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制度，它的诞生、扩张直至成为一个囊括整个世界的全球体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现实，是任何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并不随着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更何况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野蛮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尽管它本身应当甚至必须接受批判性的考察。这些可以说是我把握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一种同质化想象，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上同质性的社会制度将以不同的速度逐步从欧洲扩散到整个世界。这种想象中的不平衡运动曾经使马克思担心，欧洲在建立社会主义时会遭到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亚洲的包围。但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马克思的预言落空，而且促使人们把眼光从欧洲扩展到世界的各个地区，研究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复杂矛盾的历史过程。我笼统地称之为“世界体系理论”的那些思想家及其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考在20世纪下半叶的表现。从实践的角度讲，它们与19世纪殖民体系的解体，特别是与中国、越南、古巴等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理论上讲，它们既是对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直接的回应，也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和修正。从20世纪60年代起，弗兰克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被命名为“依附理论”的著作，就是上述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依附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垄断结构和全球扩张，尤其是它在制造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即后来所谓第三世界）欠发达状态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与宗主国中心“典型”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甚至恰好相反的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作出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和理论阐述，成为战后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发展理论最有价值的遗产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弗兰克在其90年代末出版的著作《白银资本》里断言，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等人虚构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神话”时，我们自然就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剧变”，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剧变”。在80年代（实际上要早得多），一方面“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陷入持久而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里根—撒切尔革命，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相继发生政治的和理论的转向。派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经济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转移至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弗兰克批判的锋芒也是在这个时候从资本主义转向欧洲中心主义的。我本人对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任何异议。相反，我认为这样的批判必须深入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能仅限于作出某种象征性的姿态。在我看来值得考虑的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不是一件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事情？我认为不是。更重要的是，把二者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对于理解、批判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都是有害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全面颠覆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理论，在他所开列的必须对欧洲中心主义社会理论负责的名单里，包括从马克思、桑巴特、韦伯到帕森、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在内的许多思想家和重要学者，而且为了表示与“昨日之我”的彻底决裂，60年代~70年代的弗兰克自己也榜上有名。本文的分析，为了便于操作起见，仅限于和“世界体系理论”有关的那些作者。

第一节依附性与欠发达：另类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实际上，马克思这样做还有着更深层的理论考虑，那就是像物理学家那样，“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纯粹”形态。[1]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有其利，亦有其弊。其利自然是用规范的理论语言阐述典型而又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说明在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关系中，与以往主要依靠超经济手段剥削经济剩余的社会形态不同，新型的权利关系怎样产生新型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其弊则在于历史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不纯粹的。这种不纯粹性在很长时间里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而在边缘地区它甚至可以说是那里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例如，与中心国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雇佣劳动或自由劳动不同，边缘地区主要依赖于非自由劳动，但后者与前者一样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个世界生产并提供经济剩余。换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必须能够说明，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形态资本主义的共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后果。因为，资本主义不仅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导致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世界规模的结构性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殖民统治使得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彼此缠绕、彼此渗透，进一步增加了分析的困难。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早期著作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错误。其实，这样的错误，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仅仅是现成地使用了“资本主义是在16世纪产生于欧洲”这样一个公认的理论前提。弗兰克早期著作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欧洲，而是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状态：何谓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它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才能消除这种让绝大多数人陷于可悲的依附性的状态？等等。弗兰克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正是美国主流学术界致力于生产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时候。对于所有这些理论来说，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都是安身立命的真正的基石，所谓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罗斯托夫（Walt W.Rostow）所说的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弗兰克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的序言里说过，1959年，当他第一次来到拉丁美洲的时候（临时性地参加学术会议），正处于一种理想上的分裂状态，即政治上的左派立场与学术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之间的分裂状态。尽管他在大学里就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格格不入，但在考虑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时，仍然离不开他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资本匮乏、妨碍储蓄和投资的封建制度和其他传统制度、政治权力集中在农村的地主寡头手里等，一句话，正是拉丁美洲本身的“传统”阻碍了它的现代化。这种分裂状态使他意识到，要想从事符合欠发达国家人民利益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一名具有社会和政治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要放弃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生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且要放弃宗主国的生活环境，进入到欠发达国家内部，成为那里的人民的一员并在那里学习真正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带着这个想法，弗兰克在1960年先后到古巴、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和塞科•图列领导下的几内亚，考察这些刚刚获得解放的前殖民地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然后，他作出自己一生中恐怕是最重大的决定：辞去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教职，来到拉丁美洲。[2]如果不是撒切尔所说的“为智利带来民主”的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他现在可能还在那里。

当然，弗兰克并不是刚到拉丁美洲就成为依附理论家的。他最早发表的几篇有关拉丁美洲的文章，包括讨论墨西哥革命的二重性和土地改革问题的文章，仍然把个别的民族国家作为自明的前提和分析单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封建主义”一词。在当时的拉丁美洲学术界和思想界（包括自由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意味着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一、从15世纪末以来，伊比利亚殖民统治者把拉丁美洲建设成一个顽固的封建堡垒；二、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是在与世界其他地区毫无关系的条件下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而拉丁美洲则始终闭关自守，从而停留在封建状态；三、类似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同样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所以不同学术背景和政治立场的人都承认拉丁美洲是一个二元社会：一部分是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的封建社会，另一部分是现代的都市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每一个社会都基本上不依赖于另一个社会而存在；四、帝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外国的经济剥削，而不是在拉丁美洲建构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上述这些“传统”特征决定了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主要表现为普遍而持久的贫困。所谓的“封建主义”在这里是指，拉丁美洲是一个封闭的拒绝变革的传统社会，尚未纳入到世界市场经济之中，即按照进化论历史观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弗兰克很快就发现，这样的解释与拉丁美洲数百年的历史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并形成了他自己对拉丁美洲社会性质的独特见解，正是这些见解构成依附理论的基础。其主要观点可以表述如下：拉丁美洲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实际范围内扩展的产物，这样的扩张在其所到之处同时表现为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边缘地区的经济欠发达的辩证过程，二者始终互为因果，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国际领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表现为宗主国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差别和对立，在国家或地区内部表现为“现代”与“传统”、“发达”与“落后”、城市与乡村、工商业与农业的差别和对立。如果不是把这个过程视为同一个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那么就会认为存在着二元社会，即存在着两个体系：一边是富裕的“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是贫穷的“封建”世界。问题在于，将近五个世纪以来，美洲大陆始终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做出特殊贡献的组成部分。拉丁美洲的“落后”和“欠发达”决不是什么封建秩序的产物，而是它以特殊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体系怎么会有兴趣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封建的即封闭的社会体系呢？它能从这样的体系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实际上，资本主义做的事情恰好相反。[3]在来到拉丁美洲之初，弗兰克还写了《援助还是剥削？》（1963年）、《帝国主义的机制》（1964年）、《军政府的经济学》（1965年）等文章，在拉美各国引起激烈的论战。通过这些论战它对拉丁美洲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不是没有付出个人的代价。[4]但在建构依附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智力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巴西欠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与巴西农业中的封建主义神话》，以及理论色彩较强的《欠发达发展》和《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的欠发达》。

