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谷: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1 次 更新时间:2007-11-01 11: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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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谷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制度,它的诞生、扩张直至成为一个囊括整个世界的全球体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现实,是任何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并不随着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更何况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野蛮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尽管它本身应当甚至必须接受批判性的考察。这些可以说是我把握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一种同质化想象,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上同质性的社会制度将以不同的速度逐步从欧洲扩散到整个世界。这种想象中的不平衡运动曾经使马克思担心,欧洲在建立社会主义时会遭到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亚洲的包围。但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马克思的预言落空,而且促使人们把眼光从欧洲扩展到世界的各个地区,研究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复杂矛盾的历史过程。我笼统地称之为“世界体系理论”的那些思想家及其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考在20世纪下半叶的表现。从实践的角度讲,它们与19世纪殖民体系的解体,特别是与中国、越南、古巴等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理论上讲,它们既是对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直接的回应,也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和修正。从20世纪60年代起,弗兰克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被命名为“依附理论”的著作,就是上述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依附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垄断结构和全球扩张,尤其是它在制造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即后来所谓第三世界)欠发达状态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与宗主国中心“典型”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甚至恰好相反的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作出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和理论阐述,成为战后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发展理论最有价值的遗产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弗兰克在其90年代末出版的著作《白银资本》里断言,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等人虚构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神话”时,我们自然就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剧变”,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剧变”。在80年代(实际上要早得多),一方面“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陷入持久而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里根—撒切尔革命,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相继发生政治的和理论的转向。派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经济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转移至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弗兰克批判的锋芒也是在这个时候从资本主义转向欧洲中心主义的。我本人对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任何异议。相反,我认为这样的批判必须深入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能仅限于作出某种象征性的姿态。在我看来值得考虑的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不是一件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事情?我认为不是。更重要的是,把二者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对于理解、批判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都是有害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全面颠覆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理论,在他所开列的必须对欧洲中心主义社会理论负责的名单里,包括从马克思、桑巴特、韦伯到帕森、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在内的许多思想家和重要学者,而且为了表示与“昨日之我”的彻底决裂,60年代~70年代的弗兰克自己也榜上有名。本文的分析,为了便于操作起见,仅限于和“世界体系理论”有关的那些作者。

  第一节依附性与欠发达:另类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实际上,马克思这样做还有着更深层的理论考虑,那就是像物理学家那样,“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纯粹”形态。[1]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有其利,亦有其弊。其利自然是用规范的理论语言阐述典型而又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说明在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关系中,与以往主要依靠超经济手段剥削经济剩余的社会形态不同,新型的权利关系怎样产生新型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其弊则在于历史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不纯粹的。这种不纯粹性在很长时间里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而在边缘地区它甚至可以说是那里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例如,与中心国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雇佣劳动或自由劳动不同,边缘地区主要依赖于非自由劳动,但后者与前者一样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个世界生产并提供经济剩余。换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必须能够说明,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形态资本主义的共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后果。因为,资本主义不仅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导致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世界规模的结构性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殖民统治使得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彼此缠绕、彼此渗透,进一步增加了分析的困难。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早期著作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错误。其实,这样的错误,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仅仅是现成地使用了“资本主义是在16世纪产生于欧洲”这样一个公认的理论前提。弗兰克早期著作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欧洲,而是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状态:何谓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它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才能消除这种让绝大多数人陷于可悲的依附性的状态?等等。弗兰克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正是美国主流学术界致力于生产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时候。对于所有这些理论来说,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都是安身立命的真正的基石,所谓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罗斯托夫(Walt W.Rostow)所说的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弗兰克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的序言里说过,1959年,当他第一次来到拉丁美洲的时候(临时性地参加学术会议),正处于一种理想上的分裂状态,即政治上的左派立场与学术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之间的分裂状态。尽管他在大学里就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格格不入,但在考虑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时,仍然离不开他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资本匮乏、妨碍储蓄和投资的封建制度和其他传统制度、政治权力集中在农村的地主寡头手里等,一句话,正是拉丁美洲本身的“传统”阻碍了它的现代化。这种分裂状态使他意识到,要想从事符合欠发达国家人民利益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一名具有社会和政治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要放弃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生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且要放弃宗主国的生活环境,进入到欠发达国家内部,成为那里的人民的一员并在那里学习真正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带着这个想法,弗兰克在1960年先后到古巴、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和塞科•图列领导下的几内亚,考察这些刚刚获得解放的前殖民地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然后,他作出自己一生中恐怕是最重大的决定:辞去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教职,来到拉丁美洲。[2]如果不是撒切尔所说的“为智利带来民主”的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他现在可能还在那里。

