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基于近26万本书籍的文本数据，使用词嵌入模型的方法，梳理市场转型过程中职业地位结构与职业地位分层机制的变迁。研究发现，职业地位是由职业的教育、收入、权力水平和道德评价共同决定的；从再分配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完善时期，教育和权力水平始终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教育水平逐渐成为最重要的职业地位决定因素；改革开放之后，收入水平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道德评价的效应在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不显著。此外，教育水平直接影响职业地位，而权力则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

关键词：职业地位；市场转型；职业地位分层机制；词嵌入模型

一、引言

韦伯提出，阶级（Class）、地位（Status）和政党（Party）是三个分别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相关的分层维度；地位秩序（Status Order）反映的是社会荣誉（Social Honor）或声望（Prestige）的分布，它和经济资源的分布有关，但也常常与其形成鲜明对比。地位是塑造结构性不平等的核心机制，关于地位群体在能力和影响力上具有差异的地位信念（Status Beliefs）会在社会互动中引发不平等的资源分配，通过假定那些拥有更大权力和更多物质资源的地位群体值得拥有这些优势，现有的不平等得以延续。尽管地位是不平等的核心概念，但是地位如何形成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回答。

职业是现代社会最突出的地位特征之一，通过职业地位（Occupational Status）结构探究社会分层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学者们的共识，职业声望是测量职业地位的常用指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展了多次职业声望调查，发现我国的职业地位结构基本稳定，同时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对于每个时期职业地位如何形成以及为何发生变迁的问题却少有理论分析。地位建构理论认为，关于不同群体在价值和能力上存在差异的地位信念（Status Beliefs）是地位形成的关键，而形成何种地位信念，以及这种地位信念是否会传播进而成为共识，是由社会结构状况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发生了重大调整，社会分层结构和机制发生了诸多变化，在由再分配机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职业地位结构和职业地位分层机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本文使用词嵌入模型（Word Embedding Models）的方法，分析在制度转型的不同时期，职业地位如何形成以及职业地位分层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将首先评述有关职业地位的形成及市场转型的相关理论，接着提出两组有关职业地位分层机制的研究假设，然后，基于1949—2019年出版的259710 本简体中文书籍的文本数据，计算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职业在地位维度以及其他分层维度上的得分，最后，检验上述研究假设。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职业地位的界定与形成

长期以来，对于如何定义和测量职业地位存在诸多争议。基于经济权力带来特权，进而带来声望的逻辑，职业地位常常被操作化为职业声望（Occupation Prestige）得分。研究者通常要求被访者依据职业的等级（Social Standing）、受尊重程度（Respect）、吸引力（Attractiveness），或者声望本身对职业进行评价或排序。由于声望调查的成本很高，布劳和邓肯利用声望得分以及人口普查中职业的社会经济数据，构建了社会经济指数（SocioeconomicIndex，SEI）。由于SEI 与以往调查中对职业的声望评级非常接近，因此很多学者将其等同于声望得分，地位和阶级两个概念被逐渐混淆。但戈德索普和麦奈特指出两者是不同的，陈和戈德索普基于朋友的职业分布差异计算出的维度，与收入和教育的关系都不强，而是捕获到了职业在社会赋予的荣誉程度上的特征。弗里兰和霍伊把职业地位界定为依据职业的文化意义，一种职业“服从 ”另一种职业的可能性，依此定义构建的量度—尊重分数（Deference Score）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 data）数据中的职业地位排名。 以上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地位。依据韦伯的定义，地位和声望等主观、文化性资源占有的不同是不平等的一个独立来源，是社会分层的一个独立维度，与经济、权力资源的占有相关，但是并不一致。因此，本文把职业地位界定为对职业获得尊敬程度的主观评价，拟从社会、文化层面理解这一概念。

对于地位如何形成，以往有两条解释路径，一是认为职业的结构性特征，如教育、收入和权力水平影响职业地位；二是认为职业的文化意义，尤其是所获得的道德评价，影响职业地位。

