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产业链风险冲击是仅仅阻碍中国企业技术进步，还是进一步倒逼中国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突破?以美国实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为外部冲击，分析技术封锁引发的产业链风险对中国上游企业自主创新突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链风险冲击倒逼中国上游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作用机制源于国内市场空缺激励和倒逼效应与政府扶持效应，上游企业自主创新还对下游企业产生创新溢出效应。面对日趋激烈的中美科技博弈，应加大重点领域国产化替代力度，完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配套政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加快形成开放创新生态。

关键词：产业链风险；技术封锁；企业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

研究背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影响。美国对华实施打压和围堵，以期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美国对中国上游产业链的技术封锁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这些上游企业自主创新，从而实现关键中间品的核心技术突破。那么，这种国外技术封锁引发的产业链风险(以下简称“产业链风险”)究竟仅仅对中国上游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全面遏制，还是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最终实现自主创新突破?在大国科技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回答好这一问题，对于提升中国供应链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相关文献认为，国际贸易壁垒抑制企业创新。首先，贸易壁垒使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企业为规避经营风险，往往选择增加流动性资产，从而挤出本国企业研发投入。其次，由于贸易壁垒使中间品贸易成本提升，新兴技术传播速度降低，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最后，贸易壁垒阻碍外资企业在本地市场投资，从而大幅降低市场竞争强度，导致企业创新产品意愿下降。

然而，还有文献认为，贸易壁垒有利于技术追赶国家企业创新。一方面，技术追赶国家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后，主要承担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多数关键中间品主要依赖国外进口，“低端锁定”导致企业丧失自主研发创新的动力。贸易壁垒不仅能扩大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也有助于减少外部竞争压力，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利润空间和时间窗口。另一方面，全球领先国家对技术追赶国家实施贸易壁垒措施，能够倒逼技术追赶国家企业创新。Jabbour等研究发现，欧盟反倾销制裁引致的出口税率上升，倒逼中国出口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推动了产品结构优化，从而增强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频发，Huang等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倒逼中国出口企业提升其创新水平。Li等也发现，为避免美国对华加征出口关税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中国出口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份额。

美国作为全球技术领先的超级大国，为维持其技术优势，通过设置非关税壁垒打压技术追赶国家。特别是近年来，为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对华新兴和关键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研究结论却未达成一致。部分文献认为，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实体清单企业创新产生负向影响。而且，目标企业受管制清单影响后显著抑制上游企业创新。美国出口管制具有创新抑制效应，但管制会促使中国企业转向自主研发投入的“内生创新”。另有文献认为，美国出口管制并未对中国企业创新产生抑制，实体清单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但对美国供应商的创新绩效产生消极影响。寇宗来和孙瑞指出，国外技术断供留下的中国国内市场空缺激励上游制造商进行技术追赶。从上述文献可知，关于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观点分歧。而且，目前研究主要考察出口管制对实体清单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鲜有研究检验《法案》限制出口新兴和关键技术领域引发的产业链风险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创新之处

第一，拓展国际贸易壁垒对追赶国家企业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从出口管制技术领域这一视角提供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壁垒促进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突破的经验证据。以美国实施《法案》带来的产业链风险重大事件为外生冲击，依据该法案划定的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范围，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识别生产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上游企业，实证检验美国贸易壁垒引发的产业链风险对于中国上游企业自主创新突破的影响。

第二，深刻剖析外部产业链风险促进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机制。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美国对日本及俄罗斯等技术追赶国家实施“长臂管辖”式的技术封锁后，由于国内市场体量不足，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加之泡沫经济破裂和地缘政治复杂等因素，这些国家被管制行业的技术升级严重受限。有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被断供芯片后，国内市场空缺和政府扶持是激励国内上游企业芯片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但该研究限于芯片领域，且目前尚未有经验证据支持以上观点。为此，运用数理分析模型和双重差分法，通过搜集上游企业国内外销售数据、上下游联合攻关专利数据，以及企业场景开放、政府引导基金等政府创新激励数据，重点检验产业链风险对中国上游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链风险倒逼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机制在于，国内市场空缺激励和倒逼效应与政府扶持效应。这对于深刻理解外部技术断供背景下中国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突破的触发机制和条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第三，对我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政策价值。当前，大国科技博弈日益加剧，探讨美国出口管制影响不同进口代替特点企业自主创新表现的研究相对缺乏。通过搜集上市企业海关数据、美国上市企业数据，考察出口管制对“长臂管辖”领域，以及对非“长臂管辖”重点领域中技术差距大且高度依赖美国的上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开展这一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产业链风险冲击带来的多重影响，为我国降低国外技术依赖，积极应对特朗普政府新任期的产业链封锁冲击，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影响路径和拓展分析

