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以及生活方式的价值表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就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而言，存在着两种影响较大的价值观念，即“普世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当前人类生存境遇的客观反映，是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体现。作为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理论基础、思维方式、构建路径以及目标追求。在理论基础方面，“普世价值”强调“抽象的人”，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关注“现实的人”；在思维方式领域，“普世价值”蕴含的是一种独断论的思维方式，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的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方式；在构建路径层面，“普世价值”的构建以美西方国家的强制性、霸权主义为基础，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在目标追求维度，“普世价值”是维护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的工具和手段，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以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己任。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倡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价值理念。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此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党的二十大上还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价值主张和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之后便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议，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对比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如有专家从概念辨析、形成背景、出发点、形成主体、形成目的、话语表达等方面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差异点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相关内容进行阐释。本文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立足全人类整体利益所提出的一种价值观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支撑。作为一种基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理论基础、思维方式、构建路径以及目标追求等方面都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理论基础层面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任何一种思想观点或理论学说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个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讲，价值强调和反映的是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一种有用性，这种有用性是价值客体的属性功能与价值主体的目标需求之间的有机统一。人是价值的主体，价值既具有属人的特征也具有为人的功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还是“普世价值”，都必须将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但是“人”又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从存在形态上看，有类存在、群体性存在和个体存在；从理解方式上看，人又可以理解为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历史的人与现实的人等。而对人的理解方式不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也必然不同。对人的存在形态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决定着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差异，也规约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一）“普世价值”以“抽象的人”为理论基础

近年来，“普世价值”思潮在国内一度风起云涌。人们在认识、研究、批判“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一个前置性问题，即“普世价值”何以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价值观念的形成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价值主体的人，自身的目标和需求也会发生变化，进而人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因此任何一种被社会奉为“普世价值”的价值规范，都只具有相对意义而不具备绝对价值。也就是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以及社会条件的变化，前一种价值观念必将被新的社会价值规范所取代。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能够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既然如此，我们对“普世价值”又该如何理解呢？

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意义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但是若从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社会思潮的视角出发，“普世价值”的存在便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情了。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普世价值”，它所强调的“是指存在一种为普天下所有的人共同接受、并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始终，亦即普遍适用、永恒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在这里“普世价值”强调和反映的并不是作为人类普遍行为规范的价值准则，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装饰品而存在。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而已。具体来说，资产阶级将自身的特殊利益通过抽象的方式上升为国家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然后将“普世价值”包装成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观念反映和价值表现。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既然“普世价值”只是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装饰品而已，那么这种装饰品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其形成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如有学者指出“普世价值”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存在论基础，也有专家强调“普世价值”以绝对人类、抽象人类为价值主体。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普世价值”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抽象的人”是其理论出发点。前文已经提及，价值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与阶段性内在地决定着价值的相对性。那么既然如此，资产阶级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将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观念打造和装饰为具有一般性和绝对性的“普世价值”的呢？显然，如果从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出发，便不可能推导出“普世价值”的理论观点。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而在此基础上会形成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基于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自然人性、先验人性、抽象人性或普遍人性出发，把趋利避害、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等看作是人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这样一来，具有现实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人就被理解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和概念。在这个抽象的符号和概念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便被抹杀掉了。既然所有的人都具有同一属性，那么“普世价值”的存在便成为可能。换言之，“普世价值”依托抽象人性论，“‘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抽象的个人’成为这个社会的自然基础，也成为‘普世价值’的人性依据”。

对于资产阶级以抽象人性论作为“普世价值”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有过明确的论述。马克思在批判将人视为“抽象的、单个的、原子化的人”这种观点时强调，“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显然在这里，对于李嘉图等将人看成是一种“抽象的、单个的、原子化的人”的观点，马克思用了“虚构”这个词予以批判。人类历史不是由“抽象的、单个的、原子化的人”所组成，而是由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因此马克思旗帜鲜明地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既然人类历史是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那么也就意味着人类历史中的各种思想观念都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反映以及对自身存在境遇的经验总结。当人对外部世界以及自身存在的认识发生变化时，人的各种思想、理念、观点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转换。因此马克思强调，“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既然这些观念、范畴是历史的产物，那么由这些观念和范畴组成的“普世价值”自然也就不具备永恒性和必然性。对于资产阶级所强调的“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和深刻的批判。对于“普世价值”中所宣扬的民主及其表现形式代议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道：“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通过民主的形式实现了对无产阶级的专制。对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指明了“普世价值”中自由的资产阶级性。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从“抽象的人”出发，通过抽象的方式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装扮成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然后再给“普世价值”贴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标签。因此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其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把其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特殊价值观念鼓吹为“普世价值”观念。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现实的人”为理论基础

