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很大程度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因其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美学精神，亦成为当代影视改编的重要资源。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影视改编是文学再生产的重要途径，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因媒介类型与传播方式的不同，呈现出与原著不同的新的美学特质，其叙事与人物层面的新变最为明显。然而，影视改编作品在追求新变的同时保留了原著中的“载道”功能，可用“影以载道”来概括。故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影视改编是从“文以载道”到“影以载道”的发展过程，研究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影视改编，也是研究“文以载道”美学精神当代转化的一条路径。

关键词：茅盾文学奖；影视改编；文以载道；影以载道；当代转化

自1981年设立伊始，茅盾文学奖迄今已举办十一届，共评选出53部获奖作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下简称“茅奖作品”）的思想深度、艺术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准。它们大多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弘扬了新的时代精神，以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美学精神。正是因为茅奖作品的这一特征，使得它们成为当代影视改编的重要文本资源。迄今为止，有28部茅奖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其中，改编为电影的有12部，改编为电视剧的有24部，既改编为电影又改编为电视剧的有8部。饶有意味的是，一些茅奖作品在问世不久，甚至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就已经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如第一届获奖作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十一届获奖作品《回响》均是如此。茅奖作品一旦获得成功的影视改编，便会反过来提升原著本身的影响力。经由成功的影视改编后，茅奖作品的文学元素被转化为视觉影像与声音符号等影视语言，叙事、人物等方面也发生了转变，但来自原著的美学精神得以保留。在这个意义上，茅奖作品中“文以载道”的美学精神在影视作品中被转化为“影以载道”的美学精神。

一 影视改编对“载道之文”的选择

研究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影视改编者为什么选择了这些作品而非其他？这自然与茅奖作品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质有关。1981年3月14日，茅盾在弥留之际，给儿子韦韬口述了一封他本人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同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主席团扩大会议，会上就此问题展开了专门讨论，与会成员一致同意了茅盾的这一请求，并决定成立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由巴金担任主任委员。茅盾文学奖设立前，中国的文学奖大多以题材命名，如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茅盾文学奖未沿袭这种常用的命名方式，而是以作家名字命名，体现出这一奖项的精神内涵与美学原则，也意味着获奖作品对茅盾所秉持的现实主义伟大文学传统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创化。

茅盾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倡导者与成功的实践者，他主张文学的宏大叙事，认为要以文学创作的形式把波澜壮阔的“现代史”宏观地描述出来。冯雪峰曾在论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时指出，茅盾的《子夜》“在中国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上也尽了它开辟道路的历史作用的”。普实克认为茅盾的小说“采取了欧洲正宗现实主义的‘客观性’的叙述方法”，“总是能创造出一幅整体性的、充满行动的大幅壁画”。在一定程度上，茅盾的文学精神与美学特质已经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代名词，学者们凡论及茅盾的文学成就，多从其现实主义风格、宏大叙事与社会剖析精神等层面展开论述。若对其进行溯源，远可追溯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史诗传统”，近可回溯至五四精神。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论者专门著文论述“茅盾传统”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意义。以茅盾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的设立初衷就是评选出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中国作协公布的茅盾文学奖评选原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励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褒奖体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的优秀作品。”这与茅盾所开辟的文学传统是完全一致的。

综观历届茅奖作品，无论是写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承载着茅盾的文学精神与现实主义美学精神，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与社会核心价值，即文学之“道”，正因如此，茅奖作品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载道之文”，体现着中国当代作家对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的继承与转化。“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核心理念。《文心雕龙》开篇《原道》即说：“文之为德也大矣。”日月、山川是“道之文也”，而“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第4页）。经过一番论证，作者又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心雕龙》，第28页）“文以载道”强调文章是“道”的承载和反映，“道”决定‌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文与“道”应该统一。随着时代的变迁，“道”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当代文学所承载的“道”已更多地体现为当代的精神与价值观。茅奖作品影视改编的第一步，便是影视改编者们对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选择，选择标准的重中之重便是文学作品中的“载道”精神。茅奖作品基本都承载着新的时代之“道”，大都以现实主义为写作法则书写历史与现实，彰显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剖析精神，故而成为当代影视改编的重要文本资源。

