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全球秩序处于深度转型，地区秩序面临新一轮重构。本文研究发现，在大国战略互动背景下，印度洋地区秩序经历了从单极霸权主导向权力多极化方向转变，印度对区域内机制的主导地位上升。美国一方面承认印度的地区领导角色，另一方面调整对印度洋地区岛国的接触战略。法澳日等国积极对美进行“战略贴靠”。印度洋呈现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复兴与“阵营化”发展的特征。面对地区问题，地区治理机制重叠且存在治理赤字。技术民族主义成为该区域秩序的一个新特征，并对逆全球化背景下快速发展的区域主义构成挑战。未来针对印度洋地区的岛国竞争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竞争将以其他形式体现，人工智能未来可能成为驱动新一轮地区秩序变革的关键因素，对国家间权力关系、社会生活产生颠覆性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要坚持战略主动性，发挥治理优势，同时重视人工智能对地区秩序变革的意义。

【关键词】大国战略；印度洋；地区秩序；多极化

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影响不断外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组，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区域主义迎来新的发展势头。“众所周知，全球化几乎是一个神话，现实更接近于区域化。”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分化重组，中国的崛起导致世界权力中心向亚洲转移，意识形态多元化与多个力量中心的出现加剧了国际政治格局的竞争性，导致全球治理 的功能失效、治理碎片化，国际秩序进入重塑阶段，地区秩序面临新的转型。从历史角度来看，地区秩序与全球秩序并非总是同构的，全球霸权国并不一定主导任何地区。一种情况是，“如果全球霸权国在某个地区的军事能力较弱，那么该地区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就是地区霸权国”。例如在1930年前，英国享有全球海军优势地位，是全球海上霸权，然而欧洲区域内的霸权并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另一种情况是，全球霸权国为减少扩张成本，实行区域责任分摊，承认地区战略伙伴的区域角色地位，鼓励它们承担维护地区秩序的责任和义务。目前，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这一战略动向比较明显，印度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责任分摊伙伴，被美国纳入全球和地区议程架构。

印度洋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大国的历史兴衰。印度洋长期以来被域外强权国家战略性主导，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海洋霸权进行殖民掠夺和力量投射的重要场所。当前，印度洋地区秩序正经历新一轮“历史的转折”，权力分配结构从过去的单极霸权主导走向多极化。一方面，美国承认印度的地区领导作用，扮演“离岸平衡手”，进行责任推卸；另一方面，美国近期又进行战略重调，对该地区进行“再接触”。大国战略互动深刻地影响着印度洋地区的秩序变迁，新秩序的建立反过来又塑造了国家的战略行为，尤其是作为秩序重要内容的机制与制度对国家行为具有重塑作用。本文尝试探索大国战略互动背景下，印度洋地区秩序变迁的基本现状、新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为理解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印度洋作为一个系统单位的内在运行过程提供启示。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对普遍意义上地区秩序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讨论。

一、地区秩序变迁的内在机制

亨利·基辛格认为，任何对秩序的讨论都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以何种方式互动？互动的目标是什么？所谓秩序的基本单位，主要指秩序的互动主体。当前无论研究国际秩序还是地区秩序，都主要以民族国家作为互动主体。互动的方式取决于各方行为体所形成共识的机制以及制度、规则。互动的直接目标是为了追求系统稳定，但根本目标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与促进合作，以增进各方福祉。从秩序的研究层次来看，可以区分为国际秩序、地区秩序和社会秩序。既有研究更多地探讨国际秩序的演化与特征，对地区秩序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对印度洋地区秩序的系统研究则更加匮乏。

（一）地区秩序的概念与观察维度

地区秩序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区域系统或地理范围内，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国家间通过规范性安排并以特定方式互动而实现的一种持久稳定状态。通常而言，秩序的变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周期性，也会经历漫长的过程。所以，对秩序的研究需要放在一个长时段来进行考察。而且，制度、规则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国家往往会形成行为惯性，从而也会迟滞秩序的演变。从秩序的层次来看，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的区别在于地理范围或系统范畴，地区秩序主要是一个特定地理范围内的秩序，而国际秩序是全球系统范畴的秩序。虽然能够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的行为体主要是全球性大国，但对地区秩序产生影响的不仅包括全球性大国，可能还包括有影响力的区域内国家。所以地区秩序的基本格局可能呈现为“外主内从”“内主外从”或“内外双重领导”等多种模式，即以域外国家主导而域内国家从属，或域内国家主导而域外国家从属，抑或域内域外国家共同领导模式。地区秩序对国际秩序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国际秩序可以对地区秩序进行“渗透”，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二者有时候具有同构性。反过来，有的地区对国际秩序具有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在大国群集区域或战略聚集区域。例如，当前印太地区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为21世纪不再是欧洲世纪，而是亚洲世纪，确切地说可能是印太世纪。

大国战略互动深刻地影响着地区秩序的变化，地区秩序变迁是大国战略互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两个核心因素是影响地区秩序变迁的关键。一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特定区域内行为体权力分配结构是影响地区秩序的首要因素，权力的分配是分散型的还是集中型的，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结构，将影响秩序的基本形态。印度洋地区从大航海时代至20世纪60年代以前，基本属于帝国殖民秩序，直到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权力出现转移，印度洋地区的帝国殖民秩序才寿终正寝。二是地区机制及其合法性。秩序的维护通常需要依赖特定的机制，机制所涉及的原则、规范、规则与决策程序会影响国家间互动模式，使国家的行为具有可预见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系统处于均衡稳定状态。地区机制的改变则意味着国家间互动模式的变化。任何机制的建立实质也是国家间利益分配的结果，体现了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格局。系统主导国往往通过机制或制度来固化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例如，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和既得利益。但机制是否有效，取决于机制所涉及的制度与规则是否具有合法性。毕竟，“合法性是国际秩序的重要来源”。合法性指行为体遵约的规范性信念，也就是机制所涉及的相关规则是否获得了区域国家的普遍认同。基辛格认为合法性暗含了国际秩序的总体框架被所有主要国家所接受, 同时被内化为这些国家的对外行为准则。

