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战后70年间日本历届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可视为二战战败国日本追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历史记录。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同时具有三种社会身份,比较其重要性依次为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这三种社会身份既是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彼此承认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自我认知的主要内容。通过对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轨迹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日本人第一看重的是国家的类属身份,其次才是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这一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特点,与日本人自我认知文化机理特别是其中强调序列意识的特点相一致。
关键词：战后70年 日本国家自我认知 轨迹 身份 序列
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发表了很多以一种他者审视和批判的目光，来评析战后日本由经济大国到追求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成果。以汇集了日本社会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识且最能代表日本国家意志的历届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为主要研究文本，梳理战后70年来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分析其特点，探讨其成因，前瞻其未来发展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战后70年，在自1945年9月5日的第88届帝国议会至1947年2月14日的第92届帝国议会的五次帝国议会，以及自《日本国宪法》公布实施后1947年7月1日召开的第1届国会起至今总计189届国会上，日本历届首相总计进行了87次施政方针演说，从其中所强调的日本国家身份、未来国家发展目标等情况来看，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日本在类属身份上努力谋求获得欧美诸国认可
1945年至1969年，是日本在“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这一类属身份上努力谋求归属和获得欧美诸国认可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细分为如下两个时期。
（一）1945年东久迩内阁至1956年鸠山一郎内阁时期
这一时期，虽然东久迩在其演说中依然视日本为世界大国，呼吁日本国民要保持大国国民的矜持，但其目的则是要日本国民诚实履行《波茨坦公告》，团结一致努力建设一个和平的新日本，以取信于西方诸国。其后，历届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最多的是，号召日本国民要努力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以期早日成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员。（参见表1）
至1956年1月30日第24届国会，日本国家的自我认知迎来了一个变化的节点，首相鸠山一郎首次宣称日本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国家的一员了。他在第24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称：“毋庸赘言，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当然要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民主主义诸国保持合作，政府今后还将进一步密切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我国要完善与国力和国情相应的自卫力量，准备好用自己的手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做好美国驻军撤退的准备，这是毋庸赘言的事情。政府考虑在1957年度增强必要的自卫队人员和装备的同时，为完善相关防卫政策尽快确定国防会议的构成等。”
虽然鸠山一郎宣称日本已经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但通过其演说可以推知，其中或许有很多言不由衷之处。例如，他说：“我不止一次讲过，我国欲实现真正的自主独立，就需要把被占领时期制定的各种法令和制度按照我国国情予以修改。我在上次国会提出了两个施政目标，即修改宪法和改革行政机构。我坚信，这两个目标才是作为衷心期盼日本之独立的为政者在终战十年的今天最当优先考虑的事情。特别是关于规定国之大本的宪法，其内容与制定时的过程和形式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我一直在考虑，为了推进日本国民用自己的手来制定自己的宪法的准备，首先内阁应该通过设立宪法调査会的手续，开始慎重地探讨此事。”在这方面，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也有着相同的认知。例如，安倍曾在其著作中称：“《旧金山和约》不过是让日本形式上恢复了主权，战后日本的体制如宪法以及规定教育根本方针的《教育基本法》，完全是被占领时期制定的。国家的框架必须由日本国民自己亲手从空白做起。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真正的独立。而修宪才是恢复独立的象征，是具体的手段和途径。
此外，这一时期关于日本国家的自我认知不能不提到“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其实，恰如吉田茂在1963年的著作中所述，所谓经济优先、建立“非武装国家”，这绝非其一成不变的既定国家建设方针。所谓的“非武装”，不过是限于当时的日本国情做出的临机判断而已。吉田茂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乃至学术上均已经发展到了与世界一流大国为伍的独立国，已经早就过了那种依靠他国防卫力量的阶段，如果不改变这种一味依赖他国来保卫日本的现状，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可谓是处于一种单个车轮运行的状态，在国际外交上也是绝不会受到尊重的。”因此，用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的话讲，后世人们都“误解了所谓的吉田路线”。也就是说，当时的吉田茂与今日的安倍晋三在谋求日本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方面的想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二）1957年岸信介内阁至1969年佐藤荣作内阁时期
