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南下干部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对于南下干部这一群体的具体人数，目前的研究还未有涉及。通过分析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南下的相关决议，并对各中央局和二野、四野负责的南下干部加以详细考证，可以判断，南下干部至少有12.36万人。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南下干部的精确人数，而是在目前的史料条件下，能够得出的较为准确的数字。

关键词：中共；南下；南下干部；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前后，鉴于广大新解放区缺乏干部的实际情况，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前往新区，这一群体被称之为“南下干部”。近年来，学界对南下干部的研究，无论是在新史料挖掘，还是研究的深度、广度上，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关于南下干部的具体人数，目前的研究还未有涉及，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在讨论南下干部时，一般指的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和《关于布置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的统一部署而南下的干部，这是南下干部的主体。但也应该指出，除此之外，各野战军在解放新区的过程中，同样抽调了不少干部到地方工作，这些干部亦是南下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相关资料披露极为有限，目前学界对此几乎没有涉及。为便于讨论，本文将南下干部区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南下干部是根据中共中央上述两个文件的部署而南下的干部，广义的南下干部则还包括了各野战军抽调到新区工作的干部。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狭义的南下干部。

一、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南下的部署

虽然中共干部南下的正式部署始于1948年中央政治局的九月会议，但其实早在1947年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为干部渡江南下作相关准备。1947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干部分配及随大军过江的准备工作指示》中指出：“为着眼于下一步战略行动，我华北、西北各解放区在现在就应尽量收集和抽出长江以南各省籍的大批干部，于今冬派往刘邓、陈粟、陈谢三处交给他们分配工作，取得新区经验，以便于明年时机成熟时随队过江”。1948年8月24日，时任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也谈到了新区干部问题，邓强调：“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按中原区需用干部的标准，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具体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所需的干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要“训练干部……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训练全国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是一个大问题。要出兵川、湘、鄂、赣，马上就需要两三万干部。所以要搞一个计划”。10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其中提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根据九月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南下干部人数作出的具体规划。决议指出：“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一万万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的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我们应从这个可能的发展前途来准备我们的干部。”根据测算，上述区域所需干部数为5.3万人左右。干部的具体准备由各中央局负责，其中华北局负责1.7万人，华东局1.5万人，东北局1.5万人，西北局3000人，中原局3000人，需在1949年12月全部准备完成，且6月要完成三分之二左右。该批次干部主要负责接管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陕西、甘肃等地。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中共新占领及即将占领的区域迅速扩大，干部配备愈发捉襟见肘。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提醒各中央局：“粤桂滇川黔宁青等七省所需干部原来没有放在今年筹派计划之内，华北、东北、山东三区亦确难于今年再筹派数万干部。但依据军事形势，今年又有可能和必要去占领上述七省（西康及新疆则今年不可能去），这是一个矛盾。”为此，中共中央于6月11日下发了《关于布置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南下干部人数的第二份规划。文件开门见山地指出：“依照目前顺利发展的军事形势，今年内除实现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所规定的九省外，将有可能和必要占领粤、桂、滇、川、黔、宁、青等七省。以上七省，除青、宁为小省外，粤、桂、川、滇、黔五省如第一步只占领其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区域，则总共所需筹派干部约计三万八千人。”此3.8万人，“西北宁、青两省及甘肃部分地区，大约需要准备五千个干部”，“川、黔两省大约需要一万六千个干部”，“粤、桂、滇三省约需干部一万七千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共中央规划的南下干部人数，不能简单地将第一批次5.3万人和第二批次3.8万人相加得出9.2万人，两批次存在重复部分，具体如下：

（一）宁夏、青海、甘肃的5000人，有2000人属于第一批次西北局3000人任务的重新分配，其余3000人由华北局抽调经初步训练的大中学生解决。

（二）四川、贵州的1.6万人，有3000人属于第一批次华北局1.7万人任务的重新分配，此3000人即中共中央文件提到的“现在尚未分配工作之冷楚队约三千老干部”，有1000人属于第一批西北局3000人任务多重新分配，其余1.2万人，华东局9200人，华北局1500人，东北局100人，华中局300人，不足数从二野部队干部中抽补。

