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军在新加坡实行的“大检证”给新马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战后涌现出的相关华文文学作品，如谢松山的《血海》、苗秀的《火浪》、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郑辉的《天仇》等影响最大。这些作品真实而详细地描绘了日据时期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新加坡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随着时代的变迁，关于“大检证”的叙述在21世纪之后变得零星、冷静，叙述视角则以儿童及侧面描写为主，在新加坡民众之中，“大检证”也逐渐被淡化，这是很值得令人深思的。

关键词：大检证；新加坡；华文文学；反法西斯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类的浩劫，无数百姓被卷入了这场可怕的战争之中，经历了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苦难岁月。中国人民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就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海外华侨也纷纷以捐款、抵制日货、锄奸、回国参战等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谱写了一曲曲中华儿女不甘当亡国奴的赞歌，这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极为忌恨。

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地区，华侨人数占比较高，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也最为激烈。1942年2月初日军攻打新加坡时，就遭到新加坡“星华义勇军”的顽强抵抗，登陆曾一度受阻，这激发了日军对新加坡华侨报复的兽性。新加坡沦陷后，日军于1942年2月18日至3月13日，在新加坡实行“大检证”，强令所有华侨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要集中到某些区域“检证”，至少有5万新加坡华侨惨遭杀害。

所谓“大检证”，其实就是“大清洗”或是大屠杀。日军“清洗”的目标有：（1）曾在南洋华侨总会活动人士；（2）捐款的富人；（3）陈嘉庚及追随者；（4）海南人；（5）1937年至南洋者；（6）文身男性；（7）义勇军；（8）公务员及亲英人士；（9）有武器者，扰乱治安人士。日军制定了针对广大华侨进行大屠杀的恶毒政策，书写了战争史上最血腥、丑恶的一页。杀人方式多种多样，如自挖沟后杀、枪杀、溺杀等。日军不仅在新加坡进行大屠杀，在东南亚其他地区也是罪行累累。如1942年3月日军在马来亚进行“肃清”，造成好几千人“失踪”，其中在柔佛州杀戮最多，具体数字无法详尽，受害者大约为15万人以上。据黄爱萍回忆，1941年2月，日军在知知港的余朗朗村实行大屠杀，共杀害了1680人。据统计，日军还在菲律宾杀害12000人，泰国7500人，越南9000人，缅甸19000人。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东南亚人民的鲜血。

日军的屠刀在东南亚大逞淫威，而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屠杀则是发生在新加坡的“大检证”。二战结束以后，因新、马两地华人华侨遭受日军的疯狂报复和屠杀，留下极为惨痛的记忆，涌现出大量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就新加坡华文文学（以下简称新华文学）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赵戎的《海恋》《在马六甲海峡》，苗秀的《火浪》《残夜行》《年代和青春》《小城忧郁》，以及姚紫的《秀子姑娘》《窝浪拉里》《阎王沟》等小说，都是新华反法西斯文学名作。在学术研究方面，新加坡丘柳川的《中国抗战文艺与新马华抗战文艺的比较研究》是较为全面勾勒反法西斯文学创作风貌的著作。

从研究现状来看，“大检证”虽是日军南侵暴行的铁证，但文学研究界对此关注极少，只有陈济朋撰有报导性的文章，这与该事件所应具有的国际性影响极不相称，也就是说“大检证”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文拟以新华文学对“大检证”的叙述为角度，介绍新华作家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及其叙述内容、叙述方式的嬗变，引发读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与反思。

新华文学关于“大检证”的叙述，散见于各类体裁之中，读者不易形成系统性的认识，本文努力以历史的与逻辑的方法，将二战之后至今的有关作品加以系统化梳理与论述，按叙述方式的嬗变将之呈现出来，以展示不同时代人们的认识与态度的变迁。

一、悲愤激昂的控诉：诗文互照痛心扉

二战之后的东南亚华文反法西斯文学创作，总体上有两大指向：一是描绘与歌颂华人华侨所进行的抗日斗争；二是揭露与反思这一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极大痛苦，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新华文学中描写“大检证”的诗文作品，则以谢松山的《血海》最为有名。

谢松山的《血海》于1950年出版，在五个月间重印三次，深受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社会贤达纷纷为它作序或题词。它之所以具有轰动效应，除了题材原因，还与其独特的表现手法有很大的关系。