在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小说通过许茂家庭的遭际反映出深刻的社会主题与深广的时代内容。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文坛与影视改编者的高度关注。1980年第4期《文艺报》发表了周扬和沙汀的《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殷白的《题材选择作家》。1980年6月、9月，《红岩》第2、3期刊登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评论文章。1980年第3期《文学评论》刊发了洁泯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一部值得称道的作品。从许茂一家的生活动荡中，写出了这两代人的悲欢离合，写得真切动人，也真的揭示了给人领悟不尽的人生真谛”。其时，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都有意将其改编成电影，还发生了“争拍”事件。北影厂成立了摄制组，导演王炎认为，“周克芹同志的小说，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为电影改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改编时，他力求忠实于原著。八一厂由李俊执导，他曾专门到四川农村与周克芹一起研究讨论。1981年，两个制片厂的同名电影上映，虽然改编自同一部长篇小说，但两个版本各有特色，北影版更注重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呈现，以四姑娘许秀云为中心，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塑造人物；八一版更强调戏剧性的情节叙事，以许茂为中心，在历史情境中塑造人物。两个版本的电影在当时均引起了很大反响，形成了“许茂热”。

成功的影视改编者选择小说时，对其艺术与思想的理解至关重要。古华的《芙蓉镇》写于1980年，发表于《当代》1981年第1期。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小说有着“文以载道”精神的自觉担当，对特定时期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刻发掘。导演谢晋在阐述电影《芙蓉镇》对小说的改编时说：“一部深刻的文艺作品，它的内涵、思想、艺术感染力总是立体的、多元化的……古华受《红楼梦》的影响、受巴尔扎克的影响是很深的。《芙蓉镇》这部长篇小说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他认为，这部小说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文学艺术的必然，因其写出了20余年中国人的生活密度，“提供了拍摄一部深刻影片的可能”，而这也是他选择这部小说进行电影改编的原因。电影《芙蓉镇》上映后获得了国内、国际多个奖项，成为谢晋的电影代表作之一。作家阿城也因此入围第七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由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的电影也有两部，分别是1978年林农执导的《闯王旗》和1984年陈怀皑执导的《双雄会》。《李自成》第一、二卷分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63年、1976年出版，姚雪垠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呈现一段农民起义的宏阔历史，于农民受压迫而起义的主题中探寻历史规律。小说有关历史的思考与叙事吸引了影视改编者的目光，他们选择了小说中不同的片段进行改编。相较之下，《闯王旗》的叙事更为宏大，讲述李自成率领的义军在潼关南原面临全军覆没的困境，后杀出重围并在商洛山中重振旗鼓的故事。《双雄会》由作家李准编剧，选取一个小的片段，重点讲述李自成说服已经投降了明朝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重举义旗的故事。

就近年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看，改编者们的选择标准依然是清晰的。2006版电视剧《暗算》的导演柳云龙直言，之所以选择《暗算》进行改编，首先是被其题材吸引。一开始，他考虑的是麦家的《解密》，想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但后来对比研究后发现，《解密》相对单薄，缺乏一些改编成电视剧的因素，于是最终选择了《暗算》。《暗算》原著对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者的塑造，对英雄的怀念，对个人情感、命运、使命和信仰的呈现，都是柳云龙选择对其进行改编的原因，这些让改编者们感动的因素，同样也打动了电视剧《暗算》的观众。毕飞宇的小说《推拿》呈现了盲人的生存与信念、责任与尊严，打动人心，2013年，康洪雷执导了同名电视剧；2014年，娄烨执导了同名电影。康洪雷说他所有的影视作品几乎都是由优秀小说改编的，之所以选择改编《推拿》，是因为原著“写得入木三分，人物关系非常成熟，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好作品，很有感染力”。娄烨认为，小说《推拿》其实是一部不太可能变成电影的小说。原著小说打动他的是，作者并没有从一个明眼人的角度和高度来写，而是以和盲人在一起的态度来写，“小说的生命来源于盲人推拿师真实的生活环境，那些盲人的生活细节很真实”，他希望通过电影展现一个真实的“看不见的世界”。电影《推拿》实现了他的初衷，塑造了盲人推拿师这样一个小群体，呈现了他们艰难的生存境遇以及对爱的追寻。

