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绿色新政”概念缘起于国际金融危机与气候危机交织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改变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迫切希望。在国际竞争加剧、欧盟内部多重危机叠加的背景下，“欧洲绿色新政”是欧盟转变发展模式、重启增长引擎、回应社会关切、摆脱自身困境并重塑国际影响力的战略举措。尽管其出台后接连遭遇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的严重冲击，舆论对其成效与发展前景的怀疑时有出现，但实证分析表明，欧盟近年来在绿色转型方面仍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成效，展现出该政策较强的制度韧性与适应能力。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秩序剧烈动荡、欧洲安全和能源稳定难以有效改善，以及政治日趋右倾化的态势下，未来“欧洲绿色新政”在推进过程中无疑将面临诸多挑战。虽然欧盟或难以按期实现其设定的宏大目标，但加快绿色转型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并日益成为席卷全球的时代浪潮。因此，“欧洲绿色新政”的战略方向不会发生逆转，欧盟绿色转型将在持续调整与不断完善中继续向前推进。

关键词：欧洲绿色新政  实施动因  初期成效  前景展望

一、“绿色新政”概念的提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新思考和新审视。严重的危机促使各界有识之士反思如何将应对金融动荡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现经济的绿色复苏，并探索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2008—2012年期间，部分国际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相继发布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提出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绿色刺激”（Green Stimulus）、“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等新的概念。尽管这些概念在内涵、外延与政策主张上存在差异，但均以应对气候变化和重塑经济发展模式为目标。2008年7月，伦敦新经济学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所属的“绿色新政小组”（Green New Deal Group）发布了国际上首份题为《绿色新政》（A Green New Deal）的研究报告。报告从环境视角切入，指出不可持续的高负债不仅诱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也助长了能源的过度消耗；并强调金融崩溃、气候变化以及资源过度开发三重危机，实际上是当前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恶果。为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发展模式，报告呼吁在进行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征收碳税、推动节能降耗等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该报告的发布，使“绿色新政”一词逐渐流行开来，并随之进入国际公共政策的视野。

与此同时，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士也积极推动绿色议程。2008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第14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呼吁各国实施绿色新政，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主张以绿色投资应对气候与金融危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复苏的双重目标。2009年3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全球绿色新政政策简报》，指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海啸与气候、能源、生态等多重危机交织叠加，已对人类生存与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报告针对各大经济体纷纷推出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刺激计划，强烈建议各国将经济复苏与碳减排、生态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利用这一历史性机遇推动全球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从而迈向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

在此背景下，“绿色新政”的呼声得到了不少国家的认同和响应。‌2008年11月，欧盟发布了题为《确保欧洲未来能源供应安全》的第二份能源战略评估报告（SER2），提出加强欧盟能源安全的一揽子计划，旨在推进可持续且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供给体系建设。200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ARRA），计划对环境保护和发展低碳能源投入7 870亿美元；同年4月，日本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提出构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低碳社会目标。2010年3月，欧盟进一步提出“欧洲2020战略”（Europe 2020 Strategy），计划将欧盟GDP的3%投入研发，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

概括来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下，面对日益恶化的气候和环境问题，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长期以来以大量能源和资源消耗、破坏生态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到了必须尽快改变的关键时期。以发展绿色经济为根本目标的“绿色新政”概念，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并日趋受到重视。不过，这一时期的“绿色新政”尚处于初期尝试阶段，虽然逐渐从理念转化为政策实践，但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相对有限。

2019年年底，欧盟推出的“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以下简称“新政”），是其全面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文件。与欧盟此前的绿色政策相比较，“新政”具有突出的时代新意和实质性新内涵，体现出全面性、前瞻性和创新性三大基本特征。其全面性表现在覆盖面上不仅囊括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生态和环境等各经济运行领域，而且将绿色转型拓展到社会领域，注重经济和社会绿色发展的和谐统一。其前瞻性表现在明确设定了欧盟气候政策更高的中长期目标，即203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55%和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创新性体现在进一步丰富了绿色发展的理念与内涵，注重各领域政策工具的组合与协调；建立起全面的监测和报告体系，以及财政、税收、立法、监管等方面的系列配套措施；强化立法保障绿色转型，使绿色发展的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可以说，“新政”是人类有史以来应对气候变化范围最全面、内涵最深刻、体系最完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标志着欧盟绿色政策从分散治理向系统治理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变。