（三）广东、广西和云南的1.7万人，有2900人属于第一批次华北局1.7万人任务的重新分配，此2900人即中共中央文件提到的“原派华中之李楚离队两千九百人”，其余1.41万人，华中局3700人，东北局400人，华北局300人，从南下工作团的1万及华北局补充到武光队的2000名学生中抽调4000人，香港及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党及游击区自筹5000人，不足数从四野部队干部中抽调。

由此可以得出，第二批次的3.8万人，新增的干部为2.91万人，而且其中5000人是本地自筹干部，故第二批次实际新增的南下干部是2.41万人，连同第一批次的5.3万人，中共中央规划的两批次南下干部总数为7.71万人。

不过，中共中央对南下干部的规划只是一个粗略的预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考虑到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各地情况的差异，南下干部的实际人数无疑会超过最初规划的数字。以第一批次的5.3万人为例，中共中央的测算方法如下：每一个新开辟县，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75人，500个县则需干部3.75万人左右。平均五个县设一地委，每一地委至少需干部60人，500个县有100个地委，共需干部6000人左右。平均30个县设一区党委，每一区党委，至少需干部80人，500个县有17个区党委，共需干部1360人左右。500个县左右的地区需成立四个中央局，每一中央局至少需干部300人，共需干部1200人左右。此外，还需准备7000人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以上所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5.3万人。但这一数字显然是低估的。仅举一例，根据上述测算，每个区党委的干部构成包括30个县的县区级干部（每个75人）、六个地委的干部（每个60人）和一个区党委的干部（每个80人），共2690人。但根据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各级干部配备的基数的规定》，一个地委的干部，最低基数是67人，一个县的县区级干部，最低基数是96人。据此计算，一个区党委自上而下的干部数是3362人，比中共中央原先的测算增加了672人，按500个县有17个区党委计算，即增加了11424人。因此，要计算南下干部的最终人数，还需结合各中央局和二野、四野的具体执行情况来判断。

二、成建制抽调模式：东北、华北和西北

根据中共中央的相关部署，各中央局及其下属各级党组织是南下干部的最主要来源。考虑到中共中央分配的任务和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各中央局在抽调南下干部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东北、华北和西北三个中央局负责的南下干部，主要是通过成建制抽调的模式完成的，具体情况如下。

1.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部署，第一批次1.5万人，第二批次由东北局负责的有100名县级以上老干部给四川、贵州，400名老干部给广东、广西、云南，计500人。两批次共计1.55万人。

关于东北局南下任务的执行情况，目前最为可靠的资料是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的回忆。1949年3月，张秀山就任东北局组织部长，东北局南下干部的调配工作由其负责，此项工作也是其调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后最为重要和紧迫的工作之一。据张秀山的回忆，为了做好南调干部工作，“1949年3月和4月，我们两次召开省、市组织部长会议，作出抽调干部的部署。并提出，为大批干部入关，必须及早有计划地配备各种工作岗位的副职，加紧训练一批干部，准备接替空下的工作岗位。东北局组织部决定省、地、县、区的领导班子都设副职，要求对这些副手以各省、市为单位进行集中学习”。

东北局首批抽调的干部共9106人，随四野南下，具体构成如下：一是县级以上干部846人，包括省委一级干部39人，地委一级干部167人，县委一级干部640人，这些干部均为1945年调到东北的老干部，且在东北工作过三四年。二是区一级干部2163人，多数是1947年前调到东北的干部。三是农村新干部，这些干部是经过了两三次的严格审查，挑选出的农村区级干部，大多有三年以上的文化程度，参加工作时间多数有两年，少数是两年以上。四是城市工人和学生新干部，这些是从哈尔滨、大连、长春三个城市的工人、学生中挑选出的积极分子。后来，东北局又陆续抽调了一些干部南下。据1949年6月7日东北局组织部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显示，东北局负责的第一批次1.5万人的南调任务，实际共抽调了16016人，超额1016人。这批干部经过近三个月的集中训练，按省、市、区、县机构依次配备，于1949年5月下旬前分批南下。