这一时期，日本历届内阁依然很注重在“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这一类属身份上对欧美诸国的归属，强调要建设一个自由、和平、民主、独立的日本，与此同时，开始强调以西方国家为目标把日本建设成“福利国家”。（参见表2）
“福利国家”，最早由石桥湛山内阁在1957年2月4日第26届国会上提出。当时，首相石桥湛山因病在疗养，由外务大臣岸信介代为演说。其后的岸信介内阁也继承了“福利国家”这一发展目标。岸信介内阁时积极谋求修订《日美安全条约》以实现日美平等。1960年《日美安全条约》修订后，同年2月1日第34届国会上，岸信介发表演说称：“由此日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扫至今多少残存的战后色彩，完全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国也成为自由主义诸国之一员。”但事实上，恐怕至今也不会有哪位日本政治家真的相信日美关系是平等的。岸信介的外孙、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声称要摆脱战后体制，也正是因为其一直认为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是不平等的。
在这个时期，日本历届内阁除了像第一个时期那样依旧注重对西方国家的归属外，在判断“我是谁”，即在进行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判断时，也开始关注地缘上属于亚洲国家之一员的类属身份。但是，这种国家认知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是，前者注重类属，后者更注重角色，即前者注重对西方阵营的归属，是在谋求一种国家形式上的类属身份，而后者强调其作为亚洲一员的身份时，则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以西方阵营之一员的姿态，在亚洲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方面发挥作用的角色身份。例如，在1962年1月19日第40届国会上，池田勇人在演说中就明确地讲：“我国作为亚洲的一员，要仔细斟酌如何参与到美国及其他自由诸国对亚洲诸国的援助计划中去，在努力推动增进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的同时，承担积极地配合其经济和平建设的任务。”池田勇人内阁认为，日本的“福利国家”建设水平赶上西方诸国已经为时不远，并开始探讨描绘独具日本特色的高度“福利国家”的建设蓝图。与此同时，池田内阁也开始更多地思考如何在亚洲发挥日本的作用。在1964年1月21日第46届国会上，池田勇人在施政方针演说中称：“我确信，我国只有作为坚定且有品位的民主主义国家持续发展下去，才会对亚洲的安定与繁荣做出有形无形的贡献。”“与中国大陆之间本着政经分离的原则进行民间贸易是我们的方针。”可以说，日本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政经分离”原则，就是在这次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其语意中的类属身份与角色身份的区分亦清晰可见。
总体而言，1945年至1969年这段时期，日本国家的自我认知大体上属于以追求在“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这一类属身份上对欧美诸国的归属为主，为了获得这种类属身份，日本不仅在政治制度上尽量采纳欧美的民主制度，而且将西方的福利国家建设确定为日本的国家发展目标。当日本经济获得飞跃发展尤其是成为发达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后，从日本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来看，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参照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欧美国家，也开始强调日本作为亚洲一员的身份，探索在维护日美安保体制的前提下发挥其身居亚洲的地缘优势的同时，与亚洲诸国进行超越意识形态的经贸合作。
二、第二阶段：日本追求在全球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身份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角色身份是指行为体“只有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counter-identity）的人互动，才能具有这种身份”。国家的角色身份有很多种，一般而言，根据国家在国际体系等级中的地位，学者们将不同国家分为四种主要角色，即大国（major power）、强国（great prower）、小国（small member）、新生国家（novice）。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人亦愈发自信，日本的自我认知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我是世界大国”，或者“我原本应当是世界大国”—对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角色身份的追求日益明显。这一阶段的起始年大体为1970年，一直延续至今，又可以细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1970年佐藤荣作内阁至1987年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
如表3所示，这是一个明确宣称日本已经基本完成赶超西方诸国的大目标，在追求不断完善所谓的日本型福利国家的同时，明确提出日本应该打造“国际国家”、对外展示日本国家形象、垂范世界的时期。佐藤荣作在1965年1月25日第48届国会演说中宣称“一国之真正的伟大程度并非由国土的大小来决定”。在1970年2月14日第63届国会演说中，佐藤又称，克服了国土狭小、资源先天不足这一制约国家发展的宿命性缺陷的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明治开国以来其先人们所设立的追赶西方的目标，日本民族已经进人壮年期，日本不该再仅以建设福利至上主义国家为目标，而是应该结合日本国情与国民性特点提出新的国家发展目标。三木武夫在1975年1月24日第75届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日本有潜力建设一个可以成为世界新模式的新日本。1979年1月25日大平正芳内阁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公正且有品格的日本型福利社会的目标。在这一时期，“日本模式”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曾因此为日本带来“日本第一”的美誉，也一度成为亚洲国家日本学界争相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1988年竹下登内阁至2009年麻生太郎内阁时期