“新政”发布后，立即引起国际舆论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始料未及的是，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接踵而至，给全球经济社会和欧洲安全造成空前冲击。受其影响，“新政”的热度也有一定下降。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新政”的出台背景、五年来绿色转型的具体成效、当前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二、“欧洲绿色新政”出台的背景

欧盟出台“新政”的动因既有长期以来的气候政策与法律基础，也与当时的特定政治背景有关，更是欧盟应对内外部挑战的迫切需要。

（一）欧盟气候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欧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的气候政策。然而，该政策体系仍存在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欧盟气候政策决策因内部博弈而执行力受限。欧盟成员国在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气候政策优先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直接影响到欧盟气候政策的效率、统一和执行。实际上，欧盟气候政策是各成员国利益妥协的结果，其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往往或被削弱，或被延后。2008年，欧盟在酝酿推出“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过程中，就曾因部分成员国反对，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致使该计划的约束力大为减弱。2018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长期愿景，但因波兰、捷克等国反对未能在欧盟层面获得通过；直至2021年欧盟通过《欧洲气候法》，才为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提供了法律支撑。

二是欧盟气候政策落实中的转型阻力较大。虽然欧盟多数成员国在绿色转型方面起步较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产业结构调整仍是欧盟气候政策深入推进过程中必须直面的核心难题。其一，传统高碳产业在部分国家仍占据重要地位，转型过程伴随多重经济与政治阻力；其二，低碳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尚不成熟，如氢能、碳捕集与封存（CCS）、大规模储能等仍处于研发或试点阶段，推广成本高、投资风险大；其三，传统行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绿色转型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问题；其四，尽管应对气候变化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若不充分考虑社会接受度，可能引发严重事件，例如，2018年法国巴黎爆发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且造成极大破坏的“黄背心”运动，其起因是民众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

三是欧盟气候投融资严重不足。气候投融资是欧盟实现气候目标面临的主要瓶颈之一，表现在绿色投资的巨大缺口、公共投资不足、私营部门投资不积极、资金供需不匹配等多方面。在“新政”出台之前，欧盟应对气候变化项目融资严重不足的情况已存在多年，尤其是低收入成员国面临的绿色资金压力尤为巨大。欧盟气候资金主要依赖公共投资和私营资本。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多数成员国普遍面临财政紧缩压力与高债务负担，难以大规模、持续性地支持绿色转型项目。而被寄予厚望的私营部门投资也因市场激励机制不健全、风险回报不确定等导致参与意愿始终不高。因此，加强气候投融资机制建设，已成为欧盟绿色转型进程中亟须突破的关键性问题。

四是欧盟气候政策对“适应”措施的重视不够。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缓”与“适应”两大类政策措施。前者是从源头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增加碳汇（carbon sink），后者则聚焦提升经济与社会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与承受能力。长期以来，欧盟气候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减缓”措施，“适应”措施虽然没有完全忽视，但在政策优先级上处于次要地位。这一“重减缓、轻适应”的倾向，导致欧盟重点关注碳减排、能源消耗等“减缓”措施，而与“适应”相关的政策措施呈碎片化、效果低下、投入不足的态势。在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欧盟在基础设施适应性、社会风险防控等方面短板突出，削弱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能力。

上述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迫切需要欧盟出台更具战略高度、更强统筹能力和更高执行效率的气候政策。

（二）欧盟回应民众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诉求

欧洲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早承受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危害。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洲社会普遍出现了更加关注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向。公民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生态保护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诉求。环保运动在欧洲各国的不断深入发展，深刻塑造了欧洲民众对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认同，为欧盟长期推动绿色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根据“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调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公众对环境保护、气候治理的支持度稳步上升。赞成将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作为欧盟政策优先议程，并主张在欧盟层面采取应对措施的受访者比例呈稳定上升趋势。在此过程中，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环保组织相继涌现，特别是欧洲绿党的崛起，改变了欧盟原有的政治版图。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联合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获得74个议席，一举成为欧洲议会第四大党团，显著提升了其在欧盟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冯德莱恩在2019年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职务时，还面临着欧盟内部巨大的环境保护政治压力。一方面，冯德莱恩需要通过在气候领域的政治承诺换取议会中左翼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以“星期五为未来”（Friday for Future）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强烈呼吁当局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在政治与社会压力的推动下，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地球健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挑战……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责任与机遇”，她承诺在气候变化与环境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并在其上任伊始即推出了“新政”。