至于本批干部的去向，中共中央在相关指示中要求，“东北局应准备以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去接收上海”，“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部干部，均应准备随林罗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在东北调往各地的干部中，南下江西的干部人数是较为明确的。据江西省委组织部统计，截止1949年6月底，东北各省的南下干部全部到达江西，数量共计6038人，分别来自松江、吉林、合江、热辽、嫩江、辽宁、辽北、安东、龙江九省。前往湖北的干部至少包括两支队伍，一支是哈尔滨市委组建的800余人的“南下干部教导大队”，该队伍随四野一路南下，5月下旬到达武汉；另一支是从东北各地抽调的“南下财经大队”，大约有七八十人，也于5月下旬抵达武汉。南下湖南的东北干部，最重要的是由时任大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毛远耀率领的由1000余名干部组成的南下干部大队。

第二批次是500人的抽调任务，据张秀山回忆：“1949年6月，我们又接到中组部要东北局增派500干部入关的任务。东北局和各省、市委组织部门的同志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尽职尽责，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此批干部，有一部分随西南服务团南下，据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统计，西南服务团中来自东北的干部有239人。

综上，东北两批次共抽调南下干部16516人。

2.华北局：第一批次1.7万人，由下属各区党委负责，分述如下。

（1）北岳（察哈尔）：根据1949年4月15日察哈尔省委组织部的报告，共南调干部1990人。此后又抽调过一批干部，这批干部组成晋中南下工作团第四大队南下湖南，其中少部分留在衡阳工作，大部分分配到会同专区。根据衡阳和会同的相关党史资料记载，第四大队留在衡阳的干部74人，进入会同的189人，合计263人。由此，北岳（察哈尔）共抽调干部2253人。

（2）冀中：已知该区干部与察哈尔干部一起组成华北南下干部纵队，人数近4000人。据前文察哈尔第一批抽调1990名干部可知，冀中南下干部应有2000余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由原察哈尔省委副书记牛树才带队，之后挺进皖南。冀中后来还抽调了185名干部编入晋中南下工作团。上述两部分合计2185人。

（3）太行：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向华北局组织部的报告显示，该区前后抽调两批干部南下，“第一批……实调干部1639人”，“第二批……实调出195人”。第二批干部之后被编入晋中南下工作团。上述两批合计1834人。

（4）太岳：太岳区党委对南下干部人数进行过具体统计，共1543人。此批干部和太行第一批南下干部组成南下区党委，由原太行区党委书记冷楚担任书记兼政委，对外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该队伍原定接管苏南，后改为南下福建。

（5）晋中（太原）：晋中南下干部以晋中南下工作团名义南下，该团除了晋中干部，还包括了察哈尔、冀中、太行等地的干部。前文曾提及的察哈尔、冀中、太行抽调到晋中南下工作团的干部分别有263人、185人、195人，共计643人。晋中南下区党委的报告提到，该团实有干部2075人，由此可知，晋中南下干部数为1432人。这支干部队伍，在晋中南下区党委书记武光的率领下，前往湖南。

（6）冀南：冀南区党委的报告显示，该区南下干部3596名，此干部队伍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支队”，由原冀南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王任重带队，原定前往江苏、浙江一带，后改为一部分去湖北，大部分去湖南。

（7）冀鲁豫：冀鲁豫区党委组织部的报告提及，该区南下干部3468人。此干部队伍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由原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傅家选任支队司令员。除620名干部前往接管南京外，其余大部分随二野五兵团渡江，于5月到达赣东北。8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冀鲁豫到赣东北的全体干部随五兵团继续西进，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前往接管贵州。

（8）冀东：冀东区党委组织部报告显示，该区南下干部2776人，对外称“冀东南下干部总队”，由原冀东区党委副书记李楚离带队南下，后进入湖南。

上述八个区党委南下干部共计19087人，比中央分配数1.7万多2087人。

第二批次由华北局负责的包括：3000名大中学生给西北，1500名干部给四川、贵州，2000名学生和300名干部给广东、广西、云南，计6800人。具体执行情况按南下目的地分述如下：（1）西北：现有资料显示，经党组织分配，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1800余名学员组成西北干部大队，到西北新区工作。（2）四川、贵州：华北抽调了1401人，其中干部291人，其余1110人为来自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员。（3）广东、广西、云南：中共中央要求华北调2000名学生和300名干部到上述三省，但执行中有一定出入。此批南下干部主要去了广西，由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2300余名学员组成南下大队，南下广西参加工作。另外，还有北平的100余名干部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10多名学员，合计110余人，南下广东参加工作。两者共计2400余人。上述三部分合计至少有5601人，比中央任务6800人少近1200人。

