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作为传统农耕文明体系中形成的美学范畴，在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元朝，不仅没有失去其丰富的诗学内涵，反而成为元代诗学领域的核心关键词，在元代诗学发展的各个阶段表现出独特的时代意蕴和审美形态。元初，在赵孟頫引领下，藉由艺术的“正本清源”之路，专以古人为法，得“清邃高古”之风格；元中期，在虞集等馆臣的导引下，以经学为主旨，追求由训诂与涵泳而得“清和雅正”之气象；元末，在辽、宋、金三史的开修背景中，危素等馆臣力推葛逻禄氏诗人廼贤，其诗“清丽粹密”的风格特征被馆臣们反复阐扬，包含着人们对儒家诗教披服广远的期许与推重。“清”作为把握元代诗学理论的关键词，彰显出传统儒家文明行健不息的强大力量。
关键词：元代诗学；“清”；审美形态
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视阈中，“清”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20世纪80年代，日本竹田晃首次撰文讨论“清”，其文《魏晋六朝文学论中的“清”的概念》关注“清”字用例，追溯其语源，尤其从《世说新语》的《赏誉》《品藻》两篇中举出“清通”“清直”“清伦”“清鉴”“清畅”“清婉”等31例由“清”组成的词。受竹田晃氏影响，蒋寅在2000年发表《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对“清”的诗学内涵和美学内涵进行全面、综合的梳理和解析。文章认为，“清”在中国古典诗学中体现出传统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典艺术的终极审美理想相关联。而且，作为一个基本美学概念，尽管蒋寅指出“清”在各个时代都被赋予过各自的美学精神，但独略去了对元代诗学中“清”概念的讨论。之后，查洪德在讨论萨都剌诗风之际认为“元诗自初至晚都追求‘清’”，“人们概括萨都剌诗‘清丽’或‘流丽清婉’，其核心概念都是‘清’”。饶薇提出赵孟頫继承和发展了晋人尚“清”的审美取向，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显示出了“清”的实际形态和精神内涵且影响一代画格，认为“清”是探讨元代绘画艺术特色的门径之一。现有关于“清”的诗学讨论，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元代“清”之审美形态生成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与之前的魏晋时期及之后明清时期的讨论相比，“清”作为一个浸淫于农耕文明而生成的审美范畴，何以在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元朝赓续不坠？值得注意的是，“清”在元代不同的阶段表现出独特的时代意蕴和审美形态，其独特性的形成一直裹挟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历程中。这其中所包含的民族交融与审美认同意义，值得细切寻绎。
一 “清邃高古”：赵孟頫与元初的审美追求
论及元初诗学，人们一般认为“元诗承宋、金之季”，“粗豪之习，时所不免”，“气萎苶而辞骫骳”的疲弊之风尚存，直到赵孟頫出现才“诗学为之一变”。
赵孟頫凭借什么令元初诗学为之一变？欧阳玄认为是赵孟頫对于“清”的审美追求。在至正五年（1345）奉旨为赵孟頫所作的神道碑中，他指出，赵孟頫的文章“清约典要”，赵孟頫的所有创作，无论诗书画艺，皆秉持一股清气而成就：“宇宙精英，发决在兹，清气所萃，乃臻瑰奇。允矣魏公，玉壶秋冰，巧出天智，智窥神能。”“弥文日增，制作日淑，国于老臣，百不一赎。”欧阳玄的这一评价不仅代表元朝官方的综合论定，同时也代表由馆阁统领的元代诗学领域的总体认知。虞集认为赵孟頫的创作“百世后可为一代规式，士大夫当共宝秘之”。由此可以推知，元代诗学由于赵孟頫的“清”而“尽洗宋、金余习”。
那么，赵孟頫的“清”到底指向怎样的诗学内涵和审美形态？欧阳玄评价赵孟頫的创作“清约典要”以及“清气”等说法，从杨载为赵孟頫所作行状，评价赵孟頫创作“清邃高古”的说法而来。在杨载之前，并没有将“清邃”与“高古”组合在一起评价诗文创作的做法。唐代丘濬评价僧惟贤“温俨清邃，疑有所蕴而来”；唐代边师被评为“清邃凝襟，温恭识量”；宋代张嵲评陈与义诗“体物寓兴，清邃超特，纡余闳肆”；《宋史》沿用张嵲意评陈与义诗“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黄溍评陈茂卿诗“缘情序事，清邃激越”；戴表元评汤炳龙诗“肆丽清邃”，皆无“清邃”与“高古”的组合。