（三）欧盟摆脱困境、谋求发展新动能

欧洲一体化自1951年启动70余年来，其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进入21世纪后，欧盟先后遭遇欧债危机、社会安全危机、欧洲难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等多重冲击，其治理能力大幅下降，政治分裂显著加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步履维艰。在地缘政治回潮、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欧盟的处境日趋不利，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化风险持续上升。面对复杂交织的困境，欧盟迫切需要寻找突破口，扭转多年来的被动局面。而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一轮能源与产业革命，理所当然地成为欧盟考虑和关注的核心议题。冯德莱恩在提出“新政”计划时，就十分清晰地把它定位为“欧洲的新增长战略”。布鲁塞尔的政治精英意识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模式正面临一场深层次、全方位的系统性转型，这对于长期深耕于绿色发展的欧盟来说，既是巩固并扩大其先发优势的重要窗口，又是持续深化绿色转型的战略机遇。欧盟通过加快发展低碳绿色产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模式转变，从而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韧性，无疑是其摆脱多重困境谋求发展新动能的最佳战略选择。

（四）欧盟重振国际竞争力并维护气候治理影响力

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欧盟长期以来一直是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角色。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重要参与方和国际气候机制的主要设计者，欧盟在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全球气候治理重要文件达成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同时，欧盟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然而，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由于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些重大议题上立场含糊，其他缔约方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构建，以及欧盟内部多重危机叠加导致行动能力与治理水平严重下滑等原因，使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开始下降。

气候治理作为欧盟深耕多年的重要领域，是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自身地位和影响力的关键支柱。根据欧洲环境署（EEA）2019年发布的《欧洲环境状况与展望2020》报告，如果欧盟仍按现有政策推进，而不尽快制定、实施强有力的政策，就无法完成其在《巴黎协定》中承诺的2030年减排40%的目标，而2050年碳中和的愿景更是难以实现。面对自身国际影响力不断下滑与减排进程不及预期的双重压力，欧盟不得不重新审视并强化其气候政策。“新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以期强化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能力，维护和巩固其在该领域的引领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三、“欧洲绿色新政”的初期成效

本文以“新政”设定的整体政策框架为视角，运用经济学工具系统评估其推出以来的成效，探讨欧盟绿色转型在哪些方面有所进展，在哪些领域效果欠佳。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欧盟绿色转型过程中，不同维度之间的协调程度，以考察“新政”政策框架的协同效应和整合程度。

（一）欧盟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样本与计算方法

在评价指标方面，本文将“新政”政策框架划分为经济、能源、环境三个政策维度，综合评估欧盟绿色转型的成效进展。指标的筛选主要参考重要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发布的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公信度的指标体系，并结合“新政”设定的中长期目标及其框架下47项关键行动计划，最终选取的评价体系由3个政策维度、9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和68个三级指标构成。其中，经济维度包括低碳产业、循环经济、公正转型三个一级指标；环境维度包括气候转型、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三个一级指标；能源维度包括能源安全、能源可持续、能源可负担三个一级指标。

在数据样本方面，本文选取2019—2023年期间欧盟有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并参考部分2024年更新数据判断欧盟各维度绿色转型进程的整体趋势。数据主要来源于欧盟统计局、欧洲环境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等机构的数据库。

在计算方法上，本文选择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衡量欧盟的绿色转型成效。其中，熵值法通过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来客观反映信息的离散程度，能够对复杂的多维度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减少主观评价的干扰，提高权重计算的客观性和定量化水平，是国内外学者衡量国家或地区绿色转型进程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广泛使用的测度工具之一。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分析多维度或多要素之间相互关系与协调程度的有效工具。由于绿色转型是一项囊括多维度和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不同子系统之间存在多种非线性和复杂的交互作用，本文将其运用于评估欧盟绿色转型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二）欧盟绿色转型指数分析

基于构建的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欧盟2019—2023年期间的绿色转型指数进行量化测算，结果显示，欧盟的绿色转型指数在5年间发生了明显的动态变化。总体来看，欧盟绿色转型取得了一定进展。综合指数由2019年的0.3193上升至2023年的0.3699，增幅达15.88%，每年都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实现了正增长，充分体现了“新政”战略实施所取得的政策成效。这一积极态势也同样反映在环境、能源与经济三个维度中，各维度指数在5年间均有提升，但在增长幅度和演变趋势上存在一定差异（见图1）。