从学理意义上讲，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变化与人类社会实践和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实践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引发价值观念的变迁。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并不存在所谓一般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观念。那么，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否存在呢？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人类并不存在一种永恒的、普遍的利益诉求，但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类形成某种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可能的，建立在这种共同利益诉求之上的共同价值的形成也是现实的。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所建立的世界体系使人类发展从“民族历史”阶段进入到“世界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世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享受世界交往便利性的同时，也必然会面临着许多人类的共性问题，这就内在地决定着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这种相互交织的生存境遇以及息息相关的前途命运，必然会在价值观念上有所反映和表现，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这种反映和表现的生动写照。如果没有现实的人的活动，就不会出现普遍的人类交往；没有普遍的人类交往，就不会形成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便不会形成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及共性问题；没有这种共同利益及共性问题的存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便不具备形成的条件。也就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现实的人”的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再现。

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是无数个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个体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结果，因此“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就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具体的人、现实的人，就不会有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更遑论各种所谓的价值观念了。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在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以及风险，都是社会主体开展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在实践中，进行实践活动的社会主体只能是也必然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既然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而不同的人在当前社会发展中又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那么这种共同的现实问题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利益诉求必然会有相同之处。不同于“普世价值”形成过程中的理论推导和逻辑演绎，以“现实的人”为理论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整体利益及所面临共性问题的价值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之所以各国人民都追求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基本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因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当前共同利益的反映和体现。

在“普世价值”语境下，人被抽象为原子化的自我，这种原子化的自我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日益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对于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中将人抽象化的问题，马克思旗帜鲜明地强调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现实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社会符号，而是扎根于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主体，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具体承担者和人类文明发展变革的践行者。综上所述，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现实的人”为存在论基础，在理论基础层面上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思维方式层面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不仅有既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如果说理论基础决定了某种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思维方式则影响乃至决定着理论的展开方式和呈现形态。思维方式是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在地规定着思想理论出场逻辑、生成方式与表现形态。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学说，“普世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有着各自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普世价值”在展开过程中反映的是一种独断论的思维方式，而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的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方式。

（一）“普世价值”反映和体现的是独断论的思维方式

在一定意义上，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是一种相互规定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以“抽象的人”为理论基础的“普世价值”，在理论主张以及实践展开层面秉持何种思维方式呢？我们认为，以“抽象的人”为理论基础的“普世价值”，在思维方式上必然会秉持一种独断论思维方式。在这种独断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普世价值”坚持共同人性的假说，强行抹杀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而且忽视价值的发展性问题。

具体来说，“普世价值”将“抽象的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从中抽离出“正义”“自由”等抽象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普世价值”从抽象出发，摒弃了人的价值观念的具体内容。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普世价值”的持有者们认为“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中最高的“善”，它在人类的价值排序上具有最高优先级，其他任何价值观念都不能与其相抵触。“普世价值”背后体现的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独断论色彩。这种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在实践中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色彩，即坚持价值取向上的唯我独尊、否定价值观上的多样性。“普世价值”蕴含的独断论思维方式，在实践中往往反映出的是一种对抗性的思维方式，其在话语方式上是一种霸权主义的、唯我独尊式的思维方式，认为自己穷尽了对外部世界的全部认识。这样一来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便被资产阶级人为地分为两种，一种为“普世价值”，另一种为非“普世价值”，两种价值观念相互对抗。在资产阶级看来，“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中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念，各种与“普世价值”相抵触的价值观念都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实践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打着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从这个角度来说，“普世价值”所蕴含的独断论思维其实就是一种对抗性思维。如果没有独断论、对抗式的思维方式作支撑，“普世价值”的价值观念在理论层面和实践领域中就会土崩瓦解。

这种独断论、对抗式的思维方式不仅表现在“普世价值”的生成过程中，而且体现在“普世价值”的实现环节。也就是说，“普世价值”不仅以“抽象的人”为理论基础，而且在此基础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作为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我们以“普世价值”所强调的自由、人权为例来进行分析。“普世价值”所强调的自由，实际上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讲的自由不是立足于人和人的结合，而是立足于人与人的分割对立。所以自由就是在不妨碍他人情况下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他人被看作是个体自由的限制。这样一来自由的含义就变得非常明确，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以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为实现方式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强调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即“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普世价值”所强调的人权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人权，……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在这里，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人权实际上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与对抗基础之上。换言之，“普世价值”所强调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内容建立在“抽象的人”的基础之上，以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为基本实现条件。同样在实践过程中，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先发优势，通过种种强制性的手段以及霸权主义的行径来到处推销“普世价值”，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以独断论思维方式为思维基础，这种强制性和霸权主义的“普世价值”不可能真正地反映全人类的共同诉求，这种“普世价值”也不能被人类社会广泛地接受。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关注和强调的是合作式的思维方式

