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罗代尔对德国学术思想资源的批判性借鉴对其史学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地理学方面，布罗代尔的“地理史”方案借鉴德国地理学派思想，从认识论、人地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学三个维度展开对法国地理学派的批判；在经济学方面，布罗代尔的经济思想扬弃了桑巴特的资本主义史学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呈现出强烈的反主流特质。布罗代尔借鉴德国学术思想的个体案例同时体现出时代性和集体性的典型特征：它既彰显了20世纪前期德国学术在西方史学界占据的主导地位，也有力印证了早期法国年鉴学派所受德国学术思想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布罗代尔；“地理史”；桑巴特；“经济-世界”；年鉴学派

一、问题的提出

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渊源向来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既有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从学理性的层面探讨布罗代尔对法国学术思想的借鉴与传承，其二是以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考察布罗代尔的人生历程以及学术经历对其史学思想的影响与塑造。然而，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大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认识盲区：它们基本忽视了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渊源，即德国学术的影响。

从宏观的思想语境来看，自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是1871年普法战争）以来，法国学界普遍将德国视为尊崇、仿效和超越的对象，参考德语著作成为一种规范，正如帕特里克·加西亚（Patrick Garcia）所指出，“对德国研究工作的参考已确立了合法性，并且为要求与日耳曼科学竞争的法国读者提供了一面镜子”。另一方面，从布罗代尔个人的思想史视角考察，德国学术更是伴随其学习成长的系列历程：1902年，布罗代尔出生于法国东北部毗邻法德边境的一个小村庄，他自幼便能熟稔掌握德语；1925年至1926年间，布罗代尔因服兵役来到莱茵兰非军事区驻防，他曾表示：“借服兵役的机会，我走遍了整个莱茵兰地区，从而认识、喜欢上了德国。”布罗代尔本打算以德国史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主题，后受德法两国敌对关系的影响而更换题目。1940年7月至1945年5月，布罗代尔作为法军战俘，先后羁押于德国美因茨和吕贝克的战俘营中。在此期间，布罗代尔广泛借阅了德语学术著作，以及《社会和经济史季刊》《历史杂志》《彼得曼地理通讯》《地理杂志》等德国期刊，这些著述的跨学科雄心令布罗代尔倍感振奋，并对其创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版，以下简称《地中海》）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战俘营时期，广泛阅读和汲取德国学术资源给予布罗代尔丰富收获，以至于他将美因茨图书馆视为这段悲惨经历当中“真正的幸运”。

总体来看，布罗代尔所受德国学术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地理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在地理学方面，布罗代尔借鉴德国地理学派的学术资源，仿照“地缘政治学”（géopolitique）这一术语，提出了“地理史”（géohistoire）方案。布罗代尔解释道：“一个社会的生活有赖于自然和生物因素；它与这些因素接触，与它们共生，它们塑造、帮助或阻碍它的生活，因此也塑造、帮助或阻碍它的历史……这不是整部历史，而是其中一个部分：我们建议用地理史这个词来表示该部分。”可见，“地理史”不同于历史地理学或是地理学思想史，而是有关“历史之地理基础”的研究范式。按照法国著名地理学家保罗·克拉瓦尔（Paul Claval）的说法：“历史地理学曾是将当代地理学的方法应用于过去，而地理史基于不同的假设之上——历史无法脱离其地理背景得以理解。”在经济学方面，布罗代尔有关近代欧洲经济史的研究深受19世纪以来德国经济学的影响，他尤其对德国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世界”（Welt-wirtschaften）概念表现出浓厚兴趣。布罗代尔指出：“许多德国作家甚至认为，经济生活自发地组织成或大或小的广阔空间，成为经济-世界，就像古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样。当今的世界经济就是这些经济-世界的总和，它或多或少地运行良好，或多或少地紧密结合。这就是经济的空间特殊性！”布罗代尔随后在《地中海》中，论述过由意大利北部城邦（热那亚、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主导的地中海“经济-世界”的存在。而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资本主义》）第三卷中，布罗代尔更是以其作为支配性概念，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长时段视野下的霸权更迭，进而将“经济-世界”的研究视域由欧洲推向全球。

梳理相关学术史不难看到，仅有少数研究者关注到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德国学术渊源，原因既在于布罗代尔本人出于政治现实和私人关系等方面的考虑，有意识地对某些深具德国思想因素的重要文献作了删改或隐匿，比如《地中海》第一部分的结论在修订本中被删去，他在战俘营期间撰写的讲座手稿直至其逝世后才得以发现；另一方面则在于后世研究者先验地倾向于将其史学思想当中的德国因素归结于法国学术传统或布罗代尔的本人独创，比如诸多学者将布罗代尔的“地理史”方案追溯至维达尔学派的思想传统，而后者正是布罗代尔旨在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学术史上针对该问题有过探讨的研究成果包括：沃尔夫冈·马杰（Wolfgang Mager）强调了布罗代尔与桑巴特有关资本主义观念的共识与分歧；传记作者皮埃尔·戴（Pierre Daix）考察了布罗代尔在战俘期间对德国地理学派著述的阅读经历以及浓厚兴趣，朱莉安娜·杰梅里（Giuliana Gemelli）则指出布罗代尔受到德国地缘政治学以及“经济-世界”研究的影响；埃哈多·帕黎斯（Erato Paris）根据布罗代尔与费弗尔的通信档案，整理了前者着重关注的德国学者以及阅读德国著作的详细名目；吉列尔梅·里贝罗（Guilherme Ribeiro）论述了布罗代尔借鉴德国地理学派跨学科研究的思想。然而上述研究均只关注到布罗代尔的德国学术思想渊源的某些侧面，未能作出全面且具有深度的整理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以布罗代尔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史学名著《地中海》与《资本主义》为考察中心，着重从地理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探讨布罗代尔对德国学术思想的借鉴与扬弃，试图展现德法两国史学思想交流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

