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算来已17年（指1998年文章发表时），成绩说不上有多大，体会自然也不会深刻，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或许还能说上几句可供青年朋友们参考的话。所谈如小儿盘中抓物，“遇物杂陈，略无诠次”，故仿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意颜曰《治稗晬语》。

和现在许多二三十岁就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人相比，我踏上治学道路的时间太晚，1979年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已老大不小，早已过而立之年。我攻读的是中国小说史，导师宁宗一先生放手让我们自由发展，并督促我们尽快进入研究状态，结合研究题目有的放矢地读书，因此我入学不到半年就确定了研究方向——唐前志怪小说史。我确定这个方向有一个大的考虑，就是我感到当时国内古代小说研究界的基本状况是研究白话小说的多，研究文言小说的少；研究单部作品的多，研究小说史的少。文言小说的历史差不多比白话小说多出1000多年，作品数量巨大，是中国小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文言小说，不仅不能全面地了解中国小说史，也会影响到对白话小说的深入研究，因为文言小说对白话小说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那时我对文言小说也无多少了解，在读研究生之前我一直喜欢诗歌，曾写过一本小书《诗苑漫步》（1980年出版），而对于小说最熟悉的还是白话小说，从小学开始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白话小说，文言小说读得很少。但在入学后不久，我读了明人胡应麟的名著《少室山房笔丛》，书中对历代文言小说有许多精彩的论述，皆闻所未闻。结合当时的研究现状，我感到文言小说是一个广阔的充满神秘感和魅力的研究领域，值得我去探索。在这样一个大的考虑之下还有两个小的考虑也不妨说说。一个是我不愿意去搞许多人搞过和正在搞的题目，《三国》、《水浒》、《红楼》等几部大书我自觉搞不出太大的名堂；一个是我不愿意随便做一个小题目就拉倒，然后再换一个题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不了气候，我想能开拓一块大的地盘，能在长时期内展开系列研究，一直干下去。平时我在和朋友、学生们聊天的时候常谈到我当年的选择，我说我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个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一个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避开小说研究的热门全力攻文言一路，心中想的就是毛泽东这两句话。其实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量力而行的问题，我自觉不是什么通儒硕才，能在文言小说这一行有所建树即足矣。

在读《少室山房笔丛》时，我注意到《汲冢琐语》这部佚书，胡应麟说它是“盖古今纪异之祖”（《九流绪论下》），“盖古今小说之祖”（《二酉缀遗中》），另外还有些别的论述，这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搜集了不少和汲冢书有关的资料，读了一些参考书，找出清人严可均、马国翰辑录的《汲冢琐语》（《古文琐语》）两种辑本（王仁俊辑本未见），经过细心研究，写出《战国古小说<汲冢琐语>考论》一文，1980年发表在《南开学报》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古小说的论文，标志着治古稗的开始。1982年我完成了39万字的硕士论文《唐前志怪小说史》，顺利通过答辩，以后又作过多次修改，不久又完成一部50多万字的副产品《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先后在1984年、1986年出版。接着着手研究唐五代小说。唐人小说尤其是唐传奇是一代之奇，论著很多，但我有憾于唐五代小说的底数不够清楚，许多作品的具体问题也未弄清，于是耗时四五年之久，写成103万字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此后又历时两三年写出37万字的《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在1993、1997年先后出版。这期间还完成了《全宋传奇集》和《中国狐文化研究》两部书，将由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11月至1996年8月在韩国讲学，研究过韩国古代的汉文小说，写成《<新罗殊异传>研究》一书，将在韩国出版。

我的研究始终沿着文言小说史（主要是志怪传奇）这条基本线索展开，收心敛意，莫肯旁骛。小说研究中有其他许多诱人的问题，常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但我毫不动心，我认为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我十分赞同著名小说研究家程毅中先生“打深井”的治学主张，务求专心致志，这也就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博约下》说的“业必贵于专精”。当然文言小说关涉着广泛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问题，而且研究本身也要求具备多种文史知识和基本功、因此需要读各种书，但读书也紧紧围绕文言小说研究进行，有的放矢而读，正如章学诚所言：“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有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文史通义·假年》）