（一）影响路径分析

1. 市场空缺激励和倒逼效应

1966年，施穆克勒提出了“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强调市场需求是决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美国对华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封锁后，国内市场留下的市场空缺形成了需求缺口，激励国内上游厂商通过技术升级获得更多利润。为了检验这一机制，首先把上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替换为销售利润率，其他设定不变。回归结果显示，《法案》实施后，上游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显著提升。采用2013—2021年省级22类HS码细分产品进口数据，进一步考察《法案》对关键核心领域产品进口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后，与关键核心技术相关产品进口金额显著下降，上游企业的国内销售额显著增加，但国外销售额无显著变化。以上结果说明，国内市场规模扩大是促进上游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因素，可以推断国内下游企业受到产业链风险冲击后，转而向国内上游企业寻求供货源。

为检验国内市场空缺激励是促进上游企业创新的关键机制，考察外部冲击下行业上游国外进口依赖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将事前上游产品国外依赖度与核心解释变量相乘，如果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法案》实施前上游产品国外依赖度越大的行业，其在《法案》实施后国内市场缺口越大，相应上游企业的自主创新程度也就越高。回归结果显示，《法案》实施前上游产品国外依赖度越大的行业，其上游企业的自主创新程度越高。这说明产业链风险带来的市场空缺激励促进企业创新，从而占据原来国外企业市场空缺，并提升企业销售额。

此外，国外产品进口限制使下游企业面临产业链断链风险，下游企业对国内上游企业自主创新突破形成倒逼效应，上下游企业倾向于开展协同创新攻关，从而获得更高的产品质量和更大的利润。通过文本分析方法，筛选上下游发明申请和授权合作专利，若该专利申请人同时为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则认为是上下游合作专利。回归结果显示，面对产业链风险，中国上游企业加强与下游企业联合创新攻关，进而加快自主创新突破。

除了企业间合作，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也是企业从事创新研究的主要合作伙伴。为此，检验产业链风险对于上游企业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影响，用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申请的发明申请专利数，衡量企业产学研合作研究程度。回归结果显示，上游企业的校企发明申请专利数量显著提升。因此，美国对华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封锁后，上游企业积极寻求产学研合作，从而加快实现自主创新突破。

2. 政府扶持效应

理论研究表明，当国内上游企业与国外企业初始高端技术存在一定差距时，政府扶持能够降低企业进行技术追赶的研发成本，减少市场失灵，从而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在产业链风险背景下，我国政府从创新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扶持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第一，验证政府研发补贴机制。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突破，新型举国体制提出在企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聘用研发人员等环节提供一系列资金补贴支持。为此，检验产业链风险对于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美国对华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封锁后，研发补贴在1%水平下显著增加。根据前文分析结果，政府研发补贴并未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形成“挤出效应”,反而有效激发了上游企业的自主创新热情。

第二，验证政府减税机制。自2018年起，经过多轮减税政策的调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和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等减税措施力度更强。为此，检验可能的税收激励机制，回归结果显示，美国对华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封锁后，中国上游企业的税收占营业收入比重下降0.9个百分点，上游企业税收返还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并无显著变化，企业的税收激励主要来自税收减免制度。

第三，验证信贷融资机制。信贷融资不仅能够直接改善企业融资约束促进研发投入，也会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为此，检验相关信贷融资机制，回归结果显示，上游企业借款占营业收入比重变化不显著，但利息与借款比显著下降，上游企业股权融资占营收比重和机构持股比例显著上升，其获得的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显著提升。此外，以银行长期贷款所占总债务的比重、机构持股占总股本比重与过去3年持股比例标准差的比值度量企业耐心资本，结果显示，上游企业得到的耐心资本显著增加。上述结果说明，借款利息下降、股票投资、机构持股、耐心资本、政府引导基金是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重要路径。