1. 职业的结构性特征与职业地位

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分别从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合法性的角度解释了结构性因素对职业声望的塑造。功能主义认为权力和特权是职业声望的两个最主要的来源，拥有更多权力和特权的职业受到更多的尊重。权力决定了被行使权力人的生活机会，财富是采取主流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教育意味着接受和掌握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因此，这些结构性特征构成了职业声望的基础。

制度主义从社会承认的角度解释职业声望的形成，认为职业声望产生于人际间的评价过程，那些在符合社会合法性和合理性要求的维度上等级更高的职业，获得更高的声望评价。由于自然和理性是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此与规范的知识和科学关联性更强的职业会获得更高的职业声望。另外，尽管权力是职业声望的另一来源，但是由于拥有更多权力的职业更有可能面临社会冲突，因此，其对职业声望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并非源于社会承认的逻辑，而是来源于它们占有的社会资源。

2. 职业的文化意义与职业地位

对职业地位的早期探索性研究发现，人们在进行地位和声望评估时，至少依赖两个维度：一是反映经济条件的权力维度，如教育和收入；二是反映对人类、国家、社会和社区的贡献的评价维度，而这两个维度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后来的学者创造性地使用了更多的方法探讨人们评价职业地位或声望时所依赖的维度。格拉斯米克使用最小空间分析（Smallest Space Analysis）发现，职业声望不仅取决于收入等经济回报，还受到对社会的贡献等因素的影响。戈德索普和霍普认为，声望基于文化价值和善良，与经济条件无关。霍普通过极坐标分析方法探讨了职业声望的本质，发现声望评估的依据可以明确区分为职业的客观回报和道德评价。麦金农和兰福德，发现职业的文化情感意义得分可以解释职业声望的绝大多数的方差。弗里兰和霍伊认为，地位秩序建立在对社会群体成员相对优越、平等和劣势的文化信念之上，而社会、文化权力和阶级权力都可以成为这种文化信念的基础。

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同样发现金钱和权力不是决定地位和声望的唯一要素。科学家等专业技术类职业的声望得分在大多数声望调查中都超过了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职业的声望分数和权力分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钱者、有权者的地位并不一定高，人们是否支持和尊敬某个群体并不取决于其拥有的金钱和权力，还依据其对社会的贡献。

综上所述，在地位和声望研究领域，尽管主流的关切在于教育、收入、权力等结构性的、客观的资源分布对地位的影响，但结构性因素绝不是影响其形成的全部因素，作为社会不平等的文化、主观的维度，职业对国家和社区的贡献、职业的文化意义和道德价值都对职业地位和声望的形成有显著影响。但是由于测量的困难，以往的多数研究往往更重视结构性维度，较少有对文化、道德等维度进行量化分析，而只有构建一个综合了教育、收入、权力等结构性特征和道德评价等文化意义的模型，才能全面理解职业地位的形成机制。

（二）市场转型、社会分层与职业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层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职业地位结构和职业地位形成机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泽兰尼提出在再分配制度下，掌握再分配权是获得精英阶层地位的先决条件。魏昂德基于对中国的研究，认为社会主义精英群体包括管理者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前者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更大的权力以及明确的物质特权，后者社会声望高，但只享有有限的权力和物质利益。受教育程度高且拥有政治凭证的社会成员有机会成为管理者精英，而只具备高受教育程度的社会成员仅有可能成为专业技术精英。倪志伟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市场转型理论，指出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提升，而权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下降。市场转型理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论，焦点在于权力资本，或者说，再分配权力是否贬值。罗纳塔斯的权力变形论、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观点、魏昂德的“政府即厂商”观点等都主张再分配权力的维续。

以上这些理论和实证分析主要论述的是转型时期收入或财富的分层机制，对再分配权力和人力资本的讨论仅仅围绕其经济回报，并未涉及地位分层机制的变化。职业的教育、收入和权力水平都是职业地位形成的基础，在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各个阶段，这些结构性特征对职业地位的效应是否发生变化？随着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的提升，教育水平对职业地位的效应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收入水平的中介效应实现的？作为市场转型相关理论争论焦点的权力，其对职业地位的效应是否也通过收入水平的中介效应实现？这些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2. 市场转型与职业地位