我的研究方法可以归结为一个实字，我喜欢以务实的精神治学，脚踏实地，不回避难题，不绕道而行，不取巧，不偷懒，不耍花枪，不玩玄学。这不光是我的学术好尚和治学个性使然，实际上和文言小说及其研究的特点也密切相关。如文言小说大批散佚，现存者在文本版本上亦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文言小说的考证和辑佚整理工作非常重要，要求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文史素养和基本功。这是文言小说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必须实实在在去做。有鉴于此，我特别强调基础研究。我不主张在对文言小说的基本情况还模模糊糊的情况下，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下就去概括什么这规律那规律，建构什么这理论模式那理论模式。

所谓基础研究指的是对文言小说的许多问题进行比较确凿的考证辨析，目的是搞清基本情况基本事实——每一部作品的基本情况和每一代作品的基本底数。我在《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关于文言小说研究的几点看法》（载1998年第2期《文学遗产》）一文中曾谈到文言小说研究的特殊性问题：

历代文言小说数量极大，但由于大部分散佚，因此问题极多。问题主要是：

    1.作者问题。情况有五：一是作者不明；二是作者身世不明；三是作者有歧；四是作者有误；五是作者系伪托。

    2.创作时代及年代问题。这一问题和作者问题密切相关。

    3.作品书（篇）名问题。文言小说作品题目常有异称，除古书无定名的情况外，主要是后人改题和传录的讹误所造成。

    4.作品存佚问题及版本问题。情况复杂，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全存，原书或原篇具在，但又常常形成不同版本；二是原书经后人增益，加入后出的内容或他书的内容；三是残存，卷帙有所阙佚；四是经后人重编，卷帙篇目与原书有所不同；五是节存，现存者是摘录本，不是全帙；六是辑存，现存者是后人的辑供本；七是原书原篇散佚，只存佚文；八是全佚，一字不存。

    5.原书卷帙篇目问题及佚文问题。

    6.伪书伪作问题。自宋以降，伪小说层出不穷，明清尤剧，诸如《五朝小说》、《重编说郛》、《剪灯丛话》、《合刻三志》、《绿窗女史》、《唐人说荟》、《旧小说》等小说笔记丛书中有大量伪唐人宋人小说。

此外当然还有内容问题，大量的故事自有源流可寻，而内容多涉史实人物，也须考证。在我多年的研究中花了很大气力解决这些问题，这在我的著作中看得很清楚。在研究唐前志怪小说史时，虽有鲁迅《古小说钩沉》作参考，但我仍努力从大量历史文献（书目、类书、旧注、笔记、方志、佛典道藏等等）中发掘散佚的古小说，务求不会有比较重要的遗漏，务求掌握最完备的资料，对每一种作品的多方面问题都尽可能作出翔实的考证。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每部作品进行历史定位，组成比较清晰确切的链条，然后再面对丰富的材料进行理论探讨，展开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美学的研究，如志怪小说的起源形成、分期分类、艺术特征、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等。而在研究唐五代小说时，为了集中精力搞得更彻底更细致，我干脆抛开写小说史的方法，采用了写叙录的方法，诸凡作者、书（篇）名、卷帙、版本、著录、篇目、佚文、故事源流、流传、影响、评价，方方面面，务求穷尽。张国风先生写书评，称之为“‘竭泽而渔’的基础工程”（《文学遗产》1995年4期），何满子先生写书评，说它“不但包揽了全唐五代小说和亚小说的全观，而且依题纵论，汲尽了古今有关的材料作出评衡裁断，不但是一部以书目篇目的叙录为形式的唐五代小说史，又是一部汇集诸家评论的小说断代批评史，甚至于比一般记叙式的断代小说史更为原生态，更能呈现文化的全景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读后》，《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6期）这些评价我不敢坦然承当，但确也道出我的基本研究特点和学术追求。有人以为写学术著作就应当是高谈阔论，但我认定这种著作方式的学术价值，接着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写出了《宋代志怪传奇叙录》。