首先，经济维度的转型效果最为显著。指数从0.3261上升至0.4595，增幅达40.90%，不仅在三大维度中位居首位，且实现了连续五年的正向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该维度下三个一级指标均呈稳健的增长态势，仅有公正转型指数在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有所回落，但整体趋势仍保持上行。低碳经济指标则在5年内实现了92.03%的增长，循环经济水平亦有所改善。这反映出欧盟在促进低碳产业发展、加快绿色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整体而言，欧盟致力于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战略初见成效，经济运行呈现出产业低碳化、能源高效化发展的基本态势。

其次，环境维度的增长幅度相对有限。环境指数五年间从0.3292上升至0.3411，增幅为3.61%。尽管气候转型、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三个一级指标2023年在整体上较2019年均有所改善，但在部分年度仍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限制了环境综合指数的整体提升。该维度指数的波动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随着疫情缓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逐步恢复，温室气体排放、废物产出和空气污染物等指标出现反弹；二是环保投资与支出占GDP的比重自2020年后呈下降趋势，可能与欧盟经济增长乏力和财政压力加剧有关。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2021年环境维度指数的短期回落。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增幅较小，但环境是三大维度中2019年基数最高的维度，表明欧盟在出台“新政”前就已在环境可持续方面具备较好的基础。此外，欧盟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1990年下降逾30%，远超其设定的20%的阶段性目标，充分体现了其在推动气候治理与低碳转型方面取得的明显成果。

最后，能源维度的内部分化最为明显。指数在5年内从0.3024上升至0.3092，增幅仅2.25%，在三大维度中增长最为缓慢，且在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出现回落，该维度内部一级指标的变化趋势也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能源可负担水平大幅下降，由0.7879下降至0.5305，下降32.66%，是整个指标体系中唯一未能实现数值优化的一级指标。受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制裁与供应链震荡影响，欧盟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居民能源支出占比显著上升，无法负担取暖开支的贫困人口比例增加，严重削弱了能源供应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另一方面，能源可持续转型成效显著，从0.2511升至0.2932，增长16.76%。在此期间，欧盟如期实现了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0%、能源效率提升20%的阶段性目标，在推动清洁能源发展、降低能源消耗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外，能源安全水平呈现止跌企稳态势。过去，欧盟自身能源储备量不足、能源自给率较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能源安全风险持续积聚。能源危机爆发后，欧盟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2023年上述指标均有所改善，初步遏制了能源安全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三）欧盟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度分析

运用绿色转型指数，可以计算出欧盟在三个维度上的整体耦合协调度，从而分析不同领域相互影响和依赖的程度，并考察不同维度在实现绿色转型共同目标方面的协调关系。为了较为客观地评估欧盟绿色转型协调水平，本文参照相关研究，根据耦合协调度的数值大小将耦合协调关系分为3个大类10个等级（见表1）。

从协调程度来看，2019—2023年，欧盟耦合协调度始终维持在0.5至0.7之间，表明其经济、环境与能源三个维度已建立起初步协调的良性关系。在这一时期，各领域间不仅未出现相互制约的负面效应，还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协同联动效应，这种良性的相互促进作用有效提升了绿色转型的整体成效。从数值趋势来看，欧盟耦合协调度在5年间稳步上升，从0.5648上升至0.6038，增幅达6.9%。这一趋势反映出欧盟在不同政策领域间的整合能力持续增强，为实现区域可持续与均衡发展的总体目标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具体而言，2019—2022年，欧盟耦合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阶段，说明欧盟在推动绿色转型过程中，各维度之间已具备一定的协同作用，但较为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政策割裂或执行力度不足的问题，影响了整体协调水平。到2023年，欧盟耦合协调度首次突破0.6，达到0.6038，成功迈入初级协调阶段，表明各维度的相互作用与联动机制有所强化，其协同效应开始产生明显的系统性成效，这也标志着欧盟在推进“新政”落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见图2）。

从上述欧盟绿色转型指数与耦合协调度的分析来看，尽管遭遇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的严重冲击，但近年来“新政”的实施仍然取得了实属不易的积极进展。不仅如期完成了“欧盟2020年战略”（Europe 2020 Strategy）中设定的气候与能源目标，在低碳经济与公正转型方面也有实质性进展，充分体现出“新政”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的制度韧性与战略定力。