从以上改编案例可以发现，文学作品能被影视改编者们选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能为改编后的影视作品提供好的基因，茅奖作品往往具备这样的品质。它们所具备的宏大的主题、现实主义的精神关怀、丰厚的人物形象都对影视改编者们充满了吸引力。迄今为止，53部茅奖作品中，影视改编率已超过50%，这些作品大都延续了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宏大叙事的“史诗传统”与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品质。影视改编者们对茅奖作品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对艺术的载道功能的选择。潘欣欣和毛卫宁分别于1990年、2015年根据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执导了电视剧，均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和评价。鲁晓威、唐果根据刘心武的《钟鼓楼》执导了同名电视剧；谢铁骊、赵元根据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执导了电影《月落玉长河》；刘恒、何培根据凌力的《少年天子》执导了同名电视剧；根据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全安执导了同名电影、刘进执导了同名电视剧；于本正根据张平的《抉择》执导了电影《生死抉择》；闫建钢根据阿来的《尘埃落定》执导了同名电视剧；胡玫根据熊召政的《张居正》执导了电视剧《风禾尽起张居正》；高希希根据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执导了同名电视剧；萧锋根据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执导了同名电视剧；杨明华根据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改编了同名电影；刘雨霖根据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执导了同名电影；王家卫根据金宇澄的《繁花》执导了同名电视剧；根据王安忆的《长恨歌》，关锦鹏执导了同名电影、丁黑执导了同名电视剧；李路根据梁晓声的《人世间》执导了同名电视剧；麦兆辉根据麦家的《暗算》改编、执导了电影《听风者》；冯小刚根据东西的《回响》执导了同名电视剧……以上改编作品获得了多项国际国内电影、电视剧大奖。这些成功的改编案例说明，在一定意义上，文学是电影的起点和基石，从文学作品中寻找好的文本、将其改编为剧本，这是中国和世界电影百年发展史的必由之路和成功经验。成功的影视改编的第一步是选择有价值、适合改编的文学作品，在改编过程中保留其载道精神，这是有效的、成功的改编的前提。

二 “载道之文”影视改编后的美学新质

乔治·布鲁斯东曾这样评价小说与电影的关系：“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会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相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以后，它们就不仅仅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也有论者指出，影视改编过程中“需要一种特定的适合于某种方式的阐释，这种阐释本身也经常融入到另一时空之中”。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后，媒介形式与传播方式发生了新变，自然彰显出与原著不同的美学新质。

回溯人类语言传播史，可以发现，从借助古老的口头语言传播的神话和史诗，到借助文字语言传播的文学作品，再到借助现代视听语言传播的影视作品，人类语言媒介在经历三次重要的转变后，迎来了影视这样一种新的媒介。影视艺术的视听语言可以让背景环境具象化、人物直观化，观众更易观看、接受。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认为，“文学借助语言描绘世界，而电影不需要。电影直接呈现自己”。当然，电影是多种艺术的综合体，电影理论的先驱乔托·卡努杜将电影称作“第七艺术”，因为就其本质来说，“无论是它的灵魂与躯体，都是适于表现而诞生的艺术，是用光的笔描写，以影像创作的视觉戏剧”。的确，从文学到影视，信息传播方式由文字转变为视听。茅奖作品的改编也不例外，媒介与传播方式的变化带来叙事、情节、人物等各方面的变化，这几乎是一次艺术的再创造，最终形成新的美学风格。