二、“地理史”深受德国地理学派影响

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堪称一位“希罗多德式史家”：他被公认为20世纪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同时因其著述中丰富的人文地理学要素，也被视为一名优秀的地理学家。在其扛鼎之作《地中海》中，地理（空间）的理论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作为整部著作框架基础的时间性，布罗代尔在《地中海》（1966年版）的结论中写道：“它的图景和真实事物不断地从这部巨著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显露出来。”彼得·伯克曾言：“《地中海》让读者意识到空间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此前几乎没有著作做到这一点。”关于布罗代尔地理观念的思想特征及其学术渊源，此前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多位学者都将布罗代尔从事的“地理史”研究视为“维达尔传统的地理学”，或者认为他“完全是维达尔的追随者”，布罗代尔本人也曾在《长时段》等重要文献中高度赞扬了维达尔学派的贡献。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愈发辨识出布罗代尔地理观念与维达尔传统的龃龉之处，尤其是布罗代尔的地理决定论思想与维达尔（及费弗尔）倡导的“可能论”学说存在的矛盾。法国地理学家伊夫·拉科斯特（Yves Lacoste）对两者的差异性作了系统梳理，他着重指出，布罗代尔与维达尔学派有关“地理性”（géographicité，即地理学家认为哪些是值得关注并应当纳入其研究范围的现象范畴）的理解存在重要分歧，维达尔和费弗尔均秉承相对狭隘的地理学观念，布罗代尔有关“地理性”的理解则远为广泛，他将属于地缘政治、经济生活和文明交流等领域的诸多现象都纳入空间或地理分析的范畴。有鉴于此，拉科斯特作出结论，布罗代尔的地理观念实际上是“非维达尔式地理观念”（une conception non vidalienne de la géographie）。

尽管拉科斯特的确关注到两者的差异，他却将之归因于布罗代尔倚赖的“历史学家的推论方式”，未能正确指出其地理观念包含的非维达尔传统的思想因素。事实上，直至布罗代尔逝世以后，其战俘营讲稿《历史，世界的尺度》于20世纪90年代被意外发现，学界方才陆续关注到布罗代尔所受德国地理学派思想的重要影响。《历史，世界的尺度》共计分为三章，其中第三章“地理史：社会，空间与时间”（以下简称《地理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其篇幅占到整部讲稿的半数有余。布罗代尔在该文中阐述了地理学认识论的危机与革新、地理决定论的限度、地理空间的“长时段”特性等理论问题。里贝罗指出：“从布罗代尔对地理学、地理学家及其对革新历史科学的贡献的角度来看，他最具启发意义的文章是在战俘营期间，稍早于完成《地中海》时写就的，该文章就是《地理史》，它与《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以下简称《大地与人类演进》）一道，是了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如何理解法国和德国地理学的最为重要的文献。”布罗代尔在《地理史》中，对法国地理学派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旨趣等方面的诸多缺陷均作了批判性反思，并试图援引德国地理学派的思想资源予以弥补和匡正。因此，整篇讲稿呈现出相当浓厚的德国学术风格，帕黎斯甚至声称：“整个讲座都致力于德国地理学，这在1944年的背景下可能会令人惊讶。”概而论之，布罗代尔基于德国地理学派思想而展开的对法国地理学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布罗代尔引入“空间-经济-社会”三项式

《地理史》开篇就明确表示，尽管法国地理学的教学活动非常活跃，也产出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它仍是“一门尚未完成的科学”。地理学家既不能确切地定义其研究对象，也不能明确它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所在，他们所秉持的认识论仍然相当原始和模糊：地理学就是“对大地的描述”。当然，布罗代尔也肯定描述是一种认识方式，“看和看清是地理学家的首要任务”。正是在这项事业中，法国地理学派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它在描述大地的艺术这方面甚至达到了某种完美，据我所知，其完美在国外尚无与之媲美者，在国内也并未总是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这是我们真正的文科成就之一”！法国地理学派将地理学发展为一门关于景观（paysage）的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一门关于自然和生物环境的科学。然而布罗代尔强调，“描述。但还需要解释”，地理学不能仅限于“描述”自然环境，它更需要解释人与环境的“作用、反作用和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布罗代尔强调，“地理学存在着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与当时法国历史学所面临的“叙述”危机相近似，他在《地理史》中写道：

地理学的问题与历史学的问题一样，它的过去并不总是为它服务，而是使其不堪重负，或者至少是阻碍了它。在1942年，它仍然被视为是对大地的描述[请看安德烈·乔莱（André Cholley）的宝贵《指南》]：首先是其词源学意义，不是吗？同样，历史学在1942年也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仍然被视为一项叙述，作为一门叙述事件的科学，但它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这加剧了它的状况。而结果是相同的：一方面是事件、情节、伟人或所谓伟人的行为，都是表面的历史；另一方面，相对应的，是描述、旅行，也都是表面的地理学。一方面是讲故事者的艺术，另一方面则必定是旅行者（以及此前更负盛名的探险家）的笔记和回忆。应当承认，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往往远离大写的科学。