四、“欧洲绿色新政”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虽然“新政”自发布以来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当前国际和欧盟内部形势动荡不定的背景下，欧盟在推进“新政”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一）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与全球气候治理不确定性增大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贸易、投资、生产和消费活动普遍受挫。尤其是高度依赖服务业的国家，旅游、餐饮、文化和娱乐等行业首当其冲。尽管各国纷纷推出刺激政策，但经济复苏总体缓慢，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多国经济增速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部分国家甚至出现滞涨现象；二是全球债务水平激增，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导致政府债务激增，不少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三是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在供应链受阻、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原材料短缺等因素叠加影响下，美欧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物价普遍上涨，居民生活水平受到较大影响；四是全球贸易恢复乏力，尽管个别地区贸易有所恢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干扰愈发突出；五是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地缘政治冲突与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粮食安全等问题相互交织，进一步削弱了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地缘冲突加剧以及特朗普重返白宫，也严重影响到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经济复苏不尽如人意，制约了各国在绿色转型方面的财政能力与政策空间。截至2025年2月，超过九成的国家未能在联合国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提交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巴黎协定》的落实面临严峻挑战。地缘政治回潮和国际竞争加剧，也部分转移了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美国的“二次退群”也对部分国家的气候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乌克兰危机加剧欧洲安全和欧盟能源困境

持续三年多的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安全和欧盟能源格局造成了严重冲击，并深刻影响了欧盟绿色转型进程。乌克兰危机终结了二战以来欧洲大陆相对和平的安全局面，欧盟和绝大部分欧洲国家被迫面对这一战事，欧洲国家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的感受大大增强。迄今为止，欧盟对俄先后发起了十六轮制裁，能源领域是制裁的重点。欧盟一方面中止或减少俄罗斯煤炭和化石燃料的进口，另一方面在投资、金融、海运、结算以及服务等方面对俄能源行业进行限制。作为回应，俄罗斯也实施了一系列反制措施，欧俄关系陷入空前恶化的局面。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俄之间形成了高度依赖的能源供需关系。双方制裁与反制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油气价格的飙升迅速传导至欧洲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不仅加大了企业经营成本与居民生活负担，还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欧盟2022年8月通货膨胀突破两位数大关，包括电力、天然气以及其他燃料在内的能源价格同比上涨48.8%。

乌克兰危机暴露出欧盟能源安全的明显短板，为确保能源供应和稳定能源市场，欧盟采取了多方面的紧急措施，如全力推进能源供应多元化、加快能源自主步伐、加快可再生能源生产以及出台《欧盟重新赋能计划》（REPower EU）等一系列计划，并运用各种政治、经济和市场手段平抑能源价格。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供应风险，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欧盟面临的能源困境。部分成员国甚至被迫重启原计划淘汰的化石能源，如投资煤电、油气等。

“新政”下的能源转型，在地缘政治冲突与能源安全风险的双重压力下，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困境。能源供应的中断与价格波动不仅直接冲击了欧洲的能源市场，也对绿色转型的短期适应性和长期战略规划构成了严峻考验。如何在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欧盟能源政策制定中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

（三）欧洲政治生态的右倾化

近年来，多重危机使得欧洲政治生态日趋右倾化，右翼和民粹主义势力开始崛起。部分成员国右翼政党执政，如意大利兄弟党、荷兰自由党等。在右翼尚未执政的国家，右翼势力的影响也显著上升，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等。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虽然欧洲人民党党团（EPP）维持了第一大党团地位，冯德莱恩得以续任欧委会主席，但极右和右翼势力成为此次选举的最大赢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来主张环保和绿色转型的绿党，在选举中严重受挫，仅获得53个席位，较上届相比大幅缩水。

此次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反映出欧洲民众对现实政策的不满情绪。部分选民开始对乌克兰危机、移民政策以及激进的绿色转型持质疑态度。高企的能源价格、经济增长乏力和生活成本上升，使绿色转型在部分人群中被视为加剧社会不平等与经济焦虑的因素，反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声音逐渐增多。2024年，欧洲农民对环境规制以及贸易政策等问题就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据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IEEP）在2024年3月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晴雨表》（European Green Deal Barometer）的数据，当时就有67%的绿色转型专家预计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将对“新政”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部分成员国已经开始展现出对激进转型路线的抵制迹象。2023年9月在斯洛伐克再次执政的罗伯特·菲佐，其所在的政党对“新政”的相关法案就秉持保守态度。在荷兰执政的自由党领导人基尔特·威尔德斯则主张废除气候立法，减少或取消减排措施，甚至退出《巴黎协定》，预示着荷兰可能将从一个推动绿色转型的引领者转变为阻挠者。