一个例外情况是，霸权国家依靠强制建立的地区秩序尽管合法性低，但当域内缺乏崛起强国与之抗衡，违反规则代价高昂时，霸权国主导的机制仍具有效性。然而，靠规则合法性维持的秩序比靠强权实现的秩序更具持久性和稳定性。值得一提的是，规则是否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并具有合法性，其实也取决于是否能够确保其他国家在现行规则中获益，因此合法性本身也体现了其他国家的预期收益。

（二）地区秩序变迁的内在机制

地区秩序变迁是权力结构变化与地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以及权力发生转移后，通常新的崛起国会抛弃衰落国主导的国际机制，重新建立有利于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分配的地区机制，从而导致秩序变迁。而权力结构变化主要取决于国家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发展。此外，如果崛起国是现行机制的受益者，维持现有机制有利于崛起国，那么现存秩序可能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崛起国不满意现有机制，现有机制失去合法性就可能面临被崛起国抛弃的局面，崛起国寻求“改制 ”或“建制 ”以重塑秩序。因此，权力结构变化需要经过国际机制的“过滤 ”作用才能影响秩序的变迁，而机制或制度的合法性则是决定机制有效性的关键。

同时，如果霸权国以实力为后盾，通过高额惩罚来威慑不遵约的国家，那么出于对霸权国的恐惧，其他国家会扮演现行秩序的遵守者。一旦霸权国实力衰退，权力分配格局出现变动，这些国家就可能试图改变或修正相关机制或规则，从而实现秩序的改变。还有一种情形是，霸权国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预期收益来获得地位认同和规则的合法性，从而实现机制的有效性和维护秩序的目标。即使是在权力结构改变的情况下，如果现行机制“有利可图”，崛起国也可能选择继续遵守而不是打破现行秩序。因此，盲目地将崛起国视为秩序现状的修正者甚至预言“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显然太过于绝对，过度强调物质性因素而忽略了非物质性因素的规则合法性之重要性，也是权力转移理论的缺陷所在。本文在批判性借鉴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将地区机制及其合法性作为影响秩序的重要考量，合法性将影响地区机制的有效性，从而影响秩序的维护或者改变。除此之外，其他可能影响秩序变迁的情形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秩序主导国从现行机制中获益越来越少，因此选择抛弃现行机制。例如，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的系列“退约 ”行为。二是维持现行机制运行的成本高昂，秩序主导国选择转嫁成本，鼓励地区伙伴进行责任分摊。当前，在印度洋地区既是如此。但这并非表明美国彻底放弃领导权，当地区国家对第三国的制衡失效时，美国就不会再“袖手旁观”，而会选择直接介入的模式。三是区域一体化发展对地区机制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强，促使地区性机制不断产生。但任何地区秩序的分析都不能忽视国际权力结构的渗透作用，应将此作为地区秩序分析的背景要素。总之，理解秩序变迁的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印度洋地区秩序变迁的现状。

二、大国战略互动下印度洋地区秩序变迁的现状

“在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印度洋主要被利用和被看作一个统一体，它有助于把遥远的社区连接成各种复杂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回顾历史，15世纪后印度洋开始进入国际政治的议程设置，印度洋地区的秩序经历了几轮演变。1498年，受葡萄牙资助的海洋探险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南亚次大陆，印度洋开始进入欧洲统治的视野，并以强制性的殖民占领为主要手段。16世纪开始，葡萄牙以武力方式叩开了印度洋的“大门”，在印度洋地区建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海上霸权，区域内自由航行被迫终结。从控制模式来看，葡萄牙主要控制了从好望角、非洲之角到马六甲海峡等咽喉要道，借此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之后，葡萄牙的衰落导致权力转移。从 17世纪中期以来，荷兰、法国与英国开始在印度洋沿岸地区进行战略争夺。19世纪中期英国打败法国，1858年英国政府全面接管印度，同时英国以当时的锡兰为中心，对进出印度洋的各个咽喉要道进行排他性控制，将印度洋视为英国的“内湖”，并通过建立“有限航行自由”规则来进行区域治理，以维护在印度洋的帝国殖民秩序。

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综合国力加速衰退。英镑失去国际优势币种地位，英国国际收支失衡、工业竞争力与经济实力急剧下降，丘吉尔感叹道：“比起强大的俄国熊和庞大的美国象，英国雄狮似乎的确弱小多了。”英国步入了“帝国的黄昏”，经济实力和海军实力被美国远远超越。英国塑造世界事务能力的衰退归咎于其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出口贸易居世界首位，工业产量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2以上，是全球最大债权国。美国还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拥有海外军事基地484个，同时独家垄断了原子弹。随后英美就关于在迪戈加西亚岛（DiegoGarcia）建立军事基地进行谈判，1971年英国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英美在印度洋地区实现了和平的权力转移。印度洋从帝国殖民秩序转变为了霸权秩序。无论是英帝国还是美国霸权，都依靠军事控制为主要手段建立区域秩序。因此，都存在一个规则合法性问题。例如，部分印度洋沿岸国家就曾反对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建立军事基地。只是美国霸权擅长通过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方式来换取地区国家的承认，以寻求合法性。