我国关于职业地位的经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正值市场转型开始和逐步推进时期。林南等于1983年在北京调查的职业声望排序与特雷曼提出的范式基本一致，但也有一定的特殊性，职业声望既受到特定社会发展历史阶段中被重视的技术和资源的影响，也受到特定政治事件的影响。陆学艺等依据1993年的调查计算了一百种职业的声望得分，其与林南等的调查结果有些不同，这部分源于两次调查的受访者范围的差异，但也反映了市场转型时期分层机制的变化。2001年的职业声望调查与之前的结果相比，收入、教育、道德评价的效应都明显增强。2002年的职业声望调查发现高级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地位都略有上升，这与对专家的社会需要的增加有关，也与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有关。2009年的职业声望调查发现，随着市场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经济金融类职业的地位明显上升，进城经商和务工的农民的声望有所提升，而留在农村种田的农民的声望却明显下降。

综合以上职业地位调查，可以发现虽然改革开放之后的职业地位结构基本稳定，但仍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学者们认为这些变化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体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职业地位结构的变迁中得到充分反映。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以往的分析多停留在推测层面，未能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拟回答在市场转型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的制度与社会文化情境中，职业的结构特征和道德评价如何共同塑造了职业地位。

（三）研究假设

本研究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特征、文化环境等指标，将1949—2019年划分为四个具有显著特征的历史时期，具体分期如下：

第一阶段（1949—1978年）为再分配经济时期。这一阶段正值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起步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尽管社会分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掌握再分配权力的群体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优势地位。 这一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呈现出鲜明的均等主义取向，职业地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政治身份与单位属性等方面。

第二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双轨制时期。 这一时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标志，再分配权力对资源的控制逐步松动，但仍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资源配置权。 社会分层机制开始从单一的政治标准向多元化转变，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倡导下，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逐渐成为衡量地位的重要指标。

第三阶段（1992—2002 年）为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逐步明晰，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收入与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而教育程度与权力地位则成为获取经济回报的重要资源。职业地位的差异开始更多地体现为市场能力与人力资本的差异。

第四阶段（2003—2019 年）是市场经济完善期。以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2003年，我国人均GDP 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对公平的社会诉求明显增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市场机制在制度层面得到进一步完善。这一时期的职业地位结构呈现出多元化与复杂化的特征，既保留了传统体制的影响，又凸显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2组关于市场转型与职业地位的研究假设。

首先，再分配经济时期，再分配权力是塑造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力量，同时，更高的教育水平是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有效途径，因此，具有更高的教育和权力水平的职业可能地位更高；此外，均等化的主流价值体系强调各行业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别，因此，道德评价可能也对职业地位有正向影响。双轨制时期以计划体制为主，因此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再分配经济时期的地位分层机制，同时，均等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开始被打破，物质主义价值观开始显现，教育、收入、权力水平和道德评价可能都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市场经济建立时期，收入和财富成为人们的重要追求，出现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价值观，收入水平对职业地位的效应可能增强，而道德评价可能不再影响职业地位。市场经济完善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人们对收入和财富的声望评价降低，道德评价的重要性可能会回升。

假设1.1：再分配经济时期，教育、权力水平和道德评价更高的职业的地位更高。

假设1.2：双轨制时期，教育、收入、权力水平和道德评价更高的职业的地位更高。

假设1.3：市场经济建立时期，教育、收入、权力水平更高的职业的地位更高。

假设1.4：市场经济完善时期，教育、收入、权力水平和道德评价更高的职业的地位更高。

其次，关于市场转型的一系列理论的共识是，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上升，再分配权力通过各种方式维续其获取经济回报的优势。由于收入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猜测职业的教育水平和权力水平不仅直接影响职业地位，还可能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也就是说，教育或权力水平比较高的职业，不仅因为它们的高教育水平或高权力水平获得比较高的地位，还由于它们收入水平也较高而获得更高的地位。但是，不同时期收入水平对教育水平和权力水平与职业地位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可能是不一样的。