所谓依附性决不是通常所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是从属或屈从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依附理论是关于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理论。从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结构的角度讲，这样的“发展”形式只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而这种所谓的“发展”的结果是通过价值的转移，促进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或发达，同时导致了边缘地区的欠发达。和广为流传的看法（例如，罗斯托夫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相反，欠发达不是一种原始的和传统的状态，也不是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欠发达国家的过去和现在与发达国家的过去没有任何重大的相似之处。“目前的发达国家的过去虽然可能经历过未发展状态（undevelopment）,但是决没有经历过欠发达状态(underdevelopment)。”[5]所谓未发展状态并非指一个社会的经济停滞不动或不存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换关系，而是说这样的经济关系不是理由对暴力和资本的两段有意识地规划和建构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征服与以往的帝国征服活动的本质在于，这种新的帝国征服方式就其性质而言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前资本主义征服者的典型做法是，把原来的统治者消灭掉并取而代之，但他们一般并不改变被征服者原有的生产体系，只是强迫他们向自己缴纳贡税。现代欧洲人所做的则不同，他们系统的彻底地摧毁了殖民地原有的生产体系以及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并且按照宗主国中心资本积累的需要，强迫殖民地人民接受一种异己的人为建构的经济体系。在奴隶贸易时代，非洲人并没有站在岸边等着跳上船去飘洋过海，美洲的黄金、白银、糖和咖啡也不是“自然”的恩赐，生产这些产品必须在当地建立特殊的社会组织。弗兰克指出：“经济的发展（或发达）与欠发达并不是一种相对的量的（relative and quantitative）关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A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B国；相反，它们是一种关系性的质的（relational and qualitative）关系，即A国与B国的经济有着结构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是在A国与B国的关系中形成的。发展（或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充满矛盾的经济结构和过程的产物。我们不能把它们视为不同经济结构或体系的产物，也不能视为同一个体系之内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之间的差异。”自从16世纪被征服以来，拉丁美洲形成了一种与欧洲相比，首先不在于发展水平高低，而在于性质迥然不同的外向型依附性经济，正是欧洲殖民统治者强加的这种卫星国地位决定了拉丁美洲始终摆脱不掉的欠发达状态。

这就意味着如果要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某一特定地区的发展与欠发达，就必须把它放置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的结构之中来确定它在其中的位置。弗兰克指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全球理论来思考和解释我们所面对的整体现实，即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要理解拉丁美洲，就必须从创造它的世界体系开始，并且摆脱画地为牢的民族国家的框架。”[7]从方法论角度讲，对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社会关系的理解将不再是孤立地一个接一个地分析每一个大陆、地区和国家，而是着眼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同时又要考察各个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世界各个地区特殊的资本积累发式和过程与这个全球过程的关系。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建构的各种社会理论，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另一方面，欠发达与资本主义之前的“未发展”状态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欠发达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如果说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先后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等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话，弗兰克认为在欠发达地区，中心—边缘关系的基本性质却始终是面向世界市场的商业性的，而不管这些关系看上去是多么的“封建”，这是因为宗主国中心地区的发展是阿明所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主性发展（autocentric development），而欠发达地区的依附性发展却始终是以中心地区的需要和利益为转移的出口经济。在《智利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弗拉克指出：“智利主要的出口产品改变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因为这个出口部门成为潜在地可投资的经济剩余的主要来源，但每一次这个出口部门都被宗主国中心所控制。”[8]目前拉丁美洲最贫困的地区恰恰是历史上与宗主国联系最密切的地区。

但这并不是说，欠发达仅仅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的“外部”状态。一旦一个地区或国家沦为外部资本主义中心的边缘地区，中心—边缘的资本主义矛盾和剥削结构就会在其内部复制出来，按照这样的原则来重新组织这个地区或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成本地区或国家内部的中心的发展和边缘地区的欠发达，从而成为本地区根深蒂固的“内在”结构。这种链条式连环状态的控制与剥削关系使资本主义关系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向外延伸到欠发达地区的民族中心，再从那里延伸到更低一级的地方中心。比如说，整个拉丁美洲都是欧洲（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是英国和美国）的边缘，但在拉丁美洲内部，智利同时又是利马的边缘。智利的民族中心是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它们把智利其他地区的农业、矿业和商业都纳入到日益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来。通过这个互相联结逐渐“下降”的中心—边缘链条，即使是最与世隔绝的农业生产者也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联系起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边缘地区的经济剩余就是通过这样的链条逐级转移到各个层次的中心。拉丁美洲最“封建”的大地主庄园实际上是典型的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资本主义企业，只是在宗主国中心不再需要它们生产的产品之后，它们才陷入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与殖民地的民族中心和地方中心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即由于后者本身处于依附性的边缘地位，它的发展必然会遇到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所不知道的各种限制，因而根本不可能重复发达的世界中心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依附性资本主义造就了边缘地区特有的流氓资产阶级（lumpenbourgeoisie），除了来自宗主国中心的限制，使边缘地区无法走上自主性发展道路的，就是这个其礼仪主要与宗主国中心而不是国内市场相联系的依附性资产阶级。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主流社会”都是由欧洲人的后裔构成的，他们的截然相反的命运原因不止一端，但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不同性质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弗兰克在好几部著作中都对19世纪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流氓资产阶级的决战进行比较分析，美国南方的流氓资产阶级的失败和拉丁美洲同一个阶级（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由贸易”虔诚的信奉者和坚定的维护者）的胜利，最终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命运。[9]