随着英国的撤退和冷战的发展，美苏在全球的战略角逐也蔓延到了印度洋地区。从196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希望通过“南下”印度洋，与美国进行全球霸权争夺。这一时期，苏联在印度洋沿岸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频率增加。美国也在该地区主导建立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中央条约组织与东南亚条约组织，旨在反苏反共，印度洋地区呈现两极争霸秩序状态。为了避免印度洋地区成为美苏争霸的冷战场、防止美苏军备竞赛扩散至该地区，以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域内国家于1964年提出了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倡议。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权力结构重构，美国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霸权国家。印度洋被美国单极霸权主导，美国通过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合作建立军事基地，建立了广泛的前沿存在。例如冷战后，美国与海湾国家签署了军事基地合作协议，“9·11 ”事件后加大了战略部署力度。这一时期，印度洋地区非传统安全成为美国进行地区安全治理的重要对象，例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与武器走私等。美国通过打击地区海盗来维护其统治的正当性。2002年，美国领导建立了由 33国组成的联合海上部队（Combined Maritime Forces) 。作为一个多边海军合作机制，致力于协调各国多边海上联合行动。同时，印度洋域内国家参与区域治理的意识不断增强，促使各类地区机制纷纷建立。例如，印度主导的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ORA）建立，旨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目前，IORA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之一。印度开始追求在印度洋地区的领导角色，致力于实现以印度为“一极”的亚洲“多极化”和世界大国地位的目标。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权力格局出现新一轮变动，以美国霸权衰退和中国、印度战略性崛起为主要特征，全球权力出现扩散态势。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从印度洋沿岸地区进行战略收缩，2012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 ”政策后，将60%的海军力量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以集中资源制衡中国崛起。与此同时，中印作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个代表，两国的战略崛起逐渐打破了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秩序，权力分配格局出现新变动。而且，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尤其是中印自2020年6月发生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两国关系历经了四年多的低位徘徊。尽管近期中印关系开始缓慢复苏，但印美战略协同下的联合制华意图更加凸显，深刻地影响着印度洋地区安全格局。同时，印度主导的区域内机制不断取得进展，不同类型的组织和机制得以确立或强化。尽管机制化程度还有待提高，但从印度洋地区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该地区已从一个机制化水平低、联系松散的区域逐步向经济、安全与文化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域内机制已从追求反帝反霸到谋求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合作的方向发展。从回顾历史到总结当下，当前印度洋地区秩序变迁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权力分配格局呈多极化发展

权力分配格局是影响秩序变迁的关键要素，也是观察一个地区秩序类型的重要指标。当前，印度洋地区权力分配呈现扩散化状态，权力分配格局正从冷战后的美国单极主导转向中美印等国多极并存的发展格局。同时，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正加大在该区域的战略性投入，区域性权力不断增强。

1.美国的战略回调与策略演变

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在印度洋地区接过英国权力转移的“接力棒 ”后，依靠前沿军事存在实现了对印度洋的战略性控制，但美国从未制定一个系统的印度洋地区战略。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衰落，全球权力分布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先后完成撤军，战略力量从印度洋沿岸收缩，实行克制外交，减少政治投入，鼓励地区盟友分摊责任，并将战略重心聚焦于西太平洋地区，重申美国的“太平洋国家”身份。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战略重心明确从反恐转向大国战略竞争，并把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为了制衡中国的崛起，美国强化反华机制建设。2017年在美国主导下，美日印澳四国同意恢复“四方安全对话”（Quad)，并实现了领导人峰会与外长级会议的机制化。从“亚太再平衡”到当下的“印太战略”，美国将印度洋作为“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正式将印度洋纳入其全球大战略框架之中，并从过去强调单极军事主导转变为依靠地区战略支点国家印度来维持区域秩序。面对2023年10月以来的新一轮巴以冲突，美国尽管坚定支持以色列，但仍保持了战略克制，避免因重新卷入中东地区冲突而分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资源。

尽管印度洋重回美国的全球大战略之中，但美国在执行策略上有所改变，更多依靠地区支点国家和盟友伙伴维护地区秩序，同时加强对地区小国的战略自主能力建设，避免这些国家产生对外过度依赖。“美国寻找机会扩大并强化与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伙伴关系。”对于南亚小国，美国通过经济与安全援助来增强这些国家的安全能力。对于印度，美国积极进行战略扶持，通过承认印度的地区主导地位，鼓励印度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首次明确提出“我们将深化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它在印度洋安全和更广泛地区的领导角色。”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仅表示支持印度的地区净安全提供者角色。因此，2017年报告之中美国的战略意图更加明确，希望通过扶持印度以维护地区秩序，制衡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帮助美国分摊战略成本。美国则 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只有在关键时候才直接介入。

总体来看，当前美国的印度洋战略具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重视印度的战略支点作用，继续鼓励印度承担地区责任。2024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持久承诺”，重申支持印度的地区领导角色。美国政府、战略界精英基本形成了对印度的统一共识，普遍主张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印度应该在任何有象征意义的高端组织或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这使印度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地位日益凸显。如今，美印关系步入全方位发展阶段，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虽非盟友，但胜似盟友。2020年6月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之际，美国向印方积极提供针对中国的情报共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二是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接触范围，重视西印度洋岛国的价值。美国对印度洋的关注在向西印度洋扩散，承诺要加强与西印度洋岛国如塞舌尔、毛里求斯等国的合作。2024年3月26-27日，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毛里求斯，评估“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并承诺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支持毛里求斯从该法案中最大化受益。此外，将印度洋地区岛国如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作为美国的战略支持重点。三是美国开始积极审视在印度洋地区的政策协调性。2024年5月14日，为了加强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接触，美国国会议员发起了《印度洋地区战略审查法案》，旨在对内加强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多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确保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政策一致性。同时，对外加强与印太地区伙伴的接触和合作，重点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洋地区岛国。可以发现，除了与主要盟伴合作之外，开展“岛国外交”也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一项重要举措。

2.中印的崛起与海洋战略转向

中印的战略崛起，尤其是两国经济实力与海上力量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印度洋地区权力结构的转变。就中国而言，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在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特别是中国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与此同时，印度的经济增长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印度的经济增速除了少部分年份之外，多数年份都保持在 6%以上的高速增长水平。2022年，印度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而10年前，印度的GDP在全球排名是第11位，IMF据此预测2027年印度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在2024年大选前夕，印度总理莫迪在人民院承诺，下一个五年任期内，其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将带领印度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莫迪的前两个任期，由于其领导的印人党政府致力于经济改革以及奉行积极的经济外交，印度在经济领域总体表现出色。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背景下，中印同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印两国都在不断加强海上力量投入，以建立与经济体量相匹配的军事实力。从地缘分布来看，中印都具备构建海陆复合型强国的地理条件，两国在地缘禀赋与陆海战略发展方向上具有一定相似性。

