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看过晚年奥登照片的人，很难不对那张脸留下深刻印象。他六十多岁便已经老态龙钟，朋友们开始争相描述他脸上不同寻常的褶皱和纵横交错的纹路——伊舍伍德：“简直就是大英博物馆里的老物件。”汉娜·阿伦特：“生命本身细致地勾绘了一种面部景观，借以展现‘内心无形的愠怒’。”斯蒂芬·斯彭德：“这是一张被经历和思想冲击过的脸……一张装备盔甲却从容淡定的脸。”奥登自己的描述最为生动：“我的脸看起来就像是一块被雨水打湿的婚礼蛋糕。”

熟悉奥登生平的人应该知道，引用奥登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因为他变化多端，几乎对每件事情都有前后不一、模棱两可的看法，还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高情商，如果把他一时一地的评价或说法认定为他长期奉行的观念或想法，很可能会被迅速打脸。他夸赞过摄影是“唯一民主的艺术”，也说过“我认为迄今为止最恶劣的两项技术发明就是内燃机和摄像机”。他给不少人留下过锱铢必较的悭吝印象，但接济落难友人时又大方得可怕。也许这种难以捉摸就是阿伦特所谓的“伟大诗人必备的神秘感”。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的《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W. H. Auden： A Biography ）写于一九八一年，距诗人离世不远，余温犹在，作者可以接触到许多诗人故交，以大量一手材料和入微的剖析见长，至今仍是了解奥登生平的必读佳作，中文版译者蔡海燕深耕奥登诗作的翻译与研究二十余年，为中文读者呈上了一部熨帖的译作佳品。

政治模糊

在牛津读书期间，奥登经历了一次大罢工，他没有随大流协助政府工作，而是选择支持罢工者，为总工会开车，这大概是出于“纯粹的逆反心理”，想要站在人民这一边，反对保守主义根深蒂固的家长式权威。当时的奥登对政治基本无感，他说：“德国和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无论诸如此类的事件在长辈们心里引起了多大的恐惧或期望，我们却对它们不加理会。在一九三〇年以前，我从未翻阅过一份报纸。”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奥登和许多同时代的高知进步年轻人一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他认为基督教会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是错误的：

除非基督徒否认任何政府的存在价值，否则必须承认……暴力的必要性，并根据暴力的目的来判断其方式。如果他足够诚实的话，他便不能否认阶级冲突的现实土壤，而且除非他能够提供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共产党人的方法更好，否则他只能认同共产党人。

……事实上，共产主义是唯一真正秉持基督教立场的政治理论，他们相信个体价值的绝对平等，揭示所有世俗权力管制的罪恶之处。（236 页）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似乎认真考虑过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然而同年秋天他又给友人写信说：“不。我属于资产阶级。我不会加入共产党。”他曾自陈首部诗集《雄辩家》是“我与共产主义对话的舞台”，不过在别的场合他也说过“这是作者个人……的一次宣泄”。斯彭德和伊舍伍德都认为奥登对共产主义的兴趣没有那么大，只是在其风行的时候偶尔凑趣把玩一下而已。伊舍伍德在谈到三十年代的奥登时写过：“他现在表面上支持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至少是在大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实际上他并非真心实意，不过是迁就克里斯托弗和一些朋友而已。”多年后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剑桥五杰”中的盖伊·伯吉斯在叛逃苏联途中曾经想过联系奥登，打算在奥登于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房子里避风头，奥登听说后表示：“如果伯吉斯先生真的提出要来伊斯基亚岛看望我，我肯定会顺势邀请他的。我不能因为这个政党……就去否认一段友谊，这么做是可耻的。”友情高于国家和主义，这是当时英国知识人的一种特殊情怀。

一九三七年奥登作为同情左翼人士去爆发内战的西班牙当志愿者（英国报纸说他当过救护车司机，事实上他可能因为车技太差没有得到此类机会），此段经历的一手史料甚少（他似乎没有从西班牙写信给英国的亲朋好友，回国后也很少谈论西班牙之行，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自己经历的文字记述），但巴塞罗那教堂的处境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我发现，”他说，“走遍全城，所有的教堂都关闭了，一个神父都没有。令我惊骇的是，这一发现居然让我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与不安之中。”巴塞罗那原本有五十八座教堂，在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的推动下，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焚烧了。奥登原本对信仰一事并不上心，甚至觉得去教堂挺蠢的，但目睹其惨状，他不得不承认：“尽管我有意识地忽视甚至拒绝教堂长达十六年之久，但对我来说，教堂的存在以及过往教堂的经历一直都很重要。”后来在美国，他还认真皈依了英国圣公会，一有机会就去教堂，并从中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