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很有争议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在《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文里提出的批评。拉克劳认为，弗兰克对二元社会的批判以及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观点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和正确的，但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本身即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问题在于弗兰克是在商品交换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使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术语的，因此把是否与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相联系视为区分两种社会形态的决定性标准。拉克劳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一方面把资本和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不仅剥削直接生产者创造的经济剩余，而且其中商品化的那部分也可以转化为相当规模的资本积累。[10]另一方面，拉克劳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积累时，是在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和商业利润的来源时，是在描述一个“经济体系”，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可以包括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11]这样，说拉丁美洲是封建社会，就无需像二元论者那样硬说它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同时，说拉丁美洲自始至终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并不像弗兰克所说的那样，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拉克劳坚持按照生产方式来理解不同社会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像弗兰克那样从流通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能描述拉丁美洲怎样成为欧洲宗主国的依附性边缘地区，恰恰无法解释他的基本命题：宗主国中心的发展导致了殖民地的欠发达。拉克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资本积累过程取决于利润率，而利润率又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但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如果不能导致相应的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就必然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就迫使资本从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和地区向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和地区转移，而主要是用超经济剥削手段（形形色色的非自由劳动）的边缘地区就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宗主国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扩张必然要维持边缘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2]在这里我不想过多触及资本主义研究中的“生产范式”与“流通范式”之间的争论，这至今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与世界体系理论关系密切的学者比较倾向于后者，或至少是模糊二者之间的严格区分。[13]我只想说明这个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而且与马克思的理论中的一些模糊之处有关。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他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14]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能说勉强完成了前三项的研究，它成为各个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赖以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我们无法猜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的完成形态是什么样子，无法猜测对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研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资本论》的内容和结构，尤其无法猜测马克思会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马克思去世不久就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以及以列宁为代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这两方面的“需要”都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正在或即将发生的结构转换有关，同时也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不无关系，因为“帝国主义”的出现不仅要求社会主义者制定相应的行动战略和策略，而且要求作出理论上的阐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希法亭的《金融早报》被公认为填补了这个理论的空缺。他们的特点是采用一种阶段论的时间性叙事，即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道路段资本主义（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词或不同表述），以及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从而避免了从理论上触动《资本论》的风险。而且在当时的语境里，“帝国主义”是指欧洲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之间的冲突，殖民地问题是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角度提出的，因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来说仍然只有一种补充的意义。但是，当时敢于冒这种风险的确有其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同样是在帝国主义论战的语境里写作的（出版于1912年），但它不仅仅是策略层面的思考，而主要是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层面上对《资本论》提出质疑，从而开启了从整体上重新考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卢森堡是在扩大再生产这个问题上发现结构严谨的《资本论》的缝隙的。她在分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论述，特别是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论述后指出，“这种立足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足性和孤立性上的见解，我们认为不能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15]因为在封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无法解决一个对于资本积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础的那部分不断增长的需求从何而来?所谓积累就是不能把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否则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而是必须让其中的一部分重新资本化，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而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悖论的是，在剩余价值能够重新资本化之前，又必须解决它的实现问题，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必须被某些人消费掉。但是在一个典型的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论资本家阶级怎样置新教伦理于不顾，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也只能消费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得一个确定的部分，其数最相当于社会总资本的可变资本，因此不论他们的生活水平较高或较低，他们所消费的那部分也不可能是剩余价值中重新资本化，即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看起来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重新资本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家不会消费它，而工人无力消费它，所以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扩大再生产：而且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每一天都在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进行着，那就意味着剩余价值中重新资本化的那部分肯定已经实现了，只不过它们被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外的什么人消费了。卢森堡的结论是：“马克思似乎一直是从一个错误的方向着手研究这一问题"，[16]这样就无法说明这个至关重要的需求从何而来，也就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为什么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在历史上是如何完成的呢?卢森堡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整个图式的前提本身，即试图在资本家和工人是社会消费的惟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的过程。从这个缝隙里卢森堡看到整个《资本论》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惟一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图式中当然看不到资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阶级存在。……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惟一支配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17]为了补救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缺陷，卢森堡认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假定一个“第三者”，即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消费者的存在：

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一个购买者阶层。我们说购买者，而不说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是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的。这里，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供给超过自身需要（工人与资本家）以上的消费资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19世纪英国的棉织品供给欧洲大陆的农民和都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其次，从相反方面看，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超过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购买者（例如英国工业在19世纪前半期供给美洲澳洲诸国建设铁路的材料）。[18]

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实现并不是扩大再生产的惟一关键问题。很简单，剩余价值的实现表明物质形态的产品已经售出，并以货币的形式回到资本家的手里。但是，积累的第二个前提是资本家必须获得扩大再生产必需的物质要素。他们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物质形态的东西呢?在这里 非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原材料的输出地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总生产中仍然只占一小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仅仅依赖在这样狭隘的空间里所能获得的生产要素，是决不可能达到它实际达到的高度的，甚至它的一般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同样严重依赖非资本主义社会。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封闭的资本积累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遇到障碍：“为什么必要的生产资料及消费资料，都必须是资本主义生产呢？这个假定，正是马克思资本积累命题的基础，但它与资本的日常实践和历史以及这个生产方式的特质并不符合。1 9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剩余价值，大部分是以棉织物形态从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可是这些剩余价值用来资本化的物质要素，乃是表现为美国蓄奴各州所生产的原棉，或者表现为农奴制俄国田地生产出来的谷物（这是英国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这些东西确实是剩余产品，但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卢森堡认为，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越来越向全世界扩张，以便攫取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可供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为了剥削的目的而占有各种生产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搜索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19]所以，无论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还是获得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要素，资本主义社会都离不开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一方面可以称之为国际贸易（它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首要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军事扩张，从15世纪末以来它和国际贸易始终形影相随。资本的扩张所遵循的不是黑格尔辩证法那种正反合式的内在扩张的逻辑，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空间扩张的逻辑。表现为资本扩张、国际贸易和军事征服的神圣三位一体。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讨论“所谓原始积累”问题。这一章在整个《资本论》中处于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位置，目的在于跳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分析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在涉及这个问题之前，马克思已经论述了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20]这就是说，“原始积累”是构成资本主义积累起点的、但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资本积累。马克思主要以英国农民为例说明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同时也强调了欧洲资本对殖民地的掠夺。卢森堡认为成问题的是，这些都是从所谓“原始积累”的角度来分析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过程是附带发生的，只是说明资本的发生史，即资本在世界上最初出现时发生的情况，似乎“原始积累”在某个时间点上完成之后，就可以回到普遍而又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分析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积累了。就我所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卢森堡是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始终是与“原始积累”同呼吸共命运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在它十分成熟时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与它并存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一个广大的非资本主义世界构成的“资本积累的历史环境”，而且这个非资本主义世界既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这样的“历史环境”，对它们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也就是资本积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卢森堡和列宁、希法亭的阶段论不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资本的积累不仅在它诞生时，而且直至今日，都使用暴力作为一个永久的武器。”卢森堡第一个指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哪怕是最高阶段)，而且是在任何时候都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连体怪胎。