为了适应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与观众的接受特点，改编者们往往会对叙事策略、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人物关系，甚至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进行重新处理，茅奖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后，叙事与人物层面的变化尤为鲜明。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首发于《花城》1986年第6期，1988年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广播剧的形式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播出了三次。1990年，潘欣欣执导了同名电视剧，共14集。2015年，毛卫宁执导了新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共56集。两个版本的电视剧都忠实于原著，延续了原著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讲述1975年到1985年间中国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变迁，以及一代青年的奋斗与理想。1990年版的电视剧在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现实场景中展开叙事，以黄土高原上的劳动场景和恢弘场面开场，多运用全景式叙事，呈现出浓厚的历史氛围，铺陈人物的遭际和命运。这一版电视剧改编的一大亮点是，叙事中引入信天游的调子作为背景音乐，剧中的主题曲、插曲、配乐均有这一特点，在烘托人物复杂情感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这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信天游及其所代表的西北风音乐风靡一时。“从事改编的剧作家也要仔细地研究已有的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必须通过细节、服装、周围情境和主人公的行为，探索时代的标志，从而揭示时代的性格。”2015年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虽然与原著问世的时间相隔大约30年，但改编者显然对原著所涉及的时代进行了研究，遵循了现实主义叙事原则，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与人物特征，在宏大叙事中运用一系列特写镜头，采用静谧而深沉的手法呈现人物的面部表情与心理活动。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首发于《收获》杂志2012年长篇专号秋冬卷，2013年正式出版。小说的两条叙事线索交叉进行，奇、偶数章节各有一条时间线，分别讲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故事，小说以绵密厚实的笔法讲述沪生、阿宝和小毛三个上海人的人生经历，上海市民的生活由此铺陈开来。同名电视剧正式上映则到了2023年底，电视剧《繁花》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仍以现实主义精神反映时代的伟大变革，书写一代人的传奇人生。原著的叙述戏剧性并不是很强，电视剧的剧情却因新的镜头语言与叙事特征充满了戏剧张力。电视剧《繁花》的编剧秦雯称，“整个改编过程中遇到了众多挑战与决策点，特别是关于如何将原著小说调整为适应电视剧的叙事方式”。较之原著，电视剧《繁花》更倾向于通过矛盾冲突呈现阿宝和诸多人物的个性。一方面，充分发挥出影视作品的戏剧性特色；另一方面，通过电视剧特有的叙事方式与人物塑造来更好地吸引观众。电视剧《繁花》是多线索的，主线较为清晰，商战与情感双线纠葛交织，在局部的故事情节叙述中，王家卫以碎片化的甚至是跳跃的非线性叙事来处理时间和空间。电视剧开场先讲述1992年上海金融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股市的火爆，因为这是那一时期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然后叙述一年之后，阿宝遭遇一场恶意车祸，在抢救过程中爷叔到来，叙事由此拉回到阿宝与爷叔相识、阿宝在爷叔的指导下炒股的故事。这段叙事中，阿宝奔跑、飞速骑车与漫长等待的镜头形成了一种对比鲜明的节奏，这是改编后的一个明显变化，其目的是以人物为主，将重心放在人物情感和心理层面。同时，这部剧使用了典型的王家卫式拍摄手法，通过独特的构图、大胆的色彩，以及具有年代感的音乐来营造故事氛围，兼用慢速摄影、肩扛摄影、特写镜头等塑造人物的内心世界，让电视剧呈现出电影般的质感和美感。