由于双轨制时期仍然以计划经济为主，因此教育水平的经济回报可能比较有限，以往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早期进入市场的更多的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 因此该时期教育可能不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而再分配权力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着资源的分配，因此，权力水平可能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上升，因此，该时期高教育水平的职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收入可能增加，教育水平可能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以往的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逐渐放缓，因此在市场经济完善时期，教育水平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的间接效应可能会减弱。尽管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时期，权力高的职业不再局限于占有更多政治权力的党政领导、国有企业管理者等，也包括更多市场组织尤其是私营企业的管理经营者，但无论是通过与市场主体的合作或直接参与市场获得经济回报的政治权力，还是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大量回报的私营企业管理者，他们的经济回报在这个时期维持稳定或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时期，权力水平都可能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

假设2.1双轨制时期，教育水平不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权力水平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

假设2.2 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时期，教育水平和权力水平更高的职业，由于收入水平更高，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三、数据与分析方法

（一）词嵌入模型（Word Embedding Models）

词嵌入模型是一种基于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它通过词语上下文的语境，把文本中的每个词构建成一个多维向量，文本中的所有词都处于被建构的多维语义空间中，词语在词嵌入空间中的位置关系能够有效反映词语语义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已经使用词嵌入模型提升了对语义和文化信息的捕获能力，分析了词语语义的变迁。除此之外，词嵌入模型的另一个应用是通过对向量进行代数运算，构建文化维度。

本文基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近26万本中文简体图书的文本数据，训练了市场转型阶段4个时期的词嵌入模型，在每个模型中构建地位、教育、收入、权力、道德五个维度，计算每个职业名称分别在这五个维度上的投影值，获得四个时期的面板数据，进而分析职业地位分层机制的变化。

（二）数据

本研究使用了两类数据，一类是可公开获取的谷歌图书Ngram（Google Books Ngram）文本数据。另一类是调查数据，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进行的10次比较大规模的职业声望调查数据，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文本数据用来分析我国职业地位分层机制的变迁。调查数据一方面为本研究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名称，另一方面被用来检验本研究的测量的效度。

谷歌Ngram 语料库源于谷歌的图书数字化工作，大部分书籍来自全球40 所大学的图书馆，覆盖了自1500 年以来全球所有出版图书的约12% ，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历史文本数据。文本是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源，文本分析是一种从无法直接进行观察的历史人群中恢复认知的有效途径。在文本的众多形式中，书籍是人类进行文化传承和积累的最正式和最权威的载体。因此，可以认为，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当时的书籍文本中。

鉴于过于庞大的规模和版权限制，谷歌以Ngram的形式公开发布了这一语料库，提供了包含从1 个到5 个词语的字符串（即从1-gram 到5-gram）在每年出现的频次的信息，如“文化”这一1-gram在2008年出现了465，610次，“需求 管理 与 供给 管理”这一5-gram 在2008年出现了9 次。由于词嵌入模型需要通过词语的上下文语境确定其语义，所以我们排除了1-gram、2-gram、3-gram 和4-gram，只选择了5-gram 的文本数据。最新版本的谷歌Ngram 语料库更新到了2019年，所以本研究的时间范围设定为1949—2019年。该语料库在这71年间囊括了259710本中文简体图书，但每年的分布并不均衡（表1）。

表1  4个时期的词语数量

我们整合了10次职业声望调查所包含的职业，把它们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对照，通过在词嵌入模型中寻找与这些职业名称距离最接近，即语义最相似的词语的方法，共识别出255个有效的职业名称。需要说明的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变迁，出现了一些新兴职业，部分传统职业逐渐式微甚至消失，因此4 个时期的词嵌入模型并不都包含这255个职业名称。