综上，华北两批次共派出南下干部24688人。

3.西北局：第一批次3000人，但关于此次南调的具体时间、集中地点、南下目的地等，中共中央未作进一步指示。虽然中共中央未要求执行，但根据现有资料，西北局也开展了抽调干部的工作，主要是从西北老区调到西北新区。西北局组织部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四八年冬西北局召开地委组织部长会议以来，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筹备与供给新区干部”，“一次是四八年冬经组织部长会议确定筹备七个地委六十个县委两个区党委共六千五百人。第二次是去年五六月间，即太原解放后西北形势将迅速进展，增调甘肃等地区二千多人”。两次共抽调干部8500多人。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就第二批次南下干部作了安排，对西北局的南调工作有了新要求：西北“原来决定派往西南的三千老干部，除抽出一千（县级以上的干部约二百人）给四川外，其余两千留西北本身调用”。由此可知，西北局第一批次的3000人后来确定前往西南，但未及具体执行，中共中央有了新的指令：1000人前往西南地区，2000人由西北老区前往西北新区。

关于抽调西北新区的干部情况，西北局组织部在报告中指出：“经过一年来的努力，目前西北五省除青海新疆有些县尚未派去地方干部外，绝大部份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主要干部已经配起”，“由地方派给大关中二九三一人，西安市一七四二人，陕南八〇〇人，甘肃三二四二人，宁夏七九七人，青海八九人，新疆九五人，共九六九六人”。

西北干部南调西南的工作由晋绥分局负责。1949年5月，晋绥分局开始着手调配干部，并要求各地抽调的干部须在7月5日前到达晋绥分局党校集中。7月初，集中于晋绥分局党校的干部已达3600多人。10月下旬至11月初，晋绥南下干部开始分批向西南进发，所有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五个梯队，外加三个警卫团，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入川工作团”。西北入川工作团主要负责川西、川北和西康等地的接管、建政工作，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陆续到达上述地区。据时任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给西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透露：晋绥南下干部“实际入川者共4294人”，其中分配到川北1284人，西康790人，川西2220人。由此可知，西北局第二批次共抽调干部13990人。两批次合计抽调22490余人，是中共中央原计划的七倍。

可以看出，东北、华北和西北三个中央局主要是通过各级党组织成建制抽调的模式组建南下干部队伍，其南下干部以老区干部为主。而这三个中央局之所以能够以此模式开展抽调工作，与这些地区的具体情况直接相关。在上述三个地区中，西北和华北曾是中共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东北则是全境最早解放的地区，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党政机关设置是较为完备的，干部配备也较为充实。华北局就强调，我们“有久经战斗考验的100余万党员，有八九万具有相当高度政治觉悟与丰富工作经验的在职干部”，抽调南下干部“任务是可能而必须完成的”。上述条件决定了这些地区能够在保证老区工作不受较大影响的前提下，成建制地大量抽调干部。

三、抽调与招收相结合：华东和中原（华中）

与前述三个中央局相比，华东局和中原（华中）局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华东局虽然下辖有山东分局，但在1945年挺进东北的过程中，山东已抽调了6000多名干部北上，1948年春华东又调动了一万多名干部到外区工作。中原局则是1947年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以后新组建的，这就决定了这两个中央局本身的干部情况并不十分乐观。因此，对于中共中央分配的南调任务，他们无法完全通过成建制抽调的模式完成，只能以抽调老区干部和招收训练新干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情况如下。

1.华东局：第一批次的1.5万人，华东局在指示中强调：“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华东局并对南下任务作了具体分配：鲁中南3680人，胶东3650人，渤海3456人，济南576人，昌潍404人，潍坊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3009人。华东局还要求上述抽调之干部，分两期集结，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共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共调1.2万人。4月，山东分局组织部对此批次抽调的南下干部作了详细统计。相关统计表显示，山东共抽调南下干部22968人，其中鲁中南4422人，胶东3670人，渤海4698人，济南884人，昌潍607人，潍坊333人，华东局直属机关8354人。此批次南下干部是以成建制抽调老区干部的模式完成的，后来被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由原华东驻临沂支前办公室主任刘少卿任司令员，原华东局党校副校长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从1949年3月开始分三批陆续南下，进入苏南、浙江、上海等地，后来一部分人又前往西南、福建等地。