从理论上讲，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现实的人”为理论基础。在实践中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由于客观条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必然会形成带有民族色彩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在实践中不同的人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那么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又如何能够达成价值共识呢？我们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秉持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贯穿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与实践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显然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所强调的“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就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方式的体现。

从形成的过程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着合作式的思维方式。和“普世价值”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承认不同国家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差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并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之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秉持着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最大限度地观照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利益，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追求。前文已经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全人类面临的整体利益以及共同问题而提出来的一种价值观念，是全人类共同利益诉求的价值表达。也就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背景下，基于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为满足人类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一种价值共识。

从实践的过程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更是离不开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开放合作。作为一种旨在维护、发展、实现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实践中强调通过开放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利益。如果没有一种开放、合作的思维方式，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无法凝练也无法践行和实现。只有秉持一种开放合作理念，不同国家和民族才能超越国别之间的界限，从整个人类发展的战略高度和宏观视角来考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这种“人类优先”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放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和反映。只有坚持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才能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普世价值”实际上“将西方自己的特殊说成全人类的普遍，并把这种所谓的‘普遍’当作世界唯一或者最高的标准，并强制要求世界其他国家也向这个标准看齐”。毫无疑问，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总是不断前进的，人类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不可能穷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普世价值”通过独断论的认识方式，实现了其自身的去语境化，看不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而这一客观规律恰恰是共同价值构建的前提。与资产阶级到处宣扬的“普世价值”相比，全人类共同价值更加强调和体现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倡导和践行的是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和治理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没有地缘政治目的，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不会关起门来搞小圈子，不是有人说的这样那样的所谓‘陷阱’，而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也就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从“现实的人”出发，秉持一种开放性的认识态度和思维方式，强调人的价值认识和价值认同要根据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而不断转换。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思维方式层面上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构建路径层面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不仅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认识和反映，而且也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提供价值遵循。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利益“代言者”的“普世价值”，还是人类共同利益“表现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必须通过某种实践方式予以展开。否则，“普世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就会变成一个单纯的理论体系。那么在实践中，“普世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的呢？我们认为，“普世价值”主要通过一种强制性的、以霸权主义为基础的构建路径来实现其价值主张，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主要通过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主张。

（一）“普世价值”以强制手段和霸权主义为主要路径

从理论上讲，建立在不同的实践活动和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群体，必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而会形成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作为整个人类价值观体系表现形式之一的“普世价值”，其代表和反映的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这种利益与整个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相违背。因此在实践中为了实现并维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利益，“普世价值”通过各种强制手段和霸权主义行径来作为路径依托。换言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利益的观念反映，“普世价值”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以及蕴含的思维方式就内在地决定着其只有通过霸权主义的实践路径才能实现其价值主张。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早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进行殖民扩张，“普世价值”为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提供所谓的合法性基础。“西方资本主义对‘普世价值’的信心坚定了它们对外扩张的底气。这一信心主要建基于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上，‘建立在不言自明的经济、社会、政治、科学和文化成功之上的西方价值观比人类其他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以廉价商品为“武器”，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在经过各种暴力手段之后终于将世界改造成资本主义国家所期望的样子，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将“普世价值”视作维护他们特殊利益的首要方式。曾经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毫不掩饰地说：“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很明显，为了传播自己的理想进而推广“普世价值”，美西方国家不惜通过强制手段和暴力行径干涉他国内政甚至推翻他国政权，最终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地区战乱频繁发生。

进入21世纪以来，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具备的先发优势和话语霸权成为其推销“普世价值”的灵丹妙药，他们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肆意采取霸权主义行径，干涉他国内政。如以“反恐”为口号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进行武装侵略，以“追求民主”为借口发动“颜色革命”进而干涉他国内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霸权主义推销“普世价值”的过程中，部分地区战乱频仍、许多国家民不聊生。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很明显，通过强制手段和霸权主义推广和践行的“普世价值”并不普世，其实质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利益。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主要路径

