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很快被赋予“东方马德里”之名。这种在战时长久流行的文艺修辞和社会共识，提示出一种全球联动的战时文学生产与行动方式，需要放回到抗战中国与西班牙内战的跨国互动关系，以及各国日益联动的世界战争局势之中加以考察。1938年被冠名“东方马德里”、跃升为国际文艺之都的武汉，集中呈现出世界文化界在战时普遍左转、联动抗战的行动意识，背后牵连着左翼国际主义战线把握世界战争、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部署。这种缔结“战时命运共同体”的文艺实践，塑造了国人更为开放的抗战经验与世界想像，也顺势刷新了本土抗战的主体形象和世界位置。在武汉成为国际战地文化空间的跨国经验中，中国战时文艺的观念、机制与视野，已然发生着国际联动的内在转换，而这种内在转换，本身即是抗战文艺研究范式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抗战文艺；武汉；马德里；战地文化空间；国际主义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很快被赋予“东方马德里”之名。无论是当时的中国政治和军事集团，还是文艺群体和知识阶级，将武汉同马德里建立起对应性的关联，已然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公共话语和社会共识，塑造着战时中国的文艺想象与思维方式，构造出长久流行的抗战声势与文艺气候。武汉被命名为“东方马德里”的文学过程和历史因由，需要放回到抗战中国与西班牙内战的跨国互动关系，以及各国日益联动的世界战争局势之中加以考察。“东方马德里”这种双城并置的战地空间想像，创造出了象征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战地景观”，不仅提示出武汉已然成为国际性的战地文化空间，更指向了一种全球联动的战时文学生产与行动方式，及其背后牵动的左翼国际主义战略部署。以此为契机，中国抗战文艺的诸多新变，也需要嵌入到国际互动的文学版图和历史视野中，重新加以勘察和理解。

一 “武汉保卫战”中的马德里乐章

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等东部屏障相继沦陷，固守中部要塞的“武汉保卫战”（又称“武汉会战”）转年一触即发。侵华日军把攻城目标锁定武汉三镇中的汉口，妄图攫取“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为应对敌方战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6月27日郑重颁布《抗战一周年宣传大纲》，将“保卫大武汉”确立为统领全国的抗战主题，而早在当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即率先于《新华日报》头版刊发社论《保卫大武汉》。一时间，抗战口号“保卫大武汉”入主各类舆论阵地，军事报告、议战文章、文艺活动乃至市民日常交流，多聚焦于此。然而，在一众保卫武汉的集体歌咏活动中，却闪现出了一首异国旋律《保卫玛德里》。据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的观察，此时在汉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与任职于政治部第三厅、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郭沫若等人，皆有意选定《保卫玛德里》用作大众歌咏曲目，投入武汉的街头抗战文艺运动。很显然，此番有组织的跨国声响背后隐含着苦心经营的历史逻辑与政治诉求。

这首中文歌曲《保卫玛德里》（后写作《保卫马德里》）大致创作于1936下半年。当时领导“歌曲研究会”的吕骥，在有关“歌咏如何结合政治形势”的会务讨论中，率先提议谱曲声援刚刚爆发的西班牙内战，而作词的任务则由会员麦新担当。麦新使用的创作素材，主要选自《救国时报》（Giu Guo Sh Bao）等时政报刊，该报由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出版，意图联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麦新本人与家人投身前线的波兰工人的世界语通信，则激发了他的全世界无产阶级互相支援抗战的意识和热情。歌曲一经推出，“业余合唱团”便依照既定的合唱要求，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体排练、公演，从后方城市唱到前线战场。诚然，从创作的参与者与组织形式来看，《保卫玛德里》并非横空出世，仍是同时期左翼文艺实践的延续。该旋律所使用的“进行曲”调式和短促整饬的结构编排，都与《义勇军进行曲》颇为近似，其渊源或许出于谱曲者吕骥与聂耳共同组建的“剧联”旗下的“左翼音乐小组”；而“歌曲研究会”“业余合唱团”皆为“左翼音乐小组”的衍生组织，这些音乐团体统一接受“左联”领导，经由《保卫玛德里》继续推动以歌咏运动为中心、结成“国际音乐阵线”的左翼音乐战时运动的方针，发挥音乐教育和询唤民众的政治功能。