清邃，犹清远。《说文》云：“邃，深远也”。杨载以“清邃高古”评价赵孟頫之前，郝经也用了颇为类似的意思评价元好问。郝经评价元好问诗，认为其诗“天才清赡，邃婉高古”。郝经是元好问的学生，杨载是赵孟頫的学生。他们分别为老师所作传记中的评价，颇为可靠切实，以此，他们的评价往往成为后人形成判断的基础。元好问的诗学理论要求首先须辨诗体之“正伪”，其《论诗三十首》第一首即云“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诗中所谓“正体”典出自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元好问认为，自五言诗滥觞以来，六朝谢灵运、陶渊明诗近风雅，唐朝陈子昂、韦应物、柳宗元诗最近风雅，而近世苏轼绝爱陶、柳，所以为其之亚而近风雅，唐以后杂体为诗，杂体愈备，去风雅愈远，诗由此渐失其正：
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所望矣！
藉由元好问这段东坡诗雅引之说，可以明白郝经评价元好问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的来历，其意旨在于指出元好问诗体之正。不过，元好问在崇尚诗体之正的同时，欣赏由心诚而至的天然清新之表达，反对锻炼文句，批评研摩声律。元好问认为,诗歌创作的精神内核在于“诚”。元好问认为唐诗之所以能够“绝出于《三百篇》之后”，在于唐诗创作“知本”，而“何谓本”？元好问直指“诚是也”。郝经所论元好问之诗“天才清赡，邃婉高古”，其“清赡”之意是诗体粹然一出于正的清新饱满，是“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发”的气质；而元好问提倡“宗唐”，是期望人们由学唐而得作诗诚心之意，进而得清新康健之风格。
赵孟頫等未到大都时，元初文坛基本由金源文人主导的翰林馆所把持，而元好问又是元初翰林文人们的隐然精神领袖。但元好问“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故其“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普通学者以元好问为皈依，由诚心而得的真率清新如缺乏“一粹于正”之清炼高古的支撑，则各种粗肆纷然而出。因此，元初文坛在元好问的影响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习，时所不免”。
于此，再来对比看杨载评价赵孟頫“清邃高古”的语文环境，其文云：
公治《尚书》，尝为之注，多所发明。律吕之学尤精，深得古人不传之妙。著《琴原》《乐原》各一篇。性善书，专以古人为法，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锺繇，行草则法逸少、献之，不杂以近体。他人画山水、竹石、人马、花鸟，优于此或劣于彼，公悉造其微，穷其天趣，至得意处，不减古人。事有难明，情有难见，能于手书数行之内，尽其曲折。尤善鉴定古器物、法书、名画，年祀之久近，谁某之所作，与其真伪，皆望而知之，不待谛玩也。诗赋文辞，清邃高古，殆非食烟火人语，读之使人飘飘然若出尘世外。
根据杨载的描述，赵孟頫的“清”，其审美内蕴和理论底层逻辑在于“正本清源”，“专以古人为法”。如欧阳玄所谓乾坤之资“唯一清气”。“天朗日晶，一清所为”，“图书以陈，文字以立……清气所萃，乃臻瑰奇”。“清”乃宇宙精英发决之气，是天、地、人创造一切境界及艺术臻于瑰奇的根本所在。赵孟頫的“清邃高古”，目标并非学习与恢复古体，而是力图回溯到所有创作和表达的最初意旨。赵孟頫在《自跋画卷》中云：“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不仅是作画，赵孟頫涉足的诗书画印等领域都追求其自古以来之意。如赵孟頫之治《尚书》，赵孟頫在《重缉尚书集注序》自述其重辑尚书集注之意云，“秦火之后……汉以来诸儒有意复古，殷勤收拾，而作伪者出焉。在《书》为尤甚，学者不察，尊伪为真”。赵孟頫治《尚书》注背后也包含着对南宋文坛救衰起弊的意图，他认为南宋末年“文体大坏”的问题在于“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而赵孟頫的做法是溯源清楚华夏文化发生之初意，藉由正本清源之路实现去伪存真之目的，进而恢复其生机蓬勃之本来面貌。在赵孟頫看来，诗书画印等创作本就同源，所以杨载说赵孟頫的书画，无论书篆、隶、行、草，或者画之各类名色，悉追溯至其发源处进行摹练习得，以究其天趣。杨载还提到赵孟頫撰有《琴原》《乐原》，此二篇虽不传，但虞集《中原音韵序》云：“每朝会大合乐，乐署必以其谱来翰苑请乐章，唯吴兴赵公承旨，时以属官所撰不协，自撰以进，并言其故”，可以想见赵孟頫在琴、乐等艺术上同样秉持追本溯源的探究精神并深得其造。