在一定程度上，弗兰克的依附理论、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理论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都受到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的影响，尽管他们都对她有所批评。就连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布罗代尔也认为，“资本主义只是在其他生产方式的簇拥下，并牺牲其他生产方式，才能生存。罗莎•卢森堡在这方面的看法是正确的。”[22]尽管在与拉克劳的争论中得到沃勒斯坦的有力支持，[23]弗兰克仍然觉得有必要就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作出进一步的澄清。早在1968-1969年，弗兰克就与印度学者赛义德.沙阿合作编纂一部研究包括亚洲、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整个第三世界的欠发达问题的文选，名为《欠发达读本：理论、历史和政策》，旨在全面说明不同的边缘地区是如何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以其特定的方式为资本积累的事业做出贡献的，但没有一家出版社肯接受这部仅第一卷就长达1000页的文选。后来弗兰克把他为文选写的导论扩展成两部专著《世界性积累：1492-1789年》和《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书还没有写完就发生了军事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驱逐出境，[24]它们实际上成为弗兰克在拉丁美洲的事业的句号。这两本书大致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都于70年代出版，标志着战后以中国革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对全球历史资本主义的思考进入一个新阶段。

和卢森堡一样，弗兰克感到疑惑的是，假设原始积累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积累的起点，是否能够跳出马克思所说的恶性循环？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从16世纪开始的，那么一方面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事业却在世界范围内脚踏实地地展开和扩张，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概念是无法说明从那时以来整个世界实际历史过程的多义性的，因此有必要对原始积累这个概念作进一步的区分和界定。弗兰克认为，所谓的原始积累不仅是指在时间上先于或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资本主义积累，如工业革命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资本积累，而且意味着这样的积累是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如美洲的矿山和种植园。然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并不一定必须在时间上先于或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它可以而且确实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同时存在。这就是说，原始积累，就其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积累而言，并不是一个时间性范畴，而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初级积累（primary accumulation）。[25]在历史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这种初级积累不仅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雇佣劳动和相对剩余价值占据主导地位的“纯粹”资本主义阶段，它也始终在积累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故有人称之为永久性的原始积累。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拉克劳、布伦纳等人来自“生产范式”的批评，弗兰克认为应该适当地修正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以便正确说明不同性质的积累和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在同一个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上文的分析表明，和卢森堡一样，弗兰克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剥削拉丁美洲的外国公司，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整体结构。和卢森堡不同的是，弗兰克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不是必须依赖于广大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阶层的存在，而是同一个世界过程在不同地区制造出不同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在于，雇佣劳动本身并不是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惟一标准，因为雇佣劳动完全可以在与资本主义积累无关的情况下存在。“生产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凡是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的生产关系、流通和实现的过程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化或改造；换言之，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流通实现过程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才是资本主义是否存在的真正标准。……但在历史实践中，纳入资本积累的世界过程和生产关系的改造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尽管现存生产关系的转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所有的地方都采用雇佣劳动制度。相反，纳入世界规模的积累过程往往是从一种‘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为另一种‘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26]这种似乎是“非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就是边缘地区的依附性资本主义。

第二节　 没有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

阿明曾经批评弗兰克用拉丁美洲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其他地区(looking 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Latin American eyes)。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世界规模的扩张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拉丁美洲，正如弗兰克所说的，殖民征服者摧毀了当地人的社会组织，然后按照重商主义的逻辑重新建立殖民地社会。但资本主义扩张在其他地方，如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以及非洲，并没有采用同样的方式。这些地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没有像拉丁美洲那样彻底改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下来了。[27]弗兰克在《世界性积累》的序言里的确说过，他的目的是要在亚非拉三大洲的范围内(on a tricontinental scale)阐述依附理论。然而，他的理论在后来被称为亚洲的地方，尤其是印度和中国，遇到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这里，除了先是被葡萄牙、然后是荷兰控制的所谓的东印度群岛之外，欧洲人既没有彻底改造当地的社会结构，也没有迫使它们成为依附于欧洲宗主国的边缘地区。实际发生的情况似乎恰好相反，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英国人刚到印度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谦恭：“东印度公司最早的一名经理是以什么姿态对大莫卧儿作自我介绍的？[28]‘草介贱民约翰•罗素，忝为该公司的经理’竟毫不犹豫地‘伏地跪拜’”。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建立在暴力（也就是非等价交换）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不同，在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如果中国人不愿意卖(比如说）瓷器给欧洲人，欧洲人丝毫没办法强迫中国人卖；同样，如果欧洲人不愿意买中国的瓷器，中国人也一样没辙。这看起来的确很像是李嘉图所说的那种各有比较优势且双方都愿打愿挨的“自由贸易”。还有一个情况让弗兰克感到难以处理，这就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在这里做的是赔本生意。还是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从罗马帝国到19世纪，惟有一种贸易的盈亏状况似乎一成不变，那就是欧洲对“东方”的贸易始终处于逆差地位。这与拉丁美洲几乎是无代价地向欧洲提供贵金属的情况可谓判若云泥，适用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在“东方”似乎没有用武之地。弗兰克在《世界性积累》一书里并没有对此作出什么与众不同的解释，而且没有因此影响他的整体性的依附理论。不过，如果我们说这里种下了后来长成为《白银资本》的根苗，恐怕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猜测。但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很难想象，这个难题居然成为弗兰克后期理论的突破口。