第二批次派往四川、贵州的南下干部主要由华东局负责。具体包括：从上海、杭州等地抽出一部分工人、职员及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外加从二野在南京的干部中抽出一部，计2000人，从南京、上海一带招收训练6000名工人、职员及大中学生成分的新干部，山东分局抽调1200人（200名县级以上老干部，1000名新干部），以上计9200人。后来，华东局建议原先准备派往西南的冷楚队3000人改去福建，西南缺额的3000人需由华东补齐，由此华东局第二批次的南调任务增至1.22万人。

在超额完成了第一批次抽调工作以后，华东老区各地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干部缺额现象。山东成武县“经南下后县各部门各区干部缺额很大（原来就不满员）”，观城县则直言“我们这个县，现在是闹了干部荒，正在发愁”，一些部门只剩下一两个人，“民政科现有一个副科长和一个科员，秘书科只有一个科员一个会计，司法科没一个科员，一区还没有区长，三区南下了一个区长两个助理员，农业科一人也没有，建设科只有一个科长一个科员”。各地干部的缺额所造成的“干部荒”情况可见一斑。

在此情况下，华东很难再从老区大量抽调干部，所以第二批次的南调任务，主要是以招收训练新干部的方式完成的，这批干部后来分别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前往西南和福建。西南服务团成立于1949年6月，由华东局书记、二野政委邓小平筹划组建，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二野副政委宋任穷任团长，该队伍随二野进军西南，负责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接管、建政工作。华东随军服务团亦于1949年6月成立，由华东局常务委员、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任团长，后被派往福建。

这两支南下干部队伍，其主要来源是在上海、江苏一带招收的青年职工和学生。1949年6月18日，华东随军服务团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招生通告：“为适应胜利形势，培养革命青年，服务南方解放区，特设立上海知识青年南下服务团，招生名额三千名，凡思想纯洁，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年龄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男女青年，均可报名……训练后南下分配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及参加各项建设工作。”6月27日，《新华日报》（南京版）在头版刊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简章》：“凡立志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决心到西南去参加人民的接管工作与建设工作的学生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年在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具有中等以上学校的文化水平或同等学力，体格强壮，无传染病及不良嗜好者，均可参加。”当时为了号召广大青年职工、学生踊跃报名，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还召开群众大会，在店员、职员和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据统计，西南服务团共招收17344人，来自华东地区的有12941人，其中青年职工、学生9509人，老干部3432人；华东随军服务团总人数2735人，其中青年职工、学生2334人，老干部401人。上述两支华东队伍，干部共计15676人。

综上，华东两批次南下干部共计38644人。

2.中原局（华中局）：第一批次的3000人，由豫皖苏分局、豫西区党委等具体负责，主要前往皖南、湖南、湖北、广东等地。据现有资料记载，各地南下人数如下：豫皖苏1750人，豫西1750人，桐柏470人，鄂豫100人。此外，还从中原大学抽调了400余人，豫西干校800余人。上述共计4070人，超出计划数1000多人。

第二批次的任务包括：将在中原的川干队300余人抽回四川，从各省抽调700名老干部，以及在武汉训练3000名新干部，共4000人，不过具体执行情况暂不清楚。目前可知的是，1949年9月，西进支队从赣东北出发时，包括了从原赣东工委抽调的一批地下党干部以及在江西新吸收的2600多名青年干部，这些干部显然应计算在华中局第二批次的南调任务中。与华东局类似，华中局第二批次的南下干部也主要以招收训练的新干部为主。若第二批次按中央计划的4000人计算，中原（华中）局两批次南下干部有8070人。

综上，五个中央局中，华北、华东、东北、西北的南下干部人数较为明确，分别是24688人、38644人、16516人和22490人。中原（华中）因资料相对缺乏，估计有8070人。由此，从中央局及其下属各级党组织抽调的南下干部至少有11万人，比中共中央分配给各中央局的南调任务多3万余人。