在赵孟頫出现的时代，南北大一统的局面终于实现，如何尽洗因割据、战争而带来的真伪不辨、师心自用、杂说猬出的创作理路呢？综观赵孟頫同时期的人们，几乎都倡导复古。如元好问的“宗唐”论，方回的以杜甫为“诗祖”说。又如“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的戴表元，其诗学观以“宗唐得古”为尚，认为“清圆之至者亦可唐……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再如大德、延祐间，被奉为“一代文章之巨公”的袁桷，认为“诗盛于唐……音节流畅，情致深浅，不越乎律吕。后之言诗者，不能也”。还有书法与赵孟頫同样“鞭櫜中原”的鲜于枢“隐然唐人家法”。此外，像色目文人高克恭、康里巎巎等等，也努力践履“复古”的言论。而赵孟頫所以敻出其间的深刻内因即在于其“清”：他以正本清源为创作和理论进路，无论宗唐或溯晋，抑或主张书法当学二王等做法，其根本出发点在于“以古人为法”，贵有古意。如其《题二羊图卷》所云“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这让赵孟頫的理论与实践向上求得本源，于中不偏离正道，向下又深得时代滋养，南北贯通，“悉造其微，穷其天趣”，“尽其曲折”，最终“至得意处，不减古人”。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元史·地理志》所概述，元朝作为蒙古人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文化背景不仅有起于朔漠的蒙古统治者，还有来自西域、西夏、高丽、南诏的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之人，如何淋漓尽致又生动有趣地呈现农耕文明的成熟丰富并吸引注意、获得共鸣？赵孟頫的出现及其时代影响的深刻原因在于，虽志于道，却游于艺，藉由书画等可视可感可习得的载体向抽象的诗学审美渗透。元初的诗学进展，实围绕赵孟頫人品、书法、绘画、印章以及各类交游品评而展开，自上至下，书传、题碑、书跋、追忆、回溯等，终朝不已。正如胡应麟评价元代文艺时所指出，“宋以前诗文书画，人各自名，即有兼长，不过一二”，元朝文人胜于前朝文人之处在于“鲜不能诗，诗流靡不工书，且时旁及绘事”，最终，赵孟頫正本清源、贵有古意的审美原则得以在元初定型，并沾溉一代。
二 清和雅正：虞集与元代中期的诗学导向
由于得诗书画印全通的天才文人赵孟頫的倡导，元代诗学理论由正本清源之路打开发展之局，而欧阳玄认为，元代的诗学繁盛在延祐以后，“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元代延祐初发生的重大事件是确立以理学为官学，首开科举。此后，元代诗学去金、宋之弊，风气丕变，趋于雅正而近古。雅正之作指儒家诗教所倡导的得性情之正的创作，而“清和”是元代文宗“一代斗山”虞集综合时代之音提出的成就元代诗学走向雅正的路径。
虞集的“清和”论出自其文章《天心水面亭记》。据文章交代，“天心水面亭”乃李泂取邵雍诗“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之意而得其名。文章源于天历三年（1330）春元文宗与虞集、李泂、柯九思的一场南北山川形胜讨论之后，奉旨而作。文章中，虞集由邵雍“天心水面”内涵的探赜而追溯邵雍的学问路径，揭示邵雍诗句表达之深意所在，进而提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清和”主旨：“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风来水面，和之至也”，并指出“清和”是君子永歌之不足的源泉。
按《先天图》，阳尽午中而姤生焉，拟之为月窟。阴尽子中而复生焉，拟之为天根。天根又曰天心。……以月临天心，非阴阳之互交者乎？《巽》之为卦，阴为主，于物为风。《坎》之为卦，阳为主，于物为水。以风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动静之始交者乎？所谓一动一静之间，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于此乎可见……请以人事论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风来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则不足于东。既亏，则不足于西。非在天心，则何以见其全体？譬诸人心，有丝毫物欲之蔽，则无以为清。