（三）维度构建、变量操作化与分析方法

我们把因变量——职业地位操作化为职业在地位维度上的得分，把自变量——职业的教育、收入、权力、道德价值水平操作化为职业在教育、收入、权力、道德维度上的得分。为了计算这些得分，首先使用每个时期的文本训练该时期的词嵌入模型；其次，通过一系列反义词对构建地位维度和其他分层维度；最后 ，计算每个职业这5个维度上的投影值。

我们为每个维度列举了一系列反义词对，通过计算每对反义词向量的差的均值来获得该维度。假设我们为某个维度准备了N 对反义词，每对反义词向量分别用Pi和Oi表示，那么构建该维度的反义词对向量就是｛P1， O1， P2， O2，……， PN， ON｝，每对反义词相减都可以得到一个近似该维度的向量：dimension（i） =

||Pi - Oi||。通过计算这些近似维度向量的均值，即可得到该维度向量： 为了计算职业名称在地位维度和其他4个维度上的得分，我们把每个职业名称向量都归一化为长度为1的单位向量，通过计算它们与每个维度之间夹角的余弦值即可获得其在每个维度上的投影值，即在每个维度上的得分。

为了确保测量的有效性，我们计算了10次声望调查的职业声望得分与使用相应历史时期的文本数据获得的职业地位得分的相关系数，以检验本研究构建的职业地位量度的效度（见图1）。本文构建的职业地位量度与历次调查的声望得分的相关系数在0.5左右，这些相关系数尽管不太高，但是和以往使用同样方法构建量度的研究结果是相似的。 因此，可以认为职业地位量度可以捕获职业在声望和地位上的差异。我们还使用CGSS2010 和2012调查数据对通过文本数据构建的职业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量度进行了效度检验（见表2）。职业的教育水平得分与  

CGSS2010 和CGSS2012数据中职业平均受教育程度（年）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5，但是收入水平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只有0.4左右。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发现也比较一致，谷歌Ngram 数据在收入方面的表现不如性别等其他维度。这可能与调查数据有关，也可能与我们用以构建维度的方法有关。第一，CGSS问卷中关于收入的问题是“您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是多少？”因此，对于从事不止一种职业的个体而言，在这里回答的收入并非其问卷中的职业的收入，因此把某个职业的收入操作化为该收入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第二，一般而言，在调查数据中，涉及收入的问题一般偏差较大。但尽管如此，我们计算的相关系数与以往同类研究的结果是相似的，因此可以认为词嵌入模型捕获了本研究需要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信息，可以用于对职业地位形成问题的探讨。

图1 职业地位得分与职业声望（调查数据）的相关关系

表2 职业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得分与CGSS数据的相关系数

我们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检验4 个时期职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道德含义对职业地位的效应（假设1.1—1.4）；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职业的收入水平对教育和权力水平影响职业地位的中介效应（假设2.1—2.2）。

四、分析结果

（一）转型时期的职业地位结构

通过计算得到市场转型4个时期的职业地位得分，以及职业在其他4个分层维度上的得分。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依据陆学艺等提出的“十大阶层”的做法，对255个职业进行类别划分。我们首先排除了“十大阶层”中的“失业者”；其次，考虑到在本文的数据中，难以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因此，我们合并了“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将其统称为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人员（以下简称“企业管理者”）；最终，将所有职业名称分为8类，分别是党政领导（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服务业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工人、农民。我们计算了每个职业群体的所有职业在地位以及其他4个维度上得分的均值，作为该职业群体的得分，依据该分数，对8 大职业群体进行排序，获得其在地位维度及其他4 个维度上的相对位置。

表3报告了在市场转型4个时期的职业地位分层结构。党政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四个时期始终位于职业地位结构体系的上层。改革开放前，党政领导的地位高于专业技术人员，而改革开放之后，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始终是最高的。个体户和农民始终位于职业地位结构的底层，市场经济建立之前，个体户的地位最低，而市场机制建立之后，农民的地位最低。办事人员始终处于职业地位结构的中上层，企业管理者的地位在双轨制时期略有下降，但是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又有回升，服务业人员始终处于职业地位结构的中下层，工人的地位在双轨制时期较高，而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又有所下降。

