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的自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史学涌入中国的刺激而逐步觉醒的，中国史学对话语权的追求也日趋强烈。当前中国史学话语权面临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削弱、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冲击、社会历史教育乱象丛生等诸多挑战，其主因是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和史学求新的心态，西方的话语霸权，学术思想、学术主体、传播方式多元化等。

挑战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西方史学理论和论著涌入国内，日渐渗透国内学界，加之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使得历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和话语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也对中国史学话语权提出了多重挑战。

第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与批判，那些教条化的做法固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唯物史观却也在批判的浪潮中受到了冷落。学界热衷于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理论方法探索历史研究的新路径，运用唯物史观作为分析工具者日渐减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框架已经由五种社会形态普遍转为王朝更迭的历史叙事。阶级话语、革命话语等出现的频率在降低，代之以各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术语。这说明学界虽然并未否认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但却日益把唯物史观视为诸多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种，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必然会带来史学价值观与学术取向的多元化。

第二，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难以突破西方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是在现代化和殖民化过程中形成的，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在其中处于受压抑的失语状态。西方话语霸权在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以“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以“种族优越论”“制度优越论”“文化优越论”为形式表达的一种文明观话语。虽然后来西方部分史家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反思，比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提出了文化形态史观，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等，但“西方中心论”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西方对世界历史的认知。而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很难挣脱西方的文化殖民，不自觉地按照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去认识自我和世界。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史家很难提出和引领国际史学的重大问题，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方面鲜有足以抗衡西方的创造性历史叙事。

第三，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历史观念争辩的冲击。这主要表现在对边疆史、民族史等的争辩上。这些争辩既是基于历史的讨论，更是基于现实动机的讨论，历史成为现实动机的表达渠道。以边疆史与民族史的讨论为例，在一些研究中，民族界定、民族关系、汉化、同化、央地关系等问题都成为争论焦点，学者借此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历史观念的新看法，比如将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周边各族的关系视为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等。这些观点虽然有其学术逻辑，但基本上是以后起的理论来审视历史，并且夹杂着现实的政治意图，难免有“以今律古”之嫌。这些观念若大行其道，将对中国边疆各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产生不利影响。这或许正是他们的现实意图。

第四，职业历史学家让位社会历史教育，社会历史教育乱象丛生。社会历史教育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公众，关键问题是历史知识如何传播并为公众接受，普及化和大众化是其主要目标。社会历史教育本来应当受到职业历史学家的重视，但事实上它却经常被忽略。只有到了社会剧变之时，出现了经世致用的呼声，社会历史教育才会被提上历史学家的日程。这使得职业历史学家经常缺席社会历史教育，拱手将社会历史教育的主导权让给了其他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良莠不齐，既有文化和史学素养高、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组织和个人，也有打着历史教育的名号逐利的企业和商人。利益诉求的多元化，造成了历史教育目标和产品的多样化，出现了学术娱乐化、学者明星化趋势。这说明社会历史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质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令人忧虑。

挑战形成的原因

对于中国史学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是对教条化做法的反感与史学求新的心态。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既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也有史学自身的原因。所以，“文革”结束以后，才有人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实就是要回到科学的唯物史观。但是，仅仅“回到马克思”是不够的，马克思创造的唯物史观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建基于他对所处时代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时代在前进，唯物史观唯有保持其开放性，才能增强其解释力，从而获得学术活力，为学者所乐意接受。另外，求新是学术的常态。人们都渴望寻求具有新气象的史学理论。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广受中国学界欢迎的原因。

其次是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学人仿照西方的学术模式和教育体系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包括历史学。在探索和建构中国的现代历史学体系之时，既然以西方为模仿对象，自然难以脱离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于是，在学科建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中国学界都深受西方的影响。无论是进化史观，还是科学方法，无论是问题选择，还是历史解释，都能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子。中国史学界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学习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杜威的实验主义、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等，努力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纳入西方模式中认识，使中国史学一直笼罩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阴影之下。这种格局至今仍未有根本性改变。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仍然掌握着话语霸权，西方的历史叙事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再次是学术思想、学术主体、传播方式的多元化造成的挑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各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涌入中国，为史学界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资源和选择，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多元化。面对多元化的理论资源，史学界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范式，形成不同的史学价值观和学术风格，造就了多元化的学术主体。多元化的学术主体，会采用不同的学术话语，形成不同的历史解释，使历史观的统一变得更加困难。信息化时代的多元化传播方式，打破了职业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垄断，使普通人有机会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使“人人成为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变为可能。这种广泛的史学参与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普通人一般并不具备历史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当他们投入知识生产与传播时，很难保证知识生产的质量，因为他们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往往为他们的利益导向所左右。这是社会历史教育乱象频发的根源。多元化会带来活力，也会带来混乱，这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最后是地缘政治斗争对史学的利用。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是其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民族意识的建构就成为国家建构的一个基点。普鲁士的统一就部分归功于当时史学家对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建构和德意志民族历史的书写，晚清和民国的中国史家也主张向普鲁士史家学习，建构中国自己的民族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概念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同理，地缘政治斗争要求强化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我们可以看到，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以学术为幌子的政治活动，史学话语权的争夺其实就是地缘政治斗争的文化形式。他们利用史学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甚至不惜歪曲与伪造历史。他们对史学的利用值得警惕。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北京日报》（2024年10月31日 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