堕乎空寂，则绝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趋下而不争，渟而为渊，注而为海，何意于冲突。一旦有风鼓之，则横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则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动之风，其感也微，其应也溥。涣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诸人心，拂婴于物，则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过，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于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
由虞集的议论路径，可以知道，他作文的目的是以最高统治者的代言身份，表达对南北交融的多元文化情境的主导趋向。虞集代表朝廷，期望人们达到月到天心、风来水面的境界，没有视角之偏狭和物欲之杂念遮蔽，以至平之态度、趋下不争之立场观照阴阳、动静具足的世界，以和为量，则南北山川之景象更臻其妙，而君子既见物之全体，又不流连忘返、执婴于物，消弭视野、观念的冲突，至清至和，亦能获得溥畅明达的雅正之境。
虞集这篇文章写于天历三年，此时元代科举考试已推进十五年。如所周知，元代科举考试以朱熹理学为官学，元廷规定所有治下区域，从京师大邑到塞漠边陲，须建学立师，并要求群经、四书之说的讲诵授受，一律以朱子之说为准则，如虞集在《考亭书院重建朱文公祠堂记》中指出，于是“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书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朱熹教导门人云：“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虞集这篇文章一本于朱熹读书之法，由经义训诂和读书讲论推导出义理及日用功夫，原原本本，反复涵泳，进于清和雅正理论的解析。
虞集的时代，理学已藉由科举之开而深入南北上下。自上而下的诗学与教化风气，整体表现为由读书讲论而得清和雅正之气象。如虞集在诗序中评畏兀儿贵族全岳柱：“高情雅节，至正而不厉，至明而不察。达乎事物之变，而不屑于言，究乎天人之蕴，而不滞于迹。渊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气完而不忤于物接，用大而不事于小施。”黄溍评揭傒斯之创作：“涵濡既久，经史百氏，无不贯通。发为文辞，咸中矩度……公为文，叙事严整而精核，持论一主于理，语简而洁。诗长于古乐府，选体清婉丽密，而不失乎情性之正，律诗伟然有盛唐风。”范梈评价杨载诗文：“天禀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论议，直视千古。”；苏天爵评汪古族氏马祖常诗文：“公少嗜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文则富丽而有法，新奇而不凿；诗则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吴澄评价范梈诗文：“为文雄健，追慕先汉。古近体诗尤工，蔼然忠臣孝子之情，如杜子美。”最得清和雅正气象的又数虞集本人，赵汸评价其诗文云：
其于为文，主之以理，成之以学……而体制自成，音节自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比登禁林，遂擅天下，学者风动从之，由是，国朝一代之文，蔼然先王之遗烈矣。
赵汸是虞集的弟子，故对老师的创作理念及审美追求表述清晰。赵汸强调虞集的创作首重经义，由读书学习而得文章，其文章基于规矩准则而作，“道理浃洽透彻”，以方圆平直之体，由丝麻谷粟之用，而进乎“经纬弥纶之妙”，与物和谐，这样文章才有以雅正天成。赵汸指出，虞集之前的元代文坛“为文章相尚以雄丽新奇，不必尽于合古”，其问题或在于不能秉性情之正，由读书穷究之后而写作，至清至和，通于雅正之体。虞集之后，其审美追求及其所倡导，风动天下，学者影从。
值得一提的是虞集与揭傒斯诗学理念之辨。据揭傒斯《范先生诗序》载：
（范梈）与浦城杨载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齐名，而余亦与之游。伯生尝评之曰：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以余为三日新妇，而自比汉庭老吏也。闻者皆大笑。余独谓范德机诗以为唐临晋帖终未逼真，今故改评之曰：范德机诗如秋空行云……出入无朕。又如空山道者……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
