以肯定的。
李纯泽、陈前瑞说了“了”完整体功能的南北差异，下面将会说到，此处从略。
（三）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语法演变链
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曾有过“从给予到被动”演变问题的讨论。在北京话中，表“给予”的语法标记“给”是否可以演变为表被动的标记？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
潘秋平根据汉语南北方言的材料，得出两条语法化链条：
给予动词＞与格标记（受益标记）
给予动词＞使役标记＞被动标记
他认为这两个语法化链条式互补的，在一个语言中，如果启动了一条，就不能启动另一条。在汉语的南北方言中，情形是：
这表示在北方汉语中使役、受动标记是否可以来自给予动词是有疑问的。
但从北京话的调查来看，百年前的北京话和百年后的北京话有所区别：
百年前的北京话，论文引用了传教士狄考文《官话类编》（1900）中的一段话：
给（read ke）is largely used in Southern Mandarin in a causative sense, taking the place to some extent of both 教 and 使 , it is never soused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Mandarin．
而现在的北京话中，“给”是可以表被动的了。文章引用陈前瑞、李宇明（2005），说明现在北京话中表被动的“给”是因方言接触而产生的。
潘秋平关于北京话中表被动的“给”的看法大致是对的。他关于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语法化链条的看法，也值得我们思考。
三、汉语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汉语史的研究有个视角问题，即用什么观点、方法来研究汉语史。近年来语言学研究进展很快，有不少新的理论观点是很值得注意的。如E.Goldburg的“构式”、C.Traugott and B. Dasher的Invited Inferencing Theory（IITSC）（诱发推理理论）、L.Talmy的认知语义学，以及体貌类型学等，都对汉语史的研究很有好处。梅广《上古汉语语法纲要》是用生成语法学和其他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写成的，使人耳目一新。当然，用这些理论不是贴标签，而是要在研究汉语史资料的坚实基础上，借鉴这些理论来深入分析汉语史的问题。
这里仅以体貌类型学为例来谈一谈。
（一）动词的情状类型
Vendler于1957年提出了动词时间结构的分类，很有影响。他把动词的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分为四类：activities（活动），accomplishments（达成），achievements（瞬成），states（状态）。
Olsen认为词汇体（即情状体）所包含的普遍性语义特征主要有终结性（telicity）、动态性（dynamicity）、持续性（durativity），他用“缺值对立”的办法把这四种词汇体的特征列表分析如下：（原表是“缺值对立”，现改为“等值对立”）
这样，这四类可以这样区分：
只有“状态”类是静态的，其他三类都是动态的。
只有“瞬成”类是非持续的，其他三类都是持续的。
“状态”类和“活动”都是无终结点的，其区别在于静态和动态。
“达成”类和“瞬成”类都是有终结点的，其区别在于持续和非持续。
蒋绍愚对《史记》的1002个单音节动词做了分析，分别归入了上述四种情状类型。这样做对汉语史的研究有用处吗？
有的。比如，上古汉语中的无标记被动很常见，在形式上都是“N+V”。蒋绍愚列举了《左传》《庄子》的无标记被动，如：
（35）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庄子·胠箧》）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表示无标记被动呢？文章指出，这和动词的情状类型有关。用作无标记被动的动词，不能是状态类动词，活动类动词较少，作无标记被动的大多是达成和瞬成类动词。这是因为表被动的动词一般不能只是一个单纯的动作（如“击”“迎”），而是要有动作的结果。达成类和瞬成类都有终结性（telicity），会有动作的结果，可用于表被动。下面两个例句很说明问题：
（36）宾于乡里，逐于州部。（《庄子·达生》）
（37）（庄周）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庄子·山木》）
前一例的“逐”是“驱逐”义，动作包含结果（不能在州部居住了），属于瞬成类，所以可用作无标记被动。后一例的“逐”是“追赶”义，只表动作没有结果，属于动作类，所以是个主动句。
下面说的“也”的动态用法也和动词的情状类型有关。
（二）语气词“也”的静态和动态
在上古汉语中，“也”常用在判断句的句末，是一个静态的语气词。从东汉开始，“也”出现了动态用法，大致相当于上古的“矣”和现代汉语的“了”。下面举一个《论衡》的例句：
（38）夏、殷衰时，《诗》何不作？《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此时已有诗也。（《论衡·谢短》）
这种趋势，到了唐代以后更加明显，后来的例子更多，如：
（39）新妇向房卧去也。（《游仙窟》）
（40）少娘子如今变也，不是旧时精魅。（《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41）洞山云：“太迟也！”（《祖堂集》卷五）
（42）兀的灯来也。（《老乞大》）
（43）哥哥，你醒也！（《替杀妻》，二折［滚绣球］白）
（44）请起来，菩萨已回宝山也。（《西游记》八十四回）
为什么语气词“也”会由静态变为动态呢？陈前瑞作了解释。
他认为动态的“也”在上古就有，这与“也”所在的小句的谓语动词的情状类型有关。如：
a．动词是“死、卒、病、（自）杀”之类的达成动词（按：他说的“达成动词”为achievement，即蒋绍愚所说的“瞬成动词”，下同）。如：
（45）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左传·文公三年》）