布罗代尔批评法国地理学派“可能更偏重于自然方面及其确定性，而不是人及其难以理解的复杂性”，他要求倒转地理学研究对象的主体关系，将“人”——更确切地说，是人所处的“社会”——置于舞台中心并予以考察。为了克服法国地理学派过分偏重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倾向，布罗代尔着重引入德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布施-赞特纳（Richard Busch-Zantner）提出的“空间-经济-社会”（Raum-Wirtschaft-Gesellschaft）三项式作为理论依据，要求以综合性和跨学科的视角，考察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布罗代尔表示：“我们的目的是（大体上）展现这些现实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彼此转变，作用是如何在数年和数个世纪间从一个因素移至另一个因素，随即折返，然后再度折返，如此持续下去……我是否需要告诉你，经济塑造了社会和空间，空间支配了经济和社会，社会又反过来支配了其他两项现实。”在“空间-经济-社会”三项式中，“空间”无疑占据着本体论般的重要地位，也相应发挥着解释性源泉的关键作用。空间以其自然和生物因素对社会生活施加了能动性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只能在社会群体的规模上才能得以辨识；社会投射于空间之中，它依附于空间，任何社会问题都应置于其地理框架中加以考察；经济则“紧锲于空间与社会之间”，它是“社会群体所掌获物的总体，以及他们或多或少积极地征服或占有它的方式”，经济的变化同样以空间和社会的变迁为标志。在布罗代尔看来，地理学并不单纯作为研究空间的“一门科学”，其真正任务是将社会之于空间的依附关系“作为一种模塑来理解，并通过它来解释社会”，就好比历史学是经由过去而研究社会那般。

2.布罗代尔借鉴“拉采尔式决定论”思想

布罗代尔指出：“对维达尔来说，地理环境是众多可能性的集合。人可以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就像他能够在播种与不播种之间作选择一样；人‘作决定’（prendre parti）：用两个词来说，就是维达尔式可能性主义。这也是吕西安·费弗尔的杰作《大地与人类演进》（1924）的观点。”费弗尔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敌视态度已为学界所周知，在《大地与人类演进》书中，费弗尔批评“拉采尔的那些架构，洋溢着并非都是严密的科学观点和分析”，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一书的第三部分——“集中研究自然环境对于个体并且经由个体到社会所通常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作用”——更是“充斥了个人政治性的或者其他的偏见，肯定不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尽管布罗代尔将《大地与人类演进》赞誉为“我们在这些困难问题上拥有的唯一的方法论书籍”，但也委婉批评了费弗尔的观点，认为它“太过于强调人的意志和自由”。彼得·伯克注意到，“费弗尔讨论历史地理的著作并未被列入布罗代尔（《地中海》）的参考文献。如果这是个失误，那肯定是个弗洛伊德型的，此事牵涉到两位学者对人类自由的不同看法”。确如其言，与费弗尔持有的“没有必然性，处处存在着可能性”的观点相左，布罗代尔更倾向于强调社会-“人类环境”之于空间-自然环境的紧密依附关系；倘若否定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他所倡导的“地理史”方案就失去了认识论的合法性基础。

面对德法两国地理学派的长期论战，布罗代尔持以调和式立场。一方面，他以略带责备意味的口吻谈及法国地理学派的“审慎态度”，批评他们摒弃了早在拉采尔，甚至是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的时代人们就已发现的“某种地理决定论的坚实纽带”；另一方面，布罗代尔反对德国地理学派秉持的极端决定论立场，他反复强调人文地理学面临的其他危险就包括“倾向于用地理和生物环境来解释一切”。就决定论问题而论，布罗代尔曾在《地中海》第一部分的结论“地理史与决定论”处有过明确表态：“我们不要夸大，但也不能减少决定论的影响。”德法两国地理学派各自站在决定论的两个极端立场，而在布罗代尔看来，最为适当的态度应是“允执厥中”。德国地理学派作为坚定的“拉采尔派”，其贡献就在于“冒险”地探索了地理环境施加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并充分发挥了决定论学说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德国学者的“冒险精神”便成为布罗代尔试图借以平衡和克制法国地理学派“审慎态度”的重要思想工具。布罗代尔表示：“无论人们如何评说，拉采尔的努力都值得我们深思。拉采尔多么的固执！因此德国地理学家的书籍和论断才会如此坚实和简洁。人的复杂性对他们的打击，或者说对他们的挫败，相较于我们要小得多。也许真相就在我们的疑虑和他们的大胆之间。”

布罗代尔秉持的调和式立场明确体现于他所界定的“地理史”的两层含义当中，他在《地理史》中写道：“地理史，正是环境通过其恒量强加给人类的历史——这是最常见的情况，或者是通过其轻微的变化，当这些变化对人类造成影响时——事实上，以人类微弱和短暂的尺度上来看，如此多的变化仍未被察觉，甚至完全被忽略！当然是的，但地理史也是人类与其空间作斗争的历史，他们在艰苦而努力的困顿生活中对抗空间，成功地战胜它，更确切地说，是忍受它，代价是必须持之以恒地劳作。”由此可见，布罗代尔一方面借鉴了德国地理学派的决定论观点，强调环境施加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时间性方面呈现恒定、轻微变化或者是周期性重复的特征；另一方面，布罗代尔认同法国地理学派的“可能性”学说，承认人类对环境具有对抗、利用和改造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动性必须经历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方能达成效果。布罗代尔的人地关系思想最具创新性之处便体现于，它同时借鉴了德法两国地理学派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更弥补了时间性的维度，强调环境作用于人以及人反作用于环境的两个过程均具有“长时段”特性，这种融历史性与辩证性于一体的观点展现出丰富的思想面向，突破了地理决定论和“可能性”学说相对立的传统框架。塞缪尔·金瑟（Samuel Kinser）将“地理史”称作《地中海》在概念创新方面的最大成就，原因就在于布罗代尔成功地“找到一种将生态因素的影响与社会活动在时间性上以特定方式相交织的方法”，从而完成了对波利比乌斯、博丹、孟德斯鸠等一系列重视地理环境的历史影响的伟大学者的超越。