然而，正如创作伊始的讨论，左翼音乐的内容与行动理念，已试图结合新的“政治形势”，酝酿新变。诚如《立报》所言，《保卫玛德里》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新的旋律”，迅速引发全国“各地各阶层”音乐爱好者的群体性参与。所谓“新的风格”，显然与西班牙内战牵动的国际政治新形势相关。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爆发，因德意和苏联两股势力的介入，以及近53个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远赴西班牙、支援“人民阵线”，“内战”迅速升级为拉开“二战”序幕的世界级战事，预演着全球联动的作战格局。1936年11月，佛朗哥等右翼领袖指挥长枪党军队，北上直逼共和政府的首都马德里，将西班牙内战推向了生死存亡的高潮，“保卫马德里”成为这场全球不同立场对抗的焦点。在象征层面上，马德里被塑造成反战反法西斯、“争自由民主”、捍卫和平正义的前线。

“保卫马德里”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形象与价值，正如刘禾所讨论的，它提示出了关键性的“世界思想状态”。一战之后世界知识群体普遍左转的“红色三十年代”，以及苏联领衔、力主反帝反战的世界革命与国际主义思潮，由此得到具象化的投射，落实并发展出跨国联动、结盟抗战的文学想象与生产方式。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苏联作为提供军事与宣传外援的一方，迅速布局文化外交策略，倡导苏联文人群体与西班牙互访与沟通，以此向各国文化界示范，团结并夯实国际主义文化战线。直至马德里保卫战打响，这座城市被迅速托举成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共同的首都”，象征着国际主义“红色阵线”的心脏。全球“知识左翼”协力援战，在文学层面催生出广泛关注、反复书写的母题，其背后已然叠映着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理念渊薮与行动权威的文化影响。因此，国内聚焦西班牙内战的文艺活动，诸如《译文》杂志推出的“西班牙专号”、黄峰编译的文艺选集《保卫玛德里》等，多取材于柯尔佐夫（Mikhail Koltsov）、爱伦堡（Ilya Ehrenburg）等亲赴西战前线的苏联作家。

歌曲《保卫玛德里》所彰显的全新风格，正是左翼文艺融入以上国际形势及“思想状态”的产物。整首歌需唱两遍，首轮歌词“杀人放火的弗郎柯”“全西班牙的人民”“为了你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至第二轮更换为“制造战争的纳齐斯（即纳粹）”“全世界的人民”“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和光明”，借助语义的递进将马德里保卫战升华为全球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行动。1937年3月，歌曲首发于世界社社刊《现世界》，该刊第1卷第2期将“苏联民众保卫西班牙民主自由大游行”的新闻照片印成封面（图1），辅以“我们要和全世界自由和平的战士携手”的题词，以及报道和研讨西班牙战局的专栏，对应创刊词确立的宗旨，“我们更应当用热烈的情绪，了解并且渗透到全世界人民大众为了争取和平，为了排除黑暗势力，为了打击侵略行为的，一切英勇的活动与行列，推进中华民族自身的抗争”。这种全球联动、统一战线的“世界观”，刷新了抗战的认知和形式，在歌曲结尾“保卫玛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得到呼应和展示。歌词“作最后的斗争”，实际影射了保卫马德里的统一口号“¡No Pasarán！”（“不许通行”），口号将马德里锚定为全球正义一方阻止法西斯的最后堡垒，口号本身也升格为国际主义战线的黏合剂，被反帝反战群体奉为共识。歌曲刊发的同时期，《光明》杂志由王季愚引介了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战地小说《“不许通行！”》（¡No Pasarán！: A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adrid），可视作马德里国际形象的延续。陈歌辛随后创作的抗日歌曲《不许敌人通过》，将《保卫玛德里》内蕴的国际主义话语，与抗战现实贯通。

