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茫茫波涛，并不总是晴空万里，海雾朦胧常使海舶迷失方向。千年前，“海胡”逐波泛海，牵星过洋，来到中国。从红海到中国南海绝不容易，偏航无返屡见不鲜，仅中国沿海就有几千条沉船。而随船而来，被称作“波斯舶”“大食贾”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如何来到中国，从事什么样的贸易？北京大学教授王小甫所著《古代阿曼与中国关系史》（收录于《阿曼与中国关系史研究三种》）便是一部带领我们冲破海雾的导航之作。

作者在书中描绘出了一幅清晰的路线图：海商是“破风者”和“逐浪者”，他们攀山渡海，开辟新起点、新通道，使海上古道借风帆的动力抵达东亚。至少从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阿曼商队和使团已经在运用印度洋上的水路了，他们集合两河流域的货物船只，从波斯湾头的港口出发，沿今天伊朗和巴基斯坦南缘的海岸航行，从海陆水道到达印度河口提（Daybul，今巴基斯坦卡拉奇港）登岸，溯河谷而上，通过罽宾（Kophen，今印占克什米尔）转往中国皮山。汉代以来，“条支走廊”或“塞种之路”都与这条路线重合。在希腊- 罗马商人于公元一世纪中期发现可以利用信风以前，沿海岸航行一直是海道交通的唯一办法，当时印度西北海岸最重要的商业港口是提和婆楼割车（Barygaza，印度西北海岸古港口），来自西亚的罗马商品可以从这里走陆道，北上进入中国的西域和西藏，丝绸之路陆海两道就此连通。《汉书》 《后汉书》所记载的甘英及其使团出使大秦走的就是这条丝路南道。

总有人问我：海上丝绸之路不是起源于中国泉州吗？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不是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第一吗？其实，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南部，尤其是阿曼地区，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阿曼已广泛进行海上活动，并成为阿拉伯半岛的造船中心。阿曼也是最早利用信风的航海国家之一，在东西方海路交通中，利用夏季和冬季的信风推进船只，是横渡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最捷径航线。公元一世纪中叶写成的《红海周航记》（Per iplus Mar i sErythraei ）披露信风信息后千百年来，从西亚到东南亚，沿海居民积累了跨海远航的丰富经验，建立了海上交通贸易的巨大网络，这段海上交通也被誉为“信风西亚”或“季风亚洲”。

中国和周边国家大都利用陆地交通，对海洋港口并不看重。很多史书中甚至没有航海记录，认为不值一提，更不了解远洋贸易在许多年代里都是海陆并行、交叉递进的。我们不妨将视线拉长，阅读书中的分析与论述。

香丝之路名义下，经由阿曼传入中国的域外事物

目前所知最早传到中国的阿曼特产当数乳香。阿曼乳香很可能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已经传到了中国，从而催生了中国人专用于熏香的博山炉。乳香是放在香炉中焚烧散味的，由熏炉而讹名为“薰陆”，汉代各种样式的博山炉就是由进口乳香和其他香料带动繁荣的，仅广州汉墓就发现二百多件熏香炉。世界上著名的乳香产地主要有两处：一处是非洲之角索马里的亚丁湾沿岸；另一处是阿拉伯半岛南部，主要是阿曼佐法尔地区的阿拉伯海沿岸。后世有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作“香料之路”的，其中阿曼很可能是中国用乳香的唯一原产地。

古代罗马玻璃及其他所谓“大秦宝物”大多都是通过海路，即经由阿曼传向东方、传到中国来的。所谓与安息“交市于海中”，在当时的历史、地理情况下只能理解为以安息南界悬在海外的属国阿曼为国际贸易转口港（entrepot）。