揭傒斯的这段记述第一次提到“虞、杨、范、揭”四大诗家的说法，虞、揭之间相互品评诗风的情景也透露出其时诗学繁兴的气象，而历来引人注目的则是虞集那段关于“虞、杨、范、揭”的诗品以及揭傒斯的反对表述。虞集论杨载诗风如百战健儿，是谓其创作“以气为主，毫端亹亹，纵横钜细，无不如其意之所欲出”，以气运文，宏肆自由；论范梈诗风如唐临晋帖，是谓其创作“高古神妙”，揭傒斯虽再评论，其意实近。而虞集评揭傒斯诗风如“三日新妇”，意指其创作“虽体态媚丽，而容止羞涩”，如胡应麟所谓“丽而新，至大家逸格，浩荡沉深之轨，概乎未闻也”。虞集自评如“汉庭（廷）老吏”，此论最费斟酌。人们一般认为虞集是在自许其诗法森严。“汉廷老吏”之典应出自《史记·酷吏列传》，文中张汤审盗肉之鼠“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虞集自比“汉廷老吏”，其深意在于指自己如老狱吏一般讲求理清，近于文道合一。朱熹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熹深深担忧学者每每在作文之际“讨个道来入放里面”，不能“志气清明，思虑精一”，“常有以察于几微之间”，文自文，道自道，此是讲道作文之大病处。更须指出的是，元朝乃由多元融合而形成的大一统王朝，其族群之丰富，文化之多元，前所未有。而且，如虞集在《中书平章政事赵璧改谥文忠议》中所指出，“国朝以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术进者”，一方面，“国语未尽通中原”，汉人不懂蒙古语，而蒙古人更未习学汉文；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亦未始知有经传之学”。这也就意味着，与之前时代的文人相比，元代精英面临着如何将农耕文明的价值信仰、思维模式、知识体系乃至语言习惯传达给蒙古贵族及其他族群学者的深重困境。虞集为学为文以及诗学评论，特别关注“心术之微、情伪之新、治忽之故”，于事物、道理、法度，由格物而致知，往往“究其旨意所在，反覆古今名物之辨”，“鉴别文字是非得失”，以通融之，“不折之于至当不少止”，此其自比“汉廷老吏”的追求所在。
虽然杨载、范梈、揭傒斯、马祖常、黄溍、柳贯等馆阁文人在理学的精微探究方面不能比于虞集，但在审美倾向上与虞集一致，基本以经学为主旨，性情醇正又涵容百家学问，具有清和雅正的审美倾向。这不仅是虞集本人的创作追求，也基本代表了元中叶馆阁文人的总体审美追求，进而推动了《元史》所谓“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的诗学繁荣。
三 清丽粹密：危素与元末的诗学审美
如果说，元初赵孟頫等人藉其高妙的书画技艺而令“清邃高古”的诗学内涵逐渐渗入非汉文人的创作研习，元中有以虞集为领袖的馆阁文人借理学成为官学之背景而因势利导，元末的诗学进路则伴随着辽、金、宋三史的修撰而趋于清丽粹密。尤令人叹喟的是，在馆阁文臣危素等人的主导下，竟推出了一代诗家典型——葛逻禄氏诗人廼贤。
“清丽粹密”之说，即源于危素对廼贤诗的评价，其文云：
易之《金台前稿》，余既序之矣。及再至京师，又得《后稿》一卷，为之论曰……易之，葛逻禄氏也，彼其国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与回纥最先来附，至今已百余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业诗书而工文章。易之……退藏句章山水之间。其所为诗清丽而粹密，学士大夫多传诵之。然则葛逻禄氏之能诗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见我朝文化之洽……昔余客鄞，为文送易之北来，以为祖宗取天下，丰功大业，宜制乐歌荐诸郊庙，易之之才足以为之。圣君贤相制礼作乐，岂终舍吾易之者哉？
“清丽”是刘勰提出的重要美学概念。《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文心雕龙·宗经》篇又云：“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六则文丽而不淫。”据刘勰的文意，其所谓“清丽”，与雅润、宗经相呼应。危素在文尾表示，廼贤之才足以为“圣君贤相制礼作乐”，说明他所谓的“清丽”之意具有雅润、宗经的内涵。而危素所谓的“粹密”，与经史的研读和掌握有关，其《送葛子熙序》认为，子熙因为“日取经史而诵之，故其学益深弘，其文益粹密”，也就是说，危素认为，文章的“粹密”来自经史、学问的涵养。