《保卫玛德里》刊出后，被世界语学会译成近10种语言对外发行。从立意、创作，到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歌曲综合采用国际主义文艺机制的方法，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左翼革命文艺，推向了战争时代的崭新形态。“全世界”“全人类”所标识出的国际主义式的文艺想象与组织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等抒情文类（lyricism）的“情动力”（affect），对内发挥着集中全民抗战、激活大众革命的左翼政治功能。更准确的说，它以中外共振的内容与视野，主动处理战争这一紧迫的、全球化的革命现实主题，加入并发展出了国际联动的战时左翼文艺实践方式，背后则隐含着中共与苏联合力推行的国际主义革命路线。1937年8月，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声援西班牙人民政府的示威运动，作家法捷耶夫在主旨演说中，将西班牙内战再度托举为“消灭全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之战，而西班牙的伤亡与废墟也被描述为世界人民共同遭遇的困境。为配合国际主义的行动安排，延安也于同年夏季组织抗战游行，不出所料，这场延安游行即选择《保卫玛德里》作为合唱曲目，而高举在队伍前列的标语，正是美国记者海伦·斯诺（Helen Snow）用西班牙语写下的“¡No Pasarán！”。

《保卫玛德里》借助有组织的集体歌咏活动，被迅速纳入街头政治运动中。然而，这首“援外”之作很快引发了文艺界论争。1937年“五四纪念日”当天，陶希圣受“新学联”的演讲邀请，在北平师范大学广场指责“旧学联”合唱《保卫玛德里》的举动，并随后在《大公报》《世界日报》等发文抵制，批评“左倾者”借“西班牙主义”与人民阵线的名义，招致“分裂中国”的隐患。随后，聂绀弩发文驳斥陶过虑。他引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一语，认为此时唯有中国听众能共情地理解马德里的苦难，而歌曲的跨国流行，则源自国人对自身抗日困境的焦虑。表面上看，二人的矛盾扭结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然而就民族统一抗战的本土立场“保卫自己”而言，二人并无根本分歧，聂借用国际资源，目的仍是强化民众对中国抗战“主体性”的认同。陶希圣身为国民党改组派官员、翌年执掌文化宣传事务，他自然清楚这场跨国文艺运动的策动方，即苏联与中共代表的左翼国际主义阵线，其抵制之举，大概出于国共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与政治立场的对峙。

显然，面对文艺界有关“中国化”与“国际化”关系的讨论，这首“援外”之作面临操作上的麻烦，尤其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该曲另配新词，以“抗日救亡”替换原本的西班牙，便恰能说明问题。“保卫马德里”究竟蕴含着哪些“唯有中国听众能共情”的历史契机，它如何塑造彼时中国的抗战声势与文艺气候，又何以在战时中国获得长久流行？诸多问题背后的关键动因，正是促使中共1938年重启该曲的“武汉保卫战”。

在嗜谈战事的中国舆论界，智识分子谈及武汉保卫战，“每以保卫马德里作喻”，这种将武汉与马德里加以对比的公共言说，主要基于战争局势与战略经验的考虑。“马德里保卫战”业已坚守两载，无疑为国共制定“保卫大武汉”的策略，直接提供了可参照的军事经验，即在守城的相持状态中，以空间换取时间，进而将“抵抗战”转变为历久的“消耗战”和“持久战”，服务于长期抗战、抗战建国的总方针。正如周立波在翻译柯尔佐夫的马德里前线报告文学时所言：“这篇文章描写了意大利法西斯蒂进攻玛德里惨败前后的情形。虽然是旧的事实，在日本法西斯蒂疯狂进攻的现在，却有它的新的意义。”在战时中国文坛，“保卫大武汉”便赋予了歌曲《保卫玛德里》这种“新的意义”。