就一个学者一生中可能发生的变化而言，弗兰克晚年的著作《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尤其是《白银资本》可谓当之无愧的“剧变”。《白银资本》的原文名称是ReORIENT，表示在现实层面上的重新面向东方以及理论层面上的重新调整方向：原文副标题是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意在强调上述两个方面的调整旨在论证一个反传统的观点：必须以亚洲而不是欧洲为中心再现从1400一1800年的现代早期世界经济，并且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五千年一以贯之的全球体系。这当然意味着彻底改写或者是企图改写现代早期世界历史，他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或者是否可以说是一个成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在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弗兰克新的全球体系里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而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布罗代尔却在不久之前声明：“就我个人而言，经过长期的尝试，我已决定不再驱逐（资本主义)这个讨厌的词。不用资本主义一词，从而逃避进行有关的讨论，我以为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讨论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性。[29]我相信在弗兰克的“剧变”中。政治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还是愿意把我的分析限制在所谓的学理层面。

弗兰克在谈到他的这部著作的抱负时却指出，它并不是一部经济史著作。他的目的与其说是撰写一部现代早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如说是企图提供一个关于“现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要建立一个在立论基础方面与欧洲中心主义范式迥然不同的“全球政治经济学”。问题在于，他使用这些语汇的方式给人的感觉是，“经济史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似乎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组。在结尾部分，弗兰克再一次提出他曾经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里使用过的三条腿的凳子的比喻：“这个全球轄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这似乎表明拟议中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多维度结构。但是，他紧接着就谦虚地表示：“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30]这看起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因为知识上不可逾越的限制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论述这样一个大题目时面面俱到。然而．这样的解释仅仅是“看起来合情合理”。很简单，缺少了后面两条腿，不仅无从设想所谓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而且根本不可能对现代世界(哪怕仅仅是经济方面)作出正确的解释。正如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不管是不是市场经济）一样。全球政治经济学既不可能是一种规范经济学，也不能是一种纯粹的(即不存在或排除非经济因素的)经济史。弗兰克在年轻时确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其整个历史中始终是高度垄断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暴力是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曾经断言：“社会科学必然是政治科学”。[32]几十年后，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思想道路时，弗兰克说：“就确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优先地位而言，我本人经历了从经济因素到社会因素，到政治因素，再回到经济因素。”[33]这里所谓的“经济因素”是指资本积累的竞争压力。晚年的弗兰克认为资本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是贯穿五千年全球体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白银资本》用康德拉捷夫周期为分析工具描绘了一幅祥和的自我调节的全球市场经济的图景。亚洲的香料、拉丁美洲的贵金属和热带经济作物、非洲的黑奴都是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提供的商品，体系周期的A阶段和B阶段自动地决定着不同地区在体系中的临时性位置．这与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难道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布罗代尔是公认的当代杰出的经济史家，他对“经济”却持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在堪称“历史资本论”的《1 5至1 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布罗代尔指出，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其实等于承认，不听任何人指挥的市场是整个经济的动力装置。欧洲的发展，其至世界的发展。无非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远近贸易纳入理性秩序，而所有这些贸易加在一起就趋向于创造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交换通常同时促进供给和需求的产生，从而指导生产，带动广大经济区的专业化，使这些经济区从此休戚与共，为着自己的生存进行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交换”。他认为，这种不存在“外来成分”，只有需求、成本和价格三者互相协调作用的市场经济纯粹是一种带有神学味道的精神虚构。相反，经济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提出，还应该从力最对比方面去提出，只要是存在着力量对比的地方，“供给”和“需求”就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因此，布罗代尔强调“我们必须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三者的结合部从事研究”。[34]其实，和年轻时的弗兰克相比较，布罗代尔对经济中的“非经济因素”的描述是相当温和的，因为他尽量避免作出道义谴责，也不直接介入政治斗争。那么，弗兰克之所以否认资本主义的存在，会不会和他把军事征服、政治统治、殖民扩张都排除在全球体系之外有关？看来是的。在1996年他还承认“霸权竞争”与资本积累、中心一边缘结构、周期性的起伏兴衰都是全球体系持久的特征，但在《白银资本》，弗兰克却多次提到在现代早期的世界体系中寻找“霸权”乃是缘木求鱼。在结论性的最后一章里，再一次否认资本主义之后(在理论性的导论一章里已经否认过一次了），弗兰克紧接着在第六节《霸权》里断言，欧洲的任何一部分都谈不上在世界上行使什么霸权，“16 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或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小葡萄牙，17世纪的小小的荷兰，甚至18世纪的‘大’不列颠，肯定都谈不上有什么霸权”，关于欧洲在现代世界的霸权的种种议论都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论”[35]。即使撇开政治因素不谈，考虑到弗兰克曾经是研究拉丁美洲（在那里就连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也不好意思否认欧洲的霸权）社会的专家，我们的确有点弄不明白他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惟一可能的线索大概就是所渭的亚洲。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这部论述全球体系的著作里，真正的轴心始终是欧洲与亚洲的关系：它们之间不均衡的商品贸易和贵金属流向，等等。弗兰克否认资本主义和霸权的存在，主要就是依据18或19世纪之前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关系。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把16世纪诞生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作为不证自明的出发点，但他们(尤其是弗兰克）并没有着重考察它是怎样从欧洲的心腹中孕育和脱胎而出。布罗代尔虽然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向后推进了几个世纪，也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巢臼。他曾经说过，“理想的观察范围理应扩展到迄今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市场”，但同时又觉得把古代巴比伦的所谓市场、今天特罗布里恩群岛原始人的交换渠道、中世纪和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市场笼统地放在一起说明，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故而仍然坚持“首先描绘欧洲，然后再描绘欧洲以外的地区[36]。但是，布罗代尔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亚洲”的资本主义。即使把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一直推进到11世纪以后欧洲经济的复苏，也无法相信欧洲人是白手起家单枪匹马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相反，在他们之前，伊斯兰世界的鼎盛时期就已经存在“一种活跃和有效的资本主义”。从十字军东征以来，欧洲内部建立起南北方向的商业网络，同时在地中海地区与阿拉伯商人保持着既对抗又交易的关系，地中海以西的海上贸易属于基督教商人，而在地中海的另一边(丝绸之路和印度洋)则是穆斯林的天地。当时是穆斯林商人经营着一个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乃至中国的商业网络。在这个意义上，“伊斯兰的这一形象预示着欧洲未来商业演变的形象”。