3.布罗代尔批判性汲取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观点

拉科斯特指出，坚持维达尔传统的法国学术地理学家（géographes universitaires）向来不关心政治问题，他们将地缘政治学排除于研究范畴，甚至维达尔本人撰写的地缘政治学著作《法国东部（洛林-阿尔萨斯）》（La France de l’Est （Lorraine-Alsace））也遭到其追随者的集体忽视：“对于不问政治的学术地理学家而言，这部著作太过于政治化，他们认为其导师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只是一部应景的政治学作品，不属于地理学的范围，他们将其抹除，甚至在参考书目当中都没有提及。”费弗尔同样反对以地理环境解释地缘政治问题的做法，他在《大地与人类演进》中写道：“同样，也不应该这样表述：‘国家的成长、扩张以及演进由它所覆盖的土地以及由其成长地点或落脚位置的某些有利条件来诠释’。绝非如此，因为就连社会学家这时也会站出来发表意见……”费弗尔批评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被先入为主的政治学而非科学观念所左右”，他甚至将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称作“一部德意志帝国霸业的手册”。

而在布罗代尔看来，德国地缘政治学在处理国家、战争、领土边界等问题时，其方法论原则仍有值得借鉴的积极因素，前提是应当去除其中包含的纳粹意识形态。布罗代尔将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的名言“空间比时间更重要”作为《地理史》一章的题记，他还接受了豪斯霍弗提出的“海洋空间是而且一直是最具决定性的历史空间”的观点。彼得·伯克也注意到，“《地中海》同样明显地受到了费弗尔热衷于攻击的人——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克·拉采尔的影响。他提出的‘政治地理学’或地缘政治观点，似乎帮助布罗代尔构建了他对不少主题——从帝国到岛屿——的看法”。《地中海》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打下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想烙印。从宏观的角度看，《地中海》探讨的是欧洲经济和政治中心从地中海地区向西北欧洲（大西洋沿岸）转移的缓慢但影响巨大的地缘政治课题；从微观的角度看，《地中海》时常会讨论地理环境的政治影响或地缘政治意义，比如第二章论及黑海及爱琴海等小节，布罗代尔完全是以地缘政治学的视角论述了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俄国以及威尼斯等城邦国家在上述海域的地缘冲突。拉科斯特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布罗代尔对政治现象的基本看法如今可被公正地称为‘地缘政治学’，尤其是在提到那些他认为最具戏剧性的演化和改变时。例如，他详细分析了‘格拉纳达的悲剧’，即1570年武力消灭西班牙摩里斯科人的事件。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关于地缘政治结构的悲剧，当他写道：‘16世纪地中海的悲剧首先是一个政治增长的悲剧，即那些崛起的巨头’（指土耳其和西班牙帝国），它们利用了‘太脆弱、太狭小的城邦国家的危机，这些国家显得无法应对当时的政治和财政任务’。”

正是在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启发下，布罗代尔生造出“地理史”这个全新的概念，他在《地中海》第一部分的结论处写道：“地理史：如果我们成功地将这个带有不甚规范腔调的词汇引入法语，那么这篇论文是否配得上该名称？它让人想到地缘政治学这个词，这对我们远为容易接受。但是如果说我们感到有必要新造一个词，它不同于这个已经被某些法国人采纳的德国词，那是因为我们在论及地理史时，想要指示之物不同于地缘政治学所意指者，而是更具历史性、同时也更为广泛的其他事物，它不仅应用于国家现今和未来之状况——（这种应用）是一种简化的空间史，而且往往事先就向某一方向倾斜。”由此可见，布罗代尔绝非原原本本地接受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所有观点，而是在两个方面上有所扬弃。布罗代尔批评了德国地缘政治学“政治唯一”的研究倾向，他在《地理史》中声称要在当时尚未写就的《地中海》中，将“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事业扩展到对整个过去的研究，而非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只研究国家的过去”。更为重要的是，布罗代尔对德国地缘政治学思想作了去纳粹意识形态化处理。杰梅里注意到，布罗代尔在《地理史》中屡次援引法国地理学家阿尔贝·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的观点，后者曾在1932年发表的文章《政治地理学》中强调有必要区分拉采尔与其慕尼黑学派继承者（如豪斯霍弗）的思想，并极力批评“德国地缘政治学故意摒弃任何科学精神……它是一场‘阴谋’，一台战争机器”。从《地理史》文本来看，布罗代尔显然接受了德芒戎的教诲，他不仅对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提出的“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自然边界”等深具纳粹意识形态蕴含的观点置若罔闻，甚至还在一处段落中对“生存空间”论作了间接的批判。