二 国际主义战线与“东方马德里”的生成

武汉战局日益紧迫，间接歌咏《保卫玛德里》难免不够聚焦，将马德里与中国抗战时事直接缀合的文艺再创作，亟需尽快提上议程。中共及其领导的左翼文艺群体，熟悉援战马德里背后的国际主义行动机制，并已通过《保卫玛德里》的铺垫，成功累积了全球抗战共同体的公共认知与文艺实践经验，理当顺应武汉得天独厚的机缘，把握国际抗战资源的文化象征资本和本土宣传效力，续写国际联动的文艺旋律。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的青年学员沙旅（沙子建）、尔东（陈耳东）作词，“抗大”音乐教员郑律成作曲，共同创作歌曲《保卫大武汉》，其中心段落的歌词，言明与《保卫玛德里》的承续关系：

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

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

别有意味的是，歌曲文本及创作者身份，构成了国际主义的复调。作曲者郑律成原籍朝鲜，1933年流亡来华抗日，以“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等国际反日团体骨干的身份，结识并联合中国左翼文艺群体，其中包括音乐家冼星海。1937年11月，郑律成前往延安，先后入读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提升音乐技艺。武汉会战之际，他作为国际主义理念的践行者，无疑更容易准确领会马德里与武汉的内在关联，故而创制出《保卫大武汉》的特殊写法，这种写法犹如朝鲜义勇队接受“第三厅”领导、援战武汉的国际义举，源于他的生命经历、身份自觉和战时素养，也反映出延安作为中共大本营，在布局国际主义战略方面已有的程度和决心。

《保卫大武汉》在立意上同马德里对举，建立起双城联动抗战的空间并置修辞，音调、曲式虽不同于《保卫玛德里》，但却与聂耳《义勇军进行曲》存在艺术形式的关联。武汉会战期间，在“第三厅”发动的献金募捐等群众运动中，歌咏游行以其参与人数与覆盖广度，跃升为最得力的抗战文艺实践，而《保卫大武汉》则在《保卫玛德里》的烘托和配合下，被指定为核心曲目、广为传唱，至8月初“三镇歌咏游行”时，已响彻武汉的“街头里弄”。此时，冼星海正主持“第三厅”的音乐相关工作，上述一系列歌咏活动即由他亲自组织和指挥。与此同时，他也立意探索艺术技法更成熟、层次更丰富、宣传更高效的歌咏形式。冼星海与吕骥、麦新、郑律成皆有交集，熟悉从《保卫玛德里》到《保卫大武汉》的内在理路，因此试图在前期系列创作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简明、精炼的双城联动修辞。1938年8月14日，冼星海在“第三厅”写成歌曲《保卫东方的玛德里》，并旋即指导若干业余歌咏训练班演唱此曲，直至9月底撰文《怎样唱“保卫东方的玛德里”》，试图将其纳入更大规模、更远预期的歌咏计划。至此，武汉在左翼抗战歌曲中被凝练地塑造为“东方马德里”，正如词作者光未然所写：

大武汉，大武汉，他是金城汤池，铜墙铁壁；

他是中国的凡尔登，东方的马德里，马德里。

武汉得名“东方马德里”这一文学现象，脱胎自“保卫马德里”到“保卫大武汉”跨国连带的历史进程，根源于全球反法西斯战线初具规模的战争语境和时代精神。双城并置的空间修辞，揭示出中国战时文艺与国际战局之间的紧密关联，而跨国联动的文艺生产机制暗含其中。这种跨国行动机制，时常依托左翼国际主义文艺战线而展开，统摄在20世纪30年代智识群体普遍左转与全球联合的运动之中。国际联动的左翼文艺实践方式，以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行动意志，塑造着战时中国的文学想象与斗争策略，而中国文艺也自觉借用这类“国际化”形式，对外争取抗日宣传的话语空间与文化支援，对内激活并强化抗战亟需的民族国家认同，实现抗战与革命一体两面的组织动员。