一九三八年奥登和伊舍伍德去了刚刚爆发抗日战争的中国，沿途见闻详细记录在《战地行纪》（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一书中，此不赘述。奥登对中国之行颇为满意（毕竟见了不同阵营的大人物和满满的异域风情），他一边对友人说“我想，这是我去过的最美好的国家”，一边在书里写“撇开战争的因素，这个国家根本不尊重人类生命”，比较中肯的自我评价是：他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不会超过“一个旅行者的认知”。传记作者卡彭特只用了不到十页的篇幅概括了此次旅程，并总结道：“在某种意义上，他和伊舍伍德几乎是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

奥登在欧亚大陆分别经历了战火洗礼后，回到英国那由于“家庭式”气氛而特别单调沉闷的文坛似乎变得不可接受。“那时的处境，对我来说，英国已经不适合待下去了。我在那里不可能再成长。英国的生活就像是一种家庭生活，我爱我的家人，但我并不愿意与他们共处一室。”

归处彷徨

一九三九年奥登移居美国，这在英国知识界是个大事儿。毕竟，英国作为美国的老祖宗，文化底蕴和土壤都要深厚太多，向来只有亨利·詹姆斯这样的美国文人移居英国变成英国人，哪有英国大诗人去文化沙漠的道理？

可文化沙漠有钱呢。奥登在英国一向过得不算宽裕，诗集出版的稿费不足以维持生计，他给文学杂志撰稿的稿费勉强够零花，他曾骂出版商都是衣冠禽兽。美国不但版税、稿费都比英国高，还有大学聘金和高额的演讲费，奥登总算可以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哪怕美国景象包括“难以描摹的自动点唱机……疯狂的沙拉……充斥着驳杂‘垃圾品’的毫无特点的乡村和迷醉于各种电子指示牌的千篇一律的城市”，美国文学“不太行”。

奥登去美国拿的不是工作签证，他在学校教书违反了签证条款，被移民局勒令离开美国。名人可以走后门这件事不论古今东西都是通行的，奥登的纽约出版商兰登书屋安排他与一位联邦官员（官员太太是一位诗人）取得了联系，就如何规避问题进行了一番指点，然后托了关系找到罗斯福的表弟推迟了勒令离境的官方行动，奥登得先去加拿大，再以“第四千二百零一号非优先级配额的英国移民”身份入境，并获得了可以从事有偿工作的许可。

“二战”爆发后，英国高层关注到了奥登和伊舍伍德等人住在美国而无法回英国服兵役的问题，议会一度讨论过此类人士是否应该失去英国公民身份。一派人认为奥登这样的英国年轻人在美国四处走动却一点不关心战局，这种现象对英国战事起不了正面作用；另一派则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让一代才华横溢的英国诗人葬送战场，不应该再让奥登这一代诗人承受相同的命运。奥登本人大概不以为意，何况他刚找了个美国小男友。

一九四八年奥登在意大利的伊斯基亚租房子，一半时间定居在那里。一九五八年在奥地利的基希施泰腾购买了心爱的房子，每年都去住上几个月。晚年奥登终于不堪忍受纽约的脏乱差（“我的厨房屋顶漏水了。一扇百叶窗坏了。蟑螂比比皆是”；“纽约是地狱”），他很害怕自己突然死在公寓里无人发现，于是开始为返回英国养老进行“微妙的商榷”和“试探”。他向几位媒体记者透露了想在牛津基督教堂学院安享晚年，“毕竟，剑桥大学为福斯特做了这样的事”。牛津大学花了许久才处理好奥登的住宿事宜，一九七二年奥登终于回到熟悉的故土。

晚年奥登很爱奥地利，可惜奥地利不怎么爱他。奥地利税务局的脑回路十分清奇，他们看到奥登在诗歌中经常提到基希施泰腾及奥地利文学，决定向这个有名的外国人征收一系列税款，总额高达九万美元（要是搁现在，难道不应该是奥地利当局向奥登支付宣传本国文化的公关费吗？）。这糟心事让奥登十分忧虑，在讨价还价之后，税务局同意免除一半税费。友人认为焦虑导致了奥登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一九七三年九月奥登受奥地利文学学会的邀请朗读诗歌，在维也纳的宾馆突发心脏病去世，葬于基希施泰腾。如今想来，奥地利政府折磨了大诗人，收了税，后世还可以靠诗人故居、墓园吸引世界各地的诗歌爱好者，有点儿讽刺。

性向摇摆

奥登在牛津读书的年代，同性恋已经流行了好一阵子。能进大学的女生寥寥无几，精力旺盛又热爱探索的年轻男大学生出双入对，便理所当然地蔚然成风。奥登的学弟路易斯·麦克尼斯观察到：“同性恋和‘智识’，异性恋和‘肌肉’，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对子。”初识情事的奥登在进大学的头几个月里放飞自我滥交无数，并将之归因于弥补自己先天条件不足的补偿心理，他会爱上那些不太可能回应他恋情的运动健将/ 异性恋者，对愿意与之发生肌肤之亲的人却鲜有爱意。他还因为接触妓女在学校上下引起轰动，被校长当众打了六记教鞭。