就中国而言，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开始重视海上力量建设。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目标，这是中国根据国内外复杂形势与自身发展需要，首次明确提出“海洋强国 ”目标。根据“世界现代军事战舰名录 ”（WDMMW）公布的2024年全球海军实力排名，中国仅次于美国，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二，印度则排名第七。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增强以及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需要，中国对印度洋地区的参与积极性不断提升，包括与地区国家举行联合军演、海上护航、开展远海训练、海洋科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等，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2015年，中国发布《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明确提出海军建设要“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强调“必须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高度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随着中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中国开始加大对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治理力度，致力于远海护卫。2017年，中国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正式投用，这是中国自2008年开始参与印度洋地区护航10年以来建立的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其意义在于它从实践层面真正转变了中国过去的近海防御思路，使远海护卫机制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地区的实施和推进，中国海外利益的扩散从客观上也需要中国海上力量“走出去”，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坚定捍卫者。此外，中国还致力于促进印度洋地区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23年12月7日至8日，中国主办了第二届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2023)，会议发布了《中国—印度洋地区蓝色经济发展合作联合声明》，达成了系列成果清单，具体包括成立中国—印度洋地区蓝色防灾减灾联盟、建成并启动蓝色经济智库网络、提出“新能源印度洋”倡议等。除了这些机制性成果外，中国还积极向地区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实施200多项小而美援助项目、实施针对性领域的人才培训等。因此，中国对印度洋地区的参与更加多元化，涉及安全、经济、能源、渔业、灾害管理等领域，并通过发起倡议或建立新的地区机制，积极向该地区国家提供区域公共产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

就印度而言，其在印度洋地区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加之经济实力的增强，印度也开始转变传统重陆轻海的观念，追求构建海陆复合型强国目标，加大对海军力量的投入，致力于从“褐水海军”走向“蓝水海军”，构建以印度洋为战略核心，影响范围向南海、地中海辐射的基本格局。在2015年印度发布的海洋战略文件《确保海洋安全：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中，印度第一次强调在印度洋地区作为“净安全提供者”（Net Security Provider）的角色，建设强大的海军力量则是必然要求。目前，印度已实现了双航母同时服役目标，这两艘航母分别是“维克拉玛蒂亚号 ”（INS Vikramaditya）和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INS Vikrant) 。为了展示印度强大的海上力量，2023年6月印度派出双航母战斗群在阿拉伯海域开展军事演习，展示印度在印度洋以及更远地区的战略投送能力。此外，印度还强化海军基地建设，扩大前沿部署，提高战略拒止能力。例如，为了提升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近年来印度不断强化和升级改造相关海军基地基础设施，强化与印度洋地区岛国如塞舌尔、毛里求斯、斯里兰卡等国的军事合作，加强对印度洋的监控能力和海上控制能力。为了减少对外武器依赖，降低脆弱性和敏感性，2014年印度发布了《印度海军本土化计划（2015-2030) 》，旨在强化海军的本土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实现国防领域自力更生。

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中印关系跌入谷底，印度对华威胁认知进一步上升，并全面调整了对华战略，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最大安全威胁来源。中印关系从过去的“合作为主竞争为辅 ”转变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模式。两国在陆地边界和印度洋海域的竞争有增无减，印度试图将中国排挤出南亚和印度洋。为了加强对华海上竞争，印度加强了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部署。据印媒报道，2023年3月印度在大尼科巴岛（Great Nicobar Island）悄悄建立了一个多功能海军基地，该基地俯瞰整个马六甲海峡，距离印尼不到 140 公里，从地缘上可对中国进出马六甲海峡形成战略威胁。该基地对印度的海洋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在印度看来，这个基地可以对中国在中印边界的陆上优势形成反制，达到以海制陆的目的。

除了加强自身安全能力建设之外，印度还防范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之间发展关系。2024年3月，马尔代夫当局要求印度撤军，印度认为这是中马关系走近的结果。随后，印度宣布在拉克莎群岛南端米尼科伊岛（Minicoy）建造了一个新海军基地，以加强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从地理位置上看，该基地靠近马尔代夫，容易对后者构成战略威慑。此外，印度还有选择性地对周边邻国实施不求对等回报的“邻国优先 ”政策，并寻求扩大互联互通与经贸往来。例如，2024年6月21-22日时任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印孟双方签署了10项合作谅解备忘录，包括加强两国铁路互联互通，以及印度宣布将修建一条横贯孟加拉国并联通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铁路。这条线路具有经济上与战略上的双重意义，其战略意图在于通过缩短至东北部地区的距离，加强印度联邦政府对东北部的控制，同时在必要的时候有利于印度军队做出快速反应和力量部署。同时，印度还积极对印度洋沿岸国家进行安全援助并强化安全合作，以增强印度的区域影响力。对于有重要地缘价值的印度洋岛国，印度一如既往地有针对性开展“岛国外交”，这些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塞舌尔、毛里求斯 以及科摩罗等。

3.法日澳等国进行战略重置

尽管中美印是当前印度洋地区权力结构中的主要“三极”，但其他中等强国或大国在印度洋地区不断上升的战略影响力也值得重视，尽管他们可能属于权力分配结构中的“第二梯队”。在美国“印太战略”影响之下，美国的盟友伙伴也积极对美国进行“战略贴靠”，重置其对外战略以响应美国战略号召，将涵盖印度洋在内的印太地区作为重要利益区和重点战略力量投射区域。其中，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致力于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多元化战略存在。法国作为一个印太国家，在该地区有着广泛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对整个印太地区充满战略关切，并致力于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存在。法国主要通过部署永久性军事力量、与地区主要国家开展双边安全合作、对地区小国进行安全培训、开展多元化经济合作、支持和融入地区机制、开展联合研究等方式增强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存在。在2019年发布的《法国在印太地区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法国认为印太地区地缘格局呈现三大动态：中美战略竞争引发新的联盟；国家间利益分歧导致多边主义衰落；地缘战略空间缩小以及局部冲突的溢出效应。在坚持战略自主的同时，法国强调联盟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多边行动来维持地区战略稳定与安全平衡。注重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开展在印度洋的双边安全合作，以及与其他欧盟国家联合开展行动等，并支持以印度洋海军论坛（IONS）为代表的地区安全机制的作用。法国还重视印度洋地区“蓝色经济 ”的发展，2021-2022年法国与印度洋地区国家合作开展了一项聚焦印度洋“蓝色经济”的项目，具体包括发起当地民间社会倡议、开展关于海洋和蓝色经济行动者研究项目，举办活动提高人们对发展公平和包容性蓝色经济的认识。2022年，法国更新和发布了《法国印太战略》报告，全面阐述了法国在包括印度洋在内的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与行动计划，并再次承诺对印度洋地区安全机制和架构的支持。法国在“对标”美国“印太战略 ”的同时，致力于扩大其自身的区域战略影响力。而且，加强与印度的区域合作是其战略优先。