此外，布罗代尔承认，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是从伊斯兰世界学来汇票、合约（commenda）等现代商业生活的工具的：“总之，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可能是从外部输入的东西，肯定来自伊斯兰。”[37]然而，我们能够想象穆斯林商人无中生有地发明了这些“现代商业生活的工具”吗？季羡林先生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证明，像蔗糖这样普通的食品也无法确定是哪一个国家的专利[38]。这样的认识本应使布罗代尔大大扩展自己的空间视野，更多地从不同文明的互动而不仅仅是从更长的世界视野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可惜他没有这样做，除了难以克服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障碍，对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语言、历史和社会知识的不足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但他至少应当在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时加以适当的限定，因为中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与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一样，是一种局部的地方性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一种类似于曾经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在某些最基本的方面，它们与16世纪以后的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是阿布——卢格霍德，她显然受到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后殖民批评的影响，并且把它带进社会历史研究当中，只是她为了回避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宁可使用世界体系的语言。我们知道，在学术上，她的这部著作成为弗兰克转向的直接诱因。仔细阅读《在欧洲霸权之前：公元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可以发现，她所建构的中世纪世界体系直接得益于布罗代尔对非洲地区商业网络的描述，这个涵盖欧亚非大陆的体系分别以欧洲、阿拉伯世界、印度和中国为区域中心，由八个互相重叠的商业网络构成。伊斯兰世界从7世纪起统一了位于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再加上活跃的海上和陆路贸易，为这个中世纪的世界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阿布—卢格霍德并没有特别偏重体系中的某一个地区，她认为参与中世纪体系的各方都从中得到好处，尽管这些好处的受益者很可能主要是被各个地区的统治者。到14世纪下半叶，经济危机和蔓延于整个大陆的黑死病，使这个世界体系陷于解体，直到16世纪才重新建立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阿布一卢格霍德想要说明的是，现代世界体系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恢复中世纪原有的体系，不同的是，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欧洲取得了霸权地位。我们注意到弗兰克在发展阿布-卢格霍德的世界体系的同时，改造(也可以说曲解)了她的一些重要观点。例如，阿布一卢格霍德本来认为中世纪的世界体系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衰落了，然后才有现代世界体系取而代之；弗兰克却把它改造成在现代早期的历史上，亚洲的衰落在先，欧洲的(暂时)胜出在后，这样就事实上为欧洲解脱了殖民主义的责任。另一方面，阿布-卢格霍认为，在中世纪的世界体系中不存在一个惟一的霸权，而且认为这同16世纪以后的现代世界体系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中世纪世界体系的纽带主要是对各方都有好处的商品交换，现代世界体系则是欧洲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重新建立的，欧洲的霸权保证了它对世界体系的统治并使之以损害其他地区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中世纪的世界体系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体系，阿布一卢格霍德指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说明世界体系的特征并非一成不变，也没有一种把体系的各个部分组织在一起的惟一和固定的方式”[39]。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差别吗？事实上，即使是中世纪的世界体系也并非不存在霸权，阿布一卢格霍德只是说，同现代世界体系相比较，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惟我独尊的世界霸权，但确实存在着若干地区性霸权。为什么欧洲人不能进入印度洋，因为阿拉伯控制着波斯湾和红海：为什么阿拉伯人不能控制欧洲大陆内部的贸易？因为大利城市国家控制着地中海；为什么穿越内陆的丝绸之路不通了？因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霸权崩溃了，等等。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不仅存在着一个惟一的霸权，而且这种霸权对于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世界体系里，很多地区都产生了局部的资本主义，不仅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也有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佛罗伦萨和佛兰德的纺织工业。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现代世界，“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40]，但在任何时代，作为一种权力的货币、财富和资本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这里的问题还不是波拉尼所说的经济总是嵌入在某种社会文化体制之内，而是说资本只有同政治、法律、军事权力相结合才能行使其作为权力的作用。阿布一卢格霍德对佛兰德纺织工业衰落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佛兰德的纺织品是中世纪西北欧与控制着北方非常需要的“东方”商品的南欧进行交换的拳头产品，它的原材料是来自英国产的优质羊毛。从纯粹经济关系来看，佛兰德与英国的关系是一种中心一边缘式的依附性关系，后者提供原材料，前者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但是，佛兰德非但不能在政治和军事上支配英国，英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地位反而使它能够“随意中止羊毛供应，并用来发展本国的毛纺织业，从而消灭以前由自己供养的竞争对手”[41]。这个事例表明，强大而独立的封建权力能够致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于死地，并将两者的依附关系颠倒过来。威尼斯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国家资本主义击败其竞争对手热那业，终于在14到15世纪垄断了利凡特贸易(这在当时意味着欧洲与亚洲的所有贸易)，成为地中海惟一的霸主。然而，威尼斯的霸权仍然不过是一种与地区性资本主义相匹配的地区性霸权。这是为什么?亚当-斯密不仅说过“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载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件”，他还说过一句我以为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话：“威尼斯虽与欧州各地通商，但其舰队却几乎不曾出地中海一步”[42]。正如亚当•密指出的，迈出这决定命运的一步的是对威尼斯的财富垂涎三尺的伊比利亚领土国家。这究竟是如斯密和马克思所说的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断裂还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虚构？弗兰克引证的布劳特的话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既没有什么体现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新教伦理，更没有比其他地区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的确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我们不能忘记，热那亚不仅为西班牙提供了海军仁将哥伦布，而且还有被威尼斯挤出地中海东部从而与利凡特贸易无缘的热那亚跨国资本。伊比利亚的专制君主和热那亚以及上德意志的跨国资本都不可能单独成就这样的世界性霸权，但它们之间的“野合”，即阿瑞吉所谓“保护成本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of protection cost)却歪打正着地占据了世界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的制高点[43]。一旦跃上这个高度，就可以排他性地攫取、改造和规划世界市场，在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里组织原材料生产、制造品销售、转口贸易和社会成本的转移。如果没有同政治军事力量相结合，像这种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是可以想象的吗？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就是指资本权力与枪炮权力的某种组合形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了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改造或消灭包括生产、贸易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地位，以及从这个地位出发自上而下地建构全球等级制的能力。当一种权力组合开始在世界范围建立起运种霸权的时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制度登上历史舞台。15世纪末的事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划时代的[44]。