第四，验证应用场景加强机制。应用场景加强政策有助于加快创新产品的商业运用，促进“创新—市场应用—再创新”的正循环。以企业是否有政府采购经历、年报是否提及场景开放相关词汇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法案》实施后，政府采购上游企业产品、场景开放的概率显著增加。

（二）拓展性分析

1. 异质性分析

第一，企业所有制。国有企业坚实的技术基础不仅吸引更多下游客户，其战略地位也更易获得政府扶持资源。为此，将是否为国有企业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基准回归中。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发明申请专利和关键核心发明申请专利数量提升更显著，说明国有企业是自主创新突破的主力军。《法案》实施后，国有企业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自主研发费用提升更显著，说明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资源优势，自主研发投入规模更大。

第二，企业融资约束。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等特点，高融资约束企业面对产业链风险可能难以进行自主创新。为此，使用SA和WW指数衡量上市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并计算得到《法案》实施前三年的平均值，将该平均值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基准回归中。结果表明，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发明申请专利和关键核心发明申请专利数量显著下降，说明资金投入是自主创新突破的重要条件。

第三，市场优势。市场优势是一个地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规模，反映了地区可获得的整体市场规模，市场优势高的地区拥有更可观的购买能力与更加多样化的需求。因此，构造城市市场优势指标，计算得到《法案》实施前三年的平均值，将该平均值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所在城市的市场潜力越高，其发明申请专利和关键核心发明申请专利数量提升越明显，说明市场规模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关键因素。

第四，企业技术基础。根据后发优势理论，企业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越有可能逐渐增加创新投资以实现技术超越。为此，按照企业是否在2018年前发布过出口管制领域发明授权专利，区分是否为具有技术基础企业。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法案》提及的管制技术与发明授权专利进行匹配，从而识别出管制领域发明授权专利。回归结果显示，《法案》实施后，具有技术基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更明显。此外，采用中美企业专利、研发强度、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比值衡量中美上游技术距离。结果显示，越接近上游技术前沿的企业，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越明显。

第五，“长臂管辖”领域。根据2024年美国出台的《关于解决美国对受关注国家的特定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投资的行政令》,筛选出美对华重点“长臂管辖”领域。通过企业主营业务筛选出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并通过与核心解释变量相乘方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长臂管辖”领域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口上游产品金额显著下降，而这些领域的中国上游企业自主创新水平提升更显著。这意味着美实施“长臂管辖”后，中国企业难以从美国及其他国家进口上游产品，从而更能激发上游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突破。

第六，行业进口替代特点。在国内短期无法供应的情况下，有些非“长臂管辖”重点领域中技术差距大且高度依赖美国行业还存在向其他国家寻找替代供应商的可能性。一方面，计算《法案》实施前三年四位数行业美国上游产品进口金额占上游产品进口金额比重的均值。如果某一行业进口比重超过均值中位数，则认定该行业为高度依赖美国技术行业。另一方面，计算非“长臂管辖”重点领域的中美行业技术距离，采用中美行业TFP的比值中位数区分是否为中美技术差距大行业。将是否为技术差距大且高度依赖美国的行业虚拟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相乘。结果表明，非“长臂管辖”重点领域中技术差距大且高度依赖美国的行业从美国进口上游产品金额无显著变化，但从其他国家进口上游产品金额显著增加。与此同时，非“长臂管辖”重点领域中技术差距大且高度依赖美国行业的自主创新水平无显著变化。

第七，不同行业特点。《法案》实施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受到更大技术封锁，以及高管制和进口依赖行业更易产生脱钩断链风险。上文结果表明，供应链风险反而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突破。为此，进一步从行业视角考察企业自主创新表现。回归结果显示，《法案》实施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以及高管制和高进口依赖行业的发明申请专利和发明授权专利数量显著提升，与预期一致，即面临更多风险冲击的行业，企业的自主创新突破更为明显。

第八，“卡脖子”技术领域。将2018年《科技日报》在“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系列报道中列举的35项“卡脖子”技术与上市企业的主营产品名称和主营产品类型进行匹配。回归结果显示，《法案》实施后，“卡脖子”领域上游企业的关键核心发明申请专利产出显著提升，主要表现为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数量提升。