日本与澳大利亚作为“Quad ”的重要成员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关键盟友，紧密追随美国战略，将印度洋纳入“印太战略 ”框架，与美国及其地区盟伴积极进行战略协调并开展双边与多边合作。日本一方面在战略层面加大对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投入，包括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开展发展援助、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等；另一方面，日本积极与盟伴国家进行战略协作，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模式增加日本在该区域的战略存在。日本重置其印度洋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紧跟中国步伐，积极参与印度洋地区小国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善于利用其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援助领域的强项而进行地区力量投射。近年来，日本还加大了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的港口投资力度。客观来说，日本对这些国家的接触较早，冷战时期就开始参与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援助，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基础。加之，日本在技术、管理以及资金方面具有优势，日本的“软介入 ”方式具有隐蔽性，不易被视为地缘竞争行为，既能实现其战略目的，又能收获地区国家的好感。同时，加强与地区大国印度的合作是日本在该区域的重点政策方向，推动日印合作不断深化。日本在孟加拉国投资建设了靠近缅甸一侧的马塔巴里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泽庆一郎（Nakazawa Keiichiro）表示，马塔巴里港虽然不是印度投资，但可以向印度企业提供一个进入东南亚的切入口。可见日印关系的紧密程度。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印度洋国家，理所当然将印度洋视为其天然的战略势力范围，并强调该区域对澳大利亚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近期，澳大利亚的印度洋战略有所调整。2024年4月17日，澳大利亚发布了首份国防战略报告—《2024年国防战略》，该报告通过对当前国际形势评估，认为大国对印度洋地区战略港口的争夺以及海上航线主导权的竞争越发激烈。为此，澳大利亚调整了战略部署，明确表示“东北印度洋是澳大利亚的安全中心和海上航线中心”，强调未来澳大利亚要重点加强与印度的安全合作，强化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孟加拉国的联合演习与安全培训等，并通过海域态势感知、国防工业参与以及培训教育等方式深化与地区国家的防务合作。该报告的另一个特点还突出表现在战略手段上，澳大利亚明确表示“拒止战略”将成为其国防战略的基石，强调澳大利亚将通过“拒止战略”来威慑任何威胁澳大利亚北方通道的对手。这说明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重心已转向以孟加拉湾为中心的东北印度洋地区，并将针对性进行“战略下注”。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关注更多聚焦于东印度洋地区。此次澳大利亚进行战略调整，既有配合美国的战略需要，也说明东北印度洋地区已成为大国战略争夺的焦点。

（二）地区机制向域内国家主导方向发展

地区机制是塑造区域国家互动行为的重要规则，也是维持地区秩序稳定的重要条件，通常区域机制体现了一定的权力分配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随着印度洋地区权力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以及美国对地区责任的推卸，印度洋地区机制日益凸显出域内国家主导的特色。其中，印度的角色愈加显著，成为塑造印度洋地区机制的重要引领者。作为首屈一指的印度洋沿岸大国，印度的“天赋使命”以及世界大国地位目标，促使印度在地区机制建设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莫迪政府执政时期，印度参与印度洋地区机制建设和区域安全治理的进展迅速。地区机制特别是所涉规则的合法性是塑造一个地区秩序的关键，为此印度积极将自身塑造为地区安全维护者和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在叙事上对印度的区域角色进行道德标榜，向地区国家传递印度是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者的国家形象，并建立了旨在促进地区合作发展与安全的系列机制。印度积极在印度洋地区进行“建制”，旨在强化印度对印度洋的秩序塑造能力。在美国积极对印度进行战略拉拢并推卸地区责任的背景下，印度在印度洋的机制建设和参与地区治理进程进一步加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强化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例如，2024年2月，由印度、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的海岸警卫队联合举行的代号为“多斯 蒂 ”（Dosti）的三边军演中，孟加拉国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安全合作机制，这意味着该安全合作机制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除了与周边海域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外，印度还积极向印度洋西南海域进行力量投射，计划2025年4月向该区域 派遣一艘海军军舰，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港口访问和联合监视，船员来自印度和其他 9个印度洋沿岸国家。此外，印度还积极强化与非洲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举行多边海上联合演习，命名为“非洲印度关键海上接触”（AIKEYME) ,有“团结”之意，旨在提高与非洲国家海军的协同性和相互操作性。

第二，加大对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例如，在最新一轮巴以冲突影响外溢以及红海危机背景下，印度积极发挥了地区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印度官员表示，印度在红海以东部署了至少12艘军舰以提供安全保障和打击海盗，并调查了250多艘船只。2024年3月26日，印度外长苏杰生访问菲律宾时，还自豪地提及了印度在红海和阿拉伯海海域护航的成效，包括印度海军成功营救货船。苏杰生还表示，印度和菲律宾应该更为密切地合作以塑造新兴秩序。这充分表明了印度对塑造地区秩序的强烈政治意愿。此外，印度还积极与欧洲国家合作来维护印度洋地区秩序。近年来，印度与法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合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早在2018年3月，两国就通过了《印度-法国在印度洋地区合作联合战略愿景》。2023年7月14日在印法战略伙伴关系25周年之际，两国又发布了雄心勃勃的2047愿景路线图，以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第三，积极参与机制创建。参与机制建设是一个国家参与秩序塑造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印度在机制建设方面的积极性颇高，创建了一些具有地区影响力甚至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机制。例如，2015年印度联合法国发起了国际太阳能联盟以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该联盟现有106名成员；2018年12月，为了加强印度洋海上安全，印度海军建立了印度洋地区信息融合中心（IFC-IOR)，通过信息共享和安全合作以确保印度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印度也积极发挥“领导力”作用。2021年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印度提出了“绿色电网倡议”和“韧性岛国基础设施建设倡议”。2023年，印度利用担任G20峰会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成功邀请非盟加入G20并推动了G20成员的扩大，间接地促进了G20机制的扩散。在印度看来，这也彰显了印度对国际机制的影响力。2025年3月11-12日，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毛里求斯期间，推出了印度的“全球南方”新愿景，命名为“马哈萨迦 ”（MAHASAGAR）倡议，其目标是实现“相互和全面的跨区域同安共荣”。相比较于2015年莫迪在毛里求斯推出的“萨迦”（SAGAR）愿景聚焦印度洋区域合作，新愿景将成为印度与全球南方国家进行互动的行动指南。总体来看，印度对塑造地区机制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上升。“莫迪 3·0 ”时代，印度将继续发挥对区域机制的塑造作用。而且，印度的这一角色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广泛认同，域外大国纷纷表现出加入其中的兴趣。例如，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虽然没有资格成为环印度洋联盟的正式成员，但美方积极保持着对话伙伴国身份以避免被边缘化。2020年法国则升级为该联盟的正式成员，2021年俄罗斯成为对话伙伴国。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中国近期在印度洋地区也开始积极塑造地区机制。例如，第二届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2023）所达成的系列成果，表明中国的地区机制塑造能力也开始慢慢上升。