作者考证了张骞通西域后最先贡献到中国的西方外国事物，是鸵鸟蛋和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魔术师，《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对“ 大鸟卵”和“黎轩善眩人”有记载。古人认为“大鸟卵”来自安息雀，实际是来自非洲特产鸵鸟，而“善眩人”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前三〇五至前三〇年）的希腊人由海路交市带来的礼品，目的是获得中国的蚕丝。书中还进一步考察了玻璃、祖母绿、苏合香等传入中国的宝物，指出罗马发明的吹制法，使玻璃器成为地中海的常见物品，再通过阿曼送往中国作为交易品。祖母绿产地是埃及红海中的宰拜尔杰德岛，与罗马玻璃一样充当阿曼礼品；苏合香被公认是地中海东部沿岸产物，也广泛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善于经商的大月氏人统治犍陀罗地区后，香料贸易更加频繁，汉魏史书屡屡记载大秦国、海西国的宝货是由阿曼半岛转运进入大秦道的，贸易转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特色。此外还有波罗的海的琥珀等，也都是贸易转口港销路甚好的产品。

中国中古所谓“波斯胡商”即阿曼商人

中国古代汉唐间东、西陆路经济文化交流多半是以粟特人（中国隋唐时代称为“昭武九姓胡”、商胡、贾胡，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称“兴胡”“兴生胡”）为中介来进行的。他们操纵着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贸活动，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粟特人主要是在贵霜衰落后随着萨珊波斯而崛起后，才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活跃的。

中国古代文献先后有所谓“波斯商人”（胡商）和“大食商人”（蕃客）的记载，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兴起以后甚至同时并见。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二者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没有做过透彻的讨论。作者通过研究不同时期的中文古代文献中对阿曼海商群体的记载发现，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兴起以前的波斯商人群体和以后的大食商人群体有很强的历史关联性。

历史文献中的“波斯人”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含义，如：“君讳阿罗喊，族望波斯国人也。（唐）显庆年中”云云；“李元谅，本骆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安）侯讳附国，其先出自安息，以国为姓”；李玹“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以鬻香药为业”；等等。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这些波斯人追述祖籍时提到来自安息；其二就是提到“波斯人”贩卖以乳香为主的香料。李玹兄弟五人，李珣为其兄长。据研究，李珣“卖药为业，纂有《海药本草》四卷，记载大食、波斯等地医用药物”。唐玄宗时郑虔著《胡本草》、唐宣宗时段成式著《酉阳杂俎》，都对海外名香奇药有所记载，汉语文献记载的自安息时代即来华贩香的波斯人很可能是阿曼人。

中古商贸网络下波斯特产的产地和工艺

作者认为，很多古代传到中国的所谓大秦宝物其实也是阿曼特产，如珠玑、珊瑚、玳瑁等。法国东方学家费琅曾说：“从四至七世纪初的整个中国历代史册中，所有印支半岛、锡兰、印度、阿拉伯以及非洲东岸的产品，统统称为‘波斯产’。”这是因为，把这些产品带入中国的商人绝大部分是波斯人。然而，由于地理和地缘政治等原因，安息- 波斯本土并没有发展出对外经商群体，所以古代参与经营这些物品交易的安息- 波斯商人，其实是阿曼商人。古代外商不能随便进入安息（波斯）本土，互市规定只能在边境口岸进行交易，于是古代东西方商贸交流基本上只能绕道而行—避开安息/波斯政权垄断、遮阂的伊朗高原及其周边毗连地区，陆道向北走草原之路，主要由中亚的粟特人经营；海道则向南绕道阿拉伯海和红海，主要路段由阿曼人经营。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中古时期从萨珊波斯传到中国的产品（文物）主要有三大类：波斯锦（及同类的丝毛混纺织物）、银制器皿（波斯胡瓶、碗、盘等）和萨珊银币。这些都是奢侈品，属于波斯王室为了从国际贸易获利，凭借皇家特权投资生产的出口专营专利产品。萨珊波斯早期王室为了投资生产这类产品， 专门建立了一系列“市”（sahrestan）， 为了生产和外销便利，这些市都设置在波斯湾沿岸，生产最多、质量最好的市在著名的胡齐斯坦（Khuzestan，即安息时代的条枝境域）。以波斯锦为例，这是一种由生丝和羊毛混纺而成的高质量纺织品，通常饰有珍珠，富有伊朗贵族特色。胡齐斯坦邻近出产羊毛和皮革的高地，通过波斯湾能购买到丝绸和珍珠，又靠近商贸网络，是理想的纺织品制造中心。