布罗代尔对德国地理学思想的借鉴与扬弃使其地理观念突破了维达尔传统的桎梏，并对《地中海》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地理学派信奉的决定论思想强调“人类环境”之于自然环境的紧密依附关系，这成为布罗代尔将《地中海》第一部分的研究主题确立为“环境的作用”的合法性基础，他在该部分的结论“地理史与决定论”中解释道：“一方面是自然的障碍，另一方面是人类为抵消这些障碍而付出的努力，但这些努力是依照于障碍而实施的。那么，什么是决定论？环境的作用又是什么？往往不正是这种由环境的阻力引发的一系列努力吗？”德国地理学派倡导的“空间-经济-社会”三项式则为“地理史”研究指示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线索，《地中海》第二部分在处理社会史和经济史问题时，空间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互动关系成为布罗代尔着重考察的基本因素，比如该部分第一章“经济：16世纪的尺度”就以小节“空间，头号敌人”为开篇，探讨了地中海地区辽阔的空间距离对经济活动造成的诸多“束缚”和“抵制”。德国地理学派在地缘政治学领域贡献的若干观点和方法也被纳入《地中海》第三部分的写作当中，布罗代尔在该部分详细考察了16世纪中后期西班牙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欧洲政治、经济中心由地中海地区逐渐转移至大西洋沿岸的地缘政治课题（参见《地中海》第三部分第六章“在重大历史事件范围之外的地中海”）。

当然，强调布罗代尔的“地理史”方案深受德国地理学派的思想影响，并不意味着否定其继承的法国地理学派的学术传统。金瑟指出，布罗代尔的“地理史”基于与维达尔的学说所共享的三个假设。其一，“地理史”有着一个“与土地紧密相连的”特定的、具体的对象；其二，“地理史”过程由于演变缓慢，因此代表了一个相对“不动”的历史，其特征模式在长时期内维持；其三，“地理史”是其他历史过程的基本条件，也是其他历史形式的基础。实际上，在布罗代尔的地理思想光谱中，德法两国地理学派各自占据着相互对立但又互为补充的两个部分，里贝罗指出：“于布罗代尔而言，无论是法国地理学派还是德国地理学派都无法孤立地为其史学新方案——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方案——提供足够的工具。前者使其能够理解环境，但不能理解社会和经济问题；后者有助于阐明空间与经济的联系，但他并不欣赏其赋予自然和国家的过度权重。”布罗代尔的“地理史”方案同时扬弃了德法两国地理学派的思想资源，并且克服了德国地理学派的政治教条主义以及法国地理学派过度偏向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倾向，这种带有强烈年鉴学派思维特质、跨学科和“长时段”相结合的“地理史”方案无疑在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框架中占据核心地位，值得学界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

三、布罗代尔对德国经济学思想的扬弃

除地中海历史以外，欧洲现代经济史是布罗代尔投身时间最长、研究最为精深的学术领域。1952年，费弗尔正筹备出版一套题为《世界之命运》的通史丛书，他向布罗代尔“推荐或毋宁说友好地指定了”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经济史“这项遥遥无期的冒险事业”。此后二十余年间，布罗代尔将大部分学术精力都投入该项目当中，最终于1979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三卷本。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中展现出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包括划分经济生活的三层结构、重视“物质文明”的作用、区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系统提出“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概念，等等。这些观点均在西方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尤其是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重新定义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独特阐述，更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学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学者之一。当然，这样一部体大精深、洞见迭出的鸿篇巨制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思索与追问：布罗代尔阐述的这些颇具创新性（甚至是颠覆性）的观点究竟是由其本人首创，抑或渊源有自？或者说，布罗代尔建构的现代欧洲经济生活的总体模式是依据于既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或是具体的经验性证据？关于这个问题，尽管作者曾表态他“故意把理论——各种理论——撇开”，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资本主义》导论中引述自德国经济史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治史格言：“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事实上，本节旨在论证，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中据以驾驭繁杂史料、构建史学框架的“整体规划，几个概念和几项假设”，在相当程度上借鉴自19世纪以来德国经济学界的思想资源，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桑巴特的学说启发了布罗代尔的三层分立式经济架构

学界已有研究表明，布罗代尔着力阐述的现代欧洲经济生活的三层分立式架构并非如其所言的“是在观察到的材料几乎自动分门别类的过程中逐渐显现的”，而是有着直接且明确的参照对象，那便是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有关16至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理论思考。马杰曾指出：“如果说布罗代尔将其现代经济社会史研究置于资本主义概念之下，那么他明确参考了桑巴特的观点。”彼得·伯克也有类似表述：“布罗代尔吸收最多的是维尔纳·桑巴特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著名研究。”布罗代尔曾在《资本主义的活力》中提出过一个引起重大争议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广义出现在20世纪初。恕我武断，我认为是在维尔纳·桑巴特于1902年出版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中，它才真正出笼。马克思实际上对该词的这种含义一无所知。”而在《资本主义》第二卷中，布罗代尔甚至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学术界的兴起直接归功于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贡献。布罗代尔还在其他文献中提及桑巴特的重要影响，比如他在书评文章《论一种社会史的观念》中，将桑巴特列为包括马克斯·韦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奥托·欣策（Otto Hintze）在内的数位德国学界“阅读老友”中的首位。

就现代欧洲经济生活的结构特征而论，布罗代尔与桑巴特所持观点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布罗代尔将“物质文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并存的三层分立式经济架构作为《资本主义》全书的“参考框架”，实际上，这种模式并非布罗代尔的首创。桑巴特早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就已提出，前工业化时代欧洲经济生活受制于三个经济体系的综合作用：“1.两重形态中的自足经济：即农民的和领主的自足经济；2.手工业；3.资本主义”，每个经济体系都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特定的生产组织、独特的经济精神，以及相适应的工作技术。自足经济的组织形式包括乡村社区中的农民经济与领地上的庄园经济，其生产基于农民的经营，他们依靠家庭成员的劳动展开劳作；“手工业”是指前资本主义的交换经济，它建立在小规模农业和工业生产者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后者直接将其产品出售于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受到大商人和交易商的干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则建立在独立于其所有者的企业之上，企业的经营活动“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资本主义的经济精神对应于一种理性的工作技术，它最为典型地体现于复式记账法的应用，“试图理解没有复式记账法的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它们就像形式与内容那般相辅相成”。倘若将布罗代尔与桑巴特的理论模式做一番对比，不难看到两者存在高度相似性：他们都提倡三层分立式经济架构，将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交换商品的小型生产者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区分。在此模式中，布罗代尔尤为借鉴了桑巴特有关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生产组织和工作技术的分类原则，两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布罗代尔始终对桑巴特着力阐述各经济体系所特有的“经济精神”置之不理。