极右和右翼势力的政治主张是反一体化、反移民和反全球化，并对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持消极和怀疑态度。其认为“新政”给欧洲制造业增加了负担，影响依靠化石燃料的行业，导致工业衰退，加剧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甚至断言“新政”削弱了欧洲能源供应的独立性。按照欧盟体制，欧洲议会拥有参与立法权和部分预算决定权。议员结构的变化，预示着未来“新政”的实施和绿色转型将可能面临新的政治阻力。

五、“欧洲绿色新政”的未来前景

近年来，随着国际和欧盟内部政治经济态势的新变化，国内外舆论针对“新政”推进中遭遇的阵痛，出现了一些怀疑的声音。例如，有言论称“新政”已经开始“降速”，甚至进入“寒冬”，“脆弱的欧洲”再也“玩不起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新政”的未来前景？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矛盾加剧、全球气候治理分歧严重以及欧盟内部阻力增大的背景下，“新政”的推进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回顾“新政”实施5年来的进程，尽管遭遇到始料未及的重大冲击，导致部分行动被迫推迟，但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新政”强大的适应性和韧性。即便在欧洲能源危机的艰难时刻，欧盟仍然坚持推进绿色发展，继续对绿色转型投入资金，虽然比重有所调整，但战略方向始终未曾偏离。客观来看，一方面，“新政”已经深深植根于欧盟的法律和政策之中；另一方面，欧盟的实践业已证明，脱碳并非经济增长的障碍，相反从长远来看是促进经济复苏、增强能源安全和提升欧盟全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当然，面对日益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欧盟需要结合新情况对“新政”进行优化。必须看到，虽然欧盟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会发生根本逆转，但“新政”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政策必然伴随着不间断的调整和完善。

2025年1月29日，新一届欧委会发布《欧盟竞争力指南》，全面规划未来五年重点工作，将创新、降碳与安全并列为提升欧盟整体竞争力的三大战略支柱。在绿色转型方面，欧盟再次重申了“新政”提出的气候目标，并强调要在“新政”和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实施“降碳与竞争力并进的路线图”（A Joint Roadmap for Decarbonis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同时还将针对相关立法与监管措施进行适度简化，以降低中小企业的行政与合规负担。2025年2月26日，欧委会发布《清洁工业新政》和《综合简化提案》，前者旨在持续推动欧盟向清洁和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转型，后者则提出对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法规进行修订。具体而言，提案整体上缩小了法规的适用范围、延缓了执行时间，并放宽了尽职调查与信息披露的合规要求。2025年3月5日，欧委会又提出《汽车行业行动计划》，表示将适当放松汽车碳排放的合规标准。从上述最新举措可以看到欧盟绿色转型政策变化的逻辑趋势，即从过去的激进减排转变为更加务实、更为审慎和更具弹性的政策路径。

综合当前欧盟政治经济形势，未来一段时间内“新政”有望在以下三方面取得新进展。一是实现部分减排目标。作为“新政”的核心任务，欧盟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将持续降低。随着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改革与完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及能源效率的提升，部分阶段性目标有望如期完成。二是强化绿色资金支持。欧委会已计划在短期募集超过1 000亿欧元公共资金支持欧盟清洁制造业发展，并提出成立欧洲储蓄和投资联盟（Savings and Investments Union, SIU），鼓励私营资本投资绿色产业项目，夯实绿色转型的资金基础。三是完善适应政策体系。欧盟2021年发布了新的适应战略，旨在加强对气候适应措施的关注与投入，提升区域生态韧性，完善灾害预警机制，以纠正以往“重减缓、轻适应”的倾向。

“新政”的推出与实施，不仅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探索，对全球气候治理和其他国家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启示价值。“新政”目标宏伟，意义深远，其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也必然艰巨。从当前情况来看，欧盟要如期实现“新政”设定的2030年阶段性目标已殊为不易，而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难度更大，不确定因素更多，预计可能在部分领域得以实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愈发严峻，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劣，转变发展模式、加快绿色转型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并日益成为席卷全球的浪潮。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可以预见，“新政”的战略方向不仅不会逆转，还会在挑战与变革交织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全球迈向绿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新政”无疑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其未来值得人们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