古代波斯湾的珍珠采集业完全是阿曼人的营生，还有一些波斯锦的技艺特点也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例如，在中国新疆和青藏地区出土的波斯锦或西亚毛纺制品氍毹、毾等，其图案上往往能见到希腊- 罗马艺术形象，这是因为早期萨珊波斯城市的劳工通常来自罗马帝国的俘虏，其中有最好的能工巧匠。早期萨珊王朝了解这些人力资源的价值，把他们重新安置在胡齐斯坦，隶属于宫廷直接管理的匠人组织，专门制作金属制品和纺织品，而他们确实生产出了丝绸之路沿线最好的产品。《魏略·西戎·大秦传》中有一段记述，可视为对这种工艺生产的说明：“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国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茧丝作，织成氍毹、毾、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

在当时，穿戴由波斯锦制成的外套和头巾，成为一种具有波斯风格的贵族服饰文化，有联圆珠边饰的丝袍和束腰长袍是其显著特征。所以，文化交流与融合往往是变异的，经过改造的产品才能适应所属地人的喜好。

“波斯舶”“大食贾”究竟为何人，如何来到中国进行贸易，特点又是什么？

前些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海丝”成为议论焦点。印度学界提出“海上季风之路”，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印度开创发明的，果真如此吗？

由于古代各海洋贸易圈之间的密切来往与相互交流，当时活跃于印度洋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帆船在构造上非常相似，难以区分。实际上，研究古代航海史的学者普遍认为，古代印度在制造巨型远洋海舶方面学习、采用了当时波斯湾地区阿拉伯人的技术。所谓“当时波斯湾地区阿拉伯人”的造船术，可以肯定就是指阿曼人的技术特长。

阿曼人有在印度洋上开展商业贸易活动的悠久历史，他们具备在环印度洋进行经年长途大规模航行贩运活动的经验与能力，只是不为世人所认知。在《红海周航记》记录公布印度洋上信风规律以前，阿曼水手和航海家们早就知道了这一变换规律，但他们对此保密。信风规律的逐步公布，使公元初期印度与红海各港埠之间的航海贸易迅速发展，继而推动了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与贸易。

实际上，公元初期印度人兴起前往东南亚从事海上贸易，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黄金和香料的需求；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贵霜帝国治下佛教在印度的崛起和传播。因为此前印度教强调种姓间的界限分明，森严壁垒，极力维护高级种姓的纯洁性，禁止与下层低级种姓接触，导致许多人担心出海旅行会与野蛮人接触而受到污染并被禁足。皈依佛教为印度人拆除了精神壁垒，解除了心理羁绊，从而促使大批印度商人和部分年轻的婆罗门僧侣到海外探险。

直到中世纪，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海路航行与航海贸易主要掌握在阿曼商人和航海家手里，只有南印度和红海间的信风航路曾为希腊罗马商人及罗马的附属阿克苏姆王国（Axum，属厄立特里亚）船队所控制和利用，后来也在竞争中失败退出了。印度洋的长途贸易中，少有印地人参与。在八九世纪，印度洋很大程度上成了“操阿拉伯语的地中海”，沿岸阿拉伯或穆斯林贸易侨民已经占据优势。因此从古代到中世纪，凡是以安息- 波斯名义同中国开展的交流，只能是由阿曼商人或阿曼船主、海员协助开展和完成的。

阿曼海商成为萨珊波斯的御用商团

安息- 波斯本土并没有发达的商业贸易，帝国宫廷王室专营的国际贸易主要由其御用商团承担，例如公元一至三世纪初安息时期的帕尔米拉商人、萨珊时期的叙利亚基督教徒（聂斯托利派，即景教徒）以及犹太商人团体等，他们先后操持条支走廊的商贸活动。