除经济生活的静态结构外，布罗代尔与桑巴特还就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动态过程有着近似观点。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中明确否定了三种经济形式递次演进的线性假说，他强调：“其实，物质生活是一切的基础：一切进步取决于物质生活的膨胀，市场经济本身也依赖于物质生活而迅速膨胀，并扩展与外界的联系。在这一扩展中，得益的始终是资本主义。”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资本主义的创造力，而资本主义的逐步胜利仍然没有取代其他经济形式。桑巴特则先于布罗代尔拒绝了经济增长的所谓“阶梯理论”（Stufentheorie），具体而言，从自足经济向交换经济再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被构想为三种经济体系的交织与重叠。在《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卷中，桑巴特将资本主义发展史区分为早期、盛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就它的性质讲，当称为一个过渡时代”，自15世纪末期以来，“欧洲的经济生活向资本主义组织的方向雄飞突进”，直至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绝大部分（如经济生活的完全合理化、营业和执行业务的客观化，等等）已然形成，这也标志着盛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由此可见，布罗代尔与桑巴特同样拒绝了各类经济体系分阶段地渐次演进的学说，他们都承认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期各类经济制度的共时性存在。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桑巴特划分资本主义时期的方式继承自德国经济史学派的方法，其研究侧重以历时性线索，从经济生活逐渐走向客观化和合理化的视角，考察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进步臻于成熟鼎盛的演变历程；布罗代尔则指出，“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三层式经济架构既是现代欧洲经济生活的结构性特征，同时也是其持续演进的历时性线索，这种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维度有机结合的观点进一步发扬了桑巴特的资本主义史学说。

尽管两者在诸多重要议题上存在强烈共鸣，但我们决不能将布罗代尔视为桑巴特学说亦步亦趋的追随者。事实上，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绪论中就明确表示，他对“经济现实进行的直接观察”与桑巴特的通用模式“很难协调，甚至格格不入”。如前所述，布罗代尔强烈反对桑巴特赋予资本主义以某种精神特质的观点，他将桑巴特与韦伯并列，贬斥两者的学说为“唯心主义”解释，认为这种解释方案不过是“为了躲开马克思的思想而走的一个旁门，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在《资本主义》第二卷中，布罗代尔对桑巴特的学说作了集中批判：“桑巴特竭力主张，必须认定资本家有一种‘精神’，它既是其地位优越的根源，又体现其永恒不变的特性：擅长算计，讲求理智，合乎逻辑，超脱人的普通感情，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狂热地追逐利润。这种观点现在已不再有很多人相信了。”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精神不能同理性主义画等号，垄断、赌博、投机、冒险等非理性精神同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布罗代尔尤其将抨击的矛头指向桑巴特浓墨重彩般强调的体现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复式记账法的重要性。至于桑巴特长篇阐述的犹太宗教的某些基本观念与伦理准则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布罗代尔更是辛辣地讽刺道：“人们夸大马克斯·韦伯的推论，以便更好地摧毁它；在最早这样做的人当中，就有维尔纳·桑巴特。”

2.布罗代尔认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

在拒绝桑巴特的“唯心主义”解释后，布罗代尔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以阐释资本主义的性质与动力等重大课题。约翰·戴（John Day）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存在某些缺陷，但仍然比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的后马克思主义式唯心主义更符合布罗代尔的思想。”布罗代尔本人也表示：“无论人们怎样注意去控制、约束和超越这些经济事实，难道人们能够逃脱无孔不入的‘经济主义’和躲开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吗？结果只能像是陷进一片流沙之中，越陷越深。”遍览《资本主义》全书，马克思的身影可谓俯拾皆是，从其索引可知，马克思是布罗代尔援引最多的学者，他被提及多达42次，甚至超越了布罗代尔着重引述的桑巴特。布罗代尔在诸多论点上都参考了马克思的观点，比如就资本的定义而言，他援引道，“再往前一步，我们就遇到‘马克思赋予该词的明确的和排他性的含义：资本就是生产资料’”；至于资本主义的诞生时期，布罗代尔也表示，“我因此同意马克思的见解，他曾说过（后来又反悔），欧洲资本主义（他甚至说资本主义生产）始于13世纪的意大利”。格雷戈尔·麦克伦南（Gregor McLennan）指出：“布罗代尔确实经常采用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相符的观念。而当他明确提出自己有关资本主义的独特阐述时，马克思主义者仍能从中受益。因此，认为布罗代尔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某种亲和关系并非荒谬。”