这两部书都有很长的前言，特别是《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的前言长达8万字，概括地反映出我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理性思考。因为有扎实的全面的微观研究作基础，所以总还能得出一些新的见解，不至于人云亦云，老生常谈。我同样重视理论分析，但我坚决反对天马行空式的无端涯之辞和空疏之学，应当实实在在地讨论问题，观点应从材料中得出，而不是先验地定下理论模式再削足适履地填充材料。因此我的精力首先花费在搜集材料和考证上。搜集材料和考证事实这是很艰苦的工作，需要翻阅大量的文献。《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附了一个引用书目，多达800多种，那不是唬人，确确实实都读过或翻过。许多都是大部头书，很费时间，《永乐大典》我就翻检过两遍。对于考证我本是门外汉，但我感到研治文史不懂考证不行，考证是弄清事实，不弄清事实怎么作出评骘论证？有些人认为考证是技术性工作，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不客气地说，这是无知和浅薄。考证是门综合了多学科知识的大学问，可惜我的功夫还不到家。

对文言小说的校勘辑佚也是基础研究的内容，其目的是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比较可靠的读本。对此我非常重视，《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和《全宋传奇集》便是这方面的成果。我还一直想辑校《全唐传奇集》（鲁迅《唐宋传奇集》和汪辟疆《唐人小说》很不完备，近年虽有《全唐小说》出版，但问题很多，不足为据），只是考虑出版问题，一直没有动手，但愿他日能了却心愿。目前已经有许多文言小说作品整理出版，但更多的作品（包括现存者和散佚者）仍有待于整理。整理文言小说既要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规律，谙熟校勘、辑佚、辨伪之道，同时还要谙熟文言小说，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便会出问题。已出版的许多点校本、辑录本、总集、选集，自然不乏佳者，但质量问题很多，其原因大抵是这二者不能兼备，甚至都不具备。

考证、校勘、辑佚、辨伪这些基础研究工作，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丰富的文史修养，我们常说某某功力深厚，指的就是这些治学功夫。我是边干边学的，一点一点积累，日居月诸，渐渐懂得了许多道理。举一个小例子。祖冲之写过一本志怪小说《述异记》，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13在著录梁任昉《述异记》时说“《唐志》以为祖同所作”，称为祖同。我读研究生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琢磨了几天，突然想到该不会是避家讳吧，查查书，果然晁公武父名冲之，才长出一口气。——顺便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卷11著录赞善大夫潘若冲撰《郡阁雅言》二卷，点校者按云：“晁公武《读书志》称潘若同撰。”未加辨析，显然也是不明白晁公武避父讳改冲为同。自那以后，我特地了解了古人的避讳，算是长了番见识，以后的考证常常利用避讳知识解决一些问题。熟悉古代各种各样的文献，熟悉历史和各种典章制度，熟悉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掌握目录学、版本学、方志学、训诂学等等基本知识，凡此对我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我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但在研究过程中，我常常感到知识的匮乏，常出现由于缺乏某些知识而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况。比如《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对韦瓘、曹邺官职的考证，曹邺乾符中为洋州刺史，而《桂林风土记》称“曹邺中丞”（中丞即御史中丞），韦瓘会昌末为楚州刺史，赵嘏等人诗称韦中丞，我判定韦瓘在任刺史前曾任御史中丞而时人以内职称之，曹邺在任刺史后曾任职于中央御史台。后来才知道判断错误，原来御史中丞乃韦瓘、曹邺任刺史时所兼宪官。《唐会要》卷60载，会昌二年中书门下省奏：诸郡刺史须地望雄重、兵额稍多处方得兼授中丞。《唐诗纪事》卷53载于兴宗“大中时以御史中丞守绵州”即其例。我只知道节度使、观察使之类兼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不明白刺史也可兼御史中丞，遂造成考证错误。近年我曾参加主编《全唐诗》第二分册的注释工作，注释了钱起、柳宗元等100多个诗人的诗，感到收获颇大。事后我常对学生说，要研究哪位诗人先做两项工作，一个是编年谱，一个是注释全部诗，肯定大有裨益。因为这都是实打实硬碰硬的事，可以学到许多真知识，练出许多真功夫。顺便说，我研治文言小说很重视同时代的诗文，在那篇论文中我说过：“文言小说基本属于由正统文人创作的士人文学，突出反映着士人意识和士人生活，与文人诗文具有相同的文学渊源以及相通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因此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与诗文研究诸多相通之处。”这是我在研究文言小说特别是唐代小说时突出的感受。

拉杂谈来，都是些肤浅的感受，但愿能对青年朋友有些许帮助。我研治文言小说尽管已十数年，但离完成预定计划还相去甚远。文言小说研究大有可为，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参加到这一研究行列。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