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也是一个探寻中国影视美学发展的过程，改编后，原著的部分内容也会根据传播媒介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化。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于199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一经出版就因其史诗性的特征引起反响。小说恢弘壮阔，叙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从家族文化到世事沧桑，从传统文化到革命战争，人物众多，线索繁复。但王全安执导的同名电影因电影的时长受限等原因只选取了原著中的部分内容，聚焦中华传统文化在白鹿原上的存在，祠堂、学校、诵读乡约、维护礼法等画面在电影中频繁出现，而这一切最后由田小娥这个人物贯穿，这样的改编难免引发争议。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共三卷，以周秉昆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展现中国社会50年来的发展变迁，小说既揭示了改革开放的艰难与复杂，又展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喜怒哀乐，书写出时代精神。原著中，故事的发生地是北方某省会城市A城的共乐区，这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名字，而李路执导的电视剧《人世间》将故事发生地设在江辽省吉春市，地名仍为虚构，但真实感比原来的地名增强了。在叙事方面，电视剧延续了原著的宏大叙事，又融入了伦理叙事，追溯传统价值并对其予以当代重塑。导演不时将镜头对准各种景与物，通过镜头叙事来呈现不同时代的氛围与特征。电视剧从1969年一个中国城市家庭的困境与选择开始，视角迅速聚焦到周志刚到照相馆取照片的场景，画面中人物对话与高音喇叭的声音交织，显现出那个时代的特性。电视剧融入了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处理家庭关系时，通过具体的事件和对话展示了不同代际之间、夫妻之间的沟通障碍和理解过程。这不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更传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观和个体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影视改编作品也一样，要塑造出典型人物。从文学到影视，原本由文字所承载的信息内容被转化为更为直观具体的人物表情、对白以及行动，辅之以音乐渲染等方式，展示人物心理和思想变化，强化矛盾冲突，表现人物的价值追求，从而实现对人物更为生动立体的塑造。同时，人物关系也往往因为影视艺术自身的特征发生了一些新变，一些次要人物的戏份增加，共同呈现出新的美学特征。电视剧《人世间》对人物进行了深度挖掘，使得他们的性格特征更加立体。首先，加入了周家三兄妹的成长互动、周秉昆与妻子郑娟的情感波折等情节，不仅丰富了故事的层次，也让人物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其次，次要人物的戏份得以加强，原著始终以周秉昆这个主要人物为叙事线索，电视剧中他依然是主角，但其他人物的戏份加大了，如第一集的主角实际上是周蓉。最后，小说中周秉昆懦弱与暴力的一面被适度节制，而其正直、坚韧和宽容的品质则被大力彰显，增强了角色的真实感和可信度，也使得他成为观众心中的正面形象的代表。电影《芙蓉镇》中，秦书田在逆境中依然保持乐观，电影通过他扫街时的舞蹈展现了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的坚韧与不屈，既体现出导演对原著所载之“道”的深刻理解，又彰显出忠实于原著基础上的调整与创新，实现了美学风格的新变。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代的电视剧在再现小说原著场景与塑造人物形象时，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各自时代的鲜明烙印。1990年版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保留了原著中的时代特色，人物形象与场景设计虽略显“乡土”，却贴近原著的精神内核，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2015年版的电视剧则精心设计了人物服装，镜头细腻入微，有一种更具时代感的美学气息，与当下影视剧的整体美学追求相契合，也更好地满足了同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特征的成功改编。

阿来的《尘埃落定》讲述了一个封建奴隶制度的旧世界最终尘埃落定的故事。阎建钢执导的2003版同名电视剧通过影视语言呈现土司家族的生活和文化，运用夸张的镜头和暗喻的方式揭示这个家族的衰亡。以傻子形象出现的二少爷深得民心，在众人拥护下开始了具有现代气息的商业文明生活方式。同为少数民族题材的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书写宏阔历史背景下一个回族玉器作坊奇珍斋的浮沉，呈现人物的命运、不息的奋斗与追求。谢铁骊、赵元根据该小说执导的电影《月落玉长河》，强化了亲人之间的感情，张扬了韩子奇超凡的技艺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作为民间珠宝艺人，韩子奇面对日寇侵略，义无反顾地保护国宝。他在家庭中处境尴尬，但他善良，深怀家国大义。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心怀赤诚的传统民间艺人形象，改编者表达了对美好人性的赞美与渴求。

若原著小说已成功塑造出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忠实于原著往往成为影视改编者的最佳选择，以确保“载道”功能的延续性。然而，当原著中的形象尚未形成典型的特征或显得略有模糊时，影视改编则会拥有更大的创造空间。如小说《繁花》中的阿宝这一人物形象较为缺乏戏剧性特征，甚至有些寂然，电视剧中的阿宝却是一个充满了生命欲望的人，他在青年时期有奋斗精神，行动能力非常强。在电视剧中，这个人物有一种结构性的功能，原著中偶然的、分散的情节由他贯穿于一条线上。原著中的一些人物与阿宝的关系原本有些松散，形象也不那么鲜明，但经过电视剧的改编和艺术创造后，一系列配角人物都变得立体饱满。这种改编方式让人物性格在故事的推进和戏剧冲突中得到充分展示。由此可见，影视改编让小说中的人物以新的方式成为影视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也可以看作是对原著中“载道”功能的延续与强化。