当然，布罗代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赞赏并不意味着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盲目追随者，海内外学界都关注到前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复杂态度”，比如沃勒斯坦根据布罗代尔的著名论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通过经济史而具有奇妙的影响’”。布罗代尔曾表示：“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套模式。萨特以特殊性和个性的名义来反对这种综合模式的僵化、过分简化和不充分。我也会与他并肩造反，但不是反对这种模式，而是反对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自以为是的使用。”沃勒斯坦关注到布罗代尔作出这一表态的历史背景，他指出：“此时，世界马克思主义正处于最僵化的时期。在1923年至1956年的斯大林时代，除去其他不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地不间断地变成一套为一种特殊的政党国家服务的简单化教条。其结果是在苏联和其他各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事实上，布罗代尔旨在抨击的正是这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当时盛行的斯大林式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理论，《资本主义》第一卷的结论部分就明确表示，尽管马克思所区分的社会形态类型具有启发性价值，但是作者反对社会形态按照僵化和严格的顺序依次演进的观点。在布罗代尔看来，这种僵化的历史理论缺乏的正是历史性的维度，“这些模式由于被赋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效力和预先的、自动的解释而被固定在简单的形式上”。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险实则是“任何致力于纯粹的模式，为模式而模式的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危险”。

总体来看，布罗代尔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借鉴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层面。一方面，布罗代尔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以物质生活和经济基础解释社会发展、带有物质决定论色彩的认识论原则，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符号与象征，意味着要“从社会或者经济角度看问题”，它被布罗代尔用以对抗桑巴特和韦伯的“唯心主义”解释。另一方面，布罗代尔与马克思同样将“无意识”的物质生产活动视作经济生活的底层结构/基础，《长时段》中写道：“无意识历史当然是社会发展中的无意识因素的历史。‘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创造它’。马克思的格言点出了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在其三层式经济架构当中，布罗代尔将“物质文明”视作经济生活的“无意识”部分，它广泛涉及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物质生活。布罗代尔认为，“物质生活首先是以成千上万件琐事的形式出现的”，“这些小事无穷无尽地反复，构成现实的系列”，物质生活通过其在“长时段”内的延续性存在，为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划定了可能性的边界。马克思同样指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与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尽管布罗代尔和马克思在理解“无意识的历史”的内涵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两者均赞成“人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都关注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外在的、被动的、潜藏的无意识因素所造成的结构性限制，并且强调这些限制因素才是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而这正是两者在研究旨趣方面的趋同之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将布罗代尔对“无意识历史”的探索视作其为战后史学革新作出的首要贡献，实际上究其渊源，我们还可将这种史学探索追溯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3.“经济-世界”的理论渊源

在《资本主义》第三卷中，布罗代尔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欧洲经济的总体发展脉络，他将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及其动力联系于自14世纪80年代的威尼斯直至20世纪初期的纽约等一系列“经济-世界”的“中心化、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历史进程。布罗代尔强调，“这些典型的经济-世界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母型”，“经济-世界”的连续变迁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奥秘”。至于“经济-世界”变迁的内在动力，布罗代尔认为：“每次中心转移都是在斗争、冲突和强烈的经济危机过程中实现的。一般来说，总是经济恶化给了已经岌岌可危的旧中心致命的一击，并确认新中心的出现。”经济危机的形成与动因则取决于经济情势的周期性变动，尤其是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百年趋势”的变动。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既受到“百年趋势”的作用与影响，又成为“百年趋势”的成因和助推力。坦率地讲，布罗代尔并未对“经济-世界”的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历史进程给出论证充分、逻辑缜密的解释方案，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霸权转移似乎带有某种难以为人理解和掌控的自驱力，这种自驱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百年趋势”与“经济-世界”之间机制复杂的谐振作用。这种含糊其词、倒果为因的观点显然成为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学说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就曾委婉地批评道：“（‘经济-世界’的变迁）是一个宏伟的故事，讲述得也足够优雅——但这并非是对‘基本问题’的明确解决方案。”

实际上，“经济-世界”这一概念同样带有深厚的德国学术思想印记。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第三卷第一章“在欧洲划分空间和时间”当中详细阐述了“经济-世界”概念的思想渊源与基本特征，他明确表示，“经济世界”并非法国学界中固有的概念术语，而是其本人为了“体现德语中‘Welt-wirtschaften’的特殊用法”而生造出的新术语，它指称的是经济生活自发组成的、基本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局部空间，由于其内部的经济联系和交流而赋予该空间以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布罗代尔指出，“经济-世界”具有三个最为显著的规律性特征。其一，“经济-世界”占据一块界线变动缓慢的地域，其边界是人烟稀少、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其二，这块地域要求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资本主义（不论什么形式）在那里占统治地位；其三，这块地域内部具有等级的差异，它包括一个狭小的中心，一些相当发达的次等地区，最后是广大的外围地带，地区间的不平等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

就结构特征而言，布罗代尔所描述的“经济-世界”与德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冯·杜能（Johan Heinrich von Thunnen）在其名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之关系》中提出的农业区位理论的同心圆模式可谓高度相似，布罗代尔本人也表示：“与马克思同为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杜能（1780—1851）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解释（不是唯一的解释）。每个经济-世界无不符合他在《孤立国》一书（1826年）中描绘的草图。”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同样将研究对象确立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国，在此基础上，杜能提出孤立国全境的生产布局以城市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排列着六个不同圈境，每个圈境都有自己的主要产品，以及相应的耕作制度；决定各圈境农业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的，除了土地资源的性质外，更主要的是它与农产品市场之间的距离。布罗代尔赞赏杜能以空间分布解释经济生活结构特征的研究思路，他甚至尝试将杜能的同心圆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和军事等领域，他表示：“如果说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它超越其空间，是否可以说其他集合也同样如此？所有集合全都吞食空间，尽力扩张，画出一层又一层的杜能式圆圈。”尽管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并未论及工业的建立与发展，他所描述的乡村经济也过于抽象，因而脱离历史实际，布罗代尔仍然乐于承认该理论的启发性价值，他认为：“实际上，只要把这个过分简单的典型引入现实生活，就能把这些缺少的成分补充进去。”布罗代尔反对杜能之处，仅在于后者的图示丝毫没有强调同心圆内部各区域间不平等地位及其导致的经济活动的不平等结构，在布罗代尔看来，正是这种不平等结构赋予整个经济生活持续运转和演进的内在动力，资本主义的利润就来源于对边缘穷国的剥削和不平等交换。