如表4所示，这是日本谋划如何打造“国际国家”的时期。其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谋求联合国“入常”。1956年12月，日本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正式重返国际社会。1957年7月，岸信介政府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联合、坚持做亚洲一员的日本外交三原则。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民众，对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抱有的期待都很髙。1984年，日本内阁府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査”中最早设立“日本在联合国中的作用”调査项目，并一直延续至今。
如图1，关于“是否赞同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4年至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持赞同意见者逐年增加。具体到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从性别上看，赞成者中男性越来越多；从年龄上看，30岁至59岁的人居多。2015年4月7日，日本政府发布2015年版《外交蓝皮书》称，日本把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2015年及日本加人联合国60周年的2016年定位为“具体行动之年”，将以超出以往的力度强化联合国外交。早在1991年12月19日，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曾宣称要“争取五年内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定下了“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删除关于日本的敌国条款，借联合国改革之际，成为与中、美、俄、法、英五国并立的新的常任理事国”这样两大具体目标。但事与愿违，24年即将过去，日本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依旧似近实远。
第二，凭借日本的经济力量来打造“国际国家日本”。中曽根康弘在1984年2月6日第101届国会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建设“国际国家日本”，在1986年1月27日第104届国会演说中称：“与世界同在的日本，欲实现真正的国际国家，克服对外经济摩擦是当下最紧要的课题”。但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如今这条路似乎也越来越难以行得通了。甚至有学者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的大国战略已经在实践中陷于破产的原因，正是由于日本对其经济力量的误读和误用。
第三，从军事安保层面通过使日本成为一个军力国际化的所谓的“正常国家”，以最终实现“国际国家日本”的目标，此即国际社会批判的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化问题。在日本政治家中，最接近首相宝座却总失之交臂的小泽一郎，1993年提出的影响至今的日本“正常国家”论最为著名。小泽一郎在其著作中指出：“日本除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别无其他生路”，“为了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如何为好呢？没有必要考虑得那么难。成为‘正常国家’就是了”。而要成为“正常国家”，需要具备两个要件：一个是“国际社会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也要视为理所当然，并理所当然地自负其责地去做”。特别是在安保方面，要在国际社会中和美国、欧洲齐肩并立，同它们一样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另一个是，对于想构筑丰富安稳的国民生活的各国，对于地球环境保护这种人类共同的课题，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予以配合。只有切实做到了上述这两点，日本才能从只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单肺国家”脱胎换骨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正常国家”。1996年1月22日第136届国会上桥本龙太郎提出：“在外交方面的我的基本方针是‘自立’。不再做从前那样以被给予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为前提采取行动的国家，而是要做一个比既往的国际贡献模式要再往前一步，提出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理念，为了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发挥我们的积极主动性和领导作用的国家。我确信，这在国际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高涨的今天，是确保我国的安全与繁荣的最好的路。”这种观点与小泽一郎在其著作中阐述的观点也大致相同。日本政治学者北冈伸一研究指出，虽然“正常国家”理念的倡导者小泽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但其倡导的“正常国家”论却越来越深人人心，特别是在日本政治、外交、安保层面的“正常国家”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安倍政府推行安保法制改革实质上也是谋求在安保层面推进日本的“正常国家”化。由于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派政治家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错误言论不断且出尔反尔，所以也令人格外担心日本欲如此强行实现安保法制的突破，会成为日本抛弃以往的和平发展之路而走向军事大国之路的前奏。
（三）2010年鸠山由纪夫内阁到2015年安倍晋三内阁时期
这一时期仍是大国化自我认知的阶段，或者说是“固守”这一认知的阶段。基于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政策路径、方式手法发生了变化。倡导打造“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鸠山由纪夫内阁、以及高喊着要“摆脱战后体制”的安倍晋三内阁的出现，促使日本对其角色身份的定位加速从自民党时代传统的“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走向“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这既是日本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也是日本在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对自身角色的选择。但是，鸠山由纪夫内阁的昙花一现、安倍晋三内阁在“摆脱战后体制”言论方面的噤声，以及2015年4月安倍晋三本人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则昭示了战后以来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的现实轻易不会被改变，日本政治家想要以“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的形式树立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身份绝非易事。在1996年1月22日第136届国会上，桥本龙太郎就曾提出日本要在外交方面寻求“自立”，希望能够“提出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理念”。再如表5所示，鸠山由纪夫与安倍晋三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都提到过“重振日本”，安倍晋三在2013年2月28日第183届国会演说中还提出：我希望不论在全球级别、地区级别或是两国间的级别，日本不能只是‘等待’规则，而是要成为‘创建’规则的国家。”但是，战后以来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现实亦表明，即使是日本在地区级别的角色身份追求也同样受制于美国，安倍执政下的日本恐怕也很难创建出未经美国许可的国际规则。因此，日本若持续与邻交恶，所谓的“重振日本”恐怕也将遥遥无期。