从小说到影视，从文字语言转变为镜头语言，不仅是传播符号的变革，更是一次美学特质的新变。影视作品通过镜头语言以直观的影像与声音，将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与书写变得更为直接、具象，使得观众能够直接感知环境、观看故事、理解人物的处境与命运。这种转变降低了信息接收的门槛，扩大了受众范围，尤其是与观众的日常经验产生共鸣，使文学在新的媒介传播中的大众化成为可能。对茅奖作品所作的成功的影视改编正是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变革的体现。

三 从“文”到“影”：“载道”精神的当代转化

回望百年中国影视艺术的嬗变过程，不难发现优秀的影视作品与文学的密切关联，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夏衍认为，电影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张骏祥认为，导演要保证电影的艺术质量，“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在改编过程中，对原著文学价值的重视就是一种“忠实于原著”的方式。“忠实于原著”成为影视改编的一个重要原则，通过研究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我们发现，最重要的是忠实于原著的思想和美学精神，忠实于茅奖作品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的美学精神，这一精神呈现在影视作品中，便转化为一种可以称之为“影以载道”的美学精神。也可以理解为，文学作为思想与艺术的载体，在当代通过影视媒介实现了转化与传播。茅奖作品与影视改编后的作品在核心功能上具有共通性，都肩负着传递思想和价值观的重任，在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人物形象、传达深层精神价值理念方面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精神的赓续与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个方面明确阐述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原因、意义、方法和路径。这一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与必要性，而且详细阐述了实现这一结合的方法论与具体路径，为中国当代文学、影视和其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后，文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讨会层出不穷，文学界和影视界的学者都积极响应并参与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所秉承的“文以载道”的精神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交融，已成为学界及艺术家们深入探讨的热点议题。这一现象不仅揭示了两者理论的深度契合，更预示着在文学的影视改编过程中，“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将得到进一步地深化、实践与创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以载道”传统的当代转化路径之一就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结合。

《周易》贲卦象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辞所说的即天地的规律和自然之道，以天人合一的规律设制礼乐，以此来制止人类那些原本野蛮的行为。用文字将天文与人文写下来，对人类进行教化，便是最早的文学的“道”，也是《文心雕龙》里《原道》的意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核心概念“道”，既是天地运行的自然之道，也是人心之道，两者合一乃天人合一，所以人心之道便是道法自然。《诗经》中的《关雎》是先有作为自然之道的“关关雎鸠”的活动，然后才有人类的活动，这就是“思无邪”，也是孔子的诗教美学思想。《史记》也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后的产物。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影响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生产活动，自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生产。茅盾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事实上，再向前述，鲁迅等现代作家也深受19世纪法国、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实主义美学道路是整个中国作家的方向之一，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一直是中国作家想要比肩的高峰。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大道，尽管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道”，但其载道精神是始终如一的。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改造社会、变革社会的任务一直在持续，现实主义文学又表现出与之前革命阶段不同的特点，它既有对过去时代的反思，又带着对社会的理想憧憬与实践。当下，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文艺创作更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路径之一，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创新和转化的路径之一。于是，这一时代主题便成为当下文艺所要面对的主要使命和任务。

就茅奖作品而言，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不仅延续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更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时代形象。它们以文学的形式讲述了当代社会变迁的种种生活细节，展现中国人的精神历程、阵痛与喜悦、新生与成长，从而展示出个人、家庭、社会在变迁中遭遇的种种矛盾与痛苦，以及他们在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憧憬、理想与喜悦，以此来构建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在这些作品中，通过书写人物在矛盾之际的选择，又展现了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和一系列新生的伦理观念，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融合。这就是文以载道的具体表现。在从文学到影视的转化过程中，“载道”功能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影视以更为形象、直接的方式，以戏剧式的矛盾冲突来展开故事情节，从而塑造人物形象和表达时代的核心价值，故而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不仅保留了原著中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核心价值追求，又通过视觉与听觉的结合，使得这些价值追求以更为直观、生动的视觉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转化不仅丰富了艺术的表达形式，也使得原著所载之“道”的传播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