“东方马德里”这种跨国联动的文学想象，借助“战时勃兴”的歌咏体裁而创生，也得益于歌咏而迅速流播开来，为战时文艺家所汲取，也渗透进了大众集体意识。正如楼适夷回到武汉时所言：

我永是深信武汉的健康，深信保卫大武汉的必然的胜利。我常常憧憬那战斗的都城——西班牙的玛德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期待着中国的玛德里，我期待过上海，我期待过南京，我期待过徐州，现在我期待着武汉，我相信我的期待会实现了。让我做一个中国玛德里的市民吧，我觉得这是人类的至上的光荣！

直至1938年秋，武汉沦陷在即，罗荪在撤离时写道：“徐州撤退后，武汉变成了敌人攻略上的要点，到九江失陷，大江南北两岸战事转剧，武汉已差不多是前线的后方了”，这是“东方的玛德里”。同年年底，路翎在流亡路中追忆南京故土：“谁会相信南京会这样快的陷落呢？我还坚信着：这么多军民，这么坚强的意志，她可以是敌人的‘马德里’啊！”路翎此时正由武汉“沿着汉水向鄂北漂泊着”，他恰是从“人群荡漾的歌声”中，重温着武汉冠名为马德里的修辞，进而将其提炼为象征抗战正义强力、寄托胜利理想的文学意象，并与沦陷的南京再度并举，以此激励大众读者去“保卫祖国底心脏”。

将武汉喻为“东方马德里”，堪称中国左翼文坛立足国际主义战线的一次精妙的战时发明，而中共的战略策动与部署，则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时在武汉的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曾观察如下：“共产党人已经制定出一份汉口防御计划。这个计划包括直接武装这个城市的产业工人（这是中国除了上海之外的一支最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并设想使汉口变为第二个马德里……统一战线还是克服了所有困难。只有完全了解内幕、了解统一战线所必须要克服的种种困难的人，才能够真正懂得这一成功的分量。”武汉会战后期鏖战阶段，正值中共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报告中进一步阐释了将中国社会革命、民族战争同国际主义路线紧密联合的行动纲领：“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显然，“东方马德里”文艺现象的背后，还承载着中共深远的革命政治诉求。中共自主承接世界革命与国际主义的战略框架，灵活把握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在全球战争局势下的最新变化，化战争为革命，将反帝反战相结合的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以及跨国联动的国际主义视野，纳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整体战略设计之中，以此更为宏阔地征召、组织和演练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对外争取苏联及左翼国际阵线援战、扩大外交影响、赢得国际舆论关注。1938年8月，美国情报军官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在《生活》（Life）杂志刊发了一则对于陕北“红色中国”的图文观察，其新闻照片显示（图2），声援马德里保卫战的海报赫然张贴在延安街头的宣传墙上，海报配文“马德里：军方对革命者的暴行”“欧洲纵容与保护的，便是你的孩子所将面对的”。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战研究会发表演讲，后结集为《论持久战》，当中“一一六”即写道：

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在毛泽东看来，武汉此时初具“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的政治条件，可能成为落实“西班牙胜利地保卫马德里的经验”的最初选址。毛泽东在中国缔造“东方马德里”的战略构想，一直延伸到7年后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四平保卫战”，即“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此处政治军事方面的考察，仍然从侧面呈示：“东方马德里”作为一种国际联动的抗战文艺修辞，其生成机制统摄于国际主义战线的政治格局当中。在左翼国际主义战线的历史线索与问题视野下，武汉被创造出“东方马德里”的双城想象，则牵动着更大规模的国际文艺联动情态。