值得注意的是，危素给廼贤《金台集》写序的时间以及相关的周边活动。危素这篇序文写于至正十一年（1351）。序文交代，危素在客鄞之际与廼贤交往始密厚，并勉励他再度北上。核危素经历，至正三年（1343）辽、金、宋三史开修，危素因“备数史官，中书复命往河南、江浙、江西”；至正四年（1344），危素奉朝廷之命至宁波鄞州购求袁桷藏书；1345年，廼贤前往京师。危素序云，廼贤再至京师后，大约于至正十一年前后编成《金台后稿》，而此前他曾为其《金台前稿》作序。而归总廼贤《金台集》的序言，发现《金台前稿》至晚在至正三年即已编成，有揭傒斯至正三年二月之序；有翰林侍讲学士虞集题词，虞集在至正八年（1348）去世，其题词没有交代时间，但至迟不晚于1348年；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至正八年、翰林侍讲学士黄溍至正十年（1350）题序。至正十一年编撰的《金台后稿》，除时任太常博士的危素题序外，还有翰林国史院馆员程文至正十一年题序，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国子祭酒李好文、监察御史贡师泰至正十二年（1352）题序，太常博士杨翮至正十五年（1355）题序，以及翰林国子助教张以宁的题序。题序的人们几乎笼括了元末馆阁文坛的代表人物，其中危素作为核心人员，不仅参与编辑了廼贤的《金台前后稿》，且为二稿作序，并有意识地推动了这场持续十余年的高层诗学讨论。
在危素及一群馆臣关于廼贤诗作长达十余年的讨论中，“清”的内涵被反复使用和申论。如前所述，危素所谓的清丽而粹密，是指向由经史的研读和学问的精进而实现的雅润且“丽以则”的儒家诗教意义，其他馆臣的表述在意旨和内涵上也与之近似。如欧阳玄所评述，“其诗清新俊逸，而有温润缜栗之容”，将“清新俊逸”与“温润缜栗”对应，《礼记》所谓“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智）也”，欧阳玄对廼贤的评价实与危素的评价内涵相近。又如李好文所评：“粹然独有中和之气……温柔敦厚，清新俊迈，使人读者隽永而不厌，兹非圣人之化仁义，渐被诗书礼乐之教而致然耶？”李好文所谓的清新俊迈与温柔敦厚相承接，是指其创作具有“粹然独有中和之气”的儒家风教特征，这与危素“清丽而粹密，学士大夫多传诵之”所指向的意义也是同气相求。贡师泰认为，其词清润纤华，每为士大夫传诵，并将其词之清润纤华与清气相呼应，评价云：“清词妙句，在天地间自有一种清气，岂知力所能求哉？”此语将词的清润纤华与清气相呼应。而所谓“清气”，董仲舒云：“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其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清气”就其最早出现的意义而言，也是指向儒家之风教，贡师泰的评价也暗合了危素、李好文等人的评价内涵。
这场围绕葛逻禄氏廼贤《金台集》而进行的诗学讨论约从至正三年直至至正十五年。这个时间段是元代政治、文化以及文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时间段。它是元末“至正更化”的时间，期间，元顺帝及宰相脱脱等最高统治者面对统治危机，实施政治改革。这场政治改革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开修辽、金、宋三史，恢复科举，重开经筵，启用汉人、南人为高层参政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史”的开修。辽、金、宋三史的开修在元代政治文化中极为独特，早在忽必烈1260年称汗之后，金源文人王鹗等人即向忽必烈提议修辽、金史，未能行。此后，虽各朝君臣每有提议，直到至正三年三月，才下诏开修辽、金、宋三史，并在至正五年即告修成。在辽、金、宋三史的修撰中，元顺帝也很积极地倡导和传达读史的重要性：“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元顺帝认为，史书具有的社会风仪效果极大，君王对于史书记载内容的重视，甚至有可能关系到国家兴废，正所谓“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元顺帝还认为，不仅君王应该取史书内容作为儆劝，其他人臣也应该积极读史以鉴今，“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 。元顺帝对史书的重视，以及以身作则的参与意识，激发了元末多族群精英文人对于读史、修史的极大热情。上所引为廼贤题序的人们，揭傒斯、欧阳玄是“三史”修撰的总裁官；李好文参与编修“三史”；而危素虽主要参修《宋史》，但因为“编劘分局，汇粹为书”，用力居多，于是文章大进，在欧、虞、黄、柳之后“屹为大宗”，故而“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显白先德者，皆造公门”。