在序言中，曾铁忱赋诗云：“悲哀往事记年年，血染河山迹未干。安得余凶齐授首，方伸冤抑到重泉。”曾铁忱还引用著名作家姚紫的话，这是一部“血的记程碑”，是“可歌可泣的史诗”。管震民在《题词》中写道：“浩劫余生义愤胜，一编血海写层层，口诛笔伐追狐史，留作天南作实凭”，丘桐士“血溅青山丛白骨，尸沉碧海仰鸿儒。洋洋痛史留千古，未竟全书泪已濡” 。《血海》用七绝叙事抒情，并用现代白话文作辅助说明，真实记录日本占领新加坡、实行大检证、屠杀抗日义士等各种惨绝人寰的事件，使该书既有旧文学的神韵，又有新文学的表达形式，将二者完美融合在一起，受到新、旧文学界的广泛赞誉。

诗歌从新加坡沦陷写起，英军司令于1942年2月15日率部向日军投降，新加坡人民地狱般的生活开始了。“是谁城下签盟约，百万生灵釜底鱼。”貌似强大的驻新加坡英军竟如此不堪一击，新加坡岛上的百万民众犹如釜底游鱼一般，任人宰割。战后人们才发觉，如果当时英军再坚持数日，日军的后援补给就彻底断绝，想不到英军未败先降。强悍、凶狠、残暴的日军划定几个特别片区，要求所有华侨都要到那里去集中“检证”——“嗟我华侨佳子弟，纷纷待宰似羔羊。”“大检证”从2月18日开始，到3月13日结束，被怀疑为抗日分子的人则大批地被送到榜鹅及樟宜十英里等地进行屠杀。

“大检证”是借口，大屠杀才是目的。“罪名抗日太冥顽，饮恨吞声血泪斑。臂上截书检查济，一时才脱鬼门关。”日军以“检证”为名屠杀华侨青年知识分子及壮健者，可谓居心叵测。不少知识分子在接受“检证”时只好谎称是店员或文盲，方才过关。至于那些不幸被“检”者，则被拉到郊外的荒野或海滩边集体屠杀。“旁鹅卜卜闻枪声，惨痛哀号不忍听。死后投尸葬鱼腹，精魂夜夜泣残更。”受害者被四五个用铁丝绑成一串，枪杀后投入海中，其情景令人触目惊心。不过也有若干侥幸存活者，如幸存者刘世同称，他被载到海边后，一个日军伍长大发善心，让18人得以逃出升天。日军深知要灭亡一个民族，就要摧毁他们的文化体系，屠杀教师就是为了打断中华文化的传承者，阴毒用心令人不寒而栗。

“识字谁知是祸胎，家财五万这边来。断头台上鬼神泣，九死一生亦幸哉。”幸存者邱亚林讲述，1942年2月21日，日军在直落古楼学校设立“检证”点，识字的就被拉走枪杀，故有“识字谁知是祸胎”之说。邱亚林本来也是被绑屠杀的目标之一，但因绑的绳子松脱 ，他才得以逃跑存活下来。又有李庆仁的见证，他说有五种人如律师、医生、教师学生、机工劳工、政府人员概被送进大楼，此后不知所终。这五种人是华侨社会的中坚力量，日军屠杀他们，就是为了彻底斩断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再生能力。还有一些人，因生来就显得健壮，也被拉走杀害。“无奈生成是壮夫，饮弹仆地血濡濡，分明魂已离躯壳，夜半潮来死复苏。”蔡春源因长得壮实，被载到海边屠杀，但没有被击中要害，只是昏了过去，夜半时分被海水浸泡后又醒了过来，他弄断绑在自己身上的铅线逃了回来。其实被杀害的不只是青壮年男子，日本法西斯对妇女、婴儿下手也是不胜枚举的。可见，日本侵略者的屠杀随机性极强，无辜惨死者不可胜数。

除了“大检证”明目张胆的屠杀外，日本法西斯还通过设立慰安所、逮捕抗日队员、收买汉奸走狗等实行对新加坡的残暴统治——“昭南岛变鸟笼底，奋翼难飞可奈何”。全岛居民如笼中鸟，处于无路可逃的悲惨境遇。日军在新加坡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制，导致饿死了许多人——“触目惊心饿殍人，天堂何处可容身”。此等生活令人步步惊心，叙述皆是字字血泪，使人痛彻心扉。