三 “并肩共为文明战”：影像内外的双城际会

1938年6月27日晚，冼星海在会战打响不久，前往武汉洛奇旅馆（Lodge Hotel）30号，找荷兰导演“伊文思先生”（Joris Ivens），“谈收影片事”。1938年初，伊文思与助手费恩霍特（John Fernhout）、匈牙利摄影师卡帕（Robert Capa）启程访华，在美国“今史”影视公司（History Today Inc.）的赞助和委托下，以中国抗战“活的事实”为主题拍摄影片。作为左翼国际主义文艺战线的主力，三人另有北上接洽中共的计划，但受阻于国民党管制而未能成行。同年2月起，三人以武汉为中心据点，往返战地前线，开展纪录片拍摄工作。4月20日，摄制团队从台儿庄战场返归武汉，并出席了22日下午，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等14个中国团体在普海春餐厅举办的欢迎宴会。据“文协”报道，摄制中的纪录片系“今史”第二部，即后来在全球发行的The 400 Million（《四万万人民》），冼星海与伊文思在武汉谈及的“影片事”，很可能与此有关；而该片承续的前一部姊妹片，则是同团队不久前在西班牙内战前线完成的The Spanish Earth（《西班牙大地》）。《四万万人民》与卡帕的战地摄影，皆选取驻地武汉作为主要素材，而以“今史”系列电影为标志，被塑造为“东方马德里”的武汉，此时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支撑起了中国与西班牙之间国际性的空间联动形态。

电影《四万万人民》开头，设置了一段插卡字幕：“欧洲和亚洲分别成为了民主制度受敌的东西方战场。”（“Europe and Asia have become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front of the same assault on democracy.”）参照电影团队的跨国战地轨迹，这里的“欧洲和亚洲”显然是指西班牙与中国；而“民主制度受敌”，则提示出西方知识界普遍左转、“红色三十年代”在全球铺展的思想动因。同处于战争危机之下的知识文化界，以反省西方现代思想与制度为契机，包括“对帝国主义与殖民的自我反思”，转向对苏联及共产主义革命方案的探索，并以国际主义的行动路径，联合为反帝反战（反法西斯）的左翼国际战线。

在此背景下，1936与1937年先后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与中国全面抗战，不仅在东西方共同拉开了“二战”的序幕，也为左翼知识界提供了跨国联合行动的路径，以及战地空间联系的具象实感。中国与西班牙跨国并置的空间联动形态，构成了当时左翼知识界认识和想像世界战争的重要方式：“正如西班牙被西班牙、德国及意大利的法西斯蒂蹂躏着一样，他们那里的无辜的大众，也像你们中国的大众一样受着苦。……法西斯蒂想用一切可能的杀人武器屠杀着无辜的西班牙和中国的人民，而且想在过了二十年和平日子的今日，重新燃点起新的世界大战，新的世界大屠杀的火焰。”这封由《新华日报》刊译的“捷克兄弟来信”，即可佐证伊文思为践行反帝反殖民斗争的世界路线，选择来西班牙和中国寻求证明和希望的意愿，而伊文思与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等亲身援战的左翼文艺家合作，依次拍摄《西班牙大地》与《四万万人民》，也意在落实“国际战士”跨国联动抗战的“实地感”。1948至1950年间，美国麦卡锡委员会曾根据“是否认识或曾经与伊文思先生交往过”，来判定知识分子是否资助过中国和西班牙，进而划入亲共阵营。某种程度上，该问题的内在历史逻辑，就暗含在1938年武汉得名“东方马德里”的表述之中。