“影以载道”作为“文以载道”的当代转化，充分体现了艺术与时代的紧密结合。从文学到影视，“载道”功能始终保持不变，变化的只是传播方式和表达形式。影视改编只是将文学中的“道”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其更加易于被大众接受和理解。茅奖作品的改编仍然延续着“载道”精神，而改编经验已然成为助力通往文艺高原和高峰的美学实践，可作为当代中国影视剧改编与创作的一个重要借鉴。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作品不仅成功地传承了原著的精神内核，更以其独特的影像语言，实现了对“文以载道”理念的当代转化，从而彰显了“影以载道”的艺术价值与时代意义。这些作品在同类影视剧作品中脱颖而出，由茅奖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中，豆瓣评分8.0以上的有：电影《芙蓉镇》9.3分，电视剧《白鹿原》 8.7分，1990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 8.2分、2015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8.8分，电视剧《繁花》8.7分，电视剧《少年天子》8.7分，电视剧《历史的天空》8.7分，电视剧《钟鼓楼》8.6分，电视剧《推拿》 8.4分、电影《推拿》 8.0分，电视剧《人世间》 8.4分，电视剧《长恨歌》8.3分，电视剧《尘埃落定》8.3分。这些影视改编作品都继承了“文以载道”的美学精神，其中《平凡的世界》最为典型，原著的写作年代距今近40年了，但书中青年人的纯粹与理想打动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书中的奋斗精神仍然激励和启迪着今天的青年。路遥的创作方法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范式，他倾向于通过间断性的作者介入，对时代的发展进行深入剖析、全面概述与客观评价。小说的命名正是源自于这种人物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在原著中，每一个角色都被视为时代变迁中的微小组成部分，他们普通且寻常，有些人选择顺应历史的潮流，有些人则选择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差异化的选择导致了他们命运与精神世界的多样性，进而构建了一个动态多变且持续发展着的世界观。这正是“平凡的世界”的核心理念所在。时至今日，个体生命更多地直面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选择自己的精神道路，以及如何展开有效的行动，成为了导演、编剧以及演员们试图通过作品来传达的深层次价值，这也正是影视改编作品“载道”功能的完满体现。

在当今时代，“道”已然演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之一。茅奖作品以文学的形式，承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了时代精神的一种象征。在从文学到影视的转化过程中，“载道”的功能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电视剧《历史的天空》延续了原著中的民族精神与英雄情怀，讲述20世纪3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20世纪80年代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这也是一代革命者的成长史。该剧获得了多项奖项，包括第25届飞天奖优秀编剧奖，一个原因便是电视剧对原著美学精神与思想作了延续。电视剧《繁花》得到好评的原因之一，是剧中表现了阿宝等人面对时代的挑战迎难而上，在社会的风口浪尖勇敢拼搏、坚韧不拔地奋斗从而一步步改变命运的精神。上述两部剧都是将个人的成长放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之下，由此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较之电影《白鹿原》，电视剧《白鹿原》更加忠实于原著，讲述白鹿原上半个世纪的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动与静、战争与人性、爱与死都在浓厚的关中风情中展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中，中华民族传统的耕读文化与儒家文化在现代历史中经受洗礼。陈忠实力图写出“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一初衷在改编后的电视剧作品中得以保留。影视改编后的作品不仅保留了原著中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核心价值追求，又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完美结合，使得这些价值追求以更为直观、生动的影视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转化不仅丰富了艺术的表达形式，也使得“道”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深入。

综上，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学的一种“副文本”，是文学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之一。当代的“载道”问题在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中找到了明确的答案：通过深刻展现和传承现实主义美学精神，茅奖作品得以在影视领域延续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这种延续不仅体现在作品本身的成功改编上，更体现在其所传递的深刻思想和文化价值对社会的持续影响上。

影视艺术虽然是一种年轻的艺术形式，但其思想价值、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的生成，深受有五千余年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影响。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影视艺术提供了深厚的思想价值、丰富的人物和故事原型以及灵感来源，形成了其独特的中国影视美学风格。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影视作品的思想内容上，而且也表现在其影视语言的审美表达上，从而构成了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由此可见，影视艺术无法与“文以载道”的伟大传统割裂，更不可能在脱离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所谓的“创新”。对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继承、延续以及创新性发展，成为影视改编与影视艺术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的初衷正在于此，即“影以载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茅奖获奖作品的影视改编加以研究，对影视作品叙事与小说原著叙事之间进行关联性与差异性研究，也是对茅奖作品作出深入性研究与拓展性研究的重要途径。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