三、印度洋地区秩序变迁的新特征

印度洋地区秩序长期处于单极霸权主导，并以域外殖民帝国或霸权国家的军事控制和强制管理为主要手段。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演化，印度洋地区的秩序正在变迁，步入权力结构多极化和地区机制主导权本地化的基本态势，并呈现出以下新特征。

（一）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复兴与“阵营化”发展

当前，印度洋地区秩序呈现地区权力结构多极化发展、地区机制主导权向域内国家转向的态势，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该区域长期呈现美国单极霸权主导不同，权力出现扩散化态势。同时，在美国进行“责任推卸 ”情况下，印度逐步承担起了地区机制创建者的角色。这种局面与当前中美陷入全面战略竞争、中印关系长期低迷以及中国在印度洋区域的战略影响力日渐上升紧密相关。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呈现复兴势头，地区小国对可能被卷入大国地缘政治冲突充满担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正以新的方式呈现。与传统以军备竞赛为主要内容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不同，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呈现出新的方式。例如，美国为避免印度洋地区小国产生被卷入大国冲突的担忧，在与印度洋地区国家进行接触时更加小心翼翼，在叙事上避免提及对华竞争，采取“醉翁之意不在酒 ”的宣传叙事。例如2023年5月，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阿弗林·阿赫特（Afreen Akhter）率领美国代表团在孟加拉国达卡参加第六届印度洋会议时表示，美国将更多地参与印度洋地区事务。但为了避免地区国家对选边站队的担忧，阿赫特强调美国对印度洋的关注受该地区经济发展和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所驱动。由此，避免提及中国以降低地区国家的警惕。在美国国务院2024年2月9日发布的“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持久承诺”中，美国进一步明确将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加强与地区组织环印度洋联盟的合作，通过在“低级政治”议题如气候变化、可持续和包容性蓝色经济等领域开展合作，增强美国的战略存在。

同时,“港口竞争”成为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新方式。无论日本、印度都在积极加强对印度洋沿岸国家具有战略性港口的投资建设。例如，印度致力于对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孟加拉国的第二大港勐拉港（Mongla Port）的投资建设与运营，主要源于地缘争夺的需要。其中，日本努力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在整个南亚地区积极进行港口投资建设。对于如孟加拉国这样的地区小国而言，则努力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孟加拉国长期遵循其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 “友及天下，不树一敌 ”的外交原则，以在大国间奉行平衡政策。例如，孟加拉国让日本投资建设马塔巴里港，让印度建设勐拉港的同时，邀请中国投资建设孟加拉国南部的帕亚拉深水港。

第二，美印日澳法等国之间不断加强战略联动。联合盟友开展地缘政治竞争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重新恢复的对外战略竞争手段。美国不仅积极与盟友和伙伴在印度洋地区开展双边与多边合作，还积极鼓励盟友与伙伴之间展开相互合作，导致不同类型小多边机制相继建立，形成了紧密且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印日澳法等国则积极与美国保持战略协调。目前在印度洋地区已形成了不同双边、小多边以及不同领域的机制化合作模式。尽管印度洋权力格局表现出多极化趋势，但大国战略互动呈现“阵营化 ”发展态势，形成了以美国及其盟伴为一边而中国为另一边的相互竞争模式。例如，针对中国任何科考船访问南亚国家港口，印美等国都表现出警惕和过度担忧。2022年8月，中国的测量船停靠斯里兰卡港口后不久，2023年1月美国海军与斯里兰卡海军也在斯里兰卡港口举行了军事演习，日本自卫队也参与其中。为了在战略上支援美国制华，日本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取得了“突破式”进展。2023年8月，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一艘驱逐舰低调访问印度洋地区，并在斯里兰卡科伦坡造船厂停留5天进行维修，这是日本军舰首次在海外进行维护，未来可能会常态化。该舰队随后还访问了印度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布莱尔港的重点军事设施，该地点紧邻马六甲海峡咽喉要道，具有极高的地缘战略价值。与此同时，法印两国也积极加强战略协同，在2024年1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两国同意加强在西南印度洋、印度周边海域的联合监视等合作。国防与安全合作长期以来是印法伙伴关系的基石，两国承诺不仅要加强法印三军之间战略协作，还要联合其他志同道合国家开展海上联合行动。同属印度洋国家，澳大利亚与印度之间的战略联动也在不断加强，印度是澳大利亚在印度洋的优先合作伙伴。2025年2月26日，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长达138页的“澳大利亚与印度经济合作新路线图”报告，将进一步提升两国的双向投资与经贸合作，聚焦清洁能源、教育和技能、农工联合企业以及旅游等四大优势领域的合作。提升与印度的合作在澳大利亚有较强的民意基础，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2024年的民调显示，49%的人主张澳大利亚在对印关系中应把国防与安全合作放在中等优先位置。基于此，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联合制衡压力可能进一步上升，无论是在军事安全、贸易投资还是港口建设等领域。

