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长期主导的发展援助模式将价值观输出等附加条件置于经济议题之前，颠倒了发展的优先序，尤其是近年来，其对外援助日益异化为战略安全工具。受援国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增长，反而对外依赖更加严重。面对全球发展赤字的扩大，“全球南方”的自主发展意识觉醒，南南合作日益崛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发生重构。中国等新兴大国将提供替代性发展资源，但可能面临国际发展责任过重的风险。

全球发展正在经历历史性转折：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加速退潮，而“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倡导的南南合作模式日益崛起。这一转变不仅暴露了传统援助体系的“发展悖论”——援助未能实现受援国经济增长，反而加重了它们的对外依赖，削弱了自主性；更预示着“后援助时代”的来临：“全球南方”国家或将被迫探索自主发展路径，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将面临国际发展责任再平衡的挑战。

援助异化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发展融资机构的建立，以及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为核心的、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建立，官方发展援助(ODA)开始成为国际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并一度被视为发展的“灵药”。1970年，联合国设立了ODA应达到国民总收入0.7%的目标，将“无援助，不发展”理念推向巅峰。

美国长期主导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其贡献占DAC成员国ODA的30%，全球人道主义援助的50%。因此，当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开始向美国援助“开刀”时，人们开始惊呼“援助时代的终结”。事实上，在此之前，国际援助体系就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DAC成员国就开始调整本国援助系统。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相继将其援助部门合并进外交部门，对外援助日益成为服务其外交利益的战略工具。2015年开始，欧洲境内难民支出迅速增加，一些国家的难民支出甚至高达ODA的30%，挤占了原本用于对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投入。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的ODA增量主要流向乌克兰，2025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带头大幅削减援助预算并增加国防预算。例如，英国计划削减40%的援助预算，并计划到2027年将国防支出从GDP的2.3%增加到2.5%。最近十余年来，援助的“发展”内涵越来越稀薄，安全色彩日趋浓厚，援助已经从发展的工具异化为了援助国的战略安全工具。

发展悖论

援助的异化与式微，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援助的发展悖论。用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援助约占发达国家整体援助额的七成，但自上世纪60年代，以DAC成立为标志的现代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建立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依靠援助实现了增长。与此相反，援助还为国际发展带来了三大结构性困境。

首先，援助侵蚀了受援国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IMF和世界银行推行“结构调整计划”，结果不仅未取得其所宣扬的经济增长目标，反而让许多低收入国家陷入“低增长-高债务-再援助”的恶性循环，还因为推行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政府最小化等政治经济改革导致众多发展中国家失去自主政策空间。

其次，援助与西方援助国的价值观捆绑，干扰了受援国的发展进程。西方主导的援助通过附加条件进行价值观输出，将民主化、良治等议题置于经济发展之前，导致受援国颠倒了发展的优先序。秉承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援助更是将政府视为“万恶之源”，其援助主要通过民间组织来实施，导致碎片化的援助项目与受援国政府推行的发展计划脱节。

最后，援助还催生了严重的依赖，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的形成。根据2022年世界银行数据，26个国家被列为援助高度依赖型国家，其接受的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超过10%。这些国家往往经济发展落后，政府关注援助方意愿超过关注本国人民需求，援助经济替代了内生产业发展，援助资金抑制了国内税收体系建设。

危中有机

“后援助时代”的来临对于全球发展将产生多重影响。

第一，全球将面临发展赤字的急剧增加。美国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发展资金提供者。美国向非洲提供的双边援助资金量占非洲接受援助总量约1/4，占DAC成员国对非援助的1/3，仅美国国际发展署提供的援助资金就占到16个非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南非安全研究所估计，按照美国目前的援助削减计划，到2030年非洲将新增1900万极端贫困人口。此外，美国援助长期以来都是国际多边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运行的重要资金来源，其资金减少将影响国际机构及其发展项目的运行。其援助资金减少带来的巨大真空，短期内很难由“全球南方”国家或私营部门弥补。

第二，援助退潮或将激发“全球南方”自主发展新动能。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援助所带来的问题。加纳上任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结束对援助的依赖，才可能走向真正的繁荣，他在2017年就提出了“加纳超越援助”计划。新任总统约翰·马哈马则视西方援助的撤退为非洲自主发展的重要信号。事实上，从加纳到布基纳法索，从卢旺达到赞比亚，从肯尼亚到埃塞俄比亚，许多非洲领导人都在讨论“后援助时代”所提供的“自主发展”“范式转变”“增强国家能力”新契机。虽然援助的退场并不意味着“援助依赖综合征”的消失，但这至少将推动“全球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觉醒。

第三，“后援助时代”也将伴随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首先，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将面临短期震荡。许多联合国机构已启动人员裁撤和预算削减计划。其中，全球最大人道主义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预算近半来自美国，将全球裁员30%，即减少6000个工作岗位。美国拒绝甚至谴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退出《巴黎协定》等举动也动摇了基于发展的全球共识。

其次，美国对援助的大幅缩减，将促使低收入国家转而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寻求发展资源，而西方国家也会不断将发展筹资压力转嫁给后者。这将会给中国等新兴国家带来国际发展责任过重的挑战，放大新兴国家内部的分歧并催生发展竞赛。这些都将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重构。

援助时代的终结，本质上是全球权力转移的缩影。当西方国家将发展援助去发展化时，其道德权威也随之瓦解；而“全球南方”在被动“去援助化”中，既需警惕新旧陷阱，更应把握范式创新的历史窗口——发展的终极答案，终究在于自主性建构与国际公平秩序的重塑。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