商品交易，尤其是长途贩运和国际贸易在古代到中世纪的波斯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很小，为什么安息宫廷和萨珊波斯王室还都重视国际贸易，保护并鼓励商团货主开辟、拓展海陆交通和海外市场呢？书中分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重大政治经济和政治文化的问题。中央高原和分散周边的不同地域的地理条件，对伊朗形成集权帝国非常不利，名为统一的王室宫廷与高度自治的各地贵族同时并存，而国家最高统治者其实只是“王中之王”（SahanSah）或“众王之王”。在这种国体状况下，除了拜火教的加冕，王室垄断国际商贸活动成了强化其权力和控制财政的重要资源。因国际贸易长途贩运的商品都是奢侈品，古代帝国可以从征税和投资两方面从国际贸易获利；伊朗正好地处罗马帝国和中国这两个欧亚大陆最大奢侈品市场的居间位置，因而王室能够从长途贩运的“轻货”（量轻价高）交易中获益。所谓“伊朗商人”就是阿曼商团及其船队，即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安息- 波斯胡商。他们行使安息宫廷或波斯王室赋予的特权，包揽了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几乎所有海路交流，有鉴于此，中古波斯语直接把这个跟中国打交道的群体称作“Tājr”，即操阿拉伯语的“大食”商人。特别是在中国活动的所谓“ 波斯胡商”其实主要是阿曼海商及其后裔，他们之所以挂名“波斯”，是因为直到萨珊波斯时期，阿曼还是波斯的属国。入华波斯胡商与北方粟特胡商有明显区别，他们来自海路贸易，所经营的香药、沉香木材买卖和珠宝鉴别等，据分析全由阿曼阿兹德海商操控。阿拉伯帝国兴起后，他们被称为“大食蕃客”，与原来的“波斯胡商”切割分离。

具体文物的考证

对文物的解读，是一门多学科综合的学问。新疆洛浦氍毹出土后，有学者根据氍毹上的于阗用字分析，认为氍毹应织成于公元五六〇年前后。王小甫的观点与之不同，他结合文物、文字断代等情况，认为由氍毹图案内容看，它很可能是波斯制品的仿制品，如果织物上对于阗文的解读是“灵汁献给萨波梅里”，那么波斯原件上的文字应该与其他很多波斯制品—如青海都兰出土的波斯锦一样，为“神圣的王中之王”。

又例如，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五至六世纪北朝“胡王”锦，在胡人和骆驼之间织有“胡王”二字，因此，有研究者说“胡王”锦这类仿波斯织物是以外销为目的生产的，王小甫辨析称：“漂亮的织锦作为中国生产的外销品可能性不大，原因是古代丝路贸易中，西方尤其是希腊罗马国家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是蚕丝而不是丝绸成品。《魏略·西戎传》：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从西方古代史料可知，罗马上流社会需要的主要是半透明的丝罗纱，要制造这种东西，得把密纹织品的中国丝绸拆开来重新纺织。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九说大秦人‘又常利得中国缣素（密纹的普通丝料）解以为胡绫绀纹（轻纺织品）’。普林尼也证实了这件事，他说丝国人‘把他们森林中的毛絮品’送到罗马，从而‘给我们妇女以双重任务，先把它解开，再重新纺织，……穿着这种透明的轻纱，罗马妇女可以展示她们全部的妩媚’。……大部分进口的丝绸都是这样处理的。其他丝料则只进行染色以投罗马人所好；而丝线用于刺绣，或与毛和麻合成混纺品，其中大量都是叙利亚的作坊所制造。”由此可知，没有证据表明罗马世界曾喜爱过中国式样或汉字花纹的丝绸，生丝或丝绸运到罗马边境时就有各种形式的再加工，变成罗马人自己的织物。国外发现的中国丝织物是中国文化特色的自产品，因此而推测“胡王”锦是外销品，仅仅是一厢情愿，历史上没法落实。

书中对中古时期从波斯传入中国的银器等文物产地和工艺也做了考释，比如波斯胡瓶、银碗刻盘、萨珊银币等，与波斯锦一样，都是为王室生产的，管理严密的王室作坊御用的工匠和大量银料来源以及商贸网路，都使得银器可以作为贵族礼物流转。这就是从地中海到中亚、东亚的波斯风格器皿的流向，而且粟特匠人模仿伊朗样式进一步创作出独特的银器礼品，并购买中国丝帛。波斯王室垄断的专利产品被冠以“波斯”名义的阿曼商团推向海路贩运。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不仅需要航海知识，更需要用卓识思维去发现历史事实。王小甫以阿曼与中国关系史为纲，将古代文献、亚欧地图和考古证据整合为连贯的叙事体系，系统揭示了阿曼在古代东方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以阿曼的视角从西向东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呈现出一段古代全球微观史。

（《阿曼与中国关系史》，王小甫、李安山、吴玉贵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