第九，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按照《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初步挑选出七大行业中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企业。通过关键词“军工”“航天”“电力”“电网”“石油”“石化”“通信”“煤炭”“航空”和“船舶”在主营产品名称中进一步筛选和复核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企业。回归结果显示，《法案》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倒逼效应。

2. 上游企业自主创新对下游企业的溢出效应

为检验上游企业自主创新技术攻关对下游企业的溢出效应，使用CNRDS的上市企业年度前五大销售客户数据，识别该年处理组企业的客户企业。剔除上游企业样本，将购买上游企业产品的下游企业作为处理组，其他企业作为控制组。回归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水平上，处理组比控制组企业的研发投入费用显著高出34.4%,且发明申请专利和发明授权专利数量分别高出9.3%和11.0%。这说明上游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后，其知识和技术会通过互动合作传输到下游环节，进而对下游企业产生创新溢出效应，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创新能力。

3.《法案》对企业基础研究能力的影响

企业基础研究不仅为企业后续技术开发提供理论基础，也有利于其吸收外部研究成果。由回归结果可知，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后，中国上游企业在基础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上取得显著提升，与高校的基础研究合作也显著加强，从而为中国上游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技术源泉。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2018年美国出台并实施《法案》为产业链风险冲击，从理论上分析产业链技术封锁后中国上游企业自主创新决策，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产业链风险对中国上游企业自主创新突破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产业链风险倒逼中国上游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机制研究表明，上游企业自主创新突破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空缺、倒逼联合攻关，还源于政府研发补贴、减税、政府引导基金、耐心资本、政府采购和应用场景加强。拓展研究发现，产业链风险对难以实现进口替代行业、“长臂管辖”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以及“卡脖子”领域企业具有更强创新倒逼效应。此外，上游企业自主创新对下游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

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将进一步加大对华科技领域的遏制和打压，中美科技博弈或将迎来激烈较量。面对愈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所得研究结论对大国科技博弈背景下中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方面，鼓励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加大对存在产业链风险领域国产化替代力度。考虑到上游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主要源于国内市场空缺激励和上下游联合攻关，应科学研判过度依赖国外进口且存在产业链风险的领域。以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为牵引，启动备份替代计划，将上游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下游市场需求进行捆绑，扩大政策补贴范围，促进重点技术产品在工业领域的普及应用，精准引导技术和市场的高效动态匹配，进而推进国产化替代，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另一方面，尽快出台一系列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配套政策，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一是完善财税金融组合政策，支持重点产业链风险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通过研发补贴、税收减免、政府引导基金等产业政策，以及天使投资、风险投资，重点支持和投向存在技术断供产业链风险的上游企业，助力其开展原创性研究和科技攻关，尤其支持与国外技术差距大、对外进口依赖较大、受美国“长臂管辖”限制，且关系国家命脉的上游产品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通过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鼓励上下游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攻关，形成以国内需求为主导的技术生态体系。二是加大对关键核心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推动应用场景开放。扩大首台(套)、首批次关键核心技术产品购买名单，提升对受美国“长臂管辖”限制，且关系国家命脉的上游国产产品采购比例。在场景开放方面，增加自动驾驶测试、智慧物流、疾病AI辅助诊断等场景试点。三是支持民营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突破。在人工智能、半导体、5G通信、新能源等民营企业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领域，加大民营科技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扩大政府采购民营科技产品列表，增加民营企业应用试点场景，引导民营企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最后，进一步推动国际产业链合作，优化国际供应链布局，加快形成开放创新生态。短期内，加强国际产业链合作有利于降低我国面临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可统计分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进口总量和来源国，识别高度依赖进口且关系国家命脉的上游技术、零部件或设备。对于技术差距小的产品领域，以及技术差距大无法从其他国家进口替代的产品领域，重点采取自主创新突破，加快国产替代步伐。而对于技术差距大、进口替代可能性大的产品领域，通过市场开放、技术互惠合作等策略，加强与欧盟、东盟、金砖国家等经济体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供应链体系，提升产业自主可控能力。此外，深化国际科研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加便捷的人才跨境流动机制，提高国际顶尖科技人才吸引力。

郑世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张容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