表3 4个时期的职业地位得分排序

学术界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前我国形成了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结构。如果我们把党政领导、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企业管理者视为知识分子阶层，那么这一时期，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职业地位结构。双轨制时期，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超过了党政领导，这与林南等1983年的职业声望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在调查中，专业性职业的声望得分最高。工人群体在这一时期的地位有短暂上升，这可能是由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核心任务，工业作为国家经济支柱，工人作为工业生产主体，其重要性被重新强调。市场经济建立时期和完善时期，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地位仍然最高，这和该时期大多数声望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企业管理者的地位位于第4位，似乎与声望调查中其位于上层的结论有些不符，我们认为这可能和职业声望调查问卷涉及到的往往是大中型企业的管理者，如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私营大企业主等有关。由于基于谷歌Ngram文本数据不适合计算名称太长的职业的得分，因此我们报告的是所有类型企业的管理者地位得分的平均值，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地位分层体系中的位置低于调查数据。

整体而言，职业地位结构在市场转型的4个时期基本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特雷曼提出的一致性，即职业地位等级体系不因文化、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即使特雷曼的论断主要针对的是工业社会，但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前仍然具有浓重的农业社会特征的中国社会，仍然没有打破特雷曼常量，这可能和当时我国已经开始了工业化建设，具有了一定的工业社会的特征有关，社会的功能需求和工业社会相似，因此仍然形成了与工业社会类似的职业地位结构。

我们还计算得到了职业的教育、收入、权力以及道德水平分层结构。尽管在再分配经济时期，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是教育、收入、权力资源在各个职业群体中的分配仍然是不均衡的。改革开放之后，不同群体的分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在教育分层结构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双轨制时期到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企业管理者的教育水平明显提升，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随着改革的推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干部越来越可能成为自雇业者。在道德分层结构中，从双轨制时期到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企业管理者获得的道德评价提升，这可能与当时对市场经济的大力倡导有关，而到市场经济完善时期，该群体的道德评价又明显下降，这可能与进入21世纪后更注重公平的社会心态有关。

（二）转型时期的职业地位分层机制

1. 职业地位形成机制及其变迁

我们构建了四个以职业地位得分为因变量，以职业在教育、收入、权力、道德维度上的得分为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验证第一组假设（见表4）。再分配经济时期，教育、权力和道德评价都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自变量的系数已经过标准化处理，因此可以直接比较。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的效应略高于教育水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权力水平每提高1 个标准差，职业地位提高0.319个标准差，教育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职业地位提高0.275个标准差；道德评价的效应最小，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道德评价每提高1个标准差，职业地位提高0.164个标准差。假设1.1得到验证。双轨制时期，职业的教育、收入、权力水平和道德评价都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教育水平的效应最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教育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职业地位提高0.455个标准差，权力水平的效应次之，收入水平和道德评价的效应略小。假设1.2得到验证。市场经济建立时期，职业的教育、收入和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水平仍然效应最强，权力水平次之，收入水平的效应最小。假设1.3得到验证。市场经济完善时期，4个自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职业的教育、收入、权力水平和道德评价都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假设1.4得到验证。

表4 关于职业地位形成的OLS模型结果

注：（1）* p < .05， ** p < .01， *** p < .001；（2）回归系数均经过标准化处理；（3）括号中为标准误。

综合模型1-1到1-4的结果，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制度与文化环境中，职业地位的形成机制存在一定差异。为了进一步对比教育、收入、权力水平和道德评价在不同时期对职业地位的效应，我们使用夏普利值法对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进行分解，结果报告在表5中。再分配经济时期，权力和教育水平是影响职业地位的重要因素，这与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分层理论是一致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再分配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拥有再分配权力的群体往往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也获得更高的声望和地位评价；同时，泽林尼和魏昂德也都承认文化资本在再分配体制下具有获得精英地位的机会。