奥登在大学里遇到了终身挚友伊舍伍德，后者是他唯二会分享未刊诗作并听取建议的文学知己（另一位是他后来的美国伴侣切斯特·卡尔曼）。他们经常发生关系，但两人在体格和性格上都太过相似，无法体验那种只有截然不同的人才能碰撞出的火花，伊舍伍德在分析二人的关系时捕捉到了潜藏的暗流—对学生时代的眷恋，“做爱的价值在于让我们的关系保持了一种青春期的活力—几乎就像是我们可以随时借此回到过去”。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同床共枕重温学生时光。伊舍伍德还精到地点出：他们经常有意无意地取笑对方的外表，似乎是为了破除这段关系里任何真情实意的苗头。

奥登在纽约遇上了不知算是正缘还是孽缘的金发小伙切斯特·卡尔曼，卡尔曼彼时十八岁，比奥登小十四岁，妥妥的小鲜肉。卡尔曼有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嘴唇丰满而性感，面庞活泼而生动，兼具了天使和恶魔的双重特质。他博览群书，品位不俗—喜欢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和福楼拜。第一次与奥登交谈便辨识出了一些比较冷僻的文学典故，而且还能说出其他更相称的典故，让奥登惊叹不已。切斯特的纽约中产阶级犹太背景（玩笑话、迷人的特质、独特的褊狭、诙谐的谈吐、饮食和语言）也让奥登心醉神迷，带给他无尽的神秘和向往。奥登不但与“准岳父”建立了友好关系，切斯特的父亲对他俩的关系没有任何异议，奥登还很快承担起了切斯特的生活花销，甚至为他支付了不菲的大学学费。

在美国皈依了英国圣公会后，奥登对神爱和人爱（“性- 浪漫”之爱）有了进一步体悟，他认为贬低爱欲是否定了上帝所造之肉体的良善，他在给卡尔曼的情书中写道：“上帝正是选择你来向我展示至福。”

不过上帝也喜欢通过折磨人类子民来考验他们。“至福”卡尔曼有滥交的毛病，令已经步入中年、渴求稳定关系的奥登十分痛苦。奥登在一九四七年写到了自己的“三重处境”：“像妻子一样性嫉妒，像母亲一样焦虑，像兄弟一样竞争，对我这种脾性的人来说并不容易。不过，这就是我的归宿，我必须适应它。”

确实，但凡切斯特在场的时候，奥登总是表现得更快乐，也更亲切。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他的深层情绪才会显露出来。有一次，斯蒂芬·斯彭德与他们两人坐在一家露天咖啡店桌旁，切斯特忽然站起身穿过街道，与一个年轻人攀谈了起来。斯彭德注意到，奥登虽然继续在讲话，眼泪却顺着脸颊缓缓流淌了下来。（484 页）

在感情危机中，“诗人是坚韧的，可以从最可怕的经历中获益”。奥登用五年的心碎打磨出了三首雄心勃勃、通畅稳健的长诗。他常说：“一切优秀的艺术，在本质上都是作者为了取悦病友而写的信。太多的艺术，尤其在我们的时代，只不过是作者写给自己的一封信而已。”

有段时间他似乎爱上了一位年轻的金发姑娘，并且有频繁的肌肤之亲，明眼人都看出了这姑娘与卡尔曼的神似之处。替身情结的确是有市场，奥登找的还是“性转”替身，别具一格。晚年奥登与卡尔曼找到了相对平和的相处之道，怨念渐消，自然是以奥登的彻底妥协为代价的。一九七〇年，奥登大概是出于对孤独老死的畏惧，向寡居的汉娜·阿伦特求婚，他俩是好友，求婚之举令阿伦特感到尴尬和难堪，直接把他拒了。阿伦特给过他一件亡夫的运动夹克，奥登不但不介意穿死人的衣服甚至很高兴，每次穿上夹克都觉得自己让一件好东西发挥了价值。

奥登在遗嘱中将一切留给了卡尔曼，卡尔曼此时方才感到自己的生活没了方向：“我失去了我的日晷。”奥登去世不过半年，卡尔曼死于心力衰竭，年仅五十四岁。他的遗嘱原是将一切留给奥登，因而无效。

如果非要通过奥登的复杂生平去总结他的诗艺，诗人可能更倾向于将诗歌视作“一场知识的游戏，一场通过准确陈述而让人们意识到诸多情感以及它们之间的隐藏关系的游戏”。

（《奥登传》，[ 英] 汉弗莱·卡彭特著，蔡海燕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〇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