（二）治理机制“盈余”与治理赤字加剧

印度洋地区机制已转向以印度为主的域内国家主导模式，且印度也积极扮演机制“创建者 ”角色，并借助对地区机制的引领来实现对区域秩序的影响。但是，当前印度洋地区存在地区机制重叠与地区治理不足的悖论。一方面，地区治理机制向多元化、重叠化发展，各种不同领域、不同规模大小的机制并存，导致制度“拥挤”或供给剩余；另一方面，治理的有效性明显不足，地区国家对治理的需求与有效的治理结果之间存在落差。面对国际与地区形势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印度洋地区机制存在治理滞后或治理无效的情况。

第一，地区机制功能重叠，有效性不足。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问题、缅甸国内冲突问题、近期巴以冲突问题等，都面临治理急迫性和治理无效性的双重困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安全风险外溢，给整个地区带来了安全“负担”，而现有印度洋地区机制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却无能为力。其中，作为当前印度洋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区机制，环印度洋联盟在功能上已实现了扩容，从聚焦域内国家的社会经济合作扩大为聚焦海洋安全、自然灾害管理以及科技合作等，实现了在功能上的“赋能”。尽管如此，环印度洋联盟却在上述几个地区问题上表现乏力。又如，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作为一个次区域合作机制，在功能上与环印度洋联盟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都聚焦区域经贸与投资、反恐与跨国犯罪、灾害管理、科技与人文交流等合作。只是在成员结构与地理范畴上，前者聚焦孟加拉湾地区，后者则涵盖整个印度洋地区。

近年来，BIMSTEC在印度的积极推动下发展活跃，但是该机制在面临当前急迫的孟加拉国罗兴亚人问题时，仍无法利用这一机制平台在孟加拉国与缅甸之间有效发挥协调作用，以促使罗兴亚人遣返。这一问题目前已成为地区潜在的安全风险，且形势每况愈下。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3年6月的统计，位于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的难民营拥有近百万罗兴亚人，是当前全球最大的难民营。由于资金短缺，营区内居民每人每月仅有价值8美元的食品券，平均每天仅 27美分。2024年3月，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呼吁国际社会向孟加拉国罗兴亚人提供1.19亿美元援助，以缓解当前营区居民的生存危机。由于外来援助缺乏，导致难民营内部社会犯罪率上升，安全风险外溢加剧。此外，由于资源争夺，罗兴亚人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断上升。目前，罗兴亚人问题给孟加拉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和社会负担，并可能对整个地区安全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例如，毒品泛滥、武器黑市猖獗、人口买卖增多等。在地区机制缺乏有效治理方案的情况下，孟加拉国长期以来希望中国在该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帮助遣返滞留的罗兴亚人。此外，由斯里兰卡探路者基金会（Pathfinder Foundation）与瑞士人道主义对话中心（CHDS）联合创建的孟加拉湾海洋对话（Bay of Bengal Maritime Dialogue）机制在参与主体和议程设置上与BIMSTEC高度重合，涉及灾害管理、海洋治理与海洋危机管理等。该机制主要发挥交流平台作用，2024年5月举行了第四届对话会。总之，这些机制存在功能重叠、有效性不足的难题，无法解决地区棘手问题。

第二，海盗袭击重新抬头，区域安全治理滞后。印度洋地区长期以来是全球海盗袭击最为频繁和活跃的区域，严重影响了海上航线安全，这也是中国2008年远赴印度洋进行护航的原因所在。根据国际商会国际海事局（IMB）的年度海盗和武装抢劫报告，2023年全球海域出现了海盗袭击复苏现象，共发生了 120起海盗和武装抢劫船只事件。印度洋地区从2023年11月开始，索马里海盗再次猖獗，针对渔船、公海商船袭击的次数增加。与此同时，自2023年10月以来新一轮巴以冲突出现安全风险外溢，导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代表的西北印度洋地区的风险指数增高，不稳定性增强。新兴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扩散，将使海盗以及海上恐怖主义事件的破坏性可能更强，影响范围更广。例如，无人机技术的扩散。因此，各地区应该加强合作以联合防范。已有研究表明，关于海盗治理问题，印度洋地区已形成了“多层次、多主体”的治理安排，包括全球层次与地区层次、多边与双边合作治理相结合。但作为印度洋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安全机制印度洋海军论坛（IONS)，在该问题上也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无法有效发挥安全防范功能。

无论是在打击海盗还是海上恐怖主义，预先防范比事后治理更为重要。近年来，在大国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其他传统安全议题回归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问题尽管面临紧迫性，但似乎被降到了次要地位。因为其影响只具有局部性和阶段性，而不是全球性或系统性的，从而容易被相关国家所忽略。2022年4月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之一，该倡议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在该倡议中，中国宣布未来的重点合作方向包括“携手打击海盗、武装抢劫等海上跨国犯罪，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和航道安全。”

（三）技术民族主义兴起与区域主义回潮

当前，印度洋地区还出现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现象是，一方面由于国家安全泛化导致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逆全球化的盛行促使区域主义发展，各地区更加重视本区域内部的合作与协调发展。前者强调技术自主与技术在国际竞争中的核心地位，后者寻求加强区域内经贸关系，实现地区一体化发展。技术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逆全球化的结果。技术民族主义强调技术关乎国家的生存、安全与发展，主张各国要独立自主掌握技术，避免对外过度依赖而在关键时候被人“卡脖子”。当前技术民族主义的一个总体特征是，不仅强调本国自主掌握技术，而且还注重防止技术对外扩散，尤其是要杜绝技术扩散至竞争对象国。其中，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前美国对华奉行科技遏制战略，对华进行全方位科技封锁，并联合盟友对华实施技术制裁以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毕竟，未来中美竞争的关键在于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在印度洋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技术民族主义发展势头，同时伴随着寻求内部一体化发展的区域主义回潮。