诚然，在中西联动抗战意识的指导下，1938年的中国对国际知识界释放出了强大的吸引力。此时，西班牙内战已持续近两载，人民阵线对抗叛军的战局仍相当吃紧，面对如此焦灼难解的情形，刚刚全面吹响反法西斯号角的中国，无疑为国际知识界与新闻舆论界，尤其是已亲临西班牙长期援战的文化人士，开启了拓展行动的兴趣和转机，抗战中国承接着国际知识界曾寄予西班牙前线的期望和决心。就此，国际知识分子与文艺家由西班牙前往中国，便成为全球战争时代的一种思想自觉。而在1938年跃升为前线和首都的武汉，也顺势承载了这种国际性的动向。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一早便着手筹划迁都方案。因重庆深处西南腹地，位于华中的武汉，便被选为缓冲物资及人员流动的“临时首都”，跃升为军政机要、文化名流汇聚的“心脏”。1938年会战前后，全国文艺家已集聚武汉，将这座临时首都营造为“文化之都”。原本坐落在北平、上海、南京等核心城市的文化团体与出版机构（如《申报》《大公报》），伴随城池陷落的危情，以及政治中心的动向而纷纷内迁武汉，而武汉凝聚为全国文艺中枢与心脏的重要标志，是1938年3月“文协”的成立。鉴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实际状况，武汉此时已然是世界知识界访华的必到之地。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此时武汉在全国水陆交通网络中的显要地位，访华文士与流徙途中的国内文艺家一样，无论是迁徙他处，还是往返战地，大都要以武汉作为中转、暂歇或观望的据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武汉会战期间，集结于汉口的外国名社记者、文艺家便逾40位，涵盖美、苏、英、法、德、意、瑞典等国，而抵汉的国际组织亦不在少数。

就在伊文思欢迎宴会的前一天（4月21日），集结于武汉的军政要员，以及田汉、洪深、穆木天等文艺家代表，为3月抵汉的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小说家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举办了欢迎茶会。二人亲赴马德里援战的热情尚未冷却，便带着与英美出版商（Messrs. Faber and Faber of London, Random House of New York）签订的出版协议，奔赴敌临城下的“东方马德里”武汉。正如依修伍德的观察，“历史渐渐厌倦了上海，对巴塞罗那也不耐烦，已将其变幻莫测的兴趣投向了汉口”，武汉才是“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也是连接其抗日访问前线的枢纽。访汉其间，奥登会见了“朱利安·贝尔的学生”、从事“第三厅”国际文化宣传工作的叶君健，并于翌日访问了贝尔（Julian Bell）曾执教的武汉大学。贝尔1935年来汉教书，后于“保卫玛德里呼声最高的时候”，与奥登一同跑到西班牙前线，1937年牺牲在拱卫马德里的布鲁内特战役（the Battle of Brunete），以此示范了“奥登一代”（Auden Generation）集体左转、投身行动的抗战姿态。毫无疑问，武汉、马德里双城共振的空间框架，在如上行旅细节中反复显现，其背后，则是国际文艺家与知识界在战时左转、跨国联动抗战的公共意识和集体行动。正如叶君健在武汉专访奥登时所言：

现在世界是一天一天地缩小了，文艺的工作，不仅是限于一个国家，同时也变得国际性起来。中华全民族抗战发生，他（奥登）就忽忽地从西班牙转到中国来。他们来时，英国许多青年作家，抱着极大的期望，送他们首途。他们要看中国英勇的抗战。中国民众为世界和平而战的伟大斗争。他们将要写一部厚书给欧洲人看，那是记载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的。

这种国际联动、休戚与共的文学想象、情感意志和行动方式，在奥登参与撰写的“英国作家为响应中国抗战书”中，由武汉与马德里扩展到了中英之间：“你们的战斗不是为着中国，同时也是为着我们”，“我们立誓要竭力援助你们”，“不单是为着你们，而且为着我们”。田汉时任第三厅第六处（艺术处）处长，他在欢迎茶会即兴赠与奥登的七绝：“信是天涯若比邻，血潮花片汉皋春。并肩共为文明战，横海长征几拜伦！”借用拜伦奔赴西班牙援抗的文学传统，精准把握并塑造出了“东方马德里”的现实寓意——跨国交互、统一抗战的“国际共同体”。