资本的事业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它在美洲差点儿将本土居民一扫而光的时候，或者在非洲西海岸用甜酒、火枪和贝壳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购买奴隶的时候，在印度它却必须对王公贵族点头哈腰，而在中国连皇帝的面都见不着。但是，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具有某种基本品质的话，那就是久经考验的可塑性以及因地制宜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关于现代早期中国长期对欧洲保持贸易顺差一事，我以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与欧洲在生产、贸易等方面谁较为先进谁较为落后；也不在于流入中国的白银是促进了生产，养活了更多的人口，还是进了贪官污吏的私囊。我不赞成弗兰克关于资本积累是五千年世界体系历史的基本动力的观点，但是在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事业已经启动的条件下，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谁在全球舞台上具有多种选择的余地、在多条战线上展开攻击的机动能力；其次，参与贸易的有关各方究竟是谁完成了资本的积累或扩大再生产。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就不难看出，尽管长期存在着贸易的不均衡，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完成了资本积累。布罗代尔指出，在不能从政治和军事上征服亚洲的时候，欧洲利用了当地发达的生产能力和贸易网络，并且用白银撞开亚洲的大门，直到具备了足够的能力之后才进行最后的征服，彻底打破原有的平衡。这种解释只是部分是正确的。在这里布罗代尔犯了一个和弗兰克同样的错误（但弗兰克要严重得多），那就是笼统地使用“欧洲”一词。因为自从达-伽马以来能够直接与亚洲发生贸易关系的欧洲国家屈指可数。撇开参与亚洲内部的区域贸易不谈，即使是那些表面上亏损的远程贸易仍然是特权国家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工业革命之前，霸权国家（至少就荷兰和英国而言）不仅是金融中心，而且是世界的货物集散中心。在资本积累的事业中，转口贸易功不可没。英国作家笛福在1728年写道：“必须了解荷兰人的真实面目，他们是贸易方面的中间人，欧洲的代理商和经纪人……他们买进是为了卖出，拿进来是为了送出去。在他们规模巨大的贸易中，最大的部分取于世界各地，再销于世界各地。”[45]英国没过多久就取代了荷兰的地位。不管在亚洲采购香料、丝绸、瓷器和棉布的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他们必定不是为了自己消费，主要地也不是供本国人消费。由于距离遥远，供求双方互不见面，亚洲的商品运到欧洲后价格便翻数十倍、乃至上百倍。那些拥有巨额资本或巨额融资能力且从本国政府得到特许状和炮舰支持的商人和企业，就是利用巨大的差价大发横财的。有时候政府甚至规定，从亚洲进口的商品必须全部销往其他国家，不准本国人消费。英国政府就曾禁止英国人穿印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国)生产的印花棉布。当然，这种生意毕竟不是十全十美，因此才有在条件具备之后摧毁印度棉纺织工业和向中国输出鸦片之举。此外，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理论家一样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性变革的意义。

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霍布森、卢森堡、列宁、熊彼得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涉及经济和政治。我在本书提出的理论是，文化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角色。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经济及政治机器相辅相成，把殖民地纳入世界市场的全球性资本积累是得到了文化的支持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是给帝国主义颁发的意识形态许可证。欧洲宗主国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先锋艺术运动都渗透着欧洲中心主义。”[46]19世纪是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急剧膨胀的时代，犹如空气中的灰尘，滲透了所有欧洲人的思想、感觉和语言。马克思本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也不例外，我们只要想一想第二国际甚至曾经把所谓的“社会殖民主义”列为国际大会讨论的议题，就可以对那个时代文化氛围中的帝国主义气息有所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清算还远远没有完成。弗兰克对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决不是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问题在于，这样的批评必须紧紧抓住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全球性帝国主义征服和殖民扩张以及作为文化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之综复杂而又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把欧洲中心主义视为惟一的问题，让其他问题都化为乌有，其至连资本主义本身也成了文化的虚构。正确的关系应当反过来：离开资本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本之木。70年代以来的后殖民批评在清算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殖民话语和文化帝国主义方面做出了不可否认的重要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批判，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与政治经济批判相脱节其至背道而驰的倾向。在清算了教条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之后，文化研究有待于重新找到与政治经济批判相脱节的接合部。在肯定弗兰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的同时，我不能同意他把政治经济批判本身变成一种文化批判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可能说明现代世界不公正的症结所在，而弗兰克在几十年前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时要做的正是这件事。和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给人的锋芒毕露气势磅礴的印象相反，我认为他在晚年陷入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早期的弗兰克和阿明一样主张第三世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从宗主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的欠发达状态中解放出来，走一条独立的公正的发展道路。从80年代以后，伴随着对社会主义的幻灭感，他认为“脱钩”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识到，“一种现实的前景是，许多国家地区和人民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被边缘化的威胁；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非自愿地身不由己地与世界发展进程相脱钩。然而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脱钩的。这正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非洲地区的命运。世界市场上的国际劳动分工已经越来越不需要非洲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了。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像柠檬一样被榨干之后，绝大多数非洲人的死活只能听天由命了。”那么，这些地区的人民该怎么办呢?弗兰克以前的朋友批评他的新理论是“披着红色外衣的自由主义”，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白银资本》预言东方将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即使这个预言能够成为现实(该书出版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正如火如荼)，还有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呢，他们是不是理应被榨干之后再被扔掉呢?从上面的引文可以明显感受到弗兰克的悲愤，但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承认，平等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不平等才是全球体系赖以发展的动力。因为全球发展从来不是齐头并进的，总是有一些人和地区处于中心的支配地位，另一些人和地区处于依附件的边缘地位。一个特定的国家、地区、部门、群体或个人的发展“政策”必须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他能够向被边缘化的人们提供的发展政策方面的建议无非是，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找到一个或几个适当的领域，争取占据一个至少暂时能够享有比较优势的位置，这样就能在一定时间内从国际劳动分上中得到相应的好处。那些坐以待毙的非洲人听了这个建议会不会啼笑皆非呢？

我在上文说过，本文不打算深入讨论“生产范式”和“流通范式”之间的争论，但我确实认为“流通范式”严重低估了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构造现代世界历史方面的作用。弗兰克将资本积累视为五千年世界体系的基本动力，不过是把这种非历史化倾向推到了极端。在很大程度上，沃勒斯坦、布罗代尔、阿瑞吉等世界体系理论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只能留待另一篇文章来专门讨论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在他的思想自传《贝发达的发展》里，弗兰克说，他之所以选择拉丁美洲，主要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非洲人”。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就不想做一个人类学家那样的外国观察者，而是要成为第三世界的“本地人”。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少见的．参见Sing C. Chew & Robert A．Denemark, eds．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Andre Gunder Frank, SagePubIications, 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 1996,pp.22-23

[3]. 弗兰克是在1963年底发表的“Destroy Capitalism, not Feudalism”一文里第一次提出他的基本观点的。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弗兰克的第二本论文集里：Latin Ams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 pp.350-361.