表5 职业地位形成模型的夏普利值分解结果

双轨制时期，市场机制开始向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渗透，其中包括对教育、收入等资源的配置，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具有了一定选择自主权， 更重要、更有优势的职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更多高学历从业者的进入使得这些职业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而他们在市场竞争中也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声望和地位评价，因此收入水平在双轨制时期对职业地位的效应变得显著，而教育水平超过权力水平，成为影响职业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

1992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思想解放的程度也大大提升。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利润、生产率和效率的强调超过了对社会公平的强调，人们的视线更多地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在双轨制时期开始出现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市场经济建立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甚至出现了拜金主义价值观，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财富和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职业地位的评价，而职业获得的道德评价不再重要。

市场经济完善时期，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科技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人才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水平对职业地位的效应持续增强。同时，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对开放包容、自由表达、社会参与的追求逐渐超过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出现，同时，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步拉大，社会不平等和相对剥夺感加深，对公平的诉求增加，因此收入水平对职业地位的效应有所降低，而道德评价的效应变得显著。

对比4个模型的解释力，可以发现模型1-1的R²小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三个时期，这可能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职业名称相对较少有关，当然更有可能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地位形成机制与市场经济存在明显的差异。总之，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职业地位是由职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道德价值共同决定的，作为社会分层的文化、主观、社会维度，地位秩序并不与结构性资源的分布完全一致，但在不同的制度与文化环境中，职业地位的形成机制也存在一定差异。

2. 教育和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在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时期的职业地位形成模型中，教育、权力和收入水平都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而在关于市场转型的一系列理论中，学者们形成的共识是，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上升，再分配权力通过各种方式维续其获取经济回报的优势。那么，教育和权力水平是否通过收入水平而影响职业地位？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收入水平对教育、权力水平和职业地位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

图2—4 报告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三个时期中，教育、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的直接效应和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的间接效应。双轨制时期，由于教育对收入的效应不显著，因此职业的教育水平不通过收入影响职业地位，而由于权力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因此职业的权力水平通过收入影响职业地位，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的间接效应是0.034（0.185*0.185），权力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由于其收入更高而导致地位提高0.034个标准差，收入水平的中介效应占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总效应的10.2%（0.185*0.185/（0.185*0.185+0.301））。假设2.1得到验证。

图2 双轨制时期教育和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1）* p < .05， ** p < .01， *** p < .001；（2）回归系数均经过标准化处理；（3）括号中为标准误。

图3 市场经济建立时期教育和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1）* p < .05， ** p < .01， *** p < .001；（2）回归系数均经过标准化处理；（3）括号中为标准误。

图4 市场经济完善时期教育和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1）* p < .05， ** p < .01， *** p < .001；（2）回归系数均经过标准化处理；（3）括号中为标准误。

市场经济建立时期，职业的教育和权力水平都通过收入影响职业地位，教育水平对职业地位的间接效应是0.038（0.215*0.179），占教育水平总效应的6.5%（0.215*0.179/（0.215*0.179+0.553））； 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的间接效应是0.042（0.235*0.179），占权力水平总效应的12.0%（0.235*0.179/（0.235*0.179+0.312））；市场经济完善时期，教育水平不通过收入影响职业地位，权力水平通过收入影响职业地位，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的间接效应是0.015（0.183*0.082），占权力水平总效应的5.2%（0.183*0.082/（0.183*0.082+0.276））。假设2.2得到部分验证。

双轨制时期，随着拨乱反正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水平高的职业获得的经济回报尽管有所上升，但比较有限，因此教育水平并不通过收入影响职业地位；同时，再分配权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资源的配置，因此权力水平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教育的经济回报提升，高教育水平的职业由于收入更高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同时，再分配权力通过一系列路径维持了其在经济上的优势，因此权力水平高的职业由于收入更高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市场经济完善时期，权力水平仍然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但是教育不再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这可能与21世纪之后教育的经济回报逐渐稳定有关，教育更多地由于其自身的合法性而直接获得尊重。