与通过强制手段和霸权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诉求的“普世价值”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主要践行路径，这是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生成逻辑所决定的。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推动着人类实践活动范围扩大的同时，也使得人类的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在客观上促使整个人类社会形成一个息息相关、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仅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而且也有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着共同利益，所以建立在这种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才成为可能。因此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客观现状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就必须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主要的实现路径。

由于地理位置、生产方式、历史传统等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的国家、民族会形成各不相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的今天，那种通过霸权主义来维持某种特殊价值观念的行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同国家、民族只有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的基本前提，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的根本保障。为了实现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把大家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

综上所述，“普世价值”在实践过程中以霸权主义为路径依托，外部强制性是实现其价值主张的基本方式。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以霸权主义和强制性为实现路径的“普世价值”必然会受到人类社会的唾弃。与之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构建路径，将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视作追求目标。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构建路径层面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四、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目标追求层面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其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规范和目标追求。作为对人类生产实践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表达，价值观天然地内蕴着自身的目标追求。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之上的价值观念，其所主张和强调的目标追求也是不同的。以“抽象的人”为理论基础，以独断论为思维方式的“普世价值”旨在强调和维护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而以“具体的人”为理论基础，凸显合作式思维方式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为己任。

（一）“普世价值”以维护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为目标追求

从理论上讲，价值观念既是人类对自身生产实践活动的价值表达，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价值憧憬。因此，不同的价值主体基于不同的认识水平以及自身利益，必然会形成各不相同的价值主张与目标追求。前文在分析“普世价值”的存在语境这一问题时指出，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只存在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层面中的“普世价值”。显然，作为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不可能反映和体现人类的整体利益。

在实践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便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装扮成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普世价值”便是这种共同利益的价值表达。资产阶级通过打造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来推销其所谓的“普世价值”，但实践证明，这种利益共同体是虚幻的利益共同体，它只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和手段罢了。对于上述行为，经典作家曾经有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的过程中，“普世价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武器。对于“普世价值”的目标追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一语道破天机。亨廷顿指出，“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凡是与所谓“普世价值”要求不相一致的国家，便会被戴上“失败国家”“流氓国家”“邪恶国家”的帽子，进而在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逐渐地被边缘化，显然这样一种霸权主义的行径并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资产阶级将“普世价值”视为全人类的最高价值，将“普世价值”反映的价值追求视为全人类的价值追求。显然，这种观点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领域都是极为错误的。从理论上讲，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发展方式、生活样态、历史文化等主客观因素的不同，其所形成的利益诉求也必然是不同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普世价值”不可能包含容纳全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的价值诉求。在实践领域，“普世价值”的推进过程往往伴随着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国家主权屡遭侵犯、人民生活颠沛流离。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普世价值”带来的是破坏和伤害，而不是稳定和繁荣发展。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关注和强调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

与以维护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为目标追求的“普世价值”相比，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关注和强调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前文在分析和阐释的过程中已经指出，“普世价值”以人类共同利益之名行维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利益之实。作为一种建立在“抽象的人”基础之上并以“原子化的个人”之间的对抗为实现方式的“普世价值”，不可能真正地代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此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现实的人”为理论基础，以人的现实生活作为客观依据，以实现人类整体利益为自身的目标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共同事业”“共同理想”“共同追求”，强调和反映的就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追求。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和向往，是人类社会孜孜不倦的目标追求。21世纪以来，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以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为显著特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运而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化，必然会引发其内部的各种力量的矛盾作用，进而可能会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带来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人类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却始终不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整体利益的表现形态。作为一种尽可能反映绝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要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身的终极目标追求。

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追求。从人类发展的漫长历程来看，在近代之前，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公平、正义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一种自在的、自为的状态。进入近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带来的先发优势，人为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中心—半中心—外围”的不合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中心和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因此，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中国人民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义斗争”。因此，在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在国际格局、经济秩序、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领域凸显公平、正义的目标追求。

实现人类社会的民主与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追求。在人类对自身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的过程中，民主和自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人类社会在进入“世界历史”发展阶段之后，资本主义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全世界范围内疯狂干涉他国内政。一时间，自由、民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护霸权地位进而实现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和手段。需要指出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强调的民主和自由与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中的自由民主有本质性的区别。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强调的民主和自由是建立在人类整体利益基础之上的一种民主和自由，是一种通过相互合作协商而实现的民主和自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也就是说，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和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名词，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自由选择民主发展道路的权利。只有尊重彼此的主体性和差异性，民主和自由才能真正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接受和认可，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和价值目标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综上所述，所谓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诉求的反映和体现。与此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以实现人类的整体利益为自己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导向。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道义性，在目标追求层面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