[4]. 这些论文以及他给美国的一些朋友写的一封12页的长信，成为美国政府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禁止弗兰克入境的意识形态理由和法律依据。1968年他从巴黎返回智利时在圣地亚哥机场被拘捕。一个把“社会学”和“社会主义”视为一回事的警察头目，向弗兰克显示了足有一英尺厚的从事颠覆活动的材料,然后把他押送到机场,等待下一班飞机驱逐出境。只是由于当时的参院议长阿连德出面干预,才使他能够继续留在智利。参见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P．27—28,30．

[5].A.G.Frank,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 p.4.

[6].A.G.Frank, Capt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p.9.

[7]S.C.Chew and R.Denemark, eds.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29.

[8].A.G.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p.17-8.

[9].参见弗兰克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的第五章，《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译林出版社，1999。Critique and Anti-Critique: Essays on Dependence and Reformism, The MaCmillan Press, 1984,91-94.

[10]马克思不仅承认商业资本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更早，而且认为商业资本能够适应各种生产方式进行积累，而不管商品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E.Laclau, politics and l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Humantities Press, 1977, p.40.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后，拉克劳流亡英国，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12]Laclau, Politics and l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p.39.

[13] 拉克劳与弗兰克的争论是50年代多布和斯威齐就资本主义的起源展开的争论的继续．在这两次争论中，前者代表“生产范式”。后者代表“流通范式”。布伦纳在70年代末发表长文．从“生产范式”出发批判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新斯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布罗代尔可以说是当代“流通范式”的代表人物．关干东欧的第二期农奴制，布罗代尔认为它不这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一种变态”，是为“一个国际系统服务的垄断性经济，而这个国际系统毫无疑问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同东欧二期农奴制下的庄园相比．美洲种植园更不折不扣是资本主义的直接产物”．参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278—8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近年来追随布罗代尔的阿瑞吉曾经坚持“生产范式”的优先性，现在则认为两种范式“是互相补充的课题，而不是互相替代的课题”。参见《漫长的20世纪》，24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萨米尔．阿明虽然与世界体系理论关系密切，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更为接近马克思。

[P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杜,1972年。

[15]卢森堡：《资本积累论》，27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

[16]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18页。

[17]卢森堡：《资本积累论》，273页。

[18]卢森堡：《资本积累论》，276-277页。

[19]卢森堡：《资本积累论》，281-282。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1]卢森堡：《资本积累论》288页、293页。

[2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5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独特的理解。

[23]沃勒斯坦认为，“按马克思论点的字面理解，拉克劳是对的，但他不是按其精神来理至于说拉丁美洲参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起到“突出和巩固封建主义”的作用，更是把问题搞混了。因为正如东欧的二期农奴制一样，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产生的拉丁美洲封建主义是一种“新变种”的封建主义。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25—12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4]大概是由于美国政府仍然禁止弗兰克入境，所以皮诺切特把他软禁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伦不类地将弗兰克流放到自己的出生地德国去了。他在德国待了五年，企图在大学里谋个教职。直到1978年，当时的德国文化部长对一位打算聘请弗兰克的大学校长说，“这个弗兰克决不可能在这里得到教授职位”，他才死了心，到欧洲其他国家流浪去了，几年后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发展经济学教授。

[25] A.G.Frank,world Accumulation:1492-1789,The MaCmillan Press,London,1978,p.241.

[26]Frank，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pp.250-51.

[27]参见S.Amin,”On Development”in The Un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p.63.

[28]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223页、208页。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看法，欧洲向来就认为中国和印度是白银的终极秘窑，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也有所反映。

[29]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234页。在这里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是第二位的问题，因为弗兰克建议，“我们应当大胆地抛弃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参见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p.44.

[30]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24页、57页、451-452也，在弗兰克访问北京期间，我曾问他是否打算把其他几条腿补上，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表示他很怀疑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是否具有可以同经济相比较的作用。

[31]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区别以及波拉尼和布罗代尔这样的学者是经济史家还是政治经济学家，参见汪晖在《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一文所作的分析。我感谢汪晖让我使用他的手稿。这篇文章发表在《天涯》2000年第5期。

[32]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p.xviii.

[33]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p.46.这似乎解释了弗兰克在北京期间说的一句奇怪的话。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弗兰克说，他觉得自己成了唯一的唯物主义者。

[34]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227-30页，171页，2页。

[35] 弗兰克：《白银资本》，441-2页。

[36]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2-4页。

[37]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614-19页。

[38] 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39] Janet L.AbuLughod,Befor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 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6.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86页。

[41] Janet L.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p.96.当然，影响佛兰德纺织工业的并不仅仅是英国的羊毛禁运，还包括黑死病以及意大利资本的介入。

[4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1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43] 阿瑞吉认为“保护成本的外部化”只是第一个体系形资本积累周期（热那亚周期）的特点，从第二周期（荷兰周期）才开始“保护成本的内部化”，但仍然保留了“生产成本外部化”的特点，从第三周期（英国周期）开始实现“生产成本的内部化”。参见《漫长的20世纪》。从历史上看，除了西班牙与热那亚资本的“野合”形式外，主要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式的集公司、军队和政府为一身的形式、英国所代表的以民族国家为基地的殖民帝国的形式、德国和日本等后起国家的军国主义形式以及美国统帅的超帝国主义形式。

[44] 当然，仅仅是资本权利和枪炮权利的结合还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内在的统一性。比这种结合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开始遵循同一种逻辑。按照资本的逻辑使用政治军事权力是资本成为“主义”，即成为世界性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这种内在的统一性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离开一方而想象另一方的存在，尽管，它们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不过，我在这里没有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出严格的区分。但有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参见H。Magdoff,L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pp.117.

[45] 引自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132页。

[46]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4,pp221-2.还可参见赛义德的《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赛义德自选集》以及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47]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pp.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