总体而言，日本注重建设“国际国家”追求在全球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身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为了明确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地位，也很注重明确其个体身份。“国家的个体身份以其在文化、语言、历史、成就等方面的特性为基础，这些差异往往被行为体视为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因素。”因此，这一阶段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虽然强调了日本应该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垂范作用、赢得重要的角色地位，但与此同时，如表3至表5中的“与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相关表述”内容所示，也用相当多的篇幅强调了建设基于日本特色的“文化国家”、“生活大国”、“海洋立国”、“技术立国”、“IT国家”、“低碳社会“美丽国家”。“文化国家”的提法，最早见于1947年7月1日第1届国会片山哲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与1948年3月20日第2届国会芦田均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其后便销声匿迹，直到1988年1月25日第112届国会竹下登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才得以再次出现，其后历届首相施政演说方针中都会提到这一国家建设目标，直至1996年1月22日第136届国会桥本龙太郎首相将其提升到“文化立国”的高度。2000年1月28日第147届国会上小渊惠三首相演说中称，日本已经没有了可以赶超的目标，需要重新设定目标，即教育立国与科学技术创造立国。其实，这些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内容表述，反映的正是国家对在国际社会中的“个体身份”的诉求。
三、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演变的心理文化解析
在一定意义上，战后70年间日本历届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可视为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追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历史记录。国家间的承认，主要是指对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所具有的社会身份的承认，按照其内容的重要程度依次为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但是，通过以上对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轨迹的历史考察发现，总体来看，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轨迹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日本人追求承认的社会身份排序恰恰相反，日本人第一看重的是类属身份，其次才是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而且，每一个时期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一特点。例如，日本在1988年竹下登内阁至2009年麻生太郎内阁时期为谋划如何打造“国际国家”而先后推进的三大具体措施一谋求联合国“入常”、凭借经济力量垂范亚洲乃至世界、以日本军事力量国际化为目的的“正常国家”诉求，其实也是一个由追求类属身份到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的顺序。
日本人不仅通过倡导价值观外交拿类属身份排斥中国，而且还会用把昔日的战略伙伴开除于类属身份之外的做法以示惩戒。例如，2007年安倍晋三初任首相时，日本《外交蓝皮书》上称“日韩两国是共享自由与民主主义、基本的人权等基本价值的伙伴关系”，再度任首相后，201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上称“日韩两国是共享自由与民主主义、基本的人权等基本的价值与利益的重要邻国”。2013年2月28日，安倍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称：“韩国是共享自由、民主主义等基本的价值和利益的最重要的邻国。”2014年1月24日，安倍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还称：“韩国，是与日本拥有相同基本价值观和利益的最为重要的邻邦。日韩的良好关系，不但对两国，而且对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以大局观出发，努力建立起合作关系。”但由于近几年日韩关系因领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极度恶化，2014年底，日本外务省网站上则将韩国“踢出”其价值圈，仅称其是日本重要邻国。2015年2月12日，安倍首相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对韩国的定位也改变了说法：“韩国是日本最为重要邻邦。在迎来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我们要为改善关系不断进行对话。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2015年4月7日，日本外务省新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也都统一称“韩国是最重要邻国”，不再把韩国归属为具有相同类属身份的国家。