第一，以印度为代表的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尽管相较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而言，印度的技术民族主义较少被探讨，但却呈现“方兴未艾 ”之势。莫迪政府技术民族主义具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方面，重视科技力量的作用，提倡在各领域自力更生，把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印度追求国防装备的本土化研发与生产，减少对外武器依赖，把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印度总理莫迪在2023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日当天发表演讲时承认，技术在塑造未来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印度重视从太空到深海、从电动车到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印度致力于在技术领域追求自主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战略自主，避免受制于人。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在涉及印度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近年来，印度为来自中国的投资设置各种障碍，杜绝中国涉足任何关键科技领域，对中国企业在印度生产经营奉行歧视性政策并进行政治打压。印度还通过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等国合作，承接如芯片、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产业链的转移，在此基础上对华开展技术竞争。

第二，区域主义的回潮与困境。与技术民族主义坚持自主性不同，逆全球化导致全球生产链、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全球经济出现碎片化发展态势，其结果可能使全球经济损失 7%的GDP 。在此形势下，为了减少经济碎片化、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冲击，不同地区致力于区域内部整合，并寻求近邻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小范围的内循环系统。在印太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最终签署和生效就是致力于推进地区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典型例子。印度奉行经济民族主义而宣布退出该机制，阻碍了地区一体化发展。印度洋地区由于高度多元化，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文化、种族与宗教多元发展，技术鸿沟大，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充满挑战。以数字技术为例，既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已成为塑造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印度洋地区数字实力分配不均，呈阶梯状分布形态，部分国家如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享有实力优势。其中，印度对其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发展引以为豪，在利用数字基础设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也得到了国际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可，成为一些国家学习效仿的对象。虽然这种治理模式的扩散有利于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但这仅限于涉及国家非核心科技竞争力的领域。针对核心技术的技术民族主义普遍盛行，例如在芯片领域，印度利用美国的战略扶持打造其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的地位，致力于实现核心技术领域的自力更生，以期在国际政治竞争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这种现象的一个结果是，区域内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越来越大，最终阻碍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四、未来趋势

地区秩序是大国战略互动的结果。根据当前印度洋地区秩序变迁的基本现状与新特征，可以判断未来在该地区权力分配格局多极化的状态将长期存在。同时，随着印度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印度主导印度洋地区机制建设的政治意愿可能会更加强烈。而且，只要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政策不变、印度对华竞争战略不调整，那么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地缘经济竞争就可能会愈演愈烈，地区秩序可能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一）针对岛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恐更激烈

当前，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对印度洋小国、岛国的战略重视日益加深，并针对性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发展援助、人员培训和安全能力建设。尤其是，美国和印度越来越重视“岛国外交”，澳大利亚的战略也开始聚焦东北印度洋地区，在美国为首的大国“节奏 ”带动之下，印度洋岛国和孟加拉湾国家可能成为美印日澳等国与中国进行地缘争夺的焦点地带，中国的地缘风险可能增加。部分国家可能在大国之间左右摇摆、选边站队，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且变幻莫测，将增加地缘经济投资风险，使得投资容易从战略资产变为战略负资产。对于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外交的小国而言，可能会在与各方大国的谈判中，借助弱势地位抬高要价。

（二) “低级政治”议题可能成为合作热点

由于担心地区小国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比较敏感，美日印等国可能会改变“接触”策略，更多聚焦于地区经济发展、能源安全、蓝色经济、气候变化、渔业、防灾减灾、医疗卫生等“低级政治 ”领域的合作，并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以满足地区国家的需要。这些领域也是近年来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加大合作的领域。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最终可能会以地缘经济竞争、地缘文化竞争、治理模式竞争的形式体现出来。同时，各国将会更加重视对外关系中的叙事能力建设，地缘政治竞争也将体现在舆论竞争方面。

（三）人工智能可能成为地区秩序的“新变量”

技术变革正在深刻影响着国际权力格局，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新一轮科技竞争，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将对国家间权力关系、社会生活产生颠覆式影响。而且，人工智能领域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边界和物理边界，对以物理边界来界定的特定区域秩序带来了挑战。由于人工智能领域的门槛高，基本形成了大国的权力和资源优势，一旦被某个区域的主要国家在技术上垄断，那么就有可能促使该国对整个地区实施技术霸权或技术霸凌，且隐蔽性强而不易察觉。这对于小国、弱国而言，基本是无能为力的。现阶段，对人工智能的治理还处于“各自为政”甚至“无政府 ”状态，该议题尚未被纳入地区秩序议程进行讨论，然而却是未来的发展之势。

结语

大国战略竞争、地区冲突、逆全球化、新一轮科技革命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热门现象”，深刻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与之伴随的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泛安全化等思潮呈现全球蔓延之势。全球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和重塑，正走向以亚洲“多极化”为中心的全球“多极化”，并深刻地影响着地区秩序变迁。本文基于秩序变迁理论的普遍性逻辑，研究发现印度洋地区正经历新一轮秩序变迁，并呈现权力从单极主导到多极并存的现状发展，同时作为秩序内核的地区机制与规则呈现向域内国家主导的转向格局，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等国成为了区域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中国近两年在该区域塑造机制的意识和能力也在显著提升。然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大国战略调整以及在该区域的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呈现“阵营化”发展特征。

中国作为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和关键参与者，在该区域面临的地缘风险压力可能进一步提升。如何减轻外部阻力，转危为机，发挥中国在该区域治理中的有效性，提升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秩序塑造能力，可以重点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一是保持战略主动性和灵活性，避免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布局是被动式或者反应式的。中国可考虑构建一个简约版印度洋地区战略，明确战略目标，展示中国在该区域的和平诚意和发展意图，指导中国的地区实践安排，对冲美印等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压力。二是将印度洋打造为“三大全球倡议”示范区。印度洋是一个文化高度多元化、沿岸国家普遍经济欠发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的典型区域。中国可以有效利用这一地域特征，选择典型案例来落实三大倡议，打造治理典范，缓解当前的治理赤字问题。三是重视针对地区国家的国际传播和叙事能力建设。加强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叙事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积极塑造和引领地区国家对华认知。四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主动塑造地区秩序。虽然没有地缘优势，但中国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开展人工智能外交，加强与区域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规则治理等领域的合作。（注释略）

李红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转载自2025年第2期《印度洋经济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