《血海》共有108首诗，以1945年9月12日的受降仪式作为结束。“市府门前典礼开，万人争看坂垣来。降书一纸伤心泪，武运从今付劫灰。”日本投降，意味着新加坡人民苦难的结束。在传统文化里，108具有十分深邃的意义，如：108将，代表天罡、地煞，是天地之数，代表着无穷数之义；108也代表着圆满，佛教认为108代表着烦恼种类。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作家深思熟虑的安排，其目的就是记住苦难，让苦难的历程不再重现。当和平的阳光再度来到这个赤道附近的土地时，安定祥和的生活才算是真正到来。“架上诗书成鬼火，囊中吟稿付秦灰。亲朋故旧多星散，回首江山已草莱。”诗中的“秦火”指的是焚书坑儒的往事，此指日据时期的文化灭绝政策。许多文化人只能隐忍苟活，甚至不少人丧失了生命。亲朋星散，江山草莱，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令人感慨不已。

谢松山的《血海》以其强烈的纪实性，呼应了战后受尽苦难人民需要发泄的心理要求，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它以诗文互照的方式，使曾经令人痛彻心扉的历史伤痕得到再现和纾解，与那个时期人们的共同记忆十分吻合。当这个需要发泄的时代逝去，没有经历这场战争苦难的人们，对这段历史逐渐生疏之后，它就慢慢被人遗忘了，但其历史作用及历史贡献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二、真实具体地还原：忍看朋辈成新鬼

日军在中国及东南亚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据《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所载，日军在中国制造死亡800人以上的惨案就有173个，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骇人听闻。在东南亚，日军除了新加坡“大检证”外，在印尼还有“坤甸大屠杀”，被杀害者多达21037人，对于当时只有几十万人的坤甸来说，这个比例相当惊人。

在新华文学中，苗秀的《火浪》与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这两部长篇小说有关于“大检证”的章节，真实而具体地描绘了这场鬼门关似的经历。两位作家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还原了那段苦难的历程，“忍看朋辈成新鬼”，把一个个走向死亡的人们的遭遇如实反映出来，令人印象深刻。

《火浪》以网状结构来叙事，通过描写新加坡一家银行里的若干职员及其家庭、朋友关系，反映新加坡沦陷前后华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状态。作家说：“我曾经不自量力，许下宏愿，要把近三十年来，马来亚这个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动态刻画下来，因为我觉得活在这么一个时代里，却让时代留下一片空白，这是一种罪过。”“关于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残暴，与乎种种的血腥罪行，反映到这作品里的，还不到千百分之一。”作家本来想模仿巴尔扎克创作《人间喜剧》的方式，来描写新马社会的宏大愿望虽未完成，但有一部分还是实现了。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以主人公张浪平及余冰的生活及爱情的道路，串起了从1939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十多年间马来亚社会的图景，为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记忆。

关于“大检证”的详细描绘，《火浪》是从第33章至第35章，《在马六甲海峡》则集中在第五、六两章。由于二位作家都是写同一件事，本文把这两部著作放在一起进行考察。

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开始挨家挨户搜查抗日分子，并封死通往郊外的道路；同时划定几块专门的区域，对华侨进行逐一甄别，对其他种族则予以放行。日军司令部把新加坡划分为“丹绒百加区、牛车水区、大世界区、惹兰勿杀区、芽笼区、后港区……设立了无数的集中营来向华人开刀了”，并发布命令：“凡华侨不分男女老幼，各人须携带一周粮食，到海山街集中，领取良民证，违者格杀无赦。——昭南宪兵部。”这种集中营透露出十分恐怖的气氛：

在真吉那街处，集中营的旁边，日军用几幅大帐幕搭成一个临时的大本营，鲜红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等字样，在空中飘荡，门口坐着几个台湾浪人，有些特等华人在进进出出，还有些威风凛凛的骑上摩多西卡，在集中营的人群里横冲直撞，表示自己是个奴隶总管的身份。

集中营有几个街区大，只能进不能出。“海山街口却围上了铁丝网跟沙包，左右两边的豆腐街、松柏街、长泰街、广合源街那些向着二马路的街口，都同样围上了铁丝网，就只有这海山街口留有一个出口。海山街里面都是人，无数的脑袋在攒动。”“这一路来算是踏进了鬼门关。”华侨一旦进了集中营，就意味着要在鬼门关上走一遭。他们在这数日之内不仅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还得忍饥挨饿，承受各种生活不便的折磨。“屋檐下、五卡基，稍微能够遮避风雨的地方，都密积积的挤满了人。”另外，集中营极度拥挤，大小便只好当街解决，整个街区恶臭熏天，导致在等待“检证”阶段饱受煎熬。

以上的生活不便其实都微不足道，能活着出集中营才是大事。“想跑出去的，抓回来，用枪托、拳头、牛皮鞭打得死去活来”，随后绑在路边街灯柱子上晒太阳，在赤道的阳光下暴晒，时间长了必死无疑——这是日军想要达到的惩戒效果。几乎没有人能从集中营活着逃出去，《火浪》描写张来逃跑的过程：