危素作为“陵轹一时”的文坛盟主，对廼贤的特别推重，一方面是因为廼贤在诗学造诣上符合他的审美趣味，是基由经史的研磨而进于诗学的清丽粹密。有着史学传统的浙东文人黄溍认为廼贤诗歌清丽粹密之风得自“习闻于朝廷之典礼、台阁之仪章”，而观察廼贤《河朔访古记》的写作，可知黄溍评价之肯綮。在《河朔访古记》中，廼贤首先对于先人曾经活动的河朔区域，无论河山、城郭还是宫室、塔庙，又无论陵墓、残碣、断碑，或者故基、遗迹、旧屋，“所至必低徊访问，或按诸图牒，或讯诸父老，考其盛衰兴废之故”；其次，对于“凡见之纪载”的遗址，廼贤往往“抚时触物”，涵泳悲喜感慨之意而形诸于歌咏。最值得指出的是，廼贤裒集其在河朔一带访古的“纪载及咏歌之什”，形成《河朔访古记》。“其所纪载”，犹如以往“邦国四方之志”，乃表率王道之所存者；“其所咏歌”，又如诗经之风，乃“验风俗政治之得失”者也。因此，《河朔访古记》之创作非为虚文，乃是“考一代之政教”而“达诸朝廷”，其实是在举国上下读史修史风气中的创作典型，不仅足以印证其史学功夫，而且也极为符合辽、金、宋三史修撰背景中的时代创作风尚。另一方面，危素之重廼贤，更由于他作为葛逻禄氏而能通经显文，这种证明诗教意义的结果令危素以及馆臣叹赏且振奋。危素在序言中特别强调，“葛逻禄氏之能诗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见我朝文化之洽，无远弗至，虽成周之盛，未之有也”，而所有为廼贤题序的人们也都强调了他的氏族身份。人们从廼贤的诗学成功看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和洽清润，而廼贤也用名“贤”字“易之”的意思来印证其对儒教的服膺：“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需要提到的是，元代辽、金、宋三史迟迟不能开修，表面原因似乎是蒙古统治者的不重视，内在原因其实是人们一直陷于辽、金、宋“谁为正统”的讨论，这才导致三史的修撰“旷日引年，莫肯当笔”，直到脱脱力排众议，下令三史各与正统，才打破僵局，迅速修成。危素以及为廼贤作序的一班馆臣们作为三史最终开修的深度参与者或见证者，他们基本都认可和呼应危素对廼贤诗风“清丽而粹密”的评价。这种范式表述，是对廼贤以葛逻禄氏而“能被服周公、仲尼之道”且“家故有阀阅勋劳可借以取富贵，而弃不就，臞然一寒生，专以诗鸣世”的欣赏，更是“至正更化”背景中，因最高统治者重视儒教、倡导读史，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交融的诗教清和景象的敷衍黼黻之述。
结 语
溯源和梳理元代不同时期的诗学理论，可以看到，“清”作为关键词在元朝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诗学内涵和审美意蕴。从元初赵孟頫“清邃高古”的复古启蒙，到虞集“清和雅正”的理学浸润，再到危素“清丽粹密”的史学涵泳，这一美学范畴在元代三个阶段的流变中，既保持了儒家诗教传统的血脉传承，又展现出游牧文化之下独特的创造性转化。可以说，赵孟頫等借由正本清源的诗学内涵追溯而进于清邃高古的“复古”旗帜之下，其“专以古人为法”的艺术实践，不仅是重构战乱之后的文化记忆，更是以诗画艺术为媒介，在多族群文人之间搭建起精神对话与交融的桥梁。而虞集等一大批馆臣对于理学精神的毫端亹亹，纵横钜细的纠论，至于追求清和雅正的风气，实际又是将朱熹“格物致知”的“穷理”治学方法论引入诗学批评，其“至平之水，遇夫方动之风”的辩证思维，既是对元代多民族文化格局的隐喻，也暗含着以儒家“中和之美”构建元代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愿景。最后，在辽、金、宋三史的修撰背景中，危素强调廼贤诗风“粹然独有中和之气”，实则是将“清丽”这一传统诗学概念，转化为衡量多元文化交融互嵌程度的标尺。廼贤自带的异域色彩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并行不悖，正是元代阔大疆域内多元文明形态良性共生的上佳典型。
“清”之诗学形态在元代文坛不同阶段的呈现，非常有意味地表明，元朝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一统王朝，其诗学不仅没有偏离儒家诗教的发展正路，似乎还更加清晰地彰显出传统儒家文明行健不息的力量。这既印证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与建构能力，又为人们理解多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式参照。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