由此可见，在布罗代尔的经济思想当中，桑巴特、马克思和杜能等三位德国学者的学说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布罗代尔并非全盘接受他们的观点，而是各自有所扬弃和发展：桑巴特的资本主义学说启发了布罗代尔的三层分立式经济架构，后者成为其整个经济思想的“骨架”，然而布罗代尔强烈反对桑巴特赋予资本主义以某种精神特质的“唯心主义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充当了布罗代尔经济思想在认识论层面的“灵魂”，但是布罗代尔拒绝接受社会形态按照僵化次序演进的历史理论；杜能提出的农业区位理论的同心圆模式经由布罗代尔发展为“经济-世界”的概念工具，“经济-世界”的连续变迁成为布罗代尔解释现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正因其经济思想混杂和扬弃了如此繁杂的思想资源，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中表述的资本主义观念才具有如此强烈的反主流特质，沃勒斯坦称其为“将万物倒转”（Everything Upside Down）：“必须承认，布罗代尔的方法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发展出一个理论框架，它与19世纪两大对立的世界观——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均认为是其方法论核心的两大命题相抵触……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概念化，布罗代尔动摇了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用以坚持其不可避免的进步理论的基本论点。”事实上，只有厘清了布罗代尔经济思想的德国学术渊源，我们才能清楚认识到这种“倒转”的资本主义观念的本来面目以及布罗代尔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四、余论：面向德国学术的早期年鉴学派

综上所述，布罗代尔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史学名著《地中海》与《资本主义》均带有显著的德国学术思想印记，他所提出/运用的诸如“地理史”、三层式经济架构以及“经济-世界”等重要概念工具都脱胎于德国学界的既有成果。由此观之，布罗代尔传承的年鉴精神不仅表现在研究方法和领域方面的多样性上，同时体现于所资鉴的思想资源的国际化与开放性。布罗代尔诚心欣羡于德国学术的发达和创造力，以至于他在1945年返回巴黎以后，仍然建议费弗尔在《年鉴》中加入数位德国学者，以丰富法国在人文地理学、社会史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但这遭到费弗尔出于民族情感的拒绝。相较之下，布罗代尔的态度则远为开明，尽管在德军战俘营期间遭受到种种恶劣的物质条件以及政治道德方面的严峻考验，但他通过阅读与写作克服了这些磨难，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了对德国学术的抗拒情绪。帕黎斯的观察准确把握了布罗代尔看待德国学术的辩证态度，他指出：“布罗代尔向费弗尔提议德国学者加入《年鉴》，于我们而言，这表明了他向公众指出他在文集、期刊甚至是报刊以及德国作者当中发现的方法论和科学层面的诸多创新的意愿，即使这意味着清除其中的沙文主义内容并将他们从反动情境中予以剔除。这位战俘从内部切身体验了德国的思想生活，而沦陷的法国对此强烈抗拒。因此，在1945年时他的立场如下：尽管纳粹意识形态具有民族主义动机，但德国科学是存在的，法国读者理应从中有所裨益。”

倘若以更为宏观的思想史视角考察，布罗代尔借鉴德国学术思想的个体案例同时体现出时代性和集体性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它彰显了20世纪前期德国学术在西方史学界占据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该案例有力印证了早期法国年鉴学派所受德国学术思想的重要影响。布罗代尔在《个人证词》中强调：“亨利·贝尔、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我，我们四人都来自法国东部，这难道是偶然？再有，《年鉴》杂志从斯特拉斯堡起步，这个地方面向德国、面向德国的历史思想，这难道也是偶然？”而当特拉扬·斯托亚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在《法国史学方法：年鉴范式》书中声称费弗尔和布洛赫发起的史学革新摧毁了伟大的19世纪德国史学（斯托亚诺维奇称其为“历史学的发展型”）时，布罗代尔当即辩解道：“值得注意的是，费弗尔和布洛赫——两位深谙他们时代德国历史文献的学者——并没有以他们从未持有过的愚蠢的民族主义为由反对这一历史学。他们由衷钦佩的德国期刊《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甚至为其（新创的）《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提供了标题。”

布罗代尔言简意赅的言论实际上为研究早期法国年鉴学派的德国学术思想渊源指示了明确线索，稍加延续其思路，我们还能关注到年鉴学派的重要创建者均有前往德国学术机构求学或讲学的学术经历，并且这些经历对其研究事业均产生过直接影响。比如布洛赫曾于1908至1909年间受法国外交部的资助，前往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求学，由此熟稔地掌握了德国民族学、比较法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布洛赫积极担任与外国学者的联络人，热情邀请他们参加合作研究（尤其是与德国历史学家合作），因为他努力将德国历史主义的成果与法国史学传统结合起来。费弗尔于1920年代定期前往美因茨的日耳曼研究中心开展讲学，主要讲授16世纪的德国历史，此后他将教学内容扩展为专著《一个命运：马丁·路德》（Un destin：Martin Luther），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图书馆也为费弗尔查阅关键版本和二手文献提供了便捷条件。有鉴于此，我们可从布罗代尔的典型案例出发，将研究视域拓展至探讨早期法国年鉴学派借鉴德国学术资源的更为宏伟的思想篇章，而这正是国内学界相对忽视却又颇具讨论价值的研究课题。

李小龙，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