低头钻过了铁丝网的一个缺口，爬过沟沿的铁栏，翻身跳落沟里，涉水过去，爬上大沟的对岸上去。张来的动作得很快，这一切不过几秒钟罢了。但是就在这一刻，砰的一声，一粒子弹打斜刺里飞过来，张来一个筋斗，翻落到沟里去。

这段描写，如实展示了逃跑者被枪杀的全过程，令人触目惊心。许多华侨就这样目睹一场场逃命与夺命的过程：刺激、残忍而又血腥无比。老梅想趁风雨夜逃出去，结局自然也是死亡。“一条尸体躺在地上，有着混和血的水渍，几只金苍蝇在徘徊着了。” 日军的“检证”只是借口，杀人才是目的。

在日军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面前，被困于集中营的华侨所处的环境就显得极为阴森、恐怖，苗秀是这样描写集中营里的诡异夜色：

夜深了，不时有低低的像幽灵的啜泣，夹杂了愤怒的咒骂，打东一堆西一堆的人丛中荡漾开来。跟夏财副他们隔了两个骑楼的一个病人不断地大声呻吟着……一颗尸白的冷月，吊在街角上，月光底下不时闪灼着刺刀的寒光……

作家以阴森的冷色调来描绘集中营鬼影幢幢的氛围，不仅有人的呻吟，还有“幽灵”般的啜泣，连月亮都以“尸白”来形容，处处衬托出恐怖与阴森，以及人们惶惶不安的情绪。“检证”过程共有四个关，每一关都是致命的考验。

第一关坐着一个睁眉突眼的鬼子军官，开始问话，如是否认识筹赈会的人、是否认识陈嘉庚等问题，甚至询问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意见，在回答时倘有一点闪失，马上就是死路一条。这些日本兵形象皆极为凶狠丑陋，“他们都是衣衫褴褛，骨棱棱的鬼脸，凶狠的眼光，就象群饿透了的豺狼，要找口腹”。

第二关的台籍鬼子军官更凶狠，剃刀眉，背后有一堆暗牌、叛徒在指认人，一旦被指认为是抗日分子、进步分子、义勇军、知识分子等，则马上被日军抓走。侥幸过关的，发一个“检证济”，在身上任何部位盖一个“检”字。日军从警察局档案找来义勇军华侨的名单逐一核实，许多人在这一环节被捕。“尖头鼠”则是在此关专门认人、抓人的汉奸，瞬时权势熏天。

第三关鬼子重复检查相关手续，一般是可以通过的。但也有例外，如夏财副因表格上盖有一个青天白日旗的标志，被发现后重新抓回来，关进一个院子里，不久鬼子的卡车来了，用麻绳将这些人“反背了胳膊捆了起来”载到加东郊外去。“几乎每一批必有人被抓去，死神正在门前呵！”

第四关是集中营的出口，由两个鬼子伍长把守，要朝他们鞠躬，若不及时行个礼，抓回去罚跪、殴打。

经过这四关的人算是幸运者，不幸的人们则被卡车载走，通向死亡之路。夏财副在车上看到“在这苦难的日子，街道是荒凉的，偶然碰到路上有人，也都拿了恐怖的眼光瞧着这一车车开赴屠场的羔羊”。这些路人，有一些侥幸脱离苦难的华侨，更多的是新加坡的马来人或印度人。那些在海滩被枪杀的人，没死的还会被补刀刺死，夏财副身上被陈阿峇的血染红了，鬼子以为他死了才没有补刀，因此侥幸死里逃生。“沙滩上的凝血慢慢给潮水涤去了，但海水却没法洗掉那深深埋在人们心底里的仇恨。”

小说是以虚构为主的，夏财副才能侥幸捡得一条命回来，在真实的“大检证”过程中，被枪杀而又得以生还者极其罕见，是战后大审判极为重要的证人。小说所描写的这一切，可以说是作家蘸着无数人的鲜血写成的，“忍看朋辈成新鬼”，作品记下则是无数冤魂的苦痛与呐喊。

三、侧面映衬的渲染：侧映亲友去不回

由于作家的写作体裁、角度、经历各不相同，对“大检证”的描写也略有差异。苗秀、赵戎的长篇小说以正面描写为主，有的作品采用侧面描写的方法，映衬出一个个生命是怎么悄无声息地消失的过程，虽然没有那么残酷与血腥，但也令人毛骨悚然。