b．其他达成动词，如“获、尽、立、往入、生”。如：
（46）灭秦而立侯王也。（《史记·田儋列传》）
c．“闻”类达成动词。如：
（47）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左传·昭公十三年》）
d．句中有“已”，有显著的动态和已然特征。如：
（48）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庄子·逍遥游》）
但这种动态的“也”，“所缺乏的只是足够的频率，因而不足以撼动上古汉语‘也’与‘矣’的系统对立。”
而在中古和近代汉语中，这种用法进一步扩展，“动态‘也’在情状类型的适用关系、显示相关性的发展、时间指称、情态意义的发展等多个方面都跟类型学中完成体语法化的规律是一致的。”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也”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
（三）“矣”的完成体和最近将来时
上古汉语中的“矣”是表完成的。如：
（49）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孟子·公孙丑上》）
这表示“助苗长”这件事已完成，是完成体。
（50）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论语·雍也》）
这也是完成体。
但在《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
（51）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孟子·尽心下》）
“死矣盆成括”是孟子的预言，这和表完成有什么关系呢？
“死矣盆成括”是陈前瑞、王继红所说的“最近将来时”。如同文章标题所显示的，这篇文章讨论了完成体如何发展为最近将来时。文章说：“Binnick（1971）指出：现时相关性（present relevance）是一个体的概念，表示现在（now）和非现在（not-now）之间建立起联系；历时过程中的事件——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都可以在心理上与现在联系起来。过去事件与现在的相关实际上就是Bybee et al（1994）所谓的完成体，将来事件与现在的相关也就是本文讨论的最近将来时。”
文章还举了一些汉语史上的例子，说明完成体可以演变为最近将来时，如：
（52）苦哉！苦哉！石头一枝埋没去也。（《祖堂集·夹山和尚》）
“死矣盆成括”是汉语史上的又一例。
（四）动态助词“了”语法化程度的提高：从完结体到完整体的发展
动态助词“了”（即“吃了饭了”的第一个“了”）在晚唐五代产生。产生后语法化程度逐步提高。如何衡量其语法化程度的提高呢？
李纯泽、陈前瑞通过对宋金时期的四部文献《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北方）《张协状元》《朱子语类》（南方）中的动态助词“了”作了体貌类型学的考察，回答了这个问题。文章说：根据琼·拜比（Bybee et al，1944），“汉语‘了’这类来自‘结束’义动词的语法语素会先由完结体发展到完成体，最后发展出局限于过去时的完整体功能。”完结体为“completive”。完成体为“perfect”或“anterior”。完整体为“perfective”，用于叙述离散事件的序列，其情状独立于与其他情状的相关性。
文章说：“宋以前‘了’的语法化水平整体较低，未发展出典型的完整体功能，而元明至今这类功能则已经历了充分的发展。”也就是说，动态助词“了”从完结体发展为完成体，再发展为完整体，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动态助词“了”语法化程度的提高。
在这四部文献中，“V了O”的体貌表现是：
A1完结体功能的相关用法
只见于《朱子语类》，如：
（53）先生俟茶罢，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厅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毕就坐。（《朱子语类》卷一○三）
A2完成体先时性用法
在《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朱子语类》中均有例。如：
（54）红娘急起，心绪愁无那，忙穿了衣裳离绣阁。（《西厢记诸宫调》卷四）
B完成体结果性用法
此类用法语法化水平低于A2类完成体先时性用法。这在四部文献中均有。如：
（55）是我夫，不相认，见着我忙闭了门。（《张协状元》三五出）
C1完整体连续叙述用法
仅在《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中有。如：
（56）辞了法聪，别了夫人，把樽俎收拾起。（《西厢记诸宫调》卷六）
C2完整体独立叙述用法
仅在《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中有。如：
（57）想着后先断魂，书写了数幅纸，更不算织锦回纹。（《西厢记诸宫调》卷一）
这样，就以体貌类型学为视角，显示了动态助词“了”语法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显示了宋金时期“了”的语法化程度在北方口语中较高，而在南方口语中较低。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从体貌类型学这个视角来研究汉语史，可以使汉语史的研究更加深入。
上述三个问题，是汉语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此外，还有汉语史的上古、中古、近代贯通的问题，汉语史研究与汉语方言研究相结合的问题，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等，也是应当注意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汉语史的研究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本文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