四、多管齐下的调配方式：二野和四野

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南下的部署，除了规定各中央局抽调干部以外，对二野和四野也提出了要求：“上次五万三千干部的抽调，各地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老区一般县区干部均已削弱，目前不可能亦不应再次大量抽调，因此，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一是调往四川、贵州的南下干部，在各中央局抽调后，“其余不足之数由二野部队干部中抽补”。二是调往广东、广西、云南的南下干部，“从南下工作团的一万及华北局补充武光队的两千学生中抽调四千人”，在各中央局抽调后，“其余不足之数由四野部队干部中（包括两广纵队）抽调”。

与各中央局不同，二野和四野的中心任务是解放新区，抽调干部的工作不能影响战争的推进。因此，两个野战军采用了多管齐下的调配方式，一方面从部队中直接抽调干部，另一方面从所属的军事院校中抽调学员，还从社会上招收训练新干部，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南调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1.二野：其主要任务是抽调部分干部到四川和贵州。现有资料显示，二野三兵团曾抽调1500名部队干部组成“地方干部队”，参加西南服务团。二野五兵团也抽调了部分干部参加挺进贵州的西进支队。1949年8月31日，五兵团党委在给下属各军党委的信中提到：“原赣东北区党委调到贵州的干部，总共有4个地委，24个县的干部。那么，兵团（除十八军）就要负责另抽调4个地委，50多个县的县干部。为了照顾部队的行军及进入西南后作战的情况，拟分批抽调。第一批先抽调4个地委，20个县、120个区的干部（每地委5个县，每县6个区）。这一批到达长沙、衡阳、湘乡即须集中，以便组织训练，随军到目的地后，立即先从重要地方铺摊子工作，争取主动，其余视情况续调第二批、第三批。”关于第一批的具体人数，10月18日，五兵团给二野前委的报告显示：“部队已调出师干18人，团干41人，营干119人，连干298人，排干389人，工作员255人（工作员是学生、翻身班长、老战士），共组织4个分区，20个县，120区，以上是十六、十七两个军抽调的”，共1120人。此后，五兵团又抽调了第二批940名部队干部参加“西进支队”。两批次共2060人。由此，二野两个兵团抽调了3560名干部。

除了直接从部队抽调外，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后文简称二野军大）也是二野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该校于1949年5月成立于南京，其前身是中原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任校长和政治委员。二野军大的重要使命就是为进军西南准备干部，学校成立后陆续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带招收了12278名学员。上述一万余人中，有9038人顺利完成学业，他们的去向包括：4025人前往西南参加新区地方工作；3076人留校继续学业；947人留校分配工作；878人或被选送到空军、海军、张家口中央军委工程技术学校学习，或分配到野战军直属单位工作；还有百余人零星分配到其他急需用人的单位。

此外，二野第三、第四、第五兵团还分别在驻地浙江金华、江西南昌和上饶成立了二野军大第三、第四、第五分校。据现有资料记载，第三、第四分校的学员大多未分配到地方工作，主要从事部队或军校工作。分配到西南新区工作的主要是第五分校的学员。据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罗英回忆，学校成立后即在上饶、九江、鄱阳等地招收青年学生，共有三个大队，学员2800余人，这批学员跟随二野进军西南。故此，二野军大，包括第五分校在内，共有6825名学员抽调地方工作。综上，二野共抽调了10385名干部参加西南新区工作。

2.四野：其主要任务是抽调部分干部到广东、广西和云南。关于四野部队干部的抽调情况，目前资料披露有限。1949年9月27日，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在致电华中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介绍了准备参加广东工作的干部情况，其中提到“由四十三军抽来干部一百三十七人，四十军抽来干部一百三十九人”，四野两个军共计276人。12月10日，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在有关指示中指出：“我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不到一月即将李、白匪帮统治二十多年之广西全部解放，歼残敌十万，今后全党任务是支援前线，剿灭散匪，收编游杂武装，安定社会秩序，经营广西。为了达到此任务，由主力抽调一个军及三个师变为地方军，并抽调干部千余，以配合地方干部及当地游击队共同执行此光荣任务。”根据上述文件提供的信息，四野曾抽调部队干部1200余人参加两广的地方工作。