  当然,弗兰克并不是刚到拉丁美洲就成为依附理论家的。他最早发表的几篇有关拉丁美洲的文章,包括讨论墨西哥革命的二重性和土地改革问题的文章,仍然把个别的民族国家作为自明的前提和分析单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封建主义”一词。在当时的拉丁美洲学术界和思想界(包括自由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意味着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一、从15世纪末以来,伊比利亚殖民统治者把拉丁美洲建设成一个顽固的封建堡垒;二、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是在与世界其他地区毫无关系的条件下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而拉丁美洲则始终闭关自守,从而停留在封建状态;三、类似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同样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所以不同学术背景和政治立场的人都承认拉丁美洲是一个二元社会:一部分是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的封建社会,另一部分是现代的都市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每一个社会都基本上不依赖于另一个社会而存在;四、帝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外国的经济剥削,而不是在拉丁美洲建构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上述这些“传统”特征决定了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主要表现为普遍而持久的贫困。所谓的“封建主义”在这里是指,拉丁美洲是一个封闭的拒绝变革的传统社会,尚未纳入到世界市场经济之中,即按照进化论历史观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弗兰克很快就发现,这样的解释与拉丁美洲数百年的历史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并形成了他自己对拉丁美洲社会性质的独特见解,正是这些见解构成依附理论的基础。其主要观点可以表述如下:拉丁美洲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实际范围内扩展的产物,这样的扩张在其所到之处同时表现为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边缘地区的经济欠发达的辩证过程,二者始终互为因果,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国际领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表现为宗主国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差别和对立,在国家或地区内部表现为“现代”与“传统”、“发达”与“落后”、城市与乡村、工商业与农业的差别和对立。如果不是把这个过程视为同一个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那么就会认为存在着二元社会,即存在着两个体系:一边是富裕的“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是贫穷的“封建”世界。问题在于,将近五个世纪以来,美洲大陆始终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做出特殊贡献的组成部分。拉丁美洲的“落后”和“欠发达”决不是什么封建秩序的产物,而是它以特殊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体系怎么会有兴趣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封建的即封闭的社会体系呢?它能从这样的体系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实际上,资本主义做的事情恰好相反。[3]在来到拉丁美洲之初,弗兰克还写了《援助还是剥削?》(1963年)、《帝国主义的机制》(1964年)、《军政府的经济学》(1965年)等文章,在拉美各国引起激烈的论战。通过这些论战它对拉丁美洲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不是没有付出个人的代价。[4]但在建构依附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智力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巴西欠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与巴西农业中的封建主义神话》,以及理论色彩较强的《欠发达发展》和《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的欠发达》。

  所谓依附性决不是通常所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是从属或屈从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依附理论是关于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理论。从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结构的角度讲,这样的“发展”形式只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而这种所谓的“发展”的结果是通过价值的转移,促进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或发达,同时导致了边缘地区的欠发达。和广为流传的看法(例如,罗斯托夫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相反,欠发达不是一种原始的和传统的状态,也不是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欠发达国家的过去和现在与发达国家的过去没有任何重大的相似之处。“目前的发达国家的过去虽然可能经历过未发展状态(undevelopment),但是决没有经历过欠发达状态(underdevelopment)。”[5]所谓未发展状态并非指一个社会的经济停滞不动或不存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换关系,而是说这样的经济关系不是理由对暴力和资本的两段有意识地规划和建构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征服与以往的帝国征服活动的本质在于,这种新的帝国征服方式就其性质而言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前资本主义征服者的典型做法是,把原来的统治者消灭掉并取而代之,但他们一般并不改变被征服者原有的生产体系,只是强迫他们向自己缴纳贡税。现代欧洲人所做的则不同,他们系统的彻底地摧毁了殖民地原有的生产体系以及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并且按照宗主国中心资本积累的需要,强迫殖民地人民接受一种异己的人为建构的经济体系。在奴隶贸易时代,非洲人并没有站在岸边等着跳上船去飘洋过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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