自日军“大检证”的消息发布后，广大华侨就知道在劫难逃了。苗秀《火浪》写一位王姓青年，因曾跟着郁达夫从事文艺活动，遂从四楼跳下自杀。赵戎《在马六甲海峡》中也有一位苏姓编辑发了疯。无论是王姓青年，还是苏姓编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他们清楚与其被杀而亡，不如自行了断，故其或自杀，或发疯。可见日军的“大检证”，对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明晃晃的死亡威胁。

李向的回忆性散文《三年零八个月》（1975），对日据时代生活充满着苦涩的味道。1941年年底时，他才7岁。新加坡沦陷后，他看到父亲有一天被两个日本兵押着回过一趟家，又出门去了，从此杳无音信。很显然，他已经被杀害了。李向的父亲是教师，他的名字可能早就上了日本间谍的黑名单。在南洋有许多日本浪人、商人从事情报刺探工作，当然也不排除是汉奸告密的可能。日本人押着其父回家，可能是为了进一步扩大拘捕范围，无论他们能否得到更多情报，这个人自然是不能再继续活下去了。在无声无息中把鲜活的生命除去，这是何等残忍！李向其时尚是儿童，不了解其中的残酷性，另一方面尚对未来抱着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其在绝望中活着，不如在幻想中生存，这更增加了悲剧性的气息。

童年时期的李向每天在学校读半天的书，见到日本人要行礼，因粮食供给困难，木薯吃多了伤肾，不能吃盐，母亲就以卖豆卜过日子，买各种东西都要登记，生活很不便利。因为日子艰难，卖菜婆甚至带“我”去军港做童工，结果因年纪太小，没有被录用。最惨的是印尼人，他们来到新加坡举目无亲，沦为乞丐，有的人饿毙街头，无数的人间惨剧给童年的作者留下了惨淡的记忆。

苗秀的短篇从侧面写被“检”走的人们带给亲人们无穷痛苦的故事。如《忌日》（1946）写一位老太太的痛苦记忆。四年前的元旦，鬼子占领新加坡，“大地，是愁惨惨的”。一天夜里，鬼子到她家捉人，把她的儿子捉走后，说是共产党分子、抗日游击队。小说是这样描写抓人的情景：

随着一阵冷峭的夜风，扑进一伙人：一只支那狗，一个穿军属服装的东洋鬼子，两个现地人的马打。电筒的强光在屋里乱射着。鬼子手里捏住的短铳，闪着冷光，这下巴刮得光光的鬼叽叽卡卡的嘟哝着。

小说中的抓人场景充满着恐怖的氛围，“支那狗”指的是带路的汉奸，“马打”即警察，一般是由马来人或印度人担任。日军充分调动了当地其他族群的力量，既能消灭当地华侨的抵抗力量，又能挑拨华侨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可谓险恶之至。从此，她的儿子被关进四排坡监狱中，遭受了渡边鬼子的鞭打、灌水等酷刑，数日之后出来的是一具棺材，这给了老太太极大的精神打击。此后的每年这一天，老太太选择绝食，以纪念儿子的不幸离世。

今天，这黑色的元旦日，是她的绝食的日子。

老太，永远记忆着这血仇，一天不报，她死了眼睛也闭不上。

民以食为天，老太选择绝食来纪念去世的儿子，就是一种非常激烈的抗议方式，那是一种不共戴天的血仇，须臾不可忘。由此可见日军“大检证”带给华侨的心灵伤痛与仇恨，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

除了小说之外，也有些诗歌揭露了日军残酷的屠杀罪恶。如墨尼的《新加坡河》，表达的是新加坡人民对侵略者的控诉与顽强的斗争意志。

暮色下 新加坡河/悄悄地流/黯黯地诉/你可知道/多少惨泪冤血/涌入你的心胸/妻子幻见郎的血尸/孩子梦见惨死的爹娘/椰园忿歌/铁石暴跳/谁能禁住这怒火/这怒火？/谁愿听野兽吃人的歌颂英勇？/谁愿看自谓仁慈的血刀灼灼？/你呵！新加坡河/怎愿更多的血泪/来滴碎你的心胸？/激荡怒吼吧/人民挣扎反抗/挣扎反抗！

诗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日军用“检证”大肆屠杀华侨青年，制造了多个“万人坑”的屠杀现场，可谓惨泪冤血无数。那无数的“血尸”“惨死的爹娘”，是多少个家庭破碎的写照，那些冤死的华侨留给他们活着的亲人无尽的痛苦和血泪记忆。“吃人野兽”的英勇颂歌，实则建立在人民斑斑的血泪和无数的白骨基础上，饱含着血泪的控诉与悲愤的反抗激情。