正如“文协”会长老舍在作家阿特莱（Freda Utley）访汉招待会上的讨论所示，中国作家致力于宣传工作，中国抗战文艺组织和机构（如“文协”“第三厅”与国际宣传处），也积极利用武汉作为“东方马德里”在文艺跨国交互与沟通方面的便利，积极探索战时对外宣传的可能，立足武汉与马德里双城际会的历史因缘，主动凸显中国抗战的主体形象和世界位置。1937年秋，《七月》由沪迁汉之际，胡风屡次选登专题新闻，报道马德里战地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西班牙争取民主自由而战”并置为高度同构、彼此支撑的国际孪生组合。1938年武汉会战甫一打响，“文协”便委托胡风草拟电文、声援伦敦“世界作家保卫文化大会”，胡风延续《七月》之前的报道，不仅坚持追随、呼应西方战斗，向“直接被法西斯侵略魔手威胁着摧残着的捷克西班牙等国的同志们”敬礼，更主动向国际阵线通报“日本法西斯刽子手”屠杀中国人民、摧残中国文化的暴行，以及中国抗战的英勇实绩，以此在事实、情感与想象的多重维度上，夯实武汉（中国）与马德里（西班牙）同频共振的联合战线。

1938年6月16日，武汉会战爆发一周后，《七月》饶有意味地刊发了美国左翼黑人诗人休士（Langston Hughes）写自马德里战地的报告文学《玛德里在笑着》。休士本人亦曾亲访中国，践行着中西联动的国际主义路线。全文结尾处，作家设计了马德里居民无惧轰炸、在影院坚持观看好莱坞电影的情节，马德里居民借由记录芝加哥危机的美国电影，获得了跨国联合应对困境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刊发此文的用意显而易见，《七月》所在的武汉，也由此与马德里建立起了命运的关联，二者共同组成国际主义战线“美丽的屏风”和“英勇的堡垒”。从伊文思到休士，从影像内外到文本内外，武汉被塑造为“东方马德里”，跃升为象征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文艺之都”。武汉、马德里之间的双城际会，指向了中国与西班牙战地互动的历史情境，进而在策略与经验层面上，反映出左翼国际主义文艺战线的发展动向。超越国界、联通战地的战时文艺生产与行动方式，作为一种世界革命的探索和实验，借由全球共时关注的这两座“文明和正义堡垒”，得以完整展现；而这种世界联动的自觉与共识，不仅指涉着介入现实（战争）、介入社会、介入政治的行动观念，也暗含着某种文学想象、情感机制乃至文明视野的内在转换，诸如超越个人意志、彼此支持共情和构筑全球共同体的战时生命体验。

结语

1938年，居于抗战中心的武汉，经由文艺创作和公共言说被塑造为“东方马德里”，如此彰显出战时中国文艺跨国联动的生产机制，及其与国际战局的紧密关联。在文学与现实层面上，武汉成为国际战地文化空间，暗含着左翼国际主义战线把握世界战争、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部署，以及世界知识界在战时普遍左转、联动抗战的行动意识。流动、联通的战地空间，塑造了国人更为开放的抗战经验与世界想像，刷新了中国本土抗战的主体形象和世界位置。在集体抗战的公共关系中，中外文艺团体自觉开展跨国交流，更为广泛、高效地将个体组织起来，战时中国文坛也得以扩大了文化外交的影响，争取到左翼国际主义阵线的支援。如此，一种具有国际主义特质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普遍显现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时段，并延展至“二战”时期。

武汉与马德里双城并置的空间形态，指向了中国与西班牙在全球战争现实中的深度关联，以此为事实和象征，传统意义上的东、西方国家，经由国际联动的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缔结为“战时命运共同体”。这种“战时命运共同体”的诸多面向，得以凸显在1938年被冠名“东方马德里”、跃升为“国际文艺之都”的武汉。而共同体的建构背后，也蕴含着某种文学想象、情感机制、生命体验乃至文明视野的内在转换。这种内在认知与视野的转换，本身即是抗战文艺研究范式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