尽管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教育和权力水平都在特定的时期和一定程度上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但是在教育和权力水平对职业地位的总效应中，直接效应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给予教育水平、权力水平高的职业更高的声望评价，只在很小地程度上因为这些职业收入水平高，更多地还是因为它们的教育或权力水平高。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水平高的职业一般承担更重要的功能，因此获得更高的声望评价；制度主义认为，科学是社会合法性的普遍标准，因此教育对声望评价有直接的影响。功能主义同样认为掌握更多权力的职业承担着更重要的功能，因此获得更高的声望评价，制度主义尽管认为权力并不是合法性的来源，但并未否认权力和声望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解释路径并不冲突。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综合了结构性特征和文化道德意义的职业地位形成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职业地位是由职业的结构性特征与文化道德价值共同决定的，职业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权力水平和道德评价对职业地位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一方面，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仅收入分层机制发生了变化，职业地位分层机制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教育和权力水平始终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教育水平逐渐成为影响职业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意味着，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经济和地位回报都明显提升，而权力在收入和地位上的优势也都得以延续；再分配经济时期，收入水平不影响职业地位，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道德评价是影响职业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在市场经济建立时期的效应是不显著的。

另一方面，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权力水平始终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而教育水平仅在市场经济建立时期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这种差异意味着教育和权力水平的地位回报路径是不同的，尽管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提升，但其地位回报并不通过经济回报实现，换言之，人们并不因为教育水平更高的职业收入更高而对其有更高的地位评价，而是直接由于更高的教育水平而给予其更多的尊重；与之相反，拥有更多权力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收入更高而获得更高的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测量上的困难，也可能由于结构性资源分布的不平等更显性，社会分层的主观、文化维度—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阶级。但无论是依据韦伯的定义，还是陈和戈德索普的经验分析，对地位和阶级进行区分是必要的。阶级的基础是结构性资源分布的不平等 ，而地位不仅受到结构性资源的影响，文化意义也是其重要来源。里奇韦还认为，地位是不同于经济和权力资源的不平等的一个独立来源，关于不同类别的社会群体在影响力和尊重方面存在差异的地位信念在互动中产生，也在互动中引发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强化优势群体对资源和权力的占有。那么，按照这一逻辑，职业在结构性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是否也受到职业地位的影响，职业地位如何与结构性资源的不平等分布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些问题还有待专门的研究。

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尽管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分割是造成中国社会不平等的重要体制因素，但是囿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本文的地位形成模型中未能纳入单位性质变量。由于谷歌Ngram 数据以N-gram 的形式呈现，为了保证每个词语都在一定的语境中，本研究只能讨论那些字数相对较少的职业名称，如“经理”，这些职业既可能属于国有企业，也可能属于私营企业，难以对其单位性质进行测量。第二，尽管地位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不同职业之间，也存在于同一职业的内部，对于从事同一职业的个体而言，由于所处地区、所处单位性质、性别以及其他社会人口特征的不同，可能具有不同的地位。但是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本研究把从事同一职业的所有个体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分析，忽略了群体内部的差异。第三，谷歌Ngram 数据自身有一些弱点，其一，通过一定时期的书籍文本可以从整体层面分析该时期的社会认知，但不能直接推演到每个亚群体；其二，谷歌图书可能更多地反映的是社会精英群体的社会认知，那些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声音很少能够通过书籍进行表达，但是由于社会精英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社会文化，因此可以被视为一定时期的主流认知；其三，书籍的出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定时期出版的一些图书可能反映的不是当前而是过去某个时期的社会和文化信息，但是由于每个时期的语料库足够大，大多数出版物可能更多地反映的还是当前时期的社会和文化。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本文仍然是使用文本大数据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讨论经典的地位形成问题的一次尝试，随着数字化文本数据的积累，以及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被用来对更多经典的社会理论进行分析、检验和推进。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流动新机制”（项目编号：24&ZD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