随着战争结束，最黑暗的岁月总算过去，但对日本法西斯的流毒清算并未彻底展开，人们对“大检证”的恐惧始终存在。谢克《他们的世界》（1954）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小说通过描写一位知识分子的遭遇，来反映新加坡社会混乱的价值观。老周本是一名教师，新加坡沦陷后以卖香烟谋生。有一天，老周突然被鬼子抓走，推进“一间臭气熏人，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里”，次日又被押到审讯室：

“审问室”的墙壁上，悬挂着一面日本旗；旗下，排着一把把雪亮的刀，染着血渍的老虎凳，黑压压的绳子，湿漉漉的树胶管、火炉、铁钳、手铐、藤鞭、木棍……

这一段描写突出了日军充满暴力、阴暗的心性特点，那些刀、凳、绳等物品，无不是罪恶的见证。他们对老周用刑，一个当了汉奸的华人充当审讯翻译，他为了要在日本主子面前显示其对“皇军”的忠心，更加卖力地殴打老周，而日本军官则在一旁欣赏，享受着这种酷刑带来的快感——对于丧失人性的侵略者来说，只有暴力和血腥才是他们能享受的美的体验，说明他们已经是疯了！

老周虽然饱受酷刑的折磨，但始终不愿承认自己是抗日军或读书人，在人人谈“检”色变的时期，极力否认也是一种自保的行为。鬼子见引诱不能，继之以吊打酷刑，后来又抓去坐了一年牢才放出来。光复后，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创作了一幅漫画，名为“从昭南岛到新加坡”，讽刺耍两面派的人，这种人在日本人来时投靠日本人，日本人降后又变成抗日的英雄人士，那位“笑面虎”校长即是如此，校长恼羞成怒，以“品学兼劣”为由勒令学生退学，支持学生的老周也被辞退了。这个世界依然是他们的世界——自私自利者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利用各种伪装来蒙骗世人，正直的人往往成为失败者，这是何等令人绝望！

谢克以生动的笔触告诉人们，虽然在明处的敌人已经被打败了，但敌人留下的后遗症远未肃清，人们不仅要警惕那些死灰复燃的军国主义思想，也要对这种偷奸耍滑之徒提高警惕，不要让他们偷走胜利的果实，让无数烈士的鲜血成为奸诈之徒装扮自己的鲜花。

四、零星冷静的描述：犹余隐痛渐成灰

二战结束后，东西方冷战的铁幕也随即拉开。日本在冷战期间埋头搞经济建设，很快就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日本右翼分子开始为军国主义招魂：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将“侵略”改为“进出”；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指出，“南京大屠杀”是战争行为，不算杀人，称“南京大屠杀”为仍在调查中的案件；1990年石原慎太郎更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谎言；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公然以首相的身份去参拜靖国神社；美化日本战犯的影片《军阀》《冲绳决战》《山本五十六》《自尊：生命的瞬间》等纷纷给日本战犯贴金美化……诸如此类的事很多，犹如在隐痛的伤口上抹盐，这引起了中国人民及广大东南亚华人华侨的警惕与愤怒。

新华作家郑辉的《天仇——新加坡日军占领昭南时代》（以下简称《天仇》）是21世纪以来有关“大检证”叙述的长篇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从《第一次逃亡》开始讲故事——“且将当年血泪史，从头一一说端详”，描写日军是如何准备进攻新加坡，一直写到战后投降的整个历史过程。

关于“大检证”的描写，则从第八章新加坡的沦陷开始写起，如日军划分7个集中营、9个检举站等，对新加坡华侨进行详细甄别与大规模屠杀。由于《天仇》的报告文学性质，它在描写上与苗秀、赵戎的长篇小说相比，情节上显得比较冷静。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介绍一些“检证”具体详情时，甚至直接引用了苗秀、赵戎作品的某些句段，如：“各检举站周围及出入口处，都有日军荷枪实弹，并配有刺刀防守，甚至架起机枪与停有坦克车在旁镇压，如临大敌。”另外还有“一入这里，便算是进入了鬼门关”与苗秀、赵戎的描写有点类似；尤其是介绍“大检证”的四道关卡，整个过程简直与苗秀所写无异。