四野南下工作团也是四野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1949年1月底平津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东北野战军（后更名为第四野战军）继续进军中南地区。为做好南下新区的接管工作，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是否允许在平津地区招收一万名青年学生随军南下。1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野战军并华北局指出：一、原则上同意吸收一万名自愿参军的学生参加军队工作，请前委与华北局共同商定办法订出计划进行；二、原华北大学、军大、革命大学及青年学院的招生计划不变，在招生步骤上应让东北野战军先行吸收；三、由华北大学调300名已受过训练的学生给东北野战军工作仍不变，并可做这一万人的骨干。于是，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平津地区以南下工作团的名义公开动员，拟招收学生7000人，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在18岁以上，另招收技术工、职员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才3000人。

南下工作团以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为总团长，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为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负责。总团下设三个分团，第一、三分团设在北平，第二分团设在天津，各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小队。第一分团下设四个大队，共2600人；第二分团下设三个大队，2000余人，后又吸收华北大学1500名学员，共3500余人；第三分团下设五个大队，4000人，后又调入华北大学学员200多人，共4200余人。以上共计10300余人。需要指出的是，由前文中共中央复电可知，四野南下工作团学员主要是参加部队工作。相关资料记载，该团有80%的学员到各野战军、部队院校工作，大约有20%的学员，即2000人左右分配到新区。由此，四野抽调了大约3200名干部参加新区地方工作。

综上，二野和四野抽调的南下干部有1.36万人。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中央局及其下属各级党组织抽调的南下干部有11万人，二野和四野抽调的南下干部有1.36万人，两者共计12.36万人。相较于中共中央规划的7.71万，该数字比规划数多出60%，可以说超额完成了任务。虽然在南调的过程中，各地也发生了干部不服从调动，甚至还出现过干部逃亡的现象，但在各地党组织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中央调配干部的计划得以实现，取得了与中共中央的预期大致吻合的效果。正如华东局组织部在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抽调干部工作“可以说是圆满的，并且预期的完成并超过了任务”。

当然，对于中共中央而言，南调干部只是完成了南下战略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干部南下以后，需要在广袤的新区恢复社会秩序、建立各级政权，进而达到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目的，这是南下战略得以实现的关键。但要完成此项工作，对于南下干部来说，并非易事。

南下干部在新区面临着巨大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南下干部人数的不足。相比于幅员辽阔的新区，南下干部的人数是远远不够的。邓小平在给前往西南地区开展工作的南下干部做报告时就坦率地说，西南人口7000万，而“各地集中的县级以上干部约1200人，区村干部约5000人，共6200人……还有10000名须经锻炼才能发挥大作用的学生”。1.6万相对于7000万，西南地区的这一情况可以说是广大新区干部不足的一个缩影。二是新区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接管建政、征粮支前、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每一项工作都异常困难，又都非常重要，容不得半点闪失。尤其是清匪工作，不仅难度大，南下干部还会随时面临生命危险。1949年9月常德地委给湖南省委的一份报告指出，该地“现有成股敌匪16800人……现在我们武装建设，各县地方武装现有数目1200人”，敌我武装力量对比是14∶1，南下干部面临的困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上述现实，南下干部深知，要做好新区工作，单单依靠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其首要任务是与当地地下党“会师”，组成一支团结的领导干部队伍。南京市委在一份简报中强调：“南京市党的会师，乃第一关键的工作”，“必须通过此关键达到团结，否则将成为工作中长期的障碍，这是会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震林在杭州军管会成立大会上特别提醒南下干部：“会师后，目前要注意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当地的同志与当地群众有联系的，是群众的领袖和积极分子，他们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工作，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是负责了一条战线，这是不要忽视的……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熟识情况，精通语言，他们要学习我们斗争经验……我们团结300多个地下党员和培养10万干部的问题，是一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南下干部到达新区以后，大多数能够做到依靠当地干部开展工作，言语不通，就向当地干部学；情况不明，就向当地干部问。通过与新区本地干部的通力协作，南下干部顺利完成了“接管天下，执掌全中国”的任务，中共中央的南下战略由此得以成功实现。

程曦敏，历史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