对于战后70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所体现的特点，以及日本在处理日韩关系上体现的这种拿类属身份做文章的表现，当然有其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原因，但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看，这其实同日本人个体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中强调序列的特点是一致的。日本人的特殊序列意识产生于其缔结集团所遵循的“缘约原理”。所谓缘约，即日本人缔结集团往往不仅仅是依靠血缘资格，亦可能是因为地缘、职缘资格，或者是为了某一共同目标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下采取共同的行动、遵守共同的规定而自发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缔结集团原理的优点是，比基于血缘资格的亲属原理更具弹性，更易于缔结规模庞大的次级集团，具有较强的扩张性。同时，虽说理论上每个人是否能加人某个集团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利，但事实上又不能做到像契约原理那样自由来去不受拘束，往往是一且成为某一集团成员则将终老一生不会改变。而且，在这种集团内讲究论资排辈即注重彼此的等级序列，加人该集团时间越长，即使是平庸之辈往往靠着资历也能获得一定的地位，因此集团成员一般也不倾向于改变身份。缘约原理的缺点，则在于因为其缔结集团的资格不像血缘那般牢靠，所以身处于这类集团中的日本人具有相当大的不安全感，对于序列中的位置具有相当大的敏感性，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定位，以便做出最适合的反应。只有在一定的序列中确定了自己的归属才可能有尽己所能发挥属于自己的角色的机会，这种自我认知的终极目标是一种基于等级制度之上的“各守本分”状态。
可以说，日本国家认知特点正是这种日本人自我认知特点在国家行为上的一种投射。类属身份的实质也是对国家性质的一种排序。明治维新以来赶超西方一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大目标，能够归属于西方国家并作为其中的一员在国际社会发挥自己的角色，不仅可以令其拥有一种优越感，而且还可以获得极大的安全感。有学者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解析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特点时指出：“当这种序列意识作用于日本的国家行为中，使得日本恐惧沦为殖民地、在国际秩序的序列中落后，进而发动战争侵略朝鲜、中国以图强，后来则为了追求更高的国际秩序中的序列，尝试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超越西方。”战后70年来日本的国家行为也呈现出了近似的特点。二战的惨败让日本人认识到，通过明治维新，制定大陆政策，侵略朝鲜、中国，打败俄国，虽使日本成为最早步人发达国家行列的非西方国家，但“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非到达荣誉之路”，日本与西方欧美诸国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物质力量上依旧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所以，战败初期，日本首先将欧美西方国家设定为日本努力奋斗的目标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当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得以复苏，乃至20世纪60年代末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日本又故态复萌，认为已经赶超了西方，开始尝试建立与西方分庭抗礼的国际新秩序。在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被中国取而代之后，在日本主流媒体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民众都不看好“安倍经济学”的情况下，安倍晋三在2013年2月28日第183届国会上依旧高呼：“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诸位，现在正是我们争做世界第一的时候了”。？无论日本历届首相设计的日本梦有多么美好，遗憾的是，事实上无论从理念层面，还是物质层面，西方依旧远远地行走在日本的前方，成为令其难以割舍的战前战后一以贯之的赶超目标。
以上通过对战后70年间87份汇集了日本社会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识，且最能代表日本国家意志的历届首相施政方针演说的简要梳理，历史性地考察了战后70年来日本国家的自我认知轨迹、特点及其成因。由于文本内容极其丰富，欲用一篇文章进行解析只能择其要者做一概述。为了尽可能弥补以偏概全的缺憾，将每篇施政方针演说中凡涉及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关键词句做了整理，并尽量采取直译的形式制表附在了相应解析文字之后以供读者检阅査证。
所谓温故知新，通过这项研究工作不难发现，一直被视为带有很深的“安倍”特色的言行、政策，如“重振日本”、“积极和平主义”以及修宪言论和在“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意愿下推动的一系列安保法制修订举措等，其实早在安倍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并且不同程度地推动过。因此，日本国内虽然对安倍不乏批判之声，但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安倍政府做事的方式方法和程度上，在野党大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治精英对于安倍政府的修宪以及强军强国的总路线还是大致认可的。所以，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日关系的内外整体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质变之前，至少从文化心理层面来看，从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特点来看，无论是现在的安倍政府，还是后安倍时代，任何日本政府都不太可能在日本国家身份定位的认知上有根本性的变化，也不可能在推动中日和解方面有太大的意愿和建树，我们对日本的政策也不应抱有过高的期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就一定会恶化，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有学者研究指出：“如从军事层面进行观察，无论从军事力量，还是从军事使用意图来看，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并不明显。此外，中日两国在经济结构上的强互补性以及美国在中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平衡者角色，更是大大地减低了双方之间安全困境恶化的可能性。因此，‘中日安全困境’只是一个被‘过分夸大的现实’。”准确把握包括自我认知特点在内的日本国民性特点，科学地前瞻日本国家发展走向，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预判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更加稳妥地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略
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