本文在此指出这种写法，说明苗秀、赵戎等的创作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天仇》与小说的类似并无任何违和感——尊重历史、敬畏历史，这是纪实文学的本质特征。此外，《天仇》的历史叙述节点延长到“大检证”的后续影响。1962年新加坡在进行基建过程中，不时发现众多堆叠在一起的骨头，它们都是当年“大检证”中被冤杀的受害者遗骸，类似的杀人坑有一百多处，其中也包括女人、儿童的骨头。新加坡政府于1966年6月15日，在美芝路举行“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动土仪式，将各地收集来的蒙难者遗骨放在此处，作为对被冤杀遇难者的永恒纪念。《天仇》的出版，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忆，同时也是为了警示后人莫忘苦难，故而黎东方在该书的序言称“此仇天难恕，忘之不为人”，实为极其沉重的告诫。

随着岁月的变迁，亲身经历这段悲惨往事的成年人逐渐谢世，人们对往昔的痛苦感受也日渐变淡。当年经历战争的儿童，也已步入老年，陈美华、李金龙、骆明等的作品采用儿童的视角来进行描述。

陈美华《16号茅宅的故事》 以儿童的眼光来写，对战争的残酷虽然不如亲历者描写的那么恐怖，但也可以令人从中体会到恐怖的气息。小说回忆父母在万礼德光落了户，日本南侵的时候，小茅宅恰好位于行军道旁，炮火不时在茅宅旁爆炸。数百码处有一具具完全腐化的尸体，他们正是前几天正从茅宅旁经过的英军士兵，因撤退不及被枪击身亡，连尸体都无人收埋。父母所住之地是一块耕地，租金得交给日本人，每家每月要交28斤蔬菜瓜果给日军。村里有些品行不好的人，就趁机傍上日本人，从中牟利。

这篇作品写于1995年，恰逢抗战胜利50周年。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黑暗的岁月，许多事情是从长辈那里流传的零星故事，诸多细节显得比较粗略，情感也显得冷静，但也让人间接感受到战争的惨烈程度，从那无人收拾的英军士兵尸体，我们就可以猜想得到了。战争也在考验人性，战乱之时的恶则会以加倍的方式放大，那些倚仗日本人作威作福的刘二之流，也是最令人痛恨的。无怪乎在抗战时期的汉奸，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最基本的为人品德，是无耻之极的败类。

李金龙的《日治时期的童年生活》出版于2003年，这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共有41则故事，每一则大约数百字，配有插图，作者以简洁的笔法叙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李金龙住在新加坡的葱茅园，他称：“日治时期”“是我的人生最苦，却最不怕苦的年代，那年代也是我开始懂事的年代”。1942年李金龙已经6岁，能够记事了，如他第一次见到日本兵，是在1942年2月15日的农历除夕，傍晚时分看到骑自行车的日本兵，他们停下来后折路边的甘蔗来吃；深夜时分，一颗炮弹从天而降，从亚答屋顶掉下来，幸好没有爆炸。又如日军暴行：“日本兵杀了三个红毛兵”，日本兵把三个红毛兵绑在树上，用刀割开他们的皮肉，然后再往伤口塞入一些似盐的白色东西，三个人“满身流血，痛得大声哀叫不已”，随后日本兵用刺刀猛刺他们的心窝。寥寥数语，将这种虐杀的情景写得令人毛骨悚然，充分暴露了日军的凶残本性。

李金龙的作品以儿童的视角，将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拼凑成一幅完整的日军南侵图。这里有普通百姓的惶恐不安，也有无数在铁蹄蹂躏下挣扎生存的血泪。如为了防止日本兵蹂躏，许多女孩子选择突击结婚；女子为了不惹人注意，纷纷穿黑色的衣服；葱茅园成为日军的蔬菜和禽畜供应基地，东西不准外卖，村民们无形中成为日军的农业奴隶；有一位妇女因偷偷向外面卖自己的蔬菜，结果被发现之后，日军捉住她脱光衣服绑在柱子上示众羞辱，晚上又关进黑房间扣押，结果这位妇女不堪羞辱，半夜就上吊自尽了。诸如此类的事件，对童年时期的作者来说，是印象深刻的。其实这些都只是小事，更多更复杂的事情应该是极为恐怖的，日本法西斯残暴的一面令人发指。

李金龙的这部回忆录，写出了广大新加坡人民在这黑暗岁月挣扎生存的苦难，以及他们面对困难的顽强生命毅力，那是隐忍坚毅的民族性格的生动体现。同时，它在每则都附有漫画插图，使之也能适于小学语文水平的读者阅读，对于让新加坡年轻一代正确认识这段日据苦难有着重要意义。

骆明与李金龙年纪相近，他在《那一段战争的年代》里面，呈现了关于战争年代的灰暗色泽回忆。在那偏僻的乡野，战争打响了，败兵出现了，在除夕夜人们就看见日军伏在椰树那头，新加坡人开始了茫然、无望、不知结局的生活。“大检证”是在被检者身上随意盖一个“检”字的印章，意味着从鬼门关出来了，那些没有盖章的，就拉去枪毙。有的人害怕检证，跳井自杀的也有。粮食不够吃，没有米粮的人们只好吃木薯。有一次他去排队买面包，因个子矮，脖子被卡在栏杆上，整个人吊起来，差一点死掉。父母亲将中文书用油纸包起来，藏在粪厕的泥土里，等战争结束后，发现所有的书全都因潮湿而黏在一起了。骆明的这些记忆，都是恐怖、痛苦的，他对童年时期的美好往事，似乎着墨不多，这是因为每一个人回忆角度不同的缘故。其他作家如君绍、黄今英、夏之光也有一些类似的散文，也都是零星的片段描述。

从21世纪以来新华文学对“大检证”的叙述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的叙述由详细的描绘，变成零星、简略的冷静记载，这固然与作家的叙述视角有关，更与整个社会风潮的变化有关。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战争的苦难没有任何感受，那些战争的隐痛，正如缓慢冷却的灰烬一样，渐行渐远。

结语

新华文学中关于“大检证”的叙述，从战后悲愤激昂的控诉，到七八十年代真实具体的描写，或者是从侧面加以映衬渲染，都是对“大检证”充满强烈感情的叙述。21世纪以来的写作则以零星、冷静叙述为主，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新加坡华人对这一恐怖历史事件认识和情感变化过程。这可从三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人性与情感心理变化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何等重大或痛苦的历史事件，当时过境迁之后，人们的关注度会慢慢降低，情感反应也会变得平和舒缓。时间是治愈心灵伤痛的良药，当那些亲经者逐渐谢世之后，再重大的事件也会被后人所遗忘。不过话也说回来，“大检证”被新加坡人民遗忘并不一定是他们的自发选择，而是带有选择性遗忘的结果，这就牵涉到第二个因素了。

其次是新加坡社会政治、文化措施的变革影响。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自然资源匮乏，其社会是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欧亚人四大族群共同组成，新加坡政府为了将不同的族群统合成一个共同的新加坡国家认同，尽量规避不利族群团结的因素，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刻意挑拨不同族群的矛盾，“大检证”的受害者是华人，对其他族群则影响不大。另外，关于“大检证”的写作大多采用华文，但自从新加坡把华文降为第二语文之后，英语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许多新加坡华人已不懂华文，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也就淡漠了，甚至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可怕的大屠杀。

最后则是经济因素。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在新加坡有大量投资，日本文化也搭乘着经济的东风进入千家万户，一定程度消弭、抹平了人们对过去战争的痛苦记忆，这也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会淡漠乃至忘却先辈苦难的原因。只有很少数的一些人能记住这段痛苦的往事，新华诗人梁铖写道：“又一阵寒风吹来/我突然发现/历史躲在桥下泣不成声。”历史不会哭泣，哭泣的是那些受害的冤魂，以及不能忘却历史的人们。新加坡虽设有“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但前去祭拜的都是与死难者有关的人，时间一长，那里就成为无人光顾的落寞之地了。

近几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日渐猖獗，他们企图彻底摆脱二战“战败国”地位，欲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正常国家”。他们不仅淡化过去的侵略罪行，还在“中国威胁论”的幌子下，不断突破和掏空日本和平宪法红线。他们将新下水战舰用二战时期的战舰命名，如“出云号”“加贺号”等，其阴险的用心已昭然若揭。安倍晋三甚至妄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妄图干涉我国内政，可见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近八十周年纪念日了，许多当事人早已谢世，但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面对世界遽变的政治格局和随时想借尸还魂的军国主义幽灵，不能不提高警惕，谨防有变。

忘却历史意味着背叛，历史是常读常新的，并不时为后人提供良好的借鉴。新华文学的“大检证”叙述，就是对历史斑斑血泪的再现，更表达了对和平、宁静、幸福生活的珍惜与向往。在和平建设时期重提历史伤痕，并不是为了激发新的仇恨，而是为了让后代子孙时刻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和平时期的人们虽提倡宽容、忍让、仁慈、善良等美德，但他们并没有资格原谅日本法西斯所犯下的一切罪恶，因为这其中有着无数被杀、死不瞑目的无辜冤魂，冤气郁塞，在为恶者没有诚心悔过的情况下，绝无消散的可能。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